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作者：一丁-2

敏感的鲁迅，在这几句话里留下了人生的酸辛，我于是决心回家，决心两字写出了鲁迅坚强不屈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往后不断奋斗的一生。　　正是祖父介孚公入狱的一年，父亲伯宜公又患了重病，家道真是不堪设想的了。　　父亲的病，从一八九三年迁延到一八九六年，即丛鲁迅的十三岁到十六岁，这将及四年的病，给鲁迅的感觉是：　　 “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　　现在鲁迅成为一家之中唯一的长男了，他年纪尚幼，但对家庭的责任感，一定有必须挑上这副重担的感觉吧，往后他的行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时代变了，思想变了，他不可能去重振家风，让新旧台门的古老社会回来。但他事母孝，对弟悌，对子侄呵护，在若干年中独挑一家生计，直至他如此看顾的弟弟——作人，受了女人的播弄和他翻脸为止。　　在父亲病中给他精神上的磨折，不止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尤其是庸医古怪的处方药引，促使他后来在日本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下面的对话，描写的虽然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和她孩子的病，但庸医何小仙那种玄妙的骗人话，确是典型的。　　 “‘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　　鲁迅关于父亲的病，有一篇专题的回忆，谈到当时很有名气的医生：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很不容易张罗的了；……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 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 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间，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蟀蟋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且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他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称为‘老弗大’。　　 ……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可以克伏他。……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真是名医束手了，鲁迅父亲的病迁延了几年，终于不治了。（据周作人说：第一个名医叫姚芝仙，第二个叫何连臣，“舌为心之灵苗”则是一个姓冯的医生说的，但鲁迅说过，他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的，所以对于真名姓或具体的事实，都不必刻舟求剑的。）　　中西医的争论，曾经热闹过一时。在台湾的年青小伙子李敖，直到六十年代还在排击中医。和鲁迅当时的经验一比，这当然言之成理。可是中医中药，一经科学方法整理，仍然是无尽的宝藏。大陆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已经卓著成效了。为时代所限，鲁迅当时自然看不见今天的成就。可是鲁迅排斥的只是庸医，他对于中医药这门遗产，虽然并未加深研究，却很是推重。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所作《经验》一文中有云：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费去许多牺牲， 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　　鲁迅不是一味崇洋的，由此可见了。　　鲁迅的幼年时期，到他父亲死前已告完结，在这几年当中及往后的岁月，己没有欢愉可言，有的只是一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了。鲁迅的青年　　在经历家庭的重重变故后，鲁迅不得不在十八岁那年，就踏上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他的私塾学业也许早已结束，百草园的幻梦亦不再迷人，“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　　鲁迅到南京去的时候，他祖父还未出狱，他似乎专一服侍父亲的病，由伯升和作人去服侍祖父，他的文集中从未谈及祖父，是不是对祖父无言的批评呢，我们不知道；只是因为祖父的事发了，家道才中落的。后来鲁迅在北京住在绍兴县馆，老听差对他讲了好多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位姨太太，怎样的打架等等，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来谈，可见他对祖父那样腐败的小官僚生活，有多么厌恶！　　在鲁迅的家难重重中，国难亦越来越剧了。他十四岁那年，中日的甲午战争爆发，丧师辱国，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在他十五岁时，康梁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直接造成变法维新的局面。但是这一切当时对鲁迅不会有影驹，要到他十八岁去南京进水师学堂以后，他才逐渐接触到新事物，新思想。　　鲁迅第一个进去的学校，是“江南水师学堂”，另外自然还有一个“江南陆师学堂”。一进水师的仪凤门，便可看见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简单，四整天英文，一整天汉文，读的是“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做汉文：题目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和八股文试帖诗已完全不同了。鲁迅去南京前，学的正是八股文试帖诗，那时他已不去三味书屋，只在家自做诗文请先生批改。据周作人日记：　　 “戊戌二月廿四曰：接绍廿三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 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三月二十日：下午接绍函，并文诗各两篇， 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通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鲁迅十八岁前后，正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从作文题可以知道。但从水师学堂那里虽然一星期中读四整天英文，并未获得真正的新事物，他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他到那里去呢，到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去。　　矿路学堂确乎不同些，汉文虽然仍是“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此外则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后二项就是地质学和矿物学……第二年的总办已是一个新党，坐在马车上看时务报了。他亲自出的题目是“华盛顿论”，害得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　　在进矿路学堂之前，鲁迅曾于十月间回家考了一次县试，却不曾府试，府试是枪手代考的，这还是鲁迅所说“因为那时读书考试是正路”之故。但由于他四弟殇逝，无心应考府试，就回南京去了。　　在矿路学堂，流行了看新书的风气：　　 “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米，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十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至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在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 ……”　　鲁迅完全醉心于新学了。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　　鲁迅十八岁是戊戌年，有名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正是这一年。六君子已被杀，康梁逃亡日本，其影响直接引致辛亥革命，因为改良的路行不通，非革命不可了。也许就是这一位替鲁迅担忧的老辈吧，教训他说：“康有为是想篡位的，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　　矿路学堂对于鲁迅说来，也是有名无实的，读到第三年（一九零一年，鲁迅二十一岁）毕业了。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 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 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或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只还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鲁迅在南京的四年，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年头，戊戌政变表示满清皇朝之必然覆亡；庚子义和团起事，表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引起广大农民的反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计划虽然挫折甚多，但仍不断进行；有志之士，纷纷远渡日本，都已跃跃欲试了。　　这一年，鲁迅曾写过一首诗以明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成年　　鲁迅死前一年，即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忆去日本留学的事，有云：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 使遵守一定的注释； 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 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是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为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 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 ……他又是一九零零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　　鲁迅去日本留学，是官费的，即是由政府派遣的。他进的是嘉纳治五郎办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　　他在弘文读了两年。　　这两年中，他自然欣赏过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望去确像是绯红的轻云。但更使他触目的，那是：“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辨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子，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志极了。”　　他有时也去留学生会馆，因为门房里有几本书买，还值得去转一下。一到傍晚，那里有一间的房子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据精通时事的人说：“那是在学跳舞”。　　大概平江不肖生写的《留东外史》，在当时不一定是言过其实的。　　鲁迅在日本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不少革命志士。有一个终生不渝的朋友，那是许季茀。　　据许季茀回忆，一九零二年他和鲁迅先后去日本时，章太炎正避地日本，曾和孙中山会见，同谋革命，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　　 “……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我闽人无忘郑成功，愿我越人无忘张煌言，愿我桂人无忘瞿式耜，愿我楚人无忘何腾蛟，愿我辽人无忘李成梁！ ……”　　他说：“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鲁迅终生师事章太炎，他死前所作追念章太炎的文章，感情非常深挚，对章太炎于革命的贡献，推崇尤甚。但鲁迅知道中国有章太炎，据他自述，乃由于：　　 “他驳斥了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浙江潮》创刊于一九零三年二月，章太炎的诗登载于《浙江潮》第七期，即一九零三年九月，可见鲁迅初到日本时，还没有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鲁迅真正师事章太炎，则是一九零八年的事，相距有五年之久。　　鲁迅是不是和邹容相识，我们无从证明，邹容和其他四人闯入留学生监督姚某寓中，用快剪截去其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由此可见邹容之为人。他似乎不久回国，因为一九零三年五月，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革命军》以后，他就和章太炎一起被捕，一年后瘐死狱中了。　　章太炎和邹容在日本当然都剪去了辫子的，章太炎剪辫更早，据鲁迅引述，章太炎去发时，曾作《解辫发》，当时他三十三岁，为时该在一九零零年，早鲁迅去辫两年余。鲁迅则是留日学生中去辫的第一人（据周作人所说，大约是在一九零三年二月），他自述去辫原因：“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限界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成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辨子上玩出花样来……”　　剪辫是表示汉满不两立，这在当时是一大事。但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文纪念章太炎时，却说“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为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　　一九零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毕了业。弘文书院对留学生来说，是一家特设的预备学校，便利留学生学习日文的。毕业之后当然要考虑进专修或高等学校的。而鲁迅选的却是医学。　　鲁迅自述学医的原因之一，是他确知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其他原因应该是他父亲的病，在南京水师学堂时，他已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他学医只为的“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　　九月，鲁迅去了仙台，进了医学专门学校。他之所以去仙台，实在厌于看见“头顶富士山的”那些清国留学生，那里路远，医学又冷门，热中于学速成法政的留学生所不去的。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他的食宿操心。他受影响最深的，是叫藤野严九郎的先生。　　鲁迅学医学了两年，在藤野先生的指导下，理论之外，还实习了剖解学，由于他的用心学习，和跟藤野先生的关系密切，引起了同学的妒嫉，甚至于写信给他，引用托尔斯泰给日本皇帝信的开首一句话：“你改悔吧”。但这种轻视中国人的事，并不会使他中途退学的；给他一次深的刺激的，是在课室里看到时事影片。那时日俄战争已告完结，日本胜，俄国败。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变化的结果，到第二学年终结，在一九零六年三月便向藤野先生辞了行，离开了仙台。　　这当然是一个损失。他后来对曹聚仁说：　　 “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　　但学医两年，对于鲁迅终究不是没有益处的，他的医学知识，虽不会用于治病，却运用在他毕生所写的文章中，随处可见。　　使鲁迅为之改变意见的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这在日本、俄国、中国往后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日本战胜俄国，目的在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它们在半个世纪中侵略中国的历程如下：　　　　一八九四年七月　　　　　中日甲午战争。　　　　一八九五年四月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　　　　一九零四年十月　　　　　日俄战争开始。　　　　一九零五年九月　　　　　日俄朴资茅斯和约成立，俄以中国旅顺大连及南北满 铁路租借权让日。　　　（一九一零年八月　　　　　日本并吞韩国。）　　　　一九一四年十月　　　　　日军侵占济南。　　　　　　　　十一月　　　　 侵占青岛。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　　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　　　　　　　　　五月七日　　　致最后通牒。　　　　　　　　　五月九日　　　袁世凯承认最后通牒。　　　　　　　　　五月二十五日　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协定。　　　　一九一九年四月　　　　　日本在巴黎和会中强迫列强承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之 权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上海日本纱厂残杀工人顾正红，导致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日军舰驶入大沽，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引致段祺瑞在 北京的“三·一八惨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日本出兵山东。　　　　　　　　　七月　　　　　青岛日军开济南。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　　　济南惨案。　　　　　　　　　六月四日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日军在长春演习。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　　　日军阴谋制造“万宝山事件”。　　　　　　　　　九月十八日　　侵占沈阳，席卷东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日军突袭上海，十九路军抗战。　　　　　　　　　二月十八日　　成立满洲国。　　　　　　　　　七月　　　　　犯热河。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　　　陷山海关。　　　　　　　　　五月　　　　　陷滦州。　　　　　　　　　五月三十一日　签塘沽协定。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日俄满在东京签订中东路买卖条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芦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一九零四年战败的俄国，后果尤其重大，一九零五年十月，彼得堡发生革命，革命中产生了第一次苏维埃，由托洛次基任苏维埃主席，革命虽被镇压，但这是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预演。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长期侵略，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直接引致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势力，一概铲除淨尽，开始了新的历史的一页。　　鲁迅的后半生，是努力参加了这个斗争的。＊　　　　　　　　＊　　　　　　　　＊　　　　鲁迅从仙台回东京后，没有再进学校，只是一心学习德文。到了七月，他回家结婚，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几乎使他牺牲了毕生的幸福。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一切社会制度发生动摇，婚姻制度也不例外，但只有不中途妥协，反叛到底的人，才免于为这种旧式婚姻所牺性。所谓旧式婚姻，就是单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盲婚。我们无法查得出，这位山阴姓朱的小姐何时和鲁迅定的婚，只是根据周作人的《回想录》所说：　　 “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夫人做媒成功的。伯□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十分不高明。 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且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鲁迅对于这件事毫不反抗，只能说是在宣告成事实之前低头，为母尽孝，但他婚后不数日便和作人去日本。他曾对许季茀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供养她。”鲁迅对她确是尽了扶养责任的，而且并无怨言，唯一的一句表示不满的话，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上的：“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衖朱宅发，颇谬。”　　在鲁迅未和许广平结合前，生活的孤寂，是可以想见的。他在孤寂中有一次很大的激动，因为：“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姐、 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 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把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枭便鸱枭般叫……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鲁迅写这文章时，已是一九一八年，和朱小姐结婚十二年了，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二年，反抗礼教，谋求个性解放的呼声，通过《新青年》喊出来，不只青年人喊，连鲁迅也起来喊叫了。　　鲁迅学医时受到了精神刺激，“……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可是这个梦想也不容易实现，他们准备出版的杂志——《新生》，“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周作人和许季茀——这就是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新生》虽未出版，这一年（一九零七年）鲁迅是努力从事文字工作的，我说文字工作，因为照后来收集在《坟》里的四篇文字说，那不尽是属于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毋宁说是思想性的。作品本身自然相当幼稚，“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之故”。　　一九零七年在中国革命史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便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殉难，接着秋瑾也在绍兴被杀，这都是鲁迅在东京时的熟人。　　鲁迅对于这件事有详细的叙述：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开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