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9

幼年时我发现，观察这种由许多镜片构成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可以激励我的资质做出现实的决定或具有一定风险的预测，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收集万花筒。万花筒的历史相对地说很短（它是一八一七年由苏格兰物理学家大卫·布鲁斯特爵士[②]发明的。他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叫《论新哲学的工具》），因此我收藏的万花筒年代也很近。但是，我很快便把我的研究引向一种更加古老、更加诱人的光学仪器——十七世纪的反射仪。那些形状各异的小舞台，可以通过镜片的角度变化使一个小人映出许多形象来。我的目的是要重新建立起耶稣会士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③]博物馆。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光与影的伟大艺术》一六四六年），并发明了“多形象舞台”，即在一个大盒子内安上六十面镜片，便能把一根树枝变成一片森林，把一个士兵变成一支军队，把一本书变成一个书库。　　至于商人，在跟他们谈判之前我总让他们参观我的收藏品。他们对这些奇异的仪器则报以好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我的金融帝国是按照万花筒与反射镜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即我利用镜片的反光作用把一个没有资本的公司加以放大，扩大它的信誉，并把它的巨额赤字隐蔽在各种虚假投影中的死角里。我的秘密亦即我在交易场上危机迭起各种企业频频倒闭的这个时代的生财之道是，我从不直接考虑金钱、买卖与利润，而是考虑如何放置那些光亮的镜片，使其形成不同的反射角。　　我要不断增加我的形象，但不是采取人们通常可以想到的自我陶醉或妄自尊大的方法，恰恰相反，我要把真正的我隐蔽在许许多多我的虚假的映象之中，并使之成为推动这些映象活动的中心。因此，如果不是担心被别人误解的话，我决不反对按照基歇尔的设计方案在我的家里全部装饰上镜子，那样我就会看见我头朝下在天花板上行走，或者从深透的地板上飞向空中。　　我在这里写的这些东西应该产生由镜片构成的长廊所能产生的效果，即有限的形象可通过反射、折射而无限地增加。我的形象向各个方向反射并在一切有棱角的地方一分为二，这是为了吓唬企图追踪我的人。我有许多敌人，必须经常躲避他们。他们以为可以抓住我了，其实他们能抓到的只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我无所不在的众多形象之一的那面镜子。我也经常追踪一些敌人、或以密集的队形威逼他们，或切断他们一切退路将他们围歼。在这个反光镜世界里我的敌人也会以为他们正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但是，只有我才知道每一面镜子是如何设置的，我可以使他们抓不住我，反而让他们自己互相冲撞或相互搏斗。　　我希望我这篇小说能够把这一切都详尽地表现出来，如各种金融活动、董事会上的风波、交易所代理们惊恐万状的电话，还有那撕得粉碎的城市地图及保险单据，罗尔娜说那句话时的表情，艾尔芙里达老谋深算、压倒对方的目光，地图上画的一条条进军路线和一圈圈围歼战场，以及我那辆奔驰牌小卧车后视镜中飞驰而去或渐渐聚拢的摩托车，等等，等等。　　自从我看清各种非法组织以及金融界中我的一些重要伙伴与竞争对手正千方百计地图谋绑架我之后，我明白了只有增多我的形象、我的活动和我的出入，总之，增加他们伏击我的机会，才有可能使我免遭毒手。于是我订购了五辆与我这辆一模一样的奔驰牌小卧车，并让它们不停地从我那装上铁甲的别墅门口出出进进，车窗拉得严严实实，车内坐着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作为我的替身，前面还有我的私人卫队骑着摩托车护卫。我所主持的公司都是些徒有虚名的皮包公司，它们的总部都是些空空荡荡可以交换使用的会议室。因此，我的业务会议可以在不同地点进行，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我在最后一刻总要命令换个开会地点。我与一位芳龄二十九岁、离异、名叫罗尔娜的夫人之间保持着婚外关系，这却比较难办；我每周要同她约会两次甚至三次，每次两个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保护她的惟一办法是不让人察觉出她来，我采取的方法是坚持同时接近许多女性，让人难以看出谁是我的假情人谁是我的真情人。我和我的替身每天都要在不同时间、在遍布整个市区的不同地点与一些外表都很迷人的女性幽会。这样编织的与假情人的幽会网，使我得以把我与罗尔娜的约会隐蔽起来，甚至瞒过了我的妻子艾尔芙里达。我对她说，这是我采取的安全措施之一。至于她艾尔芙里达，我劝她广为宣传自己的行动以迷惑敌人可能制订的罪恶计划，她却不愿接受我的劝告。她不喜欢抛头露面，甚至避免看我布置的那些镜子，仿佛害怕她的形象会被那些镜子弄破或弄毁。她的这种态度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而且使我反感。　　我希望我在这里写下的一切有助于表达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种极其精密的仪器，同时又是一束炫目的、人的视力之外的光束。因此，我不得不在人们视觉不能看到的时候援引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话，例如乔万尼·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④]的《自然魔法》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段话中说，魔法师即“大自然的代理者”应该懂得“眼睛即视觉在水下和在不同形状的镜子之中产生错觉的原因。这些不同形状的镜子仿佛悬挂在空中，常常能映出镜子外面的东西，能清楚地看到远处发生的事情”（引自一五七七年庞贝·萨尔内利的意大利语译本）。　　我很快就发现，用相同的汽车出人大门造成混乱不足以排除伏击的危险，于是我便考虑把反射镜的倍增功能运用到我的敌人身上，对我的替身组织虚假的伏击与绑架，假装支付赎金后又释放出来。为此我承担起建立相应的罪恶组织的任务，并与黑社会保持愈来愈密切的联系。这样我就获得了一些有关真正绑架的情报，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或从我的对手的灾难中捞取好处。　　这篇故事写到这里可以回顾一下古书中有关镜子的功能的记载，包括镜子可以照见远处的或模糊不清的东西这一功能。中世纪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在描写亚历山大港时提到，法罗斯岛[⑤]的圆柱顶上有面铜镜，可以照见塞浦路斯、君主坦丁堡以及在罗马人一切领地上航行的船只，因为曲面镶有聚光作用，可以看到全部形象。波菲利奥[⑥]写道：“人的肉体与灵魂是看不到上帝的，但是镜子却能观察到上帝。”　　我希望这几页书不仅表现出镜子中的离心运动即我的形象向空间的各个方向散开，而且也表现出镜子中的向心运动即镜子还向我传来我的视力直接看不到的一些形象。于是我产生了这种幻想：利用镜子的反射把全部事物、整个宇宙乃至上帝的全部智慧都聚集在一面镜子之中。也许人类对于所有这一切的知识都埋没在灵魂之中，如果有一套镜子能把我的形象无止境地增加并能在一个统一的形象之中归结出我的本质，那么这一套镜子也许会映照出隐藏在我灵魂中的一切知识。　　这才是魔镜的真正力量。神学论文与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的文牍中，说什么魔镜的力量是迫使黑暗之神现出原形并把他的形象与镜子中映出的形象统一起来，那是不对的。因此我应把我的收藏品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里：我告诉全世界的古玩店和拍卖行，要他们把那些珍贵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不论是公认的魔镜还是形状像魔镜，都给我保留下来。　　这场斗争非常艰巨，任何一点差错都会使我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说服竞争对手与我一起共同创建了一个预防绑架的保险公司。由于我相信我在黑社会中的情报网，便以为我可以左右一切了。但是，我很快发现我的同伙与绑架集团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下一次他们进行绑架时要求的赎金将是我们保险公司的全部资本，然后在黑社会组织及其同谋——保险公司的这些股东——之间进行分赃，受损失的当然只有被绑架的人。谁将是这次绑架行动的受害者呢？毫无疑问就是我。　　伏击我的计划规定，在我的本田摩托车卫队与我乘坐的防弹汽车之间插进由伪装的警察驾驶的三辆雅马哈摩托车，等到拐弯的地方来个突然刹车。我的反劫持计划则规定，由三辆铃木摩托车提前五百米便截住我的奔驰牌轿车，来个假绑架。但是，当我看到我被三辆川崎摩托车提前两个路口堵住以后，我才明白我的反劫持计划被一项不知受谁指使的反反劫持计划瓦解了。　　我想在这里记录下这一事实：我的各种推测就像在万花筒里一样通过折射不断扩展，我手中的本市地图也被我扯成一片一片的，以便找出我的情报人员提供的将对我进行伏击的十字路口并决定在什么地方打击敌人，使他们的计划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一切都很有把握，魔镜竭尽全力为我服务；但是，我没有估计到无名氏制定的第三套劫持计划。这无名氏是谁呢？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劫持者并未把我送往一个秘密的地点，反而把我送回了家，把我关进了我按照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的设计精心建造的反光室内。由镜面组成的墙壁无穷尽地反射出我的形象。难道我被我自己劫持了？难道我投射到外面去的一个映象取代了我的位置并把我本人当成了反射成象？难道我呼唤黑暗之神，黑暗之神却扮成我的模样来向我显灵？　　在用镜子铺的地板上躺着一个被捆绑着的女人。那是罗尔娜。她的身体只要微微动一下，所有的镜子里都会重复她的这个动作。我扑向她，给她解开绳索并抠出她四中的堵塞物。我拥抱她；她却反抗我，愤怒地说道：“你以为这样就把我控制在你手里了？妄想！”并伸出手指来抓我的脸。她与我一样也被绑架了？她被我绑架了呢，还是我被她绑架了？　　这时有扇门打开了，艾尔芙里达走进来。“我知道有个危险威胁着你，便及时来搭救了你，”她说道，“也许我采取的方法有些粗暴，可我没有别的选择。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从这个镜子笼里走出去，快告诉我怎么才能出去。”　　镜子里映照出艾尔芙里达的一只眼、一条眉、一条腿、一只靴、一半嘴、一半唇、一半牙、一只戴着戒指的手和手中握的手枪。她的这些支离破碎的形象被众多的镜子折射、放大，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罗尔娜的皮肉作为点缀。我已分辨不清哪些是属于文尔芙里达的、哪些是属于罗尔娜的了，我迷糊了、茫然了，看不见我自己的映象了，只看见她们的映象。在诺瓦利斯[⑦]的一部残篇中有这么一段，一个获得秘法的人找到了伊希斯女神[⑧]的秘密住址，揭开女神脸上的面纱……现在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终于变成了一切……　　--------------------------------------------------------------------------------　　[①]普罗提诺（约二○四—二七○），是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代表。他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了“流溢说”，认为万物的源泉是“太一”。由“太一”首先“流溢”出“理性”，再从“理性”“流溢”出灵魂，然后由灵魂“流溢”出物质世界。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直觉同“太一”重新合而为一。他的学说对中世纪教父哲学影响极大。　　[②]大卫·布鲁斯特（一七八一—一八六八），苏格兰物理学家，以光学和偏振光方面的实验而闻名，一八一一年提出了有关偏振光的布鲁斯特定律。一八一五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八一六年发明万花筒，一八五九年任爱丁堡大学校长。　　[③]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一六○一—一六八○），出生于德国，是个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他的大量活动在传播知识方面占有重要位置。虽然人们有时错误地把若干发明与发现（如魔灯）归功于他，但实际上他未做出任何重要的独特贡献。他著述颇丰，留下四十四本书和二千多篇手稿、信件。另外，他还收集了一批最早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创造发明，珍藏在罗马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基歇尔博物馆内。这些遗产后来分给了一批学校。　　[④]波尔塔（一五三五？—一六一五），意大利自然哲学家、第一个认识光线热效应的科学家，主要著作是《自然魔法》（1558年，共四卷；1589年，第二版共二十卷）。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魔法视为控制自然现象的一种技巧，还论及鬼神学、磁学和暗箱（照相机的原型）。因此，他也是首先使用透镜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　　[⑤]这里指法罗斯岛灯塔。法罗斯岛灯塔是世界奇观之一，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建筑，位于亚历山大港附近，约公元前二八○年建造。据说塔高一百三十五米，分三段，每段略有收分，底段方形，中段八角形，顶端圆柱形，有盘旋坡道达顶部，其上夜间燃火。十二世纪时塔身尚存。一四七七年马木路克苏丹在其废墟上建了一座堡垒。　　[⑥]波菲利奥（约二三三—三○五），古罗马时期出生于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门徒。他曾将普罗提诺的著作编纂成《九章集》，并著有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导论》，对西欧中世纪形式逻辑的研究影响颇大。　　[⑦]诺瓦利斯（一七七二—一八○一），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原名弗利德利希·冯·哈登堡，主要作品有《夜颂》、《宗教歌》、《花粉》、《基督教或欧罗巴》、《亨利·封·奥弗特丁根》等。　　[⑧]伊希斯是古埃及主要女神之一，众王之母。她单独或怀抱婴儿坐在宝座上或跪在棺前。主司众生之事，也是丧仪中的主神，能治病，有起死回生之力。第八章（西拉·弗兰奈里日记选）　　在山谷里一幢别墅的阳台上，有位年轻女子坐在躺椅上看书。我每天开始写作之前都要用望远镜观察她一段时间。透过这里清澈的空气我仿佛在她那一动不动的身形上看到了阅读这一不可见的运动的各种迹象，如目光的移动与胸膛的起伏，乃至词语在人脑中的运动：行止、奔流、阻滞、间歇，注意力的集中与松弛，思想的前进与回顾。阅读这一运动看来单调，实际上它在不断变化、起伏交错。　　有多少年我未进行过不带偏见的阅读了呢？有多少年我未读过别人的著作，未读过与我应写的事物有任何关系的书籍了呢？我转过身看看我的写字台、打字机、打字纸和即将开始写的那一章书。自从我变成一个被迫写作的人以来，阅读的愉快已经与我无缘了。现在我的工作仿佛就是为了描写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坐在躺椅上阅读的那位女子的心情，而我自己却被禁止有她那种心情。　　每天开始写作之前我都要观察那位女子，我希望我写作时的这一努力将能表达出那位女读者的呼吸和她那极其自然的阅读，表达出词语经过她的注意力的筛选即经过这一短暂的滞留之后被她的思想所吸收，变成她头脑里的映象，变成仅为她自己所有并且不能传达给他人的内心幻象。　　有时我异想天开，希望我正在写的话恰好是她正在念的话。这一想法对我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以致我觉得事实的确如此：我急匆匆写下一句话，然后起身走到窗户旁，拿起望远镜来观察这句话在她身上引起的效应低视察她的目光，她的嘴唇，她吸的香烟，以及她身躯在躺椅上的动作，观察她两条腿是直伸还是交叉跷在一起。　　有时我觉得我的写作与她的阅读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论我写什么都是舞文弄墨，与她阅读的东西毫不相干。如果我写的东西像手指在玻璃上划过那样出现在她阅读的那本书页上，那会把她吓得赶快把书本抛得远远的。　　有时我又相信，她读的那本书才是我的真正小说，我长期以来希望写却未能写出来的小说。现在那本小说在她那里，我在望远镜里能看见那本书，但看不清上面写些什么。我不可能知道那个“我”写了些什么，只知道我未能写出来也永远写不出那本小说。我坐在写字台边，不管怎么猜想、怎么抄袭她念的那本书，都无济于事，因为，对于那本只有她一个人念、别人都不会念的真正小说来讲，我不管写什么，都将是虚伪的。　　假若她像我看她阅读那样，在我写作时她也拿起望远镜冲我这里看，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坐到写字台边，背向着窗户，喏，我觉得背后有束目光正不停地吸吮我写下的句子，并把我的故事引向我所不能控制的方向。我的读者是吸吮我心血的人，他们把目光投射到打字纸上吸吮我写出来的字句。我这个人，当别人看着的时候，不会写作，因此我觉得我写下的东西并非我的东西。我真想离开他们，让他们寄希望于打字机上的打字纸和敲打键盘的我的手指。　　假若没有我，我写得多么好啊！如果在白色的打字纸与沸腾的语词和奔放的故事之间没有人来写，没有我这个碍手碍脚的人存在，那该有多么好啊！风格、爱好、哲学思想、主观意愿、文化修养、个人经历、心理因素、才能、写作技巧，等等，所有这些能使作品打上我的烙印的成分，我觉得它们简直是个笼子，限制我任意发挥。假若我只是一只手，一只斩断的手，握着一支笔写作……那么，谁支配着这只手呢？一群读者？时代的精神？集体的无意识？不知道谁在支配这只手。我之所以要取消我，并非要这只手成为某种确定的东西的代言人，只是为了让写作属于应该写出的东西，让叙述成为无人叙述的行为。　　也许我用望远镜观察的那位女子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说她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因此她才等待着我写出她尚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她确切地知道她在等待，亦即我写的东西应该填补她的这个真空。　　有时候我想到小说的素材，觉得我将要写的那本小说的素材好像早已存在！书中的想法是已经想过的，对话是已经说过的，故事已经发生过了，时间、地点都经历过；书只不过是非文字世界在文字中的等价的表现。有时候我又觉得在将要写的书与已经存在的事物之间只可能存在一种互补关系：用文字表达的书与不用文字表达的物质世界互为补充，而书中的情节在写出来之前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此时书还是一块空白，一块需要加以填补的空白。　　我看我总是围绕这个想法在兜圈子：不用文字表达的物质世界与我要写的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写作像沉重的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把眼睛移近望远镜，并对准那个女读者。在她的眼睛与书本之间有只白蝴蝶在飞翔。不管她念的是什么书，现在这只蝴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不用文字表达的客观世界现在充分体现在这只蝴蝶身上，而我的书应像这只蝴蝶一样，具体、集中而轻盈地反映物质世界。＿　　望着这位坐在躺椅上的女子，我觉得我应该进行“写实”，不是。说写她，而是写她的读书活动，即不论我写什么，我都应想到那是她阅读的东西＿　　现在我看见那只蝴蝶落在她书上，我要考虑到那只蝴蝶来写实，比如描写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把它写得与这只轻盈的蝴蝶有些相似。　　我也可以想着某个惨无人道的罪恶场面来对这只蝴蝶进行描写，把蝴蝶写成某种可怕的东西。　　故事大纲。　　两位作家居住在同一山谷的两面山坡上，他们的别墅遥遥相望，他们之间也相互观察。一位习惯上午写作，一位习惯下午写作。每天上午与下午，不写作的那位作家便把望远镜对准写作的那位作家。　　他们之中一位作家多产，另一位作家则陷入苦闷。苦闷的作家观察多产的作家，见他写了一页又一页，他的手稿变成厚厚的一沓。“他的书很快写完了，一定是本畅销小说。”苦闷的作家不无忌妒地气愤地想道。虽然他认为这多产的作家不过是个心灵手巧的匠人，善于迎合读者的爱好写些系列小说，但他掩饰不了他对这位善于系统表现自己的作家怀有强烈的羡慕心情。啊，何止是羡慕，还有赞赏，真心实意的赞赏，因为这位尽力写作的作家在与读者的交流中，不仅克服了自己性格中的内向性，而且把读者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慷慨地给了读者。苦闷的作家要做到多产的作家这样，谁知要付出多大代价啊。他希望把这位多产的作家作为自己的楷模，现在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变成与这位多产作家一样的人。　　多产的作家观察苦闷的作家，见他坐在写字台前啃手指，挠头皮，撕稿纸，一会起来去厨房里烧咖啡、沏茶或菊花晶，一会又拿起莎尔德林[①]的诗集来看（很清楚，莎尔德林与他要写的小说毫无关系）。他把已经写完的一页誊清，然后又一行行地杠掉。他先打电话给洗染店（事先已约定，他那条蓝裤子星期四以后才能洗好），然后又做了些现在无用、将来也许有用的笔记，再去查百科全书中的塔斯马尼亚[②]词条（很清楚，在他写下的那几页笔记中并未提到塔斯马尼亚），最后撕毁了两负笔记，并放听一张拉威尔[③]的乐曲。这位多产的作家从来不喜欢那位苦闷作家的作品，读他的作品时仿佛眼看就要抓住关键的东西了却老是抓不住那关键的东西，让人老是放不下心。但是，现在望着他写作，觉得这个人正在与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斗争，说不清是一团乱麻还是一条不知去向的道路。有时他觉得这个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因此对他赞赏不已。啊，何止赞赏，还有忌妒，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创作与这个苦闷作家的追求相比，简直太渺小、太浮浅了。　　在谷底的一幢别墅阳台上，一位年轻的女子边晒太阳边看书。那两位作家都用望远镜观察她。“她多么专心看书，仿佛连呼吸都忘记了，”苦闷的作家心里想道，“她翻页时的动作多么投入啊！她念的书一定像多产作家写的那种小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多产的作家则在心里想道：“她多么专心读书，几乎完全沉浸在深思之中，仿佛发现了什么神奇的真理！她念的书一定像苦闷作家写的。那种小说，充满深奥的含义！”；　　苦闷作家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他的作品能像这位女读者阅读。的那本书一样受到读者欢迎，于是他开始以他想像的多产作家的，写作方式着手写一本小说；而多产作家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他的作品能像这位年轻女子阅读的那本书一样受到读者的青睐，于是他开始以他想像的苦闷作家的写作方式着手写一本小说。　　这位年轻女子先后遇见这两位作家。他们都对她说，希望她能读读他们刚刚完成的小说。　　年轻女子收到两份手稿。几天之后她出人意料地邀请两位作家同来做客。“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她说，“你们送给我的是同一本小说的两份抄件！”　　或者：　　年轻女子将两份手稿弄混了，把苦闷作家按照多产作家的方式写成的小说退还给了多产作家，把多产作家按照苦闷作家的方式写成的小说退还给了苦闷作家。他们看到别人模仿他们的作品，双双感到极大气愤，于是重新按照自己的写作方式创作。　　或者：　　一阵风吹乱了两份手稿。女读者把它们收拢并混在一起，变成一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变成多产作家与苦闷作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小说。评论家们简直不知道应把这本小说归于谁的名下。　　或者：　　年轻女子一直是多产作家的热心读者，厌恶苦闷作家。她读字多产作家的新作后，认为这是一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因此得出结论说，多产作家以前写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与此相反，现在她回想起苦闷作家以前的作品，认为那些作品写得都很好，急不可待地要看他的新作。但是当她看到他的新作并非像她期待的那样时，便把他也抛到一边去了。　　或者：　　同上。把“多产作家”换成“苦闷作家”，把“苦闷作家”换成“多产作家”。　　或者：　　年轻女子是多产作家的热心……厌恶苦闷作家。当她读完多产作家的新作后，未发现有何变化；她喜欢这本书，但并不特别为之倾倒。至于苦闷作家的手稿，她认为这本小说与该作家以往的小说一样，平淡无味。她以通常的客套话回复了两位作者。他们都认为这位女读者并不十分细心，便不再注意她了。　　或者：　　同上。把……换成……　　我曾在一本书里读过，要表示思想的客观性时，可以使用“思考”这个动词的无人称形式，例如，不说“我思考”、“你思考”，只说“思考”，就像大家说“下雨”而不提谁下雨那样。宇宙也是有思想的，这种观点是我们看问题的依据。　　我能否像说“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那样，说“今天写作”呢？只有等我习惯使用“写作”的无人称形式时，我才敢相信我能够克服自己身上的局限性。　　那么动词“阅读”呢？能否像说“今天下雨”那样说“今天阅读”呢？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阅读比起写作来更应该是个别进行的活动。假若写作能够超越作者个人的局限性，那么写作的意义仍旧在于它的作品要经过读者个人的思维回路得到阅读。只有作品得到某个读者的阅读，才能证明该作品具备了作者赋予它的功能。因此作品的功能超越了个人的范围。宇宙什么时候才能表现自己呢？只有当人们可以这样说的时候它才能表现自己：“我阅读，因此宇宙在写作。”　　我看见这位女读者脸上显露出的正是阅读的这种特殊的幸福感，而我自己则不能享受这种幸福。　　我写字台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别人送我的招贴画，画着斯努皮狗[④]蹲在打字机旁，上面还写有一句话：“一个黑暗与动荡的夜晚……”每当我坐到写字桌前看到这句话时，它那无人称语气仿佛打开了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从此时此地的时间与空间走向作品的时间与空间的通道。我感到兴奋，感到这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是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件。我相信，不管有用无用，最好还是共同约定一个通道、一个开端。我知道，说谎成癖的斯努皮只会说那么几句话，绝不会说别的话。轻而易举地进入另一个世界，那只是幻想。我在这种梦幻般的幸福感支配下立即动手写作，但我面前的白纸上展现出的却是一片空白。　　自从我面前挂上这幅招贴画，我再也无法写作了。必须尽快从墙上把这个可恶的斯努皮狗像摘下来，可我又老是下不了决心，因为这个少儿时代的玩偶已经成了我目前状态的象征，它时时提醒我、告诫我。　　很多小说第一章开头的魁力在以后的叙述中很快消失了，因为开端只不过是一种许诺，对后面的故事及其可能的种种展开方式的一种许诺。我真想写一本小说，它只是一个开头，或者说，它在故事展开的全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开头时的那种扭力，维持住该者尚无具体内容的期望。这样一本小说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呢；写完第一段后就中止吗？把开场白无休止地拉长吗？或者像个千零一夜》那样，把一篇故事的开头插到另一篇中去呢？　　今天我要把一部名著的最初几段抄写一遍，看看在它那开头里蕴藏的力量能否传递到我的手上来。如果我的手真能获得这科力量，它便会自发地接着写下去。　　“七月初，一个十分炎热的日子。接近黄昏时，一个年轻人从转租的位于S胡同的小房间里走出来，慢慢地、仿佛是漫不经心地走向K桥。”　　我必须把第二段也抄下来，好让这篇故事自然而然地带着我前进：　　“他在楼梯上成功地避开了女房东。他的房间在一幢六层楼高的经济公寓最上面，小得像个衣柜，根本不像一间住宅。”我一直抄到：“他欠女房东许多房钱，害怕碰见她。”　　抄到这里，下面的话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不由自主地抄下去：“他并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恰恰相反，一段时间以来他性情暴躁，仿佛患了疑心病。”既然抄到这里了，我就接着把这一段抄下去，不，一直抄它几页，一直抄到主人公来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面前。‘哦是拉斯柯里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之前搬到您这里来的，——年轻人急忙低声说道并向她鞠了个躬。他提醒自己应该更有礼貌此　　我停下笔，以免抄写全本《罪与罚》[⑤]。这种诱惑已控制着我。我仿佛突然明白了，誊写这个现在已不可思议的职业曾经具有何种意义与吸引力。誊写人员同时生活在两种时空之中，即读与写这两种时空之中，因为他可以抄写而不为自己面前空白的纸张担忧，又可以阅读而不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可能涉及何种具体对象操心。　　有位自称翻译我的作品的人来找我，并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在未经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广泛翻译出版，这有损我的利益也有损他的利益。他递给我一本书，我翻了一下，没看出有什么问题。那是一本日语书，只有书皮上我的姓名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　　“我连这是我的哪本小说都看不明白，”我说，并把那本书还给他，“可惜我不懂日语。”　　“即使您懂日语，也认不出这是您的哪本书，”来访者说道，“这本书您从来未写过。”　　他向我解释说，日本人仿制西方产品的能力已发展到文学方面。大皈有家公司已掌握了西拉·弗兰奈里小说的格式，能够制造出他的第一流新小说并使之充斥世界市场。把它们再翻译成英文（说得确切些，把它们翻译成假冒的英文原著），任何评论家都不能把它们与弗兰奈里的原作区别开来。　　这个消息像魔鬼一般把我弄得心神不宁，木仅是因为这在经济上和道义上会给我造成损失，而且因为我对这些伪作，对我自己在另一种文化土壤上发出的新芽，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忧虑。我想像着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老翁正在跨越一座拱桥。他就是我的日本形象。他正在构思我的一篇小说，经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过程，达到与我完全相同的结果。因此，大限这家公司仿制的弗兰奈里伪作虽然只是我的作品的低劣的仿造，但它们同时又可能包含着一种典雅而神秘的智慧。后者则是真正的弗兰奈里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当然，在这位陌生人面前我不得不掩饰自己这种双重反应，仅仅表示同意收集各种必要的证据，提起诉讼。　　“我要控告伪造者和推销伪作的人！”我故意盯着这个年轻人说道，因为我怀疑他参与了这场肮脏的交易。他说他叫艾尔梅斯·马拉纳，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他的头前后很长，像个飞艇，凸起的前额里仿佛隐藏着许多东西。　　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暂时住在日本。”他回答我说。　　他说，他对有人盗用我的名义感到气愤，并表示准备帮助我终止这场骗局。但是，他又补充说，这也没什么值得气愤的，因为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欺骗，文学中的真实就是欺骗，因此，一篇伪作既然是欺骗之欺骗，那么它就具有次等的真实性。　　他继续向我阐述他的理论。根据他那种理论，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他的许多观点我是同意的，但不能让他看出来。他说他对我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是个可以被人模仿的作者；第二，因为我具备成为一个大模仿家的必要条件，能够制造出天衣无缝的伪作来。因此，我能够成为他所谓的理想作家，即完全溶解在严严实实包裹着现实世界的虚构之中的作家。由于他认为技巧就是事物的实质，所以作者只要能够发明一套完善的技巧，便能与一切事物等同起来。　　我无法把昨天与那个马拉纳的谈话驱出自己的脑海。我也希望把我自己从作品中抹掉，并为每一本书找到一个新我、新的声音、新的姓名，获得一次新生。但是，我的目的是在小说中捕捉到不能阅读的物质世界，那里既不存在任何中心，也不存在我。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笼统的作者也许是个很不起眼的人，例如在美国叫做捉刀的人、影子作家等。他们的职业虽不太受人尊敬，他们的作用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无名的编辑，把别人要讲述但不会写或没时间写出来的东西编辑成书；他们是书写的手，把忙于生存的事物变成文字。也许这才是我的真正使命，可我辜负了这一使命。我本来可以变成许多个“我”，与其他人的“我”连接起来，装扮成许许多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　　既然书中的真实只能是个人的真实，我便决定写我自己的真实。写我自己的真实的回忆？不，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的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写我自己的真实愿望？不，愿望也只有在不受意识的支配时才是真实的。我惟一能够写的真实就是我现在经历的这一时刻。也许这本日记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在这里尽量真实地记录了我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不同光线下看到的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子的形象。　　为什么不承认我这种不满情绪是妄自尊大白日做梦呢？一个要消除自己、让位于身外之物的作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表示一切的惟一的书；要么写出所有的书，在每本书里仅反映一个局部，通过局部反映整体。包罗万象的惟一的书，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圣书，是揭示一切的语言文字。但是，我不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包罗一切，我要写的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事物。因此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写出所有的书，写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写出来的所有的书。　　如果我想我只能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种种问题便会阻碍我，使我止步不前。如果我想我要写的是整整一个书库，那么我的心情便不会感到压抑，因为我知道不论写本什么样的书，它都将得到补充、反驳、衡量、增补，将被成千上万本我尚需写作的书籍所掩埋。　　古兰经是创作条件最清楚的圣书。这本圣书与万物之间至少有两个媒介，即穆罕默德听安拉讲话，再把这些话讲给文书记录下来。有一次——为这位先知作传的人说——穆罕默德在向文书阿布杜拉转述安拉的启示时，讲到一半停住了。阿布杜拉本能地提醒他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先知由于一时疏忽把文书的话当成了真主的启示。这件事使阿布杜拉非常愤慨，随后便离开了先知并放弃了对他的信仰。　　文书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句子的责任在他，他应该考虑文字上的连贯性，考虑语法和句法，以便容纳在变成语言之前就已十分流畅的思想，接收作为一位先知讲来必然十分流畅的话语。既然安拉要把自己的启示表示成文字，文书的合作便是不可缺少的。穆罕默德明白这点，有意让文书来结束那句话。但是阿布杜拉却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权力。他丧失了对安拉的信仰，因为他缺乏对写作的信心，缺乏对他自己这个从事写作的人的信心。　　如果允许一个非信徒修改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说，那么我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阿布杜拉在记录时写错了一句话并因此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穆罕默德虽然发现了这个错误，却决定不去改正它，故意保留这一谬误。即使这样，阿布杜拉也不应感到愤慨，因为先知的冲动与言语只有在写到纸上之后才具备最终形式，在变成文字之前无所谓正确与谬误。无限的非文字世界要变成可被阅读的世界，只能通过我们的手做出有限的写作动作来实现，诸如拼写中犹豫不决、疏忽大意和下意识的颤抖等等。如果否认这些现象，这些身外之物便休想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而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传递信息。　　喏，那只白蝴蝶已穿过山谷，从女读者的那本书上飞到我面前的稿纸上来了。　　这个山谷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一些图书经纪人等待我的新小说，他们从世界各地出版社已经支取了我这本小说的预酬金；一些广告商希望我笔下的人物穿某些衣服、喝某些果汁；一些编制计算机程序的专家则提出要求，要我同意他们用计算机完成我那些未完成的作品。我尽量少出门，不上村里去；如果要散步，就走小路上山。　　今天我碰见一队小青年。他们身穿童子军服，既兴奋又小心地在草地上把各种色布排成几何图形。　　“这是给飞机的信号？”我问道。　　“给飞碟的，”他们回答说，“我们要观察尚未认识的物体。这里是个空中通道，近来飞碟经常经过这里。人们认为，因为这里有位作家，外星球上的人想通过他和我们交往。”　　“有什么根据呢？”我问。　　“根据是，这位作家早已陷入危机，不能写作了。报纸上正在讨论他不能写作的原因。我们估计，可能是别的星球上的居民使他失去了创作能力，因为他们要把他大脑中地球上的概念清洗干净，让他变成一部接收机。”　　“为什么非要找他不可呢？”　　“外星人不能直接表达各种事物，需要进行间接表达，例如通过可以引起强烈兴奋的故事来转义地进行表达。这位作家好像是位技巧妇熟、思想灵活的作家。”　　“你们读过他的小说吗？”　　“他以前写的小说都没意思。等他摆脱目前的危机再开始写作，他的新书中就可能包含来自宇宙的信息。”　　“宇宙信息是怎么传导给他的呢？”　　“通过精神渠道传导给他。他自己不应该有所察觉。他以为在依靠自己的天资写作，而宇宙发来的信息以宇宙波的形式，经过他的脑子渗透到他写下的句子中去。”　　“你们能够释译宇宙信息吗？”　　他们未予回答。　　假如我使这些年轻人对宇宙的期望落空的话，我会感到某种失望。其实我可以在下一部著作中插入某种东西，让他们觉得那是宇宙给予我的启示。可现在我却想不出插进什么东西。等我开始写作时，也许我会产生某种想法。　　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写作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我写的内容都是外星人口述的，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我一直等待着来自星际间的启示，我的小说毫无进展。假如过不多久我又开始一页一页地写下去，那就说明银河系在向我发送信息了。　　可是，现在我能够写的就是这本日记，即对那个坐在那里阅读的年轻女子的观察。她读的什么书，我不知道。来自星际间的信息是在这本日记里呢，还是在她念的那本书里？　　有个姑娘来找我。她正在写一篇有关我的小说的论文，要在大学里一次重要讨论会上宣读。看到我的作品能够完全证实她的观点，这无疑是件好事（不知是对我的小说还是对她的论点来说是好事）。从她那十分详尽的介绍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她的文章十分严肃，但是在她眼里我的小说却变得面目皆非了。我不怀疑这个罗塔里娅（她叫这个名字）认真地读过那些小说，但是我想，她读那些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她阅读之前就存在于她脑子里的东西。　　我试图向她解释，她却略带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您要我在您的书中仅仅看到您的观点吗？”　　我回答她说：“不是这样。我期望读者能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这只能在读者认为他们读的东西是他们木知道的东西时才会发生。”　　（幸运的是，我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另一个女子读书，并使自己相信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像这个罗塔里娅。）　　“您要求的是被动的、躲避问题的、落后的阅读方法，”罗塔里娅说，“我妹妹就是按您这种方法阅读。恰恰是因为我看到她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西拉·弗兰奈里的小说而不提出任何问题，我才产生了把弗兰奈里的小说作为我的论文题目的想法。弗兰奈里先生，我正是抱着这个目的阅读您的作品，而且也是为了，如果您愿意深究的话，向我妹妹柳德米拉证明应该如何阅读一位作家，即便他是西拉·弗兰奈里也不例外。”　　“谢谢您对我使用‘即便’一词以示区别。您为什么不同您妹妹一起来呢？”　　“柳德米拉认为，最好不要认识作者本人，因为真实的人从来不会与读书时想像的作者形象吻合。”　　我真想说，这个柳德米拉可能是我最理想的读者。　　昨天晚上，当我走进我的书屋时，看见一个陌生的黑影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我想跟踪他，却未找到他的踪迹，我常常觉得，尤其在深夜里觉得，有人躲在我这房子周围的灌木丛里。　　虽然我尽量少出门，也觉得有人把手伸向我的稿件了。我已不止一次发现我的手稿有短缺现象，几天之后又在原地找到这些缺页。有时它们变得面目全非，仿佛我已记不清我都写了些什么，或者说，仿佛我一夜之间变得自己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问罗塔里娅，我借给她的书她是否已看过几本。她回答说没有看，因为她在这里没有电子数据处理机。　　她向我解释说，按一定程序工作的数据处理机可以在几分钟内读完一本书，并把书中的全部词汇按照出现频率高低的顺序记录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份‘读后报告’，”罗塔里娅说，“节约宝贵的时间。阅读一篇作品，除了记录下它的题材重复、词汇形式与意义的重复之外，还有什么呢？电子计算机阅读后，给我打印一张词汇频率表。凭借这张词汇表，我就能大致想像出我在评论中应对这本书提出什么问题。当然，出现频率最高的有些是冠词。代词和小品词，这些并不是我要注意的词汇。我首先注意的是那些含义丰富的词汇，它们能使我对全书有个相当准确的印象。”　　罗塔里娅给我带来了几本经电子计算机处理过的小说，即以出现频率高低排列的词汇表。“如果是一本五万至十万字的小说，”她对我说，“我劝您立即注意出现频率在二十次左右的词汇。您看这里。出现十九次的词汇是：　　皮带、指挥官、牙齿、做、有、一起、蜘蛛、回答、血、哨兵、开枪、立即、你、你的、看见、生命……　　出现十八次的词汇是：　　够了、漂亮、帽子、直到、法国人、吃、死、新、走过、土豆、点、那些、青年、晚上、走、来……”　　“您现在还看不出讲的什么事吗？”罗塔里娅问道。“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战争小说，战斗描写，文字枯燥，带一点恐怖气氛。也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肤浅的作品。为了证实这点，最好在仅出现过一次（决不能因此而认为它们。重要）的词汇表中做些抽样调查。例如抽出这些词汇：　　裙子、埋葬他、地下的、埋葬她、埋葬了、薄的、树林下、手边、流氓无产者、楼梯下的小室、地下、女内衣……[⑥]”　　“不，这本小说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肤浅，一定还隐含着什么东西。我可以把我的研究工作引向这条轨道。”　　罗塔里娅给我看另外一些词汇表。“这是另一本小说，风格迥然不同。您看这些出现过五十次左右的词汇：　　有、丈夫、少、里卡尔多、他的（五十一次）；东西、前面、回答。是、火车站（四十八次）；刚刚、房间、马里奥、一些、大家、次（四十七次）；去、上午、好像（四十六次）；应该（四十五次）；直到、手、感觉（四十三次）；年、切芹娜、谁、德莉娅、姑娘、你是、晚上（四十二次）；窗户、能够、几乎、孤独、回来、男人（四十一次）；我、要（四十次）；生活（三十九次）……”　　“您看呢？情景相融、思想感情轻描淡写、出身微贱、乡间生活……作为反证，让我们从出现过一次的词汇中抽样：　　受冻、受骗、设法、工程师、忌妒、无真、吞食、吞下、跪下、向下、不公正、放大、发胖……[⑦]”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故事中的气氛、人物的心情和社会背景……现在让我们看第三本小说：　　去、头发、账、身体、上帝、根据、钱、尤其、次（三十九次）；面粉。雨、贮备、有人、理智、晚上、在、维琴佐、葡萄酒（三十八次）；甜。因此、贮具、腿、死、他的、鸡蛋、绿的（三十六次）；有、小孩、唉、白的。头、做、天、机器、黑的、甚至、胸膛、留下、布（三十五次卜……”　　“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具体的、血淋淋的、真实可靠但有点粗俗的小说，感情逼真，毫不矫揉造作，一部民间的爱情史。这里我们也看看频率为一的那些词汇，例如：　　青菜、处女、害羞、我害羞、你害羞、他害羞、我们害羞、发生、苦艾酒[⑧]……　　“看到了吗？多么天真而美好的犯罪感啊！这种迹象非常可贵，可以从这里开始研究，提出您的设想……我怎么跟您讲的？难道这不是一种既迅速又有效的读书方法吗？”　　罗塔里娅以这种方式阅读我的小说，使我感到不安。现在我每写下一个词，都能看见它在计算机软件盘上旋转，然后被排列到频率表中去，放到其他一些我无法知道的词旁边；我问自己，这个词我用过多少遍了，充分意识到把单个音节拼写成这个词的责任；我试着想像这个词我使用了一遍或五十遍可能导致什么结果。也许我还是把它杠掉好……可是，我不管写个什么词来代替它，没有一个词能经得住这种考验……也许我不用写书了，还是按字母表顺序写个词汇表，用一堆互不联系的词汇来表达一种我自己尚不知道的真理；也许计算机倒过来执行自己的程序时，能从这堆词汇中推导出我的小说来。　　那个写我的论文的罗塔里娅，她妹妹也来找我了，来前未打过招呼，好像偶然路过这里似的。她说：“我叫柳德米拉，读过所有您写的小说。”　　因为我知道她不愿意认识作者本人，所以见到她使我感到奇怪。她说她姐姐对事物的看法是片面的；当罗塔里娅跟她谈到见过我时，她要检验一下她姐姐的话，同时也因为我对她只是个理想的作家形象，她决定亲自来检验一下我这个人是否真正存在。　　用她的话说，理想的作家就是像“南瓜秧子结南瓜”一样创作的作家。她还用了一些别的顺应自然过程的隐喻，像风沿山坡走。潮水有涨落、年轮不瞒树龄等。这些都是关于文学创作的一般性譬喻，惟有关于南瓜的譬喻是指我的。　　“您生您姐姐的气吗？”我问她，因为我听她讲话时语气里带有火药味，就像人们为了维护自己观点反驳他人时那样。　　“不，我是生您认识的另一个人的气。”她回答道。　　我未费多大劲就弄清了她来访的原因。柳德米拉是那个翻译者马拉纳的女朋友，或者说曾经是他的女朋友。马拉纳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结构与手法是否复杂，即由欺骗、圈套等齿轮构成的整个机器是否复杂。　　“您认为我和他不一样吗？”　　“我一直这么想：您写作就像动物筑巢，如蚂蚁建蚁穴，蜜蜂筑蜂房。”　　“我相信您说这话不完全是为了讨我喜欢，”我回答说，“喏，您现在亲眼见到我了，希望您并不感到失望。我符合您想像的西拉·弗兰奈里的形象吗？”　　“不，我不感到失望，不是因为您符合某种形象，而是因为您正像我想像的那样，是个极普通的人。”　　“我的小说给您这种印象吗？”　　“啊不……西拉·弗兰奈里的小说很有特色……好像它们早已存在，您创作它们之前就早已存在，一切细节都存在……好像它们通过您，借助您才表现出来，因为您会写作，它们需要能把它们写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存在……我多么希望能看您写作，检验一下是否果真如此……”　　我感到非常痛心。对这个女人来说，我只不过是个没有生命的写作机器，时刻准备把独立于我而存在的幻想世界由未表达出来的状态转化为文字。如果她知道我现在已不具备她想像的那一切，即我既没有表达能力也没有需要表达的东西，如果她知道这一切，那就糟透了。　　“您以为能看到什么呢？有人看着我的时候，我无法写作……”我辩解说。　　她解释说，她认为文学的真实性在于写作这一行为的生理属性。　　“……行为的生理属性”，这句话开始在我脑子里旋转并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形象，我已无法控制自己了：“生存的生理属性，”我低嚷道，“喏，这就是我，我是个活人，在您面前，在您的生理存在面前……”我说这话时心里油然产生一股忌妒之意，不是忌妒他人，而是忌妒我自己，忌妒那个写小说的我占领了这位年轻女子的心。此时此地的我，拥有充沛精力却缺乏创作热情的我与这位女子分开了，被打字机的字盘和卷轴上的白色打字纸远远地分开了。　　“沟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向她解释说，并急忙向她靠拢。我头脑里各种各样的视觉映象和触觉映象来回翻腾，促使我去迅速消除我与她之间的距离。　　柳德米拉挣扎着，尽力摆脱我，“弗兰奈里先生，您要干什么？我们是在讨论问题！您不要搞错了！”　　当然，我的动作可以更文雅一点，可现在已别无他法了，只有孤注一掷；我围着写字台追逐她，嘴里还不停地说些我承认是下流的话，像“您以为我老了，不，我还……”　　“弗兰奈里先生．您完全误会了，”柳德米拉说。她停下来，把厚厚一本韦氏英语大词典置于我们之间。“我完全可以跟您睡觉；您是位兴趣高雅、外貌漂亮的人。但这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与我读的小说作者西拉·弗兰奈里毫无关系……正如我跟您说过的，你们是两个人，完全不能混淆的两个人……我不怀疑您就是您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这方面您同我认识的许许多多其他男人完全一样，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人，是西拉·弗兰奈里小说中的西拉·弗兰奈里，与站在我面前的您毫无关系……”　　我擦擦头上的汗，坐下来。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消失了。也许是我消失了，也许是我的具体内容消失了。难道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状态吗？不正是我力求达到的非个性化吗？　　也许马拉纳与柳德米拉两人来访的目的都是为了告诉我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解脱呢，还是惩罚。他们为什么现在来找我呢？现在我觉得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了，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为什么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来找我呢？　　柳德米拉一出门，我就奔向望远镜，想看看那个坐在躺椅上看书的女子以慰藉自己。她不在，于是我怀疑，她是否与来这里会我的女子是同一个人呢。也许她就是我的各种问题的根源。也许他们共同合谋来阻止我写作，柳德米拉，她姐姐，还有那个翻译者，都是一伙的。　　“我最喜欢的小说，”柳德米拉说，“是这样的小说：它们在极其复杂、残酷与罪恶的人际关系周围蒙上一层似乎透明的外罩。”　　我不明白，她说这话是要说明我的小说中什么东西吸引她呢，还是要说明她在我的小说中希望看到却未看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柳德米拉的特点就是不满足，因此她的爱好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她的不满情绪而变化。（不过，她今天来找我时，仿佛已经忘却了昨天发生的事。）　　“我在望远镜里可以看到谷底一位女子坐在阳台上看书，”我向她讲述，“我这样向自己提问：这位女子看的书使她感到平静呢，还是使她感到焦虑？”　　“您觉得呢？她是平静呢，还是焦虑？”　　“平静。”　　“那么她读的是令人焦虑的书。”　　我向柳德米拉讲述有关我的手稿的一些奇怪想法：它们一会消失了，一会又出现了；再现时已不是原来那样了。她告诉我应该十分小心，因为现在伪经书正阴谋向各个领域扩张。我问她，她从前的男朋友是否是这场阴谋的首领。　　“凡是阴谋最后都会摆脱首领的控制。”她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伪经（来自希腊文apókryphos，隐蔽的、秘密的）：一、原指宗教团体的“秘密书籍”，后指宗教组织确定自己的圣书后那些未被承认的经书；二、指那些不属于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位作家的书籍。　　字典里都是这样解释的。也许我的真正使命就像一个在各种意义上都称为写作伪经的人的使命。因为写作的含义总是把什么东西隐蔽起来，然后再让人去发现；因为从我的笔管中能够写出来的真理，就像一块磨盘受到强烈冲撞之后，从上面脱落下一块碎片飞向远处；因为没有伪造的东西就没有真正的东西。　　我真想找到艾尔梅斯·马拉纳，建议他我们共同组织一个向全世界倾销伪书的公司。可他现在在哪里呢？回日本去了？我想方设法让柳德米拉谈论他，希望从她嘴里套出点具体情况。柳德米拉说，伪造家为了开展活动，需要隐藏在小说家人数众多且多产的国度里，以便把他们的伪作隐蔽起来，把他们的伪作与用真正的原材料严格生产出来的产品混淆在一起。　　“那么说他回到日本去了？”可是，柳德米拉仿佛不知道这个人与日本有什么联系。她认为这个不讲信义的翻译者从事伪造的秘密基地在地球的另一面。从他最后的信件来分析，艾尔梅斯·马拉纳的踪迹是在安第斯山脉附近消失的。然而柳德米拉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让他滚得远远的，她逃到这里的山区来，正是为了躲避他；现在她相信不会再看到他了，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就是说您要走了？’俄问道。　　“明天上午走。”她通报说。　　这个消息使我很伤心，我突然感到很孤独。　　我与观察飞碟的小青年又谈过一次话，这次是他们来找我的，想检查一下我是否已写出了外星人口述的书。　　“没有。但是我知道那本书在什么地方。”我一边走向望远镜一边说道。很久以来我都有这个想法，认为坐在躺椅上的女子看的那本书就是他们要找的来自星际的书。　　那个阳台上已没有那位女子了，我失望地把望远镜对准山谷的其他地方，却看见一个男人，身穿城里人的衣服，坐在崖石顶上专心致志地读着一本书。这一奇妙的巧合使我有理由认为那就是位外星人。　　“喏，那就是你们要寻找的书。”我对那些年轻人说，一边把望远镜让给他们看那位陌生人。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眼睛凑向望远镜，然后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向我道谢并告辞。　　一位男读者来找我，向我说明那个使他感到不安的问题：他得到了两本我写的书名叫“……线”的小说，外表装饰完全一样，内容却是两本毫不相干的小说。一本写的是一位教授不能容忍电话铃声，另一本写的是一位富翁收藏万花筒。可惜他无法对我讲述更多的内容，也不能把那两本书拿给我看，因为那两本书他还未看完就被别人拿走了，第二本小说是在距此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被抢走的。　　这件令人奇怪的事使他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他告诉我说，上我家来之前他想弄清楚我是否在家，同时也想再往前看点那本小说，以便更有把握地跟我谈他碰到的问题。于是他坐在一块崖石顶上读起来，他从那里还可以注意我别墅里的情况。过了一会，一伙疯狂的年轻人突然包围了他并抢走了书。他们围着那本书举行了一场即兴的仪式：一人把书高高举起，其他人都以虔诚的目光注视着那本书。不管他怎么抗议，他们也不予理睬，带着那本书跑到森林里去了。　　“这儿山谷里有许多怪人，”我尽力安慰他说，“您别再想那本书了。您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那是一本伪作，是在日本制造出来的。一家日本公司蓄意从我的小说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中捞取好处，肆无忌惮地推销书皮上印着我的姓名的小说，其实那都是对一些日本无名之辈的剽窃。那些小说，因为无人出版，最后只好送到造纸厂去当原料。经过长期调查，我已揭穿了这个阴谋。我和那些被剽窃的日本作家在这个阴谋之中都是受害者。”　　“说实话，我读那本小说还挺喜欢的，”男读者承认说，“可惜我无法读完那本书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您它的出处：那是本日本小说，略微把人物姓名和地名改换成西方的名称；书名是‘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作家叫伊谷高国，是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作家。我可以给您一本英译本，以补偿您的损失。”　　我从写字台上拿起那本书，装进纸口袋里递给他，让他当场别翻阅那本书，同时还让他明白，这本书与《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毫无共同之处，与我的其他小说，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无共同之处。　　“我知道市场上有一些假冒的弗兰奈里作品，”男读者说，“而且相信我那两本书中至少有一本是假的。您还有什么要告诉我吗？”　　让这个人进一步了解我的问题，也许太不谨慎。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回避他的问题：“我将要创作的小说，我才承认是我的小说。”　　男读者会意地微微一笑，然后严肃认真地说道：弗兰奈里先生，我知道谁是这一切的幕后指挥，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叫艾尔梅斯·马拉纳的人。他制造了这一切，是出于对您的忌妒，因为您认识一位叫柳德米拉·维皮特诺的年轻女子。　　“那么您来找我干什么呢？”我驳斥他说，“您去问那位先生是怎么回事好了！”　　我怀疑在男读者与柳德米拉之间有某种联系。这种怀疑足以使我的语气变得带有敌意。　　“那我只好去找他了，”男读者表示赞同。“正好我因公要上他呆的地方——南美洲去出差，顺便去找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