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是靠不住的-7

通过的“1789年的司法法案"中，有一个第十三条，该条规定，授予最高法院一个额外的权力，就是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员发出强制执行令。也许，这是1789年国会对于实行"司法制约行政"所作的一个尝试吧。　　既然这条法律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有权直接强制新的国务卿送出那张任命书。所以，玛勃利的律师当然就直接奔最高法院而来了。但是，不知你是否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第十三条”只规定了最高法院有发出强制执行令的权力，却没有解决一个“怎么强制”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只有那几个大法官，既无行政分支所拥有的兵权，又没有立法分支所拥有的财权。也就是说，如果大法官真的发出强制令的话，万一行政分支不服从，那时，大法官既派不出兵去强迫它执行，也不能以切断行政分支的开支相威胁，他有什么办法去保证强制令的执行呢？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时时想到，这是发生在两百年之前。在美国，那还是一个颇为“蛮荒”的时代。你只要想想那些美国西部电影就可以有个大致印象了。更何况，这时连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个刚刚找到一个临时小办公室的最高法院，还显得弱不禁风。它还没有多少如现代美国的法律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在当时的美国，远没有建立起今天这样的权威性。因此，在它的权威建立之前，就一下子和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碰僵在十字路口上，其局面就像是一个还没成熟的少年与两个壮汉的对峙，形势十分紧张。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电视，甚至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所以老百姓还不可能很关心这些事情。可是，至少在政治中心的首都华盛顿，大家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这个案子吸引过来。　　更何况，这个案子又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告的是新国务卿压下了老国务卿留下的任命，而老国务卿偏偏又担任了审这个案子的大法官。还有比这个更有好戏可看的吗？我却常常想，这事正巧是发生在建国初期，才给了人们一个看好戏的机会，若是发生在今天，没准法院一接这案子，马歇尔这样的“当事人”就该回避了。　　可这是在两百年前，还没那么地道的规矩。案子就是落在马歇尔手里了。可是，他该怎么处理为好呢？　　马歇尔如果对这个不予审理，那么，最高法院就活像是在十字路口主动畏缩退让的少年，今后出门也休想再抬起头来了。如果他发出强制令，行政分支不予理睬，这就象那个少年对着壮汉大喝一声“让开”之后，壮汉纹丝不动，他仅仅是白吆喝了一声，除了会引起围观者的一阵哄笑，什么结果都不会有。不论发生的是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种，都会与马歇尔强化司法的理想背道而驰。这可真是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智慧的时候。　　马歇尔的第一个动作，只是给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了一份通知，代表最高法院要求现任国务卿陈述理由：为什么不应该给你发个强制令，迫使你送出玛勃利的任命书。这份通知，就象是这个少年主动站到了十字路口，华盛顿的“观众们”立即象过了电一样感到十分刺激，纷纷“围了上来”。　　也许，马歇尔的这一举动是想在不示弱的前提下，先拖一段时间。也许，他还希望就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对于政府权力的一场讨论，让人们有机会对其司法分支和其它两个分支之间关系作一个反思。结果，这一举动首先是引来了一批人对他的围攻谩骂。指责马歇尔是恶意攻击国务卿。同时，国会果然引起了一次次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正是司法分支的独立和权力到底应该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正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困难和关键的时刻。定下一个大原则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丧失了对于一个原则的分寸和度的把握，很可能同时就丧失了这个原则本身。　　照说，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政府的行政分支，与国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司法分支的权限和独立性问题，一直是国会关注的议题。这个的案子又一次引起了国会对于老问题的讨论，而且国会的讨论是非常激烈的。不少议员认为马歇尔主持的最高法院管过了头，主张推翻有关司法改革的“1801年司法法案"，"把大法官们送回他们的巡回职责中去，使他们没有机会出来误导。"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的，一个在独立战争中致残的老兵，当时的纽约州州长莫利斯，吃力地撑着他的木腿，神情激动地告诫大家，必须给予司法分支足够的独立性，使之有能力制约立法和行政分支。他尤其指出了对于立法分支监督的重要性，“以防止一些违宪的法律损害宪法。”他在最后几乎是嚷着向在场的议员宣称“你们如果撕去了这份宪法，你们将永无机会再得到另外一份！”　　在美国，有一个传统做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凡是这一类的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查到。这样，没有一个观点是在当时就能够一锤定音的。美国人把一切都交给时间，让历史去对一切作出再判定。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随着岁月沧桑，星换斗移，逐渐脱出历史局限的外壳，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和真实意义。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一遍一遍地去写书，去引用这些人物的发言，去重新给它一个新的认识和定位。这时，他们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的，查出那些当年历史人物的发言和论断的原件。孰是孰非，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　　在美国，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能够逃脱得了这样一种历史的检验。其关键不仅仅在于政府论坛历史记录的准确和保存，还在于这些记录都是公开的。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因为他是总统，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英雄，就在历史档案中，隐去或者修改不利于他的形象的某个部分或某些发言，甚至连封存某个部分，想贴上“不得查阅”的标签，都是做不到的。　　同样，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除了投票结果之外，也是由所有的大法官，不论对判决持肯定意见的，还是对判决持否定意见的，分别写下一段他的观点，陈述他表决的理由。然后，存档备查。现在，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查到美国历史上所有重要案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因此，当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他们是历史英雄还是客观上的千古罪人，会突然变得一目了然。　　例如，在我们参观最高法院陈列室的时候，那里有一部介绍最高法院历史的录像片。该片强调地提到，在南北战争之前三年的1857年，在一个案子里，当时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作出了支持奴隶制的恶名昭著的判决。宣称"黑人不是公民"，即使当黑人已经住在非蓄奴的自由州，他们也无法享有任何宪法权利。这个判决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之一，也成为在今天人们回顾美国司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一个或一群历史人物，可以风云一时，权倾一时，但是，他们无法不感觉到历史老人正非常耐心地坐在一边，默默地观看和等候着他们。等着浮华和渲染褪去，等着真实渐渐地裸露，在阳光下烁烁闪亮。　　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因为，公众人物有没有历史感，这对于他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当他感觉到历史目光的逼视，他的言论和行为会更审慎和负责任一些。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不是被记在纸上，而是被刻在光天化日下永不磨损的碑上。　　但是，与此同时，在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承认世界上确有“历史局限性”这么一回事。因此，也就能够以历史眼光看待历史人物，以平静的心情对待历史事件，不给古人扣现代大帽子。我们此后还会不断遇到“历史局限”这样一个字眼。　　当我们回到1803年的美国国会，首先看到的，大概就是它的历史局限性。最终，在联邦派观点占上风的国会，还是推翻了"1801年的司法法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又必须踏上巡回审理的路途。立法机构甚至还取消了法院的1802年的几次会议，并且规定最高法院的下一次开庭，将在1803年的2月中旬。　　大法官马歇尔看上去并没有作出抗争，他默默地等到了1803年的2月。这时，他宣布开始这个称之为"玛勃利告麦迪逊"的案子。　　案子一开始，原告先化了大量时间精力以证明，亚当斯总统确实曾经签过这样一份法官任命书。对此能够提供最确切证词的应该是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先生。但是，首席大法官本人当然不能自己从法官席上跳下来，跑到证人席上同时兼做一个证人。所以，还是费了一番周折。最终，提出决定性证词的居然是马歇尔法官的弟弟。当时马歇尔还是国务卿，他的弟弟当时正巧就在国务卿办公室，亲眼看着这份总统签过字的任命书被封起来，但是没有送出。　　案情确定之后，法官允许原告律师进行法庭结辩。律师说，事实证明，他的委托人已经被任命为法官。因此，他要求最高法院根据“1789年司法法案"，发出一份强制令，强制现任的国务卿完成他应该完成的"行政动作"，把这份法官任命书送出去。　　法官希望被告方也出来作个答辩。可是，政府的行政分支却没有一个作为麦迪逊的发言人出来应对。也许，行政分支正等着马歇尔的那张“强制令”？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在一个二百年前的新国家发生的打官司的故事。当时的美国人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新鲜。“平衡和制约”的原则还只是刚刚实行不久的宪法里的一个理想，是那些建国之父们的一个理性设计。它还远不是今天在美国深入人心，理所当然的一个基本常识。因此，当时一般的美国人，既没有面临“宪法危机”的紧张，也没有建国之父们高瞻远瞩的忧患意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对于这场普通人状告国务卿这样的“民主官司”，只是怀着看热闹的好奇心。他们巴不得看到马歇尔大法官发出这么一张强制令，同时，也巴不得看到国务卿麦迪逊不予理睬。本来么，只有当他们僵到了十字路口上，才有好戏看。　　1803年的2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国会那间借来充作法庭的地下室里，宣读了他代表美国最高法院亲自撰写的历史性的判决。今天，我们在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大厦的展厅里，可以看到马歇尔的全身塑像。在整个最高法院里，这是唯一的一座全身塑像，凸现了他是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首席大法官。在他的黑色塑像后面，还有一块白色大理石的墙面，上面用金字镌刻着马歇尔大法官在各个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案子里写下的最重要判词，一共只选了短短的五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摘自在这一天，1803年2月24日，他在"玛勃利告麦迪逊"案子中，宣读的判词。　　马歇尔大法官把这个案子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告是否有权得到这张任命书？他的给出判定是肯定的。因为他的任命是在新的总统上任之前，所以老总统签过字的任命就是合法任命。　　于是，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原告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这个国家是否应该予以补救？对此，马歇尔大法官说，“由法律保护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是公民自由的根本所在。不论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伤害，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提供这样的保护。”即使官位高至国务卿，也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如果他试图这样做，他就必须准备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马歇尔大法官宣布，因此，法庭有权接受此案，他同意强制令是妥当的。　　但是，这里还有第三个问题，最高法院就应该发出这个强制令吗？马歇尔大法官指出，宪法规定，只有在涉及外国使节和州为当事方的案子，最高法院才有最初审理权，其余的案子最高法院只有受理上诉权。所以，原告虽然在理，可是他是走错法庭了。他应该先上低级法院去告。　　那么，不是有那个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条"吗？不是根据这条最高法院就有了直接发强制令的权力，原告不是就奔着这条来的吗？马歇尔大法官解释说，这个"第十三条"，给予最高法院超越了宪法规定权限的额外权力，因此，他不能同意。　　马歇尔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就是，美国政府各个分支的权力都是有限的。这个限度以宪法为准。任何违背宪法原则的法令都必须取消。据此，他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条"因违宪而取消。接着，他念了那句历史性的判词，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用金字刻在大理石上的那句话：　　“必须强调，认定什么是合法，这是司法分支的职责范围。”也就是说，马歇尔大法官通过这个案子的判词，清楚地表达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向美国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分别传达了两个明确的概念。　　首先是，他向政府的行政分支宣告，司法机构有权监督和判定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如果司法机构认定他们是在“执法犯法”，有权按照法律予以制裁。　　其次，他向政府的立法分支宣告，不仅宪法高于其它所有的法律法令，而且，“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样一个“法律鉴定权”与立法机构无关。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　　从此，美国“收银机”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动开关。最高法院有了“司法复审权”。这使得美国的司法机构第一次明确独立于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也因此历史性地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从此大家清楚地意识到，给鸡毛小案断是非，并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地方法院。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和判定法律，是从司法的角度对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进行制约。这就是“司法复审”的意义所在。　　马歇尔大法官完全理性的思维和判定，终于不仅被原告玛勃利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也被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所接受了。也许，马歇尔的判词首先是从取消最高法院的违宪权力开始，也就是说，他是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令人信服。也许，如现在有些学者的猜测，是由于这个判决没有当场给国务卿开出强制令，原告玛勃利也因为法官任命书的任期已经过去多半，决定放弃起诉，使得行政分支没有给逼急，而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结果。　　也许这样的推论都有道理。但是，我也相信，这和当时行政分支的主管以及国会大多数议员，在理性之下的权力退让，是不可分割的。这种退让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之上，就是大家必须合力建立一个“分权的，制约的，平衡的政府”。有了这种共识，才可能在权力问题上产生妥协和退让。而这种妥协和退让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有，当初的制宪会议，就是依靠这样的理性精神才得以成功的。　　这种理性的精神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就是，这些分据于政府权力不同分支的当权者，他们确有观点的不同，这种不同观点所产生的争执和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得十分感性和冲动，激烈和过火。然而，这里没有充斥私欲私利的权力斗争。　　不论是联邦派还是反联邦派，不论他们主张的是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还是加强各州的自治权，他们不是为了增加个人手中的权力。这对于一个建国初期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宪法建立之后，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已经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一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来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　　从上封信讲的“水门故事”，你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建国者们对于“权力是私欲和犯罪的酵母”这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与两百年前相比，我觉得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变化。那就是，在美国，也许是由于权力本身的巨大膨胀，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各项权力，不论是财权，军权，人才资源，等等，都和建国初期的美国政府无法相比。总统本身也随之给人越来越“靠不住”的感觉。而这个制度和美国民众，与两百年前相比，却变得成熟起来。两百年的宪法和历史教育，使得美国民众已经不再是一群看热闹的围观者。“平衡和制约”的运作，也比两百年前有章法得多了。　　下面，我再把“水门事件”讲下去，回答你信中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看上去已经结束了的“水门事件”，却只是一个大故事的“开篇”。　　确实，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此刻白宫和盘托出，承认共和党及白宫的一些高层人士涉入此案，这的确会是一个够大的政治丑闻，寻求连任的尼克松总统的声望也会因此受损，甚至有可能影响他的连任。但是，鉴于我已经提到过的，尼克松本人对“管子工”类似“水门行动”这样的具体策划并不事先知情，因此，总统本人有道义上的责任，却没有人能够指责他负有法律责任。虽然事情很糟，但是对于尼克松，这还不是一个完全无法收拾的局面。　　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朝错误的方向再迈出一步，接下去就只能一步步走下去，很难再刹车了。这一切都起于一个也许只是本能的念头：掩盖真相。　　我真的相信这里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　　当时最紧张的莫过于批准“水门行动”的直接责任者了，也就是李迪这次行动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米切尔和麦格鲁德。因为他们是浮在面上的。轻轻一扯，就会把他们给扯出来。　　米切尔是前任司法部长，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他知道联邦行政系统的结构。不论是案件的调查还是起诉，都与司法部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立即想到给现任司法部长打招呼。考虑再三，他们派李迪火速赶去面谈。　　在尼克松周围，确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些非法活动。因为除了那几个少数亲信之外，绝大多数行政官员都不会接受或赞同这样的做法，所以也就不会让他们知道。比如在中国大家都很熟悉的基辛格，他和尼克松的关系是非常近的。在尼克松考虑同中国开始秘密接触，商讨恢复外交关系这样的重大举措，基辛格是尼克松所能够相信和依靠的少数几个官员之一。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基辛格的重要性。但是，那些违法活动基辛格在事前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尼克松在他的总统生涯里，似乎同时在经历双重操作，指挥着两套不同的班子。“水门事件”发生时，尼克松的当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是这个“事件”的圈外人。　　克雷迪斯特本来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也就是前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副手。你在前面也看到了，米切尔在尼克松那里就完全是“小圈子”里的人，而克雷迪斯特则不是。他们两人虽然曾经是正副手，可是，实际上所处的位置却完全不同。米切尔最后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出任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一方面表现了尼克松对他超乎一般的信任，他自己当然也是下了一个更大的政治前程的赌注。　　在离任时，米切尔推荐了他的副手克雷迪斯特顶他的司法部长的位子，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此，在“水门事件”发生的最初时刻，米切尔觉得向他的前副手打招呼，还是有可能得到某些“照应”的。尽管作为前司法部长的他，知道这种“照应”在美国的制度下其实是极其困难也极其有限。但是，这不是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吗？至少，他觉得，他的前副手即使帮不上忙，也不至于一听到真相就公事公办地向有关方面公开。所以，李迪就这么找上门去了。　　“水门事件”一开始，调查人员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政治案件，尽管他们还没有摸清真正的来龙去脉。因此，这个案子马上就上报到了司法部长那里。我想，对白宫的违法操作一直蒙在鼓里的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收到这样的报告也一定没往心里去。在他的眼里，这种一看就很荒唐的作案手段，即使是政治案件，也只可能与某些低档的“政治小蟊贼”有关，不可能和什么大人物挂上钩，更不可能发展下去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因此，收到报告当天早晨，他仍然心情愉快地驱车前往高尔夫球场，开始他十分正常的一天。　　可是，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的好心情很快就被李迪的来到给毁了。也许，李迪虽然由于一个历史的错误被挂上了“顾问”之类的头衔，但是，在他骨子里毕竟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市井“小混混”。也许，是尼克松周围那帮小圈子里无法无天的“顾问”们，使李迪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总之，他根本不想想明白这对于一个司法部长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在慌慌张张地谈了“水门事件”真相以及和米切尔的关系之后，自以为聪明地加了一点“压力”，他要司法部长设法放人，还说，事情虽然难办，但要是不办，你以后也不好办。　　这个规规矩矩辛辛苦苦凭本事才做到了这么一个官的司法部长，以前哪里会看得起李迪这样的“顾问”，今天听到如此活见鬼的一个“水门故事”，还要他接受李迪几乎是带有威胁意味的“违法要求”，他顿时火气不打一处来。他愤怒地回答李迪的“警告”说，我？我不好办？我要是去干这样的蠢事总统才是不好办！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混蛋的事情了。他甚至气得连脏话都一起跟了出来。他断然拒绝了李迪的要求，并且对他说，告诉派你来的人，不论是谁，告诉他们，我不能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为了总统，我会象处理其他案子一样处理这件案子。　　然后，也许是他们以前毕竟是认识的熟人，也许他想到，可能真的如李迪所说是奉他原来的老上司米切尔的派遣来的，因此，最后他还是出于礼貌和李迪握手告别。就是这样一个与犯罪分子握手道别的场面，以及此后的知情不报，使这位司法部长最终被判有罪服刑一个月，在牢里不知他是否想起，他当时的副手曾经对他说过，“头儿，我们要是能够摆脱这个麻烦而不进大牢，那我们可真是撞大运了！”　　这时，所有涉案的人，都开始拼命销毁证据了。同时，两个从“水门”对面的旅馆里逃脱的现场指挥，李迪和亨特，已经知道法律将找上门来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因此，都为自己找好了律师。　　从1993年公布的录音带中可以了解到，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尼克松就已经从部下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那么，他为什么不是下决心让那些人交出真相，听候法律的处理，而是决心掩盖，从而把自己也拖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漩涡呢。是的，尼克松并不是这个事件的策划和直接责任者，可是，不仅出事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而且很容易使人们对于他的知情程度质疑。　　如果按正常程序调查下去，那么，从已经在“水门”现场被逮住的古巴人和麦克考尔德开始，马上就可以扯出在“水门”对面旅馆的现场指挥亨特和李迪，从他们两人又可以马上扯出批准“水门行动”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这四个人又都是从尼克松这个行政分支过去的。一个原司法部长加上三个原白宫顾问。这将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更何况，这三名出自白宫的“顾问”，都是“管子工”的成员。如果再用力拖一下，“管子工”就可能会被拖出来。那么，从白宫为出发点的那些违法“小动作”也就很难再瞒下去，那时候，尼克松如果仅仅说自己对手下人是“管教不严”，大概是很难说得过去了。　　但是，“掩盖”这个动作将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妨碍司法”对一个美国总统意味着什么，尼克松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之所以下决心去做，当然和他一向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有关，同时，肯定和他毕竟迷信手中的总统权力也是有关系的。小小一个“水门案件”，是尼克松自己管辖的司法部和自己任命的司法部长在那里负责调查起诉，还硬是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自己动用手中的一切权力去遮，还真怕它就遮不住？这么一想，尼克松就跨出了第一步。一念之差，尼克松就亲手把自己给毁了。　　他先下令把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任麦格鲁德调回来，主持“掩盖”。为了“掩盖”，他们一开始商量出了种种设想。　　例如，让那些已经被抓住的古巴人给担下来。又如，让在旅馆指挥的李迪和亨特出国避风。在一次讨论“掩盖”的会议上尼克松本人甚至提出，干脆一盆子全扣在民主党头上，因为那些被抓住的古巴难民都曾经参与过失败的“猪湾事件”，而六十年代愚蠢的侵犯古巴的“猪湾事件”正是民主党当政期的“杰作”，等等。但是，这些设想都由于风险太大或是操作困难，一一都被否定了。　　最终，参加“掩盖”的人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掩盖”的第一步，至少应该试图和李迪断线，一方面，因为由于李迪在“水门”对面旅馆留下的大量证据，他基本上已经是“死老虎”了。另一方面，李迪是通向上面几条线的一个“麻烦源”。于是，又一个“白宫顾问”出场了。他的名字叫迪恩。他原先对于前面发生的事情并不事先知情，但是，在整个“掩盖”工作中，他却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了一名主角。　　迪恩先和李迪谈了一次。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知道全部真相，包括“管子工”的种种胡作非为。说实在的，乍一听来，他自己也给吓了一跳。他还是稳稳神，开始了谈“掩盖”的具体条件。李迪提出对已入狱者的“照应”，包括筹一笔“堵嘴钱”。　　“掩盖”也是一项“行动”，没有“活动经费”是根本办不了的。比如，保释，律师，家属，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钱。前面已经讲过了，凡是违法的钱，筹款本身就很困难，而且一般来说，筹款本身也是犯罪行为。迪恩本人此后很快卷入“堵嘴钱”的筹集，在泥沼里越陷越深。　　在迪恩找李迪谈话中，最戏剧性的一刻莫过于李迪突然提出“若是有必要毙了我，只要告诉我该站在哪个街角上”，着实把迪恩又给吓了一跳，说是我们可还没到这地步呢。李迪当时知道自己是通向上面的一个“祸根子”，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提出，一是他知道自己是混在一个违法圈子里，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在自己面临暴露的时候，到底会走得多远。其次，他也知道，他的这些上司尽管是白宫高官，却不可能动用正规受过训练的特工人员。多年之后，李迪在回忆中写到，他当时觉得，即使他的上司要干掉他，也是“合理的”。只是他觉得他们不可能动用得了专业枪手，他可不想让哪个“业余的”打歪了而伤着他的家里人。　　这些人正在忙着“掩盖”乱作一团，可是在白宫里，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却谁也不敢真的向负责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去“打招呼”。因为在这个制度下，联邦调查局是独立的联邦机构，在操作时并不受司法部多大的控制。相反，由于真相还没有暴露，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一口否定白宫涉案“水门事件”，一方面还必须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华盛顿的警察按法律程序严肃调查。尼克松眼看着应该说是自己下面调查机构，正按图索骥步步向自己逼来，却碍于这个制度和全美国百姓的关注，不仅不能阻止，还只能作出欢迎调查的高姿态。　　即使是行政体系下的司法部，在法律的制约下，也不见得就对白宫言听计从。正在干着“掩盖”活儿的白宫顾问迪恩，曾经向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提出要求，把联邦调查局有关此案的文件调来看一下，却遭到拒绝。因此，调查仍然在一步步深入。在“水门事件”中那个漏网逃跑的“望风者”，又在律师的劝说之下，去联邦调查局投了诚。同时，各种报纸杂志的记者们，又在以他们的方式，各显神通，从外围包抄过来。可是此刻尼克松仍然心存侥幸，“管子工”的一个负责人海尔德曼曾对尼克松说，这事妙就妙在干得如此操蛋的糟糕，没人会相信我们会干出这种事来。尼克松深表同意。　　问题是，哪怕是一个再“操蛋”的球，也总是有人踢出来的。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踢球人”的问题，这个“球”就还在联邦调查局和记者们的穷追猛打之下。因此，尼克松亲自下令，要他的“白宫顾问”让中央情报局“认下账来”，并且由他们出面让联邦调查局中止调查。　　他们找了两个他们认为比较能够控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开始，他们拒不肯“认”这份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账”，后来迫于来自总统的压力，松口应承了下来，也做了一部分。但是，回去一想，就知道苗头不对，他们根本承受不了今后的法律责任。于是，他们马上刹车了。　　他们开始向白宫顾问迪恩解释，他们尽管是白宫提名的副局长，但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在中央情报局里，都有特定的指挥链，不在他们职权范围的事，他们也一样无能为力。更聪明的是，他们看出了这件事的危险前景，为了在将来出事的时候有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