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全集-4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5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么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60期）[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总48期，页45－46。[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53][54][55][56][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69；299；377；296；468。[57]《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页454－56。[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册，页1537。[60]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孙颔序，载《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页5。[6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535。[62][63]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304、401－402。[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26。[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15－16；213；212－13。[66]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160。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13。[67]《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69]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253。[76]《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33。[84][104][108]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53；165－67；167。[99]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65；另见《刘年谱》，下卷，页549。[106]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页117。人有病，天知否？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题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是不是四海晏清了呢？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他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泽东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一、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会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在六十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二、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在四十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涉及周恩来的《九篇文章》；　　三、在布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七律·有所思》；　　四、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在一九七三年冬毛泽东重新改定的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直至他逝世后的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贺新郎》是作于一九二三年的一首咏毛杨之恋的爱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泽东唯一的一首爱情诗。毛泽东与杨开慧由相知、相恋于一九二○年结婚后，夫妻情爱笃深，然他此时已是一职业革命家，常常奔走四方，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杨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渲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泽东之魄力、学识，且对他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泽东的爱恋，（一九二七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一九八三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泽东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抵牾，毛泽东曾抄写一首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和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此事对杨开慧刺伤很深，毛泽东虽多次解释，均未得冰释误会。一九二三年，他奉中共中央命，又要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他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他常说自己的那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他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很留恋那种马背上的生活。毛诗意像雄迈，豪迈慷慨，他虽“不废婉约”，但更重“豪放”。就创作内容而言，毛诗中更多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斗争。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客人，在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说，“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的当年毛泽东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泽东复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他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他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一九七三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他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泽东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他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他的诗词。他在一九六四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之”。他的《贺新郎》在一九七八年发表后，注家蜂起，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一九七三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　　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他的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泽东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曾三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当他一遍遍听读《枯树赋》时，是否也有一种夕阳西照，而壮志难酬的慨☆奇书网のWww.Qisuu.Com★叹与无奈？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他最喜爱南宋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晚年毛泽东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　　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坛记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万象2001年第2期）初读《杨尚昆日记》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融为一体。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惟一在身后出版日记的。这部日记共110万字，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至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这17年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杨尚昆日记之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相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缦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基本常识。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代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身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20世纪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阵中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49－1950年陪同毛泽东访苏、1965年陪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两段，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惟一在身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至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杨尚昆工作之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泽东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61年后，在书记处分工负责工、青、妇的工作；而从1955年开始，中央就决定由他指导中央调查部的日常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十余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杨尚昆崇敬毛泽东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泽东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泽东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泽东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泽东为“主公”。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则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象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泽东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有关“四清”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他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他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4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有关中苏关系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与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泽东与苏联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他定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杨尚昆代表中央与彭德怀联系《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他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份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份。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他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1958年1月1日至11月6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和大跃进高潮时期。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泽东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他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16时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份会见和接待工作，例如，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和常委同志与苏联代表团会谈，由下午5时至12时才完。”这次中苏会谈，双方矛盾全面爆发，以当时杨的地位和所负责工作的性质，他不可能不与闻，但在他的日记中对此却无任何涉及。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加以佐证和补充。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3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杨尚昆离开中南海前夕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单。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杨尚昆与周恩来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杨尚昆与朱德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与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在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日子里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与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他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四五个月以后。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12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22日又被正式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次日，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西北、华北、东北的任何基层。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中央批准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但是，杨在山西还没有来得及工作，1966年7月3日，就失去人身自由，遭到“隔离审查”，此时距杨抵达太原仅一个月。不久杨又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前后长达9年时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起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情怀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长达20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上个世纪80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20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3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3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近年发表的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几件难忘的往事》，就是依据杨尚昆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他的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发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杨尚昆日记》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一）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保障。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进而发展到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的民主政治。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调整政治发展方向，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几年的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对权威的强调并未能使权威真正确立，在党治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国民党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万”。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个理念：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应“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6]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之咎”。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孙科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主张，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长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与蒋相反，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抗战后期转向强调必须追求政治现代化的趋向。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言动，应予涵容”。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产☆奇书网のWww.Qisuu.Com★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权威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政党”(outsideparty)。对于这样的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后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民主政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或是强化“革命”色彩，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形式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内实行民主集权制，并使党的意识形态趋与系统化，1927年后，国民党所谓“革命”已变质，“革命”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已经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自居领袖的蒋的权力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同时蒋介石竭力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出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就可实现。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从1928－1946年，孙科虽历经几度变化，但总的基调上，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大革命失败至三十年代初期，孙科虽表现反共立场，但程度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表现出一种新的灵活性，也为在实际层面渐趋缓和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末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权行方案”。孙科在三十年代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有意无意地庇护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下，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孙科深知，有武力不能“消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孙科的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与一定的肯定，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　（三）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从积极意义上讲，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孙科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如下特点：（一）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以经济建设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人民革命的发展，对于“平均地权”问题，还没有放置首要地位。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二十年代以来，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此时共产党武装力量刚刚兴起，孙科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二）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的前提出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三十年代，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指出，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掠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孙科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有意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孙科声称，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内地主势力的退让。孙科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他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要害，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出专款，用于土地法的实施。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经费”。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三）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呼吁打击地主豪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声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惩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劣呢？对此孙科更是一筹募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劣“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因境。　（四）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这些话反映了1928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孙科青少年时代在美国度过，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在个性、行为、作风上与蒋介石的矛盾既有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有思想政见上的分歧。孙科重视建立民主政治，反对过度强调权威，在国民党内主张用分权代替集权，反对个人独裁。在国民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上，主张采取灵活的而有弹性的方法，反对一味诉诸武力。孙科尤其重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强调用改良的办法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孙科的这些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互为作用的产物。（1）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经常显示出他的文化相对论者的倾向，孙科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发展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在条文完备的立法形式。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辞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构成了共识。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是还是最终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只有三民主义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立场具有排斥其他倾向，并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孙科既诉诸意识形态，排斥思想异端，这就为和共产党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2）国民党内的新传统主义主流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构成了妨碍改革的巨大阻力，由于孙科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在新传统主义的进逼下，只能步步退缩，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1928年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形成了一种保留了大量传统痕迹，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求妥协的新传统主义并不主张复古，但强调认同传统，倾向于以传统的方式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统治方法上具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浓厚色彩。面对时代的压力和现代化的要求，蒋介石可以赞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术层次，如三十年代蒋启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专家主持经济工作），但更强调用确立国民党权威的方法来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1928年后，国民党试图在内外压力的环境下建立一个新秩序，以权威的确立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蒋介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作为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强烈地排斥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三十年代以后，面对国土的破碎，蒋介石更重视用传统文化来弥补民族主义的缺损，这种文化上的本土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关系十分密切。在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推动下，新传统主义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思想，成为国民党决策层的基本理念。1933年，孙科在制定宪草初稿时主观上是希望确立某些民主原则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写信给孙科，告诫要考虑中国“国情”，“立法不可作悬想”，逼迫孙科在宪草中减少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压力下，孙科只得步步退让，草案每修改一次，总统的权力就扩大一步。与国民党主流思想拥有广泛的党内基础相比，孙科的基础极为薄弱。五四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一直受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无法深入民间。随着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十分明显，其中大部份人投入激进的革命运动，而少量温和的知识分子又因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功能的分化不够，难以形成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具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自治团体。因此，孙科无法从这些人处得到有力的支持。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尽管他长期身处上层集团，然而始终未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在他身边的一个政治圈子是基于利益追求、政见相似以及慕仰孙科显赫的家庭等因素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员流向主流派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国，孙科既不希望重起炉灶，那他只有获知于蒋介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谈了许多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加之孙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国特色，两者之中和产和产生的能量有限。诸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孙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国民党内注定难以形成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压力集团。（3）孙科面临一系列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孙科陷入困境，只得屈从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首先孙科无法解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国民党认为民族危机加深应加强权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孙科开始进行积极的民主宪政的宣传，然而此时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内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批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在“复兴民族”的旗号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实行极权的思潮，部份知识分子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三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走民主或独裁道路的讨论即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民主政治的怀疑的困惑。这种以“复兴民族”的面目出现的要求实现极权的社会氛围对孙科形成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向民主主义的进攻，孙科无力抵御。孙科面临的又一个困境是，民主政治实现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现代中国缺少这种环境的矛盾。孙科尽管一直醉心于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长所要求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三十―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维尔说：“民主不能在风暴中产生”。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双方冲突加剧，国统区政治经济日益不堪，形格势紧，在危机中，国民党的权威性格更加明显，孙科等只得噤口。在国民党统治即将陷入总危机的状况下，由于孙科与国民党的深厚历史渊源，孙科在感情上和国民党已难解难分，孙科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仍显示我们以意义：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在中国错综回流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缺少内在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是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的若干特征：多变、不固执、不独断、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助于人民培养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作出有限度的变革。但国民党显加强一党对权力的垄断，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忽略了现代化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而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一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时代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却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弃之如敝履。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对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集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但终非长久之策，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权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政治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发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国民党统治终至崩溃。中国人被一新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所吸引，1949年，在中国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具体化的实践。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　　本文针对南京十年(1928一1937)国民党的党治国家体制，“安内攘外”政策及专家参政问题，集中探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阐析专家参政的范围与性质。作者认为，由蒋介石歪曲性地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建立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安内攘外”的失败不仅在于其政策的错误，也在于国民党政治结构不能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征用少数专家参政只是国民党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本文指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统治是失败的。正是国民党政治结构和基本政策中破坏性因素在这一时期的不断增长，最终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　　南京十年(1928—1937)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它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奉行“以党治国”方针，推行“安内攘外”政策，逐步实现对全国统治的年代；也是国民党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予盾积累、演化并酿成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一些学者围绕南京十年发表了不少论著，它们研究的领域虽不相同，但却表达了一种基本类似的观点，这就是认为南京十年国民党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成功，若非外因，国民党完全可以依据南京十年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无视国民党各项方针、政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美化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历史实际。　　本文将集中探讨受到台湾学者赞誉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分析该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研究少数技术专家参与政治的问题，以求从一个侧面考察南京十年现代化运动的范围及其后果。　　一、1928年后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对于南京十年国民党的政治体制，海峡两岸史学界基于不同的立场，分别对其作过若干研究。大陆学者一般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的政权；台湾学者则站在肯定国民党的立场，声称国民党“依照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著《训政大纲》制定《训政纲领》，”“循既定目标指导国民政府”，“奠定下中国实施宪政之基础”。　　大陆学者的宏观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但政治定性不能代替对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具体分析。由于对国民党政治体制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及苏俄一党制的关系多有忽略，难以全面反映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　　台湾学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孤立地突出国民党政治结构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联系。一方面回避了孙中山与蒋介石在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问题上的不同出发点，另一方面又掩盖了国民党政治结构歪曲性的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事实，使世人不易看清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