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是靠不住的-13

至于一些年富力壮的退任政治家，则往往选择在从政界退下来之后，继续他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的事业，或者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总裁，不论是论地位论收入，都绝对不在美国国防部长之下。当肯尼迪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唯一考虑的因素，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为他的理想和国家作出一些贡献。不幸的是，他错误地卷入越战，越真诚陷得越深，由他自己亲手铸成了许多大错。直到去年，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和追悔。“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已经苍老的声音沉重地响在多少美国人民的心头。从政治中退任之后，他继续做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对他来说，从政几年只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经历。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么“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　　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么，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　　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他此后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都没有超出人民与政府当初定下的契约的限度，这是大家早就认可的，所以也就心平气和。　　那么，作为对手政党的民主党是否就可以借此机会“追杀”尼克松，趁机夺过大权了呢？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明这里的政治家通通“心慈手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民主党，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出来。因为宪法规定了，总统下台之后，只可能由同是共和党的副总统接班，任何人如果试图改变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在冒着和尼克松同样的违宪风险。再说，他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与其冒大的风险去“夺权”，还不如正常去竞选，反正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并不是失去一个机会就“时不再来”。　　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注重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　　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　　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维持了这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这场“水门事件”中，牵涉到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既然这不是什么政党的整体行为，所以，站在对立面的政党也无法以“水门事件”为理由，去试图摧毁整个共和党。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党间的恶性追杀。　　至于尼克松，下台以后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担心过任何报复性的“追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辞去总统，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动，甚至寻求“东山再起”，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寻求公正。　　尼克松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水门事件”是以刑事案结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总统福特以宪法授予的特赦权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当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除了水门大楼的直接闯入者之外，还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仅仅是参与了“掩盖”，成为“妨碍司法罪”的罪犯。　　尼克松的秘书查平，被判了8个月刑期。白宫特别顾问考尔森，刑期7个月。海德曼，尼克松的前任白宫幕僚长，坐了18个月牢。尼克松的总统法律顾问迪恩，只关了4个月，这是他向检察官交代整个案情换取的较短刑期。从他的涉案程度来看，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厄理其曼，尼克松的总统国内政策顾问，也是"管子工"的负责人，判了18个月。厄理其曼的副手克劳格，"管子工"成员，判了4个半月。　　卡姆巴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参与筹集“堵嘴钱”，为此坐了6个月牢。前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因为"水门事件"案发后，李迪找上门来要求通融，他虽然拒绝，但身为司法部长知情不报，也坐了1个月的牢。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刑期为19个月。米切尔实在没什么可叫屈的，身为前司法部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知法犯法。米切尔的首席顾问拉鲁，被判了5个半月。　　白宫“管子工”成员李迪，刑期52个月，在这个案子中，李迪是刑期最长的。我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不管多么混，他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所以，自始至终，他信守诺言，拒绝交代案情。因此，法官西里卡看来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量刑范围内，给了他一个较长的刑期。　　白宫顾问亨特，就是“水门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和李迪一起守在旅馆指挥，又一起匆匆出逃的家伙，被判了33个月。麦格鲁德，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刑期7个月。麦格鲁德的助手，刑期30天。赛格瑞缇，为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违法举动出主意者，刑期4个半月。　　但是，这些涉案人在刑满之后，也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正如我前面告诉你的。“水门事件”的现场指挥李迪，现在成了这里数得上的保守派“谈论节目”主持人，崇拜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照样在他的电台节目里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准时准点，一天不拉。在他的谈论中提到水门事件时，他仍为他是当年唯一信守诺言死不开口的人而颇感骄傲。这样的“名嘴”都是高收入，说他日进斗金大概也并不过分。　　在“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最后“丢卒保车”，离尼克松而去的法律顾问迪恩，后来在洛杉矶步入银行界。　　“水门事件”中李迪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麦格鲁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了肯塔基州莱克辛顿市的一名神职人员。　　白宫“管子工”小组的头头厄理其曼，不知是不是受到“管子工”小组那些秘密行动的启发，他开始写侦探小说。期间还受邀为一个冰淇淋的公司做过广告，但是广告播出后冰淇淋的销量反而下降，所以很快就停播了。　　......　　所以，当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之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搏杀，没有社会动荡，涉案人员除了依法接受刑事处分，也没有受到报复和来自反对党的政治迫害。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此，你的问题实际上很切中要害，尼克松下台的“以后怎样”确是观察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非常自豪地向一代代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建国之父，介绍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例如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但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概念在尼克松之后被大大加强了。此后，新的总统上任，美国人几乎很少再会把“伟大”这个形容词，与现在的“总统”联想在一起。相反，倒总是对总统时时充满警觉。　　因此，尼克松以后的年月里，美国出现了一些描述白宫阴谋和政府行政机构阴谋的电影和小说。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结局里，那些揭露阴谋的英雄也总是走向国会，司法和新闻界。有的电影整个情节充满惊险曲折，它的结尾却非常简洁，就是揭露阴谋的英雄主角走进国会听证会，坐下，然后起立宣誓，“我说的都将是真话”，电影就结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总统和白宫的不信任，还反映了通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们对于这个制度反而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一旦“平衡和制约”的监督机制启动，他们就可以放心了，电影就可以结束了。　　现在，我真是该回到克林顿总统的再任竞选上来了。　　要谈今年的大选，我们不得不先简单谈谈克林顿199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情况和已经接近任满的四年总统生涯。因为今年是克林顿寻求连任的大选年，他的竞选成功与否，和他前四年各种表现息息相关。　　克林顿是在1992年的大选中胜出的。那年大选，确实也很特别，因为除了克林顿和寻求连任的布什总统之外，还冒出一个不速之客佩罗，形成一个难得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佩罗刚出来的时候，作为亿万富翁，宣称要全部用自己的钱竞选，以维持独立性。他又是无党无派，使选民感到耳目一新，风头很盛。但是，三足之鼎的佩罗一足，终究还是短了一截，竞选中几次"过招"之后，就让人越看他越不象个总统。　　举个例子，今年我为了更好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上学。我的“公共演讲课”的老师，提起佩罗就笑着说，佩罗的演讲风格，从专业眼光来看，真是“可怕极了”。竞选，竞选，一多半就是在说服选民投你的票。一个演说风格“可怕”的候选人，要当美国总统是很难的。当然，佩罗没当上总统，原因还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罢了。　　所以，四年以前，别看出了三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实质上与往年的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角逐还是发生在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克林顿之间。那一年竞选，选民的情绪要远比今年激动。为什么呢？　　在共和党的里根做满两任八年之后，布什又接任了四年。就是说，当时共和党已经连续执政了12年。以最简单的话说，共和党能够连续执政12年，总有它的道理，也总有它的选民基础，在竞选时也就有它的"惯性"。所以，要中止这个惯性状态，也要花一番不小的力气。当时民主党就推出了年轻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高尔。与12年来的共和党高龄总统相比，他们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优势和劣势永远是象一对双胞胎一样一起出现的。年老当然容易和体弱，精力不足这样的状态联想在一起，但是，也使人想到经验丰富和办事沉稳。年轻当然显得有创意，但是，也给人一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四年前布什最终离任的原因，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求变的心情有关。当初高龄的里根之所以能够连任成功，和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关。而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多多少少有点“虚假繁荣”的味道。因为在这个时期，他的繁荣是和高国债联系在一起的。表面是繁荣了，但是政府赤字创下吓人的记录。　　所以，里根的后任布什颇有点代里根受过的味道。经济过热之后的冷却，让过惯了里根时代好日子的美国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虽说，连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布什总统在改善美国经济方面实际上颇有成效，经济在布什时代已经复苏。但是，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仅经济恢复本身需要一段时间，民众对于经济复苏的感觉都是慢半拍的。一个总统任期只有四年，这半拍一慢，就把布什的总统连任给耽误了。　　当时，有许多民众都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满，对于把政府的执行机构一摊再留给布什感到没有耐心。于是，克林顿就打“变化”牌，攻击布什经管期间的现状，宣称在他的手里，美国将发生变化。说实在的，并不是大家相信了他的种种宏伟规划，而是美国人对于总统一向的态度就是，干好了就再干一任，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总统本来就是大家推出来的大总管嘛。　　所以，在1992年的大选之前，选民相对来说比今年大选更情绪化。一方面是一批希望布什下来的民众很积极要去投票，以达到"换一个试试"的目的。我的朋友萨琳娜以前到大选年都是弃权的，"选谁都一样，没一个我喜欢"。但那一次却早早地就宣称，要动员她的父母兄妹都投克林顿的票，其理由就是她贴在她的汽车上的一句口号，"不要再给布什四年"。另一方面，支持布什总统而不喜欢克林顿的人们，越是意识到布什连任岌岌可危，也越是要积极投票，以防克林顿上台。　　看来，人们“求变”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因此，不到五十岁，给人感觉象征着新一代的克林顿，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白宫。后面我还想谈谈，除却这些表面的因素之外，从整个美国社会的更新换代来讲，这个结果，还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那么，此后的四年，这位克林顿总统当得怎么样呢？在克林顿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一个共和党人就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克林顿从一个什么“门”给送出白宫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凭克林顿的行事作风，很容易就会捅出类似“水门事件”这样的漏子来。到时候，他就该象尼克松一样下台了。　　这是不是反对党毫无根据的一个恶意猜测呢？我觉得也很难这么说，因为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大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某某门”的故事发生得最多的了。　　为什么一开始人们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测呢？这必须从克林顿与其他总统所不同的地方说起。　　克林顿是第一个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士兵们都回到了家乡。之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高出生率的时期，称之为“婴儿潮”。克林顿就是这个“婴儿潮”中卷来的一个。而布什总统，正是当年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一个老兵，在美国这几乎就是英雄的同义词。他们完全就是“父辈”和“子辈”的关系，他们活活就是象征着两代人和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曾经谈到过，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国，可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六十年代，正是“婴儿潮”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思想风格形成的年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好也罢，坏也罢，他们自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明显地有别于他们的父辈。如果你能够给布什总统所代表的这一代美国人作出一番描绘的话，你却很难描述评判这个“新一代”，因为，如果说他们有特点的话，他们的特点正是“多元”。　　但是，恰恰是一个“婴儿潮”的产物，那个从老一代美国人眼中可谓是“一场混乱”的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克林顿，不用放大镜，顺便就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的克林顿，在竞选中击败了二战英雄的布什，入主白宫。不论怎么说，这场竞选的结果在美国确实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克林顿不是自己走进白宫去的，他是被美国选民选进去的。因此，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一茬茬的“新一代们”，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接替“老一代”。随着时间的行进，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手中已经都握有了自己的一张选票。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存在。　　克林顿和布什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不论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有多少弱势，在一个老的时代基本过去之前，克林顿是休想与之匹敌的。例如，克林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尝试过大麻的滋味。所以，当时，质问克林顿是否抽过大麻，成为共和党在竞选中对克林顿进行丑化的一大热点。　　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大麻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一些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国朋友曾经对我们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上一个教授家拜访，他请你抽一支大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完全就跟抽一支烟一样，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自从大麻在美国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就提升到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等而视之的地位。吸大麻，销售大麻和种植大麻，等等一切与大麻相关的行为，就成了与毒品相连的重罪。这里说的大麻，是一般的传统大麻叶。据说现在有专门培育之后，毒性非常大的新品种，那不在我现在谈的范围之内。　　在美国，就是这样，它是以法律为基准的。一旦宣布为禁品，就真的成了碰也碰不得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旦立法通过，你就只能执行了。理解不理解都得执行。警察是行政分支属下的，与立法无关，他们的任务就是执法。法院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当然与立法也无关。与这两个部分都是没什么可争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向立法分支去呼吁。但是在立法改变之前，只能先按此执行。　　然而与其它的违法毒品相比，大麻的地位始终是最具争议的。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每年都提出报告，建议立法机构考虑使大麻合法化。为什么呢？根据他们的报告，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大麻是会使人上瘾的。适量的大麻也不会比香烟更为有害。当然，任何东西，如果你过量使用，对身体都会有害。因此有大量反对毒品的美国人，也呼吁大麻合法化。　　在西方世界，对大麻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个人如果种植或拥有个人使用剂量的大麻，也是合法的。这里，人们最耿耿于怀气不过的，就是既然烟草可以是合法的，那么为什么大麻就一定要是非法的呢？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传闻，说是之所以大麻被宣布为非法，那是香烟公司在国会游说的结果，是他们害怕大麻的流行会夺去香烟的市场，所以才夸大了大麻的危害，说服国会立了这个法。　　立了法之后，美国执法人员对于大麻的态度就是一刀切了。为这个法律，美国人也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美国的监狱里，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犯人是与毒品有关的。其中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大麻而给关进来的。所有与大麻有关的侦察，审判，关押的费用，当然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住在乡下，这里的人都拥有大量土地，也有不少人在很多年前种过大麻。我们就经常看到警察专门监查大麻种植的直升飞机，飞过我们的上空。花在禁止大麻上的人力物力确实是很大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把大麻列入毒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如果大麻合法的话，很多年轻人就不必待在牢里了。　　正因为大麻存在这样的争议，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和一般年轻人反而都偏要吸两口大麻，以表示自己的“反叛精神”。我问过我所有的年轻朋友，还没有碰到一个宣称自己一口大麻都没吸过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吸得非常少。只是在聚会的时候，点上一支大麻烟，每人吸上一口两口。这点剂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似乎只是在作出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对一个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的反对态度。只是这种形式的“反对表态”可不能让警察看到，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就看到过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自由撰稿人，在自己家的室内用花盆种了两棵大麻，被警察找上门来。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房，没收了作为“犯罪工具”的两盏用于植物光照的灯，两棵长得一人高的大麻当然也被没收了。种这样两棵大麻，最高刑期可达十年。　　在这种有争议情况下，美国以大麻叶为图案的衣服和饰物也就随处可见了。卖大麻叶标志的商品，这在美国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在合法地表示一种态度，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最近，在美国有两个州立法，开放医用大麻。因为大麻和鸦片一样，适度使用都有一定的医疗效果。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州立法，看作是大麻合法化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大麻的药效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发现的。过去在美国占优势的主张，就是宁可拒绝大麻的药效，也要绝对封杀。　　这是因为，鉴于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美国当然有一大片舆论是坚持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的。“禁止”就意味着“绝对禁止”，不容许任何借口和通融余地。大麻既然已被法律置于毒品之列，当然就不能再让它“死灰复活”。否则，打开一个缺口，没准其它毒品也会趁机一起跟出来。这种看法倒也不是过虑，因为在美国是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呼吁解禁所有毒品的。　　在美国毒品问题还相当严重，又存在很多争议的情况下，大麻首当其冲成为争执的焦点。对大麻的态度也成为政治人物竞选时十分头痛的问题。严格禁毒肯定在今天的美国是得大多数人心的。但是对大麻的态度却是很具“技巧性”的。因为对大麻问题持两种态度的民众群，他们的数量是在变化的。所以，竞选时一般候选人都对禁毒表达一个坚决的态度，而尽量回避对大麻争执。　　在克林顿与布什四年前的竞选中，敏感的大麻却偏偏被推到了前沿。这是因为共和党当时看着这么一个新生代的克林顿，大概也十分奇怪。他和以往的竞选者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可以攻击的缺点是那么多。他们当然一定也注意到了克林顿作为“婴儿潮”一员的背景，这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说是自己没有吸过一口大麻，肯定会被人怀疑是一个撒谎者。所以，“大麻问题”就成了共和党的竞选突破口之一。　　于是，问题被提出来了：克林顿先生，你抽过大麻吗？　　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林顿赖帐，断然否认自己吸过大麻。他不仅会被最蔑视“撒谎者”的美国人所抛弃，弄不好，他的“懦弱”还会被本来应该是他的支持者的一些同代人所看不起。也许，看到克林顿这样的“背弃行为”，一怒之下，他当年的那些同学伙伴，还会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跳出来向公众作证，证实他们亲眼看见克林顿抽过大麻。如果真的引出这番热闹，大麻不大麻都已经不重要，克林顿的施政纲领也会被忽视，混战之中，克林顿就只有穷于应付的份了。　　如果克林顿说他吸过大麻，那么，共和党显然也有一大堆攻击性武器在哪里等着他。他们会告诉广大选民，大麻是什么？大麻是毒品。一个总统候选人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你还打算指望他以积极态度为这个国家扫毒吗？更何况，你们能够信任一个吸毒者做你们的总统吗？再说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贵在一个对比，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布什总统会吸毒吗？这么一比，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马上就显得反差更大了。　　为了大麻，克林顿的确伤透了脑筋。他很想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不论是对手党，不论是新闻界，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民众，都不会让他绕着过去。　　终于，克林顿出来给这个吃力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回答。他承认，他在年轻的时候试过抽大麻，他吸了，但是没有把烟吞下肚去就吐出来了。他说，这个尝试使他发现他不喜欢大麻，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回答显然不是完美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幽默的。从此，克林顿抽大麻却没吞下去，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笑料。但是，他到底逃过了一劫。　　毕竟，他是变相地承认了自己有过抽大麻的尝试，其次，多数人也相信，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风气之下，浅尝即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基本说了实话。笑料归笑料，克林顿的大麻风波，也就这样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可是，克林顿的“婴儿潮”特征还不止于大麻。同时被端出来的还有“逃兵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困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战。二次大战归国的士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而越战的状况第一次使得美国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惑。　　他们从服从国家的号召，到心里充满疑虑，直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反战的立场。越战在美国是一个大历史课题。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三句两句就把它讲情楚。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越战在美国也是一个容易使人冲动的敏感话题。顺便提一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地带的越战纪念碑，它的设计者是当时才21岁，还在建筑系念书的一个娇小的华裔女孩。　　她曾经谈到她的纪念碑设计思想的产生。她在设计之前先去看了即将安放纪念碑的现场。她站在那里，想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和失落。她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尖锐的痛苦虽然随着时间逐步减轻，但是从来没有被治愈。她突然产生一个象征性的构思：用一把利刃剖开大地，而随着时间的逝去，凄凄芳草将会医治创伤。　　因此，越战纪念碑的位置是切入地下的。这是一座黑色的刻满了阵亡士兵姓名的花岗岩挡土墙。每天大量的参观者中，还有阵亡者亲属和战友前来探望。他们用铅笔在纸上拓下阵亡亲人的姓名，在姓名前，放下一束花，一件纪念品和非常令人感动的几句话。很多人留下的纸条写着，欢迎你回家。一个老兵带来一瓶啤酒，留下一张纸条，写着，这是我们当时在战场上最想喝的啤酒，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有人留下了一双当年的旧军靴，也许里面有一段战场上的故事。所有这些留在纪念碑前的物品和纸条，每天纪念碑的管理人员都会收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被妥善保存。　　我记得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个纪念仪式上，那个叫做玛雅的华裔女设计师在讲话中说，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在美国的近代史上，确实从来没有一个纪念碑，掀起那么多人的感情波澜。　　当然，阵亡将士的生命在牵动大家的心，但是，远不仅如此。在这个纪念碑设计征稿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个纪念碑对于这场战争本身不作任何评价。可是，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些活着回来和没有回来的美国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一样，他们是怀着崇高正直的理想，怀着要帮助别人的善良信念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