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理说实话-6

假话说过一百遍之后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放过很多"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老百姓听起来荒唐的事情，当官的听到后却新鲜、高兴、喜欢。在有些当权的人看来，真的假的是次要的，能为我所用是重要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不怕你做不到，只怕你想不到"，"点子就是金子"。策划家经过一番想象，通过"海陆空"式全方位狂轰滥炸的宣传广告，不值一文的假货、水货，就能成为灵丹妙药，泥土也会变黄金。消费者能不相信电视台、报纸、名人吗？电视台是人民的电视台！报纸是党的报纸！名人是国家的精英！"改革、发展、稳定"有何难哉！上面要什么样的改革典型，下面就出什么样的典型；上面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下面就报什么样的数据；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下面就花钱买稳定，即使出了大案子，也压案不报。一切从领导高兴出发，以图上级表扬为目的，是现代基层最前卫的工作方法。让领导高兴，这个太容易了。一个县，乃至一人之县，一切都在一人控制之中，没有第二种声音。记者、秘书是专门生产让领导高兴的产品的车间；报纸、电视台是专门宣传让领导高兴的产品的喉舌。于是一番现场办公、一番假戏真做、一番声势浩大、一番总结提炼、一番狂轰滥炸，"经验"就给策划出来了。第四部分 7.监利经验（4）假话说一百遍成了真理——谁不相信也得相信。一级蒙一级，一直蒙到玉皇大帝。在中国造假，实在太容易了。但总理是清醒的，他在批示中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打破"三个垄断"，是坚持实是求是的前提。从"监利经验"的产生过程来看，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让总理的指示得到忠实的执行，就必须打破政府行政运作过程中的三大垄断。第一、打破政令执行信息反馈的垄断化中央部署一项工作之后，下面执行得怎么样，应该真实的、及时的反馈，以便于指挥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战术调整，确保既定目标的实现。信息反馈的真实性、及时性对实现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要保证信息反馈系统反馈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就必须使反馈系统和执行系统独立，且反馈系统是由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多个子系统建构成的，才能保证反馈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而现在的信息反馈系统都隶属执行系统，且处于垄断管制下，这样指挥系统得到的反馈信息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及时的。尽管指挥系统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渠道获得反馈信息，但那是极有限的，也是冲破重重封锁传来的，肯定是不及时的，没有时效性的。宣传部、秘书科、督办室、监察室以及报纸、电台、电视都在执行系统的控制之中，一个人的调子，无数个人写稿反馈给指挥系统，其他与这个调子不和谐的声音一律封杀，指挥系统能不相信来自下面"不同渠道"的反馈信息吗？因此，"假话如真理"。在假的反馈信息的欺骗下，指挥系统的指令必然失去生命力，因此就有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上骗下难骗，下骗上好骗，上面的领导很难听到真实情况，所以常常也是跟着一个调子讲空话、官话、套话，这怎么能对症下药？怎么能实事求是？指挥系统既要执行系统的信息反馈，更应重视其他系统的信息反馈；既要听赞美之词，更要听批评意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政府应该依靠和利用社会资源为主建立起信息反馈系统，封杀不同声音的政府是不懂成本、效率的政府；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广开言路、广纳言论的政府。政府也不必控制太多的传媒作为自己的喉舌，因为只有开放媒体才能保证信息的对称，只有明辨才知是非，只有公开舆论监督才能消除瞒上欺下。第二、打破监督权的垄断化党在农村政策长期得不到执行，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党内监督在监督过程中占垄断地位，监督缺乏效率。现在的监督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同级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上级监督下级存在着问题：一是在信息反馈几乎垄断的体制下，上级很难及时了解下级执行政策的真实情况，等到了解了真实情况，时效性没有了；二是下级习惯对上负责，不对民负责，下级损害民众的利益，往往是"孝敬"了上级的，所以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变成了"老子"对"儿子"的监督，这种监督的一般原则是家丑不可外传，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同级的监督是弟弟对哥哥的监督，特别是现在干部发展成为一个强势利益阶层时，干部和群众的矛盾是两个不同利益阶层的矛盾，弟弟一般不会"胳膊肘子往外拐"，这种监督往往变成"保护"。至于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也只能算是"儿子"对"老子"的监督。为什么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同级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不起多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这种监督缺乏动力。只有当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益有潜在的冲突时，监督才有动力，如果两者利益一致，监督就失去了动力。因此，最有效的监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具有广泛性、坚定性、公正性、公开性。******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这为我们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及各群众团体，监督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忠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从而保证人民大众的权益不受侵害，扫清了障碍。人民群众的监督不能成为一句空话，应由一定的制度来保证人民意志的强制性，人民群众的监督最终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决议表现出来，人大应建立起及时汇集表达民意的机制，罢免、诫免、弹劾政府官员应是人大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内容。人大应该经常"吹口哨"，让不称职者"下课"。监督还应充分发挥法律的监督作用，不能用党内监督代替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人民监督的最高形式，是不容代替的，否则社会就没有了正义、公平和法制观念。还应欢迎其他民主党派和持异见人士的监督，鼓励舆论监督，这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消化非积极因素。人民政协的作用应得到充分发挥。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是党自身建设的需要，是建设一个精简、高效、廉洁政府的需要，是保证党的路钱、方针、政策忠实执行的需要，是保护人民利益的需要。第三、打破用人权的垄断党管干部的制度很好，但管的方式是可以改进的。现在99%的干部出自党的组织部干部科，是由领导钦定的，形成了垄断的局面，这种垄断既不利于选拔更多的优秀人才，也不利于人才的优胜劣汰，更不利于干部之间的相互监督。现在的干部普遍没有坚持真理的求是意识，小干部就是你大干部的雇工，有不少干部还认为自己生是上司的人，死是上司的鬼，有不少单位的干部出现了父子兵、家天下。干部生产的垄断，是干部队伍奴化的根本原因。干部应该来自"五湖四海"，只要是爱国爱民的都有当公仆的义务，干部应由不同的党派、团体、甚至个人推荐，再由人事部门考核聘用。推荐的组织和个人应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如：你推荐的人贪污了，你应负责赔偿一定的损失，并向社会检讨自己的错荐过失。假如你是领导干部，你推荐的干部犯了主观错误，你这位领导同样应受到降职、降级和其他连带处罚。只有这样，干部队伍才是由最精英分子组成，政府才可能成为求实的政府。这是"假话如真理"的年代，虽然总理知道下面在说假话，但他也许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状况。第四部分 8.生死之间（1）我的死亡诊断书2000年8月9日，县委为了调动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工作积极性，组织乡镇书记乡镇长体检。此时的我，身心憔悴，预感自己已经患有什么毛病，所以故意最后一个体检。彩超室里，几名医生神情紧张地在我腹部做了长达40分钟的检查。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医生迅速把我领到CT室做进一步检查，CT检查后，医生留下我又做增强检查。监利的医生没有给我做任何结论，只是建议我速往武汉确诊。由于工作忙，第四天我才在县人民医院医生和妻子的陪同下，赶往武汉同济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各种复杂的检查进行了一整天，几名专家会诊后，医生给我的检查报告标明，我患的是"重度脂肪肝"。但我从妻子脸上看到了不易察觉的阴影。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检查报告已经给了我的妻子。实际诊断报告的结论是：转移性肝肿瘤。武汉的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但我坚持回去和同志们道个别，再来武汉同济医院进行一场生死搏斗。回到乡政府，我坚持开了两天的会议，把工作做了半个月的安排。我告诉我的同事们，我身体不适，需要进一步检查，半个月后再见。其实，县领导和乡主要领导此时都知道我身患"绝症"，时间不多了。但此时的我很平静、很精神，没有丝毫的一去不复返的表情流露出来。8月11日，我连夜赶回家，为第二天的远行做准备。当我轻轻推开房门时，妻子含着泪默默地为我收拾着行李。我知道，这几个月来，妻子因为我而一直承受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种压力，这几天查出我身患绝症后，她更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与煎熬。望着两眼深陷、日渐消瘦的妻子，无限的愧疚从心底里升起。妻子跟随我十多年，在公费旅游考察成风的时候，我也没有带她出去旅游过，她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三峡，妻子没有埋怨过；在干部福利建房、分房时，有的干部搬了好几次家，房子越住越大时，我们一家却和丈母娘挤在一起，妻子没有埋怨过；在她之后参加工作的好多人，靠走后门都提了干、升了职，成了她的上级，她从来不要求我去为她走后门拉关系，更不用说安插亲友吃"皇粮"；这么多年来，我忙于工作，婆家和娘家两头都上有老、下有小，都靠她照顾，从来不让我分心于家庭琐事；孩子已经11岁了，我从来没有管过；可怜的妻子现在身患严重的风湿病，我却没时间陪她治疗。……此时此刻，我紧紧地拥抱着我苦命的妻子，给她一百个、一千个承诺："我要回来，我要健康地活着回来！！！"晚上，无法入睡的我，看着熟睡中的女儿，有千言，有万语要对她说，我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竹子吾儿：爸爸要远行了，你心目中坚强、果敢、正直、善良的爸爸形象将成为你美好的记忆，化作你无穷无尽的思念，永远伴随着你。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啊！此刻，看到你睡梦中的灿烂微笑，爸爸心里好高兴！你是爸爸的宝贝，你是爸爸生命的延续……10年来，你给爸爸的快乐和幸福将伴随爸爸千古永恒。孩子，爸爸谢谢你！……孩子，爸爸请你原谅，爸爸这一生没有什么钱财留给你，留下的只有无价的正义和良心！……第四部分 9.生死之间（2）8月12日，我要走了！为我送行的有叔叔、伯伯、哥哥、嫂嫂、姐姐、妹妹、弟弟、侄儿、侄女，还有好多的朋友。当着众人的面，我拉过女儿，走近妻子，郑重地将女儿交给了她。我没有忘记和Y书记道个别，电话打通了，我请了假，Y说了两句关心的话，我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对方却挂机了。为了父母免受打击，我生病的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两位老人，在车子启动的一刻，我特别想见我的父母亲，这种愿望是发自心底的，这个时候，我真的有千言万语告诉他们，我真想放声大哭，忏悔我平时的不孝。我克制着自己，平静地走下车，将妻子叫到身边，叮嘱她和女儿明天到乡下去看望父母，代我在父母身边住几天。我没有到武汉住院，我来到了中国最好的医院——北京301。在北京受到特别礼遇我们乘火车于13日清晨到达北京西客站，监利北京办事处丰主任和海军司令部的一位朋友早已等候多时了。我们四兄弟一行很快住进了海军第三招待所。丰主任告诉我："监利同乡会的李会长、秦副会长和很多同乡都热烈欢迎你的到来，今晚会长设宴欢迎你，检查的事会长也做了安排，请放心。"晚上，一些我从未谋面的监利老乡给了我在家乡没有过的温暖。他们是北京301医院的李孝贵处长、北京军区组织部的秦部长、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的李局长、信息产业部的张处长、内贸部的常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刘处长、北京肿瘤医院的柳成博士和蔡保辉经理、吴方红总经理，宜药集团的侯副总裁听说我来了，也特地赶来看我。席间，李孝贵会长代表监利在京的老乡发表了一番令我既感动又惭愧的讲话。他说："我们在京的老乡，听到你致信总理痛陈农民疾苦、农业大县的困境，为农民请命，为农业大县要政策，为农村发展出谋划策，我们很敬佩你，我们都来自农村，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为监利人争了光，在北京的监利老乡都感到骄傲，我们代表在京工作的2000多监利人欢迎你、感谢你、支持你。"所有参加晚宴的老乡都用吉祥的语言表达同一个心声：祝我早日康复，早日返回工作岗位。在301住院期间，李会长天天都安排饭局，请最好的医生给我会诊；吴方红总经理天天都安排人陪我娱乐，打发时光，不让我感到一丝的冷落和寂寞。301医院的那些给中央领导看病的知名医生，知道我为民请命的事情后，主动放弃休息时间，给我问诊。有位叫梁萍的女专家，本来打算去桂林度假，票都买好了，为了给我治病，却主动放弃了休假。消息很快传到了监利：李昌平受到北京老乡英雄般的接待。县领导有人不高兴了，批评丰主任："接待县领导你们也没有安排这样的场面！"8月14日，也就是Y书记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介绍经验的那一天，县委办公室朱胜成主任送儿子出国来到了北京，内蒙驻北京办事处的段主任作东，迎接朱主任的到来，我有幸也应邀参加。朱主任是老领导并和我是邻居，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病情，我多么希望他能说一句："县委县政府领导都很关心你的身体，希望你早日返回工作岗位。"但是他没说。同朱主任一同来京的北京办事处易主任，和我过去是老朋友，过去多次邀请我到北京办事处做客，而今，我来到了北京，他竟不敢公开接待我，请求我理解。官场中，人情太少！北京的老乡，他们是监利人民的老乡，他们与监利人民心相连！第四部分 10.生死之间（3）派人秘密跟踪李昌平我离开监利时，已经没有抱着活着回去的希望，来到北京，又一直承受着生死的考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到北京后，监利县的主要领导竟派人跟踪我，防止我在北京反映监利领导人的问题。8月16日，Y书记主持召开"四大家"领导班子会议，突然接到一张纸条，这是他派出跟踪我的人从北京发来的信息，说李昌平到中央电视台反映了监利的情况，《焦点访谈》正在前往监利的途中，请县领导严阵以待，千万千万！Y书记立即停止会议，召见棋盘乡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李昌平不是在北京诊病，是在北京告状，《焦点访谈》在来监利的途中，请你们做好防范工作。"棋盘乡立即安排乡干部下到村一级，24小时严阵以待。《焦点访谈》要来了，县领导如临大敌，紧张策划着接待的方案。监利的空气紧张得就像凝固了一样。我的电话响个不停，有老领导打来的、有同事打来的、有村干部打来的、有同学朋友打来的，还有想整倒Y的人打来的，纷纷向我询问《焦点访谈》来监利的真伪，或劝我不要和Y书记伤和气，或向我提供监利接待《焦点访谈》的准备情况和Y近两年来的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我在生和死之间徘徊，我多么希望监利的干部，都能像北京的老乡一样，多关心我的身体，避免给我增添烦恼。我不想和他们说什么，索性关掉了手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场自己吓自己的闹剧。此时的我，真想立即飞回去，和我的家人平安度过我最后的日子，可是我又害怕重新陷入到那无边无际的无聊中去。监利查禁《南方周末》正在我检查病期间，8月24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了我给总理写信引发监利改革的事情。报纸上市当天，监利在湖南做生意的老乡匡道洪看到报纸，凭着他生意人的敏感和对家乡改革的关心，他立即订报3000份，连夜运回监利。他最初的打算是每份报纸赚2元钱，但后来觉得不妥，改卖报为送报。有人发报纸的消息迅速传到了Y书记那里。在根本没有搞清报纸写的是什么的情况下，有人下令出动公安，扣车扣报。匡道洪的车和司机一起被"请"到了容城派出所，派出所对司机进行连夜长达12小时的审查，逼着司机交待送报纸的幕后人，不说就不放人，不放车。第二天清晨，Y书记亲自主持"四大家"领导开会，专题研究如何肃清《南方周末》的"流毒"，维护监利的稳定。会议还决定派纪委书记蒋宏赶到北京，找李昌平谈话，传达县"四大家"领导的"集体意见"：接受媒体采访要经县委批准，会议规定党员干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要经县委宣传部批准方可。会上个别"马屁精"对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一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监利很不稳定，不稳定的核心是李昌平。当然，更多的领导同志用沉默表示了他们的意见。匡道洪一夜找不到车和司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当他得知车子被县公安扣了之后，直接打电话给Y书记，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放车。Y书记这时才搞清楚发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老朋友"匡道洪。他这时才知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只好装糊涂，说不知道扣人扣车的事，答应问清楚了再说。匡道洪不待Y的回复，怒气冲冲闯到了Y的办公室前，敲开两道盼盼铁门，一屁股坐到了Y的面前。Y这时仍然假装不知道报纸的事，说扣车是公安局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车子的手续不全，按惯例扣车的，如果匡出据有效证明，车立即可以放行。匡据理力争："如果只是车证有问题，为什么审问我的司机，问的是报纸的情况？为什么扣人长达10多小时？车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询问岳阳市公安局。"Y书记表现出一副和事佬的姿态："这中间多有误会，我叫来公安局领导，交换一下，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放行。"车放行以后，Y觉得匡道洪此人得罪不起。Y匡二人互相都知对方深浅、长短，何况，Y觉得扣车扣人之事于理不通，于法不容。Y书记心里发虚，立即找来人大夏主任、政协彭主席，请两位老同志前往岳阳找监利籍在岳阳工作的胡一书记，上门向匡表示歉意，希望看在监利老乡的份上，到此为止。查禁报纸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我立即叫人上街买了一份《南方周末》，详细读了几遍。其实这是一篇极客观的报道，监利方面的反映如此气极败坏，恼羞成怒，实在让我费解。如果现在看这篇报道，完全是一篇正面肯定监利县改革的文章——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第四部分 11.生死之间（4）这封寄给国务院领导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被当地人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中写道——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二、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三、1995年，约有85%的村有积累，现在有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债款利息，收支两项，乡镇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四、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农民怎么受得了！……五、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也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六、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3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九十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李昌平含泪写这封信时，是2000年2月10日，龙年正月初六。李昌平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国务院领导。他因此而犹豫良久。一个多月后，他稍作修改，终于将信寄出。他为这封平信设想了三种命运，其中只有一种是好的，那就是它能辗转送到国务院领导的案头。国务院领导两次批示3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对李昌平所反映的问题做出批示。4月2日至6日，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棋盘乡、汪桥镇，写出长达17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李昌平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问题。5月4日，国务院领导第二次批示，要求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不久，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下达湖北省，引起高度重视。6月6日至7日，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一行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之，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长江中游一个多年的"全国产粮冠军县"拉开序幕。第四部分 12.生死之间（5）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两个人的工作安排表明了湖北省解决问题的决心：一是由一位省委副书记亲任驻棋盘乡工作队队长；二是一位本来已于年初升任荆州市副市长的原监利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一定的责任，重新回到监利工作。6月17日，监利县召开贯彻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动员大会，确定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七项工作重点：釜底抽薪，减轻农民负担；多种途径消化村级不良债务；动真格精减机构和人员，撤销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机构；切实抓好粮食流通工作，坚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卧薪尝胆，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使用小车；加大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加强财源建设。此前的6月12日，监利"县四大家领导研究出台了釜底抽薪、厉行节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0条重大措施"：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2000万元；取消向村组平摊的屠宰税征收款1200万改为向收购者和宰杀者据实征收；停止除血防、水改以外的一切集资项目……据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干部周天佑介绍，经县委县政府重新核定后的全县农民负担总额，比去年减少5228万元，人平减少5528元，亩平减少325元。80年代在全国普遍设立乡镇管理区机构，曾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存在之弊已远大于利。据监利县有关部门统计，该县108个管理区（办事处）机构去年总开支达4950万元，区平开支48万，少数高达100多万。由于管理区干部素质参差不齐，违法乱纪案件也频频发生；同时，管理区职能的政府化，还助长了乡镇机关干部的官僚作风。6月23日，全县并校减员动员大会召开，决定将现有800多所乡村中小学合并调整为600所左右，现有6400多名民师精减近半数。同时，合并乡镇教育组、教育辅导部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实行三个机构一套班子，临时聘请人员一律辞退。7月13日，全县化解村级不良债务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同日，监利县超编小车拍卖会开槌，当日成交11辆，金额达66万多元，至今，已收缴超编小车近40辆，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乡镇还债或交县财政……在"过紧日子"的号召下，"县四大家领导"专车取消，每年包干到领导们个人使用的3万元交通预算取消，县直机关和乡镇领导干部移动电话和住宅电话费补助取消，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下乡补助取消，菜篮子补助减少50%……一位机关干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紧日子的号召，让月收入只有数百元的监利普通公务员每月至少少拿150元。暴风骤雨般的改革！翻看连月的《监利报》，改革的信息席卷着版面，新政策新措施轮番登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些变化。棋盘乡李开明老汉是农业部暗访中重点调查过的一位农民。在事隔4个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现在干部的作风确实转变了，工作队进村不再侵犯群众，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深得民心。棋盘乡金坛村有6户的劳力本来撂荒在外打工，听说负担减轻了，种田不再亏本，回家要求重新承包土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利县为解决"三农"问题积弊采取的"破冰"行动，也断非一日之功，监利当前的改革还远没有到攻坚期，人们对这场改革的前景拭目以待。全篇报道也许只有一句话令Y书记有些不快："已于年初升任荆州市付市长的原监利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一定的责任，重新回到监利工作"。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且出自蒋祝平省长之口。县委书记不负责，这责任该谁来负呢？最后的判决："无罪释放"第四部分 13.生死之间（6）8月25日，这是判决我生死的日子。早晨4点多钟，我就醒了，偷偷起床后，跑步来到中华世纪坛。我一步一步数着台阶，一直数到2001，到达21世纪的平台。说来真巧，还未对游人开放的世纪坛，竟没有任何人阻拦我的攀登。当我登上世纪坛时，东方的红日正缓缓升出地面，我心中一阵窃喜：这是个好兆头，上帝将批准我和我的祖国一起进入伟大的21世纪。从上午8时开始，301医院8个顶尖的专家，给我会诊。我的哥哥，弟弟，还有李孝贵会长，静静地坐在病人休息室，心情沉重地等待着消息。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氛围，一个人走出了医院。当我走出大门时，正好碰上前来候信的吴方红总经理，她蛮有信心对我说："不用等了，没事，昨晚我梦见你在昌平区栽树哩！"为了让我放松点，她又把我拉到了保龄球馆。10点25分，我的手机响了，我有点紧张，吴总一把抓过手机接听。她的脸上慢慢地放松，眼里流出了喜悦的泪水。专家组拿出了正式诊断报告：良性淋巴细胞瘤，宣判我"无罪释放"。上帝说我太年轻，把我赶了回来。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洋溢在我的心身。我把这个消息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妻子，妻子高兴得泣不成声。在这半个月里，妻子和母亲、岳母、嫂子、婶娘、妹妹，她们分头跑遍了监利周边的寺庙，磕破了额头、跪肿了膝盖，烧的纸钱用车装，敬的香烛用船载。亲人的呼唤，惊天地，憾鬼神。北京的老乡们得知我"无罪释放"的消息后都高兴极了。晚上，信息产业部的张处长出银子，我作东，在新兴宾馆答谢北京的朋友，一下来了两桌人，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对在北京的老乡的感激之情。特别是北京办事处的丰正同志，因为接待我还受到了牵连，还有那些给中央首长看病的一流专家，让我感受到了农民的尊严。告别的时候，我和二哥，深深地向每一位老乡和医生鞠躬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激。我从来就不恐惧死亡，1969年村里的四英被一只小老鼠咬死了，我的姑爷、姑妈和许许多多穷人因无钱治病也都慢慢地死去了，我的同事、优秀警官汪敬超从发现肝病到去世仅一个星期，他握着我的手流着泪慢慢地合上了眼睛。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死亡是太平常的事了，对于人本身来说，死亡是一种归属。我从死神的身边走了回来，对生死有了新的感悟。其实，人的伟大和生命的可贵在于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更多的属于亲人、朋友、人民，属于社会。如果一个自私的人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他一定会后悔他的生命仅仅只属于他自己。人都是要死的，都会归于泥土，只有生是丰富多彩的，生也因此可贵，值得珍惜。而生的贵贱差别却在于对死的解读。高贵的人面对死亡不是恐惧，而是自责，却死得安详；卑贱的人面对死亡是恐惧，而不是自责，却死得凄凉。短暂的深圳之行我想念家中的亲人，惦念棋盘的改革，但我害怕回到监利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之中。23日，我应南方的朋友之邀，来到了改革的前沿——深圳。12年前，我来过深圳，12年后，深圳的美丽、繁荣远远超出我的意料，深圳人的自信和自强、开朗和开明让我感觉到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深圳的朋友带我参观了市郊的农业、布吉农贸市场和上沙、下沙、沙咀等村。这里的农业已经没有联产承包的概念了，绝大多数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已由过去的几亩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过去承包土地的农民很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业经营主体有台湾人、香港人和内地人，还有从其他行业转向农业的非农业户，一个普遍的特征是，从事农业的人一般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者，而是跨行业经营的大老板。深圳的农业因为有市场才生产，内地的农业因为生产了才去找市场；深圳的人因为有钱赚才生产，内地的人因为要赚钱才生产。这里的市场已经不是提篮子小卖的市场。布吉市场每天24小时成交，每天成交额高达亿元以上，相当于一个乡一年的农业生产总值。这里一个村的集体收入比监利县的财政收入还多，一个村长支配的钱，远远超过了一个县长。这里一般农民的房租收入超过了一个乡的可用财政收入。深圳有700万人口，有户口者280万，暂住人口400多万，仅暂住费收入就有16亿元。深圳的农民很富，但他们没有负担；深圳的政府有钱，他们不仅有充足的税源，而且有充足的费源。深圳真是一个商机无限的地方。深圳真是中国美丽的窗口。深圳的繁荣是全国支持的结果，我对朋友们说，如果能按照马克思差级地租的理论，把深圳等发达地区的房地产超额利润通过收取差级地租后转移一部分给落后的地方，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那该多好啊！如果让深圳的居民承担监利农民一样重的税费，让深圳的企业承担监利企业一样的负担，那该收多少钱啊！师兄弟们都劝我留下发展，我却放不下自己的诺言，放不下棋盘的改革。28日，离开棋盘半月的我回到了棋盘。第四部分 14.正义与良心的声援（1）《南方周末》关于监利的报道，监利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了，许多人都觉得报道的力度不够，没有很准确地报道李昌平这封信在监利引起的改革。多数人认为这场改革只是县主要领导掩耳盗铃、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的一场闹剧，只是把矛盾转嫁给李昌平，打击报复李昌平、泄私愤的一场政治游戏。他们对监利县领导人查封《南方周末》，扣车扣人的做法也极为不满。一位退休的正县级老同志气愤地说："一个党员给中央写信，反映国情，民情，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引起了重视，这是监利的好事，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种人难得。监利县的报纸、电视不仅不正面报道，还故意封杀，省外的报纸报道这封信引起的改革，监利县也要查封，并且还以组织的名义限制党员、公民接受媒体采访的自由，这样的事情在监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这样专制的县委书记，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监利县的县太爷也不曾这样专制。"当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时，抽屉内的信已塞得满满的，这些来信有本县的，也有全国各地的。其中两封是监利人寄来的材料，让我敏感发觉，在监利人的心目中，Y和李昌平已经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他们希望我站出来和Y斗，为民除害。所以，他们愿意把一些他们认为很致命的材料寄给我，希望能够作为斗争的武器发挥作用。以下是一位人大代表和几个老干部给中央首长的信。一位人大代表给中央的信首长：我是监利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的干部，民革党员，曾任湖北省第八届人大代表；现任荆州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监利县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人民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多年的人大代表工作职责，使我深感有责任和义务向上级领导反映监利社会经济方面的实情，说几句心里话。期望引起重视，以解人民群众忧愤之心，激发干群艰苦奋进之力。监利县位于江汉平原腹地，总人口140万人，总面积3200平方公里，是水土资源富饶的鱼米之乡。近几年来由于受"四年三水"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是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实事求是观念淡薄，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有差距，县城经济出现了恶性衰退；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反管理、恶法治的暗流，危及基层国家政权的现象令人忧心如焚。一、县城经济恶性衰退监利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单一的水稻种植结构没有有效地进行调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没有深入，保护价收购粮食的政策没有很好落实，农民实际收入水平普遍降低，1999年农民平均实际纯收入不足千元，比1995年下降六至八百元。乡村债台高筑。1995年以来由于受灾、各项建设、完成"三提五统"、集资摊派，乡村集体经济债台高筑，仅1999年全县农村就新增民间借贷5000多万元。至1999年止全县农村债务接近4亿元。全县约有90%的村有负债，负债村平50万元以上；90%的乡镇财政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500万元，乡镇财政负债平均不少于1000万元；全县农村仅1999年利息支出就高达7000多万元。农民负担沉重。1998、1999年两年县、乡两级加重农民负担高达3亿多元。农民生产积极性必受到严重挫伤，弃田外出十室四空。养殖业中生猪饲养数锐减，目前仅40多万头，母猪饲养量仅2万头，比1995年下降了一半以上。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很难为继。二、二三产业的情况是：各类工业企业经营全面萎缩。停产企业多达80%以上；生产企业中约有80%企业亏损；在岗职工人数仅占1995年职工数的20%；1999年全县工业企业税收仅占1995年的30%。而以吃喝玩乐为主的服务业畸形发展，各类娱乐城、餐馆、美容美发、按摩院充斥大街小巷，助长奢侈，败坏社会风气。全县财政赤字已达一亿元以上，接近县级财政可用资金的两倍。这些情况经中央首长派人到监利暗访调查，特别是农村的突出问题得到披露，省、市领导非常重视，深入监利农村驻点调查，采取重新核实"三提五统"项目，精减乡政府派出机构"管理区"，核债减息等措施，目前农业生产，农村经济衰退的趋势有所扼制。然而县城经济的社会生活中与农村突出问题同期伴生的违法现象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三、反管理，恶法制的非法违法现象危及基层国家政权一是非法集资十分普遍。原监利汽配厂股份制改造，违规吸纳社会股金800多万元；中兴公司、磷铵公司搞包装"上市"，吸纳社会资金600多万元；全县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形式吸纳社会存款一亿多元。汽配厂、中兴公司、磷铵公司这三家企业目前生产经营十分困难，更谈不上"上市"，不少人血本无归。农村合作基金会已停止营运，至目前为止多半储户的存款没有清兑。二是违法、违规挤占挪用专项资金严重。社会养老保险金被挪用2000万元，这个养命钱目前已不能保证正常支付；国家堤防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近3000万元；每年以"以资代劳"的项目向农民收取的数千万元，应当用于堤防水利项目建设的这笔资金，挤占挪用现象更加严重；挤占联合国粮农组织救灾资金，这笔救灾专项资金符合规定用途不到总额1800万元的10%；挤占挪用房改资金3000多万元，房改政策不能落实到位；违规借贷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5000多万元搞"政绩工程"。以上违法、违规挤占，挪用的资金或用于建造楼堂馆所，或搞"政绩工程"，部分养活人，部分被贪污侵占。三是腐败分子未能严惩。县农业局局长江××贪污联合国粮农组织救灾资金6万余元，包养情妇多名，县检察院已立案侦察清楚，时隔半年未能移交法院惩处；县烟草局局长冯××等人贪污受贿数十万元；县电视台播出其受拘捕的消息，时隔十几天人就被放出来了。惩治腐败的斗争被大打折扣。四是冲击县人民法院和扰乱法庭事件频繁。今年5月29日红城乡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因一借贷纠纷不服庭审合议，砸毁法院标牌，殴打法官及前来处理事态的县委副书记秦明福同志，这一严重事件震惊司法部门和县人大常委会，至今受命查处的县监察局未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处理意见；时隔不久，本县新沟镇党委以党委红头文件形式扣押县人民法院到该镇执行案件判决结果的车辆；公然无视司法独立尊严；8月初，本县朱河法庭正开庭审理案件，案件利害人竟放百多斤重的狼狗扰乱法庭，气焰嚣张之极。五是强制动用大批警力处理群众上访民事纠纷等事件，造成不良社会效果。今年以政府或党委名义要求公安机关派出几十名警察处理诸如滨湖制药厂搬运工争抢工作岗位事件；县港务局职工到县政府上访事件；"面包车的士"车主不满征收附加费用的上访事件等，共四五起。本可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疏导的，结果却用大批警员干预，不仅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有损，也使部分警员身心受害。以上违法、违规的事例只是我耳濡目染的事实，联想沉思不禁忧愁无限。其中虽有群众反管理的意识使然，也有我们的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法治手段欠缺，思想政治工作疏导和渠道闭塞的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最主要的还是县委依法治县的意识不强，措施不力。如此不正常的反管理，恶法制的行为和事例不引起重视，必将危及我们国家政权，必将演化成反党******的浊流。四、要求县委书记Y同志讲清楚的几件导致人们疑惑的事情。1、关于县农机公司与"台商"合资兴办"大昌"公司，这个"台商"是不是Y同志的舅兄？"台商"以设备投资，该设备是否无进口许可证?商检证？是否用一张白条虚报400万元设备款？是否借"股份制"改革的名义，使"台商"抽回资金几百万元？国家损失是否一千多万？Y书记的女儿自费到美国留学是否与"大昌"合资有关？2、传闻Y书记基本垄断了监利建筑行业。由他弟弟经手销往监利的水泥等建材有几千万元。此事是否与书记本人介入有关？3、县农业局、烟草局两个贪污腐败分子的庭审及处理搁置是不是Y书记的庇护？我与Y书记素昧平生，他来监利头一两年倾听干部群众心声，努力工作，很得干部群众的拥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不注重经济要素的实质性发育，不能潜心研究长远发展大计，不重视持续发展的建设，不想在监利长期工作，短期行为多了一些，于监利的长远利益着想感到失望。我向他提出这几件事实并澄清这些疑惑问题，有利于党的事业。致礼严必丹上200年8月10日第四部分 15.正义与良心的声援（2）严必丹的信发到了北京、武汉、民革中央，同时在监利范围内广为散发，一时成为议论的焦点。老干部联名给中央的信首长：湖北省监利县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时，却切实加重了农民负担。为此，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总理反映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了朱总理、胡副主席、李岚清副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及时派出调查组走访监利县棋盘乡、汪桥镇部分村组的干部、群众。接着湖北省和荆州市委也分别派出调查组，核实了有关情况。中央、省、市调查组均确认李昌平同志反映情况属实。此时，监利县正在紧张地进行"三讲"教育，他们对过去加重农民负担的错误有认识无任何反省，对如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无任何措施，即宣布"三讲"教育"胜利"结束。直至您和中央领导第二次对调查报告做出批示，湖北省委才引起重视，监利县委才被迫取消教育集资、螺山泵站集资、以资代劳和改革平摊屠宰税征收办法，共减轻农民负担1亿多元。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中央和湖北省委对监利县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调查核实的过程中，不重视农业、不关心农民、擅自加重农民负担的县委书记却被提拔为荆州市主管农业和农民负担工作的副市长！！这是我们参加工作50多年来没有见过的政治"怪事"，这一事件在荆州乃至湖北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该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两年时间（1998-1999），最大的"政绩"：一是加重农民负担4亿多，其中县里加重12亿多元（见监利县1998、1999年下达各乡镇的负担表），乡镇层层加码28亿多（见县经管局今年7月初对全县1998-1999年农民实际负担调查报告）；二是挪用救灾款数千万元，用于平衡地方财政，并装修县委办公大楼，盖干部宿舍楼，还买小车；三是截留农业税减免款1300万元新建财政局办公楼（称为荆州财政系统第一楼）；四是挪用社会保险基金2千多万修城区道路，搞形象工程，造繁荣景象；五是没有编制概念，任意安排亲朋好友吃财政饭，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超编130多人，蒋祝平省长为此拍案而起，限期精减到位，可至今顶着不办，没减一个人。截止1999年底，全县乡、村两级负债45亿元（不含企业），县级财政赤字13亿元。我们是退体干部，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平时耳闻目睹积淀下来的情况和事实，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您已派人解剖了棋盘乡这只"小麻雀"，我们认为似有必要解剖一下监利县这只"大麻雀"，这对于弄清农民负担为什么越减越重，居高不下的症结之所在，以及如何化解农村债务，争取民心；对于实践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积极稳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对于加强基层廉政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专此。敬颂大安！监利县直机关老干部×××××××××××××××敬上2000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