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全集-3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市虽是国家权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市就仍有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在各城镇仍保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市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　　虽然1958年以前江苏的农村已全部实现社会主义化，但农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农业社仍可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耕种何种农作物。在政治方面，对地富分子的管制还不十分严密，在苏南经济富庶的农村地区，某些地富分子尚可自由进入茶馆议论时事，地富子女在升学和就业方面也未受到特别限制和歧视。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利用发动大跃进运动占领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领域或许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的理想。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1958-1959年确有不少强调国家权力方面的论述。在毛的理念世界里，一个权力无限扩张的国家和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是有机地重叠在一起的。　　根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毛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说，今后“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奇书网のWww.Qisuu.Com★内已经不起作用了”。毛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但是，毛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军事化管理方式的赞赏。在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尽管毛泽东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年2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十天之内，江苏各地纷纷举行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对“反冒进”批评的精神，全省有83000多名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　　在毛泽东一再批评“反冒进”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大跃进运动不同的阶段，宣传的侧重点也相应不同：大跃进初期，以鼓动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继而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再宣传“全民炼钢”和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城市街道居委会全部行动起来，基层细胞高度活跃。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唱着“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年4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五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市、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市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六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此项决定的意义在于，作为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权限实际上已被党委完全取代，换言之，原先由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国家权力象征，今后将主要由党来体现。　　进入1958年后，要求加强党对工农业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成为来自北京的不断重复的声音。江苏省委将12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21名省委部长、副部长调往地方。副省长韦永义、周一峰分别调往无锡市委和南通市委任第一书记，原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啸平被调往扬州地委任第一书记。4月，南京市委又抽调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学校工作。向知识分子集中的文教单位“掺沙子”，其实早在反右派运动后就已着手进行。1957年9月下旬，江苏省委就已从工矿企业抽调了500名干部派往省内的学校、医院、报社和其它文化单位。1957年12月，江苏省委又选调五十余名领导骨干，分别到省内各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系总支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自然，那些被认为“有问题”或“待查”的干部是不会被派往基层担任领导的。大跃进高潮中，从上级机关下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从工矿企业选调到文教单位的干部，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层单位的尊崇，他们的到来使基层单位更生动地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力量。　　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过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以上。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份，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由于毛已将他的个人声望与国家威权全寄放于实现“1070万吨钢”的指针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1958年6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月下旬，南京市玄武区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月29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市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月以后，南京市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区委还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报》以指导全区的炼钢运动，区内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为铁忙”的局面。刚刚实现公社化的武进县抽调二万余人大炼钢铁。徐州专区更抽调30%的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11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500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它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在1955-1957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分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名“反、坏分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人人知道大跃进的含义，人人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3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大跃进的“敌人”则是对密植持异议的所谓“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三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气，与其它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300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　　尽管知识分子已表现出对大跃进的强烈激情，但国家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的“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4月4日，南京　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市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份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对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公开批判和惩罚，只会进一步加强民众对国家威权的认识和对大跃进的支持。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领导机关“有破有立”，在批判和处理了有问题人员后，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自1958年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针”，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人们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语症”。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党委决定一切”、“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　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196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城市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市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市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1961年7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542人）。据当时的报导，城市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市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市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市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市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人上山下乡，为市下达计划的99.2%，1961-1962年又动员了4672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至1962年6月，南京市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7月，江苏省各城市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市玄武区8月份销粮就比7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斤/月下降为26.33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中等专业学校从281所压缩到37所。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市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分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的6.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5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1960年“持续跃进”中的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寄托了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理想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至今日，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亩产万斤”等图景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然而，人民公社不仅在中国农村建立过，在城市也曾一度风行，1960年“持续跃进”的重要组成部份即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持续近半年的“持续跃进”因该年大灾荒的发生而中断。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各地纷纷对城市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城市人民公社也因此宛若昙花一现，终被历史所遗忘。本文即以此为主线，以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为个案，简要分析城市人民公社的兴革和若干特征。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起即为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1949年中共成为中国执政党之后，迅速将其意识形态理念付诸改造中国的实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实现共产主义是其坚定不移的目标，毛泽东于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正是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快速飞跃，而人民公社则被认为是通向这未来理想社会的一座“金桥”。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依据马恩关于“公社”的概念，并结合中共革命成功的若干经验①，在大跃进期间推出的一项“制度创新”。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它有两大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即“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至于“公”，“就是比合作化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搞掉。”①在毛的推动下，1958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开始建立公社，但毛更希望全社会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表示“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②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兴起了组建人民公社的狂潮。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豪言壮语充斥于神州大地。大跃进“红旗省”之一的河南省，在率先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报告，到9月底，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950人。”③仅仅一年之间，“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城市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④　　尽管如此，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只是几个“红旗省”的创造。人民公社运动的重点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冲天豪情中，人民公社“忽如一夜春风来”，然而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十分严重。一时间围绕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发生了争论。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对“大跃进”有所批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宣布为“反党集团”。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看来，“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⑤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⑥只能坚持，不能动摇。由此，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乡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整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满之辞从公开场合消失了。然而毛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又酝酿掀起新的一轮跃进高潮，试图用“持续跃进”取得的成绩向国内外证明，他所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吹响了“持续跃进”的号角。　　上海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要求在城市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随后的3月杭州会议更是号召加快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　　1960年的“持续跃进”是由五大运动即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和卫生工作运动组成，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其中的重点。它秉承农村人民公社运动而来，又是对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化和发展。在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同时，毛希望进一步实现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这样既能体现跃进在“持续”，又能证明人民公社确实“好得很”。　　3月26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稿，⑦毛泽东对其略作修改后，将此文件发往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毛指示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五个城市外，其他城市则应一律挂上公社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①毛并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②周恩来也积极拥护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他“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③后来，周恩来改变了看法，他说：“现在看，城市人民公社势不可挡，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④在中共核心层对此看法取得一致后，毛泽东将心中的“金桥”迅速从农村延伸至城市。　　　二　　在一片“持续跃进”的欢呼声中，1960年3月江苏省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各级干部的动员会。专程赶至南京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与会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底，干劲越鼓越足，上游越争越上，越多快好省，越来就越多快好省。”为了给各级干部“鼓干劲”，柯庆施更加语出惊人：“今年‘越’，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越’。总路线为什么会万岁？就是因为年年有个‘越’字。”⑤听到了柯庆施的报告后，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拥护。他们称赞道：柯的报告“既通俗，又深刻，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亲切深刻，击中要害”，是一次‘大开寂’”。⑥这次会议结束后，江苏省的“持续跃进”果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新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在全省大规模地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指示下，专门成立了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以布署引导全省运动的进行。　　与农村相比，城市中存在着多种阶层，社会结构比农村更为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认为，快速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在省委的指导下，江苏省的各种报纸、广播广泛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这类宣传报道中，对于不愿入社者，轻则称之为“落后分子”，重则冠之以“右倾分子”的帽子。在进行普遍宣传的同时，还重点就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举办大辩论，这类“大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各种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密集的宣传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用一个多月，江苏省十个市，就“规划建立了45个城市人民公社。”⑦根据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的调查，70%多的城市居民积极拥护公社的成立，其中主要是“工人、干部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⑧由于社员入社须将个人财产转为公有，而他们并无多少私人财产，入社不仅不会给自身的利益带来实际上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因财产公有而使自己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于公社的建立“欢欣鼓舞”，甚至有人还热情歌颂———“毛主席给我们办了许多好事，现在又给我们办人民公社，我们一定永远听您的话，永远跟您走。”⑨对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抱消极态度的人群多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①各级干部动员他们捐出个人存款、房屋、家具，对公社企业进行投资……。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面前，他们只好采取变通方式———到市场上抢购如手表、收音机等物品———以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财产。无独有偶，比邻江苏的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上海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刚钻戒指迅速脱销”。②　　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批判推动了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步伐，各地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以国营工厂为支柱建构的城市人民公社。南通市即以国营工厂为中心建立了六个城市人民公社。文教单位也不甘人后。南京大学领导提出要建成“南京大学人民公社”，“实行全校师生吃饭不要钱，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则组织居民成立以街道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则“对号入座”，选择加入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4、5两个月间，各地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城市人民公社。　　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的乌托邦逐渐融于现实生活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　　这在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在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城市人民公社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最能突出说明这一点。公共食堂既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又被视为新生活的桥头堡。于是各种宣传工具奉命开足马力，反复告诫群众“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公社领导则组织社员大办公共食堂。“至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居委会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④据统计，截止4月底，江苏十个城市共“建立了九千三百多个食堂。就餐人数一百七十一万五千多人。”⑤与农村农民公社一样，公共食堂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一大象征。　　第二，在集体福利方面，为了显示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各个城市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的运动。然而并不是任何符合条件的社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因为集体福利的分派也要体现阶级优先与阶级差别的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的敬老院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白下区建成白下人民公社后，将原先办的敬老院划归下属的分社管理。上级指示白下区人民公社，出身劳动人民的孤老可进敬老院养老；至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孤老不应进敬老院，而应由公社组织教养院教养。⑥　　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组织。工业生产离不开工厂，建设工厂本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在一片跃进的火热形势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依靠“小土群”的方法，公社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这些工厂与原先的街道办工厂被看做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支柱。北京对这些工厂寄予厚望，称它们为“工业战线上的一支新生的力量”。　　在制定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国家计委更是要求它们达到产值增长一倍的目标，实现产值四十亿。⑦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江苏各地社办工厂，充分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配合同时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新技术”与“尖端产品”从社办工厂中不断涌现，产值也是屡创新高。当时的报道宣称，江苏省的社办工业和街道工业仅用一个季度就达到了产值七亿元。①但是和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相比，社办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白下区社办工厂的一些复员军人因此而“产生了攀比思想，有的甚至不安心于生产和工作。”②　　第四，在妇女解放方面，公社积极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被“解放”的妇女被安排参加各项工作，从而实现了“变消费者为生产者”。据当时的报导，“许多妇女反映：成立了公社，参加了劳动，家庭不知增加了多少温暖，邻里之间也大大加强了团结。”③　　　三　　城市人民公社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作有工厂，吃饭有食堂”，一时间人们似乎已生活在一种类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了。尽管毛泽东曾说过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④，可那只属于未来。就现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体现在生活中的诸多方面。　　在公社化前，党和国家已建立并完善起一整套对城市领导的体制。各种命令通过区一级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再由它们在居民中广为传达。公社化后，原区一级政府改为“人民公社”，另成立“分社”，作为“公社”的下级单位。与原先的街道办和居委会相比，分社的管辖范围大为扩大，平均管辖人数可达10000人左右。新的形势呼唤着新的体制，为了“便于集中领导”，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下属的王老村分社干脆撤消街道办，将几个居委会合并成一个街道委员会。每个街道委员会管辖人数高达7000—10000人不等，与之相适应的是街道委员会的职能也大为增加。街道委员会下设生产、生活福利、文教、卫生、治安调解和妇女等六个专业委员会。南京市委以此为模本，在全市试行“两级核算（公社、分社）、三级管理（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⑤扬州市则计划成立公社、管理区两级机构，“撤消居委会，再把居民小组适当扩大，管理区干部分工分片包干，直接抓到居民小组。”⑥在公社一级成立党委会，下设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财贸科，同时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作为公社的行政部门。管委会下设生活福利科、工业交通科、治安保卫科、文教卫生科、副业生产科、武装科等；至于管理区则成立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文教卫生和治安调解四个委员会。⑦至此，一个新的管理体制已初步建成。　　在公社中，处境最为尴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虽然加入了人民公社，但并不属于“人民”。江苏省委要求城市人民公社应贯彻体现阶级差别、阶级区分的阶级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就曾因“救济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条件”而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社会救济工作中，首先要贯彻阶级路线。对救济户中的劳动人民和五类分子，应区别对待。对劳动人民要规定适当的救济标准，分别予以定量定期或临时的救济，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对五类分子主要应当在群众的监督下，使其劳动生产，自食其力。”①对“顽劣儿童的教育”也要体现阶级原则，“要教育五类分子的子女认识五类分子的罪恶，认识党和政府对五类分子的处理是正确的，同时组织他们参加适当的劳动，使他们通过教育、劳动，培养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②在这样的氛围中，五类分子感受不到生活的丝毫新意。　　就在城市人民公社“捷报频传”之际，公社自身的发展却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中。这固然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业并不足以支持公社——公社集体福利无法正常运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960年下半年，城市的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江苏省各个城市为此专门成立粮食办公室，检查城镇口粮供应情况。同时，为了“节约粮食”，江苏省在北京的指示下降低了城市粮食供应定量标准。在这严峻的时刻，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已成为刻不容缓、压倒一切的任务。至此城市人民公社已难以维系，“共产主义”般的生活、生产已处于半停顿状态。终于，乌托邦的色彩开始从城市中逐渐褪去。胡乔木在一年后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道出了城市人民公社的某些实情：“由城市人民公社办的实际上强迫参加的，城市居民食堂的情况，其严重程度，不下于农村。”“公社的企业和农民，都要揩大工厂的油，侵占国家财产，这也是个一个严重问题。”③胡乔木信中指出的问题其实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各省的城市人民公社也大多陷于同样的困境之中。不仅城市人民公社如此，“持续跃进”的浪潮到了1960年下半年事实上已全面下落。农村陷入一场大灾荒之中，城市的供粮则日益告急，一切都等待着北京作出新的指示。　　毛泽东也意识到了现实已不容“乐观”。他在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正确”的前提下，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④现在的毛泽东已无意于实现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化，甚至不愿再提及城市人民公社一事。毛默许了各地对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整”。但对农村的人民公社，他不愿做任何让步。毛的这种复杂态度决定了在城市人民公社偃旗息鼓的同时，农村仍然高高飘扬着人民公社的红旗。人民公社将作为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形式，贯串其后的二十年。这则属于另一页历史了。　　　［此文原载于《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由高华与黄骏（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合作］　　　注释：　　①此时的毛泽东极为看重“生活平等，搞公有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中共革命成功的经验，并将其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相联。有关论述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8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注释；第55、214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10、39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10、393页。《工人阶级与城市人民公社——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城市人民公社大放光芒》，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参见《省六级党员干部大会情况简报第一号至五十五号》，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长期卷818.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5———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5—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建国历来重要文献选遍》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注释；第55、214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参见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第57页。王觉非：《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75页。《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　　①②③④⑤⑥⑦《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工人阶级与城市人民公社——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城市人民公社大放光芒》，（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第1页。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　　①②③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注释、第55☆奇书网のWww.Qisuu.Com★、214页。胡乔木：《胡乔木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1、322页。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最近，曾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份，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份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份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份，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什么？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是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相应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后地位上升，其实际权责近似党的副总书记。彭真在来宁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个别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并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极为聪明，他请求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彭真当着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指问，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渭清当年所要保护的仅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则不属这个范围。康生坐镇苏州查办右派所获的“战果”是“揪出”了一个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团”。“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苏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发组成的文学社团，仅存在18天。据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当时江苏省委曾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问题，尽管所有的常委“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省委宣传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保得住”，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忆录》称，江苏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若从江苏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后，江渭清对此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为此“一直内疚在心”。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开启了对地方工作直接干预的闸门，毛的干预的无序性和强制性，逐渐成为北京与地方关系中的显著特征，使得地方领导人对北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地方领导人与北京的关系更趋复杂。　　　二　　毛泽东对江苏的又一次直接干预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这一次毛看准了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认定他是一个“老右倾”。　　刘顺元何许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然而，刘顺元在党内的命运却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军出兵东北，刘顺元担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彼时中共倚重苏联，刘曾因此受党纪处分。1953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后，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究竟如何处理钦定的“老右倾”刘顺元，现在真正成为江渭清最棘手的难题。　　中共党内在1949年后，毛的指示对于全党是绝对律令，凡被毛钦定为“坏人”的干部，在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后，重则削籍入狱，轻则贬谪基层，除此之外，似乎再难有甚么其它的结局。反右倾运动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就因解散了一批农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当地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　　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对下述细节略去），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分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后期两次为了保护部属顶住来自于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事后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除了毛泽东对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还在于江渭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始终严格遵循北京的路线。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有个别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一发现，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江渭清回忆录》对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倾分子，也不成其为问题。　　江渭清作为一个深谙中共政治生态学的地方大员，在毛时代的政治惊涛骇浪中，逐渐练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当“包产到户”之风从江苏邻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动。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华主持下，甄别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还是观望。当毛泽东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发起反击时，很有资格充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却无意去抢那顶“左派”桂冠。江渭清这种稳健、谨慎的从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四月号第四十六期）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著，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份的”。[6]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8]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份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9]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份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了。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镙丝钉的时候了。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为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决策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毛明确将农村的危机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并着手布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毛也同意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毛在向农民让步时，仍坚守住他的意识形态底线，不明确承认是让步，而是称之为“安排城乡人民经济生活”。　　毛泽东在1961年初的判断和接连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阶级斗争，又要搞救灾，恢复生产，在实施中带来极复杂的后果：八届九中全会后，死人现象继续蔓延，大抓阶级斗争也无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现建国后最严重的危机。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1961年1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11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43]广东省则在1961年12月，全面展开“民主革命补课”，以至刘少奇需要出来强调，在整风整社中绝不能动用肉刑。[44]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大量农民饿死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45]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吹拂。随着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在中央或省地调查组的默许下，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以至于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乡种地。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46]　　　二、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年6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48]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的架势”，[49]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50]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得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纠偏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得“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奇书网のWww.Qisuu.Com★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4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紧——“见事迟，抓得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份，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哪有这么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哪里是什么天灾，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