《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5

十一日，夜写‘石屏集’第五卷毕，计十一叶。　　 二十八日，写‘石屏集’巷六毕，计四十六叶。发热，似中寒，服规那丸。　　 三十一日，写‘石屏诗集’第七卷毕，计十八叶。　　 十一月一日，夜录‘石屏集’卷八毕，计六叶。　　 七日，夜写‘石屏集’卷九毕，计二十五叶。　　 十五日，夜写‘石屏集’卷十毕，计三十叶。　　 十六日，夜抄‘石屏集’跋二叶毕，于是全书告成，凡十卷，序目一卷，总计二百七十二叶，历时八十日矣。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康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　　 十月十五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　　 十九日，夜续校‘嵇康集’。　　 二十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　　 十二月十九日，续写‘嵇中散集’。　　 三十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一九一五年六月五日，下午蒋抑卮书并抄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　　直至一九二一年，鲁迅仍在校勘‘嵇康集’。　　 “二月十二日，校‘嵇康集’一过。　　 三月二日，以明刻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　　 八日，下午校‘嵇中散集’毕。　　 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夜坐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　　 七日，夜写‘沈下贤集’一卷。　　 九日，夜写‘沈下贤集’第二卷了。　　 十一日，夜写‘沈下贤文集’第二卷毕。　　 十二日，写毕‘沈集’卷第四。　　 十六日，傍晚写‘沈下贤集’卷五毕。　　 十七日，写‘沈下贤集’卷第六毕。　　 十九日，写‘沈下贤集’卷七毕。　　 二十三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八毕。　　 二十七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九毕。　　 五月十七日，夜写‘沈下贤集’第十卷毕。　　 二十四日，星期休息。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一卷毕。午后大风。夜写‘沈下贤集’第十二卷并跋毕，全书成。　　至于搜集古碑拓本，直到一九三六年都没有停止，他死前的八月十七日，还有朋友王正朔寄他“南阳汉石画像”六十七枚，可见他的兴趣毕生不衰。　　在这期间，他还从日本文中译了有关教育的文章，如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连续三夜，译了上野阳一著的《儿童之好奇心》，约六千字，登在《教育部月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　　 其间他又研究佛经，据许季茀说：“鲁迅读佛经，当然是受章先生的影响。先生在西狱三年，备受狱卒的陵暴。邹容不堪其虐，因而病死。先生于做苦功之外，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克服苦难，期满出狱后，鼓动革命的大业。　　 “民三（一九一四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买了本《瑜伽师地论》，见我后来也买了，劝我说道：‘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 ’我赞成，从此以后就实行，例如他买了《翻译名义集》，我便不买它而买《阅藏知津》，少有再重复的了。他又对我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后来鲁迅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说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　　抄书的结果，他刻行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读佛经的结果，他刻印了《百喻经》。＊　　　　＊　　　　＊　　一般的印象，鲁迅是排斥京戏的，因为在《社戏》上他曾写过初到北京时看戏的经验。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 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咚咚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主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 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咚咚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 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我几天的咚咚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才出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莲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我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 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这一天，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院，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　　鲁迅这两次的经验，实际上并未接触到京戏这一个剧种的艺术本身，只由于当时的剧场秩序太凌乱，太落后，使他无法欣赏台上演员的唱腔和身段，无法了解剧情的发展，从此裹足了，可是鲁迅初到北京时，对于京剧的改良是颇有兴趣的，如《日记》所载：　　 “六月十日，午后与齐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则以天阴停演，遂至丹桂园观旧剧。　　 “十一日，午后赴天乐园观旧剧。夜仍至广和楼观新剧，仅一出，曰：‘江北水灾记’，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余皆旧剧，以童子为之，观者仅一百卅余人。”　　以后他在一九二四年到陕西西安去讲学，曾数度去易俗社观剧，照他所记的剧名看来，谅是旧秦腔剧，剧种不同而已。　　他的正式谈到京剧，乃是一九三四年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但与其说他反对梅兰芳，不如说他反对的是梅兰芳的捧角家。其说如下：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场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 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 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 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王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是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　　 “士大夫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已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也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是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此外，早在一九二四年，鲁迅由于在照相馆看到梅兰芳了“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发过一阵子感慨，他说：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　　这是从京戏和别的剧种归纳出来的一种结论，简直探索到奇妙的两性心理上去了。　　鲁迅是戏剧的改良论者，至少希望戏剧不要给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时代不同，现在京戏和别的剧种，都是有了改良了，士大夫早已打倒，意识形态的改变，使戏剧不断地改换其面貌，这一切当然符合鲁迅最初的期望。但所谓“样版戏”是用“毛泽东思想”做成了另一种式样的玻璃罩的，林妹妹换了“无产阶级形象”，仍然是死板板的，矜持得可怜的，因为他们都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还不是活生生的现实里的英雄人物，所以和我们也并不相近。＊　　　　　＊　　　　　＊　　　　　　鲁迅虽然不断诉说寂寞和悲哀，但他在北京初期的生活，也有怡然自得的一面，一九一二年的《日记》有云：　　 “七月十四日，干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　　 二十七日，晚与季市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　　 八月十六日，夜饮于季市之室。　　 二十日，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　　 二十二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　　 九月五日……饭后偕钱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　　 二十五日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 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　　 十月二十七日，本馆祀先贤，到者才十余人，祀毕，食茶果。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乱落如雨。　　 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后同季市至观音寺街购齿磨一，镜一，宁蒙糖一，共银二元，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合。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座，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　　刘半农曾说鲁迅所作是“魏晋文章”，读他的《日记》便觉得有此种风味。＊　　　　＊　　　 ＊　　鲁迅对于家庭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的，他一个月中最多时写十二封信给作人和建人，并及二弟妇和三弟妇，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北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带着全家离开新台门为止，在这七年之中他写的家信不下于六百封（约略的计算）。　　他寄的家用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八月，每个月为银元五十元，从是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一月每月为一百元，从不缺少。在辛亥革命前后，生活程度非常低，而且稳定，当时用钱主要以铜元为单位，一枚银币可兑换铜元一百枚，鲁迅一家老幼，几年之中，从四口添到七八口，如果把鲁迅寄去的钱，每月化光，那是豪富之家了。如果有什么特别支出，鲁迅另外寄钱，如买屋、造坟、为母亲祝寿等。　　鲁迅对于在东京的羽太一家，时有资助，每月或数月，从日圆十元至五十元不等。羽太一家，除与作人结婚的信子以外，尚有芳子，福子，和她们的哥哥重久，资助并不限于家用，福子的学费，重久入营服兵役时的用费，他也均有帮助。　　他的家信大多数寄给作人，理应有所保存的，但在鲁迅死后，并未见有发表。从《鲁迅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二个兄弟，弟妇，及侄子辈的深情挚意。　　《日记》：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苦望二弟信不得。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　　 （周作人《回想录》是：‘……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 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赴劝业场理发，又买不倒翁两个，拟以贻二弟。　　 七月三日，丰丸伤风，往诊陆炳常。（按：鲁迅此时告假回里。）　　 四日，午后延陆炳常来诊母亲、芳子、丰丸。　　 二十六日，晨因丰丸发热，往诊陆炳常。夜不睡。　　 二十七日，丰丸热减。下午乘舟向西兴。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　　 十月五日，寄二弟信，又寄饼饵一匣与丰丸。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　　芳子的年龄，当时应该只有十七岁，芳子和建人的婚姻，后来似不尽圆满，鲁迅在沪定居时，建人已另有妻子，并生有子女，《鲁迅日记》中均可考见。芳子仍依作人夫妇而居，《鲁迅书简》寄母亲信（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有云：　　 “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 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弯，何苦来呢？八道弯是永远填不满的。”　　《日记》：　　 “七月十日，又得二弟信言弟妇于五日下午十一时生一女……　　 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十时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　　 八月十七日，得三弟所译《生物学》中下卷稿子二册，又芳子及冲摄景一枚……　　 二十六日，上午得二弟寄来女谧摄景一枚……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三弟妇大病，延医来。　　 二十一日，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　　 （按：鲁迅此时回家为母祝寿。）　　鲁迅对于家庭间，可谓“亲其亲”，“幼其幼”，充分尽其为长兄的责任，后来作人和他闹翻，友朋中无一直作人者。　　鲁迅为母祝寿的事，只在《日记》上见之。　　 “十二月十一日，午后客至甚众。　　 十二日，下午唱‘花调’，夜唱‘隔壁戏’及作小幻术。　　 十三日，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　　 十五日，客渐渐散去。”　　“祀神祭祖”，你不觉得鲁迅“言行不一致”吗？他是为了服从母亲一辈代的生活习惯而出此的，跨在新旧两个时代，鲁迅采取妥协和调和的态度，他从不自命为革命者，在家庭方面尤其如此。　　鲁迅有一篇小说：《弟兄》，写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但发生的故事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开始的事，那时作人第一次去北京，他年已三十三，均未出过疹子，那时在北京正流行着猩红热，这使鲁迅慌了。作人和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不穆，但过后二年，鲁迅写弟兄时感情仍如此真挚，我们把《鲁迅日记》抄摘些出来，再向作人的《回想录》比较，谁的天性凉薄，就昭然若揭了。　　《鲁迅日记》：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　　 四月一日，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才睡。　　 二日，午后同二弟至益昌午饭。　　 七日，下午同二弟游留黎厂……　　 九日，夜同二弟往铭伯先生寓。　　 十五日，上午同二弟至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归。　　 二十二日，午同二弟往广和居饭，又至留黎厂……　　 二十三日，晚同二弟往许季上寓饭，同席共七人。　　 二十八日，晚戴螺舲招饮，同二弟至其寓，合坐共七人。　　 五月六日，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午同往益昌饭。　　 十二日，上午二弟就首善医院。　　 十三日，二弟延Dr.Grimm诊，云是疹子。齐寿山译。夜寄鹤倾先生信，为二弟告假。　　 十四日，自告假。　　 十五日，自告假。　　 十六日，午后自请假。下午延Dr. Diper为二弟诊，齐寿山来译。”　　在这期间，鲁迅与作人妻羽太信子通信甚密，谅是报告作人病情。　　 “六月十日，下午同二弟往昇平园浴。　　 七月十六日，午后同二弟至昇平园理发并浴。　　 二十九日，午并二弟同至广和居饭，又游留黎厂已，……自与二弟位青云阁啜茗。　　 八月五日，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并午饭。　　 九月一日，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　　 九日，上午同二弟访季市不遇……　　 十月七日，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巳，游故宫殿并观文华殿所列书画， 复游公园饮茗归。”　　日记虽简单，但鲁迅与作人友爱之情，盎然可见。据许季茀所记，作人病后，鲁迅第二天到部，眼眶陷落，尚未恢复。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　　《弟兄》虽是一篇小说，但与他的《日记》一对照，记的均是当时的实际情感，小说中的张沛君是他的化身。　　为什么鲁迅在兄弟失和二年之后，还有兴趣写《弟兄》呢？是不是这失去了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手足之爱，值得鲁迅追怀呢？他写的如此至情，连晚年的作人，在《回想录》中也说，它与事实相合。但作人却说得如此客观，在当时，在后来，他都没有为鲁迅此种挚爱所动，我们且把他的《回想录》引一些在这里吧：　　 “在当时风声很紧，正是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按：当时正闹张勋复辟），我却个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灾难，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我说不大，因为这只是麻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转成肺炎，是并无什么危险的。但这里我有说是不小，则因我终究不是小孩了，已经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这种病是颇有危险，因为发热很高，颇有猩红热的嫌疑。但是我信凭西医的诊断， 相信这是疹子，不过何以小时候没有出过，直到成人以后再出，则与我在四岁时候的出天花，同是不能解的事情。当发高热的时候，的确有点儿危险；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我现在来抄录当年一部分的旧日记在这里，这是从五月八日起头的 ：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 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　　 十二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上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　　 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　　 ……’　　 “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过程，日子并不算怎么长，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来了。 那天里已可理发，而且在第二天许季茀送一碗菜来，吃时觉得特别鲜美，因为那时侯似乎遍身都蜕了一层皮，连舌头也蜕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种感觉，但是过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长上舌苔了。鲁迅在《徬徨》里边，有一篇题名《弟兄》的小说，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写这件事的，虽然也是‘诗与事实’的结合，但大概却是与事实相合的，特别是结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