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恽仁祥）-2

1967年5月13日，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周总理指示北京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两派联合演出。这本应是促进军队两派联合的良好机会，然而，“李作鹏等违背周总理指示，有预谋地支持一派演出，压制另一派，酿成‘五.一三’两派武斗流血事件。……，林彪通过观看演出等活动支持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所支持的一派。因此，这一派就成了所谓‘林副主席支持的三军无产价级革命派(注：以下称“三军无革派”，又 称‘大三军’)”。(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至1976下卷，第153页)。另外，肖华同志和陈伯达还到现场劝阻一派演出，杨成武同志也不赞同一派演出。参加5.13演出的，当时是支持、保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的，人数较少，所谓“保守派”也称“老三军”。反对李、吴、邱的人较多，也称“新三军”、“造反派”。这次演出，不仅成了肖华同志被打倒的主要原因，还成了驻京部队“革命”、“反革命”的分界线，去冲了的就成了 “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定为“小三军”(注：以一次演出划线，这在中共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组成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下属各总部、科委、军兵种等成立了“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领导运动。(注：详情可参阅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第247至249页)。1、聂荣臻操控的“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的起家聂荣臻并不甘心忠实推行资反路线的失败，很快以体制调整为名，大树山头(当时被称为“聂氏山头”)，以中央军委名义，召开了科委系统数百人参加的干部大会(本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叶剑英说(大意)：“今天由聂老总作体制调整的报告(注：设十八个研究院)，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他话风一转说：“聂老总是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他党性很强，罗(瑞卿)长子一直想夺他的权，他一直放在肚里不吭声，……”。聂荣臻满意地领受了叶剑英对他的“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这在当时最为显赫的加封；从此，科委就打出了“以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的旗号(注：以下称“聂核心”)，号令科委系统。并组建了以某某某(后来工宣队告诉我某某某是国民党伪保长，最近几年有同志说他是保队副)为头子的“国防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注：以下称伪保长“总勤务站”)，自封为“大三军”，领导科委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文革”运动。2、聂荣臻的御用工具“总勤务站”聂荣臻拉起伪保长“总勤务站”，目的很清楚：一方面表示效忠林彪，同黄、吴、李、邱林彪死党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另一方面，把“总勤务站”作为大树特树聂荣臻权威的御用工具，为其拉山头效犬马之劳。再就是聂荣臻想干，但又不便于出面的事，让“总勤务站”充当其走狗。咬错了人，聂可推在“狗”身上，他可摆脱干系；“狗”咬对了，是“狗”主人聂荣臻的功劳。由于这方面事例太多，为节约笔墨，仅把聂荣臻通过“总勤务站”创办的1967年第6期“红旗漫卷西风”杂志(群众称它“西风杂志”)，本期全部内为一篇文章，标题为：“国防科研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回顾”。全文约3万多字。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国防科研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是建国以来全国、全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建军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彭德怀、黄克诚、和贺龙、罗瑞卿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付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彭、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囯，勾结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第二部分、第一阶段：1956到1959年………刘少奇说：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应该向苏联学习。张闻天也主张“拿来主义”…。邓小平…。薄一波叫嚣：“怎么迎头赶上呢？赶是从后面上去的”。彭、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把我国的国防抵押在苏修的“保护伞”下。……。张爱萍的很多奇谈怪论，什么“叫化子打狗”…。在彭黄的影响下，赵尔陆等提出，应在发展航空的基础上再发展导弹，…。彭、黄…，国防工业某些人反对军队搞科研…。必须指出，彭、黄反革命…路线，同苏修是遥相呼应的。聂副主席召集各工业部门…研究成立五院，主要呼吁支持技术干部。…当时黄敬则公开抗拒、………………，以林副主席、聂副主席为一方，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孙志远方另一方，两个司令部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斗争。(注：关于搞尖端和常规以及科研为主还是生产为主的争论，归根结蒂是关于部院合并的问题)。聂主张科研并吞工防工业，吹成“正确的革命路线”。聂树的对立面除邓、彭、罗、黄、孙外，还有方强、刘秉彦等支持中央部院合并决定的一批高级干部，打成“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无情批斗、打击。这就是文章的主题，两派斗的剧烈场面就不抄了。聂坚持反对部、院合并，被“西风”杂志吹成是一条“革命红线”，凡反对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场争吵，聂荣臻至死表示对部院合并想不通。周总理1968年4.20讲话，用了一定篇幅不点名，婉转地批评了这个“路线斗争”。 我摘引这一段文字的目的，聂荣臻打着科研统帅生产的旗号，搞山头，不惜打击了一大批持不同意见者。而且都上纲上线，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伪保长的“西风杂志”，也就成了大树特树聂荣臻、打击一大片老干部的工具。3、聂荣臻把情报所90％以上的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即“小三军”聂荣臻通过伪保长“总勤务站”、刘毅民，把情报所90％以上的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即“小三军”，这是聂荣臻同“总勤务站”肮脏关系的突出典例。上述“5.13演出”，至科委成立聂氏伪保长“总勤务站”，这期间，本人正好一年一个月的休假期，正在南方休假。休假后回到所里，可以说是被伪保长“总勤务站”折腾得乌烟瘴气。另外，在我休假期间，所各处、室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但很快被伪保长“总勤务站”打成“小三军”，而停止活动。新党委书记鞠芳同志和一名委员张伯恒同志被伪保长打成“小三军”的“黑后台”、彭德怀“苏修特务”，无任何合法手续而被非法关押，新党委彻底被伪保长搞瘫痪，从此全所进入无政府状态，整个所全面瘫痪。唯刘毅民被伪保长选拔为科委“审干组组长”，夺了科委政治部的权(具体情况下面介绍)。伪保长每天把情报所处、室以上干部叫到“总勤务站”去受教育“做思想工作”，宣扬什么“站队论”。同时指派“总勤务站”成员到情报所召开群众(“小三军”)“座谈”，实质代表聂荣臻来招安。遗憾的是，受招安的几乎是零，反遭“小三军”们反击，以至无言以答。与这同时，伪保长企图在情报所成立“斗批改筹备小组”，请问，占全所不到10％的人员搞个什么组，行得通吗？何况还是伪保长当后台。在此对另一些干部、群众，我不想作任何评论，观点不一样是合情合理的，何况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好同志，其中还有几个业务尖子，其头头和本人私人关系一直很好。混进两泒的坏人是极少数，仅几个人。我重复讲一下，这几个坏人中，既有“红五类”的、也有“黑五类”的，而且造反派的还多一点。遗憾的是，罗瑞卿同志因去世在异国他乡，沒有完成他病危时还惦记着答应亲自到科委解决问题的去不了了；如果他来了，几个坏人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以上是我休假期满回所见到被伪保长折腾成的惨状。以上事实，欢迎任何上一级单位进行调查核实，本人对所介绍的事实，承担一切法律责任。5、坚决宰断伸向情报所的黑手“总勤务站”我回所后，见上述情况，就对参与上述“5.13”北京展览馆演出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是，5月13日那天，情报所沒有一个人知道那天有什么演出，更谈不上有人去看或去支持演出；也谈不上有人去冲或反对演出。因此，即便按林彪等定的演出的为“三军无革派”即“大三军”是“革命派”，去冲的为“小三军”即“反革命”为标准，则情报所的“大三军”纯属是那个伪保长人造的冒牌假货；同样被打成“小三军”即“反革命”的，纯属是那个伪保长捏造的假案。这可能不用太高明的政治水平都能判别清楚。至于在事后，有人赞同以那埸演出作为划分“革命”、“反革命”的标准、而有人反对，这种分歧，作为普通群众，沒必要干涉。但作为一个伪保长、和刘毅民这类政工干部，赞同以那次演出划线、甚至在那事后还不允许旁人反对，否则就是“反革命”。这只能说明那个伪保长和刘毅民之流是别有用心。不隐瞒观点，本人调查清楚后，反对以那次演出划线，感到他们荒唐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就只能说他们别有用心。在我弄清了问题时，传来消息：刘毅民企图同伪保长勾结，把一些总部、军、兵种的“大三军”请来，在情报所召开“三军无革派”誓师大会，策划在会上当场逮捕原“红色造反兵团”头头，“罪名”是本所“小三军”头头，和党委书记鞠芳同志，“罪名”是“小三军后台”。我当机立断，当晚派三卡车造反派，直捣科委司令部宿舍，揪那个伪保长，把他揪来关起来。三卡车人，有170多人，比司令部总人数多一倍多，声势较大。但可能一进门，他们知道是情报所去的人，那个伪保长吓跑了，沒有揪到。可影响很大，聂常委知道后，表示愿听取我们的意见。揪那个伪保长，我认真考虑了一切后果，但我认为理由充分：伪保长无理可关押所党委书记、委员，并到所里来挿手本所运动，目无法纪，并致所全面彻底瘫痪，罪责难逃。既然聂核心重用包庇他，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把他揪来关起来，请聂常委来把事情讲清后，接回去。为什么伪保长可随便关押党委书记、委员，我们就不能把伪保长关起来？遗憾的是他逃跑了没揪到。6、制止武斗上述揪那个伪保长的这天，参加去揪伪保长的三卡车造反派，约占全部的50％，即一半没有去，本人也没有去。就在那天晚上，在刘毅民挑唆下，挑起了抄另一位新党委成员的家，激起了院子里一些中、小学生(其中主力还是他们自己的孩子)的愤慨，同去抄家的发生了武斗，打不过学生，部分人就去打被他们关着的新党委书记鞠芳同志。一闹开，一下100多造反派相继岀来了，我们把武斗现场分割开，双方无法再打下去。我到现场宣布双方无条件撤离现场，仅个别被学生打伤的不愿撤离，我劝他撤离，劝他说：一旦我们不管，都走了，你别吃了大亏，还找不着申冤的，让我劝走了。一场武斗结束，清理结果：去抄家的两人受轻伤，其中一个被砸破了头，脸上有血；党委书记鞠芳同志胸部被抓伤，去打他的一位女同志不知被谁胸部挨了两拳。但都是轻伤，请医生到现场处理一下了之。这是“文革”期间本所发生的唯一一起武斗。但这次武斗，虽未死人，仅两人流了点血、两人挨打，沒造成大的伤害。但这不仅在全军、而且在全国都是闻所未闻的解放军干部同中(初中)、小学生，其中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间发生了武斗。造反派全部成了劝阻武斗的，无一人动手，自然也无一人受伤。这不能不算是“文革”中一大奇闻。从这里也透视岀，聂荣臻一手操纵的伪保长“总勤务站”多不得人心，刘毅民为了夺取失去的权力又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地步！7、同聂常委谈判上述事件后，聂常委表示愿听取我们的意见，我和另三位同志去了。参加的常委有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注：其他常委都被聂荣臻打倒了，而从海军调来刘华清、昆明军区调来蔡顺礼，勉强揍成三人常委会，具体情况后面介绍)。我讲了三点意见：其一是，“总勤务站”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到情报所指手划脚？情报所只承认党委领导，从今天起，如“总勤务站”再有人到所里指手划脚，一切后果由你们常委负责；其二、你们怂恿“总勤务站”无任何合法手续，就把所党委书记、委员关起来，你们必须向群众讲清楚，如坚持可以随便关人，对不起，就别怪我们也学了随便关人；同时，什么叫“小三军”，请你们讲清楚；其三、你们把刘毅民调进科委“审干”干坏事，你们必须让刘毅民回所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判。当时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罗舜初(科委副主任)，想了半天后说：情报所的运动，直接由常委领导；关于鞠芳(所党委书记)的问题，我们把问题看重了，…我挿话说：是看重看轻的问题吗？罗说：看错了，我通知他们把人放了；但关于张伯恒的问题，劝你们别介入(注：详情后面介绍)；关于刘毅民，同意让他回所参加运动。从此，宰断了那只黑手“总勤务站”，什么“三军无革派”“誓师大会”，就无声无息。从揪那个伪保长的那天起，他的“总勤务站”再沒敢进情报所大门。补充讲一下，“三军无革派”这面黑旗，在北京到处参与、干涉地方的“文革”，干尽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坏事。科委那个伪保长也打着这面破旗，干与在京一些地方科研单位“文革”，拉一派、打一派，使不少单位成了“老大难”；其中最严重是七机部。六、聂荣臻砸烂政治部 刘毅民立“大功”聂荣臻利用伪保长“总勤务站”在情报所高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砸烂了情报所新党委，把情报所彻底搞瘫痪了的同时，在科委砸烂了政治部。在这前，把刘毅民调任科委“审干组”组长，统掌科委机关干部的命运，投靠那个伪保长门下。在聂荣臻一手操办下，国民党伪保长同走资派刘毅民(注：这时刘毅民已是一名称职的走资派)的“大联合”，在全国可能为数不多。这对“强强大联合”，是聂荣臻在“文革”期创“奇迹”十分重要的举措。只有这个“大联合”，才能干出别说是共产党人、即便一般群众只要不对共产党怀刻骨仇恨，都不会干的伤天害理的事。1、 砸烂科委政治部众所周知，林彪指挥砸烂了“总政阎王殿”，并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聂荣臻紧跟、直追，操纵伪保长“总勤务站”，经林彪批准，砸烂了“总政阎王殿的黑分店—科委政治部”。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中央军委到科委、到情报所没有政治工作机关的先例，由什么“总勤务站”群众组织取而代之，向下属单位发号施令。一支党指挥枪的部队，成了伪方人员摆弄的部队。当时科委政治部主任由“聂核心”一位常委蔡顺礼兼，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徐平同志负责，他们无任何理由而打倒徐平同志，同样无任何理由打倒组织部长吴凤翔同志、副部长毕庶模同志、宣传部长宋力生同志、副部长刘景路同志、保卫部副部长杨萃民同志等。其口号是：打倒“徐、吳、杨、宋、毕、刘”。政治部基本瘫痪，由“总勤务站”、刘毅民夺了权。请问，就因为林彪打倒总政治部，聂荣臻就砸烂科委政治部，还称不上是奇闻吗？全军有如此效忠、紧跟林彪，而整别人、树自己更为出色的典型吗？砸烂科委政治部后，继而打倒一大批科委和科委司令部中、高级干部，并都关押起來迫害。其中有唐延杰、张震环两位科委副主任(张爱萍由总参审查)，和一局局长刘某某、四局局长李某、五局局长李某某、孙某某、八局局长庞某、科委副秘书长范某某。科委副主任一级被打倒了仅剩下一个罗舜初，当时还交给北航在批斗，只好把交给北航批斗的罗舜初调回主持日常工作，并从海军调来刘华清、昆明军区调来蔡顺礼，两位新副主任，拼凑成个班子。但司令部打倒那么多正、副局长，而处于半瘫痪状态。被打倒的，大都都被关押。而且批斗大会，那个伪保长“总勤务站”骨干，都无例外搞武斗，搞几小时的“喷气式”。但所有“批判发言”，都是帽子滿天飞，沒有一条实质性问题。正因为这样，本人对伪保长等人一天批斗九名师以上干部(包括科委两名副主任)，才贴了署名大字报：责问一天揪斗九个干部，科委机关的干部还够揪斗几天？这也是我上述组织三卡车造反派去揪那个国民党伪保长，和刘毅民必须回所接受批判的原因之一。2、揪斗罗瑞卿同志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直接挿手去干涉相邻(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工办”)的运动，去揪斗国防工办的常务副主任罗瑞卿同志。而且，更恶劣的是用箩筐把罗瑞卿同志抬到台上批斗，对我们党的干部人身污辱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伙败类，包括那伙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走资派，毫不反省自己残害干部的罪行，反诬蔑造反派、毛主席如何如何迫害干部。请问，有谁见过真正的造反派、毛主席如此迫害干部的吗？我坚信无人能拿岀实例来。看到聂荣臻操控伪保长干出如此残酷迫害干部，李敏等同志，都当即退出了会场。更为严重的是，聂荣臻仗着叶剑英封他的“聂老总是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他党性很强，罗(瑞卿)长子一直想夺他的权，他一直放在肚里不吭声，……”这块遮丑的“光荣牌”，这时便撕掉伪装，暴露了聂荣臻一直致力夺国防工办(贺龙元帅为主任，罗瑞卿同志为常务副主任)的权的真面目。早在1964年，聂荣臻就布置情报所搜集国外科研单位设生产工厂的材料，为他吞并国防工办造舆论，而国外大多是生产工厂(公司)设科研机构。事实上，到后来通过其干将张爱萍岀任科委主任后，终于实现了吞并了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改成为“国防科工委”。 为此，当时被工办借用的情报所的科技人员，在那发表了不利吞并工办的论文，张爱萍大动肝火，立即把这位同志调了回来，……。至今还有传说：聂荣臻临死还对部院合并“想不通”(注：因后来邓小平又把国防科工委并入了国务院，把原国防科工委改成现在的总装备部，作为给聂荣臻留了一点面子)。再继续介绍聂荣臻批斗罗瑞卿同志，就不是“党性很强”了，而是撕破脸皮批罗瑞卿搞“部院合并”，所谓部院合并，就是把各研究院例如第十、第十四研究院，并入业务范围相同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等等；显然同聂荣臻搞独立王国想当科研山大王的野心相背。所以，批判罗瑞卿同志“搞部院合并”，目的是为聂荣臻拉山头、搞独立王国造舆论。同时，聂荣臻很清楚，部院合并的决定，是中央决定的，由周总理具体负责实施的。但他不敢公开反中央和周总理，而转个弯，把部院合并栽在罗瑞卿等同志头上，借批罗瑞卿同志之名，实质批中央、批周总理。以至把工办副主任迫害至死(参见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所以，聂荣臻批罗瑞卿等同志部院合并问题，是一箭双雕，既为自己搞山头造了舆论，又批了党中央和周总理。用心良苦啊！以上这些事例，让我清楚地的看清了聂荣臻为了保自己，而指使伪保长和刘毅民等一小撮走资派，疯狂地迫害广大革命干部，手段残忍，目的险恶。因此，我组织三卡车造反派揪聂荣臻的走狗、国民党伪保长，以及贴了上述责问他们打倒一大片革命干部的署名大字报，打中了聂荣臻的要害，这就为聂常委在这后非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埋下了不解之仇。这在以后一步步介绍。3、陷害彭德怀等老同志前面提到罗舜初要我们不要管被他们非法关押的新党委委员张伯恒同志的问题。这实质是直接关系到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近30年，有那么一伙人，利用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歪曲事实、大做文章，虚构了毛主席听不得不同意见，坚持“大跃进”犯的“极左”错误，“制造了冤案”，“迫害”了彭德怀同志。在此，仅概括讲几句，因为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后面专题介绍。凭本人所见所有资料，彭德怀同志的问题：第一，彭老总自己陈述，那封被称为的“万言书”，批评的是刘少奇；第二，专门召开全会批彭、作处理结论，是另几个人逼了毛主席召开的，并以否则就不散会，要侠毛主席；第三，批斗彭的会是刘少奇主持的，毛主席沒有参加，会上有动手要打彭，并严重逼供信，逼到了要彭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军事俱乐部问题除外)；第四，刘少奇主持下的处理结论是一开到底、一撤到底，毛主席坚持了只免去国防部长，其他如党藉、政治局委员等都保留；第五、刘少奇后来坚持彭的案不能反。毛主席的责任是偏听了刘少奇等的汇报、李锐的诬告；以及不知道刘少奇主持的会议有严重逼供信，而轻信了彭在逼供下的口供材料。另彭德怀同志本身也有错误，尤其是他整人狠很狠，在高层人际关系不太好。加上这30来年，一些别有用心者美化和突出对彭的夸张宣传。把这个问题搅得极为混杂。所以我说：整彭德怀的是那几个人、把他吹上天的，也是那几个人，是整、是吹，由那几个人根据需要而定。在此，介绍聂荣臻支持刘毅民等人诬告、陷害彭德怀等老同志的问题。前面介绍本所批资反路线初，刘毅民躺倒不干，召开党委会作岀了改组党委的决定。当时张伯恒同志是原党委委员、副所长。调来本所前，曾随彭德怀同志访苏任彭的翻译(因张是留苏回国的老干部)，后任国家编译局局长，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出来后，调我们所工作。刘毅民作出改组党委的决定的党委会上，张伯恒同志提岀开除刘毅民的党藉，并一致通过作了决定。前面谈到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同志把我找去研究新党委分工的问题，实际是讨论张伯恒同志的问题。论资格，他该任书记。所以唐延杰同志一开头就问我谁任书记合适？我说：我说不清这个问题。唐说：你看张伯恒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没有直接同他打过交道，仅这段运动，看到他一些表现。唐问：你对他的表现有什么看法？我说：给我的印象是政策水平不高，当一把手困难。唐说：能否讲具体一点？我说：他的资格、级别都比刘毅民老和高，但他不顾场合，把批刘毅民放在嘴上，刘毅民有些错误是党委一致通过的，他和刘毅民是同级干部，而不像我，他不顾场合批刘就不合适。唐延杰同志听到这里立即问我：他提出开除刘毅民的党藉，想干什么，你有什么看法？这一下让我清楚了他找我去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张伯恒的问题，我说：我沒往你讲的这方面去想。唐说：张伯恒不仅不能当书记，连委员都不能当。我说：你让他当个委员怕什么，你总不能为此推翻下面的选举结果吧！最后结果是：鞠芳同志任书记、张伯恒为委员之一。刘毅民为此，对张伯恒怀恨在心，而利用科委审干组组长职务之便，策划了一封诬告张伯恒随彭德怀同志访苏之际，参与了彭同苏修间的“特务活动的诬告信。信经聂荣臻送给了康生，康生批示：肯定同苏修有联系。刘毅民拿到这个批示，就同那个伪保长“总勤务站”密谋，决定不让我们所干部、群众知道康生的批示，让“这些人跳一跳”，而非法把张伯恒关了起来。从此，成立了刘毅民一人掌控的非法“专案组”。直到后来本人任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明确分工我主管运动。刘毅民在背后嚷嚷等待处分(具体事后面介绍)，名义上是核心组组长，实际上不管事，但刘毅民仍背了党组搞非法“专案”，并给张春桥送去“专案审查报告”。科委保卫部副部长拿了全部材料和张春桥的批示来找我。这时刘毅民的问题己非常严重(后面介绍)，整天散布“听候处分”，我成了事实上的一把手。我看了材料，对保卫部副部长说，我是分工管运动的，这个材料我不知道，估计只有刘毅民干，旁人不可能。我说：这件事我不是对你不礼貌，我不管，你去找刘毅民。由于当时刘毅民本人问题十分严重，一般人不愿同他直接交道。所以，他怎么也不肯去找刘毅民，搞得我很难办，相持了约10多分钟。很可能刘毅民知道保卫部来找我，他当时精神很恐慌，他突然不敲门来到了我办公室。我说：“你来的正好，你报上去的关于张伯恒的材料，批下来了，这事我不知道，核心组不知道，由你一个人处理去”。我把材料向办公桌中间一推。很有意思，他竟把材料拿了就跑，连向科委保卫部副部长招呼都不打。在此，我坦率讲一下我为什么对刘毅民讲那几句话：本来我只听说刘毅民干了这件事，但不掌握任何真凭实据，他毫不犹豫地把材料拿了就走，这正好证实了这事是刘毅民干的。另外，我让保卫部副部长去给刘毅民，只要刘毅民收下，也能证明这事是他干的。而这一来，保卫部副部长还成了见证人。最有意思的是刘毅民拿走材料以后不几天，搞突然袭击，召开党组会议，拉来他那个黑“专案组”的头头，来宣读了审查报告，在最后一段加了几句：由于调查对象都在苏联，调查无法进行下去，待条件成熟后再查。这伙人真卑鄙，就这几句话能掩盖匿名诬告的罪责吗？还企图用这几句话把案子永远挂起来。他们的“审查报告”,沒有查出任何东西，哪怕一星点点也沒有。这一“汇报”，恰恰暴露了刘毅民搞的“黑专案”的班底。这次党组会议，除本人清楚刘毅民想干什么？其余都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因此，理当无一人发言。但充分证明，这一诬告案，是刘毅民一手策划的，“专案组”是刘毅民背了党组私设的非法组织。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诬告案的主要内容：诬告信是一封以部分群众的名义写的一封匿名诬告信，诬告张伯恒陪同彭老总訪苏一道参与了特务活动。这封匿名信，交到了聂荣臻手里，聂荣臻亲笔给康生写了一封信，康生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肯定同苏修有联系”。康生的批示，在中央下发的康生问题的材料中，成了康生陷害老干部的一条罪行。刘毅民掌控的非法专案组报送张春桥同志的“审查报告”，张春桥批示：原来是安特嫌立案的，不正面回答是否是特务，怎么结案？“审查报告”没有查到任何一星点点同“特务”有关内容。因为刘毅民的出发点是打击报复、企图篡权而诬告的，以上事实就足以证明匿名诬告信，是对彭老总等的恶意陷害。关张伯恒是非法的；并无理、诬陷、非法关党委书记，充分暴露了他篡权的卑鄙目的。按照聂荣臻等惯于说江青等“插手军队”之类“罪名”，我不清楚聂荣臻为什么靠私人关系把诬告信送给在军队无任何职务的康生，而不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中央主席和付主席？谁谁“插手军队”，是聂荣臻等人政变篡权后，指责别人最常见的事，而且都作为犯罪行为上纲上线。那么，聂荣臻就有权请康生同志“插手军队”吗？而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可大言不惭地诬蔑毛主席迫害彭德怀，可在背地里，他们参与的这些诬告勾当算什么？那还有脸皮对“文革”说三道四。还有什么本钱指责旁人“插手军队”？关于聂荣臻操纵那个伪保长“总勤务站”，打着“三军无革派”黑旗，随便参与揪斗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并搞“喷气式”体罚，把杨勇同志折磨得滿头冒汗。以及迫害其他非科委系统的军内、外老同志的批斗会，就不一一介绍了。我要请问：有人不是说张春桥同志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康生同志是“四人帮”一伙的；那么聂荣臻把刘毅民恶意诬陷彭德怀等老同志的匿名信送给了康生；刘毅民背了党组，私设迫害彭德怀等老同志的黑“专案”，并把“审查报告”送给了张春桥；聂荣臻操控的伪保长“总勤务站”同刘毅民勾结在一起，利用康生在聂荣臻的信上的批示，当作“圣旨”，非法关押了张伯恒同志，挑动武斗，砸烂了所党委，把情报所搞瘫痪长达三年之久(直到刘毅民篡夺了权为止)，按照某些人立的“中央清查‘三种人’”的标准，这算不算“投靠‘四人帮’”疯狂迫害老干部、大搞打、砸、抢？但为什么不仅不清查，反而有这伙混蛋打着“清查三种人”的旗号，制造天大冤案(以后介绍)，清剿“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仅师、局职以上干部就20多人惨遭陷害。加上聂荣臻把科委副主任迫害到仅剩下聂荣臻本人和罗舜初，还差一点聂荣臻成了光杆司令，党委常委成两个人专政的“常委”；砸烂了科委政治部(彻底瘫痪)；司令部一些正、副局长被迫害到所剩了了无几，处于半瘫痪状态；还把手伸到外单位，迫害罗瑞卿、杨勇等老同志；在七机部拉一派、迫害镇压一派；……。因此，按他们制定的法规，究竟谁是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篡党夺权的干将、旗手？又为什么把这些人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栽赃给“文革”、造反派、红卫兵和毛主席？这些无法否定的史实，不正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资派，疯狂反“文革”而犯下的不可宽容的罪行嘛！不正是 “中央”要清查的打、砸、抢“三种人”嘛！为什么货真价实的打、砸、抢分子被包庇重用、甚至被吹捧和歌颂为什么“革命家”，而坚决抵制这伙打、砸、抢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反遭残酷迫害，被打成“‘四人帮’三种人”？而制造的冤、假、锴案成千上万地遍布全国，制造这么多冤、假、错案的目的，是为了包庇、重用那么几个丧尽天良干尽坏事的走资派。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极端腐败的奇迹，然而还死不要脸地诬蔑诽谤“文革”和造反派、红卫兵、毛主席。真到了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七、聂荣臻拉山头树自己的“学代会”聂荣臻等人，攻击毛主席“个人崇拜”，但恰恰又是聂荣臻们大搞“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一些热衷搞“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的，全国情况我不知道，但热衷搞这种大会的聂荣臻，是彻头彻尾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聂荣臻选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积极追随和死保聂荣臻的积极分子。我可以断言，其中不少在近30年是紧跟走资派，反毛、反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聂荣臻本身就是个反毛、反“文革”、积极参与右派政变的主谋之一。毛主席生前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因此病重时一再对周围的同志说：他死了以后，几个老帅要闹事。毛主席看得多准啊！所以有的老同志说毛主席看问题：比我们早看50年。事实证明，聂荣臻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真实的目的是拉山头、树自己。在这前，聂荣臻透支使用了叶剑英封他的“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这一当时最吓人的“光荣称号”，全国挂上这面“光荣牌”的，唯聂荣臻也！加上他那个最效忠他的伪保长利用前面介绍的“西风”杂志，把聂荣臻吹成中国最完美的科技战线的“红线”司令。聂荣臻经过这些预演，认为大树“聂核心”已具备条件，于1968年1月，召开了科委系统空前绝后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资格一条核心内容：“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科委机关的代表是聂荣臻操控的伪保长和走资派刘毅民私定的。就当时的实际情况，学习毛著积极不积极是个虚标准，即便当时根本不学毛著、甚至反对学，谁也不清楚；而不像现在，谁学、谁不学、谁反对学，基本上清楚，就连现在那个中央全会公报都不要毛泽东思想，举手通过那个公报的人中就沒有当初“学毛著积极分子”？但是，拥护不拥护聂核心确是阵线分明，是公开的，别说七机部，就科委机关(包括情报所)，至少60％以上反对这条标准。本人更是到大会去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反对这条标准为标志的聂荣臻拉山头树自己的帮派代表会。七机部更是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随处可见，王是聂荣臻的得力助手、黑干将(七机部部长)，后成了林彪死党。 七机部这部分同志显然被剥夺了代表资格，但不等于沒有真正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见成效的优秀分子。由此，聂荣臻的“学代会”，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拉山头搞宗派的山大王会；本人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声明完全符合事实。由于聂荣臻的错误行为，七机部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那个会议无法开下去，“学代会”成了轰聂会，这一轰聂，还真体现了一部分代表学懂了毛主席和中央文件强调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走资派不干，他不服输，会议就更开不下去了。问题反映到了毛主席、党中央。4月2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主要是来处理“学代会”的问题。总理发表了有名的4.20长篇讲话，现仅摘几段有关“学代会”内容如下：“同志们，我好久没有同科技界的同志们见面了。我首先声明，不是我好管闲事，是形势逼着我要同你们讲几句，听听你们的意见。国防科委召集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些问题，你们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反映到林副主席那里去了，在中央开会时，要我帮助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决这个问题”。总理问：“(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阎答：来了。总理：“选积极分子代表时有一条标准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阎答：有。总理：“同意这个就选，不同意就不选”？阎答：对。总理：“按这一条来选就必然出问题，…。聂荣臻同志我也熟悉，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嘛！当然啰，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讲。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三月底，杨、余、傅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写了一份检讨在我这里，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我就帮嘛！”中间有人揭发“科委机关压制群众，我们要到科委机关点火”。总理：“你们不要管科委机关的事，要相信机关的群众自己会起来，你们怎么起来的”。这之后不久，李敏和八局的一些同志贴了“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卫东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周总理表示支持，并赞扬。以上，总理一开头就讲“我不是好管闲事”，文革中，总理处理那么多单位的问题，从未这样讲过，可见他们一再声称“拥护总理”，“拥护”到了什么地步！这以后，又传达了毛主席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 。从此，科委系统开展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直至1969年1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而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期间，中央把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并出现了原来护拥“聂核心”的部分同志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李敏同志组织人员四处做工作，动员把“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来，坚持只“炮轰”不打倒。聂荣臻大树山头，结果是抓鸡不着，反倒贴一把米。但他不思悔改，反埋下了秋后算帐的大阴谋。写到这里，想讲几句有关、也可说同主题关系不大的话。为了研究国防科委的“文革”，因为周总理在“文革”期间，为解决聂荣臻等折腾成的这个烂摊子，周总理多次亲自来收拾局面，因此想买一本权威性的反映周总理“文革”期真实活动情况的书，有同志推荐我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岀版的《1949年一1976年周恩来年谱》，加上看到许多书、刊有关文章，也把《周恩来年谱》当“经典”引用，因此就买了一套共三册。我很关心研究聂荣臻于1968年1月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因为这是国防科委的文化大革的转折点，在这前是大树特树聂荣臻时期，4月20日周总理受毛主席、中央委托来处理聂荣臻闹岀的“学代会”的乱子的重要讲话，即4.20讲话，点燃了批聂荣臻拉山头搞多中心的热潮，从此聂荣臻步入下坡路，而退岀第一线，先后推出其心腹王秉璋、张爱萍到第一线任科委主任。因此，买来《周恩来年谱》后，首先查4.20讲话。竟让我大吃一惊，竟歪曲、篡改成眉目全非，这哪里还是“年谱”，而基本是按禾乔木凭“圣旨”编造的那个“决议”为框框，把周总理按“决议”扭曲虚构的“脸谱”，严重扭曲了周总理的形象。现把《周恩来年谱》中1968年4月20日周总理的讲话全文抄录如下：“4月20日，(周总理)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注：郭沫若等老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周总理)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犯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科委、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育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把班子组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把这段话，同我上面摘自当场记录稿打印件，当时传达到科委全体工作人员的内容，对照一下，对“年谱”的认识，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周总理4.20讲话很重要，传达的面也很广，如有条件能找到当时传达的材料的朋友，不妨对照一下，看谁如实反映历史。但本人的意见：把“年谱”当“经典”引用，千万慎而慎之。包括我前面引用的1967年5月13日，周总理关于那次三军在展览馆演出的讲话，因那次讲话我沒有亲自听过传达，也不知道总理有讲话，我基本照抄了“年谱”上的内容，只是把明显篡改事实的部分删掉了。希望了解真实情况的如发现我抄的内容不符事实处予以纠正。上面全文抄的《周总理年谱》中4.20讲话，一看就看出都不清楚那次讲话的目的是什么、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周总理像“年谱”中讲的那几句话，也要花半天功夫兴师动众讲一下，甚至还把郭老等也请来听这几句话，是不是周总理那天实在沒有事干？这同周总理这次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委托，主要是来解决聂荣臻的“学代会”出的乱子，占一点边吗？“年谱”中竟不见“学代会”三个字的影子，不能不佩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权威编辑”水平之“高”。我太担心，我们这代人，关于“文革”，怎么才能向后代交代真实的这段历史？难道一些知名文史专业文人都成了文痞了吗？我想绝不可能，良心被狗啃掉了的总是极少数。我介绍一下，周总理4.20讲话，我手头有科学院记录打印出向下传达的版本、七机部两泒根据记录打印向下传达的版本，还有去年有同志发给我电子版本。一些文痞，利用周总理在人们中的威望，打着“年谱”的照牌，篡改史实，为一伙野心家所用，决不能袖手旁观。应当肯定，“文革”期间，是中华民族学习马、恩、列、斯、毛著作最为普及的群众性学政治、学哲学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发行这些著作最多的时期，仅就毛主席语录，就有500余种版本、50多种文字、总印数达50余亿册(参见武彩霞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岀版《不再沉默》第139页)。通过群众广泛的学习，人民的总体理论水平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整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风尚，社会稳定、较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污泥浊水，包括封建迷信、诈骗、恶性刑事案等几近绝迹，成了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段从未有过的最光辉的文明史。同近30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被反动官僚资产价级疯狂贬损，官员大多信迷信而摒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资产阶级思潮复辟、泛滥，而造成官员普遍贪赃枉法、极端腐败，社会恶性案件、群体事件日益严重，到了前面介绍的商店禁卖切莱刀，党和政府同地痞、恶棍、流氓、黑社会联合经营的“截访‘黑监狱’——‘北京安元鼎(公司)’”，残忍地迫害含冤上访人员，……。这前、后一对比，更显“文革”期全民大学习的深远意义。八、清理阶级阶伍我们所的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两种意见不一致的群众沒能联合一起搞。我仅谈我组织清查的，共查了三个人，细节不便介绍，我很高兴地讲，三人都查对了。其中一个是隐瞒了将近20年的国民党三青团分队长，原来我只知道他是三青团员，从敌伪档案查出分队长会议有他的名字，查出后，他才承认交代，虽镇反时不够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可刘毅民重用、包庇他绝对是错的。另一个是日伪时期的汉奸，原来我只知他当过日寇翻译，但一查在敌伪挡案是汉奸，曾多次率日寇“清乡”，燒、杀、抢、掠很严重，在当地民愤大，要是镇反时搞出来，肯定毙掉了。另一个，一直表面很少讲话，决不得罪人，显得超常谨慎，引起我怀疑，一查，解放前作恶多端，要是镇反时搞出来，虽不够死刑，但绝对是判重刑。1969年后，是聂核心派来的军官组清队，逼、供、信严重，全部是冤案。九、“聂核心”上了林彪“贼船”聂荣臻自周总理4.20讲话和毛主席的批评传达以后，聂核心不仅不思悔改，而是积极投靠林彪，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起义的“借用力量”。他表面上转入幕后，由其得力助手王秉璋、张爱萍先后登台为其效忠，成了没有聂荣臻的聂荣臻核心。首先出台的是王秉璋，任科委代主任，并调梁军任科委参谋长；撤销了中央派驻的工宣队，回归了聂氏一统天下。经王秉璋，把国防科委变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假用力量”。王秉璋成了林彪死党。随后聂荣臻的干将張爱萍，在聂荣臻积极参于1976年10月6日晚右派政变后，张爱萍走上前台，当上了国防科委主任，自称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干了一系列反党勾当。这在以后有关章节介绍。王秉璋上台，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为林彪搞武装政变提供大量国防科技绝密文件和材料；另一件事是，不惜捏造假案，大抓“反林副主席、反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国防口5.16’”，为林彪武装政变扫清道路。1、为林彪武装政变提供国家绝密文件和科技资料“聂核心”为林彪搞武装政变效了犬马之劳，背了中央举办了一个供林彪“参覌”的国防尖端科技“展览会”，为了搞这个“展览会”和配合“大有干校”抓“5.16”，科委把刘毅民从渤海湾“大有干校”调回北京。“展览会”具体工作，基本上是刘毅民领导负责策划、组织的，并同时为林立果选美大开绿灯。“展览会”展出了国家最新国防科研成果和绝密文件和资料。于1970年7月23日，“聂核心”组织上万人夹道欢迎林彪一伙“参覌展览会”，盛况空前。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随后林彪死党驾直升机外逃被迫降，在直升机上查抄到林彪从“展览会”窃取的大量国家绝密文件和资料。以上阴谋活动，均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而告终。但聂荣臻变法有术，很快打扮成“林彪的受害者”而遮人耳目。至后来张爱萍上台，七机部批林、批王秉璋，他竟公开压制说：林彪死了几年了，还他妈什么林彪、王秉璋？以至有人公开为王秉璋翻案就不足为怪了。“聂核心”支持谁、迫害谁？阶级阵线清楚，毫不含糊。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复辟派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什么受“林彪迫害”，只是披了一块护身的遮丑布而已！2、聂荣臻把造反派“一锅端”离科委机关大抓“5.16”1969年9月，奉林彪“第一个号令”，借“战备疏散”的名义，把科委机关“一锅端”离北京(注：绝大多数端走、仅留少数人看守)。一部分(司、政、后，包括李敏同志)端到河南驻马店“遂平干校”；九局一分为二，在科委大楼办公的资料处(仅几个同志)到驻马店外，情报所端到辽宁锦县渤海湾海边四周芦苇塘，称“大有干校”。“一锅端”的目的是搞分而治之和大换班，即把炮轰聂荣臻的造反派基本处理出部队(注：后周总理知道后，大换班计划破产)，隔断了两地间，以及两地与北京的联系，关起门来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1)、智斗“军管组”赵育群情报所端到渤海湾“大有干校”后，聂核心把情报所交罗舜初(科委副主任)曾任过纵队司令而后改为四十军进行军事管制，四十军调某师副参谋长赵育群(后被大家称为‘赵拐子’)率军管组进驻干校，赵育群任组长，同时从锦州石油六厂调来“工宣队”。从形式上说明聂核心下决心对情报所要下毒手，但沒有想到是抓“国防口5.16”。因为在北京，只知道北京市有个叫“3.16组织”，专门在夜间出动贴诬陷周总理的大字报，是个反动组织，但人数极少，而从未听说军队有个“国防口5.16”。因此，虽明显意识到了聂核心要下毒手迫害我们，但决沒想到会捏造个“国防口5.16”陷害我们，对此完全超出意料。一到“干校”，许多事情，说明赵育群这个“军管组”来者不善。但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们，例如在零下24度的下雪天，深夜紧急集合野营拉练，我们这些北京地区的“机关兵”，装备是按北京地区发的棉衣和皮鞋，而不是辽宁地区发皮大衣、皮大头鞋。而且是零下24度下着雪的深夜，谁也明知拉练是假、整人是真。棉大衣等于沒有穿，四肢都冻麻木了，脚上就像沒穿鞋，光脚在冰雪上走一样。天快亮时，到老百姓家宿营，老百姓看我们冻成那样子，又听我们大多是南方人口音，都非常热情地一再关照我们说：你们冻成这样，千万不能立即用热水泡手和脚，快喝点热水，让身子慢慢缓过来以后，再用热水洗脸、泡脚，否则要搞坏身子的。老百姓对解放军的热情支持，让我这个从高中至大学毕业一直是长跑得冠军的人来说，赵育群的这类折磨，显得是小事一脏。生活上不安军队标准供应，全部高梁米，这对南方人很不习惯，但对我在旧社会吃过焦炭、发了霉的豆饼的人，也不成问题。另外，开荒地种稻子、割芦苇等更不成问题。我反感到长时间在大城市、坐办公室，能有机会锻练一下很好，觉睡得很香。后来自己种粮吃，曾一餐中饭吃了12个大茐肉丁包子(每个1两重)，仅次于我在张家口农村四清时在当地县里开会一餐晚饭吃了一斤馒头和一斤二两红烧肉。一个1.64米身高、吃这么多，现在连自己都无法想象。因此，我沒有像当今那些走资派把下放干校劳动等看成是什么“关牛棚”的“人间地狱”。而野营拉练最后一天自由跑，我又是冠军，40多华里，我比第二名早到目的地40多分钟。在此讲几句“空话”：人家整你，你不能再自己整自己，要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成锻练的机会。如果我沒有这点精神，这次把我拉到四周芦苇圹来残酷迫害，我恽某那就是真见了“阎王”，这是我所许多同志公认的。当然必须有个最重要的前提，自己沒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才能像《红灯记》李玉和唱的：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才能把毛主席所说：坐牢，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很好的休息，把它真正熔化在行动上。面临残酷迫害，只有不怕死，才能做到浑身是胆雄纠纠。这些，都是我面临走资派迫害激励自己的警语。不妨把我这段遭遇介绍下去。一到干校，我还是一个班的班长，加上“文革”期，我沒有批过任何走资派，思想上对党内有走资派认识不上去，龙统讲讲可以，要批具体谁是走资派我不干，就更不要说“反林彪”、“反聂荣臻”，尤其是对林彪，至今我对他仍是只批他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这并非我不敢，而是认识不上去。我不是自夸，谁要我干违心事很难。我点名道姓批走资派是这3、4年的事，是走资派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公开贴出了走资派的告示，我才批的。我这一批，就再刹不住车。所以，说我1970年前就“反林彪”、“反聂荣臻”，太抬举我了，把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估计得太高了。1970年年中开始，只知道赵育群对3、4个同志办“学习班”(整人班)，但我不知为什么事。但从那以后，赵育群气节败坏地在大会上不点名批我“反林、反聂荣臻”，用词恶毒、并无耻地搞人身攻击。当时，有几位同志想组织人员去冲军管组，被有的同志劝阻了。因考虑他们都带武器，别造成不必要牺牲。加上赵育群沒有点名，冲了反很被动。这事是在林彪垮台后我才知道。不久，赵育群把刘毅民调回北京掌了所里的权，至此他篡权成功。把留在所里的班子调来“干校。”就在赵育群猖狂攻击我时，我向军官交了入党申请。*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在赵育群恶毒攻击我“反林彪”、“反聂荣臻”时，我申请入党，确实有点戏剧味道。我在申请中有意不抄党章关于歌颂林彪等内容，即申请书沒有林彪或林副主席这几个字，更谈不上有吹捧他的内容，而且是有意不写的，特地给赵育群提供了一个攻击我的炮弹。不岀所料，赵育群在大会上声嘶力竭的说：有的人还想入党，想入的是“国民党”，…。前面介绍了刘毅民亲自培养我入党，当我发现他培养我的目的是增加一分吹捧、宣扬、捍卫刘毅民的力量后，我宣布收回了入党申请。而这一次申请入党，是想检验一下自己，在严峻的、生死搏斗的阶级斗争考验中，自己够不够一个党员的资格。有的知心同志听了赵育群对我申请入党的攻击，批评我太蠢，不该这时申请，他能接受你入党吗？我说：你还不懂，你得慢慢看下去。确实，我的入党情况在全党可能不很多。一般都是顺利时申请入党，哪有在被批斗、逆境时申请入党的。其实，我们许多当初老党员，不少是在同敌人拼搏的战场上申请入党的，还有是走向刑场时交岀入党申请的；这就是我选择申请入党的时机。这份申请书，我不仅明显表明我不同意党章中关于林彪的提法，赵育群不是攻击我“反林”吗，干脆送个炮弹给他，看他怎么办？再则，从当时我面临的形势，来者不善，只好针锋相对，把他看成资产价级代表人物。我谅他拿了我的这份入党申请，不是好对付啊。林彪垮台后，赵育群吓拐了一条腿，被大家称为“赵拐子”。在“军管”检讨的全体干部大会上，他15个吊桶吊水、七上八下，坐立不安。他沒有想到他迫害五个来月，非法关押我三个多月，我在大会上仅讲了一句话：不打不相识啊！但赵育群竟在当天深夜不告而辞、落荒而逃了。我们从干校全部回到北京后，刘毅民公开布置各处室党支部不发展党员。他心里很清楚本人如果一入党，所党的核心组将会是什么情况。所以他滥用职权，关上党的大门。因为只要开着，他已是再有多大忍耐也阻不住我入党。刘毅民把批林搞得冷冷清清，把他追随林彪死党制造“国防口5.16”这一假案的罪行、积极为林立果“选美”给于的一切方便、为林彪窃取国家重大机密效的犬马之劳，以及诬告彭德怀等问题，他都封得严严实实，不检讨一句话。为此，在叶刽英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传达了江青同志给叶剑英的信后，我把情报所的情况写了一封给江青同志的信，敞着信封交给了刘毅民，信中没谈具体事，只讲了批林批孔无法开展，刘毅民看后提了修改意见，我照他的意见修改后又交给了他。他把信送给了江青同志。不久，江青同志写了回信，并送来批林批孔材料，由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把信交给了我，材料送给了所里。我把信交给了刘毅民，两人一起拆开看了全文，他要我陪他把信报送给了科委领导。当时的科委主任党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同志，科委副主任常委委员钱学森同志来到本所参加全所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有2、3位同志站岀来建议：应尽快吸收恽仁祥同志入党、并参加核心组工作。我所在党支部书记站岀来说：我们支部早已安排计划发展恽仁祥同志入党，由于所里布置不发展党员，……。这以后约一周内我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不到半个月内当选为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当选时，政治部告诉我，争取全所意见，仅3、4个人反对或弃权，其余都赞同。说明全所98％以上赞同我任副组长。从我1961年在刘毅民培养我申请入党，到刘毅民听不得批评而打击报复，我撤回申请书，最后在同修正主义、走资派剧烈搏斗中入了党，很有意义。我一入党，并担任了党组副组长，不久我在全所大会上讲了一次党课，重点讲了要跟党、跟路线不要跟人，特别着重讲了什么叫跟党走、什么叫拥护党？主要是跟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拥护和捍卫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严励批评了有些人把跟党走、拥护党，歪曲为跟了某个党员或领导的屁股转、送小报告、吹吹拍拍，……；有的党员自己不怎么样，对要求入党的同志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还自认为了不起，…。讲得很结合实际，也是切身体会，受到全所绝大部分同志赞赏，还贴了不少赞扬大字报。入党半个多月就讲党课，还讲到了绝大部分同志赞扬，还贴了不少大字报赞扬，我自己都感到有意思。有的同志找我谈入党问题。我对他说：要求入党很好，你得找你们支部。但讲几句供参考，如果为了更好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入党后会干劲更足；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做个党员光荣，那你入党后会失望的，你会感到入了党并不是你想象的光荣，也就是光荣在每周开半天会(组织生活)，光荣在一个月交一次党费。所以，为什么要入党一定要考虑好。他说我讲的很实在。从此，刘毅民的关门主义被撞开，建党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少数几个只“光荣”，放松自己思想改造的享受“优越感”的党员，再特殊不起来。而我的入党申请书，还就是我当初交给“军管组”赵育群的那份申请书，因我写的申请书中沒有涉及林彪的内容，所以不要重写。凡写了有关宣扬林彪的内容的，都作废重新写。回顾那段同赵育群智斗的历史，就更增添几分特殊意义。**、赵育群让我当“学习班”班长也在赵育群指桑骂槐大肆攻击我“反林”、“反聂荣臻”之时，他突然把我叫去，要我负责对本所原“红色造反兵团”的头头办“学习班”，搞清他“小三军”的问题。我一听，感到很棘手，因为前面介绍了为此事，我去揪聂荣臻操控的“大三军”“总勤务站”的头头伪保长，得罪了聂常委，现在让我来办这个学习班，赵育群用心险恶。我略一考虑答应了下来。当天晚饭后，我约“造反兵团”头头岀去散步。我同他讲了赵育群要我办他学习班的事。我说：因为他给了我合法身份，找你个别谈话是工作需要，不怕他们说三道四，但今天我同你讲的话，在任何场合不能泄露岀去，泄露了，倒霉的是你。我接着说，赵育群这一手的目的，一是摸摸我的态度，也包含稳住我，但更重要是离间我们，用心很险恶。你要坚持实事求是，沒什么大问题，千万不能乱说，不能牵涉别人，否则赿牵赿乱。再就是一定注意着我的脸色行事，千万别把我的讲话当回事，我有的话会讲得你很不愿听的，但你千万别当真，再就是“学习班”的情况别向外透，相信有我在，赵育群整不了你，相反我要通过这把赵育群在这方面的底摸清它。这就是我办这个“学习班”的对策。结果，办了10多天，他们根本就拿不岀什么攻击的“炮弹”来。我提议军管组听取我的汇报。汇报时我说：办了10多天的“学习班”，某某态度很好，都实事求是讲清和回答问题。但是沒发现谁提岀什么原则问题，不知你们掌握了什么重要证据，如果有，是不是可以拿岀来商量一下如何继续办下去？他们说：有。随即从保密柜拿来几页纸的材料。我一看，是另一些同志在前面介绍的中央学习班散发的材料。我说：要是就这个材料就整人，这些东西我早看过，靠这玩艺整人，不成了打派仗了。科委常委听取我汇报时，这些问题被我批驳得连连承认：偏听偏信了。凭这种材料就办“学习班”很不妥当。赵育群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办下去吧。我把“学习班”记录等交给了他们，宣布“学习班”结束。这个“学习班”办得很精彩、很成功，赵育群和我都动了脑子，演了一场同床异梦的戏。2)、聂核心捏造“国防口5.16”假案残酷迫害造反派1970年初开始，“聂核心”在国防科研系统大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重点在科委机关。聂荣臻公开声言：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也照样抓。粗看聂荣臻很公正，不管是谁，是反革命就抓，不讲情面，一视同仁。但聂荣臻是先把李敏同志定为“5.16分子”，而后编造材料，结果是：欲加之罪，何愁无词，企图把李敏同志打成“6.16”，把“炮轰聂荣臻”派打下去。为此，他们煞费心机、精心策划。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健在，聂荣臻虽声称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问题是毛主席的女儿不是反革命，而要把她打成“反革命”，“聂核心”就费尽了心机。众所周知，毛主席健在时，不管你功劳多大、职位多高，如果利用职权故意陷害，把一个普通公民打成“反革命”是没有好下场的。只是邓某篡权以后，权势人物随意捏造“罪名”，致普通公民于死地才成了家常便饭、“合情、合法”。情报所被搞到芦苇塘，“聂核心”为把情报所作为在科委机关抓“国防口5.16”的突破口，精心选派来“军管组”，并给“军管组”头头赵育群许愿：搞好了可调北京科委机关升为情报所所长。刺激赵育群拼了命效忠聂核心。赵育群沒有让聂核心失望，为了效忠聂核心，不惜把一条脚都奔拐了。聂核心抓“国防口5.16”，在策略上，他们选择院校和科研院、所为第一道突破口，又以曾参加上述中央学习班“炮轰聂荣臻”的同志为突破的重点人选。因为李敏同志平时与外界联系极少，但她参加了中央学习班。他们首先在某研究所，利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迫使某某承认是“国防口5.16‘联络部长’”，并仿照京剧《智取威虎山》智审阮平时，阮平招认在全国设了十几个联络点的情节，而迫使某某仿照京剧《智取威虎山》阮平的口供，编出他这个“联络部长” 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国防口5.16”十几个“联络点”的假口供，并制成约两小时的录音带。另外在某单位，利用中央学习班期间，一部分同志批判聂荣臻站在蒋介石像前作报告(注：罗舜初亲自旁听了那次批聂的会，后来他不澄清事实，被中央调离科委的处分)，把它改编为一部分人站在蒋介石像前“集体宣誓参加‘国防口5.16’”，同样制成录音带。另外不知从那里搞来了“5.16后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壁”“迫害江青同志”的宣讲材料，还有关锋“迫害江青同志”的宣讲材料。(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毛主席健在时，聂荣臻等人，不惜一切手段和机会，在公开场合大肆吹捧江青同志、大树江青同志，背后同叶剑英等积极谋划逮捕江青同志的阴谋活动)。被聂核心列为“国防口5.16”后台的有肖(华)、杨、余、付和王(力)、关、戚(本禹)等同志。另外，他们在北航炮轰聂荣臻的人那里，发现我所有的同志的电话号码和亲友关系，而作为突破情报所的“重大证据”。“聂核心” 取得上述“丰硕成果”后，选择情报所为突破科委机关的突破口，达到最终把李敏同志打成“5.16”。(1)、赵育群大办“学习班”“文革”期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种是党中央和造反派办的班，是真正学习毛泽东思想，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前面介绍的国防科研系统的中央学习班，是学习毛主席有关指示和文章，促进对立的两派统一认识，共同批判走资派的前提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联合起来。又如我们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举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讲话、中央文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在共同批林彪的基础上，进一步肃清派性残余。另一种是走资派接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名义，实质是搞逼、供、信整人。比如他们迫害我时，指定每晚12点前学习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回答他们：我既不是南京，更不是政府，也就不存在何处去的问题。我学什么？我自己知道；是不是学《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更急需一点。最恶劣的是赵育群打着“学习班”的幌子，刑讯逼供。赵育群同刘毅民(已调回北京)互相勾结，在情报所抓“国防口5.16”的重点选在我头上。但由于本人未参加中央学习班，上述那些假口供涉及的事无法同我连上；因此，他们开始想把我先拘留后审查，打成“国防口5.16‘组织部长’”，但四十军领导不同意，认为没有任何材料和证据就抓人，不合适。“军管组”赵育群就费尽心机制造“材料”。办法就是办“学习班”。赵育群搞逼、供、信有两种类型，分别举例如下：一种是刑讯逼供，他们对参加过中央学习班的某同志，就是利用疲劳战术、武斗等逼供，逼着按他们预先按前面介绍的那些制成录音带的假口供的方案，逼着某同志顺着他们的设计方案，招认恽某是如何如何介绍他参加的“5.16”、……。一切成功后，合成一盘系统录音带。另一种方式是不惜贷价的诱供。例如我前面介绍了那个坚持贴“打倒狗特务江涛”大标语的，他对去中央学习班的欲望很高，我同意让他去了。这次赵育群选中他用诱供让他完成任务。赵育群让他把老婆从北京接来，更是用国家的钱，陪他到一些地方“旅游”、……。这一套办法，凡看过国民党特工搞策反把戏的书刊的，都不睦生。有些叛徒就这样舒舒服服叛党了，当然这比喻不一定恰当。因为还谈不上叛变，而是编造，或捏造事端迫害同志，实际比叛徒更可悲。不隐瞒观点，我对在用武斗逼供信下胡说的同志，我能体谅他们、愿谅他们。后来问题搞清后，我只对这类同志说，好好总结教训，你们软了，反吃了不小苦头，而我坚持真理，顶住了他们，反吃的苦头没有你们大，就沒敢对我搞武斗。而对后一种人，我沒有任何话可讲。寄希望后来人，当革命队伍出现极“左”分子，千万要特别警惕。(2)、赵育群召开揪斗“国防口5.16”大会刘毅民在北京同赵育群在“干校”间的“和谐”配合，北京把聂常委泡制的上述录音带、宣讲材料不断向“干校”运，赵育群把上述“学习班”取得的“丰硕成果”向北京刘毅民报喜。折腾了约半年多时间，折磨好几位参加中央学习班的同志。为培养全所人员对恽某的“无比仇恨的感情”，“军管组”精心策划了“控诉恽某罪行”的漫画展览会，组织全体人员参覌，漫画对本人进行了十分恶毒的人身攻击。后来本人要求看一下那个展览，欣赏一下“聂核心”的艺术创作水平，但他们把它销毁了，本人感到遗憾！一切就序以后，“军管组”召集全体人员大会，播放北京送去的聂核心精心制作的录音、赵育群声泪俱下地宣讲北京送去的上述材料。那个“军管组”赵拐子宣讲“5.16迫害江青同志的罪行”材料，真是声情并茂，又掉眼泪、又淌鼻涕，把一些同志感动得也掉下“愤恨”的眼泪。但至此，本人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揪出本人的前奏。“军管”突然宣布让本所某某同志上台“控诉”。由于某某语言和情绪十分低沉，本人还没能听清他讲了些什么，就有人点名要我上台交代怎样“发展某某参加5.16”的？这一下让我清楚地明白了放的那些录音带、那些宣传材料是些什么东西。本人只得昂首、挺胸走上台去愤怒宣布：“如果我是‘5.16’就立即枪毙，别的没有什么要说的”。接着是呼口号，要我低头认罪。我说：“本人无罪，也就谈不上要低头”。结果硬把我按倒在地，本人也不低头、弯腰。“控诉大会”进入僵局，无法再开下去。这就是聂核心在科委机关揪“反林副主席、反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国防口5.16’”的最高潮。以本人的坚持真理、以不怕死的勇气，挫败了一伙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党分子，苦心策划了半年之久的一切“成果”，被宣告破产。虽然对我的迫害还在继续，但不仅再也沒有开成如此声势的大会。而且指望着突破我以后，想借此“东风”在科委机关“驻马店干校”大抓“5.16”揪李敏同志的计划，只得胎死腹中。3)、非法关押我三个多月赵育群召开揪斗我的大会失败后，就非法把我关起来。策划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沒了地进行批斗，个别小会也有按我头，要我“低头、认罪”，都让我顶住了。就把我非法关了三个月，每天深夜十二点前不准休息，这类摧残人肉体的卑劣行为就不细介绍了。问题是，聂荣臻这类在文革中拿了高薪，没有在群众中检讨过一句，甚至个别人还干着说不上嘴的禽兽不如的勾当，然而还瞥着一肚子对毛主席、对文革、对共产党的怨气。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吃不完的老本可以说三道四？借此，介绍一点如何面对反动势力迫害的问题。因为革命还在继续，说不定还会有坚信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坚持防修反修的同志遭到迫害。谈点体会供参考：第一、首先自己要相信自己，俗话说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敲门，文革前脑袋比较天真，从来不相信共产党内会出鬼(走资派)，碰着了鬼，一定要吃好、睡好，千万别自己整自己，鬼在整你，你再自己整自己，很可能垮台；在他们关押我时，只要允许睡，我要不了3分钟就睡着了，监管我的人说：陪了你我们也不能安时睡，睡的时候你上床就呼呼大睡，我们还好久睡不着；第二、坚持原则，不怕牺牲，走资派这类鬼整你，都是往死里整的，比国民党反动派还黑，如果你一怕死，不仅害己，还必害人；第三、要有一套同反动势力斗争的策略和勇气，要以正气压倒邪气；我在被整时，火气特大。为说明问题，举两个实例：一个例子是：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整我，就摧残肉体，每天夜里有人监督着强行“学毛著”。说实话，我拒绝学他们指定的内容，而按我的需要，学了不少毛著，因他们虽是为了摧残我肉体，但自己别白度时光；而在白天从早到晚强迫干强体力活，但自己量力而行，因这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劳动”。一次监督我劳动的人训斥我说：你既不好好交代问题，又不好好劳动。我严励回击：你别看错了，现在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劳动得怎么样，还轮不到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孫来监督我。他让我一下搞得滿脸通红，讲不岀一句话。当天晚上，那个参加整我的“工宣队”人员，来开会。问我你白天讲什么了？我把讲的几句话重复了一遍。他马上走到我身旁，用肩膀来顶我，并问我你想干什么？我向他冷笑了几下，但没一个人帮腔，就不了了之。在此，对“工宣队”的问题讲几句，其中大多数确实值得学习，从他们身上看到工人勤劳、朴实、对毛主席和对党无限忠诚。但也确实解放后的和平环境，少数工人变了，可以说是变质了，已不像个工人，而像个“工贼”，学了油腔滑条，在干校搞武斗的就是那像工贼的一两个人；还很狂妄，不学习，滿口脏话。另一个例子是，一天晚上，一名“军管组”人员到我囚室，他手里拿着一卷纸，说要开个会。我当即站了起来。他说“你坐下”。我说：“我不站着，显示不出你们开斗争会的气氛”。他还要我坐下，我就坐下了。他说：“我们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他接着把握在手里的一卷纸举了举说：“你发展‘5.16’的表格在这里，证据确凿，就看你的态度，……”。我站了起来口气和缓地说：“既然有那么多证据，还来找我干什么？但我不知道你手里拿的是马粪纸(一种很粗糙而厚的纸)、还是字典纸？如果是马粪纸，那还没有一张，还不够一个人填写的；如果是字典纸，那全所每人都填一份还有多；可是我倒担心你今天一张也拿不出来，担心你不仅今天的批斗会不好收场，甚至不知你是脸蛋先出这个门、还是屁股先出这个门？他拉大嗓门说：“恽某某你想干什么？”我说：“不是我想干什么，而是你今天来想干什么？”他哑口无言，而灰溜溜离了我的囚室，在场的搞我“专案”的同志没有一人帮腔，因为他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以至后来当他们知道是假案后，其中有一位同志认为上当、受骗，气得神经失常。还有一位同志被赵育群逼供信逼得深夜带了绳子，乘上厕所时想自杀，这时他突然想起恽某在批斗大会毫不屈服的表现，他想到还是应看个结局，而回了宿舍。这使我非常受教育，若我顺了“军管”顺竿爬，胡乱说一通，结果造成人命案，自己的良心不该谴责吗！林彪摔死后，“军管组”一位持不同政见的非找我聊天，他说：“从揪斗你那次大会上，一听你表态，我就认定赵育群碰在钉子上搞不下去了”，接着他介绍说：“老恽便宜你了，本来赵育群要把你先拘留后审查，把你当5.16组织部长搞的，军里负责运动的副政委不同意，认为就凭一些口供抓人不合适”。 他接着说：“赵育群一些事，我们也看不惯，比如你们有的女同志连洗屁股都在赵育群办公室洗”、“那个女同志说是屁股那个地方不舒服，赵育群就批准她回北京，这些在你们一些同志中也有议论，影响很不好，…”。上述这最后一次批斗会后不多天，他们把贴在我囚室的林彪的语录：“抓5.16一个也不能漏掉”，揭了下来。我说：那么好的语录，干么揭掉？他们不吭声。我心想：聂荣臻啊聂荣臻，你还能疯狂几天？固然很快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并宣布了中央派驻科委学习组决定：解除审查，参加批林。赵育群最后就是我前面讲的，吓得深夜不辞而别，落荒而逃。3、中央逮捕了林彪死党王秉璋、粱军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多尔汗。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处理科委的问题，查出了聂荣臻要抓的“国防口5.16”黑名单，名单中包括李敏同志以及同她一起签名贴“炮轰聂荣臻”大字报的八局的其他同志。查清了“国防口5.16”是聂核心制造的假案，对此案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我们这些差点去见马克思的路上又跑了回来。林彪武装起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把科委列为其“借用力量”。并粉碎了“聂核心”大换班的阴谋，把我们又分别全部从河南、渤海湾“一锅”端回了北京。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逮捕了林彪死党王秉璋、粱军，“聂核心”损失了两员忠实干将。“聂核心”抓“5.16”涉及到科委好几个研究院、几十个研究所，虽未见统计数据，但起码是迫害数千人之多。情报所卡了壳，在科委“遂平干校”就没有敢动手。没有一点影子的事，“聂核心”能编导出那么多惊心动魄、非常离奇的“大罪状”，其手段的残忍就可想而知。他们还有何脸面对文革说三道四？我自豪地讲，本人并没有因受了迫害，而对本所干部、群众，利用手中之权，别说进行打击报复，就连批评也没有为此而批评的；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同志曾对我动了点手的，在入党时，有人提出非议；我说林彪集团搞那么多假材料，如果不是整在我头上，我也会信以为真，积极参加的，因此决不能因为对我干了些不合适的事，而影响他们入党和正常使用；包括那时搞我“专案”的同志，概不受影响。这些都事实摆在那，经得起检验。从以上聂荣臻在“文革”期的所作所为，联想到1968年10月13日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聂荣臻的批评：“(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学生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园；(3)、聂荣臻藉口保护干部子弟，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质上是关心‘联动’； (4)、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5、9.16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于死的程度；(5)、‘多中心论’ ，是聂荣臻搞的。但聂荣臻检查说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荣臻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6)、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关于保护老干部问题，周总理：“(1)、聂(荣臻)、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荣臻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托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燒，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是谁保护了老干部？(2)、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不滿。也保过陈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讨，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周总理最后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参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第324至326页)。还有姚文元日记，说：毛主席晚年说，他死后，几个老帅要闹事。从“文革”直到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变，及以后的否定“文革”的那个“决议”、他们在“清查‘三种人’”等运动中的表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毛主席、周总理对聂荣臻等的问题是看得太透彻了。毛主席、周总理这些重要讲话，再看看聂荣臻用箩筐把国防工办领导罗瑞卿同志抬到台上批斗，批斗杨勇同志搞90度弯腰“喷气式”武斗，把杨勇同志迫害得脸上汗珠向地上直滴。以及聂荣臻在抓“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后中央定为假案)，并声言：“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企图把李敏同志打成“5.16”，而捏造的那些凡人都捏造不出来的离奇“罪状”，以及“清查‘三种人’”而制造“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泒”这一中央定为“天大的冤案”凭空捏造的“罪状”等等。聂荣臻何许人也？十、批林批孔1973年7月，毛主席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复辟倒退，而提出“批林、批孔”。1974年中央决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发了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附了《林彪与孔孟之道》附件材料。发至全党，至同年6月结束，历时半年左右。但在近30年，批林批孔是走资派、文痞全部否定的。主要论点是：批林批孔是“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的讲话，背了中央发动的；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即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些问题，都应该弄清楚。1、我亲历的批林批孔运动1)、叶剑英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974年1月24日，叶剑英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关于这个动员大会，在近30年，走资派、某些文人，诬蔑说是江青同志等背了中央干的。例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注：中央党校教材)：“(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1712页)。在揭穿以上这一谎言前，提岀一个问题供商讨：什么叫插手军队？这是这30年出现在一些“权威”人士讲话、书、刊上很时髦的一句话。也是一些人揭批“四人帮”时的 “专利”话语。不过，我至今对此不理解，所以提出讨论。众所周知的是，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即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在我们的工作中，军人不能干与地方的工作，而应接受人民的监督。违反这些精神，就犯错误。我记得的这些精神，不会有多大错。江青同志还是军委文革的顾问，但军委文革开会不通知她；江青同志说：他们把她撤职了 (注：参见《新发现的周恩来》)。因此，“文革”中的事，中央文革能不能管军队的运动？如果像有人说，在军队不任职，管了军队的事，就叫“插手”。对此，最近看到有人发表文章质疑：周总理不也就不能管军队，否则叫“插手”？那么，我要问：军人策划并亲自逮捕在军队不担责的中央领导人算什么？军人经常策动周总理谋反又算什么？军委主席临驾在党中央之上又算什么？这些问题，我认为只要沒有野心，任何一级干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一些野心家、阴谋家，这些年，把军政、军民关系，随心所欲、胡乱折腾，闹到了矛盾百出、并十分紧张。再谈军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某显赫人物说“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捏造，她根本就沒有参加军队的动员大会，“江青…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从何谈起？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集并主持召开的，所谓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不符事实，江青就没有到会，但有一段插曲：会议迟迟不开，后来听说是叶剑英一直等江青给他写的信，信一到，会议开始。江青给叶剑英的信，成了叶剑英动员军队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向下传达也是这样，还包括江青给其它单位(包括给地方)的信，都是叶剑英动员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叶剑英把江青的信作为动员在京部队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就不知“精英”该作何评论？本人的看法是，叶剑英在军内搞揭批“四人帮”，指导思想形而上学猖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但唯独江青给他本人的信，他可一声不吭，如果硬要说江青插手军队批林批孔，则事实是叶剑英请来的。叶剑英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领导全军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事实，证明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无中生有。明明是叶剑英自己主持、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不知是否经过中央同意？然而在中央下发的关于江青等人“罪行材料”竟篡改为“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江青作了伪证。同年3月8日，中央军委通知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军委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这个会议，也是叶剑英主持召开的，听取汇报的其他军委领导同志有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但七机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叶剑英未经周总理授权(下面介绍)，插手七机部运动，这算什么？会上，王洪文和张春桥讲不少话；邓小平讲了话，叶剑英最后总结性发言，对下一步怎么搞作了指示。这进一步证明，军队的批林批孔，不仅是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动员的，而且也是他亲自领导、检查、督促下开展的。叶剑英还把手伸进七机部，“枪指挥党”。足以证明，走资派、文痞，上述对批林批孔的污蔑，只能是扳石头砸自己的脚，并暴露了他们尊孔、保林的真面目。2)、周总理召集并主持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974年1月25日，周总理召集并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同样，也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攻击、诬蔑成“(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1712页)。 这件事，最早是出现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中央声讨王、张、江、姚“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罪行”，下发全党、全民的材料(参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从此，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起并领导的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就被走资派、文痞们篡改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十恶不煞”的“罪行”。更成了文痞们尊孔、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把柄”。上面谈了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以足以说明问题的史实，说明1974年1月24日，叶剑英亲自召集并主持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就没有参加这个会，以及随后驻京部队批林批孔运动，都是叶剑英亲自指导、督促进行的。揭露了上述“1月24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纯属无中生有、捏造、诬陷。　　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由周总理召集并主持。现从记录稿中摘录周总理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如下。周恩来：“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王洪文同志领头唱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体起立，唱歌）　　总理接着讲：“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开个动员会，进行批林批孔动员。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後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我们晚了一天，但是现在我们赶上去。中央对批林批孔问题已经发了两个通知，第一号已经发到你们手里了，第三号还没有到大家手里。…………。《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中发七四年一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接着，总理介绍了江青同志给一些单位写的信及内容，包括：“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总理说，信是这样写的：‘首先请代我向全军同志问好，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和孔老二的思想关系都搞不清楚。北大和清华搞的这个材料，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现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来宣讲这个材料。另外，他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也可能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是国内外帝修反非常惊恐的事，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团结胜利，现送去《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的文章摘录》二十份，鲁迅的《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十份供参考。文件和材料分数不够，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可报告中央，我们共同努力学习，保持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我相信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晋书?刘元海载记（？）》里说，汉朝的文官随何、陆贾无武，武将绛侯、周勃?灌婴无文。我们应该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解放军报，七四年一月廿六日一版）。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文武全才。我们一定能胜利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江青七四年一月廿四日”。周总理读完信接着讲：“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注：证明叶剑英是背了中央召开的)，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我们现在收到各地的简报，在批林批孔中，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也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军报的记者，要把(这)方面先进的经验。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出去。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请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开个动员会，我的介绍完了”。随后江青讲了几句。而后，迟群、谢静宜详细介绍了林彪家中挂的孔老二一些言论的条幅、以及林彪、叶群在笔记本中记录的孔老二的言论，介绍了中共中央1974，1号文件的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出处及编辑经过等情。这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剑英以及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家、文痞们所说：“(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的历史真相。华、叶编造的这段“历史”不仅上了中央文件，同时也编入了上述被称为中央党校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以培养阴谋史学信徒和接班人，并广泛流传社会。在此，再补充介绍一下周总理在1975年初，全国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部分有关内容。周总理：“同志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而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问，……。”从上述摘录的这些材料，谈几点个人意见，不妥处，欢迎批评。(1)、事实证明，“(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不仅纯属捏造。而且证明，周总理积极领导、推动、宣传批林批孔运动。则文痞们尊孔、极力抵毁和镇压批林批孔运动，不正说明正是他们明目张胆反周总理吗！(2)、周总理说：“军委收到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说明“ 江青等人…，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完全 是捏造。事实恰恰说明：叶剑英为了抢功，身为国务院国防部长，背了国务院周总理，召开驻京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造成周总理被动局面，而导致周总理上述讲话中一再检讨说：“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3)、共产党人应该光明正大，实事求是，蓄意纂改历史、伪造史实，妄图达到整别人、树自己，以至复辟资本主义，决不是共产党人所为。历来是野心家、阴谋家的看家本领。虽然，捏造事实，篡改史实，大搞流氓史学、阴谋史学，不是走资派的专利，历史上一些反动权贵、阴谋家、文痞，玩弄这一套把戏并不少见。大家熟悉的文痞编造的“孟姜女哭长城”，控诉秦始皇“暴政”，竟流传千年。在批林批孔期间，把文痞们编造的这一假案，揭露得清清楚楚；而且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在2007.12的节目，经过考察后，说孟姜女是齐国的一位将军的妻子，秦朝修建长城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几百年了。文痞们就能编造岀已在秦朝前几百年死了的孟姜女，来哭她死后几百年建成的秦长城，控诉秦始皇“暴政”。这个假案编造得十分离奇，许多离奇情节在此不费笔墨了。还有大家熟知的戏剧“陈世美不认前妻”，即唱了几百年的“包龙图铡美案”，也是一伙文痞为了报复实际上是清官的陈世美，因而陈世美的故乡长期禁止在当地演出这个戏。这类阴谋史学，发生在封建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伙权贵、文痞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但这类阴谋史学，竟遗传到了共产党内，传到了某些号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身上，并受赞扬和公开提倡的作风，岂非天大的笑话！然而，有人还高喊“‘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岂不是极大讽刺！(4)、事实充分证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和发起的，是周总理、叶剑英分别组织、动员地方和军队开展的一次运动。这次运动得到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一致赞同和表决通过。但是，全国不知多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而投入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干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1976年10月6日华、叶武装宫廷政变后，遭到尊孔派、走资派的残酷迫害。毛主席去世后，这些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而紧跟中央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却一再遭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走资派残酷迫害，这个“共产党”究竟代表谁？再则，上述王洪文的口供，本人能查到的这一段内容的证据是王洪文交代材料(参见“英明领袖”的“中央”下发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再没找到旁证。与事实有如此大的出入，但竟成了“历史经典”，成了中央党校教育、培养接班人的教材。这不仅说明一伙人也高唱“不轻信口供”是什么东西？更值得怀疑，知名“造反派头子”王洪文竟胡乱招供，是王洪文被招安了、还是搞了残酷的逼供信？3)、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初，听了叶剑英对驻京部队作的批林批孔动员报告，包括关于批林批孔的197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和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传达。当时，1号文件和附件，每个支部仅一份。几十个人一份材料，而又是孔孟的老古董语言，显然影响运动开展。加上林彪最亲密战友聂荣臻追随林彪，蓄意捏造假案，大抓“反林”、“反聂”“国防口5.16”，本人深受其害，然而科委的批林和批林彪死党王秉璋、梁军搞得冷冷清清。前面讲了叶剑英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直等到江青给他写的信送来后才开始。因此，便认为中央是否分工江青负责这个运动。而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反应科委批林没有搞好、批林批孔的材料太少，并如实简要介绍了我被林彪集团迫害的情况。信写好后，敞着信封交给了正在主持核心组会议的核心组组长刘毅民手里。他当即看了信的全文(注：全文较简短)，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按他的意见当即作了修改，又交给了他。他怎么交给江青的？本人至今不知道。约半个多月后，正好是星期天，上午约10点多，我在菜市场买菜，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在本所一位同志陪同到莱市场找到我，说：江青同志给你写了信，并送来400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等四种材料。我接过信便回所，把信交给了刘毅民，两人一道看了信的内容。他说要把信送科委领导看，我表示同意。科委领导看完后，刘毅民批了把信复印了好几百份，并铅印了一批。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给了我3、4份，其余都是他们分发掉的。约过了3、4天，政治部告诉我周总理指示：江青同志的信，铅印件可以下发，影印件不要下发。又过了1、2天，政治部告诉我：王洪文要看江青同志的信，并指定政治部领导陪同我把信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又过了2、3天，政治部把信给了我。看了信，发现王洪文改了信中一个字(笔误)。不久，国防科委常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传达江青的信。这就是江青给我写信的全过程。江青同志给我的复信内容全文如下：恽仁祥同志：你1974年1月31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报(抱)歉，未能及时收到你的信。你们的材料那么困难，我很惊讶！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总会冲破障碍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以上材料各一百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请告我数字。这封信可以给国防科委所有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们看。不愿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要看，也可以给看。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敌人利用派性挑拨离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路线斗争，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个纲，这就是目前我国党、政、军、民、学以及其他各界的头等大事。胜利定会属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江青一九七四、二、十日晨我接到江青的信，思想上一是高兴，我这样一个土老儿出身的，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亲笔给我写信，感到高兴是很自然的。二是感到压力大，怕犯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损失。我对我哥哥的一段讲话，概括了这种心情：俗话说“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主持全所批林批孔运动，加上主管行政工作的领导因病住院，所以还兼管全所行政工作。关于江青同志给我的信，从揭批“四人帮”以后，就不知多少所内外的人要我谈看法。共产党人不隐瞒观点，我始终是一个回答：从江青同志的信可见，她一手好字，很有功底；至于信的内容，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有人认为有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本人願聆听。我信奉的是说实话，不做两面派。情报所的批林批林运动，是本人分工主管下开展的，应该说我是清楚的，有发言权。陶鲁笳同志、钱学森同志两位当时的科委领导亲自来蹲点，是在他们直接指导下进行的。陶、钱两位领导一进所，就同我研究情报所的运动如何开展？现介绍一下几个重要问题研究结果。首先是领导问题。当时从批林时，总政指示科委成立领导小组。科委司、政、后都贯彻了这个精神，成立了领导小组。问情报所怎么办？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说：按中央文件精神，应是党委领导下进行，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成立领导小组似乎与中央精神不太一致。他们说：司、政、后成立后的情况，对开展运动还是有促进作用。我说：这是可能的，任何新事物的出现，开始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一个单位，两个中心，一个党委、一个领导小组，时间一长，必有矛盾，出了矛盾还难解决。你们的意思我明白，认为我当了领导小组组长可能顺手一点。但是，如果我任党组副组长搞不下去，则当了领导小组组长同样搞不下去。因为不管我头上顶一顶什么帽子，我还是我，还是那点能力和水平，并不会变化。最后陶鲁笳同志和钱学森同志商量说：是不是情报所不搞领导小组，司、政、后搞了，看看倒底是搞好、还是不搞好？钱学森同志表示同意。再一个问题，陶鲁笳同志说：情报所是江青同志写了信的单位，将来可能有外单位来参观，你(指我)能否考虑不关人，别让人家一看关了多少人，影响不好。钱学森同志插了一句：恽仁祥同志，这对你可是个很好考验啊！我说：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情报所在科委机关是个重灾区，林彪死党在这里干了不少坏事，迫害了一大批人，有的精神失常，还有的差一点上吊自杀了。确实也有人跟着干了不少坏事。如果把这件事揭开，民愤极大，就难免要关人。但这件事，周总理亲自干与下，中央派来的学习组己作结论、并平了反，我看就不一定牵涉，而且，估计只要我不揭这件事，就可以避开。但必须明确提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跟了干一些坏事的人，应当在运动中自我教育、总结教训；大家应相信他们中绝大多数会自我教育、总结教训；要强调集中批林批孔，不打横炮，要批出团结、批岀干劲。按中央提岀的：批得好不好？就看是否批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促进了战备、推动了各项工作。陶鲁笳、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表示赞同我的意见。陶鲁笳同志说：运动中要重视学习马、列、毛著作，学得好，才能批得深，才能批出方向、批出干劲。另外，恽仁祥同志你不仅要带头学，还要带头多作自我批评，消除派性。尤其要注意团结反对过自己而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钱学森同志说：中央已决定，要把型号档案由情报所保管，任务加重了，一定要落实好抓革命、促生产。最后我表示同意按陶主任、钱副主任的指示办。这些原则确定后，就召开各处、室领导干部会议。讲了如何搞的上述意见，并要求各处、室根据自己的情况，也拿岀个怎么搞法的方案，而后一起汇报一下，进一步完备实施方案。再由各处、室派代表，开办学习班，学习班对照中央文件，讨论我们提岀的办法，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最后定下一个大家认为合理的方案。经党组讨论实施。就这样经过上上、下下几个回合讨论研究，把上述科委领导同我商量确定的原则，广泛争取意见后，充实了一些处、室和群众的意见，成为一个上、下都认同、心中都有数的方案。再在每一个大批判的阶段，例如学习、批判以进一步清除资产价级派性、研究儒法斗争等各个价段，不仅有动员，而且开办学习班，就这样坚持了党组统一领导、充分调动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业务工作创了建所以来未有过的成绩，组织建设如前面介绍的岀现了新局面，住房等都作了一次大调整，包括幼儿园、挖防空洞、把沒有工作的家属组织起来办家属工厂等等，都有序地安排得比较好，不少工作是开创性的，以往从未有过。彻底扭转了被聂常委破坏瘫痪长达3年多的的所有遗留问题。做到了大学习、推动大批判、促生产、促战备、促进了各项工作。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坚持了党组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了业余闹革命，除每周半天的党、团活动，除过组织生活外，可以作为搞运动时间外，整个运动，主要是业余时间搞的；整个运动，都集中批林、批孔，沒有一个打横炮的，不仅沒有关押一个人，还沒有批或斗任何一个干部或群众，即便犯严重错误的，也一概靠自我教育，决不强加；坚持运动是否搞得好，就看生产、战备、其它各项工作促上去没有？坚持领导干部，尤其政工干部和主管运动的领导干部带头斗私批修、多作自我批评、消除派性；……。情报所的批林批孔中，有三篇大批判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这是建所以来第一次。中央党校办的学习班中，湖北省和海军参加学习的同志，到情报所实地调查、学习一个多月，也是情报所建所以来第一次。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做法，被国防科委在驻京单位推广，本人还代表核心组在科委召开的几百位厂、所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介绍，这也是情报所建所以来第一次在科委系统介绍经验。情报所在这期间，岀了不少受上级赞扬的科技情报论文，有的得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好评并按排有关部门落实实施，也是情报所建所以来第一次。本人也是在这期间提岀了全新概念的巨型相控阵雷达，被证明方案可行，并在全国雷达技术交流会上受到不少专家好评和赞扬，这也是情报所建所以来第一次，一个科技人员独立研究岀一套全新概念的大型尖端设备，很可能在情报所以后的历史上也不会很多，但我不希望再无后来人。在 “文革”期间，本人参与和完成了钱学森同志对情报所提出的两项任务；一项是我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和载人飞船要不要建造测控船？我同另一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写了三篇力主造测控船的文章。主要论据是：美国到处有殖民地可建测控站，苏联国土横跨欧亚两洲，但都建了测控船，弥补陆地站的不足，因此强调中国建测控船是势在必行；另外介绍了一些测控船必须解决的特殊技术问题。另一项任务是钱学森同志从进口期刊上看到国外研制测地下目标的雷达，要我们所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并附了他看到的那篇报导，任务落在我头上，完成任务后，在一次他同我闲谈时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雷达现在能探测地面下200多米的矿藏、能探测海面下20多米处的核潜艇，以往都把地面和海面看作反射电磁波的，看来波有一个窗口，在某个频段能穿透进去，这个问题，你应进一步研究。遗憾的是，这以后不久，走资派政变篡权、复辟成功，我同许多造反派一样，被剥夺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利，沒能研究下去。但强迫我49岁健康退休，成了我军很少的中年健康退休的“老干部”养起来后，上世纪90年代，我义务支持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陶鲁笳同志、杨成武因身体原因委托他夫人、还有李佩谣、王光英两位人大副委员长等出席了大会，岀席大会的还有美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等。国内许多报纸、广播电台，以及美、英、日、新加坡等国，以及港台都报导了这一新闻，北京电台、北京日报在报导中，还报导“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某”怎样怎样…。但某些不学无术之辈，以吃奶的力气，攻击“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攻击造反派是“交白卷”、只知“破坏”不会“建设”，…。 情报所造反派搞的批林批孔的实践，造反派不仅有能力收拾一个被“林彪的亲密战友聂副主席”以及林彪死党王秉璋和走资派刘毅民之流砸烂的一个烂摊子，而且能创造一个全新的情报所。这些年，看到许多地方的报道：造反派极大部分是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再看看这30年，走资派、文痞们把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称道的社会主义中国，折腾到了腐败不堪、成了“中美国”、帝国主义的“组装厂”、半殖民地。培养了大量吸人血汗的腐败分子、卖国集团、反动官僚资产价级、…。搞到了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沒有事干、无立足之地而被逼岀口门，尖子理工科毕业生岀家当和尚、卖猪肉，甚至被逼为娼。请问那些攻击“文革迫害多少知识分子”的走资派、文痞之流，是谁迫害知识分子？谁是货真价实的唯能搞破坏的不学无术之辈？又谁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面对走资派、文痞之流，造反派沒必要搞“伟大的谦虚”，情报所的造反派和所有造反派一样，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作岀了无法辩驳的回答：走资派、文痞之流一切诽谤，只能是螳臂当车，阻挡不了历史车轮前进。还应指岀，在批林批孔运动，情报所98％以上的干部、群众都积极投入了运动，都是批林、批孔的造反派。而不批林、不批孔的仅1％左右，反对批的仅极个别。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央确定把型号档案交情报所统一保管，是对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但由于情报所当时的情况是，一些化了人民大量血汗，平均折合约10斤左右面粉才能进口一页纸的科技资料，甚至有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搞来的资料，因无地可放，而堆在厕所里。还有一部分配套资料，在把我们端到上述辽宁芦苇塘之机，被个别人分散送给了别的单位，再无法复原。这种局面，很难担当中央交给的重任以及承担协调全军情报工作的任务。科委常委同意扩建，而批准征用一些土地，并且把科委计划兴建的全军运动会游泳池建在情报所旁，交情报所管理。但走资派篡权复辟后，个别人为了自己离休后享受，把一部分征用的土地建了科委第三干休所；马路对面(马路东)相同一块地让给了别的单位；关于游泳池，刘毅民等说：“管不过来”，推了出去，很快被广电部看中建了现在的中央电视塔。至此，恽某的“流毒”而不是辛苦被一扫而尽。想到这些走资派破坏科技工作的往事，联想起钱学森同志苦心建起的实验基地被不法反动官僚用推土机推为平地，把那些 “科学”不离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两面派的画皮掲得干干净净。4)、到第十、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情报所经批林批孔，较好解决了被聂常委、刘毅民等破坏而瘫痪的惨局、各项工作正常后，1974年约8月至75年8月，科委常委把我分别派驻第十、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因周总理要求科委把这些研究院“文革”中的问题尽快解决，以同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现简要介绍一下。先到第十研究院，科委运动办公室副主任为工作组组长，并由两位副部长为成员。另科委常委指示本人从情报所调几名干部为工作组成员。在我们去前，科委派过工作组，但都被群众轰了出来。所以陶鲁笳同志(当时的科委主任、党委书记)找我谈话时，我提出本人不一定能完成任务。陶鲁笳同志坚持要我去，我就去了。如实讲，我一去，由于臭名气在外，几乎绝大部分找工作组谈问题的，都是找我。整个工作期间，除白天接待干部、群众来访，几乎每天晚上要到12点。我们坚持了不让任何人随便揪斗干部，同时对一些领导干部，也不赞同他们隨便“亮相”(检查问题)。即从头至尾，未开一个批斗会，靠大量听取意见、调查研究、疏通干群关系，完满完成了任务。在此仅介绍两件事：一是经广泛听取意见、调查研究，认为该院的主要问题是一部分领导干部闲了在一起议论王洪文。引起一部分群众认为这是“乘凉俱乐部”(注：同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相提评论)；另一部分反对。也就是常说的“革”与“保”。 弄清主要问题后，我向科委常委汇报，提出了我的处理意见：十院的党委常委，都是老干部，老红军占相当的比例，王洪文那么年青，同我一样大，一下提这么高，一些老同志议论几句，不足为怪；包括本人，背后也有人议论；谁不背后议论人。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算个大了不起的事；但我也不赞同这样背后乱议论，有意见应按组织原则提。对老同志批评一下，以后别背后议论了事。闹了几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十院另一个问题是领导干部中派性严重，而背后都有一些干部、群众。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不宜强调在群众中检讨，一检讨，势必一部分拥护、一部分反对，结果矛盾不仅解决不了，反而更激化。我的意见是把闹派性突出一点的，请到科委常委会来，对他既是批评、帮助，又是爱护，本人自报重点发言。就这个办法，还真把问题解决了。因此，我对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实际上是带着聂荣臻拉一派、打一派的框框，去整别人、树自己。相比之下，我有那么一点“本钱”批他。不是看不起他，张爱萍“整顿七机部”的方针，他要是去十院解决议论王洪文的问题，说不定成了他向王洪文献忠心的机会；他不一定有我的胆略，因为他不具备造反派无私、无畏的品质。我主张，造反派批走资派就得这样批。再一个例子是我去十四研究院，任务是解决在三线的半导体所的问题。己决定解散这个所，并把当时估计约1500多万设备、物资处理了，以及把170左右的人员分配掉。因长期无政府状态，问题较多，我们进去时，一把手家大门上钉了铁丝网，怕群众打他，其状况就可想而知。在此，仅介绍我处理的三件事。一件是一个职工，同本地一个女青年通奸，女方怀孕了。而女方是军人家族，又是当地解放后第一个选为全国妇代会代表，这事暴露后，代表资格被取消，搞得当地政府很被动。当地县公安局破案后，提岀按强奸罪，逮捕判刑。我不赞同定为强奸，因都是女方到营处来发生的关系，定破坏军婚我沒有意见。因为我不同意，地方政府不得到营区抓人。后来他们同地区商量同意我的意见，我经请示科委领导，同意地方政府逮捕，按破坏军婚罪判3年徒刑。还有一件事是，该所从干部到群众，都对一把手有意见，较多是作风方面的，甚至好几拨群众找我说他们要去打他。我严肃地劝阻了，有意见可直接找我反映，谁要动手打人，立即关警备。因此，都沒敢打。顺便讲几句题外话，就因为天天白天黑夜沒完沒了地接待他们，我自掏腰包招待他们的烟和茶，约5个月，因招待烟、茶不能报销，共超支150元，回北京后财务分几个月从我薪金中扣除，老伴还很有意见。众所周知，那时“升官不发财”，人大代表也无任何补贴。那个一把手还很傲，竟把女电话员搬到他家同一套房办公，议论就更多。因缺证据，我也不好办。最后他分配走时，竟私自把女电话员带走。所里二、三把手都来向我反映。我说：我不知道。他到科委23试验基地报到后，约10天左右，基地政委打电话问我：你们怎么把电话员分配来沒有给人事关系的材料、也无介绍信？我说：不是我们分配的，所以也就沒有任何材料，而是某某(上述一把手)不报告、不请示，私自带去的。他听了很吃惊，说：无组织、无纪律。肯定某某要挨一顿批。还有一件事是，一天中午，两个农民揪了两个穿军装的军人，拎了一洋面袋木耳，找来非要见北京来的工作组组长。一了解，是该所两名干部去偷了老百姓的木耳：人赃俱在。我思考了一下，首先向两位农民表示赔礼道歉，并检讨我们沒有教育好，糟蹋了老百姓，影响了军民关系，…。问他们偷的这些木耳多重？他们说约20来市斤。我问：这是新鲜的，即潮的，几斤鲜木耳能晒1斤干的？他们说，一般3斤多到4斤晒一斤干的。我问一斤干的能卖多少钱？他们说：1元7、8角钱。我说：按20斤木耳算，并鲜木耳按干木耳折价，合35元，再加一倍偿还造成的损失，赔你们70元钱，木耳还归你们拿走，这样处理，你们有什么意见？他们连声称谢，表示很满意。我再问去偷的两位同志，这样处理有什么意见？也说沒有意见。我当即把会计叫来，让两人各打借35元借条，从下月薪金中扣除。我对农民说：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纪律教育，凡还有来糟蹋你们的，都请你们扭送来，并请你们把我的这一请求，告诉乡亲们。并请人把两位农民送出营区。他们走后，我很严励地批评了两位同志的错误。但最后我说：书面检讨不要做了，此事到此了之，也不装挡案；但千万别凭侥幸，从宽了你们，要吸取教训，如再犯，就别怨我不客气。这一处理，一下传扬到了地区都知道，说北京派来了一个很利害的工作组组长。也再沒发生扰民的事。直说几句：去偷农民的东西是非常错误的，影响也怀。但你能凭偷那点木耳，就定为小偷，装进人家档案，背大半辈子包袱吗？不能，只能是批评从严，同时经济上不让占便宜，要让吃点亏，但政治上不能让人背包袱。我认为这种处理是符合党的政策的(由于当时该所无政府状态，扰民问题严重，经济上罚重了一点，不这样刹不住歪风)。这同张爱萍“整顿七机部”抓了个“偷鱼”的，就当敌我矛盾处理，还同他要镇压的一派群众组织联系起来，打击一大片，像话吗？因此，谁执行党的政策？造反派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千万别迷信走资派“资格老”，就执行党的政策。我要耻笑的是张爱萍之流就不懂什么是党的政策，他们奉行的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独霸一方，横行霸道。如果走资派懂党的政策，共产党就不会腐败到今天这种无法收拾的地步。最后，我解释一下，工作组其他同志都分工外出落实物资分配和人员安排问题，本人坐镇处理各類矛盾，所以大多单枪匹马处理问题。5)向中央军委汇报1974年3月8日，中央军委要科委和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参加会议的军委领导人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科委、七机部领导人：陶鲁笳、汪洋；还有一些代表，共计二十多人。地址：三座门。大部分时间是一部分代表揭发科委二十基地司令员李某某的问题。可以说后来被打成七机部“四人帮党羽”的和科委被打成“李敏为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在会上没有发言。仅本人讲了两句话：“科委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绩的”，缓和一点会议紧张气氛。会上，揭李某某是另一些同志的发言。会议时间较长(约6小时)，发言激烈(内容略)，气氛紧张。会议最后由叶剑英代表军委总结性讲话(大意)：会议温度不低啊！……，关于二十基地的问题，(面对陶鲁笳)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他讲话不多)。邓小平在这前讲了一句话：听了不少新闻哦！回科委后连夜开常委会传达叶剑英的讲话，本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向二十基地派工作组，由吴凤翔同志任组长、杨萃民同志任副组长。会后，本人受常委委托，和另几位同志一道把汇报会的记录整理出来，争取第二天一上班传达到全体同志。我们加了一通宵班，说心里话，我们把叶剑英的讲话当圣旨一样，逐字逐句反复核对，力争无误。但当叶剑英政变以后，张爱萍把叶剑英的“派工作组，去‘放火烧荒’”转嫁给了江青：“…，江青给酒泉发射基地(注：二十基地)的两个参谋写信，支持赞扬他们‘放火烧荒’的可贵的革命积极性”(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56页)。这一转嫁，不仅两个参谋、工作组正副组长，积极贯彻叶剑英指示的许多干部、群众，都被戴上“跟了江青‘四人帮’‘放火烧荒’”的大“罪名”，遭残酷迫害。江青给那两个参谋的信，科委传达到全体人员，科委系统是人人皆知的事。江青的信没有几句话，主要讲送去批林批孔的材料，没有“放火烧荒”这句话的影子。张爱萍倒是活学活用了：“把一切坏事给‘四人帮’加上，一切好事给邓、叶加上，写的书就好出版，否则就有‘麻烦’”这一当今最时行的信条。张爱萍如此信口雌黄，不仅栽赃了江青，而且以此迫害那么多干部、群众。如果“放火烧荒”真如张爱萍在书中所说造成那么严重后果，那为什么不批指使去“放火烧荒”的叶剑英？难道书中描写得气壮山河的张爱萍还怕什么吗？还其实是个让人牵着的哈巴…而已！《张爱萍在1975》一书对他的化妆太白费了，其真实面目倒像满清皇朝的李莲英，在主子面前一付奴才相，在老百姓面前横行霸道，一付霸道相。这类事例，在“后文革”屡见不鲜。走资派在文革期间发号使令让下面干的事，走资派政变复辟以后，就栽赃到江青同志头上，把当初执行了走资派“命令”的干部、群众打成紧跟“四人帮”的残渣余孳。这伙“老干部”的丑恶表演，极为严重地败坏了党风、党纪。一伙败类、文痞还把这些遭迫害的冤假错案的责任，栽赃给“文革”、毛主席。2、 关于“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主持下，编写的江青等“罪行材料”提出来的，列举的例子是王洪文到湖南向毛主席反映关于国务院所谓“组阁”的意见。就成了“阴谋夺权的问题。”经查许多公开发表的材料，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主席明确决定由周总理和王洪文负责。则王洪文向党的主席反映意见，有什么错？即便毛主席没有确定王洪文参与，而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向中央主席反映意见有什么错？而且四届人大召开时，有几天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就让大家对国务院“组阁”广泛发表意见。按照走资派、文痞的逻辑，这不成了动员全体人大代表“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 走资派、文痞们就是如此明目张胆以反对、破坏宪法付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为荣，而把他们背了中央、背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阴暗角落猖狂进行的篡党夺权非组织活动，反鼓吹成“挽救了党”的莫大“功勋”。世上有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更典型的吗？3、 走资派、文痞说“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走资派、文痞说“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即批林批孔“批周公”。前面己经讲了，军队的批林批孔，是叶剑英亲自主持领导下进行的。如果尊重历史，而不是走资派、文痞们提倡的“把一切坏事给‘四人帮’掩上(把一切好事给邓、叶编造岀来)，写的文章就好通过、出版，否则就有‘麻烦’”。批林批孔期间，所有中央文件、传达的领导人讲话、各类报纸发表的文章，没有批林批孔批周总理一说。大家都知道，林彪摔死后，在林彪家中查出了林彪赞赏孔老二的话，制成条幅挂着，作为信条、座右铭。其中有“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证明林彪十分尊孔。1973年7月，毛主席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复辟倒退，而提出“批林、批孔”。由此，为深入批林，把批林同批孔连系了起来。这30年，走资派、文痞不向人们介绍这些历史背景。只说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既不讲明这是关于中央决定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的附件，更不说明《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选自林彪信奉的挂在家中的孔孟之道的条幅。让没有参加批林批孔的年青人看了，批林批孔就成了无的放矢，“编造岀来的”。但正是这些，充分暴露了走资派、文痞反对批林批孔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批林批孔运动，其实重点是把林彪信奉孔老二的条幅，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即武装起义抢班夺权)”联系起来批判的。孔老二的“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和林彪公开搞“天才论”背后搞武装政变抢班夺权，只是表达的语言不同，实质都一样，都是要复辟。而且都信奉“韬光养晦”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再从孔老二所处历史背景，已是西周复没，到了东周战国时代，处于奴隶社会崩溃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周“天子”己非常衰败，各诸侯国很少向他“朝贡”，而战乱不断。但生产力较西周时期有较大发展，不仅铁、铜器已大量生产，而且已发展到了用牛耕地，马车运货等，已很发达，迫使奴隶制即将土崩瓦解。因此，孔老二的“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它解释为恢复西周奴隶社会，即复辟西周奴隶制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批林批孔很自然就用主要精力批孔老二复辟西周，开历史倒车。我就弄不明白，是什么技巧，走资派、文痞能把批判孔老二复辟(西周)周礼，能同周公而周公又是周总理如何等同起来？我查了一下史料，西周后期曾有周公、召公两位同时为相的历史：长期的矛盾逐渐积累，使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继位的西周周厉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期间，对人民大肆压迫，却又禁止人们议论国事(注：即“不争论”)，致使人民怨声载道；不仅不采取安抚民众、发展民生的措施，反而任用佞臣，大肆挥霍，连年对外征战，变本加厉地剥夺，垄断山泽之利，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议论；他就派巫师监视，杀死议论(国事)的人，使矛盾更为尖锐。三年以后，愤怒的镐京居民终于发起暴动，最后，愤怒的人民冲入王宫，赶走了厉王，将厉王流放到彘，由‘周公’和‘召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掌政权，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以维护腐败的奴隶制度。但我不记得批林批孔时有批西周时代的“周公”的事。即便有人批了西周的宰相“周公”，请问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有什么关系？由此，批孔老二复辟周礼，因有个“周”字，加上西周还有个效忠奴隶主的宰相“周公”又有个“周”字。天才的走资派、文痞以超凡的智商，把这两个“周”字，巧妙地同周恩来的“周”字等同了起来：批孔老二复辟西周奴隶制，就等于批周公，也就“等于批周总理”。这样的推理逻辑，是走资派、文痞的一大发明。因此，上世纪1976年10月6日后他们领导的“后文革”，用造谣、“小道消息”等作为大批判，就顺理成章，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上一大发明。不过我倒要问，把没落腐败的西周，硬要同周总理等同起来，究竟是想干什么？而且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几乎与这同时，疯狂地在阴暗角落搜集攻击、诽谤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企图对知情人杀人灭口，又说明什么？国防科委更是把罗瑞卿同志用箩筐抬出来批罗“搞部院合并”，实质批周总理。走资派、文痞又一次玩弄了贼喊捉贼的伎俩。这使我想起，华国锋披露毛主席病重时对他的谈话：“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我真不敢相信，靠散布政治谣言，竟能散布出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来。张爱萍伙同刘毅民等人，疯狂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了恶毒攻击、诽谤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一再企图对知情人杀人灭口。人证、物证俱在(详情在后面介绍)。这个案子，中央不仅知道，而且有要“追查清楚”的批示。但为什么不让查下去，反而把主要责任人提拔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这不正说明，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叫什么批林批孔批周总理，是一出最典型不过的贼喊捉贼的闹剧！近30年，走资派、复辟派，经过对中央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造谣、诽谤、栽赃，全盘否定后，把孔老二捧上了天。把尊孔运动推上了顶峰。把孔老二的一套美化为我们民族最完美无缺的典范大肆宣扬，以孔老二命名的商品、店名等满天飞，不遗余力地开设孔学等无限拔高扩大在国内外影响，朝拜“孔圣人”成为时尚。有些人干脆效仿孔弟子，把猫、鸡、鱼吹捧为“创新理论”，大肆鼓吹。但是，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其重要内容就包括打倒孔家店。然而8、90年后的“共产党”，谁批了孔老二反遭迫害，为孔家店“平反”，还举得髙高的，顶礼膜拜，岂非咄咄怪事！就难怪某些地方和部门发生了残酷奴役童工等黑砖厂、黑煤窑，复活了奴隶社会。这如我前面所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体现了他老人家一贯的宽大为怀，其实奴隶主也在共产党内。因此，走资派复辟后，就集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之大成，成了最腐朽、最反动的阶级。4、毛主席谈批孔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有一次长谈批孔问题，这次谈话，不仅对我们了解毛主席是怎么研究和批孔的？而且对我们批孔有现实指导意义。现抄录如下。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批孔：在谈到中央电视台有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时。毛远新说，1973年主席给郭老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有一部分已经成册，包括主席未发表过文章、诗词包括进去了，这首诗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总理，那一段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讲主席诗词的，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主席110周年，中央文献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主席的诗讲主席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作者陈晋，我见过。但主席给郭老写的这首没有收入主席的诗集，当年主席给我一句一句讲这首诗，我拿着这首诗，主席还给我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主席让我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主席的诗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我们请把主席的诗写下来。毛远新说,说是一首诗，实际是布置工作，原本好象是《读封建论赠郭老》（记不准确了）。（诗全文）：《读封建理论》赠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写于十大之前，十大之后给毛远新讲）祖龙——指秦始皇十批——郭老的十批唐人——指柳宗元，他写的封建论子厚——柳宗元的字。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写，但跟我讲是十大后，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郭老的十批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50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我都不认，我问毛主席这啥字，主席给我讲什么字，我说怎么明末清初的文章怎么比唐朝的还难读。主席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封建论这本书说的是什么？网上有，百度查国学栏目，柳宗元诗、文。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为公的“公”）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分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后都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开始，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汉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事，要不要封王。如**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结论，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还要统一思想）秦灭六国都有一大帮儒生。诗中祖龙指的是秦始皇，祖龙虽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书。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祖龙什么意思，主席说就是指秦始皇，第二历代都行秦王政，这个政是赢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孔学名高实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气很高，实际上没用。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从柳子厚以后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枇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搞那个东西，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后边这话没有讲，这是我悟出来的。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对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的，他说孔子作为中国者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到了南宋以后，你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象西方。主席举例子，主席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这一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段革命，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象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自己的改变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他适应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的起来吗?十一、张爱萍“整顿机关和七机部”1、张爱萍整顿科委机关林彪问题岀来以后，回顾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岀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为此，众所周知毛主席对军队采取“掺砂子”的办法，提倡地方干部学军事，并把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陶鲁笳等在部队兼职或调入部队工作。陶鲁笳同志调任科委主任、党委书记。科委这块“宝地”，资产阶级司令部能甘心吗？肯定要排挤岀去。陶鲁笳同志调科委以后，给我的印象是讲民主，不摆架子，能敞开思想研究和讨论问题；勤奋看书学习，也一再要求我抓紧学习；他作风正派，不搞派性等歪门邪道，并一再提醒并教育我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能正确对待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间的关系，……。如果说有不足处，可能因为文革挨过整，处理问题显得果断不够，而民主有余。旁覌者看得很清楚，不是“聂氏山头”的人，来科委站住脚是难之又难.，甚至难有好下场。不岀所料，1975年，叶剑英“三顾茅庐”把聂荣臻的爱将张爱萍请岀山(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62至64页)，任科委主任、党委书记，陶改为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张爱萍岀山的目的是什么？张爱萍还未到科委上班，而给陈彬同志(科委副主任)打电话有一段露骨的描绘：“……，科委那个负责人一次次上门来，再三动员他尽早上班(注：陈请病假，肝病较重)，……，又以为来催他上班。…来电话的竟是他一向敬重的老上级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56页)。这段话里“科委那个负责人”，显然指陶鲁笳同志，这句话的含义三岁的孩子也看懂其奥妙，陶还有好结局吗？因为这里涉及陈彬同志，有责任把真相公诸于众。张爱萍在书里，通过陈彬同志把他塑造为尊重人才、宽宏大度等等，是这样吗？陈彬同志在文革期间，在总参参与了张爱萍的专案工作，他亲自向我介绍说：“张爱萍很霸道、打击报复心狠手毒、他怕他”。以至张爱萍住院时，陶鲁笳同志约陈彬同志去医院探望张，陈彬同志拒绝去。事实证明陈彬同志介绍张爱萍其人是负责任的，看得很透。陈彬同志任科委主任后，去中央开会，要看了张爱萍的脸色讲话，中央领导犮现后批评了张爱萍霸道。张爱萍前仇不忘(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咒骂总参审查他的那些话)，并派人去总参调查陈彬同志的“问题”，陈彬被逼得请长假直至去世。这里仅说明张爱萍“整顿科委机关”目的是迫害陶鲁笳同志、以及“聂核心”关心的炮轰聂荣臻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广大造反派。为使问题集中，摆在后面介绍。另外，当时毛主席还在世，“聂核心”有了前面的失败，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张爱萍到七机部去显威风，他在书里也主要吹嘘“整顿七机部的伟大功勋”。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张爱萍去“整顿七机部”，一进七机部就传达他登门拜望王洪文副主席的情况，说王副主席要他好好干，…；以及他熟练的吹捧上司的话。这一套同他到科委升为主任在干部会上讲的是一个版本。他拿了王副主席的令箭，打着王洪文副主席的照牌张胆、压阵脚，这也是当惯奴才的看家本领。他从王洪文那里拿到了“整顿七机部”的“圣旨”，同时靠这类敲门砖同王洪文勾搭上，以至不久两人私下勾结密谋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可是王洪文垮台后，张爱萍在他的书里却大力鼓吹他早就看透王洪文是个不值一议的小人，并捏造王洪文到科委批评他，为自己捞资本。“整顿七机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完全一致，联系李敏向邓某揭犮张爱萍同王洪文私造核武器一事，他表示要查，实际上没有查；审查王洪文，王很快交了械，并对江青作了如前所述伪证，但隐瞒了他同张爱萍的秘密，取得了“手下留情”的判决。这一串问题值得研究！关于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具体情况，本人恪守不介入兄弟单位运动，仅就《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大肆宣扬的“成绩”，任选几点谈点看法，如有不妥处，望七机部的同志批评指正。1)、文革十年的七机部是不是像张爱萍说的漆黑一团“今不如昔”这不仅仅是七机部的问题(仅指科研方面)，也与科委有关。国防尖端和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大部分在文革期间，坚信没有人能驳倒这个结论。其中七机部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包括他们的家属，功不可没，贡献是巨大的。从现状看，要突破那时的水平，并非易事。我讲的突破是指理论上、原理上的突破，而非打远一点、精度高一点、尺寸变一点、……。决不是几个“专家”跟了张爱萍骂骂文革能骂岀来的。邓某的改革对科研的破坏，不少同志用事实作了揭露。我只想补充一点，邓和张爱萍之类，不是以国家安危为重，而热衷于摘毛泽东时代的“桃子”，以犮射多少卫星之类，树自己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反正一犮射，所有宣传工具不计时日连轴吹。有如有些卫星的遥感分辨率，提高了多少，同国际水平的差距是缩短了还是拉大了？美国吹嘘能看清地面人民日报(注：吹牛的可能性大)，我们怎样？再就月球探测，美、苏都化巨资搞过好多年，结果月球不是仙宫，就停了。现在看到我们搞，美国又检起来，目的很淸楚，为了显示他的军事实力。我们国家原来也打算搞，后来停了，中央决定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这个决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宣传开发月球的价值怎么怎么，糊弄老百姓，本人讲句绝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说是开犮月球，只能是神话或童话，除非地球与月球间的“载重车”能像北京与天津间来回那么简单，何况月球有否开犮价值至今无定论；对我们国家来说，当今连领土、领海权都不维护，还去争什么开犮月球，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讲不客气一点，那套方案还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人家爬到金星的什么了，你还跟着爬上去吗？当然，我不是说登月等不能搞，而是有个轻重缓急。放心好了，月球美国人抢不走，有探测的机会，当务之急是保安危、保领土主权。从一些公开资料，以及美国己宣布再次登月破产，不搞了，恰当地说搞不下去了。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美国把人送上了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是为了争霸而制造的假新闻。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的制胜法宝《张爱萍在1975》一书塑造了他“整顿七机部”的“伟大魄力和辉煌成果”。为此，该书细致描绘他抓住的问题：“某某奸污幼女证据确凿，…。案子之所以久拖不决，…之所以抓抓放放，完全是派性作祟，……”、“提交公安局法办”(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160页)；另关于抓偷鱼人的描述(参见第163页)；类似例子就不举了。张爱萍抓住了这些“要害问题”，一举扭转了七机部的局面，而一反以往“今不如昔”，岀现了“三星高照”辉煌成就。所谓三星高照，即一年打三颗卫星(注：这个问题下面评述)。参加过四淸的同志都清楚，工作队一进驻，搬用“桃园经验”，扎根串联，摸出类似张爱萍抓的问题，拼凑与领导干部的关系，把人一抓，干部虽本身没有这类问题，但吓得“老实了”，就打开了“缺口”，让人见了工作队就怕，工作队的“威信”也就大大提高了，工作也就打开了“局面”。 这种经验就是把共产党干部队伍看得一团漆黑，85％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整的是群众，保护的是走资派。后来中央的二十三条扭转了这个局面，重点整走资浱，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我认为，张爱萍能认识到强奸幼女是犯罪，对他这位生活作风糜烂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本人为他高兴。感到不足的是，张爱萍没有抓这样的案例：有的走资派利用职务之便，霸占有夫之妇；或把情妇强行安插到下属单位，有抗命拒不接受者，就残酷打击迫害，以置于死地；或者荒淫无度、十分腐败；…。张爱萍要是处理这样的典型，何况他清楚有这类典型，那就更好了。对他没抓走资派这类典型，表示遗憾！3、关于长征运载火箭张爱萍在书中以及他任顾问拍摄的有关电视剧，都一再诬蔑长征运载火箭“生在乱世，先天不足”。不仅有“专家”为此帮腔，还有发表长篇文章进行论述。是的1974年的试验是失败的，失败在陀螺仪一根连接导线开路，并决定于次年(即1975年)再发射。能由此证明文革中研制的长征运载火箭“生在乱世，先天不足”吗？我想那些为张爱萍捧场的“专家”，一定会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射东风二号导弹失败的事，那次失败，在今天看来是“很闹笑话”的，但那时是包括张爱萍在内的“聂常委”鼎盛期，可称他们的“黄金时段”，我们能说它“生在‘黄金期’，先天不足”吗？再如到了九十年代，用张爱萍的话1975年就“三星高照”表明长征火箭成熟了，然而九十年代替美国打卫星，却发生了我国航天史上空前(但希望绝后)大失败，能说“生在改‘革开放’，先天不足”吗？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研制周期和走的弯路比美、苏研制同类火箭短而少，这是历史事实，张爱萍们是骂不倒的。而长征火箭至今仍是我国主要运载工具，因此，可以无愧地讲，长征火箭的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骄傲！张爱萍对长征火箭的污蔑，只能说明他技术上的无知，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张爱萍在书中说；“1975年这一年，却‘三星高照’。……，我国在一年之内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空前壮举！它成了我国空间技术史上光辉的新起点”、“这一切，便是给张爱萍近一年来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狠抓整顿的最好报偿”(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229页)。作为一名科技战士，我对任何一次发射，都表示高兴和祝贺！但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因为三颗卫星都是长征火箭发射的，上述张爱萍所言，说明没有他，就是“生在乱世，先天不足”，有了他才有“我国空间技术史上光辉的新起点”。事实果真如此吗？张爱萍去“整顿七机部”，约是1975年4月前后，1975年11月初，中央把他召回接受批判。则在七机部约七个月时间，如果张爱萍真能在七个月内研制出三颗卫星(在此还不包括运载火箭)，那中央只要发掘出十个像张爱萍的人，那至今航天部就星满为患了。航天部像张爱萍那点技术水平的人，北京火车站的全部车辆都用上，也够拉上几趟的，如果都去搞卫星，都能7个月搞出三颗卫星，可能北京市也堆不下了。事实是张爱萍吹的牛皮，同邓某说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一年，粮食亩产就增加3.6倍，同样是牛皮吹炸了的浮夸风。张爱萍把七机部描绘得“乱到了不能再乱”，就算他有“整顿天才”，花三个月“整好了”，余下四个月搞卫星，别说研制出三颗卫星，就研制一颗卫星的设计方案也拿不下来，就别说运载火箭了，他把研制卫星看作是正月十五为孩子扎花灯似的那么简单。事实只能是他把已研制好的库存卫星和运载火箭拉出来一连打三颗，为自己歌功颂德、竖碑立传，摘了文革的“桃子”，还把文革骂得“狗血淋头”；这同邓某，分田单干不久，粮食减产，吃掉了毛主席时代积存的够全国人民三年以上吃的战备粮，还进口大量粮食，甚至乞求联合国粮食暑救助大量粮食，而宣布废除粮票，不仅掩盖了这些真相，还制造了分田一单干就灵的假象，欺骗人民，这是一路货色。但伪装终将剥去！第二个问题，像张爱萍这类贪天功为己功，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应进行彻底清查并严令禁止。张爱萍整顿七机部的大量事实证明：他自命不凡，横行霸道，未经国务院授权，粗暴地干涉兄弟单位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事务；他以“整顿”为名，树自己、整别人，为聂荣臻大搞打击报复，残酷迫害炮轰聂荣臻的广大群众。而炮轰聂荣臻是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明确表态支持的革命行动，张爱萍镇压炮轰聂荣臻的群众，居心险恶；更严重的是，张爱萍通过在七机部疯狂镇压群众，勾搭王洪文，背了中央，私造核弹头，图谋不轨，罪恶难舍。十二、反击右倾反案风1975年11月3日，毛主席批复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告状信，指出：“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吴德同志主持了传达会，以此为标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11月下旬，在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正式将邓小平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2月3日，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公布。2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贯彻执行邓小平、叶剑英75年7月的讲话精神。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地方、军区一把手会议，传达了《毛主重要指示》，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此后，全国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批判邓小平。全党、全国轰轰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由于华国锋的叛变，至1976年10月6日，伙同叶剑英发动武装右派政变而夭折。科委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揭批张爱萍。由于张爱萍问题多多，毛主席指示批判张爱萍。1975年11月前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把李先念留下对他说：“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李先念把毛主席的指示向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作了传达，陈锡联又向科委政委兼第二书记陶鲁笳作了传达。后来，由李先念挂帅：由纪登奎、陎锡联、华国锋和陶鲁笳组成五人小组，帮助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258页)。由于张爱萍不认错，又扩大到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会帮，仍无效，最后中中决定开科委、七机部常委扩大会(注：以下称两委扩大会)，由100百多人，后来到200人左右，批张爱萍。在准备召开两委扩大会期间，七机部舒某某给毛主席写信，揭发张爱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扩大会召开后，科委康某某给毛主席写信，揭犮了聂荣臻、张爱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叶剑英政变以后，舒某被判了16年徒刑；康某被开除党藉。另外，邓小平南巡时突然问叶正先(叶挺同志的儿子)哪里去了？叶正光被叶剑英等无理定为“‘四人帮’党羽”而处理出七机部并流放到天津，邓能不知道？其实以上明显是他们都炮轰了聂荣臻，而被打击报复。而且炮轰聂荣臻，中央、毛主席和总理是支持的。迫害炮轰的同志，矛头是对着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上述过程，批张爱萍同江青毫不相干，而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但张爱萍要捏造说：江青“四人帮”整了他，为自己升官捞光荣资本。批张爱萍不仅同江青同志无关，而张爱萍同王洪文勾结，背了中央私造核弹头，图谋不轨。四位副总理亲临会场或每天向他们一汇报，领导揭批张爱萍，在党内是少有的，足见张爱萍的问题严重。关于张爱萍的严重问题，合并在下面介绍。十三、右派武装政变1966年，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谎称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纂问题，诱骗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位同志到大会堂，被华国锋、叶剑英武装绑架，投入监狱。江青同志在住处被武装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同志。华国锋、叶剑英等精心策划了半年多时间的右派武装宫廷政变“成功”，从此，进入“后文革”即文化大复辟运动时期。地、富、反、坏、反动官僚、走资派重新登台，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夭折，封、资、修全面复辟。1、揭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同志即称揭批“四人帮”运动这次运动，我称它为“后文革”，即文化大复辟运动。这次运动，目前45岁以上的朋友，都亲历亲见。因此，具体过程，我就不赘述了。仅是提三个问题供商讨。1)、如此批判太荒唐我们党解决历次路线问题，无例外都是说理斗争，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即便言辞很激烈，也不会搞低级趣味的人身攻击。然而，华国锋、叶剑英领导的批江青同志则不然，正经的批判几乎不见什么站得住脚的东西，但靠造谣、诬陷搞人身攻击成了主流。例如诬蔑江青同志的头发等等是“假的”，造谣造到了江青同志身上沒有一处是真的。直到十几年后，才陆续有些正义感的同志在一些小报上发文辟这些谣言。更荒唐的是造谣毛主席同江青同志结婚时“有约法三章”，直到把这些谣言写入《女皇梦》一书的作者、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所言：“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就是我写的《女皇梦》，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的时候，也是相当难啊”、“文学作品嘛，没有合理的虚构是不行的，……”、“我在《江青秘传》和《女皇梦》(注：作者承认女皇梦没有这回事)这两本书里…，里面的情节，我是有夸大的，不夸大不行，岀版不了”、 “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我们把它作为演义(写在里面了)”、 “(江青)，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贬低她，她的表演是很好的；第三，她善于学习，写一手好字，会写文章，…；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一类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一个国际上号称的“大党”，竟如此批判一位女同志，人们不得不问：华国锋、叶剑英等究竟是想干什么？你们为了自己篡权、复辟，竟不惜如此糟蹋我们党的声誉到如此不能容忍的地步。2)、搞逼、供、信捏造假案华、叶等人，批评江青在刘少奇的问题(后面介绍)搞“逼供信”搞“假材料”，迫害刘少奇。但他们宣布江青是“叛徒”。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就有人攻击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毛主席说(大意)：他们沒有被捕过，怎么成叛徒。否定了这些谣言。但华、叶是如何制造江青同志是叛徒的？《作家文摘》报，2008年1月22日(第1107期)，第2版，标题：“乐于泓的坎坷一生”。文章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专案组很快就把乐于泓关了起来，单独隔离审查，最后他们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要他签字。这是一份证明江青是与乐于泓在上海兆丰公园接头时被捕的材料。乐于泓一看，就不肯签字，说：‘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兆丰公园接头，从何谈起！”“1992年，乐于泓去世后，……。钟曼(乐于泓的夫人)生气地告诉我(文章作者)：‘乐于泓去世前几年，多次和我说过，他在上海没有和江青见过面。那份证明材料，他是违心签的字。不签字就不放他出来’。”关于刘少奇的问题(在后面介绍)，2010牟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岀版，司马清掦、殴阳龙门著《新发现的周恩来》，第326页：(八届十二中全会)“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提供的证据，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文章注明选自1968.10.18中发(68)155号文件。并介绍了周总理1969年4月14日讲话：“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注：参见同前第327页)。另外，在林彪问题以后，“毛主席关于高层干部如何安排做了具体批示。在此过程中沒有发现江青等阻挠的事情。至于在解放一些干部中，江青等针对个别人的个别问题提出质疑，也是完全合乎程序的。有些文章说江青等百般阻挠，笔者认为完全是夸大之词”(同前第428页，原书注6：《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次谈话解放了175名将军》，见“党史文苑”2006年第13期)。江青同志的辩护词：“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文化大革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他们大批这方面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髙度重視，这才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青一个人制造岀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邓小平看了江青的辩护词后说：“……，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效果”。以上材料不仅足以说明：批判、审查江青同志的过程中，采取逼供信伪造证明材料，完全可信。因为乐于泓同志的夫人敢于在2008年在《作家文摘》报，发表揭露他们采取逼供信搞诬陷江青同志的材料，既要有勇气、还得冒极大风险。那时正好疯狂推行如中央党校的同志对师东兵所说：要把一切坏事推在“四人帮”，写的东西就容易通过、出版，否则就有“麻烦”。由此可见，邓小平说：“不能让她(江青)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效果”。说明，批判、审判江青同志是设计好了“预期效果”的框框干的。以上材料还证明，华、叶等说江青迫害老干部，尤其是刘少奇，明显是欲加之罪，何愁无词。刘少奇的罪证材料，发给了全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提供的证据，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据这些年各种报导，仅一票反对。因此，即便通过的决定錯了，按惯例，由中央全会承担责任，而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再退一步讲，按华、叶、邓私立的法规，追究个人责任，但主要应承担责任的是中央专案组领导人周总理。何况江青同志的辩护，沒见法庭能驳回去，而是强行把她拖出法庭，剥夺她辩护的权利。这不充分表明是按邓小平“要达到的预期效果”而表演的一出任意践踏宪法的闹剧？何况，许多历史资料表明，替刘少奇翻案，经不起实践检验。3)、诬陷江青“反毛主席”华国锋、叶剑英大肆造谣：江青“反毛主席”、“搞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现在真相大白，毛主席去世，江青同志爬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你们快来救救他呀！…。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哭了起来。这30年的事实证明，谁反对毛主席？连小学生都能回答：邓小平等走资派、反动官僚、文痞之流反毛主席。华国锋滚下台后，他同陈永贵同志闲谈时说：实际上江青他们沒有搞阴谋，如真搞阴谋，我们也搞不过他们。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30年的历史，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还是那伙走资派。2010年4月16 日，取名国旗同志发表文章：“还 原 崇 高”一文中的前言，让那些靠造谣、人身攻击的走资派、文痞们看看他们所取得的“成果”：“那段时间，报纸屡载宋美龄的消息，100岁还去美容，做拉皮，照片也笑咪咪的；宋美龄105岁逝世以后，各种画传充斥书店，纪念这位协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女；江青被判刑以后，却被无耻文人任意侮辱、任意败坏其人格，这人间世界不是丧尽天良了么？”“那些无耻的文章，因为是连篇累牍，我曾经相信过江青就是那些文章中所骂的秃子，……，就是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的女人。那些无耻文人的无耻行为，天理难容”、“网上有文章说宋庆龄骂江青‘无耻的婊子’，这等无耻下流的语言绝不会出自伟大的宋庆龄，是那些‘无耻的婊子’假借宋庆龄之名在辱骂江青，那些‘无耻的婊子’在辱骂江青的同时，也玷污了宋庆龄的伟大品格。有着人类高尚灵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宋庆龄，绝不会像那些‘无耻的婊子文人‘一样无耻”、“在那些铺天盖地的丑恶文章的影响下，我相信过那些罪恶谣言，我也曾诅咒过江青，憎恨过江青——因为她丢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脸”、“我曾经尤其憎恨江青忘恩负义。后来得知，江青在全国解放以后，通过组织关系把那位曾帮助过她的善良的保姆秦桂贞，安排在中南海幼儿园工作，秦桂贞因不适应北方生活，要求调回上海。江青被侮辱的忘恩负义的形象，顿时变得崇高了起来”、“在读过许多亲历者的文章之后，我发现，是那些无耻的造谣文章欺骗了我。是那些无耻文人，把所有能搞臭一个女人的谣言污水全泼向江青，使人们相信了他们的无耻谎言都是铁一样的事实，那些无耻的婊子们、那些无耻的政治流氓们创造了世界上最无耻的造谣纪录。社会上那些辱骂江青的无耻的婊子们，那些无耻的政治流氓们，没有一个能像江青一样对劳动人民有那么深的感情，并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直至生命。”这位作者用这段文字，足以揭露走资派、文痞们靠造谣、人身攻击，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造谣者自己身败名裂。说明：靠造谣混日子，虽有效，但有限。一旦被截穿，曾被欺骗的反戈一击，其能量远超过我们。这从牛顿力学也解释得通：长期积累的势能，一旦释放为动能，将是爆发性的。伴随如此揭批“四人帮”，在全国各个角落进行的所谓清查“三种人”，据近几年各地揭发的材料看，尤其是被清查的重灾区，例如中央直属单位、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四川、浙江、福建等等省市，成了走资派、反动官僚打着“清查”的黑旗，对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文革”的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的一大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进行打击报复、反攻倒算。制造的冤、假、错案之多，包括打击报复的残暴法西斯手段都创了古今中外之最。高炬同志在我发表的《文革期周总理同江青同志》一文发表评论文章：“转：‘工言’一文及《展望》三篇附文”，现全文抄录其中三个附文如下：附文1：杭州处决17名“极端不满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的政治集团成员 人大开幕日宣布，也算凑热闹 据法新社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电，据杭州市公安局张贴的告示，杭州十三个“反革命政治集团”已被解散，它们的八名头目已被处决。 该告示说，这些反革命集团共有32名成员。被处决的8人，其姓名均用红墨水划上交叉，这表示他们被处刑后立即处决。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均被判处重刑。 被处决者中，年纪最大为52岁，5名由21至28岁，1名38岁，最后一名31岁。 其中一个集团，成员大部分不足30岁。它被指控“以政治纲领组织反革命活动”，并企图散发“宣传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份张贴在杭州数区的告示说，这个集团的成员“极端不满华国锋主席领导的党中央”。（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3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附文2： 武汉处决四人帮 武汉消息，1977年11月28日下午，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揭批控诉四人帮及其湖北的黑干将罪行的广播大会。大会控诉四人帮在湖北省的四人黑干将，他们是在湖北的帮派体系挂帅人物、前台总指挥、狗头军师和善于投机钻营反革命两面派。 大会有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丕显，省委书记张玉华、顾大椿等党军政领导干部出席。群众六万人参加。武汉部队副政委兼湖北省委书记张玉华主持。省委书记顾大椿在大会上“代表省委宣布：经省委报请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在湖北的这四个黑干将的处理决定。”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附文3 ：大治声中，大开杀戒 据合众国际社伦敦1977年10月30日电：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称，在华国锋主席的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处决浪潮正横扫中国，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该报驻北京记者维德的消息称，最近云南省已处决数十人，其中且有妇女。 该消息引述黑龙江省高级官员之言称，昔日受江青及四人帮保护的份子，已经处死。 又谓近日中国全国外国游客，获睹各城市的处决通告，几已司空见惯。 游客称，在云南省会昆明的名单中，许多名字，是被控有反革命活动，或组成反革命团体。 消息又称，从外国分析家所得的证据推想，今年中国全国处决的总数一定会达数千。 据路透社北京1977年10月31日电：在云南昆明市，人民法院的通告透露，至少有23人由于政治罪行而被处决。 直至今日，除了昆明外，全国另12个城市都有处决反革命份子的事件。 今年三月，在四人帮权力基地的上海，曾经处决26人，另外有27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中共党政领袖最近曾屡次号召消灭四人帮的毒素。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早在8月份就曾经表示，必须将批斗四人帮的运动进行到底。（参见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在此，重点介绍聂核心在科委干的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罪行。2、聂核心打击报复迫害干部的罪行聂荣臻大抓“反林副主席、反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国防口5.16’”的阴谋彻底被粉碎以后，中央逮捕了聂荣臻的两员干将王秉璋和梁军，即林彪死党。在聂荣臻等右派政变后，很快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批判、审查的聂荣臻的干将张爱萍抬了出来，官复原职。他全力以赴为其后台老板聂荣臻对“文革”进行反攻倒算。聂荣臻的伙伴叶剑英利用科委、七机部向中央汇报揭批“四人帮”情况，信口雌黄：说什么科委有一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小帮派”。 主子一声令下，奴才张爱萍立马由住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病号”，一下精神抖擞，回科委主持工作，把叶剑英的信口雌黄奉为“圣旨”，并创造性发挥为“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本来常委讨论叶剑英的讲话“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小帮派”时，常委委员李光军就提岀：小帮派是不是属于内部矛盾？张爱萍把叶剑英的话篡改为“‘四人帮’小帮派”，即成了“敌我矛盾”。这一过程，足以说明他们是先定性，而后编造“罪状”。这就是攻击“文革”随便捏造罪状“迫害老干部”的张爱萍干的。从张爱萍制造“天大的冤案”迫害知其严重罪行底细的同志的全过程，再联系刘、邓主导的“前文革”50多天，在26所高等院校残酷迫害一万多师生的惨案，就能清晰地分辩清楚，倒底是谁凭空捏造罪状，蓄意迫害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群众、……。1)、李敏同志因揭发张爱萍勾结王洪文私造核弹头而遭迫害孔淑静著《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指岀：“1975年，…王洪文多次找某主要领导人(注：原稿为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审核时，不让点张爱萍的名)， 要在上海搞核弹头(运载工具上海己能生产)。李敏听说这件事后，因为正在青岛养病，就让哥哥(注：孔令华，李敏同志的爱人)及时报告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事我不知道，军委也不知道，要查’。小平同志还说：‘要李敏好好养病，回来后让她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以后江青不敢整你们了’”。(参見海南出版社《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65至166页)。该书出版经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审查批准；书名由当时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题写。张爱萍同王洪文多次密谋“成交后”，还亲自写信和布置人员要同上海的陈阿大联系，而撇开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后来王洪文被捕后，张爱萍把有严重心脏病的某同志(即张要浱他去上海同陈阿大联系的)，打成“李敏‘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关进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进行迫害，企图殺人灭口。《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指出：“仅举几例，(1)、作家文摘1993年1月1日创刊号《悲剧式的人物李敏》；(2)、1993年6月出版的《红色贵族》一书，头篇文章是《‘第一公主’的悲剧--毛主席的女儿李敏》；”(3)、“《北京晚报》1996年1月19日第11版特约连载李鸣生写的《走岀地球村》一文中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指名道姓对李敏进行造谣、诽谤。还特意点出是毛主席的女儿，蓄意给毛主席抹黑，造成极坏的影响，好多了解事实的人看到《北京晚报》这篇报道很气愤。为声张正义，我们亲属曾给当时还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建行同志写信反映，尉建行同志很重视，还批了要《北京晚报》认真查处”。(参見《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63页)。《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指出：“曾与她(即李敏)‘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革命造反战友门，有的纷纷作鸟兽散，有的在清查交代说清楚时，痛快地供认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人李敏同志，说是她向他们传达了‘最高指示’，才干下了那么多‘暴行’的”、“ 别的单位揭批查的目标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她所在的单位批判的对象却是‘王、张、江、姚、李’。李即李敏也！(以上均引自《红色贵族》一书)”。“但像《红色贵族》一书中写的那些话，恐怕就不只是針对我个人了。这样写的目的，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辱骂和人身攻击，恐怕是借攻击我之笔，想继续燃起那般早已被党中央否定了的批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余火吧！”“对于我个人而言，说我什么话，…，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的军队干部，无关于党和国家大局，无损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历史是昨天，历史是过去，过去的历史自有公论”、“ 人们所以这样关心我，是因为我的爸爸是毛泽东，是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以上参見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第377至379页)。李敏同志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后余秋里同志把她调总政而脱离了聂核心的虎口，送安定医院治疗一年半，为毛家減少了一位烈士。关于孔令华同志，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孔令华同志从38军调到北京卫戍区后，因受李敏同志委托向邓小平揭发了张爱萍勾结王洪文私造核弹头之事，卫戍区既不让他工作、也不让转业。老孔的父亲孔从洲(西安事变立了显赫功绩，解放后任炮兵司令)托人想把老孔调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遭政治学院拒绝。孔淑静同志最后直接去找了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说：怎么毛主席的女婿都不给岀路？何况令华还德才兼备。由习仲勋同志批示，让老孔脱离了卫戍区，转业回北京航空学院，并评定了教授职称。最后支持他到深圳开了个公司，老孔把挣的钱，全用在岀版毛主席的文献，并准备在广州设毛主席纪念馆，为此事应广州之邀去广州商谈此事，在返回深圳因车祸住院，由于医疗事故而早逝。北航为老孔举行的追悼会的悼词中，严词谴责了对孔令华同志生前的迫害。孔从洲革命老前辈最后对他女儿孔淑静同志说：你哥哥要不是受牵连，也不会是这个样！详细内容参见孔淑静著《唯实一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聂核心对“文革”反攻倒算，株连李敏同志的爱人情况可知，是典型的灭九族。其他被迫害同志的亲友遭株连的惨况就可想而知，本人不仅妻、儿都遭株连，而所有亲属、甚至同学都遭株连。2)、张爱萍凭空捏造假案迫害同志张爱萍凭空捏造了“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假案，用高压、升官等迫使一些处、团以上干部编织“罪状”，迫害知道张爱萍严重问题的二十六位同志。从而达到他掩盖同王洪文勾勾搭搭，密谋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以及他非法搜集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等严重罪行。张爱萍私造监狱，非法关押八位同志，均被无辜打成“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被非法关押的八位同志是：司令部的叶某某(司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魏某(一局局长)、张某某(陶鲁笳同志的秘书，已含冤去世)；政治部的刘某某(干部部调配科长)、尹某某(干部部干事)；后勤部的常某某(后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已含冤去世)、尹某某(后勤部政治部宣传干事)；情报所的恽某某。被迫害含冤去世的还有后勤部副部长王某某、司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薛某某、政治部组织部长吴某某、保卫部副部长杨某某、情报所原党委书记鞠芳同志等。本人很尊重李敏同志，因为她是毛主席的亲骨肉；但我们间无任何私人交往，更谈不上搞“阴谋活动”。然而张爱萍指使其心腹常勇(在后面介绍)、刘毅民等人，凭空捏造了一大堆“滔天大罪”：(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注：原科委副政委，因病长期住院治疗无效病故)；(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注：均指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下面介绍真相)；(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芳同志写大字报批张爱萍”(注：李敏至今未到过情报所)；(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注：以上材料选自“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内部文件》第14页”)。他们把这份《内部文件》上报中央、下发各下属单位，制造混乱，蛊惑人心。并流传到社会，煽动了一股反毛、非毛妖风，造成的社会后果十分恶劣。上述李敏同志讲的仅是很小一部分，当时北京晚报连载了张爱萍捏造的李敏的“问题”，借此攻击毛主席。孔淑静同志报告了当时北京市领导魏建行同志，魏批示严肃查处。但有关部门并未查处此事。因此，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等人，捏造的这些“罪状”，已远超出了对陶、李、恽三位同志迫害的范围，其用心十分险恶，反革命目的，昭然若揭。决不能坐视听任这伙恶棍逃脱党纪、国法严惩。张爱萍编造这些“罪状”主要目的，明显是杀人灭口，并为聂荣臻解对炮轰聂荣臻派心头之恨。在科委召开的一千多人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这些“罪状”后，并宣布对我撤职、仃止党的生活，当埸把我押赴张爱萍专门私造的监狱，配一个排的武装看押，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我作为他迫害陶鲁笳同志、李敏同志的突破口。张爱萍无合法手续，随意关押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无视人大代表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同我被一道关押的还有上述政治部尹某同志，就因为他住在李敏同志对门，怕他同李敏同志“通风报信”，而把他定为“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被迸张爱萍私造的监狱。充分暴露了一伙走资派为了打击报复，镇压群众，捏造罪名的疯狂程度，是如此无耻卑鄙。上述“罪状，”后经组织核实，除张爱萍搜集黑材料问题，属于张爱萍对我们栽赃、诬陷外，其余三条“罪状”均属子虚乌有，是恶意凭空捏造的；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律。关于他们捏造“整死了肖向荣同志”的问题，很抱歉，本人就不认识肖向荣同志，他调来科委时，本人由科委派驻三线某单位任工作组组长，加上他长期住院，我们间从未见过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揭批张爱萍的两委扩大会，科委的代表分三个大组，司令部、后勤部各成立一个，政治部和情报所以及507所为一个大组，我和吴风翔同志任召集人。一次我主特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突然来了一位老年军人，吴风翔同志看出我不认识他，马上向我介绍肖副政委来了。我马上让座，并倒了杯开水端了给他。他坐下后，有的同志提议：请肖副政委讲讲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给大家启发启发。他一直讲到下班，约讲了40来分钟。我和吴风翔同志一边一个，扶着他把他送上电梯。会上，本人没有讲一句话，更没有陶鲁笳、李敏在。这都是有记录可查的事。这以后十多天，通知说肖向荣同志去世了，让大家去向遗体告别。这就是我一辈子唯一见到他一次、唯一听了他一次发言。编造出我们“整死了肖向荣”，我只能说张爱萍们卑鄙无耻之极！可这伙人，还卖他们的“老资格”，还喋喋不休地辱骂“文革”、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知识分子、…，直到断了气去见了赫鲁晓夫为止。据近几年了解，陶鲁笳同志见肖向荣同志到两委扩大会，劝阻他不要来，好好养病。另保健医生专门写信给陶鲁笳同志，说：关于肖向荣同志，你(指陶)一再嘱咐让肖好好治疗，说你“迫害”肖向荣太冤枉，不符事实。李敏同志和肖向荣同志关系很好，李敏同志说肖向荣同志很尊重毛主席；李敏同志在肖住院期间还去探望了肖向荣同志。再则，陶、李、恽三人从未有过在一起商谈那怕是闲谈的事。因此，科委和情报所两级纪检委研究我的问题，除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张爱萍对陶、李、恽三人栽赃、诬陷外；其余三条“罪状”完全是凭空捏造。现将当时所党委书记向我传达两级纪检委研究的结论，公布如下。所党委、纪委书记赵玉山同志的谈话纪要时间：1981年9月19日下午2时至6时。地点：赵的办公窒下午一上班，所办公室王荷珍同志通知我：赵政委找你去他办公窒。赵说：今天找你来谈谈关于你的问题，我以前沒有插手过。那次我和所纪委其他同志找你谈话以前，我不认识你，所以你到会议室，我还不知道你就是恽仁祥同志。(注：所纪委听取我陈述意见，我先到会议室等候，人都到了一段时间后，赵问：恽仁祥同志来没有？我当即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喔，我一直把一高高的同志认为是你)。上次(指9月9日至10日)我们专门听了八小时的陈述(注：两个半天)，我做了详细记录，耐心听取了你的意见。原本上面(指国防科委)只让我们在他们交给我们的材料(即处理决定)上盖个(公)章，报上去，另外发一个处理你的通报，没有叫听取你的申述意见；我们认为应当听听你的申述。听完后，我们沒有说你态度不好。接着我们听取了“专家组”(注：实际是左朝彬、钟柏林两人)的意见，也是八小时，那八小时可以说是听取意见，也可以说是辩论。双方意见听完后，我们纪检委几位同志坐下来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作了必要的调查核实，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并向科委纪检委作了汇报。是唐延杰(科委副主任、纪委书记)、徐平(科委政治部主任)两位领导听取我们的汇报。今天找你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下面讲的，有许多是我们汇报时的原话。关于你给江青的信的问题，我们又反复研究了你给江青的信，提出了我们的看法：你的信大致有四层意思，一是你说林彪反党集团把你当作“国防口5.16组织部长”整，事实上把你关了几个月，这是事实，因此不能算是诬告；第二层意思是说批林批孔的学习材料不够，事实是你写信以后，所里印发了人手一份，因此这谈不上诬告；第三层意思是所里批林批孔搞不起来，这个问题中央已明确了，批林是“四人帮”包下来了，沒有搞好，因此也不能说是诬告；第四层意思是表示批林批孔的决心，那不能说是诬告。因此，那封信属一般反映情况的信，不能算是问题，我明确对你讲，那封信的问题不要你检讨。你上次陈述时讲到人民日报1978年底，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我也看过，总之，你给江青的信不再作为一个问题。赵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爱萍同志布置刘毅民同志搜集的(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你向上级党组织报告这件事，沒有问题。我们在向科委领导汇报时就讲，如果今后你们哪位领导同志布置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我要向组织报告了就处分我，那行吗？而且刘毅民揭发张爱萍同志倒没有问题，而恽仁祥一揭发就要处分他，这在道理上讲不过去。关于你在国防科委中型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我们查了所党的核心组(会议)记录，上面明明写着是刘毅民主持所党的核心组讨论通过的，刘毅民首先发言赞同那个材料(注：刘多次修改过)。核心组讨论通过的东西，不能作为对你作结论的依据。赵：我们汇报后，唐副主任表示说：原则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唐延杰副主任表了态，所以才找你来谈谈，你看还有些什么想法？恽：对于我，就这两件事，你们能这样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核实、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表示支持。但常勇不是这样，他联合刘毅民搞假案，…赵(打断我讲下去)：这些你上次己讲了，再讲我也不听了。恽：关于我的入党问题说成“突击入党”不符事实，我是1970年林彪集团诬陷我是“5.16”时申请入党的，同江青给我回信毫不相干。林彪垮台后，刘毅民四年关门不发展党员，目的是什么？……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查了你们支部记录，支部有发展计划，并几次支部研究你入党问题，并多次找你谈话，这都是在江青给你复信之前。因此，你的入党手续是完备的，不能算“突击入党”。赵：时间也不早了，我看你是不是坐下来认真总结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恽：问题沒有了，总结经验、教训是应该的。问题清了，我想先休假回老家看看我老母亲。事情没搞清前，我不会提出休假，以免误解。赵：休假一下散散心也好。(我休假一个月)。3、张爱萍为掩盖自己罪行而栽赃陷害他人张爱萍们捏造的上述第二条“罪行”： “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这个案子的真相是：张爱萍背了科委常委，滥用职权，电话指使刘毅民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我们报纸上没有公开发表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注：军委成立情报所，明文禁止搜集政治方面的情报) ；刘毅民背了党组，私自组织十几名、四种语种的翻译，加班加点突击搜集了内容十分反动，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加班译成中文，并电话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张爱萍的秘书接的电话，张爱萍看了电话记录，亲笔在电话记录稿上作了批示；刘毅民接到电话记录，按张的批示，批给丁某某(所核心组成员，组织搜集材料的重要成员，下面的丁某某均指他)；于一次党组会议上，刘毅民、丁某某突然在会上揭发张爱萍这件事，本人劝阻了他们，丁某某离开会场回办公窒打电话给科委政治部揭发张爱萍。刘毅民加班写揭发张爱萍的材料，于第二天，背了党组，由丁某某直接报送科委(包括那份有张亲笔批示的电话记录)；科委报中央后，陈锡联、华国锋作了查清后报中央的批示；科委根据批示，清查了这件事，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事情的本来面目就这样清清楚楚。中央右派政变后，就不知刘毅民、丁某某是为了什么？开始把他们揭发张爱萍(内容下面介绍)嫁接到本人头上，后來张爱萍派來常勇为组长的“工作组”，而同刘毅民等人一道策划捏造为上述涉及陶鲁笳、李敏和本人三人的“罪状”： “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刘毅民在江青同志等被捕后，篡夺了所政治运动的领导权，目的很清楚，其一是要掩盖他涉及前面介绍的诬告彭德怀等的问题；其二是要把他们揭发张爱萍的问题，要做手脚。但是，在1976年上半年，丁某某贴了一张很长的万言大字报揭发张爱萍这事，基本上如实向全所公开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因此要180度大转换，栽赃给我，难度很大。所以丁某某主笔的：“恽仁祥同志是如何制造一桩耸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案的！--关于张爱萍同志布置刘毅民同志找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材料问题”长篇万言大字报，在刘毅民控制的“揭批‘四人帮’‘情况反快’第十三期”，成了发表丁某某这篇万言大字报的专刊，其内容就无法避开先前那张批张爱萍的大字报的一些事实。正是刘毅民篡夺政治运动领导权后，亲自把持的所“揭批‘四人帮’‘情况反映’第十三期”，已足以澄清张爱萍搜集黑材料的事实真相。其可信度无疑比我抄其它材料的高。我们所的“情况反映”，每期都上报科委，科委认为内容好，还摘报中央。以下内容全部选自“情况反映”第十三期，就不注释了。其中表有“注：”字样的，为本人解释，另外，标题为本人加的。(1)、张爱萍电话布置刘毅民搜集中央领导的材料刘毅民：1975年9月18日下午三时前后，张爱萍在电话中对我说：“你们那里不是订有香港和国外报刊？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领导人对外国记者谈话的报道和评论，你查一下，送到我这里來。我问属于哪方面的？他又说：就是我党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国记者谈话的报导、评论，我们报纸上没有发表的，已发表过的不要，属这方面的材料都给我送来。最后还说：注意不要扩散”。丁某某：“刘毅民对我说：张主任要我们查一下国外报纸中有关我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宾的谈话的报导。不是公开报导的内容，查了后送给他”、“ 并要我找几个文种的翻译来，他亲自布置。根据刘的指示，我先后通知了三处领导和办公窒教研组。到会的包括刘同我共八个人。刘毅民同志亲自给大家布置任务，讲的内容同跟我讲的差不多。由于讲的很简单，当时就有人提出任务不明确，有的提，象邓小平在宴会上的讲话要不要？刘说，公开宴会上讲话就不要了”、“关于这件事，张爱萍先有一个电话指示，后有一个书面批示。两次都没有讲明查什么人的材料”。(2)、张爱萍搜集了黑材料的物证“情况反映”第八页整页为电话记录全文，其中张爱萍亲笔批示用手写摸拟张的笔迹可乱真，这里只能改为打字，特此说明。现全文抄录如下：刘毅民同志电话报告：遵首长指示，找了纽约时报的几篇文章(目录附后)。这些文章内容是对我政策、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主席、总理对外宾谈话的评论、分析。以及访问中国随笔。其中有许多对我歪曲、污蔑的话。现只有七月卄日以前的报纸。七月卄日以后的未到。且星期日报纸我们没有订购。故现找到的不一定是所要查的内容，如以后查到再报。目录：1、《北京的哲学》五月卄日2、《中国领导人逐渐采取向外看的政策》五日3、《新中国》访问中国七月三日4、《老兵在北京掌舵的不多了》四月九日(张爱萍秘书)邱景春 签字21/9。张爱萍亲笔批示：刘并资料所诸同志：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个人谈话摘报。如无就算了。以后如有请(送)我，切勿他传。这几篇(注：他用箭头括了目录中四篇文章)如已译岀请(送)我，未译出就算了。(注：他在纽约时报下面画了一杠，批道：是否还有其它报)。张爱萍(签字)22/9以下是“情况反映”对搜集到的材料及译成中文等情况：刘毅民：1975年9月21日下午，向张爱萍的秘书汇报了四篇文章的來源和题目，及“主要内容是对我政策、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主席、总理对外宾谈话的评论、分析。以及访问中国随笔。其中有许多对我歪曲、污蔑的话。”对此张爱萍作了批示。丁某某：“有评论我四届人大的内容”、“有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谈话”、“有江青的一张像”、“一条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动)标(语)……”、“一共查到了六篇文章”、“都摘译成了中文”(注：所谓摘译，就是反标没有直译，而是加了说明)、“对六篇文章的处理是有缺点的，…，不应该接收，不应该摘译，不应该向张爱萍报告”。(3)、刘毅民、丁某某揭发张爱萍丁某某：“(1975年)12月17日，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听取了23、24、26号文件传达，……。我当时感到张爱萍调查的这件事也有问题，于是我当天下午核心小组会上，我准备揭发此事。然而当我刚要说这件事时，恽仁祥同志打断我(发言)，不让我继续说下去(注：他当即离开会场，回办公窒打电话给科委政治部揭发张爱萍)。第二天下午，我将刘毅民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包括电话记录)送给了科委领导”。注：以上均选自情报所“揭批‘四人帮’‘情况反快’第十三期”。(4)、中央领导批示注：可能由于周总理去世，科委过了一些时间把刘毅民、丁某某揭发张爱萍的材料上报中央，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建议：国防科委追查清楚陈锡联(签字) 1966.3.8.查清后报中央华国锋(签字)陶鲁笳同志：请按国锋同志批示办。组织清查核实清楚并向中央写一报告。陈锡联(签字) 3.24.(5)、科委给中央的调查报告注：科委按上述中央领导批示，组织了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现将调查报告摘抄如下：党中央：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组织专人对张爱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党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一、 根据刘毅民(科委情报所政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丁某某(注：原材料为真实姓名，参谋、核心组成员)等同志证明：1975年9月18日15时左右，张爱萍亲自打电话给刘毅民同志讲：“你们那里不是订有香港和国外报刊？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领导人对外国记者谈话的报道和评论，你查一下，送到我这里來”。刘当时对其意图没有领会，反问张“属于哪方面的？”张又讲：“就是我党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国记者谈话的报导、评论，我们报纸上没有发表的，已发表过的不要，属这方面的材料都给我送来”。最后还嘱咐刘说：“注意不要扩散”。刘毅民同志接电话后，背了该所党的核心小组，向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日、英、德、法四种文种的15名翻译人员作了布置，其中六人进行了抵制，有九人按照张爱萍的要求进行了搜集。先后从1975年日文《外交时报》上搜集了一篇，从1975年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上搜集了七篇，江青同志照片一张。七篇英文材料中有两篇翻译人员当时未交出来。搜集提供出来的共六篇日、英文字材料的内容十分反动，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有许多歪曲、诬蔑的报导，还有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其恶毒的语言。9月21日下午，刘毅民同志将搜集的情况和从《纽约时报》上搜集到的四篇材料的题目、主要内容，打电话报告了张爱萍的秘书，请他转告张爱萍。张看了刘毅民同志报告的电话记录后，于9月22日批示：“刘并资料所诸同志：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个人谈话摘报。如无就算了。以后如有请送我，切勿他传”、“这几篇，如已译岀请(送)我，未译出，就算了。”刘毅民同志接此批示后，于9月23日又批给所有关同志阅，并要求“今后发现这类资料及时报来，以报张主任”。此后至10月24日张爱萍离京去二十一基地前这段时间，张爱萍对刘毅民同志还有什么布置？刘是否把搜集到的材料送给张看过？尚未完全弄清。二、4月14日下午，常委派人将此问题和张见了面，……。三、根据调查情况，经我们常委研究，一致认为，有充分人证、物证，张爱萍确实亲自布置从外刊上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此事己在情报所造成恶劣影响，……。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党委章)1976年4月19日附：1、张爱萍在刘毅民同志电话报告记录上的批示复印件2、刘毅民等六位同志的证明材料(摘要)3、张爱萍交代材料注：以上材料摘抄自科委调查组手抄件。懂点常识的人都清楚，科委的调查报告，是针对揭发的人揭发的问题和线索进行调查而证明揭发人揭发的是或否，因此报告必须表明揭发人及其揭发的问题。所以调查报告证明了揭发人是刘毅民和丁某某。何况，电话是打给刘毅民的，张爱萍的批示也是批给刘毅民的，也是刘毅民给张爱萍电话汇报的，这些内容谁能知道？而调查报告全内容，与本人和李敏同志不相干；更荒唐的是李敏同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张爱萍不仅栽赃、诬陷了陶鲁笳、李敏和本人，还迫害了科委受命于科委常委而进行调查的杨某某、髙某某两位同志。更卑鄙的是，刘毅民揭发了张爱萍，中央领导批示查清楚后；刘毅民几次到我家里，要求我召集党组会议，把他参与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解决一下。本人都以我无权召开这个会，你是组长又有解决问题的要求，应由你(刘毅民)自己召集，而于拒绝。如果我真召集了会议，后来他可能什么大帽子都可给我加，我只能说，这伙人太卑鄙了！那还有点做人的味道、就更不说是共产党员了！这伙人窃取了领导权，能不腐败吗！以上证据，足以说明：“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纯属是张爱萍指使常勇、刘毅民等人蓄意制造的栽赃、诬陷、政治迫害案，确实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常勇、刘毅民等人都靠这种恶劣行为官升几级，常勇还升为科委政治部主任。为进一步说明张爱萍们政治上的腐败，在此补充一案例：就在刘毅民揭发张爱萍后，刘毅民发现了本所日文翻译XXX，工作中从日文刊物上看到一条对毛主席的不实报导(大意)：“说毛主席已去世了，现在中南海的不是…”。这位日文翻译下班回家后对家人讲了这一不实报导；其亲戚向刘毅民揭发了此事。刘毅民当即把XXX隔离审查，很快就查清了，刘毅民立即作出决定：“逮捕XXX法办的决定”；但不久毛主席去世，未逮捕他，不久XXX病故。(注：当时本人出差不在所里)。这同刘毅民本人等搜集那么反动的材料，不仅无事、官升几级，还栽赃陷害了他人，这同他处理日文翻译XXX的问题一比较：所谓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干的，同封建王朝、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区别吗？可笑的是，他们竟还有脸面攻击“毛主席独裁”、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造反派。在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造反派中，能找到如此荒唐无比的案例吗？张爱萍们尽管使尽全力，遗憾的是，从被迫害的二十六人中，没有查出一个人给“四人帮”写了诬告信、“劝进信”、“效忠信”的；沒有查出一个人同“四人帮”在组织上有联系的；更沒有查出有一个人跟了“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也没有查出一个人受贿或贪污一分钱的。自豪地讲，二十多位同志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老中青中级以上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事实无情地证明，除张爱萍本人同王洪勾搭搞阴谋外，另外，鉄的罪证证明：真正参与给康生送了诬告信，诬告彭德怀等老干部是“苏修特务”，并私立专案迫害彭德怀等的是张爱萍的心腹刘毅民等人干的，国防科委迫害那么多老同志、把科委政治部打成“总政阎王殿黑分店”、踢开党委闹革命、搞喷气式或用箩筐把罗瑞卿抬出来批斗，都是被称为“林彪的亲密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某几个常委们领导了一些人干的，而都让张爱萍包庇了。常勇在“文革”初，在科委21试验基地任政委，为篡夺司令员的权，策划武装武斗，而被调离部队，到七机部五院任政委，后七机部不要他，退回科委难安排工作而待命。坦言讲，他一进我们所，七机部副部长曹光琳同志就对我讲：“常勇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你要防着点”；还有同志对我讲：“文革初期，常勇在二十一基地任政委，想夺司令员的权，挑起了动用武器的武斗，科委处理不公，一人“五十大板”，司令员调沈阳军区当参谋长，常勇调七机部五院任政委”；还有一个同志专门找到我对我说：“我是七机部五院政治部的，你是恽仁祥吧？(我答是)。知道常勇到了你们所，你千万多加提防，夜间千万别出门，常勇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来”，他一讲完转身就走。常勇在情报所，为运动事，拍了桌子同他干的决非个别；甚至后来张爱萍给他封“官”后，他在科委某单位吹嘘在情报所的“战功”时，当场就有同志站出来指责他：“常勇，你把情报所搞成什么样啦？还到这里摆什么谱。”搞得他下不了台。我衷心感谢那些不留姓名而冒险对我的忠告的同志。但是，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等人对情报所的破坏，十分严重，损失巨大，而且无法挽回(内容在前面简要作了介绍)，决非耸人听闻，而是有据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