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笼包还剩三个，一桌人谁也吃不动了。朋友叫过服务员，非常不满地说：“我叫的杏仁豆腐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上，再说一句，杏仁豆腐如果还没做我们就不要了，退掉。” 服务员又紧张又委屈地说：“我们这里是要撤掉主食以后再上甜点的，我看您的小笼包还没用完，所以就……” 一般来说，我们将吃饭过程中的诸多不满都归罪于服务员，这我是基本同意的。你到一家餐厅，看服务水平不要看门口站了多少穿旗袍的小姐，你就到里边一眼望过去听过去，如果到处都在喊“服务员，拿点儿餐巾纸”，“小姐，加双筷子”，“姑娘，有没有牙签”，“喂喂喂，我们的清蒸石斑怎么还不上来，你是现养呢还是去鱼塘捞去了”，等等，就可以肯定这家餐厅的服务不行，旗袍也白做了。 真正好的服务，是无须你开口，一切都被做到了。 最近在香港，去一家高档餐厅吃午饭，订的十二点的位，他们实际十二点才开门，所以我十一点五十分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有七八个人了。两个没穿旗袍的服务员在门口，问了我的名字，叫我坐在旁边等一下。十二点整，他们两个分别冲到每位客人跟前，准确地称呼每个人的名字：李先生，请这边来；史密斯先生，您的两人桌已经准备好了；山本小姐，欢迎您到本餐厅用餐。感觉不到三十秒的工夫，一切已经安排停当。 我一直有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就是做一名餐厅服务员，最好是在有小费的国家。 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自己学问很好，但为了支持老公读博士，自己去餐厅打工。我开始不懂，刷盘子能养活全家吗？我朋友跟我仔细讲了餐厅打工的学问，总的来说就是要做跟人交往的事情，不要只跟鱼虾鸡鸭和盘子交往；再就是到高档餐厅，西餐最好，不过英文要求较高，中餐要去最高档的，别去麦当劳中餐外卖什么的。 下面的事就看你的灵性了：服务要到位，客人一咳嗽马上多递一条餐巾过去，一道菜用完马上撤盘子，杯子里的啤酒光了马上问是不是再来一点，客人起身去洗手间马上把他随手扔桌上的餐巾叠整齐。这是基本的，真正取决于小费多少还在于个性化服务，一定要记住老客户的名字和餐饮偏好。“克林顿先生，您来了，还好吧，全家都好吧，娃也好吧。今天想吃点什么，上次的牛排煮大虾我看您特喜欢，要不要再来一次，或者换点新的口味？你喜欢偏甜一点的东西，要不要尝一尝我们新推出的糖醋烤蜗牛？” 我朋友说，有些客人小费真是大大地给，有时一天能挣一两百美元呢。就这样，人家挣出了学费、车和房子。 当然，服务只是一个方面，让客人能真正全面满意的还是食品的味道和质量，要看你追求什么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餐饮业关心的问题还是好吃不好吃，价格好不好，服务嘛，要多来实质的，少来花架子。 伦敦唐人街有家餐厅叫旺记，以物美价廉服务差而闻名。当年我们几个人去吃，在门口服务员问“几个人？”我们说四个人，“那就坐这边吧。”朋友看到里边一桌刚刚空出来，就说我们能不能坐那边，服务员斜了他一眼，“你有毛病啊你。” 好了算了算了，不跟他计较，我们吃我们的饭。 这家餐厅从来都是人满为患。我就一直想，在国内也应该开这样一家餐厅，它除了为你赚钱外还可达到一些其他的目的，比如： 树立餐饮行业坚决以提供好吃食品，拒绝花哨服务的新观念。 给自以为很行的人一声棒喝，促人警醒，催人奋进。 为受虐偏好者提供一个享受的平台。 以创新的思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总的来说，市场应该给消费者提供充分的选择，如果我们不谈上面那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说，应该有特别好吃的地方，也有服务特别好的地方。 但是最难的就是，好吃，服务又好，价格又便宜。谁能做到这一切呢？ 为了不至于太失望，我就建议你，在国内只想怎么吃好，反正服务也好不了；在国外你就想怎么服务好，反正他们的什么好东西都配不上咱的中国胃。 上个月去芝加哥，在一家很高档的酒店住。你看人家，什么都那么人性化，八点钟去吃早餐，彬彬有礼的服务员把你引到一个靠窗的座位，轻轻地递过菜单。在明媚的阳光里，我欣赏着清晨的街景，听着餐厅播放的袅袅轻音，我用莫扎特般优雅的声音说出两个词：“一份煎蛋，一份热红茶。” 就在中提琴组渐渐高亢时，我猛然听到一声极不和谐的打击乐，简直就是刺耳的“当啷”一声，随后，我感到腿上脚上一阵热麻。我下意识地一回头，目瞪口呆的服务员半跪在地上，左边的椅子斜在一边，一个银色的精美茶壶倒在地上，开水的热气从敞开的壶中呼呼地向外冒。我的右脚后侧面开始剧痛，湿淋淋的开水还沿着我的裤脚向下滴，我越来越痛，竟忍不住发出一声后来跟我朋友说的“让整个芝加哥都能听到的狂嚎”--“啊--”。 好像是另外一个像是领班的服务员冲过来了，递过三张餐巾纸，递给我两张，另一张他拿在手里随时准备。 餐巾擦不掉疼痛，我向他们要了烫伤膏，涂在脚上以后感觉好了一些。 我知道你想听下面的故事。在麦当劳吃东西被烫了嘴的老太太得到了几十万的赔偿呢，像你这种情况算得上是故意谋杀了，还不告丫一个底。 下次吧，楼下有我的客户等着一起去游览芝加哥呢。可是当天就要离开美国，什么时候回来索赔呢？轰轰烈烈办车展正在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时，朋友打来电话：“哎，哥们，能搞两张车展的票吗？” 我说车展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边急了，“你不是在美国通用公司吗？这次车展你们展台特大，还有概念车，还有一辆能飞的车，你丫别装了，就两张票。” 已经五年时间了，我实在已经解释不动为什么我现在的通用公司不是那个生产汽车的通用公司，尽管我以前曾经在那个生产汽车的通用公司做过。 我找原来的同事要了两张票送过去。 车展就这样总把我的思绪带回早年。我曾经做过世界上第二最最激动人心的工作--汽车公司公关经理，试开各种新车，组织车展活动。 车展永远是车迷的节日，也是公关经理的吉日，或者末日。 展台上永远挤满了人，如果你在展台上值班，每天要上百次地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这车多少钱，二是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有好几次观众问这车多少钱，我说这车是概念车，没价格。对方把眼一瞪：“什么，没价钱，嫌我们中国人买不起怎的？” 我赶紧满脸堆笑地解释：“这概念车就一辆，好几百个设计师工程师花一年多时间做出来的。您自己算一算，一个工程师平均年薪10万美元，还有他们的医疗、养老、办公室房租、水电、后勤人员、政府税收，等等，一年下来是多少钱。” 又瞪我一眼：“就会蒙中国人。” 我觉得我还是给人指卫生间比较在行。 一天站台子下来，累得浑身酸痛。那些模特儿们真是敬业，站在汽车前面光鲜耀人，换班到展台后面的小储藏室休息，一个个瘫成一团，一点光鲜耀人的影子都没有。 中午就是盒饭，所有工作人员、模特一律如此。我问我们管展台的人像我们这样级别较高的人员吃什么，负责人眼皮都不抬一下，给我两个盒饭。 我觉得车展是除了战争之外人类展示实力的最直观舞台。你看，那些汽车公司，在同一个空间里，用最先进的技术、最前卫的造型、最漂亮的模特、最浑厚的音像、最闹哄的节目，传达着一个最简单的信息：“我强，我棒，我最棒。”如果把这些汽车，这些展示的手段比成飞机、大炮和导弹，不同的型号、规格和组合一字排开，简直就是穷兵黩武，战争宣言。 这种战争虽然不真的开火，但是游击战运动战的方法已经得到广泛运用。比如，相邻的展台会想出各种方法，吸引观众，同时打击对方。 我们展台的对面是一日本公司，他们找了一队青春美少女，每半个小时就大唱大跳一次，我们展台的观众一下子被他们拉走一大半。这时，我们这边就有人喊：“准备好，准备好，开始发材料。”工作人员一溜小跑把印刷精美的汽车图片、展品介绍还有小礼品什么的搬到展台前，开始发送，那边正在看美少女舞蹈的人一看这边发东西了，马上掉转头过来排队领东西。 接着就是双方同时到组委会投诉。“他们总是发东西影响我们展台秩序。”“他们的音乐声音太大影响我们展台的环境。” 我一直后悔错过了照相胶片时代最后的机会。五六年前大家多用胶片相机，看车展普遍的问题是胶卷不够用临时抓瞎，靓车如云，美女如林，带多少胶卷都不够。如果我在展台边悄悄摆一摊儿“代售胶卷，价格面议”，那肯定生意多多。 “价格面议”就是价格高于市场价三倍以上的意思。 当然，数码时代也有独特的问题，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这次车展上相机拍得没电的人特别多。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开一些临时充电的设施，价格也别面议了，太啰嗦，就是充半小时电100元，超过十分钟按半小时计算，超过四十分钟按一小时计算，依此类推。 车展不仅让车迷疯狂，汽车公司更是疯狂，车展的筹备往往要长达一年。除了车型的选择，活动的安排，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工作要做。 比如选模特的工作就十分重要。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看车还是看模特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实际上定论早就有了，就是看车和看车模同样重要，论拍照，拍模比拍车更重要，车你还可以以后拍，车模这么冲你媚眼笑着还不要钱，这好事以后哪儿找去，赶紧拍下来呀。 困惑就在于，当时我们公司选模特的工作一度是由采购部做的，听着感觉不对，好像买卖人口，其实这就是一个采购行为。车展前公司办公室充满了前来面试的个头高挑、美艳迷人的模特，招聘工作由采购部的老夏主持。那段时间里平时不言不语的老夏俨然成了公司里人人羡慕的对象，走起路来脚上都带有音乐的鼓点。 终归是众口难调，最后在展台上大家议论某某模特一点也不漂亮，比宝马公司那边的差远了，然后就把怨气撒到采购部身上，老夏忙不迭地强调：“费用有限，费用有限啊。” 当然，在我看来，世界上最棒的工作既不是我这种公关经理，也不是负责招聘模特的采购部，而是专门报道汽车的记者。 汽车记者们总讲这样的经历：最近跟某豪华车公司去了趟中东试车，我们住在沙漠深处的五星级酒店，在躲过正午的烈日后，我们悄悄地出发了。就在落日的圆盘镶在地平线上，金黄色的沙漠被染成了橙红时，远处的暮霭中出现了一队缓缓前进的骆驼。我们用望远镜看过去，在驼峰中间隐隐闪现着一排汽车的影子，我们的面包车一点一点地靠近，在我们看清那就是一队闪着银光的新车时，这团银光向我们飞驰而来。晚上，我们在阿拉伯城堡中享受着美酒和表演。 总之，你做梦曾经梦过的东西，当汽车记者都能实现。 汽车记者唯一的痛苦，就是汽车公司的车展新车发布会，都在开展前头一天举行，记者分身乏术，只得顾此失彼。这发布会可不是什么领导讲讲话，记者提提问就完了，而是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的制作。比如新车从天而降，车内飞出白鸽数百，新车穿越时空隧道，华灯闪烁，烟雾四起，鼓乐齐鸣，劲舞助兴，明星耀眼，加上各种多媒体的效果，完全是一场震撼视觉听觉甚至味觉的大餐。 记者可以跟同事说，你帮我去另一场发布会，随后把新闻稿和照片给我。但这种事，就像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还有张纪中等大腕在同一个晚上上演不同的大片，而且只演一场，你说你有多痛苦。 朋友拿了我的票看了车展，甚是兴奋。我问：“怎么样，看到车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人特别多，但车还是能看到。” 另一位还在做汽车公关经理的朋友，说在展台上看见了一位多年没见的美国同事。 “我看见他了，他也看见我了。隔着人群，我冲他挥手，他冲我笑。” “最后他还是没能挤过来，我也没能挤过去。”主持人的风度就是话多在我还年轻的那些年代，我们管电视里报新闻的叫做“播音员”，为开会演出等活动报幕的叫“司仪”，现在这些词都完全废掉了。真正干那行的，你说这位是著名播音员著名司仪著名报幕的，人家肯定跟你急，你要说这位是著名的主持人。 主持人其实无非就是比报幕多说几句。也确实有些好的主持人在一个节目中起到穿针引线和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但也许就是受这些著名的优秀主持人的影响，现在社会上所有的主持人都学他们的风格，都是话特别多。 前些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台上讲话的人比较多。当然喽，一辈子就一次，你总得让双方父母谈谈感受，亲友代表也要讲讲，新郎新娘单位领导也要当众正式表态，证婚人要正式证婚，等等。好不容易可以开吃了，都饿得不行了，主持人话匣子又开了，什么新娘今天真漂亮新郎今天真帅气，我真替你们高兴，说实话我今天真的高兴，你们猜为什么，我呀刚刚问过新郎，我们还是一个星座的。我们金牛座的都很有艺术气质而且多才多艺，让我来问一下新郎，你平时经常去卡拉OK吗，别不好意思，你不说我可让新娘揭你的老底哟…… 你真的以为你是李咏朱军王小丫了？ 我刚嘟囔了两句，旁边的一位朋友就说，这有什么，主持人就是要串场活跃气氛的，人家婚庆公司收了钱，要是主持人什么都不说，客户还不愿意给钱呢。 我明白了，主持人要多说才能挣到钱的。 像我这样在500强工作的，经常参加商务活动，知道现在各个单位搞活动都兴请主持人，而且看谁请的腕儿大。北京奥运会前我参加过一个大型市场推广活动，级别特高。先是政府领导讲话，很战略很高端地念稿，轮到企业领导讲话时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快散了吧，这时，一位著名的主持人上场了，说下面的活动由我来主持，我今天呢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就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我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些胡同、我家门口的老槐树呢，那么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变化真大呀…… 我觉得特别烦特别啰嗦。但是你看人家思路多么清楚，这些老槐树之类的听着不着边际，可是人家不一会儿就绕到北京奥运上去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工作是告诉大家该哪个公司的哪个C、什么O讲话了，说那么多干什么，谁不知道北京伟大奥运重要？ 有一次我问一位著名的主持人，我说你们去人家公司活动为什么话那么多。这位大腕儿很推心置腹地跟我讲，其实我们就想拿了钱赶紧走，不愿意耽误大家时间。我们也知道很多参加活动的就是捧个场凑个热闹，都想活动赶紧完，可是人家付了钱，如果我们就是简单报个幕，人家就会说，“我花钱请你不是请你来念稿报幕的，要这样我们就自己做了”。 你看，现在就是花钱请主持人说话，话说得越多，钱花得越值。 也有例外的，就是鄙人策划组织的活动。在我们这种500强，每年签约呀、开幕呀、开业典礼啦，总是不断。上次我们做奥运签约活动，找了一个著名主持人。活动前我把主持人叫到一边，我说我请求你，不要发挥，不要煽情，就老老实实照我写的串词念，该煽情的地方我都写了，你照着念自然就煽起来了，煽不起来你再煽也没用。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有很高层领导参加的活动，领导都很忙都急着走都怕冗长，领导讲话我们不能缩短，主持人你，我为什么就不能控制？ 我们那天活动很简短很成功，对主持人评价也很高，说明不一定话多就好，关键是客户要有好的心态。我们原来总讽刺那些又抠门又贪心的人，说某某某买内裤一定买特大号的，因为价钱一样但布比较多。请主持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主持人概念时髦以后，很多业余主持人应运而生，鄙人也算一个。不是说我们500强花不起钱，实在是许多活动我们只需要报幕。为企业报幕最大的难处是念领导的名字，因为领导都是最后一刻才决定是不是参加你这个活动，事先写好的主持人串词没一次不变的。每次活动开始前五分钟都是最乱的时候。我清清嗓子准备上台了，门口的人一个个神色慌张地向我跑来。 “张副局长没来，换成党委副书记窦二了。” “又换了一个，区工商局刘副局长来不了了，工商局来了主管我们行业的马科长，你一定要当贵宾介绍。” “最后、最后一个变化，开发区党委书记是市委常委，你要把他放在副市长前面介绍，千万千万不要搞错。” “开始了开始了再变也这样了，再加一个贵宾介绍，区消防中队王副政委。好了上台，开始。” 我脑子被搞成一锅粥了还开始什么？稿子上改得密密麻麻，一上台什么都看不清楚。 像我们外国公司，你还要用中英文介绍嘉宾，其难度非常人可以想象。 但是，我就能在不管怎么乱怎么改的情况下流利地报幕，而且是中英文。 考你一下，这些官名，用英文马上讲出来，“省社会科学院副局级调研员”，“消防大队副政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兼湿地开发区党委书记、招商委员会主任”，你来呀！ 自从我做了主持人，我对别人越来越理解了。比如说著名主持人总说：“今天呢我们开一个会，那么既然开会呢，就要把问题讲透。”人家都说我现在也有很多“今天呢，现在呢，那么这个呢，那么那个呢”这些讨厌的小杂碎。 我也越来越喜欢韩乔生老师，说那么多话谁能不出错呢。 主持人都不爱念稿，而且喜欢变换句式说同一件事，比如说，“这位是吝江市工商局局长--张牙舞先生”，可以改成“这位是吝江市工商局--张牙舞局长”，当你要不断重复张局长的名字时，两种说法互相轮换显得亲切自然。 有一次我主持我们公司一次盛大的开业活动，在上海浦东，活动级别特高，那时候的上海市副市长姜斯宪也来参加。台下黑压压600多号人，好紧张呀。咳怕什么，我老江湖了。 “参加活动的市领导有，上海市副市长，姜斯宪先生。”（掌声）我对自己声音的磁性很满意，这家供应商的音响设备不错，下次还用他们。我觉得自己今天的发型也很性感。 “下面，”我清了清嗓子又顿了一顿，“请上海市，姜斯宪副县长讲话！” 两个教训让我永志不忘：第一，做主持人不要乱换句式；第二，少去做什么主持人，你一辈子学不像李咏朱军王小丫。客户答谢的创意迷局 一年的工作当中，比较烦的是年底年初，因为到了答谢客户的时候。每年我们都要绞尽脑汁，今年做个什么活动呢，送个什么礼物呢，怎么做能让客户又开心又能记住和感激我们呢？ 纵观当下生意场的年度答谢方式，无非是大型宴请、抽奖广中、登门拜访、鸿雁传书和旅游观光。开发新方式，来自预算、操作性和法律方面的障碍太多。 十多年前我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时，美国老板突然问我：“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创意的人吗？”我想谦虚，说：“还行啊，但是比起您差得远啦。”老板拿出一张包装精美的光盘，说这里是二十多首著名的西方圣诞乐曲，完全用中国民乐演奏的，我们开发的，作为送给客户的圣诞新年礼物。 这东西现在看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创意，但是，让你现在做一个客户答谢的创意，不准送钱，不准做犯法的事，你大概也是想想就晕了，跟老板说，还是大家搓一顿饭吧。 让客户答谢变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激烈而无序，创意精神无节制使用造成反向枯竭，客户需求扑朔迷离。 比如说抽奖，越是人多、越显得公开公正的就越是有猫腻。有时候我们公司作为客户被人请，同事说咱们去吧，没准还能抽一个去夏威夷旅游的大奖。我说就凭咱跟他们公司的关系，大奖给了你才是那公司有病呢。 我曾经被一家公司邀请作为“抽奖嘉宾”，要上台时工作人员火急火燎地跑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说：“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记住一定记住，票箱里不论抽到谁的名片，你都宣布这张纸条上写的人中奖了。记住了吗，拜托您了，千万别穿帮啊。” 有些公司真的比较公开和公正。业界的人都知道的，某公司的客户新年会总有抽奖，实际上参加的每个人都有奖，手机啦微波炉啦iPod啦，都是很好的东西，然后就是挑几个特别重要的人给大奖，有时候甚至就是真的抽奖，就是一个开心。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谁还在乎谁中了一张从北京到悉尼的往返公务舱机票，中了让你一个人去，你去吗？ 真正需要研究的是创意如何持续不断。客户要不断答谢，新年完了还有春节，春节以后还有五一、中秋、国庆。创意最大的误区就是你把创意作为自我显示的标志，而忽略了创意真正的出发点是客户的需求。 关于人的需求的理论很多，马斯洛或者别的斯洛或者斯基的理论你也都研究过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理论简化，在人的物质需求没有尽头所以无法过多关注的情况下，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精神需求层面上的社会认可，也就是面子上。 拿客户答谢会的大型宴请方式说，好处无非是你觉得把客户一网打尽了，可是实际上客户的高层都不会来，因为他觉得这种活动人太杂，突出不了自己；小型高层聚会客户比较能接受，但是你自己公司老大的时间精力都有限，而且请了这家客户没请那家，传出去关系摆不平，答谢反而答谢出了麻烦，不值。 所以，新兴的答谢方式，是你给客户创造一个他极其有面子的机会。你动用关系、金钱，请来政界、商界或者演艺界的名流，或者借用别人活动的平台，把客户跟名流放在一起，让客户感觉他比那些明星和要人还重要，在场面上他很突出。比如，介绍的时候强调他在工作之外的成就，“这位是××公司的马总，他们公司做矿石的，但是马总可不是一般的商人，他在影视创作方面的成就很突出，最近为了抢他新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张艺谋和陈凯歌搞得很不愉快，你看真是的。” 当然，你这么为客户下功夫，客户也得跟劲，也不能就是单纯地靠人捧。客户也得有跟人交往的意思，也不能太无知。 有一次我被人答谢，参加了一次名人荟萃的活动。名人都比较矜持，心照不宣，都是“噢你不就是那个×××嘛”的感觉，吹捧还是要靠请你的那些客户经理们。 坐我旁边的一个特年轻的小伙子，不爱讲话，一直在玩一个看起来功能很强的手机。请我的客户经理走过来，说你们互相认识了吧。这位是××大公司的李总，这位是王微。 我点头说呵呵幸会。过一会找到机会抓住客户经理，“哎，王微是做什么的呀？” “王微你都不知道？土豆网的创始人啊，青年才俊，创业家富翁啊。” 我使劲咽了一下，“土、土豆网是做什么的呀？” 对这种白费工夫的客户，你趁早把他们打发回家，让他们自闭或者闷家里写博客。不用签证就出国的那一天中国强大了以后，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上太空，下深海，开发外国矿山，收购瑞典汽车品牌，也有中国导演说了，拍阿凡达技术上没什么了不起。 真的都没什么了不起，只有一件事做不到，就是出国免签证。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那种良民，见队就排，过马路从来不翻栅栏那种。但是，我的良好的行为记录不知怎的总是被外国政府怀疑，尽管我不断出国旅行，签证却几乎从来没有顺利过。 几个月前办美国签证，预约面试，排两个多小时的队，按手印，等面试官的窗口，总算当场批了。可是随后美国使馆打电话来，说“你还要再面试一次，有些问题要问”。结果我又去排了两个小时。终于又到了窗口，面试官把我的护照在机器上左右扫了两遍，说：“你一直用Li Guo Wei这个名字吗？” 我说是啊，没改过也没用过别的名字啊。 签证官又说：“你的出生日期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报给了他。 签证官合上护照，拿出一张表示签证通过的纸条，“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 办签证真是有许多不便。我还曾经因没有带签证费收据的附件，排了半天队，被人发回去取；也曾经天还没亮就到某使馆大门口户外排队，腿都站软了，到中午才把材料递交进去。 但是我有一个坚强的信条，就是永远不要跟签证官叫板。再大的国家，再小的国家，签证官所代表的领事移民机构，是纯粹的国家主权。 当然，我对各国国家主权的普遍尊重，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比如，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居留许可别人都是一签两年，我的非是给三个月，害得我每三个月都要跑到伦敦郊外的边防局，排好几个钟头的队办这种手续。朋友后来跟我说，谁让你一到英国就写了一篇《不列颠寒冷的冬天》，说人家政府也不行，经济也不行，遭人嫉恨了不是？ 15年后有一次去英国的机会，结果活动的时间过了，机票也废了，订的伦敦酒店钱都收了，我的签证申请还押在英国使馆没有审批。周围幸灾乐祸的人纷纷跳出来，“好好想想，当年你在人家那里干什么了？” 我所在的美国公司，曾经邀请一位客人去美国访问。可是，这位客人两次被拒签，让我吃惊不小，我先正面吓唬侧面打听，搞清这位客人没有从事不良活动的背景，然后通过关系找到美国使馆的签证官理论。签证官拿着一张纸对我说：“你们公司的邀请函是假的。”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假的，怎么可能？” 他说：“你看看这张邀请函上你们公司的Logo，周围这种毛刺，一看就是假的。” 我辩解说：“这可能是打印机的问题，也不能说就是假的啊。” 签证官说：“像你们这样的公司，不会用这种打印机，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打印邀请函的。你不用跟我讲。每天看成百上千份这样的文件，我们就是干这个的，真的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还是记住不跟签证官叫板的底线，回去后让美国同事重新在正式的有水纹带烫金Logo的信纸上打印邀请函，最后这位客人得到了签证。我一直觉得对不住他，以后人家再填签证表，怎么解释曾经被拒签的理由呢？因为疑似的邀请函？急着下班的美国秘书没有把邀请信打印在有水纹带烫金Logo的信纸上？ 关于签证的悲欢离合的、匪夷所思的事情实在太多，但是，如果所有这些不方便都不存在了，中国人出国不需要签证了，我们会由此产生强大的幸福感吗？ 我觉得不会。这就好比，你在拥挤的火车站，只有在你手持软席车票由特别通道上车时才有幸福感；在飞机场，只有你被安排不用排队优先登机的时候，才有幸福感；别人都在抢吃的，只有自己的食物被供上来的猴王才有幸福感。人和动物的幸福感都来自于与同类相比较而产生的优越感。如果不需要办签证了，那么你不用在大使馆门口排队，会改在出入过境以及在出入外国国境的时候排队。最糟糕的是，人家国家的机场码头挂一个牌子--中国人在此排队，其景象如何，连想都不敢想。 我的一些办了移民的朋友，我总是问他们，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历经数载，在终于拿到一本深蓝色的某国护照的瞬间，你在想什么？想到祖国和父母的养育之恩？想到将来在填自己的国籍时，写上那个奇怪的名字时奇怪的感觉。 十有八九的人却说：“首先想到的是，以后去很多很多的国家，都不用签证了。” 我有一个中国同事，非常优秀，做到了这家全球公司某部门的全球业务总裁，办公室在欧洲，一年四季在世界旅行。办公室的同事们对他的能力佩服得不行，只是说：“你要是能不这样每星期都办一次签证就好了。” 在中国，做一个成功的人，除了在特定的行业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成就，还需要有一本与众不同的护照。 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只好多想想，祖国的大好河山，其实够自己看一辈子的了。北京和上海--喜欢就说出来上海和北京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两个城市。可是两个城市间人的芥蒂总是不能消除，一方总是瞧不上另一方。 我在北京请上海朋友：来北京玩吧。他们说：“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有事就过去好了，不多呆，气候太干燥，风沙也很大。” 在上海请北京朋友：来上海吧，很多小资的地方哟。他们说：“上海就是小家子气，这样吧，我一早过去，办完事晚上就回来。” 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感慨，北京上海之间的飞机，经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波音747，在我们柏林和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这些航线，从来不会有这么大的飞机的。美国朋友也说，纽约到芝加哥、费城到旧金山，不用这么大飞机的。 我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来往于上海和北京之间。单从航班的密集度，总在加开的各种快速列车，就可以看出两个彼此不喜欢的城市之间不可避免的充分交往。 即使这样，他们彼此还是不把对方当回事。我是几乎每周都来往于京沪的人，飞机上总能见到当天来回的商务和政府人士。有一次碰到一个上海熟人，下飞机时我见他两手空空，就寒暄说你行李托运了吧。他说我没有行李。我说你的包呢？他说带包干什么，我下午就飞回上海了。 我敢说，一定有很多经常往返于京沪的上海人没去过北京故宫，也一定有很多经常往返于京沪的北京人没去过外滩。当然，大家也不是仅仅不重视对方，也是想反正以后机会多着呢。 但是问题在于，上海和北京在经济和文化上强烈竞争是正常的，但是在竞争中双方还乐于揭对方的短，看对方的笑话。另外，即使是喜欢对方，也一定不说出来，就像一对彼此仰慕和倾心的恋人，为了某种虚幻的尊严不肯为对方有一点屈就，结果就是双方都绷着，错过了许多美好的机会。 去年，朋友在上海请我去听一个12把德国大提琴演奏会。12个男人拉大提琴，连我这所谓热爱古典音乐的人都觉得枯燥。曲目也比较生涩，观众搞不清到底是完了，还是段落的停顿，反正就鼓掌。鼓得好像不对，乐手有些茫然。后来音乐一停大家就鼓掌，乐手们笑了，干脆起立，与大家一起鼓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化解文化障碍的典范。一个美好的夜晚。 可是过了几天，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媒体就登了一篇评论，说上海的观众应该提高音乐素养，在一个12把大提琴演奏会上乱鼓掌，让德国音乐家甚感惊奇和尴尬，等等。文章在网站上转载，又引起北京人和上海人一轮新的口水战。 总的感觉是，北京人嘴皮子比较厉害，上海人比较含蓄。上海人在文化辩论上说不过北京人，于是就悄悄地干，最后吓你们一跳：你不喜欢我们上海，可我们上海就是越来越好。 我有一个北京作家朋友，人特好，就是总写文章讽刺上海，什么殖民地文化啦，虚伪的浮华啦，等等。今年春节发短信拜年，我说你什么时候来上海，咱们好好聊聊上海的文化，很真诚的。结果人家回一短信，说“上海有啥好聊的，还是祝你新春快乐吧”。我这么被人拒绝，感觉特堵得慌。 不久前北京的两个女生来上海，我精心选了外滩18号，订了靠窗的桌子，跟她们吃饭。席间望着外滩和浦江对岸明亮的灯火，大家纷纷感慨说上海真的很美。吃完饭，我们又去外滩散步，她们拿出相机拍个不停。 最后我们又去了江边的意大利冰激凌店。吃过美点，下台阶走过著名的黄浦公园，在门口我指着不远处说，那就是有百年历史的外白渡桥，过了桥就是苏州河。她们说上海真的是很有味道。 用车把她们送回酒店，下车前其中一个女生叹了口气说：“可是，我怎么就对上海喜欢不起来上海呢？”去浦东上班，在浦西生活上海人关于浦东和浦西优劣的比较已经成为一个接近永恒的话题，像我这样的外来人还有外国人，参与争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本地人。 我们公司现在位于浦东，不是陆家嘴的浦东，而是张江高科技园的浦东。我有一个住在浦西并且爱浦西爱到发狂的同事，每天早晨上班前都要祈祷，大致的内容是：仁慈的主啊，我那么爱浦西，可是也爱这个在大老远的浦东的公司，爱我的同事们。在这揪心的矛盾中给我力量吧，主啊。 坦率地说，仁慈的主实在顾不上管他的事，因为同样的事情太多了。 我曾经问过40-50个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和外国人，“你喜欢上海的什么？”我排开那些偏政治和经济的回答，比如说上海经济开放，上海到台北和新加坡比从北京近，等等，而更多地关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结果是，他们喜欢上海的布满梧桐树的街道，黄浦江边的冰激凌店，充满历史感的洋房，街头无处不在的时装小店，24小时便利超市，每个星期都在不断开业的创意餐饮。 一个上海朋友的老公是美国人，他就反复跟我说周末早晨起来穿着拖鞋出门，到小区门口的星巴克咖啡买一杯摩卡，向左走在第一个报摊买一份《中国日报》，再往前30米左右的水果摊上买新鲜的苹果和木瓜，感觉是多么美好。 当然，他是说浦西，他是一般只能在沃尔玛大超市才能买水果的美国人。我问他，如果在上海再住长一段时间，会不会穿睡衣出去做这些事。他说不会不会，并说上海尽管那么那么的好，当地人的某些习惯他还是不能理解。 你也许会说，这些都是经济收入良好，吃饱了没事干追求情调的老外，你也不看看那么多忙忙碌碌买不起天天上涨的上海房子的年轻人。 其实对这个群体来说，支撑他们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物质力量所驱动的精神生活。我一直认为，这个城市最亮丽的人文风景，不是时装秀上的模特的媚态、国际电影节上明星的艳丽，也不是深夜酒吧里高龄老外和低龄东方少女的耳鬓厮磨，而是默默经营自己小店的业主勤勉的身影，在肯德基狭小的椅子上并排而坐的年轻情侣共同分享一份炸鸡的温馨情景。 你说，为什么不问问上海人对这座城市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基本上或者不懂得欣赏，或者是陷于狂热的偏执。就像我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依然把握不好那个城市的神韵。而且，长期生活经历堆积的感受往往抵不上对一个新鲜地点的短暂记忆，因为在那个短暂记忆中，你张开了所有的感官和毛孔，吸入的不仅仅是空气的味道，也摄入了空气中弥漫的历史和变化的情绪。 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你总是摆脱不掉这样一个排列组合：浦西上班，浦西生活；浦西上班，浦东生活；浦东上班，浦西生活；浦东上班，浦东生活。听着都费劲，但是这个费劲的概念就是一直缠绕着你。 我的观点是，最好是上班和生活都在浦西。但是，这就像生活本身的哲理，你永远不会得到最好的，现实中的最好往往都是一种平衡，所以，现实的理想生活是在浦东上班，浦西生活。 我现在之所以在浦东上班，也在浦东生活，是由于岁数大，对太频繁出现新鲜的东西感到眼晕，也是由于浦东同样拥有我生活中需要的很多东西，如好吃的牛肉面、肯德基餐厅、爱尔兰酒吧、高尔夫练习场，等等。我的一个老外朋友最近也要搬到浦东住了，因为他家的狗在浦西跑不开。 如果精明的上海人参加这场讨论，他们会让我那个排列组合更加费劲，加上有车和没车的前提，有家和没家的前提，有狗和没狗的前提。如果我是专栏作家，这些组合倒是能写成不同的文章赚稿费，题目有：“有车族的浦东生活圈”，“浦西的灯火抚慰孤独的张江男”，“穿梭浦江的时尚旅程”，“我家狗儿爱浦东”，等等。 前几天去浦西办事，竟然能抽出一点时间在周四的下午五点在吴江路闲逛。这个时间依然是商务活动的时段，商业街上只有小股的闲散人流。我在一家小店坐下，吃一碗越南牛肉粉，店里还没开始上人，尚不忙碌的店老板走过来问我味道如何，强调他的牛肉汤是用牛筋和牛骨长时间煮出来的。顶着近乎十分饱的肚子，又被旁边小店刚刚烤出来的面包的味道吸引。再往前走，另一家小店在卖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忍不住又尝了一块。最后在一家咖啡馆坐下，给那位从前每天为从浦西到浦东上班的矛盾而祈祷，现在终于辞了职彻底回归浦西的同事发短信。 “浦西真的是好呀。” “根本没法用文字来形容。”同事回答。 这篇小文，算是我用自己笨拙的文字，直描心中上海的魅力和上海的矛盾，而并非对浦西的赞歌。星巴克享受时尚孤独城里的星巴克咖啡馆，到处是抱着电脑忙活的人，经常是连座位都找不到。对于这种情况，我想起80年代寒暑假同学们一起坐火车应付抽烟人太多的办法：我们七八个人买一种味道可以接受的香烟，一起点起来，叫以毒攻毒，正气压倒邪气。 只是，当我抱着那台老气横秋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在星巴克开始拼凑一些博客和专栏烂文之后，觉得那不仅仅是主动地应付一种被强加的局面，简直有些引领精神潮流的味道了。 七八年前星巴克刚刚进中国不久，我比较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周末有阳光的下午到黄浦江边滨江大道那个星巴克咖啡馆读书。江水东流，微风习习，伴着偶尔传来的低沉的汽笛声，你轻轻地抬起头远眺对岸外滩的繁华，自己都觉得自己深沉得不行。有一回在那里读英文原版的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邻座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走过来说：“我也最喜欢这本书。” 我知道你在说，要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过来说这话多好。别瞎扯了，女人还没俗到这一步呢。 很多人都怕一个人呆着，一个人活动，逛街、看电影、吃饭等等。其实一个人的乐趣太多了，方便，绝对的自主权，产生各种经历的可能性，等等。如果说一个人的活动过去存在一种面子上和心理上的障碍，那么你感谢星巴克吧，感谢那些为你的孤独提供场所的地方吧。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能不能一个人呆着。如果你能够经常时尚地孤独、孤独地时尚，那该多美。 我的笔记本快没电了，最近的一个电源插座上已经有了两条电源线在上面。我顺着线找到一位看着比较好说话的人，轻轻地说：“先生，我电脑没电了，你能不能让我用一会儿电源？” 那人头也不抬：“好吧，先把我的拔出来，你先插一会儿吧。不过你插一会儿得再把我的放进去，我这儿一大篇东西要写完。” 你看星巴克就是这样充满时尚和智慧。 你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在星巴克打开什么牌子和型号的笔记本。研究一下MacBook系列，把公司发给你的戴尔Latitude放包里别拿出来，约几个穿着时髦的俊男靓女，假装讨论最新的Graphic设计，当然不能用PC做。 又透着俗了不是？其实你在星巴克孤独地时尚，在达不到纯粹孤独的境界时，也不妨享受一下比较世俗而实用的目标--看别人和被人看。你该学一门乐器对于乐器这个话题，商务人士最普遍的说法是：“等我退了休，就去学钢琴。”或者，“我小时候也练过古筝的，可惜后来没坚持下来。” 总结下来就是：乐器这东西，是让人看着眼馋，但掌握起来十分费劲的事情。而对于令人羡慕而难以拥有的东西，人们的反应有两种：一是提出前提条件，像“等我有了钱，等我退休有了时间”；二是把这类大人不好完成的事情交给孩子去完成，所以现在孩子们都在学乐器。 最近，我们一个同事开始学习小提琴，起因据说是看了王力宏在台上连唱带奏出神入化的表演，内心的音乐激情开始迸发，于是就买了琴，请了老师，一板一眼开始学琴了。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同事开始学钢琴，起步虽然枯燥费劲，但热情丝毫不减。 我们为这种毅力大声叫好，实际上，成人学习乐器，是一种比较纯粹的自我折磨，偶像的激励其实并无实际作用。一个成年人能够把学习乐器坚持下来，他就毫无疑问具备了挑战生理极限、平衡浮躁心态、遇事处惊不乱的基本素质。我也强烈建议中组部在考察干部时把这一项指标作为重要参考。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商务人士学习乐器这件事搞得尽量复杂还是尽量简单。 我们平时看到的大师成才的历程，无一不是充满艰辛的。比如郎朗小时候学琴，一度不在状态，被父亲狠狠地骂，小小年纪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比如钢琴大师傅聪，都七十多岁了还每天练琴十个小时。看到这些，你会极度崇拜大师，但是另一方面，你的信心都给吓跑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简单化。就像我们平时招聘，广告上和面试中都说这工作怎么怎么吸引人，公司文化怎么怎么好，老板怎么怎么善解人意。尽管你入了职发现蛮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公司招人的目的达到了。而且，经历了这番认识上的波动，你在职业发展上肯定更成熟了。 学乐器也是这样，开始要让人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等你上了钩，买了琴，请了老师，随随便便就半途而废也不好意思。上星期我去商场，看到一个商铺打着大幅广告“疯狂钢琴”，“一小时学会弹钢琴”。那是一家公司买了国外的专利教材，开始不写乐谱，只标左右手的指法，一个完全不会钢琴的人确实可以在一小时后弹出贝多芬《欢乐颂》的基本旋律。 看来还是有人研究这种商业模式的，尽管对于学习乐器的人来说，往往难以逃过“情愿上钩、财务投入、精神付出、高调起步、艰难推进、骑虎难下、黯然放弃”这一轮回。 在我本人的学琴过程中，确实不记得经历了什么痛苦，尽管这是我至今玩了手风琴、电子琴、钢琴、吉他等乐器而无一精通的原因。但是我能够总结出的学习乐器的乐趣，应该比别人要多。 学钢琴的女儿有时跟我抬杠，“学钢琴到底有什么用？” 在艺术、创造、锻炼毅力、出人头地等等枯燥的说教之后，我说：“弹琴可以让你跟人不一样。比如，你们表演大合唱，是不是所有人都站着？” “是。” “但是有一个人是坐着的。” “谁？” “你们的音乐老师，她给你们钢琴伴奏。你爸从上学的时候起就给合唱伴奏，别人都站着，就我坐着，所以你爸跟人不一样。” 再往下的道理留着孩子大了讲，就是差异化是成功的基础。 乐器演奏还可以让人体会到许多商务精神。原来我们新华社乐队有好几个手风琴手。有一年中央直属机关合唱比赛，我们对唱得过人家没把握，就决定要拉过人家，找来四个手风琴手一起伴奏，气势可谓大矣。 出于谦虚、不够自信、怕承担责任、紧张等种种原因，四个人进入了疯狂的相互谦让和推卸，已经到了台上，我旁边的手风琴手又把立式麦克风向我移动了近一米，说：“就看你的了，我们跟你走。” 后来，台下观众说：“你们的四架手风琴，气势还不如人家中组部合唱队的一架手风琴。” 这件事让我总结出好几条商业精神，比如：领导力的重要，关键时刻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自信来自平日的积累；还有，做事人不在多，在于每个团队成员投入的程度，等等。 如果放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我要买通音响控制人员，把中组部那个伴奏手风琴的麦克风关小，或者彻底关掉。你该学一门乐器从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我在新华社乐队当过近十年的键盘手。新华社乐队很有些历史感，成立于六十年代。如果说，乐队从创始到现在经历了起步期、巡回下乡、“文革”文艺宣传队和21世纪转型时期的话，那么我所在时期的重要标志是交谊舞大普及，当时新华社乐队的主要任务是给本单位的交谊舞会伴奏。 新华社的职工一直都比较能闹腾，那时候每两周一次的舞会总是把食堂挤得满满的。 舞会一般七点钟开始。六点半过后，来自各个部门的乐队成员陆续赶到，有的从采访现场归来，有的刚刚签完稿件，有的嘴里嚼着包子一路跑过来。电子琴接好了电，萨克斯管吹出A音，小提琴、吉他、小号跟着一通呜呜对音。 能玩各种乐器的党委办公室的范有良，开始琢磨今天是拉二胡还是上小提琴。 食堂的桌椅被清到了一边，地上还是有些油腻，新华社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用扫地的簸箕盛满滑石粉，一路洒过去，马上有人跟上，用脚把白色的粉末摊开，顺便自己来个旋转，公益加热身。 还有五分钟就七点了，鼓手是外面邀请的，到得比较晚。指挥董汉杰跺着脚说：“大家帮忙先把鼓给他支起来。” 人终于齐了。食堂白色日光灯被灭掉，改成彩灯。我们第一支曲子是四二拍的快节奏，把气氛烘托起来。忠实的舞迷们早已等不及，第一支曲子就满场绕着跳，把滑石粉踢得彻底没影，也踢出了一片光滑的地面。 一般的乐队都是鼓手敲下鼓槌起个头，但是乐队常年坚信我们的指挥董汉杰。我们都知道第二支曲子是慢三，但是老董还是很严肃地报出：《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 前奏是大家一起奏的，然后老董一只手臂猛地一压，把我们全按住，另一只手优雅地旋转给坐在前排的小提琴，然后主旋律就是一段如泣如诉的独奏。 小提琴手周勇对音乐的表达趋于夸张，他除了不停地揉弦和制造颤音外，还加上丰富的身体动作。小提琴必须紧紧对着麦克风声音才能传出去，他的身体总是艺术地跟着旋律摇晃，结果出来的音效时强时弱，更加具有颤动效果。 这时乐队仿佛被小提琴感染，大家都停了下来。我一边按着键盘，一边请求指挥和吉他：“大家给点和声，给点和声。” 新华社乐队历史上是以民乐为基础的，所以对和声不大重视，演奏这种西洋乐曲，经常出现硬伤。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个人技术好，一旦有点乱了，指挥老董就优雅地用手一指，主旋律交给一个人，既不会乱，又能产生表演效果。就像足球场上球员传来传去越传越乱，干脆把球交给一个人，让他充分带球充分表现。带丢了没关系，抢回来再交给另一个人重新带，这样观众就被球员个人技术所倾倒，不再去关注是不是得分了。 我们的乐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都有很强的后备力量，每个位置都有替补。这要归功于新华社人才济济，以及个别天才选手多才多能。比如，我的键盘手位置，范有良是备选，老范总是希望我在，这样他可以选择演奏别的好几种乐器；小提琴周勇属于驻场选手，经久不衰，但是还有国际部著名记者许钺乃，许大记者经常担任驻外记者，但是任何时候把他拉来，都可发挥作用；萨克斯有新华社俱乐部的老员工刘文玉；最泛滥的是手风琴，曾经在中直机关歌咏大赛上，新华社有四架手风琴在台上伴奏，气势上首先压倒别人。但是后来由于我的电子琴模仿功能较强，伤了手风琴的积极性，新华社著名的手风琴手周宗真、王博广等人渐渐疏于参加乐队活动，只在重要场合才偶尔出马。吉他手有当年著名的音乐玩家刘波、郑春骅，美声和民族音乐歌手有杨绍英、姬斌，还有黑管手夏福临。那时没有什么DJ，乐队演奏间歇时，守在音响控制台边播放舞会音乐的总是老夏。 如果你感叹今天街头的交谊舞，什么曲子都能跳起来，这种功底来自新华社食堂。那时我们可着劲儿地给大家助兴，中西乐曲，男女声独唱，男女声对唱，乐队什么曲子都能奏，舞者什么曲子都能跳起来。舞会就是一个世界音乐的大荟萃。 可是后来，交谊舞会不再时髦了，现在到了街头，你仍然可以看到中老年舞者痴心的投入，但是他们缺少一个纯粹的氛围，比如说他们没有现场乐队，比如说他们地面上根本不洒滑石粉，根本就旋转不起来。 新华社乐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走到今天，经历了一代代人。其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让激情永远自然地流露，不论在田野乡村，国家级的剧院，还是在新华社的食堂，我们的乐手、歌手们，给一个调就唱起来奏起来，给一片空间，就把它变成精彩的舞台。这就像新华社活跃在全世界新闻第一线的编辑记者，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走到哪里，精彩的新闻就从他们的笔下和键盘间发出。 20年前的那一拨，已经不在乐队的一线，许多已经成就了新的事业。比如歌手姬斌是《瞭望周刊》和《环球杂志》的总编辑；手风琴手周宗真现在做公关公司的老总；吉他手刘波是跨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不久前一个过去的同事说，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的午后，他去新华社宿舍小区办事，院子里的树荫下老人们摆着棋局，或者围成一圈打着牌，这时突然传出一段二胡的声音，屏住呼吸倾听，觉得弦声渐深渐近，如泣如诉，令人动容。一位老者在树下旁若无人地鼓弦，《二泉映月》的旋律和着夏日的蝉声，在躁动的空气中回旋着定格。 不用猜，能如此出入无人之境者，正是现已退休的前新华社乐队的范有良。在那一瞬间，我的耳边又回响起乐队中老范那些精彩的Solo，乐手们那些即兴的配合，小小的失误，还有那种无须动作和眼神就能形成的默契。 什么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再凑起来，在新华社重开怀旧创新的交谊舞会。我们身边还有没有诗人当今社会，诗人像一个过时的字眼。20世纪80年代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诗人特别有名，还是学生时就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时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崇拜。二十多年后有了点自信，在一次校友聚会上见到这位诗人，竟能大方地过去说：“我一直特别崇拜你呢。” 已经成为商人的前诗人放松地哈哈一笑，大喊着：“你骂我，你骂我呢！” 我从不会写诗，就是以前愿意跟写诗的人在一起。在吉他伴奏的低语中吟诵《致橡树》，是那一代青年的标志。 可是那一代青年已经老了。上个月参加几位前诗友的聚会，其中一位现在还活跃在文坛的诗人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新诗集还请国内某著名音乐人配上了音乐，诗人自己朗诵，光盘随书发行，一个多媒体时代的昂贵浪漫。 在我们这个充满利益的商业社会，竟也能猛然听到富有节奏的语言写出的景物，诗人低沉的声音在电子合成器模拟的潺潺水声中缓缓流出。 天静下来，钟停下来，只有白水溪 匆匆奔流，映入每一个巷口。 老树上的阳光，阳台下的溪流， 青灰的碎玉，暗绿的清秋…… 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时间不敏感，所以从前每次长谈，每次畅饮，都是从黄昏到黎明。 夜里十二点刚过，当代诗人谈兴正浓，一直歪在沙发上的某前诗人打了个哈欠说：“咱们就到这儿吧，明天早上我还有一个谈判，挺大的一单。” 大家说没劲真没劲。没劲说的是他要中途退场，不是说挣钱没劲。 现代社会的金钱观念和时间效率改变了诗人，但是，如果你还是诗人，那么你一定仍然会迅速地爱，投入地爱。 我们上学的时候，男女之爱这种事还不方便太公开，甚至还发生过躲在礼堂里做那个的一对被劝退学的事。但是诗人们全不在意。假期同学们回家探亲，拥挤的火车站台上充满了扛着大包小包的各路旅客。这时一对男女旁若无人地紧紧相拥着接吻，旁边的人竟被这突然发生的场面震住，在他们周围自然让出一个空间。他们还是在吻，仿佛电影里的浪漫镜头，镜头绕着主人公，在炽热的嘴唇和天空的光晕间切换，观者一时也觉得现实被虚幻了。 那男主人公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诗人。可惜的是，在当年诗人的众多崇拜者多年后依然能够背诵诗人的名句时，曾经在站台上忘情长吻的女生后来全然不记得任何写给她的火辣诗句了。 诗人进入爱的角色十分迅速。我们学校的舞会每次都会出点事情，外校来的女生，跟我们学校的诗人跳上一会儿，就都相互摆脱不开了。有时大家还议论一下，“你看那谁谁谁，他跟那个女生眼神不对耶，他们俩眼神都不对啦嗨。瞧啊他们俩出去了，去礼堂了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放电”之说，只是看到眼神也能有这么大作用，比诗歌的作用来得还快。后来也证实，那个舞会上经常因为眼神而导致后续暧昧事件的男生不是真正的诗人，后来这个电眼男成了一名优秀的影视演员。所以，诗人们对演员的本领一直是由衷地嫉妒。 但是，诗人有自己爱的方式。我们聚会中的一位诗人，近年来笔耕不止，写出了15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他从来只用笔和纸来创作，需要交出版社付印的文字他会叫人敲进电脑。他的创作用纸都是带柔软真皮封面的牛皮纸笔记本。 诗人说，2009年7月22日日全食那天上午，他在外滩对面滨江大道的星巴克写作，发现旁边有个女孩，好像也在写什么东西。悄悄探过身一看，她竟然在用一个真皮封面的笔记本写日记。 诗人一下子冲过去喊，你怎么也敢用这样的本子写作！这时，日全食开始了。在天地渐暗、时光凝固的时候，两个捧着同样笔记本的陌生同路人，在这500年无法重复的天象瞬间，静静地倾听着彼此的心跳。 “那你们后来留地址和手机号了吗？”有人问。 诗的意境生于意外，止于遐想。再往下问，就成泡妞了今天我们看什么报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都不看报了。 我曾经自豪地跟人说，读报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过时得让人不齿。有时约朋友吃饭，习惯带几张当天的报纸，等人的时候看，可是朋友一来就怪话连篇，催我赶紧把报纸收起来，先洗手去，当心铅中毒。 以前有过一个时代，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那是媒体欠发达的时代，也是报人的一个黄金时代，想想，你编的报纸，你写的评论，你校对的文章，千百万人一看就是一天，连标点符号都读十遍，你的工作何等值得，影响力何等之大。 我读新闻研究生的时候，在《人民日报》院子里上课。我们每天早晨就像朝拜一样，捧着《人民日报》和英文版《中国日报》，一读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们的一位老师说：新闻最好的教科书就是报纸，所以读报是你们学习新闻的基本任务，也是你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上学的时候和在新闻机构工作的几年，读报的一大乐趣就是找熟人：这篇是我们同学写的，这是我导师的新作。读文如见人，读着老同学、老相识们的文字，感受着他们在铅字之间凝聚的心思和热情，随着他们的笔迹走遍祖国，又漂洋过海，那种以文字连接的感应，是读报给人带来的最大幸福。 我们那时都是“恰同学少年”，年轻，充满梦想。第一个梦想就是让自己的文章上《人民日报》，这一点我到毕业也没有实现，只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过一些文章。而有的同学动不动就是头版。在英文写作上，我们最佩服现在已经是《南华早报》副总编辑的王向伟同学，他不仅每周都有好几篇文章上《中国日报》，还有一期报纸登了他整整两个版的文章，连总编都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报纸都让一个人包了）。”可是那些内容深刻、文字流畅的稿件，连总编都难以舍弃不用。 现在已经是著名财经报人、股评家、《华夏时报》总编辑的水皮同学，当时就以思辨和抬杠见长。课上有同学提出“新闻要用事实说话”，水皮同学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你的弊端还是在于说话，新闻不需要说话，不需要主观，新闻的精髓在于用事实解释事实。” 水皮同学用他浓重的苏州普通话讲的这句新闻哲理，“用四-四（第二个四字用二声并拉长）解四-四-四（最后一个字用二声并拉长）”，我至今都记忆犹新，S和Sh不分的读法，也是水大师长期的表现特征。 可是，今天读报的主流人群越来越小了，人们也不去关注四-四（二声且拉长）四不四真的四-四-四（二声且拉长），反正只要有趣和刺激就可以了。报纸的总编辑们对我说，纸媒体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另一边，网络世界的人们对我说，你还往纸媒体上投广告，你有毛病啊你，连胡主席都看人民网，温总理都上新华网看新闻，你看看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谁还在看报？ 我会把脖子梗起来说：“我就看报啊。”但是我也承认，我太爱报纸，报纸也太爱我，这种爱有时真的难以承受。我们上学那阵，《人民日报》八个版，其他报纸四个版，可是现在，报纸动辄七八十个版，从A叠到F、G、H、I叠，很快英文字母就不够用了。直接的结果是，我如果出差一个星期，办公室的报纸就会把门都堵上，我家里订的报纸如果一星期不取，信箱就会塞不下任何东西。有时我在办公室把来不及看且过期较长时间的报纸原封不动地扔掉时，感觉就像黛玉葬花一样凄凉但不凄美。 好几年前专家就说了，中国的报业已经进入整合期，大型报业集团将以更少量、更集中、更大发行量的出版物主宰整个市场，同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一个国家最多只有不超过五家全国性的日报，和有限的地区报纸和专业报纸。全讲得不对，现在报纸越办越多，市场越来越细分，就是不饱和。像北京的那些日报，个个都挺好，我挑花了眼，最后就只好坚守糟糠之妻--从小一直读的《北京晚报》。 由于报纸太多太厚，我选择的方式是轮回读报和集中读报。前一种方式是我每天选择一到两种综合性和财经类的报纸看，轮着选，今天没排到的就不看了；后一种是我的招牌方式，就是每周坐飞机的时候扛上一摞报纸，在飞机上一张张浏览，并对着铅字间能认出的熟人傻笑。 又到了年底报纸征订的季节，各家都使出高招拉更多的订户。我订的一份报纸，一年就一百多元，还送一桶六七十元的食用油；一家著名财经报纸的总编辑发来短信，说：“我们报纸的代号是××，请订完以后给我发个短信。”我不敢怠慢，马上去订。他们那里看来是全民动员征订了。 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征订方法是给订报的人一种优越感。我的一个朋友用自己信用卡的积分订了一份著名的财经报纸，他很在意这份报纸，连他六十岁在家的母亲都每天把这份厚厚的报纸仔细读上一遍。 坐飞机的时候，空姐走过来对我说：“您是李先生吧？您是我们的金卡会员，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给您一份新的《环球时报》。” 坐我旁边那位说：“小姐，也给我一份《环球时报》吧。” 空姐嫣然一笑：“对不起，我们的报纸有限，《环球时报》现在只能提供给金卡和白金卡乘客。” 你可以看出，报纸成功的要素除了内容之外，还要具有局部的稀缺性，并成为某种地位的象征。 关于报纸，有许多特别的场景让我久久不忘。一个是我们的新闻研究生宿舍，八个人一个房间，拥挤而凌乱。一位同学的母亲从杭州赶来看儿子，见到简陋的宿舍，眼泪竟流了下来。可是每天早晨八个人每人捧着一张报纸，那是一种神圣的、顶礼膜拜的仪式。 还有就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伦敦早班的地铁上，一半的人端着报纸悄无声息地研读，就如今天城市地铁的年轻人听着iPod，玩着游戏机，用色彩缤纷的手机发短信，用自我认定的方式诠释着今天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那种对报纸虔诚的信仰能够持续下去。我希望为我熟识并且尊敬的老同学们和总编辑们做一些事，尊重他们的事业，效仿他们的创新精神，追随他们执着的脚步。我还要向他们提出我那谦卑而中肯的要求，就是在我们这些忠实的读者年过花甲之后，为我们印一种《参考消息》那种大字版本的报纸，防眼花，给人面子，且便于炒作。别人问这报在哪儿买的，你得让我们梗着脖子说：“这种报纸只给二十年以上的老读者，不够这个资格，花多少钱你也买不到。” 在我经历的工作方式中，最苦的是码字，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看着自己码出来的字印在飘着墨香的报纸上。 将读报作为生活方式一部分的人，也许缺少一些情趣，但一定是做事最牢靠、最值得托付的人。这是读报和办报为人生、为社会创造的最大价值。.上海的时尚派对时尚之都上海，每天都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派对，只要你把名片留在某个比较时尚的餐厅或酒吧，你的派对之旅就那么不经意地开始了。 上周，朋友说有个著名摄影艺术家的收藏展开幕式，一起过去吧。我都上路了，才发现设计精美的请柬上没写地址。打电话问朋友，她说：“噢对了，这是在私人住宅举行的派对，主人要一个个确认名字后单独告诉客人地址。” 淮海路旁边的一个弄堂内，藏着这座上世纪30年代的精致豪宅，它是当时一个有影响的名人的住处，现在被这位著名的策展人买下了。著名国际设计师重新设计完成的内装修，使这座老宅充满了现代和时尚的气息。洁白的墙壁上和错落的隔间里看似散落却精心布置的摄影作品，充满中国元素的客厅和书房，卫生间里将地面实施凹陷而自然形成的浴缸，院子里充满对生命和性的启示的雕塑，透明的动感十足的金鱼缸，使你感到一种艺术冲动无处不在地冲击着你的感官。 转了三圈了我的朋友还没有来，就开始观察到场的客人。派对上经常出现的问题出现了：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此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打手机或者发短信，我忍住了。 天无绝人之路，终于找到一个熟人，还是上海演艺圈的名人，其实也不是我的熟人，只是我跟一个演艺圈的熟人去过他开的酒吧。就这么硬着头皮上去，“啊×先生，我是×××的朋友，上次去过你的酒吧，还记得吧。” 话说出来就后悔了，要是人家说“对不起，我不记得了”，你不就傻了。 好在人家是那么有修养的人，不仅说记得记得，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他太太热情地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们新酒吧的地址，欢迎过去啊。” 私人派对固然更加时髦，但上海绝大多数的时尚和艺术派对是在公共场所举行的。上周我去参加了一个某著名奢侈品品牌的秋冬男装上市会，活动在新开业的中国大陆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举行。活动本身多高雅就不用说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时装秀，周围此起彼落的电视艺术名人和明星，94层观光厅眩目的酒会，每位客人都能获得的精美礼品，让我开足了眼界。可是活动还是会遇到一些所有活动都会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请来的嘉宾忽然不来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负责请人的，活动快开始了，几个嘉宾来电话说有急事来不了了。问题的关键是时装秀的前排座位不能空着，否则主办方和任何其他一方都会很没面子。看到朋友为难抓瞎的样子，我说：“我帮你找人填空吧。” 从脑子里、手机里迅速搜出一些我认为合适的候选人，极其恳切地打去电话：“喂喂，今晚×××公司派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现在急需相貌和气质俱佳的商务人士前来捧场，阁下可否赏光？” 反馈的情况是，有的直接拒绝，说没兴趣；有的比较婉转，说刚刚到家，已经素面朝天，懒得再化妆倒赤了；有的明显带着遗憾说，刚跟人坐下来吃饭。总之没有一个人来救场。 还是我的朋友有办法，前排后排、座票站票前后一倒腾，所有的空座位刚刚填满。灯光渐暗，接着音乐大作，时尚活动开始了。 时尚派对中有三种人：第一种是与活动本身直接有关的，比如说这家公司签约的艺术家、模特、演员、设计师、广告公司、公关公司人员等；第二种是主办方的目标客户，我朋友负责请的就是这部分人，而且我看出，除了我是混事的之外，其他人都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和时尚感召力；第三种是那种派对动物，就是城里什么样的派对都能见到他们，他们非常从容，总是能碰到熟人，即使没有熟人，他们也丝毫不紧张。 如果你不是这个圈子的，寒暄的内容多少会有些浅，这没什么。 我朋友总是很郑重地介绍我：“这是李国威，GE公司的。” “啊啊啊，幸会幸会。”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成成成知道了，不跟你聊了。 我朋友也把她的朋友介绍给我：“这是×××。” 我也咧开嘴露出前牙：“啊，幸会幸会。” 但我还是有好奇心的，等人过去后追着问我的朋友：“哎，刚才那个人是谁呀，你也没说他干什么的。” 朋友瞪大了眼睛：“那是××公司的创始人啊，现在身价好几个亿呢，你连他都不知道？” 综上所述，参加时尚派对有以下几点攻略： 第一，别害怕，别悲观，每个派对上都有跟你一样谁都不认识的。那又怎样？不要靠打手机表现你是有人理的，你很忙你很重要，俗。你就抄起一杯饮料端着四处转悠，没准你就碰上一个即将影响你一生的人呢。 第二，别不好意思问对方是做什么的。现在这世道隔行如隔山，我为什么要知道你啊，你要告诉我我才开始赞美你崇拜你啊。 第三，要注意着装的得体。男人为什么参加时尚派对，一半目的是看别人，另一半目的是被人看；女人为什么参加派对，一半是被人看，另一半还是被人看。所以，打扮十分重要。女人怎么打扮是太学术的问题，出十套百科全书都不够，这里只说男人。西装并不是最稳妥的，庄重的商务西装在时尚派对上只会凸显你的老气横秋；亮色的条纹明显的上装在裤子、鞋和发型上的搭配上又过于烦琐。最近我找到的方法是面料较好的黑色衬衫，配深色裤子和运动鞋或者不那么古板的皮鞋。我的一个在4A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的朋友就是天天穿黑衬衫。有一天他在外面打电话给家里阿姨，吩咐说：“赶快把那件黑衬衫给我熨一下。”阿姨说：“先生，你的衬衫都是黑的啊。” 晚上我都到家准备洗洗睡了，有几个我请去救场但拒不出席的朋友开始嗖嗖嗖地发来短信。 “你今晚参加的活动电视在隆重直播呀。” “玩得痛快吧，美女如云吧？” “看到名模×××和×××了没有？” 我答：“是啊是啊，谁让你不去的！” 时尚派对就是本来简单的事你却非要克服种种莫名的障碍做出艰难决定，而当你轻易放弃后它又用淡淡的遗憾不停地搅动你的心绪的那么一件事远行，更远行春节长假回来上班，要交流假期体会。比较牛的是那些去了稀奇古怪的地方的人，把名字说出来都震人：“我去非洲的维多利亚瀑布了”；“我们全家去法国北部滑雪了”；“我们去云南的原始森林了”。 哪里都没去的人也幽一把默：“我就是像猪一样天天吃了睡，睡了吃，真爽死了，拉出去杀了都不知道。” 我总结了一下，关于假日旅游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是去了什么地方；第二是讲出什么故事；第三是体验什么感受。 我们居住的地点不同，所以地名的吸引力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整天想着出国，可那些美国人要是能来趟中国，提前半年都激动得睡不好觉呢。去年我去印度，就这样激动来着。今年春节我们全家去了杭州，跟北方的亲戚们一说，他们都羡慕地说：“啊，杭州是人间天堂，西湖美，山水美，一定开心。”可是跟我的上海同事们一说，大家都撇嘴，心说你真没创意。对他们来说，去杭州就跟北京人去天津和唐山玩了一趟似的。不是说这些地方不好，而是由于地理上过于接近，够不上刺激。 讲故事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它可以延伸记忆，也可以对一些不尽人意的经历作美化和修整。一个朋友刚刚去过丽江，她在闲暇中去骑了一次马，牵马的纳西族小伙子在山间小路上边走边用低沉的嗓音讲着民间传说，时而哼上一首小调。那山，那水，那人，那马，时间仿佛停滞了。下马时小伙子对马上的朋友说：“你就留下来嫁给我吧。” 这只是丽江千姿百色的故事中最不经意的一个，但是主人公在饭桌上不经意地道来，还是会引起一阵羡慕。 旅游中的故事，比较吸引人的是爱情和冒险，一般性的如订的旅馆房间没有了，钱包丢了又失而复得，就没什么吸引力，除非这些事跟冒险和情色结合起来。 一般来说，独自出行故事较多，群体出行故事较少，除非是群体内部某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这种事往往遭众人嫉恨，“你们俩要怎么样你们自己出去好了”。 比较槽糕的是你一个人出去，回来却讲不出好故事。前几年我在美国工作，经常一个人出去旅游，在酒吧跟酒鬼胡闹，在无人无车的乡村路上边驾驶边看书，在荒郊野外躺在地上看明亮无比的星空，在路上见到模样还算干净的搭车人就让他上来。可这些事说起来都没什么意思，关键是不够冒险，不够情色。 不管有没有故事讲，旅途的心灵感受是最重要的，有时它超越你去的地方和讲的故事。 我一个北京朋友就是喜欢故宫和颐和园，上学的时候一个暑假每天都去故宫，那时慈宁花园和乾隆花园还没开放，他找了关系进去，一坐就是一天。后来出国了，每次回来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颐和园，在园中住上一个星期，用他自己的方式与山水，与园林，也许还有乾隆皇帝的阴魂，进行独特的对话。你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里，人家都懒得搭理你这种浅薄问题。 生活是你自己的，感受是你自己的。去过无数次的杭州，这回跟十岁的女儿在杭州的九溪十八涧一起读古人的“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咚咚泉，高高下下树”，还有“春山飘渺白云低，万壑争流下九溪”，感到一种质朴的山野情趣从远山和远古中顺着溪水流过来，又在眼前小童轻快的脚步声中继续向远方传递。 我承认，有时用文字表达一种感受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的旅游杂志超多，网上游记也超多，但经常看到，作者激动得话都说不下去了，比如：“我们沿着一条小径缓缓爬上去，就在峰回路转间，一个巨大的平台在眼前出现了，登上平台，朝远方的雪山望去，我靠……” 如果一篇游记没有三个以上的“我靠”，就说明景色还不够美，美得还不够震撼。 当然，震撼最好从去的地方开始，从地名就开始。上个月一个朋友对我说：“咱们去趟瓦努阿图吧，我认识他们驻中国大使，搞个签证就去了。”我的耳朵一亮，眼睛一亮：这地方好，地图上都不好找，肯定还有人搞不清这是一个人名还是地名。 我的下一篇游记，很可能就发自瓦努阿图的首都维拉港，游记的第一段就有四个“我靠，我靠……”上电视我很帅的我上了一次电视，上海东方台一个很著名的娱乐节目，我作为名人的大学同学前去捧场。是朋友在电视里先看到播出的，打电话说，你小子原来还挺上相的，主要是脸形较瘦。 你现在往左边看那张脸瘦吗，其实不是什么好模样。在电视里看着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最近确实瘦了，莫名其妙掉了七八斤，都是500强这份活儿累的；第二点涉及技术，就是那天在节目里镜头都是侧面对着我的。我不是有意的，一大堆摄像机，不知哪个对着我，我只是对着主持人讲话，所以拍出来是侧脸，是比较英俊的形象。呵呸！ 人家都说镜头可以把人的体积增加百分之十以上，所以说人在电视里都会显得胖一些。反过来，那些在电视电影中规格特别合适的一般在生活中都精瘦精瘦，镜头里的名人在生活中不化妆一般都不怎么显。举个例子说，你在体育馆外面等着进场，忽然一队人马杀将过来，为首的是几个英气逼人的高大黑人，吸引着你的目光一直向上看，谁都不注意后面跟着一位戴墨镜棒球帽一点不起眼的小个子--周天王杰伦及其保镖来也。 在名人和普通人之间有道鸿沟，也埋藏着许多浪漫的、虚幻的又是真实的梦想。让我上一次电视吧，也许我的命运会从此转机，我的生活将揭开新的一页。 可是当你这么想时，电视又会悄悄地捉弄你一下。最近我们公司一个高层被CNN采访了一个小时，特别激动，提前好几个星期发邮件给中国的、美国的、欧洲的同事和亲戚朋友，让大家锁定播放时间欣赏他的尊容。结果呢，一个小时的片子，他老人家的镜头30秒都不到，有人不慎转了一下头或喝了一口水，镜头整个地就过去了。 行内人都说，摄影师的好照片是胶片堆出来的，电视的好节目是录像带堆起来的，就是说做一个节目，素材是节目本身的八倍、十倍都不止。 一个朋友说他当年去录湖南台的玫瑰之约，一开始做节目剧组没那么默契，总是出错，错了就重来，结果一个小时的播出节目录了九个小时，大夏天里灯光照着，观众近乎虚脱。 但是人家搞九个小时毕竟还发了盒饭。我们公司在北京奥运头一年接到奥组委的通知，说各赞助商要派二十至三十人去录一个关于奥运的节目，时间是周六晚六点。我们找了一些年轻力壮，抗得住熬得起的一帮人，我特别布置了两件事，一是租一辆巴士将众人运到北京大兴一带的那个什么影视基地，二是上车前每人发一份肯德基。有人一边啃鸡腿还一边嘟囔，说咱怎这么农民呵，到电视台人家还不给咱好吃好喝。 六点进棚，出来已经近半夜两点。肯德基在胃中还有一丝余温，巴士静静地送大家回家。路上众人摊倒一片，还有口气儿的说，上一次电视真不容易，以后不上电视了。 录制过程中总是出错，就一遍遍重来，没有盒饭，主持人还一度埋怨说、“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你们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底下就有人急，说我们都陪着你玩，你怎么还这么不尊重人？ 你看，敢这么无礼讲话的观众都是那些500强的，我要是做电视，坚决不找500强的当观众，事儿特别多，一点儿不懂得合作。 这次在上海录娱乐节目，人家对我们几个嘉宾特别好，总让我们在休息室休息等着，说轮到你们的时候来叫你们，后来还说真是对不起，不该叫你们七点就来，应该让主嘉宾先录着，你们十点多过来就行了。 我们还好，台上坐着的观众可是从七点一直坐到十一点多。观众是来自赞助企业的，其中有一群来自某足浴城的按摩师小姐，举着足浴城的牌子。我就想，在这样长时间的熬人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应该有自娱的解脱，比如拿一些大盆来泡泡脚，让现场的按摩师来上一个钟头。我会调酒，咱们上一杯“椰林飘香”、“血色玛丽”、“白色俄罗斯”情调一番，多少会给这无尽的期待点上一片淡淡的曙光。 更漫长的期待是节目播出之前，你总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亲朋好友，万一你被剪得只剩一个半秒钟的侧影，岂不被人笑话？ 所以，你要想过上电视的瘾，就要先成为一个名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名的梦想，但是成名最好不为名声所累；最好是想让别人认出来就被人认出来，“你就是著名的×××吧”，听了感觉特别好，但是自己想清静的时候别人不要来打扰；做了名人以后一定要说，我真想做一个普通人，做名人真难啊，做成功的名人就更难啊，做成功的名女人就更更难啊，做漂亮的单身的成功的名女人难上加难啊，等等；我们希望多上电视多参加拍摄，但希望录制时间不要太长太熬人。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不用付出很多就能得到很多。 我有一个朋友，她陪过日本的一个著名电视主持人在中国拍摄节目。主持人四十多岁了保养得像二十多岁，漂亮而成熟，在镜头面前，甚至在生活中都是容光焕发，魅力四射，感染着周围所有的人。过了几天到山里拍摄，条件差只能两人一屋。主持人晚上对我的朋友说，你先睡吧，我卸了妆再睡。第二天早晨七点朋友醒来时，主持人已经端坐在房中，问几点起的，主持人莞尔一笑，“我四点钟就起来化妆了，我不能让你、让任何人看到我不化妆的样子。” 做名人太累，上电视太累，最好的生活，还是洗洗早点睡。睡吧，做一个梦，梦中你上了电视，是半侧面对着镜头的，很英俊。下锅要选双眼皮儿的鸡到餐厅撮饭，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时尚，纯粹是现代人无力应付自己温饱而不得已的行为。去问问大城市里的年轻白领，家里晚上做什么好吃的，回答一个苦笑，“什么年代了还过家家，我们要么在外面吃要么叫外卖，累了一天了谁还有精力回家再买菜切菜上锅做饭？” 我特别怀念在家里吃饭的日子，我是说朋友聚会在家里自己烧菜的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去各地同学家，他们父母纷纷拿出绝招款待我们。一方面人家确实好客，另一方面我们同学可能跟父母交代过，说咱家的水平一定要超过我们班×××家。结果就是作为访客，我们吃遍绝不重样儿的各地佳肴。 现在到好，什么聚会都在外面吃，什么山珍海味都没味道。最近有一次我特别激动，一个工作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周五来电话说：“哎，好久不见了，明天我请你到‘家里’吃饭。”我荣幸得声音都有点颤抖了，“好，好啊，我一定去，一定去，你把地址发短信给我。” 短信发过来，又有电话追来，我才搞明白是他们单位在嘉里中心搞活动，可以叫我过去一起撮饭。 我郁闷地拒绝了，不是说没有时间，而是吃饭的性质跟我想象的美好形式差距太大。另外，你说那嘉里中心它凭着什么五星级就可以起这名字？ 不是我总想蹭别人家的饭，其实我本人从小就做饭，也喜欢给朋友做饭。这个本事是因为我父母一直在国外工作而被迫练就的，也可以说我从十几岁起就掌勺了。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同学在吃晚饭时间到我家来，我正独自小酌。这位老兄进了门，盯住我的饭桌，然后死死盯着我看，半天不说一句话。我说你怎么了，没什么毛病吧？他伸出右手，颤抖着指着我桌上的菜，就像赵本山在小品里指着带王八蛋的一桌酒席，“你，你，你就这么吃饭？” 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顺便说，那天我是炒了几个菜：青椒肉丝、烧茄子、木须肉、蒜蓉油菜、紫菜蛋花汤，一碟花生、一碟松花蛋、一瓶啤酒。 多少年过去了，同学聚会时他还总是忍不住说起，“早就看出这小子有毛病，一个人吃饭，搞六菜一汤还有啤酒……” 现在时髦炒作，在我看来，炒作的要诀不仅仅是制造匪夷所思之事，更在于有意不戳穿一个明显的谬误，并听任之随意流传而且希望有人不断夸大。就这件小事来说，我一直没告诉我同学，那天其实是有朋友要来所以我多炒了几个菜，朋友临时不来了只好我自己吃。 起初我做菜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艺术和时髦之类。没人给做饭又负担不起每天吃馆子，只好自己做，做得都机械了。自己做，来了人更是要做。如果你问我太太当初认识我的时候都记着些什么，她一定会说是做饭，在我家里大炒大熘乌烟瘴气高朋满座，是一种个人品牌的标志。 我做饭炒菜动作很快，四五个人来吃不在话下，一会儿就搞好。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准备十人以上的聚餐。首先买菜就比较累。我这人比较善，从不说人坏话，但是每次大请客，买完菜肩扛手提车拉把一大袋一大袋的菜、肉、啤酒饮料、水果之类拖回家时，我总是忍不住要说：“这些饭桶啊真是饭桶啊，把我累得要脱臼的这些食物都是要塞进你们肚子里去的啊！”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教过一阵业余大学的英语。一日，学生们说，到李老师家做饭吃去吧，我说好啊好啊，然后我就去买菜（路上骂了人家饭桶）。说是12个人，后来来了15个也不止，我一个人真是做不过来了，就有女生过来帮，后来几个菜她们就干脆自己炒了。吃饭的时候人的弱点暴露了，我不怕累就怕捧，你想想这些人能说什么，无非是“李老师课讲得好，英文好，菜还做得好，真是难得的人才啊”之类。然后就敬酒，我是听到好话以后来之不拒，啤的红的白的一起灌，没几个小时就不行了，后来吐得一塌糊涂，摊在床上。几个学生整夜陪我，夜里恍惚中听到远处的问候，“李老师，您还好吗？”我求你们了，就是别提买菜的事，别让我想到饭桶。“有水桶吗，我要再吐一次。” 后来我去了500强，开始小资了，觉得在家炒菜实在是没创意，就开始研究西餐。西式的烤、灼、煎、炸等菜式和各种汤式都练得不错，只是工作忙，请客的年平均次数越来越少。这绝对不是我制造神秘感或力图哄抬物价。前几年去美国，跟我们班同学廖世奇学了一招牛排做法，在国内屡试不爽，一度牛×得恨不能到所有西餐厅跟厨师叫板。 这种牛排做法很简单，选上好牛排（家乐福卖160元以上一公斤的那种），红酒和烧烤酱浸泡一小时以上。平铁锅或不粘平锅上炉，牛排上撒磨碎的黑胡椒粒，撒满迷迭香（Rosemary），适量粗盐（海盐），然后入锅，不要放油，否则成煎牛排了。两面翻着烤，木铲不断压，可通过挤出的红色血汁判断熟的程度，根据客人不同要求烹至不同熟度。入盘，放入烤土豆、煮青菜等配菜，上桌，为客人斟满红酒，然后你就等着人生最美丽的时刻--人们捶胸顿足，大声叫好。我一个同事声称绝不吃西餐，这牛排竟然让她爱不释口，还说之所以破例吃了西餐，是因为牛排好吃得不像西餐了。 牛排的主要配料上面说了，但是别指望别人能懂。上次请客我跟一个同事去超市，我要买海盐，就是粗盐，粗粒状的，一般在超市的进口产品货架。同事大吃一惊，说这不就是洗澡用的浴盐吗？我说长得是跟浴盐一样，但是确实是吃的，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现在时髦了小资了可以用浴盐泡澡了，就可以挑战百年饮食文化。可是怎么说也不行，同事就是说第一有泡澡的感觉，第二那么一小袋就20多快钱，不值，别买。
爱心猫粮1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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