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安德烈-3

我读到这类的消息，感触是比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见两个现象：在乌拉圭，恐怖的军事独裁结束二十年后，革命家和叛乱者变成了执政者。在本来属于苏联集团的莫尔多瓦，一党专政走向了民主选举。时代，似乎真是进步了，不是吗？可是你发现，莫尔多瓦的掌权者事实上仍是共产党，只不过，这个共产党是透过民主的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后面，有媒体的操弄、权力的恐吓、资源的独占垄断，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进行。至于乌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会变出什么面目？从台湾的经验来说，我没有信心。在台湾看到太多堕落的英雄、虚假的民主斗士、轻易让权力腐蚀人格破产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历史就更不堪了。华兹奎兹是个左派──你说“左”是什么意思？法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不小。法国大革命不只给了欧洲革命的营养，也给了我们“左”和“右”的概念。你们初中课程里就有政治学，一定知道这“左”和“右”的语词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支持王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王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柏林有个新的左派杂志在今年二月出版了，杂志就叫“反柏林”──我刚把网页传给华飞看。我想象，如果在北京出个杂志叫“反北京”或“反中国”？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么在台北出个杂志叫“反台湾”？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反柏林”杂志和许多左派刊物一样，对许多议题进行大批判，号召读者各地串连，参与示威：三月十九日，请大家到布鲁塞尔聚集示威游行，欧盟高峰会议在那里举行；五月八日是欧战结束六十周年，请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游行；七月，请大家赶到苏格兰，八个工业国高峰会议将在那里举行……左派号召群众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六十年，有几条蛮动人的标语：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两千公里长，牺牲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我们感谢所有的地下抵抗者。我们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战争的被害者。我们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徵的劳工得到赔偿。这其实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在日本，对比就很尖锐了。也是“终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连一个道歉都还没得到。日本明显地缺乏一只看世界的“左眼”。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你知道吗？我们说的“左”，在他们是“右”，他们说“右”，其实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最“左”的共产主义，今天最“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所以跟中国人说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华飞看完了“反柏林”，长长的腿晃过来说，“哇，受不了！这么左的杂志。”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他说，“中间。因为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事实上，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嘛。”我很惊奇地看着这小鬼。理想主义之不可靠你对“安妮”的阶级意识和菁英思维反感，大概有资格被归到“左”的光谱里去。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如果在一条直线上，你一定要我“选边站”──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说“万不得已”是因为，老天，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从毛泽东到眼前台湾政坛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我曾经跟德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斯．许华泽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那么多“得意混混”，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在幼稚阶段。她大大不同意，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现任总理施若德。好啦，最最亲爱的，我究竟想跟你说什么呢？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你的MM十四、秘密的、私己的美学MM：音乐，已经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计算机打开，让里面的音乐流出。在音乐声里穿好衣服。吃早点，打开厨房的收音机。走路上下学的一路上，我的MP3音乐跟着我走。我可以一整天留在房间里整理我的音乐存盘，同时听几首不同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音乐里流连。不管在厨房、在浴室、在书房，任何时候，我活在音乐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小时候，从来没喜欢过你和爸爸听的古典音乐，更不喜欢你有时候放的欧洲歌曲，法国的《香颂》或者德国的民歌对我，都是俗气的Kitsch。记得有一两次你和朋友们放了1960年代的摇滚乐，甚至在客厅里跳舞。但是，我发现你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听”音乐。不过你们还是影响了我对“歌曲”的喜爱。我喜欢旋律优美的音乐，崇拜爵士乐。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对Hip-hop“嘻哈”音乐的狂热，随之深入了美国的黑人文化。听“嘻哈”的时候，我一般不听大家都在听的热门歌曲，而是寻找一般人不知道的冷门曲子。一旦发现一首有意思的曲子，而且是朋友里没人听说过的，那真是如获至宝。拿这曲子和同样兴趣的朋友共享，大伙一起听，然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讨论歌词里最深刻的隐喻和最奇怪的思想观念，那真是不可言传的独特经验——我不能跟你解释，因为那种经验是只为那一个时刻和气氛而存在的，就如同那些歌曲本身，不可言传而独特。对我而言，一支歌曲好不好有三个要素：气氛、歌词、音乐，但不一定要三个元素同时并存，往往一个元素就行。一支歌，如果能散发出最好的气氛，不一定需要最好的歌词，因为气氛本身能使人愉快或是悲伤。歌词写得好，能让你会心微笑或者沉入忧郁。音乐好，歌就缠住了你的脑袋，不管它的词多笨或者气氛不怎样。最怕的是，一首好歌变成流行曲时，它就真的完了。不管那首歌的歌词有多么深刻，旋律有多么好听，当每一个人都在唱它，每一个酒馆里喝得烂醉的人一边看足球赛一边都在哼它，这支歌就被“谋杀”了。再好的歌，听得太多，就自动变成Kitsch！所以我绝不“滥”听歌。有时候，我会放30首歌，一支一支听，心里其实一直等，等着那一首歌出现。终于等到的时候，那个美感值更高。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懒洋洋地醒来，看见外面纯净深蓝的天空，可以听一支深爱的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然而，当我对一首歌开始感觉厌的时候，我就紧张了：老天，我需要一首新歌。这就是一个新的探索旅程的开始。你开始寻找：一段广告音乐，音乐课里一段偶然听到的旋律，在别人的派对上突然飘过来的一支歌，MTV里的片段……我寻寻觅觅。最有用的地方，当然是网络。我知道音乐厂商都被网络的下载作用吓坏了，可是，MM，我有不同的看法。厂商这么多年来“滥造”了那么多的廉价歌手，粗制了那么大量俗烂的音乐，赚饱了钱，现在总算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听音乐的人已经发现：俗烂的音乐从网络下载就好，听完就丢；只有真正好的艺术家、真正好的音乐盘片，才值得你掏钱去买。在这样的逻辑下，那些烂音乐逐渐被淘汰，留下好的艺术——这难道不是正面的发展吗？“网络音乐革命”革掉的是坏的音乐，严肃的艺术家反而有了活路，找到了知音。在德国就是这样，突然冒出来很多极为深刻的创作者，取代了那些被厂商操作制造出来的假偶像。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复我这封信，因为你不是乐迷。但是，MM，你“迷”什么呢？你的写作，或者文学，所带给你的，是不是和音乐所带给我的一样，一种独特的、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窥探的一种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MSN 德国时间晚上九点半，香港时间清晨三点半MM：菲利普让我看了些“嘻哈”的歌词，很多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批判意识。我吓一跳：15岁的青少年怎么会欣赏这种社会批判的歌？安德烈：譬如什么？　　MM：譬如这一首：　　我在贫民窟里长大　　看不尽的杀戮　　其实就是个毒贩集合所　　我的成功，却是因为它　　适者生存，每天活着就是挑战　　我以为我是个骄傲的美国人　　一碰到种族问题，发现自己是外国人……安德烈：这其实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嘻哈”，流行的“嘻哈”是这样的：　　钱、钱、钱，　　哗啦拉进了我的扑满　　世界奈我何，抓了奶罩，玩“三匹”　　世界奈我何，吸口胶，打个屁　　世界奈我何，犯个法，飙个车……MM：哇，虚无主义！　　安德烈：你要看更糟的吗？还有这种：　　射水到洞里，射水到洞里，射水到洞里……　　MM：哇，雄性沙文主义！　　安德烈：还有；玩伴们，挺起你们的家伙……　　MM：哇，好脏！　　安德烈：还有：我要把你搞到死，搞到死，搞到死……MM：哇，兽性沙文主义！安德烈：对啊！流行的“嘻哈”歌曲充满对女性的性暴虐，可是竟然还有女歌手也唱同样的调调。我觉得蛮奇怪的。MM：安德烈，女人并不一定就有女性意识，男人不一定不是女权主义者。差别在头脑，不在性器官。　　安德烈：我知。热门排行版上的歌，大概就是这个程度的：我带你到糖果店，我要××你，被“条子”逮了，贫民窟生活……MM：那有什么稀奇？当年的乡村歌曲不也是这些？“我爸是个酒鬼，我妈是个婊子，我13岁就被强奸”什么的……　　安德烈：对，不过“嘻哈”更直接，更粗暴。　　MM：明白了。虚无主义＋雄性沙文主义＋拜金主义＋性滥交＋粗话脏话＝酷。美国黑人又“In”，所以青少年就喜欢了？　　安德烈：差不多。可是原来的“嘻哈”是很美、有深度的。你看这一首：　　圣诞节　　妈妈给了你生平第一辆单车　　好像第一次打赢一场架　　好像你的球队得了第一名　　狂喜，在大雨中拥抱　　好像看见一颗流星闪过　　原来，努力了，梦，真的可以出现　　MM：嗯，是现代诗嘛。我要走了——安德烈：慢点，还没完：聋子听见了听见他情人的声音瞎子看见了看见第一次的日出哑巴说话了他清晰无比写一首曲子被唱一千年　　MM：这是现代诗，缀在音乐里。　　安德烈：对。好的“嘻哈”就是诗。　　但是好的少，烂的多。　　MM：金块和泥沙总是混在一起的。这也是流行文化的特征啊。　安德烈：什么意思？　　MM：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筛子，泥沙被淘汰，金块被留下，留下的就被叫做经典或古典……十五、菩提本非树这哪是菩提树？亲爱的安德烈：你知道吗？我这一代人的音乐启蒙是欧美歌曲。小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或者大家都会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的歌词恬淡典雅，像宋词，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中国的古典音乐，长大之后才知道曲子都是从美国或德国的歌曲改编的。德国艺术歌曲在小学音乐课里教得特别多：《罗蕾莱》，《菩提树》，《野玫瑰》，《鳟鱼》……舒伯特的《冬之旅》里许多歌是我们从小就学唱的。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我后来到了德国，发现德国的孩子竟然不听不唱这些歌，我有多么惊讶。好像你到中国，发现中国孩子不读《论语》一样。《菩提树》这首歌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因为舒伯特的音乐哀愁，因为穆勒的歌词美丽，可能也因为，菩提树在我们的心目中牵动了许多与智能、觉悟、更高层次灵魂追求有关的联想。菩提树，桑科，学名叫Fligiosa，属名Ficus就是榕属（又称无花果属），而种名religiosa说明了这是“信仰”树。2000多年前，释迦摩尼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伽耶城南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因此这个在印度原有“吉祥树”之称的毕钵罗树，就被称为Bodhi－druma，菩提树，“觉智”之树。而后阿育王的女儿带了一根菩提树的枝条，到了斯里兰卡古都的大眉伽林（Mahamegha），深深种下，到今天，那棵树仍旧枝叶葳蕤，而中国也在南朝时，也就是1700多年前，引进了菩提树，种在广州。我在今年1月到了广州光孝寺，去看六祖慧能剃度的那株菩提树，心中仍然万分的震动。你不知道慧能，我只能比喻，就仿佛你看见马丁?路德亲手植的一棵树吧。然后我发现，你们根本不唱舒伯特的歌。是的，音乐老师教你们欣赏歌剧，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分析舒伯特的《鳟鱼》，但是我们在学校音乐课里被当作“经典”和“古典”歌曲教唱的德国艺术歌曲，竟然在德国的音乐课里不算什么，我太讶异了。“这种歌，”菲利普说，“跟时代脱节了吧！”我有点被冒犯的感觉。曾经感动了多少“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歌，被他说“脱节”；这种歌怎么会“脱节”？我怒怒地瞪了他一眼。舒伯特这首歌的德文名称是Der　Lindenbaum，中文和日文都被翻译做《菩提树》，于是当我到了东柏林那条有名的大街，Un　Linden，以为夹道的应该就是菩提树了，但是那立在道旁的，却完全不是菩提树，而是一种我在台湾不曾见过的树。这究竟是什么树呢？它既不是菩提，为什么被译成《菩提树》而被几代人传唱呢？我花了好多时间搜索资料，查出来Linden可能叫做“椴树”，但我没见过椴树。打听之后，朋友说北京有我描述的这个树，于是我搜集了Linden树的叶片、花、果实，带到北京去一一比对。总算确认了，是的，舒伯特《冬之旅》中的这首曲子，应该翻译做《椴树》。椴树，学名是Tiliaceae，属椴树科。花特别香，做出来的蜜，特别醇。椴树密布于中国东北。欧洲的椴树，是外来的，但是年代久远了，椴树成为中欧人心目中甜蜜的家乡之树。你知道吗，安德烈，从前，德国人还会在孩子初生的时候，在自己花园里植下一株椴树，相信椴树长好长坏就预测了孩子未来的命运。日耳曼人把椴树看作“和平”的象征，它的守护神就是女神芙瑞雅，是生命和爱情之神。追究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水井之处必有椴树，椴树对一个德国人而言，勾起的联想是温馨甜美的家园、和平静谧的生活、温暖的爱情和亲情。因此歌词是：　　井旁边　大门前面　　有一棵　椴树　　我曾在树阴底下　　做过甜梦无数……舒伯特这个漂泊旅人，忧苦思念的是他村子里的水井、椴树，和椴树的清香所深藏的静谧与深情。安德烈，我被这个发现震住了。因为，“菩提树”所蕴含的意义和联想，很不一样啊。菩提树是追求超越、出世的，椴树是眷恋红尘、入世的。至今我不知那翻译的人，是因为不认得椴树而译错，一错就错了将近一个世纪；还是因为，他其实知道，而决定以一个美学的理由故意误译。如果这首歌译成《椴树》，它或许不会被我们传唱100年，因为“椴树”，一种从未见过、无从想象的树，在我们心中不能激起任何联想。而菩提树，却充满意义和远思。最符合椴树的乡土村里意象的，对我们生长在亚热带的人而言，可能是榕树，但是对黑龙江植满椴树的地方，这首歌或许就该叫做“椴树”？回到你的“嘻哈”音乐，亲爱的，我想可能也有一种所谓“文化的创意误解”这种东西。美国黑人所编的词，一跨海到欧洲，欧洲人所接收的意义就变了质。所以低俗粗暴的可能被当作“酷”，而欧洲你认为是Kitsch的，可能被别的文化圈里的人所拥抱。音乐的“文本”，也是一个活的东西，在不同的时空和历史情境里，它可以像一条变色龙，我觉得不必太认真。我的“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是什么？亲爱的，大概就是去找出椴树和菩提树的差别吧。　　深爱你的MM十六、藏在你心中的小镇毕业MM：我毕业了。我正坐在阳台上，近傍晚的阳光穿过树林，把长长的树影洒地面上。刚下过一阵雨，到处还是湿的。我点起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看天空很蓝。烟，缓缓地缭绕，又消失，我开始想那过去的日子。是不是所有毕业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慢温温的留恋和不舍？我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我的“家”。我开始想，我的“家”，究竟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别生气啊），是我的朋友。怎么能忘记那些星期天的下午，总是蹉跎逗留到最后一刻，假装不记得还有功课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里，我们挤进小镇的咖啡馆喝热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后，我们溜到小镇公园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水鸭会哗一声飞过我们的头顶。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让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可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眷恋。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么小的小镇，文化一定很单调，里头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没个性、最保守的土德国人。其实正好相反，克伦堡国际得很。就拿我那三个最好的朋友来说吧，你或许还记得他们？穆尼尔，是德国和突尼斯的混血，生在沙特阿拉伯，然后在杜拜、突尼斯长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条裤子”的哥儿们，是德国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语之外，会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大卫一看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大卫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会说意第绪语。然后是我自己，是德国和台湾的混血。我们四个死党走上街时，简直就是个“混血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克伦堡一点也不特别，我们这样的背景几乎是克伦堡小镇的“典型”。死党外一圈的好朋友里面，我用手指可以数出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实有时候会引发争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混血儿”和“混血儿”之间还处得特别好，特别有默契。譬如说，我们随便到一个空的足球场，准备踢球。不管认不认识，人数一够，就开始组队比赛。几乎每一次，会自然而然分成两队：德国队和国际队。凡是有国际背景的就自动归到国际队去了。这和种族主义没任何关系，大家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中国血统而受到过任何歧视。而且，我们常常开种族差异的玩笑。昨天我和佛瑞弟，还有佛瑞弟的金发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赛。刚好是巴西对阿根廷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当然很激动地在为他的巴西队加油，我就故意给阿根廷队加油。足球赛一定会引发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的，很快我们就变成真正在争吵，到底是巴西人还是阿根廷人比较傲慢、愚笨、丑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问：“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纯粹德国人的话，会怎么样？”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几乎同时说：“那我们会闷死，跳楼算了。”多国文化，就像汤里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我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世界。我发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克伦堡朋友们说再见？我怎么跟10年来都是我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而心里又知道，人生岔路多，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但是很喜欢的人，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觉一种遗憾。你或许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遗憾，不舍。所以我坐在这阳台上，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把回忆拥在心里，往前走，但是知道我来自哪里。安德烈十七、你是哪国人？背影安：我也听过一个尼加拉瓜人这样讲阿根廷人：在酒馆里，一个尼加拉瓜人问另一个尼加拉瓜人：“Ego是什么？”被问的人答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小阿根廷人。”旁边一个阿根廷人听到了，站起来粗声质问：“你说‘小’阿根廷人，什么意思？”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你毕业了。好几个镜头重叠在我眼前：你从幼儿园毕业，因为不了解“毕业”的意思，第二天无论如何仍旧要去幼儿园。到了那里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见了。你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又不愿离去，就站在那门口，小小的脸，困惑、失落。“他们，”你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然后是上小学第一天。老师牵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绿绿、叽叽喳喳的小学生里，你走进教室。我看着你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你的背着书包的背影。在那个电光石火的一刻里我就已经知道：和你的缘分，在这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不断重复：你上中学，看着你冲进队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国留学，在机场看着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着你回头一瞥，你却头也不回地昂然进了关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毕业，就是离开。是的，你正在离开你的朋友们，你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你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时也正在离开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种永远的离开。当然，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土地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你的母亲开始说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亲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么一行描述：“生为难民的女儿，她于1952年出生在台湾。”难民，在英文是“庇护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üchling)。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那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民”其实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摒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与“难”之间。你的母亲，就是20世纪的Diaspora的女儿。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却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永远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快地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她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她漂浮，她悬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许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她不在友群里，视线不被挡住，但是她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中。她给你一个家，深深地扎在土地上，稳稳地包在一个小镇里，是因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将来浪迹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老友什么都不问地拥你入怀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样，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却是生活的苦楚。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成为比较深刻的艺术家。我感觉到你信里所流露的惆怅和不舍。难道，你已经知道，“毕业”藏着极深的隐喻？难道，你已经知道，你不仅只在离开你的小镇，你的朋友，你同时在离开人生里几乎是惟一的一段纯洁无忧的生活，离开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远地离开？那些晨昏相处、相濡以沫的好朋友们，安德烈，从此各奔四方，岁月的尘沙，滚滚扑面，再重逢时，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少年了。我又想起你站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的那一幕。你从哪里来？是的，我记得克伦堡的街坊国际人多、混血儿多。所以我很高兴你一点也不特殊。也因为小镇种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这“外籍妈妈”在任何场合坚持和你们说中文，一点儿也不引人侧目，而且德国人羡慕你们在双语或甚至于三语的环境里成长。也因此，你知道吗，安德烈，在台湾，每8个初生的婴儿里有一个是“外籍妈妈”生的，但是很多台湾人并不尊重这些“外籍妈妈”的文化和语言越南语、马来语、菲律宾语……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语言，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要求这些“外籍妈妈”们“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我想，如果德国人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说中文，要求我“融入”，变成德国人你觉得我会怎么反应呢？学会尊重异文化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你刚好成长在德国一个比较好的时期，1950年前的德国人，我相信，不是现在这样宽容的。纳粹时期不说，1950年代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国际化真的可以学习，或许对于台湾人，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是，那时间很长，而现在在那儿养儿育女的“外籍妈妈”日子可不好过，他们的孩子也被剥夺了一个多元的、为母语骄傲的环境教育。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于，身份复杂到你无法介绍他。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10个评审分别来自10个语文区，我负责华文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喔。”我知道，麻烦了。他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你来自哪里”这个古老而原始的问题。伊里亚出生在保加利亚，说斯拉夫语系的保加利亚语。6岁时，父母带着他逃亡到德国，为他取得了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他在肯尼亚上英文学校，所以他会英语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毕业之后他回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德文变成他写作的语言。之后他到孟买去住了6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你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在大流动的21世纪，真的愈来愈不好回答呢。然后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个印度名字，长得也像个印度人，有着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条街上，人们可能直觉地以为他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经有好几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满街的香港中国人要香港得多。他讲英语，拿英国护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于血统，他又不被承认是“中国”人；看起来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关系不深……“你来自哪里？”你要他怎么回答呢？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摒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可是不管国家这种单位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有了或没了，兴盛了或灭亡了，变大了或变小了，安德烈，小镇不会变。泥土和记忆不会变。我很欢喜你心中有一个小镇，在你驶向大海远走高飞之前。MM十八、哪里是香格里拉？牦牛草原冰河安德烈：我们在香格里拉。其实已是清晨两点，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身给你写信。睡不着，不是因为窗外的月光太亮，光光灿灿照进来，照白了半片地板；也不是因为荒村里有只失神的公鸡，在这时候有一声没一声地啼叫；也不是因为晚上在一个藏民家里喝了太多酥油茶。无法入睡，是因为这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度，氧气稀薄，人一躺下来，在静夜中，只听见一个巨大的砰砰响声，从体内发出，好像有人在你身体里植入了一张鼓具，好像你的身体被某个外来部队占领了。我跟菲利普说我们去香格里拉时，他很惊奇：“香格里拉？不是那个连锁饭店吗？”不是的，我说，饭店窃取了中国西南高原上的一个地名，香格里拉是藏语，据说意思是“心里的日和月”，或者“圣地”。中国西南，是满身长毛牦牛吃草的地方，是野花像地毯一样厚铺满整个草原的地方，是冰河睡了不醒的地方。怕他不愿意去，我把我心中想象的香格里拉描绘给他听。香格里拉其实是个小镇，小镇原来叫中甸，“甸”，是草原的意思。中甸政府把小镇的名字正式改称为香格里拉，意图不难猜测，大概就是想用这个西方人熟悉的名字来吸引观光客。但是，想象一下：哪天哪个城市决定改名叫“乌托邦”，于是我们就会在机场里听见广播：“搭乘KA666飞往乌托邦的旅客请到三号门登机”；怪不怪？藏传佛教中有“香巴拉”古国的传说，纯净的大自然中人们过着和谐、正义、幸福的生活，和汉人流传的“桃花源”一样，是一个理想国乌托邦的神话，让人憧憬，却绝不可能实现。英国作家希尔顿在1933年写了“失落的地平线”，把“寻找香格里拉”当作小说的主题，成了畅销书，又拍成电影，编成音乐剧，“香格里拉”变成跨国连锁饭店的名字，是标准的文化“产业化”的过程。晶莹剔透的高山湖泊、纯朴可爱的藏族民风、静谧深远的心灵世界，都变成具体的可以卖的货品了。我本来想说，中甸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香格里拉，有点像……孔雀说自己是麒麟。何必呢？活在人们的想象里，麒麟永远焕发着无法着墨、不能言传的异样光彩；一落现实，想象马上被固化、萎缩、死亡。然而，安德烈，香格里拉都变成五星级饭店的名字了，我还该计较中甸加入这焚琴煮鹤的“文化产业化”的全球队伍吗？迷路路迷我还是称这小镇为中甸吧。到了中甸，我迫不及待想去看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无边无际的草原。还想象跟天一样大的草原上有莫名所之的野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诗，翻成英文可就境界全失了──没办法，安德烈。）热情的朋友带我们去看草原，我就带着这样的憧憬上了他的吉普车。没想到，5分钟就到了。草原似乎就在前面，但是前面那难看的房子是什么？而且有人排队，在买门票。原来，政府把草原交给私人去“经营旅游”，私人就在草原入口处搭出几间小房子和一圈栅栏，收费。我的天一样大的草原，竟然就圈在那栅栏内。我像一个用最高速度往前冲刺的运动员撞上一堵突然竖起的墙。啊，我的“边草无穷日暮”……我曾经看过信徒祈祷、香火鼎盛的寺庙被栅栏围住，收门票。也看过宫殿和王府被关起来，收了门票才打开；也看过古老的村子被圈起来──连同里头的人，收门票。但是，天一样大的草原，地一样老的湖泊，日月星辰一样长长久久的野花，青草怒长的无边无际的山谷，也被围起来，收门票──唉，可真超过了我能忍受的限度！可是我能做什么？再走十公里主人仍旧想让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草原，吉普车在荒野的山里走了20公里。路边的山坡上全是矮矮的小松。“从前，”他说，“这儿全是原始森林，树又高又大，一片幽深。后来全砍光了。”下过雨，泥土路被切出一条条深沟，吉普车也过不去了，而大草原，就在山的那一边。我们转到湖边。缴费，才能进去。安德烈，我们是在接近北回归线的纬度，但是眼前这湖水，完全像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墨色的松树林围着一泓淡青透明的水，水草在微风里悠悠荡漾，像是一亿年来连一只小鹿都没碰过，洪荒初始似的映着树影和山色。人们说，野杜鹃花开时，满山艳红，映入水中有如红墨水不小心倾倒进湖里，鱼都会迷航。菲利普和我在细雨中行走，沿着湖向山中去。走了大约两公里，一个藏族老妇人超越了我们，她背着一个很大的竹篓，里头叠着些许药草。和我们擦身时，她问：“你们去哪里？”“不去哪，我们散步，”我说，“老太太您去哪？”“去牧场。”她慢下脚步，把背上的竹篓绑紧。“大草原？”我又心动了，也许，我们可以跟着她走？“您还要走多远啊？”“很近。”她笑着说，“山那边转个弯，再走10公里，就到了。”“10公里？”我和菲利普大惊失声，“您要走10公里？”已经近黄昏，老太太独自背着竹篓，正要走进深山里去。“很近啊，”她说，“我的牛和马都在那儿等着我哪。”我们就看着她的背影，在山谷中愈来愈小。经过山谷中间一片沼泽时，她弯下腰来似乎在系鞋子，然后穿过那片沼泽，在山路转弯、松林浓密的地方，不见了。她是个牧人，用脚测量大自然有如我们用脚测量自己的客厅，大山大水大自然是她天赋的家。旅游经营者的圈地为店，观光客的喧闹嚣张──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第三世界，“开发”就等于“破坏”？用国家的力量进行开发，就等于用国家的力量进行破坏，那种破坏，是巨大的。这一片香格里拉的土地，听说都被纳入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区了。我们在一片野花像发了疯地狂长的草原边停下来，想照相；被人喝住：不能照，先交钱！我恨不得把那人拖过来踹他几脚。可是──能怪他吗？那只笨鸡又在叫了，才3点钟。月亮移了一整格。搞不好，月光也造成鸡的失眠。旅馆，就在一个山坡上的喇嘛庙旁。金顶寺庙的四周是错落有致的石头房子，僧侣的住处，远看很像地中海的山居面貌。石屋的墙壁因为古老失修而泛黄，更添了点油画的美感。但是下午我走进去了，在狭窄的巷子里穿梭了一阵，才看见那些房子破败的程度。院墙垮了，墙顶长出一丛一丛的野草。窗户松了，门破了，瘦弱的老狗从门里进出。一个看起来只有12岁的小僧人在挑水，两桶水、一根扁担，扛在肩上；他赤着脚，地上泥泞。就在那破墙外边，我们听见一种声音从屋里传来，低低的、沉沉的混声，好像从灵魂最深的地方幽幽浮起。那是僧侣的晚课祈祷……在大庙里，刚下了旅游大巴的观光客，一群一群走过光影斑驳的圣殿，几个僧人坐在香油钱箱旁，数钞票；钞票看起来油腻腻的。你的 MM十九、问题意识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