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理说实话-10

桂晓奇说，我怎么也想不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本农委办的农村改革的杂志社的负责人，把党的农村政策告诉农民，是我应该履行的职责，这有什么错啊！书要查封、职要撤，连看书、传书的农民也要受惩罚、受镇压，怎么会这样啊！县乡干部违背中央政策，加重农民负担，农民用中央政策维护自己权利，到乡里县里讲理，讨说法，这是合法的，县乡政府应无条件把多收的钱退给农民。由此带来的"不稳定"应由县乡干部负责，应当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但有些领导不这么看，习惯地认为，如果不给县乡干部"撑腰"，农民就会"造反"，农民造反是变天的大事，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到底，农民是二等公民。桂晓奇不服气，他要搏一搏，一定要把这本《减负手则》送到农民手中。没过两天，《南方周末》（10月12日）以《一本奇书的奇遇》为题全面报道了《手册》从出笼到查封，至桂晓奇撤职的过程。不久，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请桂晓奇做嘉宾，向全国的观众讲述了"奇书的奇遇"。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连续一个星期对"奇书的奇遇"进行了系列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节目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还留下了一句："我们将进一步关注事情的发展，要进行跟踪报道。"在10月12日的《南方周末》头版，我再一次呼吁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随后全国多家媒体转载，一时间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很敬佩桂晓奇的勇气，我在珠海关注着桂晓奇的命运。后来，桂晓奇家里的电话变了，手机换了，联系不上了。有一天，突然接到桂晓奇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现在是有家难回了，天天有公安局、检察院的人找他的麻烦，不得不出门避一避风头。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听到《减负手册》发行的消息，更没有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跟踪报道。桂晓奇的遭遇，又一次应验了《蓝火头》的作者申跃中老先生（农民问题专家）写给我的信中的那段预言："梁漱溟为农民讲话付出了代价，彭德怀为农民讲话付出了代价，现在为农民讲话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又一个为农民讲话的人付出了代价！第六部分 7.我爱深圳（1）体验深圳人才市场《深圳商报》付盛宁先生，从《南方周末》上得知我在深圳打工的消息后，通过《南方周末》找到了我的电话和家庭住址。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付记者来到了我家。付记者是广西人，出身农民，我们一见如故，亲如兄弟。10月31日《深圳商报》以《李昌平深圳当上打工族》为题，对我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没有想到的是，家里的电话日夜响个不停，不知有多少素不相识的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我在深圳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每到周末，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便上门来约我出去打球、去吃饭、去聊天，不少企业的老板留下电话随时欢迎我的加盟。有一天，我想试一试通过市场找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带好自己的资料，来到人才市场。一位先生接过我的身份证和文凭的复印件，立刻把我认了出来。他把我的资料迅速输入电脑后，叫来他们的经理把我请到办公室。那位经理很爽快："您的工作包在我们人才市场的身上，我们给您找最好的工作，不收您一分钱的介绍费，包您满意。"第二天，人才市场就打来电话，说是有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板请我去谈谈。我本来是有工作的，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去了。进出口公司的谭老板，对我很热情，介绍了他们公司的情况，愿给助理的位置，开出的工资是我在监利县的10倍还多，希望明天我去报到。我没有去谭老板那儿报到，因为我感到谭老板多少有些是出于同情才用我。我怕再出现这样尴尬的事，给人才市场回了电话，告诉他们我找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人才市场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我的工作情况，问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在深圳做农民真爽深圳这地方，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很难分辨，有权势的人和无权势的人很难分辨，人与人之间不易感受到等级差别、贵贱之分，大家都平等和睦相处，活得也有尊严。企业老板和工商、税务、公安、政府官员的关系不是鼠猫关系，是鱼水关系。深圳这地方，到处美丽如花园，甚至比内地的花园还漂亮。无论什么人到了深圳，对深圳的一草一木自觉爱护，过去随地吐痰、不爱护花草的坏习惯不见了。在深圳，你会自觉买公共汽车票，你会主动给老人让座，你会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的素质就好像一下子得到了升华。深圳这地方，是座移民的城市，这里有一百多家监利农民开的美容院、休闲吧，这里有几百家监利农民开的酒馆、排档，这里有几十家监利农民开的工厂，这里也有数不清的拾破烂、做钟点工的监利贫民。这里没有来来往往应接不暇的穿制服的官，在深圳开一家店应交的税费只有监利的十分之一。这里靠本分吃饭，靠智慧挣钱，靠优势发展，这里在逐步消除对农民的不平等政策。深圳这地方，最富的是当地农民，他们拥有最稀缺的资源——土地，在深圳的飞速发展中，最实惠的是农民，如果你拥有深圳农民户口，您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是个有稳定收入的富豪，做深圳的农民让你感到做农民真爽。3个月后，我到医院去复查身体，检验结果表明，体内的各种指标都正常，我把这个情况报告301医院的医生，感谢医生，北京的医生却告诉我："应该感谢深圳。"第六部分 8.反思监利改革"稳定"派的胜利2000年年底，棋盘方面传来消息：棋盘乡的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原乡长柳会军出任乡党委书记，分盐镇副书记李良贵出任棋盘乡乡长。原班子成员中的三名副书记、两名副乡长调出。柳会军，45岁，棋盘乡潘河村人，教书先生出身。在棋盘乡从事行政工作已有10多年，担任政府乡长5年，为人忠厚老实、谨慎细微，原则性较强，但不敢坚持原则，属典型老好人。主管政府经济工作多年，但对财政所、经管站提供的会计、审计报表一见就头痛，可能天生对数字没有兴趣，所以虽担任乡长多年，但一直搞不准乡里的家底。如何对全乡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控制，束手无策。我在棋盘时，省市县三级工作队的领导和成员都认为将柳调出棋盘有利于改革的深入。再者，Y书记曾说过，柳年龄偏大了，不可能提拔当书记了，这无疑对柳是一个打击，所以柳迟调走不如早调走，选拔年轻人接任乡长是当务之急。时任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的蒋宏也对老柳有很保守的评价，曾打算建议县委将老柳调到某局下属单位任职。蒋说，几个人，有工资发的闲单位比较合适老柳。柳本人也多次在乡干部会上袒露心迹，诚言自己没有当书记的能力，希望能进城找个清闲单位。下半年，蒋宏同志改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老柳出任棋盘的书记——省市县改革前沿阵地的书记，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意外！仔细想想，老柳出任书记，说意外也不意外，也有其合理性。1996年12月，我出任全县最乱、最穷的柘木乡的党委书记。当时的柘木乡，财政负债1200多万元，村级负债2800多万元，在当时不仅是全县之最，在全市也绝无仅有。到任后，我和乡长在当时的县长Y同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艰巨改革。当时的省市县领导也曾充分肯定"柘木乡经验"，号召推广"柘木乡经验"。1997年6月，我到武汉学习期间，发生了"茶卜事件"。反对改革的势力有了反攻的机会，县主要领导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和反对改革的势力达成妥协，以牺牲书记、乡长为代价，平息了"茶卜事件"。"茶卜事件"平息后，县委立即开始组建柘木班子，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下，从本土产生了乡长，还特地把曾在柘木工作过的另一个乡的书记调回柘木乡任书记。新班子组建后，县主要领导要求一切服从稳定，新班子艰难而被动地维护着稳定，改革的成果慢慢付诸东流。一年半后，柘木乡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农民不堪重负，乡党政领导失去了权力基础，基层组织绝大多数瘫痪或半瘫痪了。县委于1998年底对柘木乡领导班子进行彻底改组，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求改革促发展，发展保稳定。但由于柘木元气已散，加上有我的前车之鉴，柘木的改革一直只有雷声，不见雨点。即便在2000年监利"声势浩大"的改革背景下，县委派出20多个工作组加强柘木改革，也只是"声势浩大"地走了一次过场而已。现在的柘木，仍然是监利县头号的"老大难"乡镇，现已拖欠县财政上千万元。柳乡长出任书记，同当初的柘木乡班子建设一样，是"稳定压倒改革"的胜利。李良贵，36岁，分盐镇人。他和我的前任棋盘乡党委书记是同乡、同事关系，是一位有冲劲的年轻干部。李良贵从分盐镇委副书记调任棋盘乡乡长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县委为了"稳定"需要而安排的，这和当初柘木乡的书记人选产生同出一辙。按照官场的习惯思维，李良贵对稳定有三大作用。一是"保守派"有安全感，可以"稳定"干部队伍，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二是和柳书记有"共同点"，有利于班子"团结"。三是改革的力量会寄希望于他，不会反对他。就棋盘的改革发展而言，棋盘的当务之急是坚定不移地巩固改革成果，特别是巩固财务方面一整套管理系统运作模式。而李良贵对农业生产内行，对经济管理方面却不内行。如果书记、乡长对经济管理都不内行，那么班子中起码应保留熟悉棋盘情况，对经济管理内行的原班子成员。遗憾的是，原班子中分管过经济工作且主张改革的中坚力量却偏偏调出了棋盘。我离开棋盘后不久，柳书记主持会议，还曾专题研究过恢复管理区，遭到领导批评才作罢。对债务管理中心，会计、审计中心和农民负担结算中心的管理职能则大大削弱。一盘永恒的棋局李昌平之后的棋盘同李昌平之后的柘木有太多的相同之处，特别是组织建设上的惊人相似。三年后的棋盘能否实现省市县提出的"三年消化债务和赤字"的目标，能否实现省委王生铁副书记提出的"北有瞿家湾（蓝田公司），南有棋盘乡"的宏伟发展目标，人们正拭目以待。柘木今天的情况，监利县委已经反省过多次了，大家早已取得共识：柘木乡当初如不牺牲改革力量，坚持不懈地改革，决不是今天这样子。然而为什么今天的棋盘仍然跳不出当初柘木的老路呢？何况今日的棋盘并非昔日的柘木，棋盘可是省、市、县改革的试点！由此可见，改革是多么艰难，反对改革的势力是多么顽强。我常想，棋盘作为农村改革的试点乡，也许会载入中国农村改革的史册，也许今后的许多年里，会有很多理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决策者去研究、了解、关注棋盘，棋盘就像一局永恒的棋局，该留给历史多少经验和教训！我离开棋盘后，《监利报》曾说李昌平留下了一个残局，我衷心祝福棋盘乡从此下出精彩的棋局。在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利害高于是非似乎永远是主流，把个人的利害、少数人的利害置于集体的利害、民众的利害之上似乎也是主流。官场盛行如此价值取向，社会还有什么标准、准则可言呢？社会还有公正、道德、良知吗？第六部分 9.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1…人民需要讲真话12月18日，武汉海关一位姓彭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和孙雯的票数现在暂时领先。我没听懂他的话，问怎么把我和孙雯扯到一起。对方提高嗓门："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我告诉他，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叫我赶紧去买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即刻就去。此时的我正在珠海一个台湾老板的农场商量合作生产火龙果、台湾青枣的事。我立即打电话给《南方周末》黄广明问是怎么回事。黄广明此时正在湖北，生气了："哎哟，我的李大哥，您怎么对《南方周末》这么没感情，负了《南方周末》把您作为2000年年度人物候选人的一番美意。"晚上我回到珠海市内，上街买了一份《南方周末》，才知道《南方周末》评选2000年年度人物，我是10名候选人之一。我对《南方周末》把我列为候选人之一着实感到意外，十名候选人中，除我之外，都是当今中国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他们是：王家卫：香港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电影创作的少数导演之一。2000年声望达到了顶峰，其执导的影片《花样年华》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及最佳美术成就两项奖。龙永图：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首席谈判代表。2000年，中国加入WTO谈判和美国、欧盟等成员达成协议，取得决定性进展，使中国入世的梦想指日可待。刘永好：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希望集团总裁。作为一家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的上市成为年末财经新闻的一大焦点，而它的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自然再次成为新闻人物。伏明霞：2000年奥运圣火缓缓熄灭时，我们依然久久难以忘怀伏明霞脸上的灿烂笑容。这位23岁的武汉选手从1992年开始，连续3届奥运会均为中国赢得金牌，创造了国际跳水界的"伏明霞神话"。孙雯：中国国家女子****队队长，"铿锵玫瑰"的代表人物，岁末被国际足联授予"世纪****小姐"称号，与足坛传奇人物马拉多纳、贝利一起，登上了国际足联的领奖台。李泽楷：作为香港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年仅34岁的李泽楷在2000年续写新的传奇。8月17日成功并购香港电讯，涉及金额达380亿美元，缔造了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案。柳传志：其麾下的联想今年大举进入互联网，又是与香港盈动结盟，又是投巨资成立"FM365网站"，成为传媒焦点。2000年1月，柳传志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张平：因作品《抉择》2000年10月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今年一系列反腐大案的背景下，这位反映现实鞭笞腐败的作家红极一时。由《抉择》改编成的影片《生死抉择》轰动全国。杨明焕：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草图向全世界公布。作为这个项目在中国的负责人，杨明焕在这场被人称为可与"阿波罗计划"媲美的伟大工程中刻下了中国人的名字。我和他们根本没有可比性。12月24日《南方周末》周浩记者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问我在什么地方，要给我拍几张照片。我对评选的结果感到意外，10个人中间，我的得票率是37%。12月25日，我上网看了一些网友的言论，我想从他们的评论中寻找答案。网友唐溯之发表评论：我虽位卑，不忘忧国，何况为官？如若昌平，民之不安，国之不强？李昌平为民请命，不为一己之利，不虑一人之危，其情其勇，几个能及？网友：CNN9748——CM发表评论：王家卫、张平是文学艺术的代表；龙永图是外交的代表；刘永好、柳传志、李泽楷是经济的代表；孙雯、伏明霞是休育的代表；杨明焕是科技的代表；而李昌平代表的是良心和正义。网友RB321于2000-10-1915：57发表评论我很钦佩李昌平的做法，他是一个勇敢而又善良的人，因为他肯为别人说话。农民从出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要脸朝黄土背朝天过终生，除非他（她）通过高考——现行科举，取得一张改变命运的通行证。农民在中国，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面太狭小了，有的几乎无可选择。我很同情农民所处的地位，非常。网友：BOZY9961——CM发表评论：李昌平……其最大意义不在于他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也不在于引发了当地官僚机构的精简和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引起我们的关注，所以我们要继续关注下去，即使我们无能为力！网友：天TANG发表评论：我不知道李昌平是谁，但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事不公平，极难过。第六部分 10.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2…网友：善1123发表评论：为什么李昌平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因为他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揭示真相，而一个敢于面对真相的民族，才是一个自强的民族！奥运冠军是我们需要的，娱乐是我们需要的，科技进步是我们需要的，财富更是百姓追求的，但是和这一切相比，一个健康、公正、自信而充满理性的社会，才是培育这一切生长的乐土。网友：smilewu发表评论：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第一是良心！第二是良心！第三还是良心！所以我投李昌平一票。读者刘海涛来信：知道李昌平后，我知道自己并不孤独，不是拿他和自己比，而是借以鼓励自己，鞭策自己，让自己不灰心，不失斗志。如果你能到一些内地的农村去看一看，除非你已经丧失了善良的本性，你一定会受到强烈的震撼，有时我一个人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我就想，他们也是人，凭什么他们就不能享受现代文明那些物质和精神的愉悦。随后我又收到了《乡政论坛》转来的很多乡村干部的来信：……然而，没有人肯呐喊出事实真相，没有人肯思索相应有效的对策。大家都要笑谈形势一派大好，都要歌功颂德，虚报数字，显示自己非凡的政绩。只有李昌平，这位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含泪为民请命，揭开了一个地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真相的盖子，并在棋盘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落实农村基本政策的改革。作为一名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年的乡镇干部，我由衷钦佩李昌平敢说真话的勇气，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怀着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喊出了亿万老百姓的心声。我并不认识李昌平书记，但我对刊登在《乡镇论坛》2000年第10期上《一位乡党委书记含泪诉说》一文感触颇深，我含着眼泪读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到一颗忧国忧民的红心在跳动，感到一股赤诚的滚烫的热血在奔涌。当我把这篇文章朗诵给我周围的农民朋友们听时，他们一个个都深受感动。李昌平同志是一个党委书记，如果他随波逐流去敷衍工作，像别人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不了时间一到换一个地方当官，将烂摊子甩给别人，没有谁能指责他。然而，他宁可冒着各种危险，宁可自己丢掉乌纱帽，也要替老百姓讲出真话。他不愧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湖北省大冶县罗家桥办事处石代友)我也是一位在乡镇工作十多年的乡镇干部，今天我反反复复阅读了《乡镇论坛》2000年第10期上李昌平所写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含泪诉说》的文章，心中十分不平静。现在的乡镇干部可以说是有苦无处诉，有冤不知何处申，有烦恼不敢说。《一位乡党委书记含泪诉说》不仅是乡镇干部的一篇酸楚的文字，而且是乡镇干部的无奈心声。李昌平同志他大胆，把许多乡镇干部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有段顺口溜是这样说乡镇干部的："上面有领导，下面有群众，我在中间行，两头难做人。"我们真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在群众的心目中，"土地到户不靠你，大小事情不怕你，有了问题来找你，不给解决就骂你，要钱要粮不给你，你来硬的就告你。"乡镇干部成了吸血虫，是公敌，干群矛盾十分突出……最后我还想借李昌平同志的话：现在农民的生活太穷、太苦，令人同情！农村的工作太难、太累，令人悲观！稳定的危机太大、太险，令人惶恐！(四川安岳县南乡刘秀银)我是含泪看了《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含泪诉说》第二、第三、第四遍的。所以含泪而读，是因为李昌平同志敢为人先，敢于直言，道出了乡镇干部人人皆知，个个明白但却不敢说的苦衷，道出了目前"三农"的真情实况。笔者年届不惑，在乡镇工作了20年，虽不算大人物，但对乡镇的骨骨节节、关关塞塞可谓了然于心。凭心而论，导致李昌平同志"含泪"的客观原因是现实存在的，文中基本已一一诉说，不必重复。但其主要原因也是不可回避的，一是对上"抗"得不力。所谓"抗"就是实事求是，据理力争。譬如农民负担太重，每亩地200元，人头费100～400元。对此应该依据中央有关政策文件规定去伪存真，据实征收，设法剔除其层层加码部分。又如乡里干部太多。作为党委书记，一方面应当有理由、有能力根据有关规定，软硬兼施，"抗"掉一部分吃"皇粮"的新官。当然这样做要多点胆识，少点顾忌，丢掉私欲。二是对下"扛"得不够。所谓"扛"就是舍官救民，勇担责任。譬如针对农民卖粮粮站不收购，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的问题，作为党委书记可以依靠中央政策，采取"变通"的方法，通过正规渠道，设法名正言顺指导农民加工消化粮食，遇着问题"扛"着点，目的是保护农民利益。又如，不出假典型、不违心说话、做事太难太难，这是事实，但也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如果舍得一身剐，敢把"假爷"拉下马，坚决实事求是地为人、处事、说话，也不见得就溺死宦海。当然这样做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求得全体乡、村、组干部党员的支持。要相信：最终"成事"者还是在人；要谨记"无欲则刚"这句古训。总之，读罢"含泪诉说"真使我这个在乡镇苦苦摸索20年的人眼在流泪，心在滴血。感叹之余，仿《虞美人》一首抄录于此，与李昌平同志及读者诸君共咏——宠假笞真何时了，得失知多少！小城昨夜又秋风，世事不堪回首叶落中。冰清玉洁似犹在，痴心未曾改。自问能有几多愁？可怜一腔热血付东流。(江苏灌南县三口乡王传云)第六部分 11.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3…读了《乡镇论谈》2000年第10期《一位乡党委书记含泪诉说》，感受颇深，浮想联翩，一夜难眠。我是从事乡镇村工作已有26个春秋的人，也曾任过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职务。读了李昌平书记的含泪诉说，我与他深有同感。从事乡镇工作17年的李书记诉说的"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以及四个方面的呼吁，道出了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的心里话，表达了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的心声，说的实在，道的真实。(湖北巴东清太平镇谭子汉)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2000年第10期《乡镇论坛》上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现在的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的危机太大了！"在剖析原因时，他痛心疾首地写道："现在讲真话到处碰壁。领导一听到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产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于是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虽然李昌平所反映的假话盛行的情况在全国来说毕竟是少数地区的少数干部所为。但毋庸讳言，"欺骗上级出政绩"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追根溯源，假话之所以能盛行，有市场，这恐怕与某些上级自身的问题不无关系：有的上级官员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下乡，不入农户，不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即使下乡也是"书记见书记、县长见镇长"，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不了解下面的实情；有的思想作风不正不纯，偏听偏信，爱屋及乌，凭个人之间的感情决定情况的真假，对勤于汇报，勤于送礼的下级印象不错，感情深厚，对这些下级所讲的话有一句听一句，句句当真，深信不疑；有的以假谋私，欺世盗名，明知是假话，他还要利用它来欺骗他的上级，"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在他看来，报"喜"就是给他"增光添彩"，报"忧"就是给他"加灰抹黑"……浮夸要人命，假话害死人。党中央三代领导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告诫全体干部要实事求是，要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推进各项工作中，摸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讲实话，坚决杜绝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报喜不报忧、夸大成绩、缩小缺点等行为，并把不实事求是的行为提高到了"也是一种腐败"的高度。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上级下级一齐努力，上上下下一齐动手，既要打说假话者的板子，又要打信假话者的板子，只有这样，假话才会销声匿迹，真话才会春风盎然，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中共四川威远县组织部远思)看到《乡镇论谈》刊登的《一位乡党委书记含泪诉说》这篇文章后，使我从内心对李昌平同志这种不怕丢官、不怕丢饭碗、不怕被杀头、敢于替群众说话、说实话的精神产生一种真正的内心敬佩。在现实情况下，李昌平同志如果在其他地方任职，他敢实事求是揭上级之短，替群众说话，他不仅受不到重用，反而很可能引火烧身，自找倒霉，被扣上帽子，判刑处理。像李昌平这样的同志，他才是真正忠于党忠于人民群众的好同志。他敢揭发问题、暴露问题，让党掌握问题，提出他的见解让党去解决问题，能说他不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群众的好同志吗？(江苏丰县东关村王新)曾记得革命年代，党的建设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而党建最根本的要求是从严治党。"假话如真理"，这样的干部还是党的忠实代表吗？"政策如谎言"，这样的干部的所作所为还是党的宗旨所在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从某种角度看，从严治党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李昌平对从严治党、力戒腐败的信心和决心，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两袖清风的高风亮节和愿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精神风范。对国家的拳拳之心，对广大民众的眷眷之意，反映着一位党的干部的本色，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湖北大冶金湖办事处)我的当选，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当我读到网友的评论和读者来信的时候，我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结果意味着中国人最看重、最渴望，同时最缺乏的也是民主与法制阳光的照耀，国人呼唤着实话实说，特别呼唤实话实说的土壤和环境。说句真话不容易回想2000年的春节，当我含泪给总理写信的时候，我就预料我会失去很多，会有危险，会下海。当我把信交给妻子发出去时，我是想让她认真地看一看，有心理准备。我从政17年，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掌握着。就一个地方而言，国家的机器，也许实际只操纵在一个或几个人手中。就一个特定的地方而言，国家的机器也许并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甚至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这些地方，如果谁不为地方长官歌功颂德，谁就不会拥有操纵国家机器的权力，谁要是揭露地方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和地方官过不去，就必须受到国家机器的管制。时下，在一般情况下，在腐败分子掌权的地方，腐败和反腐败都是一种手段。在一个班子中，大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要想生存在班子中，必须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腐败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谁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只要随便派纪委或检察院查一下，党内肯定就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腐败分子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当时我把信写好后，拿在手上很长时间不敢发出去，我怕风险太大，害怕所承担的风险会超过我的承受能力。离开监利是必然的，我必须有把握保证自己平安离开，或者即使我本人不能平安离开，但妻儿父母的生活要有保障才行。直到现在，我还在为当初的冒险选择而愧对父母妻儿，而寝食不安。在发信之前，我日夜盘点自己在四个地方担任党委书记的过失，检讨自己有无罪该入狱的错误。我没有安排过一个亲人吃"皇粮"，没有自己的私房，也没有享受国家的福利分房，没有超过4万元的存款。重大建设项目，从未直接插手，全部是公开招标承建的。我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都叫"乡"，从来没有在镇里当过书记，都是监利最难搞的烂摊子叫我去收拾，但每走一个地方，都是顺应民心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我确认自己无罪，确认自己有承受说实话的风险和资本，才敢把这封给总理的信发出去。一个人讲真话真的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讲真话竟像下地狱一样！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见到了总理，我会对总理说：人人都想跟您说真话，但说句真话太心酸！讲真话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什么时候中国人能有说真话的自由，那该多幸福啊！第六部分 12.离开故乡的监利人（1）两个监利能人当媒体披露我这个特殊的打工仔在珠海以后，珠海电视台《珠海纪事》节目组的韩英通过《南方周末》找到我。韩英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消息，在珠海的监利人有2600多人，60%的人是1996年监利发大水逃荒来到珠海的。《珠海纪事》节目组1996年两次赴监利灾区前线，纪录监利人民"水深火热"之中的生活，向珠海人民报告监利灾区的人民和在珠海的监利灾民的生存状况。《监利人在珠海》在珠海播出以后，引起珠海各界强烈反响。一时间，监利的2000多灾民牵动着政府、企业和市民的心，很多社会团体自发行动起来，为监利灾民募捐衣物、食品、资金、介绍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帮助下，突然增加的2000多监利灾民，集中居住在南屏工业区一个废弃的村子（当地人戏称"汉正街"），不仅没有人饿肚子，人人都领到了三套以上的衣服，200元以上现金，而且还有大量的日用品、药品，几乎所有的人都找到了工作。澳门同胞也派代表送来了钱物和问候。2000多灾民几乎同时涌入珠海不是偶然的，有两个监利人不得不提及。一位叫张作良，监利棋盘乡沈堂村人，湖北大学毕业，分配武汉一所中学教书。1992年，张作良毅然辞职南下打工，其父以切断父子关系相阻，也没有拦住张作良南下的脚步。张作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浪似的生活了近半年，最终落脚珠海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日资企业，并很快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90年代初的珠海，日新月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张作良开始一个一个地把亲戚朋友安排在珠海的工厂打工，一般工人每月吃了喝了还能给家里寄300～500元钱，这等于当年种10亩地的年纯收入，对监利的村民太有吸引力了。沈堂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张作良的努力，有近200人在珠海找到了工作。在沈堂村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地盘里，在农民的心目中，张作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要上班找作良，要发财，到珠海。"张作良说："农民就像一个藤上的瓜，你永远也牵不完。"张作良在一个一个把村民们牵入城市的时候，自己也不停地奋斗，兄弟四个全部离开了农村，有了房、有了事业。在深圳的上沙、下沙村的服务行业中，张家兄弟也是无人不晓的人物了。另一位叫孙志东，棋盘孙熊村人，安徽中科大毕业。毕业后携妻双双南下打工，妻子在一家日资企业做工，后升为主管。孙志东则养过虾、搞过促销、美容美发、在香港人开的工厂里做过主管，最终自己开了一家五金加工厂，算是稳定下来了。在棋盘挢市一带，孙志东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要做工，找志东。"通过孙志东夫妇带入珠海打工的人少说也有300人以上。"汉正街"，我心中的延安2001年春节大年初二，我在珠海专请张、孙两家，我敬佩他们，和他们为农民所做的贡献相比，我和我过去的同事们太惭愧了。1996年一场大水，淹没了监南11个乡镇，60多万农民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一切。人们在绝望中开始寻找希望。亲牵亲、邻惜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珠海的南屏工业区一个废弃的村庄一下拥入2000多人，"汉正街"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珠海市领导人没有把监利灾民遣送回家，而是派出电视台记者，深入到监利灾区了解灾民的疾苦，在政府的号召下，珠海拥抱了失去家园的监利同胞。在珠海电视台，当我看到1996年拍的《监利人在珠海》的纪录片时，监利人民的苦难、珠海人民的博爱，让我心潮澎湃，泪如泉涌。韩英是个有心人，1997～2000年４年间，一直关注着监利灾民的命运，从不同的角度，纪录"汉正街"农民的变化，跟踪这个时代的脚步。在韩英拍的片子中记录着1998年春节最后一批灾民搬出"汉正街"的情景：有位姓朱的妇女，幸福的脸上挂着泪花，讲述着受灾后的苦难，来到珠海后政府和珠海各界对灾民的包容、关怀和帮助，讲述着自己从种菜到贩菜再当菜老板的奋斗经历……尽管"汉正街"马上要推平了，但监利人还是把"汉正街"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这里记录着他们的痛苦与心酸，记录着珠海政府和人民的博爱与光荣，记录着他们的新生与辉煌。"汉正街"曾经是他们的家，是他们走向新生的摇篮。监利人在"汉正街"系上无数的彩球，神情凝重地告别"汉正街"。在1996年从监利逃荒来珠海的人中，已有176人开货车，工业区里的货运业务几乎被监利人所垄断；有230多人开餐馆、士多店；有约1560人在工业区打工，有的已成为骨干、高级主管；有100多人自己开了公司，当上了老板；有近400人在珠海买了房。当然，也有坐牢的，有7人误入传销歧途，违法犯罪而坐牢。"汉正街"已变成了一幢幢工业厂房，但监利老乡多次带我去寻找他们以往的记忆，"汉正街"每次都勾起我对18年农村工作的反思、检讨，勾起我对监利的思恋。在珠海监利老乡的心中，"汉正街"是他们的延安，也是我心中的延安。韩英告诉我，珠海电视台要策划一个大型节目，反映珠海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利人在珠海，想请我去做嘉宾，完成节目的制作。我有什么理由推辞呢？有一位老乡叫朱思银在珠海的监利老乡中，有一位叫朱思银，他和我一样刚来珠海不久，他讲述了在上海、徐州有关当局把民工当"奴隶"的黑幕，与珠海把民工当同胞形行成鲜明的对比。一篇报道印证了这位老乡的遭遇并非诳语。遭打民工欲告徐州遣送站今年1月，近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被火车由上海送往江苏徐州市收容遣送站。后来，这些人被亲朋好友用钱保出来，又陆续返回上海。其中有一位"业余作家"，他返沪后向数家报纸及有关部门投诉，说徐州遣送站毒打民工，他被折磨了整整7天7夜。他表示，他要讨回公道。第六部分 13.离开故乡的监利人（2）朱学仕自述：难熬的7天7夜朱学仕，今年28岁，甘肃人，1995年到上海打工。他爱好文学，先后在上海的《新民晚报》、《劳动报》、《打工世界》、《人才市场报》上发表多篇散文、小说。被遣送前，他在一家保洁公司当领班。今年1月初的一天，朱学仕的宿舍里来了两个工纠队员，因被查到没办"暂住证"，朱学仕被送进了上海遣送站。几天后，他又被转送到徐州遣送站。1月11日凌晨4时，我与其他被遣送的人员刚到达徐州遣送站的院子里，就见一个手提带刺的橡皮棒、身穿写有"徐遣"字样制服的人冲我大叫："操你妈的，双手抱头，头低下，蹲在地上！你们要清楚，这儿是徐州遣送站！我们这儿是比黑社会还要黑的地方，如果谁不听话，打死你！"说完，那人用橡皮棒在我及周围的人头上猛抽了几下。站在一边的管教却仿佛没有看见一样。接下来，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弯腰蹲着进行填表登记。登完记后，头上被抽了两棒："操你妈的，跟着我到9号房去！"我一进9号房，里面就有一人迎过来对着我的腹部就是几脚，我本能地用右手去防护，谁知，他用橡皮棒狠狠抽打我的胳膊："操你妈，看你还敢不敢挡!"打完后，他命令我脱掉鞋袜，解开上衣纽扣，闭住眼睛，张开嘴巴，然后，他从我的衣领开始，沿着衣服沿直到衣袖细细地捏摸，然后拉下我的短裤，连屁股缝里也仔细检查了一遍，当他摸到我的腰间时，用膝盖在我的腹部猛顶了几下："看你还敢不敢藏钱！"我明白，我自认为藏得万无一失的50元钱被他搜到了，接下来他又一层一层地撕开我的皮鞋底看有没有钱。最后，当他确信从我身上再也搜不到一分钱时，猛地一脚把我踢得倒退了几步："滚到墙角去！"我蹲在墙角低着头不敢出气，不时听到有人被打倒在地的声音。此时，我才相信以前蹲过这个遣送站的人对我讲的话："有一天你到徐州遣送站去体验体验，保证把你打个半死。你是写文章的人，到那里肯定会发现新的素材。"当时我还不信呢。当我蹲得实在不能支持时，听到有人骂道："操你妈的，都给我抬起头来。"我这才抬起头，一看，我们30多人一起。而那个管理人员，手里捏着一沓钞票，不用问，都是从我们身上搜刮来的。接下来，又进来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手拿橡皮棒的开口便问，刚才搜我们身的那人"打"了多少钱？之后他对那人说，大哥让你把钱送去。等那人出去后，他便对着我们大骂："操你妈！记住，这儿是徐州遣送站，没有钱别想出去！谁要是对老子的打罚不满，老子打死他！"说完，两人又开始对我们搜身。到中午12时，短短的6个小时里，我与号子里的30多人共被搜身3次，他们搜完身后，又把我们身上像样的衣服都剥了去，鞋袜也被他们拿去，我的一件羊毛衫、一双皮鞋也不见了。他们打我们，我们不准出声，不准躲闪，挨完打后还要说声"谢谢大哥"！以后几天里，他们边打我们边逼着我们说出亲戚朋友的电话号码，说是要通知他们来保我们出去。结果，有许多人顶不住折磨，先后被用钱保了出去。而蹲在号子里的人，则继续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在我蹲号子的7天里，晚上，他们让我们人挤人睡在水泥地上；白天，每顿两个人吃一个馒头。为了怕我们大小便，他们把汤倒进厕所里不让我们喝。他们定了许多不成文但却非常严格的"规矩"：不准大便，每天小便一次，小便时要蹲着；他们打我们，不准我们出声，不准躲闪，挨完打后还要说声"谢谢哥"！他们还自己想"节目"，早晨一起来便让我们两人一组轮流对打，然后抓耳朵、捏鼻子、拔头发……谁不用力，他们就打谁。1月15日早晨8时左右，天空中飘着雪花，号子外停放着一具老者的尸体，我没有亲见他被打的情景，但我可以肯定，这老者的死与被打有很大关系。因为，一进号子每人都必须挨打。然而，他的死，没有使遣送站的工作人员产生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反而成了他们吓唬我们的教材。有人对着我们狂骂："操你妈，看到没有，谁要不听话，他就是这下场，打死你们等于打死一条狗或一只蚂蚁。你们死了，我们很快就去火化，然后只要烧毁你们所填的登记表，你的家人想找也找不到。你们去告，无论告到什么地方也告不倒我们！"1月17日，在提心吊胆中，我终于被朋友用钱保了出去。这人是我在上海的一位朋友，他听说我被遣送到徐州，交上410元钱，在一个纸条上写上我的名字，我就被放了出来，遣送站收了钱没给任何收据。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遇到了不少从徐州遣送站出来的人。听说我要去投诉，他们连连摇头："我们是谁？我们是民工啊，谁会理我们？"投诉之路：等待公正的回答听完朱学仕的叙述后，邬律师仍然无法想象：在徐州遣送站，那些民工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人间地狱？那些打人者、施暴者还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吗？回到上海后，朱学仕决心控诉徐州遣送站，告不倒他们，他誓不罢休！打官司就要找律师，朱学仕在图书馆读到了最新出版的《名律师谈名案》，那上面有个案例写道，上海天一律师事务所的邬华良律师曾代理江苏如皋县村民周永书被乡干部毒打一案，把乡长、乡党委书记、副书记等人推上被告席，最后3人均被判刑。1月30日晚，朱学仕慕名找到邬律师，邬律师听完他的叙述后拍案而起，决定以"法律援助"的形式代理他的投诉案。朱学仕向邬律师提出了3点要求：一、严惩打人凶手；二、赔偿被搜去的钱、保他出来所花的钱及被搜去的衣物等；三、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根据朱学仕的描述，邬华良律师做出如下推断：徐州遣送站正式编制人员直接参与打人事件的可能性较小。据朱学仕说，主要打人者都是与他们同样住在号子里的人，应该也是被遣送对象，很可能是被遣送至此后长期留下的牢头狱霸。遣送站是民政系统的一个部门，有时因为人手缺乏会临时雇当地人员，部分穿着"徐遣"字样棉大衣的人很可能就是被雇用的当地人。根据朱学仕及其他人的叙述，可以推断工作人员和牢头狱霸是一方默许、一方施暴的关系，他们以打人为手段，达到共同赚钱的目的。就在朱学仕和邬华良律师即将向徐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夕，有消息传来：徐州市收容遣送站要来人与朱学仕面谈。2月1日，徐州遣送站党支部书记与上海遣送办公室主任提出与朱学仕、邬律师见面。起初朱学仕说什么也不肯去：徐州遣送站有人来，我不能去，万一再被抓回去怎么办？再要被遣送到那个地方，我宁愿跳火车摔死！在对方多次承诺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朱学仕终于答应前往。当天中午，双方在上海某酒店进行协商，中途，邬律师因另有要事退出。下午4时半，邬律师办完事后马上打电话到酒店，结果听到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朱学仕已与对方达成协议：徐州遣送站向朱学仕致歉，对朱提到的该站存在的管理问题，该站将努力改进；对朱在该站的遭遇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3000元；朱同意以后不向任何媒体投诉此事。一件涉及面如此之广泛、情节如此恶劣的投诉案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邬律师感到不可思议。作为律师，他尊重当事人的决定，但站在个人的角度，他认为这不仅仅是朱学仕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被遣送民工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签好协议书的第二天，朱学仕后悔极了，他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招架不住那样的场面，听从了对方的劝告。现在，他觉得自己做错了，这样做违背了投诉的初衷，他的奔走呼号，并不是为了那3000元，而是为了民工兄弟。现在，自己得到了补偿，但其他那些被凌辱和欺压的人呢，他们的损失谁来补偿？朱学仕还想起诉，可是他怕违反了协议，更怕那些不好说的万一……邬律师的解释是：朱学仕完全有权起诉，协议书只是双方的一种约定，如果朱学仕对协议不满，可以选择起诉，提出新的要求。而且，徐州遣送站在协议书中对朱学仕深表歉意，并就他的遭遇给予补偿，承认内部存在管理问题。这些表述证明了一个事实：朱学仕没有说谎。目前，朱学仕不排除起诉的可能。第六部分 14.离开故乡的监利人（3）向礼自述：打人就是为了钱和朱学仕同批被遣送至徐州遣送站的近300人中，有一个叫向礼的，他是四川通江县人，今年18岁。向礼回上海后不久，就听说朱学仕和徐州遣送站"私了"了，他十分惋惜。他找到朱学仕，表示要请邬律师起诉徐州遣送站。我也是今年1月11日凌晨4时被送到徐州遣送站的。在那里我被关进9号房，每个人先被打了10皮棒。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搜身、打人。第二天又来了三两人，搜身，打人，我又挨了10棍子、几十个耳光。每天晚上，这家伙不让我们睡觉，要我们两个一组互打供他们取乐。晚上10时后，他们睡了，还叫我们互打，威胁说如他们一觉醒来睁开眼看到我们停手，就要扒了我们的皮。他们的折磨方法还有：一是"开飞机"，就是让人趴在墙上，把裤子脱光，用木板抽；二是撞肚子，他们把膝盖弓起来，然后拉住你，将你的肚子往他的膝盖上猛撞，一次最少撞10下，多者达20下；三是"踢****"，让你站在一边，他站那一边，相距几米远，他猛地冲过来，一脚上来，就像奔跑中突然踢起****一样，如果谁被踢得身子动了一下，就要重新再来一次；四是"练拳击"，你站在那儿，他贴近你，双拳来回猛击你的胸部，直打得你透不过气来；五是头撞墙，他们揪住我们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撞得越响越好；六是排排坐，大白天五人一排对齐坐在床上，有时还要双手抱头，时间一长，双腿就发麻了；七是棒打头，他们用橡皮棍打我们的头，一棍下去，脑子嗡嗡直响，人感觉就像马上要死去一样，被打时还不能用手护头，谁用手护就再加10棍；八是"吃馒头"，他们把馒头一块一块掰下来，随便往一个角落一扔，然后叫谁去吃，谁就赶快跑过去捡着吃，五秒钟内必须吃掉，稍一慢又要挨打。他们打人的目的就是为钱，打得越凶你越害怕，就越要想办法找保人来交钱。如果自己身边能带个三五百元，第一天进去，第二天中午就放你出去，名曰"自包出门"。有的没人保，就关足3个月。有一次他们打人时，边打边说给每人一次"自保"的机会，叫我们每人把家里人的姓名、电话都抄下来，由他们打电话去找。还对我们讲，他们也可以为我们当保人，保出去后陪我们去找亲戚朋友，找到后由亲戚朋友一次给800元。《新快报》2000年4月1日朱思银就是因上海"清流"才逃到珠海来的。他说，上海就像是外国人的租界。我常常想，我们一定要把《监利人在珠海》拍成电视、电影，因为，这是监利人、珠海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同时，我们也应该把流浪在全国各地的监利人，包括所有出走家乡的农民兄弟姐妹的处境让世人知道，让我们祖国的每个角落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家园。第六部分 15.李昌平不能"死"（1）愉快的代价我的信引起总理和多位国家领导人重视以后，信和贺军伟、潘文博的调查报告在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广泛传阅，成为国家部委起草有关"三农"方面的文件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也多次接到国家有关部委的咨询电话和信函。在2001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三农"问题成为代表们关注的最大的问题。朱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0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十五"期间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随后，朱基总理在一次小组会上还特意表示："有人问我现在终日操心什么，我告诉他们，我最操心的就是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问题很多，但最大的就是这个。"3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举行一次大会发言，共有10位委员发言，其中半数言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香港立法会主席、全国人大代表范徐丽泰对记者说："我个人最关心的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了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相对比较贫困，中央政府重视农民问题非常正确。"来自广东的谢明权委员指出：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县乡机构臃肿……农民要养这么多人，怎么增收？全国政协委员俞祖彭说：近几年来，国家为城市建设和国有企业改革投入巨大，但对农村投入明显不足，路、电、水、通讯仍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基础因素。他建议在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对规模经营的农户和股份合作社给予专项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