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冯仑-5

贸易公司不像贸易公司，生产企业不像生产企业。我觉得这跟牟其中的价值观和他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所谓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有那么有一个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事主管叫李林选，是个女士，曾经演过电影，应该说是挺有摸样的。南德当时正开拓俄罗斯的业务，就派她去了俄罗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时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罗斯，并且是那边的负责人。有一天李林选突然回来了，她一进牟其中和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牟一直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办公），就把门关上，冲着跟牟其中嚷嚷：“牟总怎么回事，我一回来，人家都说田时堂强奸了我。没有这事呵！到底是谁造的谣？”老牟很冷静，随口丢给她一句：“是呵，是没这事，可不这么说，怎么搞臭他呢？给你发点儿钱，你回去休息吧。”我当时心里十分震撼，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上班的习惯是拿一张纸，把今天要做的事写几条给我，我作为总办主任拿这几张纸就下去布置；有一些谣言正是他亲自创作而由我帮他传播开的。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些助纣为虐的意味啊。这件事，让我联想起之前那份由我起草的开除田时堂的文件。写的时候，老牟正好站在边上看，他叫我把时间往前提一个多月。我那时候比较单纯，也不懂往前提一点儿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有关部门来侦查；把田时堂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被开除掉，这样他做的事就得个人承担，公司不就没责任了嘛！而且还要说这个田时堂是个坏人，他不仅强奸女人，还犯了很多错误，公司早就给他开除了，所以他做的事跟南德没关系。我是到后来才明白，栽赃他强奸女人，原来是为了保公司平安。第二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在喊“董朝凯跑了”。董是什么人呢？是管资金的人，他跑了，那还得了？！于是我又组织人又派车到机场去抓，同时向公安报案，折腾了一阵还没逮住，让他跑掉了。很快，老牟就召集员工开批斗会，揭露说这个人原来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组织员工对他进行大肆批判、揭发。报案之后，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挡，突然看见董朝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坏人，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诉老牟抓他呢？还是装作没看见，走了算了？正犹豫着，没想到董朝凯看见我了，开始大声招呼我。没办法，我只好过去。朝凯问我“干嘛呢”？我说“我也到海南来了，我自己干了”。他说“好玩，那就坐会儿。”我一坐下就小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还不跑，老牟到处抓你呢！”他说：“你甭信那个，老牟演戏呢！”我问：“演什么戏？”他说：“都是说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落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呆着吗？他老牟怎么不来抓我啊！”我一想还真是的。原来他们是有默契的，后来慢慢我才匝出味道来。当时董朝凯管资金，恰逢南德借银行钱还不了，有压力，这时候老牟就来了一个“捉放曹”，让小董跑了，然后一举报，这样公司就没事了。对田时堂也是如法炮制，将麻烦变成刑事案件，公安抓不到人，银行就没法催要了。这样就把银行的债赖掉了。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作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在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情结的人是坏人，有政治情结的人大多是有理想的青年。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然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猪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猪。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猪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这位农村小伙子并不是说不真诚，也不是说他的爱不对，但是错位了，别人的心里就会恶心，就会不舒服。我认为牟其中在政治情结上全部都是错位的，就象这个贡献了猪的小伙子。他被共产党判过两次刑，还有一次差点儿判死刑，逻辑上说有怨言是正常的，发点儿牢骚，甚至说两句过头话，这都正常；可是他天天说他爱党，比谁都爱党，这就让人觉得不踏实，而且觉得不可信。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你不懂什么是饥饿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队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自己是不是真错了。政治思维上的惯性，导致他一有问题就去找领导人，希望弄个批示出来，或者把自己的事往政治上扯，希望能够有领导人给他翻案。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最近哇哈哈的宗庆后也是这样。宗庆后自己十年前签了一个让他今天看起来感到吃亏的合同，于是不断违约，私底下另搞一套。老外今天要打官司追究，他却跳了起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能受欺负”。宗是私人企业，他把那些财产都挪到外面，由自己家族控制着，却说中华民族不能受八国联军的欺负。你是个生意人，你答应了合资，合资后商标在合资公司的管理下使用，人家老外提的这些要求一点儿都没错，你也同意了；你当时缺钱，人家给了你钱，结果你却背着人家，在合资公司外又弄了一堆企业，都是娃哈哈品牌，也不跟人家说；现在人家老外提出来让你把外面这些企业卖给他，以后商标还是统一使用。你不干，然后就说人家欺负你。人家那是国际惯例，全世界的商家都是这么做的，人家投了资，肯定要进行商标管理啊！宗庆后也属于将政治情结和解决危机的方式非商业化的一代人，他们用民族情绪，去跟人家做商业上的博弈，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汶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砸开以后，我们就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那时候是十二月份，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我看见他只穿一条单裤和丝袜，腿脖子都露着，就问他冷不冷。他马上就说，“你们不懂什么叫寒冷。”他说，坐水牢并不是泡在水里，而是地底下是有水，人坐在凳子上，头一昏，稍不留神就掉下去了，泡在水里，但又淹不死。他说那个冷啊才是最冷的，“我在那里坐过，我都体会过了，所以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寒冷。”他经历过特别的牢狱生活，饥饿、寒冷，都是他修完了的课程。所以这一路上他不断地跟我们讲这些事情，让我强烈感受到他身上超强的毅力。牟其中特别愿意读书，并且读过很多书。关于上大学，他自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考试没考好，没被录取；一种是被录取了，因为出身不好，没去成。我从不怀疑他会很用功读书，所以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功权就送了他一套《资治通鉴》作为生日礼物。他非常喜欢读书，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聊一些读书方面的东西，他也特别愿意跟一些有知识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一起聊天，应该说跟牟其中聊天是一个挺快乐的事情。牟其中是个蛮霸的人。他50多岁还能打架，还时常冲动，要动拳动脚。我刚去南德的时候，有一次去白洋淀，他就在一个岛上跟人吵架，一吵架他就兴奋，拿着个大棍子就想打架。后来他得意地跟我说，前一年有一次他在香山吃饭，为抢一个板凳，他一拳把人家牙给打掉了。他骨子里有一种特别蛮横和霸道的作风，叫蛮霸。实际上是湖南人比较蛮霸，但重庆人也有这样的特点，这是他性格当中非常出位的一种东西。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给我讲过很多他母亲的故事。他母亲在跟他父亲之前，是一个下人（佣人），跟他父亲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小老婆，他一直是在一个被人歧视的环境里长大的。1949年以后，他父亲牟品山也受到政府的惩处。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帖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我发现他作为普通人，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真诚的。牟其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女人女人永远是男人的老师。——冯仑男人就是个孩子。男人从来不把结婚当做决定自己一生的事。女人慎重，男人轻率；女人先安全再高潮，男人先快活后摆平。男人追求快乐、牟利、不理性，所以男人经常闯祸。虽然小说家曾说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女人目标坚定执著，表达方式灵活多变，富有感染力，完全像是男人的领袖；男人目标游离，立场动摇，表达方式简单笨拙，完全像个一般群众。内当家与合伙人女人15岁到25岁只懂爱情不懂婚姻；25岁到35岁只懂婚姻不懂恋爱；35岁到45岁只懂日子不懂婚姻，孩子、家庭压力很大，数着日子过；45岁到55岁只懂孩子不懂日子；55岁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孩子，心态回归到少女阶段。现在最牛的是80岁的老太太还吃醋，90岁的老头还敢跟情敌决斗，延续了人类已有的创造精神。女人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角色，在不同的流派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第一阶段，个体户阶段（民营企业的萌芽阶段）。民营企业处在社会边缘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作坊式的加工业为主，也有开餐馆、开铺子的。女人基本上是家庭成员，她们在企业中的身份比较含混，组织比较原始，日子和公司是混在一起的。赚的钱作为家里的用度、子女教育经费，这时女人的作用是重要的。男人在外面跑，她们要平衡生活和赚钱，管理家庭、教育子女、储蓄。这一部分女人发展到后来阶段的机会比较少。第二阶段，公司阶段（民营企业的游击阶段）。生人多了，非法律意义上的人介入和增多，控制权发生变化，基本是法人和总经理掌控公司，加上出纳、办公室主任，这三个人决定公司的管理形态乃至命运。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是女人，很多是财务身份或办公室主任，同时会和创业者有感情瓜葛。女人在这一阶段是控制权中重要的环节。1992年海南一家公司的老总和女会计席卷募集的5000万人民币跑掉了；之后不久海口公安局接到一个传真，是他横尸巴西街头的照片，真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第二阶段这种情况很多，公司非常不稳定。三人的角色中，一个女人会影响两个男人对是非的评判，只知道开头不能预见结果的感情的细微变化会引起公司权力的争夺；如果男人在外面干点别的事情，女人不同意，就有可能会掣肘。由于有特殊的关系存在，经理就不能正常炒员工鱿鱼或清理门户。她掌握大量的机密，最后很可能变成对立关系，甚至瓦解公司。如果三人中没有女人，可能维持三年合作，而有的也许只能维持一年。女人在公司初期有黏合作用，但很快就会引起不平衡，有涣散组织、消解组织的作用。大量的民营企业在游击阶段垮掉与此有紧密联系。但江浙一带比较特别。在家庭作坊变公司的时候，引进的是家族女人。她们有非常固定的情感指向，形成更加复杂的管理架构，公司完全笼罩在情感和人脉的阴影下。把与生俱来的关系引进公司，在公司里放大，基本上无解，很多时候会使公司窒息在这个阶段。凡是活下来的大型民营企业，比如电器大王、服装大王，基本上都是把家族人员清除出去，突破此瓶颈。在这个阶段女人对公司而言没有建设性价值，但中国民营企业是非契约性组织，家族女人也不可或缺。我们万通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意识地聘用男员工。创业时有几个女性家属，因为那时不发工资，需要自己人来扛；在走上正轨之后就把家属清理干净，最后形成了多角的男人关系。在组织发育过程中，如何超越中国传统的伦理、情感，建立理性、规范的组织结构是个严酷的问题。这一时期（海南泡沫经济时期）也被我们称为“肉弹时期”。当时，谈判桌上、饭桌上，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孔出现，老板出行几乎都有“小蜜”。我慢慢研究，看出都是色情间谍手段、克格勃的路数。如果我也安排这样的女性在身边，派出去搞商业情报，万一对方比我强、比我有魅力，“肉弹”反过来打击我怎么办？所以，我们那时选择一水儿的北京帅小伙儿，戏称“爱国者导弹”，在第一时间拦截住“肉弹”来袭。公司稳定之后才开始用女秘书，选用的标准也和别人不一样。用已婚不用未婚，用大姐不用小姐，用普通不用漂亮，用大家决定的不用个人挑选的。办公室女性与老板往往是比朋友亲，但又不及爱情的关系，老板和老婆待的时间都不一定多过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那时，有些民营企业基本上在用女性公关趟路子，也有一定效果。但对于企业而言，使用这种方法，会自己也中招，“肉弹”反过来变成“肉瘤”，促使组织溃烂，很难坚持长远的战略目标。男人不一定要道德化自身，但要尽量让自己避免中弹，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古人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公司的女人不能近之，亦不能远之。第三阶段，是公司正规管理阶段（《公司法》实施以后）。此时，从治理结构上有股东、法人、经理人了。女人在民营企业中分化成三种角色：职业经理人角色，生活伴侣角色，性补充角色。职能分工明确，女性经理人不负责家庭生活部分，少数能力强的女性成为合伙人，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江浙制造业中的女性大多退居家庭，变成花钱的人，安排家庭日常生活，教育子女等。所以，女性在民营企业公司内的发展是和组织外女性的出现同时进行的。此间，有些女性还是担当妻子、合伙人的双重角色，这隐含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因为多种需求在一个组织中集中，预示着不满和冲突的机会会增多。一个女性，要求她同时是合伙人、妻子、情人、母亲……那么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同时，又有稳定的因素存在，因为公司财产的利益巨大，一般红杏出墙或丈夫出轨，可能早就离了。而在公司内，巨大的社会压力、财务成本、财产分割的利害关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认识的一个老板，早年创业时夫妻和睦，成立公司时法人代表写的是老婆的名字。生意越来越好，他在外面花天酒地，要和老婆离婚。这个女人一怒之下，封了公司，把前夫赶了出去。虽然大部分业务都是男的拉来的，但女的把丈夫踢开之后，公司照旧盈利，业务继续合作，前夫只得另起炉灶。海南房地产界有一个传奇女子，早年老公逃跑到南非，到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留给她一摊子债务和烂事。她独自一人支撑起整个公司，还债、做生意，慢慢让公司活过来，非常不简单。现在进入财富阶段，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变成财富关系，成为能力伙伴，在此阶段男人和女人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现代商业社会夫妻公证财产，签署合约。在西方给名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很赚钱，标的足够大，甚至相当于一个企业的收购和重组。女性在当代民营企业中的角色基本上是作为合伙人且很有可能成为股东的妻子，以及能力出众的经理人和员工。我们看到的像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和俞渝、张宝全和王秋扬等等，这是一批文化素质较高，有良好商业管理能力的优秀人士，组成了创富时代的民营企业的中坚。女性因其细腻、感性的特点，适合做细致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常规性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财务安排、战略设计、金融投资的决策人大多还是男性，女性当一把手的少，这和性格、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关。创业者里有少数聪慧且能干的女性成长为股东、合伙人、CEO，民营企业内部从底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女CEO少，“空降”居多，某种意义上，商业还是男人的舞台。女性在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起支配作用，第二阶段是控制作用，第三阶段是从属与补充作用，第四阶段是合伙合作作用。贪官的情妇从中纪委、反贪局、司法部最近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中能够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多数是女商人或民营企业管理者。最近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被判受贿55万元，这个情妇就是一家民营企业管理人。由于她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最近中纪委，包括司法部把这一部分人也定义成利益相关者，可以依法按受贿惩处。最近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她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房地产，赚进好几亿。随着贪官的级别越高，这些女情人、女商人挣的钱也越来越多。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这个过程中我想总结出一点规律和一个教训，那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小心三四十岁的女商人。理由非常简单，女人在这个年龄段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她对人情已经完全了解，对自己要做什么也很清楚。女人爱一个男人，最高纲领是嫁给他，最低纲领是求得心理补偿。如果嫁而不成，就要求有心理补偿，但心理补偿有时候很难衡量，于是就琢磨物质补偿。而她是商人，商人是最知道该怎么获得物质补偿的，针对领导干部那就是用权力。如果能嫁，我相信这个事情就不会变为一个违法乱纪的事情了。正因为不能嫁却还要保持来往，而且他又这么忙，那她就自己过，自己买房子买车出国，不跟他多扯，但得要补偿，而补偿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利益，就是钱。另外，还有很多男商人围着她，民营的、外资的、国营的都有。当这些男商人知道她和某个领导有特别关系，就非常乐意找她来办事。她又不想白干，于是就拿钱帮别人办事。李萍就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给她钱。托她帮忙的这些企业里不乏国营企业。这个过程中她就成了毒性最大的女人，这里说的毒性是针对我们的体制而言的。对领导干部来说，女商人的爱是毒性最大和成本最高的情感。在这个权钱交易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的领导干部自己其实并没拿什么钱，他只是因为情感，觉得不能跟他的情人结婚，心里有愧疚。加上自认为这些事在法律上也没什么毛病，心想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吧，而当时很多事情也确实在法律上看没毛病，介于法和非法之间，于是就做了。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纷纷出事，大量都与30岁到40岁的女商人有关。再年轻一些的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楚，加上她们年轻，机会比较多，不好了转身就走，她们有大把别的机会；而30岁到40岁大概是女人生命和感情当中最关键的一段，所以她对嫁的渴望和嫁不成的怨恨大大高于30岁以前。40岁以上的女性在情感上的进取心相对比较少，在物质上的渴望越来越多。领导干部之所以要帮助这些女商人，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和这些女性从20多岁开始，到30多岁，一直拉扯到40岁，情感上相当投入。有一个很奇怪的巧合：陈希同的女朋友叫何萍，慕绥新的女朋友叫乔小萍，陈克杰的女朋友叫李萍，最近济南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情妇叫柳江萍，湖南有一个叫蒋艳萍，胡长清的女人叫萍儿。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领导干部千万不能碰带“萍”字的女人。另外一类要当心的女性就是记者，特别是在开放体制下，这一点从台湾来看更明显。记者容易跟领导干部发生工作上的关系，很容易接触。另外，记者有明显的职业优势：第一，记者情感比较丰富、敏感，两个人容易沟通、交流。第二，记者心细，会把交往的过程用各种形式记下来，这会成为日后的炸弹。第三，记者特别知道，如果她要寻求心理补偿，她会用舆论。女商人是用金钱来补偿，是硬刀子；记者用舆论来补偿，比如在台湾有特别多这样的案例，在道德上摧毁甚至比钱还狠。所以领导干部在不得已接触女性的时候，切记这三类女性不能碰，名字里带萍字、记者和女商人，尤其是女商人。既然有这么多危险，为什么领导干部还要和跟她们发生关系呢？还有人发现其实这些贪官在泡妞上有一个现象，大家都觉得他们泡的妞很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心理，好像漂亮了就可以原谅似的，丑了就觉得不值当。但为什么他们会泡老妞丑妞呢？其实，他们泡的都不是丑妞、老妞，这些妞年轻的时候也很不错，只是他们泡的时间比较长，愣给泡老、泡丑了而已。大部分贪官是在自己没有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就开始泡的，当时这些女人也正年轻，姿色也不错，只是说贪官太痴情，一爱就是十年二十年，对感情投入太大，直到女人变老了还在泡着，这是一种情况。刚才我说的浙江的那个情妇都50岁了，其实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已经在20年以上了。贪官泡妞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泡的时间久，把一个靓妞变成了丑妞；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这些贪官重感情的特点。有两个故事非常有意思，一个就是当成克杰要判死刑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李萍待我情深似海，党对我恩重如山。”这句话非常荒唐，但是也很典型。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临死之前竟然是这样，这个女人害死了他，但是他一往情深，说李萍跟他情深似海，他居然还说党对他恩重如山，一恩一情。这类话在广西江湖上流传了很多，以至于大家对成克杰还流传着民间的传说，甚至是敬意，这可真有点荒唐了。另外一个是沈阳的副市长马向东，死刑之前他太太在外面救他。他俩是大学同学，感情特别好。好到了什么程度？马向东马上要被执行的时候都不敢告诉他太太。在他已经被判了死刑之后，他太太拿出了剪下来的一缕头发，说看见它你就像看到我；而且他太太在监狱里写日记，他也写日记，两个人倾诉相思。最后执行死刑用的是注射，马向东要求把太太的这缕头发放在胸口。贪官会很痴情，他不痴情也犯不着冒这些风险。宋平顺的女人已经移居到香港，他帮她赚了两亿多，生了孩子，但不弃不离，临自杀以前还打电话给徐敏，打完电话之后自杀了。当然，这一类人痴情的同时，也是对家人的最大残忍。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女人为什么会丑呢？因为领导身居高位以后，不像普通人有那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往往都是别人主动，他们有时候很拘谨，很矜持。很多情感故事发生在偶然的场合，比如开完会以后，或者是在走路过程中，或者是在酒店房间里说话当间，三四十岁的女商人往往都会很主动。她们通常心机多，目的性很强，虽然可能姿色差一点；而这些贪官有时候压力大，急躁，孤独，所以别人一主动，他也觉得救急、解渴、方便，很快搭上了，甚至不可自拔。一个是痴情，一个是泡妞选择的余地小，没有自由，于是就被一些工于心计的女人击中，最后变成饮鸩止渴，走上了贪官的不归路。有名的贪官都栽在了情妇上，像成克杰、胡长清、宋平顺。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体制转型期，一些利欲熏心的女人设下的情感陷阱，终于演变成滋生贪官的土壤，使我们的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亡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按照一个企业正常的发展规律，在它从无到有的创业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功及其延续，在欧洲就有300多年基业的企业。可毕竟绝大部分企业最终还是要走向死亡。这些企业的死亡，有一些是正常的，比如重组、并购、转卖，或是重新被家族分掉；有一些则属于意外死亡，比如创始人突然出现生命威胁，或锒铛入狱，或遭遇其他打击而造成了企业死亡；当然还有因为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比如说“9·11”后，一时间很多保险公司、航空公司纷纷死亡。所以在企业的生命历史上，研究企业的死亡，研究企业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个角度很特殊的课题。公司的四种死法死亡是从一出生就开始面对和趋进的自然规律，但是人们从感情上不愿涉及而尽量避免这一话题，特别是创业者，更不想探讨企业的死亡。清醒的企业家是不应回避的。从历史上看，企业有四种死亡的方式：第一种，社会革命、制度变迁。比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47年、1948年的国营企业和一些民族资本家的企业，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政府赎买或者没收，变成了公有。所以社会革命会造成大量的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化和死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技术革命。当一种新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旧技术所能支持的一些企业就不复存在了。最典型的是，当汽车兴起的时候，制造马车的企业就死亡了；当我们现在用手机的时候，传呼机企业就死亡了；当我们用玻璃杯、纸杯和其他瓷器、陶器时，搪瓷杯就被淘汰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也就死亡了。技术革命不断变化的过程会使非常多的企业死亡，这些死亡的企业，往往起因于当事人（企业家）迟钝或不敏感，或对以往技术的偏执。最近几十年，技术革命发展非常快，每天由于技术发展导致死亡的企业数量非常大。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比如现在搜索手段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原来对图书馆进行人工检索的行业就快消失了；比如技术进步让通信变得越来越迅速便捷，那么过去传统的通信方式就没有了。技术变革本身导致企业的死亡将是经常性的和大规模的，较之第一种死亡，它不是很痛苦，而是在和平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死去。第三种，不可抗力和不期而至的灾难。最典型的就是地震、海啸、战争，这些灾难会使很多企业破产，资不抵债。抵御这种灾难比较有效的是购买保险，预先做一些防范，避免死亡。最典型的是“9·11”之前世界贸易中心的运营商拉里·西尔弗斯坦的故事。世贸中心有12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产权业主是纽新港务局，而承租者拉里·西尔弗斯坦拥有99年的运营权。他在“9·11”之前3个月买了一个抗恐怖主义保险，“9·11”后他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付，于是这个不可抗力没有让他垮掉。如果他没有保险，那么他这个企业就垮掉无疑了。第四种，商业竞争导致的死亡。按过去的研究看，每5~7年为一个商业周期，每一个周期都是由危机导致萧条，然后复苏繁荣；再危机萧条，复苏繁荣，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导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供需关系的矛盾，造成了强制性的市场供求结构的调整，以及强制性的技术和固定资产更新。比如很多牛奶卖不出去，危机促使企业强制性减少奶牛场规模或制造其他奶制品，否则公司就关门了。每轮商业周期循环都将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不复存在。在人类的商业文明历史上，这四种方式足以让企业死亡，而每个民营企业预防、诊断然后避免死亡的方法各有不同。社会革命我们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但现在社会革命并不会构成我们民营企业需要防范的方面。应对技术革命，企业必须通过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敏感性和技术竞争上的创新能力，来适应未来的市场和不断出现的新的产品。比如王安电脑都是大型机，可是市场上眼看小型PC机活过来，而且市场越来越好，但他拒绝变革，结果他的企业死亡了。如果他警觉敏感，能够及时转型，那就可以避免技术革命带来的死亡危机。应对自然灾害，做一些预防是有必要的，但通常是防不胜防的。比如说恐怖主义保险，全世界没几个人买，可拉里买了，具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做点预防。比如说我们做房地产，买防止地震的保险就很必要。应对商业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负债，扩大现金流量的弹性，保持公司竞争性和财务稳健。因为经济危机一来，主要表现为银根紧张、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减少。这样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现金周转的问题，如果你保持足够的现金，能够灵活地应对市场的供求变化，减少你的负债，一般来说就能活下来。目前，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以后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的经济危机目前没有出现过。尽管局部东南亚经济危机出现过，但还不是以商业周期波动。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现在商业周期的波动还存在不存在？早期经典的周期理论是强调信息不对称导致供求的矛盾加剧，最后导致强制性的危机和技术革命。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信息在微观上已经很对称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让信息对称，供求矛盾实际已经很难积聚到总爆发，现在就不大会出现全局性的商业周期波动。但即使看不到危机，我们还是要注意，市场波动、商业竞争带来的危机仍然存在。表现的方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可能不是病来如山倒、山崩地裂，而是局部的，比如说家电业、房地产行业的波动和周期。应对商业周期波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足够的现金流，减少负债，使你的产品能够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这是唯一的存活之道。与死亡为友死亡是人生的朋友，也是人生的导师，因为站在终点回望通向终点的道路，会有很多感悟。我有时候去八宝山，去火化场，看到死亡，会思考很多事情，比如人生的真谛、规律和感悟。不知死，焉知生？只有在死的问题上有充分的思考，人生的终极道路才能在生的过程中更精彩地展开。我有一个朋友，在做生意之前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公务员，岁数挺大才开始下海。下海前他做了一件事情，给自己修了一个坟，一有不顺或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坐在自己的“坟”前，想着如果他死了会怎么来看这个事情、他怎么能不死、他不应该现在就死，埋在这里。有时候他把这比做抬棺出征，鼓舞自己的意志，发誓说死了也要拼这一口气。所以他在坟前有很多的想象、反省、检讨、思考。据他讲，由于经常跑到自己的墓前去思考，最后他避免了很多灾难：由于查案子他一共有6次被带进去，但每次都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澄清事实出来了。目前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好，成为当地很大的一个房地产企业，很多国家领导人专门去他那儿考察，总结他们的经验；他们那里还总结出很多社区党委、党支部的经验，建了很多和谐社区。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母亲去世得早，他跟他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他一有困惑就搬个板凳披个棉袄坐在母亲的坟前去想问题，跟母亲交谈，谈他的痛苦、谈他的想法、谈他想做的事情。这样慢慢形成了习惯，最后也让他透彻地感悟到很多人生、现世的道理，让安息了的母亲指引他来做事情。其实，人生就是要不断地站在终点，回过头来追溯你走过的道路。我自己也有一次临死的体验。14年前，我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红色肿块，被医生诊断成癌症，迅速住进医院，在起初半个月，我每天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记得要住院的前一天，我让司机带着我在北京长安街、二环、三环转，最后转到医院。在转的过程中，我感觉生命是非常沉重的，所有事情都是飘忽的；突然感觉所有平时看着很重的事情、非常有分量的事情、不得不做的事情、很伟大的事情都变得非常飘忽，而此时生命的存在成为一件最重要的、最沉重的事情。在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人就开始与死亡博弈，变得既恐惧又排斥恐惧。当时我看到一本书，专门讲死刑犯在执行之前这段时间怎么度过。因为所有疾病、慢性病的患者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点点化解的，直到生命慢慢衰竭，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所以这个恐惧是抽象的；但死刑犯因为知道三天以后就枪毙，这个恐惧是非常具体的。这个时候的恐惧是种让人陷入深度的惶悚和麻木，内心会采取一种保护的机制，那就是不想它，或转移，或幻觉，或歇斯底里。我在这段时间，死亡对我是抽象的，虽然是癌症，有可能死亡，有可能是一年，有可能是两年。一年两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能做什么？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盘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开始一二三四排序，这个顺序和健康状态时的排序完全不一样。苹果的老板乔布斯也曾经被认为罹患癌症，他也有一次濒死的体验，以致后来形成习惯，每天醒来就想，如果我明天要死，我今天要做什么？他一直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做最重要的事情上。因为当人还有大把生命的时候所觉得重要的事情，也许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有很多时间，就会做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会认为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再去做，所以拣芝麻丢西瓜。可是，当他知道明天就会死亡的时候，今天选的一定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乔布斯总用这个方法提醒自己：假如我明天要死，这个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无知的人与不能勇于面对生命的人，对死亡才会感到恐惧。聪明的人会视死亡为亲密的伙伴和仁慈的导师，任何人若要完完全全成为一个生命力充沛而丰富的人，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必然得与死亡结友。”这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