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人-7

导才能极为不满，而且夏里特和拉翁之间也存在根本的分歧，同时，本—古里安的两个门徒——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和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希蒙·佩雷斯与拉翁之间也明显存在着不和。这使许多高级官员怀念“老人”，他们开始发起一场让“老人”重新掌权的运动。“拉翁事件”的发生，终于促使本—古里安于1955 年2 月重新回到政府，在夏里特政府任国防部长。“老人”似乎对回到内阁并不那么激动，他说：“要不是担心军事形势， 100 台推土机也不能把我拉出萨代博克。”本—古里安回到耶路撒冷不久，便使夏里特感到相当难过。“老人”尖刻地指责：“夏里特正在培养一代胆小鬼。阿拉伯渗透者四处出没，而我们却一次次躲在了篱笆后面。我不会让他这么干的。这一代人将是战斗的一代。”他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军事力量，并向夏里特提出建议：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把埃及人赶出加沙地带。夏里特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二人的关系急剧恶化。面对埃及的不断挑衅，总参谋长达扬向内阁递交了一份报复行动计划，夏里特不允，达扬便向国防部长本一古里安递交了辞呈。本一古里安有意把辞呈带到内阁会议，对各位部长同事说道：“要么站到夏里特—边，要么站到本—古里安一边。因为轮流追随两个人，带来的不是别的，只是破坏。”说完，他大步走出会场。“老人”的强硬，使夏里特投降了，他立即批准了达扬的大规模报复行动。1955 年10 月的第三届议会选举中，本一古里安再次受命组阁并出任总理，他暂时并没有一脚踢开夏里特，而是坚决挽留他做外交部长。但本一古里安主管的国防部频频与外国政府打交道，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他与外交部长的紧张关系。夏里特对总理气恼到了极点，而“老人”也开始担心夏里特的温和政策会在内阁与自己的政策抗衡，他要赶走夏里特。可尽管自己有威望，决事果断，也不能无缘无故地让夏里特辞职。因而，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假托的机会：需要复兴巴勒斯坦工人党，从而达到其排除异己的目的。1956 年5 月，“老人”在家中召集了一次党的会议，讨论任命巴勒斯坦工人党新总书记和由党和最高层领导人承担此职的必要性。当不少名字被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夏里特玩笑般地说：“也许我也该做做党的总书记。”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觉得夏里特这句话是个幽默的玩笑，但“老人”却跳了起来：“太好了！这主意太棒了，它将拯救巴勒斯坦工人党。”这话使大家大吃一惊，但很快便也琢磨出些滋味来。“可是谁来做外交部长呢？”果尔达·梅厄问。“你。”“老人”平静地回答。果尔达没法相信这件事，她试图向他争辩，解释为什么自己不行，可是本一古里安不为所动：“就这么办。”□黄金时代与“拉翁事件”1956 年，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消息在西方各国首都激起了愤怒的浪潮。英法两国出兵干预，本一古里安认为这是一个找到同盟者的机会。以色列政府决定出兵配合，1956 年10 月29 日，以色列军队向南开进，在6 天时间内，占领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这胜利来得快走得也快，在美苏分别施加的压力下，本一古里安政府被迫把这些领土归还给了埃及。但西奈战役却加强了本一古里安的地位，它像一剂回春妙药，使“老人”恢复了活力。西奈战役开创了以色列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也是“老人”作为民族和政治领袖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老人”展开了强大的外交攻势，他频频与各大国及周边国家领导接触，并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从他不可动摇的国家领袖和国际人物的地位来看，本—古里安最出乎意料的特性就是他那男孩般的天真。他经常表现出青年男人的活力和惊奇，他非常钦佩魔术师和能够快速计算的人。1959 年中期，他甚至开始拜访一个预言家。有一次，“老人”把头发剪得非常短，戴上一顶压到耳朵上的贝雷帽，然后问他办公室的人是否还认得他，因为他想微服私访，去看一看“犹太人是怎样生活的”。作为西奈战役凯旋归来的领袖，“老人”又连任四年。但“拉翁事件”的狂澜开始卷走“老人”的辉煌。“拉翁事件”，是指1954 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拉翁被指控应对以色列特工人员在埃及惨败负责的工作失误事件，这次事件引起了执政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拉翁1955 年2 月被迫辞职，使“老人”重掌国防部大印。拉翁辞职后不久，当选为犹太工人党工会的总书记。 1960 年，拉翁得知当时调查此事的委员会的证明材料中有两处伪证，于是，他要求政府重新调查特工失败的责任问题。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拉翁对特工事件没有责任。“老人”却认为这不是结论，他又使政府批准成立了一个以司法部长为首的部长委员会对事件进行再调查两个月后，部长委员会一致认为：拉翁是无辜的。但“老人”仍拒绝接受调查结果并要求巴勒斯坦工党中央委员会给拉翁党纪处分，否则他将辞去总理职务。拉翁事件的背景其实是巴勒斯坦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色列建国后，该党内部就出现了“青年卫士”和“老卫士”两个派别。“老人”支持以达扬、佩雷斯为首的年轻一代，他甚至制定了把他们推入国家领导班子的计划。而包括拉翁在内的“老卫士”们则发动了一场反对其年轻同事的持久战役。两代人的斗争，终以“拉翁事件”的名义载入了以色列国的编年史。由于本—古里安固执地保护并支持那些年轻的领导人，他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与他断绝关系。第一个与他为敌的是被他巧妙调出外交部的摩西·夏里特，他带着对“老人”的深刻怨恨，以凶猛的态度展开抨击。而比“本一古里安本人还本一古里安”的果尔达·梅厄也加入了反对“老人”的阵营。她敬仰“老人”，但同年轻人之间的剧烈冲突，使她对“年轻人”加深了厌恶感。她把他们看作是一批玩世不恭的野心家，这导致她与本—古里安分道扬镳。“老卫士”们痛心本一古里安对那些“用降落伞投送进党内”的年轻人的支持，认为这不明智地助长了对工党的破坏。起初，本一古里安和拉翁之间的关系还算正常。但拉翁很快看出，“老人”不会拯救他，于是，两人的措辞逐渐紧张。拉翁在有关场合提供了他无辜的证据，并指控当时领导着国防部门的人，主要是佩雷斯和达扬。他暗示他们是为了解决与他的纠葛而发动了这场阴谋。拉翁的证词造成了一场政治地震。反对党立即用它来攻击工党，甚至对政府抱有垮台的希望。固执的“老人”为了结束拉翁的政治生命，不惜发布声明：“我将不会同拉翁坐在一起。”无疑，这是要求工党在他和拉翁之间选择。“老卫士”们虽然同情拉翁，但考虑到“老人”的威望，失去他会削弱巴勒斯坦工人党的地位，无奈，他们被迫牺牲了拉翁。1961 年2 月4 日，工党中央委员会罢免了拉翁的中央委员和犹太工党总书记的职务。这就是拉翁的结局。但本一古里安的那些热情的追随者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也是“老人”统治末日的开端。在这一事件的争斗中，本一古里安的道德形象和可依赖性被破坏了，人们把他的表现视为一个蓄意报复、把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的独裁者。在他的党或他的人民眼里，他永远失去了他先前的地位。□不再是一头好斗的雄狮1963 年以色列独立日前夕，本一古里安最后一位幸存的密友伊扎克·本一兹维逝世。本一古里安非常伤感。他写道：“现在我感到孤独和失去了亲人..我毕竟也要尾随他们而去..”与工党之间不断发生的摩擦，对德国政策遭到的抨击及与国会反对派特别是贝京的自由运动党的关系，使“老人”的情绪越来越沮丧。人们已看出了“老人”逐渐衰退的迹象。1963 年6 月，他递交了辞呈退出了政府。许多人试图劝阻本—古里安改变主意，但无效。然而在他的辞职生效之前，伊扎克·拉宾将军的意外拜访却使他深受感动。拉宾对“老人”说：“对于您的辞职，部队的军官们全都震惊不己。”拉宾强调“军队不会干预政治，不会构建一个政党”。本—古里安解释他离职与军队无关，他问：“现在军队怎么样呢？”拉宾告诉他：“所有将军都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不明白没有您怎么可能驾驭局面。”“老人”被拉宾的话深深地触动，几近流出泪水来。本—古里安辞职后，向他的继任者列维·艾希科尔提出重新审理“拉翁事件”，艾希科尔予以拒绝。之后，“老人”与艾希科尔、梅厄等工党元老们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并最终导致本一古里安带着他的一帮支持者从工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新团体——以色列工人阵线。1967 年的“六·五”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本—古里安以一位退休的国务活动家积极介入以色列的政治活动，但他很快发现，他已处处遭到冷遇，他的政治生命已抵达了终点。他是有现实感和勇气的人，在生活的事实面前，他低下了自己的头。战后，他开始退出政治舞台。 1970 年，他最终退出议会，来到1953 年他生活过的基布兹萨代博克，埋头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但却极少写最近的事情。在萨代博克的最后几年里，本—古里安不再是一头笼中的雄狮，不再是雄心勃勃的先知和怒气冲冲的斗士，他变成了一位和蔼可亲、虚怀若谷、与世无争的老人，他以“国父”的身份，注视着他的继承人的行为举止，并发出一些鞭策鼓励的话来取代指责和批评。他把自己的手伸向先前的敌人，去勾销过去的仇恨，治愈撕裂的创伤。他与果尔达·梅厄开始和平相处，对拉翁也采取了温和的态度，甚至与旧日的竞争对手贝京也握手言欢，并写信给他说：“我的保拉始终是你的崇拜者。”本—古里安的85 岁生日得到了举国庆贺。以果尔达·梅厄为首的内阁到萨代博克拜访了他，议会还通过了一项特别议案，允许他再次对议会发表讲话。1973 年12 月1 日，本—古里安因脑溢血去世。他被葬在萨代博克、妻子保拉的墓旁。应他的要求，他的葬礼的突出点是默哀，也许，这比任何颂词都更有份量。二、可怕的谈判能手梅厄夫人在当代国际纠纷中，以色列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之一。在当代女政治家当中，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恐怕是最显眼的人物之一。她那传奇式的一生，独特的个性魅力，执着的追求以及超凡的胆识，不管你是恨她骂她，还是爱她捧她，你都不能不注意她重视她琢磨她研究她。她是好人还是坏蛋？是魔鬼还是英雄？是当代民族解放之星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罪恶之果？她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她可能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她就是她——一个有血有肉有气性的女人，一个独特民族培育出的特殊国家代表。□“她这是从哪里学到的？”上小学时，果尔达·梅厄小姑娘得帮着照看母亲的杂货铺，所以经常迟到，往往是一边哭着一边往学校跑。姐姐谢伊娜生病去丹佛后，果尔达的家庭负担就更重了，不得不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挣钱。小学毕业后，果尔达已经长成一位文雅正直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大姑娘。尽管成绩很好，父母却不准她上中学，坚持要她就业订婚。在申辩和眼泪都无法改变父母的主张后，果尔达在要好同学丽贾纳的精心安排下，只身出去到了丹佛。先住谢伊娜家，在姐姐和姐夫的支持监护下上中学，后从姐姐家第二次出走，完全自立。独立生活一年后，果尔达接到父亲的来信，同母亲和解，重返密尔沃基。中学毕业后，入师资培训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在犹太人中心办的业余意第绪语学校教书，后来又去芝加哥当图书管理员。此时，果尔达已经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社团里的风流人物了。如果说俄国平斯克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曾经给果尔达小姑娘以启蒙的话，那么高涨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则给梅厄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连续六个晚上，果尔达发表了即席演讲，终于募捐到了一笔可观的钱。密尔沃基的报纸为此发了文章，还配了一幅果尔达的照片：“几十个小女孩把他们的几个便士捐献给了慈善事业，这慈善事业还是他们自己发起组织的..值得提出的是这个慈善事业本身是对小孩上公立学校时可能没有足够的教科书这件事的响亮的批评，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果尔达重回密尔沃基后她的家庭境况已经大有改变。最大的改变是果尔达的父母也深深地卷入了城里犹太人的政治活动中。西蒙入了共济会，母亲也发展了做善事的本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蒙家成了密尔沃基犹太人政治活动的某种机关。美国当时著名的犹太人政治活动家以及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开创者的好多人多数是在这时同果尔达相识相交的。正是在这些人的影响和父母的纵容下，年轻的果尔达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社会政治活动，到处募捐发表演讲，参加乃至组织游行。有一次，果尔达想到教堂去演讲，因为每当犹太新年、赎罪日这些犹太教节日时，那里的人特别多，但习俗不允许女人在教堂里向集会人群讲话。果尔达一怒之下要同伴找了一个大肥皂箱子，准备放到教堂门口，站上去向回家的人群演讲。事情被父亲知道，父女大吵一场。父亲吼道：“我的女儿跑到大街上，站在肥皂箱子上，真丢人，是耻辱。”并警告说：“如果你非要去，我就跟着去，当众揪你的辫子，把你拖回家来。”果尔达还真的说服丈夫莫里斯，还有那位倔强的姐姐谢伊娜去了。莫里斯是从立陶宛迁居美国的犹太人，他出身贫寒，是孤儿，但他自学成才，爱好诗歌和音乐，知识渊博，性情和善幽默。果尔达是在姐姐谢伊娜处认识莫里斯的，两人一见钟情，不顾父母反对而终成眷属。但莫里斯同果尔达在思想上并不完全一致，这从莫里斯写给果尔达的信里便可看得出来：“我不知道对于你看来像一位非常热心的民族主义者该高兴还是不安。我对这件事是非常被动的，虽然我完全赞成你的活动，正像我赞许致力于帮助受苦受难民族的人们一样。”所以，当果尔达表示她非常想和他结婚，又决心去巴勒斯坦，央求他一起去的时候，莫里斯犹豫了。两人决定分别一段时间考虑，这给果尔达很重的压力。果尔达意识到她有可能要在莫里斯与巴勒斯坦之间作出选择，这对一个热恋中的姑娘来讲，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抉择。幸运的是，时间不长，英国发布了贝尔福宣言，“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莫里斯也就下了决心，同意跟果尔达一起去巴勒斯坦定居。谢伊娜虽然早就是个成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她爱自己的妹妹，更喜欢莫里斯，所以一再警告果尔达不可过份狂热，以免忽略了家庭与影响了夫妻的感情。当得知果尔达决定去巴勒斯坦时，谢伊娜回信时表示不赞成，她提醒妹妹：“你不认为理想主义有中间道路吗？就在当地，在这里！”谢伊娜的反对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去巴勒斯坦之前，果尔达与莫里斯一同到芝加哥向谢伊娜一家辞行时，两个人坐在谢伊娜的小小客厅，详细汇报了情况和具体打算。谢伊娜聚精会神地听一切细节，丈夫沙马伊突然笑着说：“可能你也想去吧？”谢伊娜立刻回答：“是的，我也去。”她真的去了，甩下丈夫沙马伊，带上两个孩子，同果尔达与莫里斯一块踏上了回归2000 年前的民族故土之路。至于谢伊娜戏剧性的转变与决定，是出于对自己早已树立起来的复国的追求，还是考虑到要保护妹妹与妹夫，那就不好深究了，可能两者都有吧。“我选择巴勒斯坦！”果尔达·梅厄的这个选择是非凡的选择，没有这一步，也就不可能有以色列的女外长和后来的女总理了。□“我们的人民不再需要同情的辞句”果尔达1921 年移居巴勒斯坦，先是过了几年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生活，终因不耐寂寞而重操旧业。1928 年她抛开丈夫带着孩子，就任犹太工人总工会的妇女理事会书记，并于1934 年进入总工会的执委会，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自治政府的内阁成员。1938 年，果尔达以观察家身份出席罗斯福在埃维昂召集的国际难民会议。面对30 多个国家代表空谈无力接纳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难民又深表同情的同时，梅厄在招待会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讲话：“我希望我死前能看到的唯一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民不再需要同情的辞句。”1943 年，果尔达为武器案出席军事法庭作证，以机智和雄辩轰动一时，挫败了英国委托政府企图牵连犹太人办事处的阴谋。1943 年3 月，果尔达代表总工会出席英美调查委员会会议，严正声明巴勒斯坦犹太人自治机构将接纳大批犹太移民，不限数量也不附带任何条件。4月，为声援滞留意大利海上的移民，果尔达发起震惊世界的绝食斗争。以果尔达为首的， 15 名犹太人社团领袖在那路撒冷犹太全国委员会办公室集体绝食，终获成功。6 月，英国10 万大军和2000 名警察进驻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许多首要人物或遭逮捕，或流亡国外的情况下，果尔达·梅厄以犹太人办事处政治部代理主任的身份，活跃在英军占领区，发动全民进行抵抗，被英国委托政府称为“难以对付的人物”。1947 年11 月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这同果尔达。梅厄花了时间陪同11 位特别委员会成员进行的调查不无因果关系。联合国“分治”决议公布后，巴勒斯坦全境出现阿拉伯人动乱，中东战争一触即发，犹太总会决定立即筹款、武装军队。果尔达临危受命，当天飞往美国纽约，凭着她几十年在美国犹太人中建立起的威望和雄辩的演说才干，一举筹得5000 万美元，超出原计划一倍，难怪本一古里安要说：“有一天要写历史，将写上一位犹太妇女，她弄到了使国家能存在的钱。”不仅如此，果尔达·梅厄在中东战争正式爆发前的6 个月里，还作为特殊代表，两次潜入约旦，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秘密会谈，力图打破阿拉伯国家军事联盟；并且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只带一把梳子和一把牙刷飞往美国再次为以色列募捐7500 万美元，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的胜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实力保证。1948 年5 月14 日，以色列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宣布独立，梅厄夫人同25 名全国行政委员会成员一起，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如果戴高乐是魔鬼，我们也要打交道的”以色列建国后，果尔达历任驻苏公使、劳工部长、外交部长、以色列工党总书记、临时总理与总理， 75 岁方息身政坛。繁忙的政务，艰巨的谈判，战争的决策，构成了梅厄夫人政治生涯的主旋律，展现了一位成熟政治家的信念、追求、胸怀、胆识、智慧与雄心。善于理财是梅厄的特长，但不是她得以充分发挥的特长。在接连不断的战争周旋中，果尔达成了一名令世人注目的外交家，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可多得的谈判能手。她坦率得老实，顽强得近于固执，机智过人又不失狡猾。她遇上难题从不退缩，她面对失败从不灰心，她决定拒绝就不后悔，她一旦发怒便出言不逊。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怪物，又是一位高做得有些蛮横的天使，她让人钦佩又令人感到可怕。在果尔达的外交生涯中，最窝火的一次谈判发生在1956 年“西奈战役”之后。西奈战役是以色列在英国和法国支持下，对埃及发动的一次先发制人的闪电战。仅仅7 天，以色列便从埃及人手中夺得了整个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其面积比以色列本土还要大两倍半。战争发生后，以色列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也要求以色列撤军。刚刚担任外交部长的梅厄夫人不得不率代表团满怀不祥的预感前往联合国开始了为期4 个半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在四面楚歌声中，梅厄夫人站在了联合国的讲台上。她以追求和平的姿态出现，历数犹太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国处境的危险，力图巩固战争成果，迫使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签定和平条约。她的演讲是声情并茂的、诱人的，但没能改变各国的基本立场，不仅苏联扬言武装干预，就连美国总统也大发雷霆。当梅厄夫人走回座位时，只有荷兰代表拍了拍巴掌，她感到了空虚和可怕。但她并没有屈服，会后立即展开个人间的周旋，终于争取到一个折衷方案——以色列撤军，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加沙地带，联合国保证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蒂朗海峡。用梅厄夫人的话说，以色列得到了最好的东西，比一无所有要强得多。在梅厄夫人外交生涯中最得意的一场谈判是非洲之行。西奈战争后，以色列孤立了。在亚洲各国，以色列到处碰壁。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同苏联的关系，坏得比紧张还要坏。在联合国的历次会议上，梅厄夫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于是，以色列看中了非洲，外交部长梅厄夫人也就开始了对非洲各国的征程。梅厄夫人是带着以色列国际合作规划前往非洲的。她会见了利比里亚孤独感很强的总统杜伯曼，被果拉部族授予大酋长的光荣称号。她见到了雄心勃勃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参加了第一届非洲人民大会，会见了60 位重要人物，并且以说真话赢得了非洲各国领导人的信任。当时，阿尔及利亚代表用冰冷的语调提出带挑衅性的问题：你同非洲人民的头号敌人法国保持亲密关系，你该对我们这些人怎样解释呢？梅厄夫人对盯着她的非洲领导人说：“当我们的邻国想毁灭我们的时候，世界上唯一愿意向我们出售武器的国家是法国。你们对戴高乐的仇恨我没有。我可以告诉你们实际情况，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如果戴高乐是魔鬼，我们也要打交道的。假如你们处在这种地位，你们怎么办呢？”于是，紧张气氛解除了，关系融洽了，因为梅厄夫人说了实话，而说实话总是让人相信和信服的。梅厄夫人的非洲外交应该说是很有成效的，虽然没能完成结成政治集团的最终目标，但加强了以色列同非洲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增强了非洲各国对以色列国的了解和理解。当时，梅厄夫人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多次提到非洲，有时在发言中竟然直接使用“我们”而不用“他们”，而非洲国家代表不仅不反感，反而感到高兴。这样的身份可不是容易取得的，梅厄夫人是以自己的言行获得的。 1964 年梅厄夫人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时，曾同赞比亚的客人们一道乘车去观赏维多利亚瀑布。途中经过南罗德西亚边界时，警察不允许黑人下车，只准白人进入。梅厄夫人当时大怒：“如果这样，那我也不进入南罗德西亚了。”警察一看事情弄僵了，便一再说好话请梅厄夫人下车，梅厄夫人就是不下来，还一再声称她决不同朋友分开。结果是瀑布没看到，梅厄夫人却赢得了好多黑人朋友。当他们集体乘车返回赞比亚首府卢萨卡时，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出来迎接，称赞梅厄夫人同种族歧视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加纳的一天清晨，梅厄夫人正坐在苦果树下梳头，不知从哪里跑来10 多个小女孩围观。这些女孩显然从未见过这么长的头发，很惊奇。一个小女孩勇敢地走近梅厄夫人，伸出小手想摸一摸。梅厄夫人不由地笑起来，主动邀请这些孩子轮流给她梳头。就这样，小女孩们给梅厄夫人梳了半个多小时，召来一大批非洲人前来观看。这是女人天性的自发流露，还是政治家的外交伎俩？也许成功的外交本身就包含着人性吧。梅厄夫人最艰苦的谈判是在她出任总理前后的一段时间里。1967 年，以色列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发生了“六·五战争”。当时梅厄夫人已经退出了以色列内阁，只是在战争危险到来之前才应邀出山，帮助内阁作出了与国家存亡相关的重大决策。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突破了阿拉伯联军的包围，并且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迫使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同以色列签定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不等于停战，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也给以色列带来了麻烦。梅厄夫人正是在这种难堪形势下出任以色列总理的。她一上台便着手整顿国内秩序，然后出访美国，开展强硬的外交攻势。在美国的一次集会上，梅厄夫人坚定地说：“是否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向我们说‘回家去，开始训练你们9 岁和10 岁的孩子，以对付下次战争！’我相信世界上每个正直的人都说‘不’，而且——请恕我直言，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说‘不’。”梅厄夫人说到做到，她一边在占领区开辟移民定居点，一边经常指挥突击队深入阿拉伯国家内地作战，同时还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外交谈判。在众多的外交活动中，梅厄夫人邀请奥地利外长访问以色列的一幕，便值得一提。有一次，梅厄夫人邀请克赖斯基访问以色列，这位奥地利外长支支吾吾，梅厄夫人便说：“我确切地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如果到以色列，必须首先去埃及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你就去吧，我一点也不在乎你先到哪里，但请你务必来我们这里。”梅厄夫人就是以“不在乎”的心胸，“不在乎”的自信，“不在乎”的强硬，“不在乎”的机变，坚守了扩大的领土，并通过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巩固了这些领土。□男人还是女人？有些领导人是搞权术的能手。他们纵横捭阖，言之凿凿，不由轻信者不以为真；他们巧施伎俩，掩人耳目，经常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玩弄计谋。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已成了第二天性，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干这种事的行家。许多人觉得，施展计谋是治国之本，是渡过利害冲突的暗礁险滩、办成事情的最有效的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果尔达则不然，她为人直来直去，从不绕弯子，其结果她的态度必然就是异常坚决的。果尔达的立场如何，她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于这些，人们都不会有任何疑问。视情况需要，她既可以是一支不可抗御的力量，又可以是一个不可移动的客体。她有着一个劳累终生的妇女的外貌。她的身体显露出多年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痕迹。她的面庞则显露出承受过精神和思想重担的痕迹。但是，她的脸上也有温情，只是摄影师常常捕捉不到而已。她是一个固执的谈判者，但也能公开地、毫不腼腆地流露出她的多愁善感。勃列日涅夫也能动感情，友好起来，热泪直流，并不显得做作。但是，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身上是短暂而孤立的现象。几小时后，他就要大吵大嚷地同你对抗了。而在梅厄夫人身上，都来自同一个源泉。她之所以在谈判中态度顽固，是因为她对她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