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理说实话-3

造成全乡如此经济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天灾，1996年水淹，1998、1999年长江防汛各级支出很大；二是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三是部分农民欠款收不上来增加了各级的负债；四是高利贷和利滚利雪上加霜；五是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下跌；六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第二部分 14.未雨绸缪（3）会场趋于平静后，我开始继续第二个大问题。(二)棋盘的干部是什么？1棋盘干部是棋盘人民的"老爷子"。棋盘的人民把60000亩地的收入全给了我们，还把在外地打工"买血买肉"的钱拿出240万元来养活我们。每个干部一年的工资、费用不少于二万元。是大约100亩农田的负担或粮价每百斤50元时，农民种400亩地的纯收入。我们干部中不少人常常发牢骚："给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一个月还拿不到1000元，还不够上县城请人吃两餐饭。"同志们啊！和农民比比吧！2棋盘干部是棋盘人民养的"不孝子"。棋盘人民每年拿出的1300多万元，我们还不够用，每年还拿高利贷1000万元花销，还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吃喝玩乐，中饱私囊。我们有些干部一场牌就输赢上千，一场赌博就输掉几千、几万元，靠我们自己的工资赌得起吗？有位总支书记，经常带领管理区干部、村支部书记、村长进县城玩赌机。每次进城，都输掉几万元。为了把输掉的钱补上，他们就村、区联合，用虚开水利工、虚设水利工程、虚报高利贷利息等办法，大肆盗领公款，把他们的赌债转移给全区农民负担。这是集体腐败，这种集体腐败不只一个管理区有，在我们很多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同志们啊！我们当干部的良心何在！人性何在！3干部到底有多少真本事。我们有多少人能办好企业，有多少人懂技术，有多少人会管理，我们有多少人能开好一个群众大会，我们有60%以上的干部在家里休息是个贡献，上班对人民是个负担……老百姓说，百无一用是"干部"啊！我们凭什么享受棋盘父老乡亲的供奉和乳汁，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干部，因为人民对共产党还有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践踏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同志们啊！我们这些号称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官员已经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而棋盘的人民则变成了被统治的奴隶。棋盘父老乡亲已经一贫如洗了，我们这些干部把他们拖苦了、拖垮了，到了该棋盘干部尽孝的时候了！(三)惟一的选择。1牢固树立长期过紧日子、过苦日子思想不动摇。量入为出，全力保农民不造反，保干部不饿死。从现在起，从我做起，坚决不准上馆子、坚决不能租车子、坚决不准借钱搞面子、坚决不准借钱过日子。干部要带头把高利贷的利息降下来，谁不要利息，优先还谁的钱，还款按利息高低排队。干部的工资每季度发一次，每月400元生活费，其余的有钱就发、无钱挂账。干部的开支权取消，不许报租车费、报烟条子、报饭条、酒条子……过去的特权一律取消。第二部分 15.未雨绸缪（4）各级要充分发挥老共产党员的监督作用，各项开支要经过老共产党员组成的民主理财小组审查，公开曝光，争求民意才能报销……我特别强调毛主席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仍然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讲到这儿的时候，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2全部清退编外人员。可有可无的部门全部与政府脱钩，能够合并的机构一律合并，能撤销的机构一律撤销。清人要先从乡党政领导成员的子女亲戚开始，不讲特殊情况，一刀切，一律化。3坚决把农民负担减下来，按上级批复数，各级不许加一分钱。不论出现什么困难都不能打农民的主意，要让农民休养生息。4乡里拿出10000亩水面的25年经营权，用于偿还三级所欠的债务，把三级的债主变成乡办渔场的股东。但是，对过去的高利贷，我们要清理整顿，把多领的利息要追回来，把息转本退回来，把高利息降下来，要坚决打击无本生息等以权谋私的违法犯罪。5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用1～2年的时间，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在土地流转制度建立的基础上，改革现有农村组织结构形式，重点培育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6开放农业资源市场，对外招商引资开发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场里没有一个人进出，人人神情专注。会场上也有不少人脸上的肤色红一阵、白一阵，脸上的肌肉紧一阵、松一阵，会议达到了出乎预料的效果。我也被会场上激愤、紧张、信任的气氛所感染。当快要结束报告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台前，充满深情地向与会者，向棋盘的人民表达我的心声：20年前，我毕业于棋盘中学。这里有我的很多同学、老师，这里曾给我知识和力量，我从这里走出农村，这里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起点。20年后的今天，我是来这个地方还愿的。我希望所有的干部从今天起，时时刻刻把棋盘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做棋盘人民的公仆：把棋盘人民当父母兄弟姐妹对待；把棋盘人民的钱当血汗钱用；把棋盘人民的事当自己的事做。这"三当"是我代表棋盘所有的干部对棋盘人民做出的承诺，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们履行诺言。当我的报告结束时，会场里响起了长久的、雷鸣般的掌声。为了达到会议最佳的动员效果，在我讲完之后，我请早已经准备好的几位老干部上台发言。老干部们在发言中都表示坚决拥护、支持党委的决策。他们说，人虽然退休了，但思想没有退休，愿意随时服从党委的安排，党委指向哪里，工作做到哪里。他们充满感情的表态，代表了人民群众、绝大多数党员的心声。两位被精简回家的编外干部的父亲，也主动上台，对子女被精简回家表示理解，并且坚决支持改革。老干部的发言把会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我感觉到了我的动员报告在棋盘人心中产生的巨大震撼，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了人民群众中和共产党内蕴藏着的巨大的改革力量，因而更增强了几分信心。一场紧张而又艰苦的改革在棋盘展开了！第二部分 16.中央领导情系棋盘（1）中央来人了3月底，监利县的"三讲"教育已经进入整改阶段。三讲期间，关于监利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意见最多，尤其是基层对三月初监利县委、县政府关于2000年农民负担的方案反应强烈，纷纷要求县里按"三讲"要求带头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县里工业形势年年走下坡路，财政吃紧，加上这几年手脚搞大了，习惯搞坏了，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怎么也刹不住车，减负也就成了一个不好破的难题。就在县里为"三讲"教育的整改方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省里传来了一个让县领导颇感震惊的消息：棋盘乡一农民向中央写信，反映监利农民负担过重、粮食保护价不落实等问题，中央已派人下来暗访，请监利方面关注此事。3月29日，是我发信出去的第21天。这个时候，除了是"三讲"的关键阶段外，还是Y书记是否能调荆州市任副市长的关键时期。我被请到了县委书记Y同志的办公室里。Y书记显得心事重重，几次欲言又把话收了回去。我隐约感觉到，Y书记找我可能是与信有关，但我不能确定，心想，我总不能不打自招吧。我站起身来，拿起Y书记茶杯给他去斟茶，背着他的面开始打破沉默："您有什么任务，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做好，请您相信我。"Y书记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走近我，以他特有的语气对我说："有件事请你认真对待，你们棋盘乡一农民写信向中央反映农民负担重、粮食政策没落实，中央马上要来人调查。你回去查一查，做做工作，不要在这个时候给监利添麻烦。特别是粮食政策问题，中央政策好，下面执行难，发生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中央抓得严，可不能把县里的把柄给来人抓住了。你接待的时候把县里的难处多讲一些。"至于农民负担，只要没死人，没多大的事。这次'三讲'整改，县里再困难，也带头减负担。"我接过Y书记的一支烟，站起身告辞："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有意外情况我会及时向您报告。"国务院调查组在棋盘调查组没有和县委、县政府取得联系，直接找监利县农业局，整个调查过程，监利县方面只有农业局局长姜央华陪同。4月1日，调查组从县城出发，第一站准备先去桥市，途中却变了卦，直奔棋盘。11点钟我接到姜局长的电话，调查组要求棋盘乡书记在家等候。这时我已完全明白，暗访调查组是冲着我的那封信来的。国务院调查组仅有两人，一位叫贺军伟，一位叫潘文博，都是农业部的处级领导干部，省农业厅耿处长和县农业局姜局长陪同。贺处长和我对上号后，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坐定后，贺处长说明来意：根据中央的安排，农业部分多个调查组赴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棋盘是随机抽样的一个点。希望乡里给予配合，提供一些情况和方便。很显然，贺处长是在用心保护我。调查组要求乡里提供以下一些材料：11998年、1999年棋盘乡农民负担摊派表。21998年、1999年棋盘乡财政收支报表和债权债务情况。31996年以来，粮食收购价格、数量情况。42000年的农民负担预备方案。51998年、1999年农民纯收入等重要经济指标。6外出劳动力和弃田撂荒情况。7乡村工作有什么难处，对中央有什么要求，照实讲。第二部分 17.中央领导情系棋盘（2）调查组不需乡领导人陪同，也不用乡里派车，完全食宿自理。调查组还一再强调不要公开他们的身份，以便于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角湖村成为调查组走访的第一站。角湖是距离乡政府最近的一个村，人口900人，粮田1400亩、机动田400亩，1999年各项负担人平250元，每亩230元，家家种粮，家家亏本。当时村里还有余粮20多万斤，粮价掉到了每斤038元政府也不愿意收。该村集体负债80多万元。开年以来，村里的1400亩地无人问津。老百姓都齐了心，没有人要一分田。至于谁当村干部，老百姓说："随便谁当都行，反正我们走人。干部搞干部的，我们搞我们的。干部不要管我们，我们也不管干部，两不相干。这责任田，你们干部自己去种，我们一辈子都不种了。"面对撂荒的1400亩土地和留在家里的"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村干部只有急得团团转。此情此景，让贺处长感到奇怪："过去，我们总以为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天生的，永难割舍的，只要搞了责任制，明晰经营权，把土地承包期限定长点，农民就会舍得投入，就会把土地当宝贝，当传家宝。可今天，农民竟然不要土地，一辈子也不要土地！"贺处长接着又感慨万千地说："今天明白了一个新道理：只有当土地能给农民带来收益的时候，农民才会对土地有感情，土地没有收益，产权再明晰，老百姓也不会去爱土地，去经营土地。这条对我们制定农村政策很重要啊！"离开角湖村的时侯，贺处长紧握着李先进的手激动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跟你们一样急啊，我一定把你们的情况报告中央。"贺处长一行到达的第二个村是侯王村。调查组在这里了解到，侯王村人口不足800人，耕地面积1400亩，1999年全年农民负担52万元，人均负担为全乡之最。侯王村是棋盘乡负债最少的一个村。支部作风较为过硬，侯书记是全乡支部书记中做发展经济工作功夫最过得硬的书记。贺处长打开该村的账簿看到，1999年村干部生活开支只有5400元钱，只是一般村的十分之一。电话费开支300元，还没有其他村一个月的话费多，村级负债也只有12万元(全乡村平均100万元)。因此，贺处长当场对这个支部书记给予了肯定。可是谁也没料到，侯书记却根本就不领情："我不是什么好书记，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是个好书记，我的群众要是把我拉去枪毙，我也无怨无悔……你们上面只顾自己，把农民不当人看。你们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玩得好，活像神仙过的日子，而我们农民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侯书记带着贺处长一行人一连走了7户，没有见到一个青壮劳力，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户有彩电……目睹了这一切，贺处长、潘处长禁不住流泪了。他们伤心地说："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此艰难，我们怎么能让他们人均负担600多元啊"！调查组来的第二天，棋盘乡龙湾管理区潘河村发生了一起很凄惨的事件：支部书记柳景双服毒自杀。从1月至4月，潘河村一连换了三个支部书记，前两个接任后，都因为村里的债务70多万元，讨债的难应付，先后不辞而别，外出打工去了。柳景双本不愿意当支书，怎奈禁不住总支干部没日没夜地连续做工作，终于答应当一年支部书记。柳景双1999年是原班子的副书记，和时任支部书记的柳景彪有矛盾，这成了日后的一个祸根。2000年柳景彪下台了，本来心里有些不舒服，看到前面换上来的三个支部书记没搞几天就逃之夭夭了，心里幻想着自己可以再次当书记，不料半路出了个柳景双。1997年，柳景双曾做担保，为自家亲戚向柳景彪借过2000元钱的高利贷，时间过了两三年，利滚利已有6000元了，可亲戚却还不起这笔债。柳景双担任支部书记后，柳景彪便天天上门来讨钱，并出恶言侮辱其人格。三番五次，越逼越紧。柳景双英雄气短，一时想不开，服毒自杀了。临走的时侯，贺处长、潘处长每人拿出200元钱，托人送给柳景双的家属。4月2日，贺处长站在政府门前朝西远远望去，看见前面有一幢房屋最靓的人家，这里是调查组走访的第四站，黄桥13组。这是全乡最富裕的一个墩台。全组35户、外出17户、在家18户，只有9户打算种田。贺处长来到这里的时候，这9户中间只有3户准备了种子、肥料，其他6户没钱买肥，打算找人拿利钱种田。农村拿利钱一般是月加3，这意味着100元钱用1个月，就要给人家3元钱的利息，用10个月就是36元利息。贺处长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信用社贷款，农民说："找信用社贷款既要托人担保，又要送礼，算下来和拿高利贷一样贵。"跑了好几个村、农民都反映粮食价格低，每斤只有038元，并且还不收购。调查组来到粮管所，看见收购场上用红笔工整地写着"不限收、不拒收、敞开收购、保护价收购"的标语，可是却无人上班，仓库的门紧锁着。找粮管所的领导，领导没来上班，问为什么不开仓收粮，粮管所的职工回答说，老百姓手中的粮收完了。问收的什么价，回答收044元1斤。调查组问这是谁定的价，粮管所拿出县政府的文件，说是县政府定的价。据老百姓反映说，粮管所的职工和粮贩子勾结，白天以每斤035元收农民的粮，晚上再送到粮管所来卖，收购价每斤044元。如果农民自己拉粮来卖，连每斤037元的价格都卖不到。在棋盘两天的调查，北京来的两位处长先是感到奇怪：中央政策在下面怎么就成了这样。后来感到伤心、难过：农民怎么这么苦！种田怎么这么难！最后是感到愤怒：地方的同志怎么能把中央的政策当成儿戏！过去，我对上面来人一惯没有好感，一方面他们对下面的情况既不了解但又不愿深入，另一方面他们既不懂又非要装懂。但贺处长、潘处长却迥然不同，他们不仅对农村很熟悉，而且作风很深入，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每走一处，耳闻目睹农民的痛苦，都情不自禁地要伤心落泪，并当着农民的面坦诚地检讨上面工作上的失误。调查组在棋盘调查的消息很快传到县里，县里的领导人坐不住了，强烈要求国务院调查组的同志到汪桥镇去检查工作。汪桥镇是监利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乡镇。4月3日，检查组的同志对汪桥镇进行了调查。后来在写给国务院领导的调查报告中，他们多次列举了汪桥的农民负担的情况，大体上和棋盘差不多。第三部分 1.中央与地方的对话（1）4月23日晚上，调查组的同志在监利宾馆单独召见了我，他们和我交换了在监利调查的情况，肯定了我在棋盘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我们就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中央要保持绝对权威贺：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在地方难执行到位？例如粮食政策、负担政策、户籍政策、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等等。李：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中央政策虽好，但地方可以不执行。例如农民负担政策，你们都知道地方没有执行中央政策，中央虽然三令五申也没有把地方怎么样。只有农民负担出了恶性案件，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向，中央才追究责任，但地方也往往只是拉几个乡干部当替罪羊了事。中央明明知道，问题虽然出在乡镇，但根子是在上面，那么为什么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机构和人员就一年比一年膨胀，农民负担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的政策对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其次，中央政策不结合实际，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例如粮食收购政策，中央定价敞开收购，出现亏损由地方财政补贴，产粮大县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补贴？没有补贴，粮食部门就借机压级压价、扣斤扣两，甚至出现国家收粮，农民出钱搭临时收购棚的事情。中央粮食政策还规定，国有粮食企业只能顺价销售，但监利粮食系统有10000多人，又如何能顺价销售呢？1995年以来，中央的保护价，地方没有哪一年执行过。政策规定的保护价误导农民多产了粮食，可是实际上地方不仅不按照保护价收购，而且还限收、拒收，限制多渠道经营，结果就把农民坑得很苦。这些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是清楚的，不清楚讲不过去啊！中央很清楚，多次三令五申强调执行收购政策，但地方上就是不理会，中央没办法，苦的是农民。再就是有些政策不配套，地方无法执行。例如户籍政策。农民在外打工多年，在外已安居乐业，申请迁移，本来应该支持。可乡村干部却百般阻止。为什么呢？因为迁移是公安局的事，而公安的年报人口又不作为负担人口的依据，上面每年下负担数额时还是以上年负担数为准。再如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现在农民交了教育附加费，学生上学还要交很多费。小学生每年不少于600元，初中生不少于1200元。政府的义务，全部转稼给了家长，家长供不起小孩读书，还要依法追究家长的责任。地方政府不是不愿意拿义务教育经费，而是拿不出来，这就使义务教育法无法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策要么不出台，出台了就一定要执行，中央要保持绝对的权威。无论是哪一级的官，只要把中央的政策当耳边风，都应该无条件受到查处。干部、个人的政治生命和党的生命相比哪个更重要，这个含糊不得。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面贺：像你这样的乡干部素质应该不低了，并且大多数乡干部都是农民的儿子，为什么干部、群众的关系如此紧张？李：农村干群关系好不好，是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这虽与乡干部素质高低有关，与乡干部出生农村相关，但不是绝对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农村干部的素质比现在干部低得多，那个时候的干部大多数是从"吃商品粮"的人中产生的，但那时的干群关系很好。我认为决定干群关系好坏的关键因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能否得到执行。什么时候政策执行得好，干群关系就好；什么时候政策执行走样，干群关系就差。其次是干部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必须保持统一。干部不应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群众利益，干群关系必然受损。一旦干部发展成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与民争利，那么干群关系必然要恶化。从1992年起，各级政府分灶吃饭，好的税源（企业）和税种都被县以上的政府收走了，不仅乡里的财政来源全靠农民，县里的财政收入也主要靠农民了，农民负担怎能不重。更有意思的是，从1994年开始，内地兴起了"跨越式"的赶超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发展战略，到处是"人民的事业人民办"的标语口号，教育部门提出了无楼不成校的极左的义务教育高指标，各行各业都借小平同志的话争着优先发展，如优先发展教育、优先发展交通、优先发展电力、优先发展通信等等，可是，本来属于国家义务的基础建设却都要农民出钱，还说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最后农民出钱建的基础其产权却属于国家，电力、电话的价格却比城市高。农民怎么能没有意见呢？乡村干群关系的好坏，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整体性的干群关系问题。干群关系不好，问题虽出现在下面，其责任实际应该在上面。有一年，县市派出很多工作队下村，对村干部进行宗旨教育。工作队没驻上两个月，每个工作队生活开支都超过了5000元。送烟送酒来慰问工作队的单位来了一批又一批。群众说，宗旨教育工作队把我们村里的干部教坏了，搞宗旨教育不应该是城里的干部教育村里的干部，而应该把村里的干部派去教育城里干部才是。第三部分 2.中央与地方的对话（2）最大的问题是政策执行不够贺：最近一些年，如果说农村有什么问题，你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李：我认为中央农村政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问题是政策执行不够。现在，下面对中央的政策有些麻木了。我感觉最近几年县以下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放松了管理，全面放松了管理。大家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搞市场经济，市场规律在方方面面都起主导作用，无形之中把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市场价值渗透到了政治、思想教育、科学技术、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所以党和政府就放松或放弃了管理。例如近5年，我们有不少单位的人员增长了七八倍。对此，有一种理论认为，只要单位效益好，你就可以多发钱；单位效益不好，你就少发钱，只要不找政府，人进多进少不必管那么死。但人进来了，就得要吃饭，虽不找财政要饭吃，美其名曰是找市场要饭吃，其实还不是滥用手中的政策，与民争利，鱼肉百姓。再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分灶吃饭，有人认为这样就能调动各级的积极性，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当财政收入不足时，地方会节约开支、过紧日子。这个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承包"理论，让各级政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这种"理论"的麻痹下，上级放松了对下级的管理，结果是下级短期行为恶性膨胀，大量资源滥用，到处赤字运行，企业和农民不堪重负。发展不仅没有加快，反而倒退了。有不少领导常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因而常常站到一线抓发展，自己唱主角，企业家唱配角。这样实际上破坏了发展的公平竞争原则，也使原有的社会经济管理规则失去了约束力，一切就乱套了。例如，有不少单位每年的"交际费"要占整个经费支出的10%左右，并且"交际费"无所不在，如果政府牢牢地坐在管理和服务的位置上，不越位，非企业单位的"交际费"就不可能如此铺天盖地。由于领导干部放弃了管理的本职，坐到了发展的主角位置上，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权也随着萎缩，因为没有领导人愿意把自己置于民众监督之下。领导人倒是愿意领导民众去监督、发动民众去监督他的下级，但当他发现自己下级账上的"交际费"实际是孝敬上级的时候，监督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我参加工作快20年了，我还没有见过乡政府的开支票据公开接受过人民代表的审查，更没有听说过县政府的支出明细向社会公开过。敢公开吗？因为管理一塌糊涂，所以根本就不敢公开。我保守一点估计，纳税（费）人所交纳的钱财至少养了一半不该养的闲人，非生产性开支中至少有80%是为个人服务的，是不该用的。再如，有不少领导一谈解放思想，就主张大破大立，不讲是非原则，否定一切；一谈发展就只讲"肥私"，不讲共同富裕；一谈先进，就是财主，甚至周扒皮，雷锋似乎成了傻瓜；一谈改进作风，干部就以傍大款为荣，富人变成了领导的同志，穷人成了领导的耻辱……我们这个社会利害高于了是非，市场价值统治了一切价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从严治政，全面加强管理是当务之急。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势在必行。"三农"问题，不仅是农村政策的问题，应该全方位检讨。农业的危险来自农业外部贺：你认为农业有危险，主要是什么危险？李：农业的危险不是来自农业内部，而是来自农业外部。首先，农业效益过低，农村的各种资源会向非农业过度转移，从而导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其次，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有较好的外部环境，"九五"期间是调整的极好时期，可惜错过了机会。"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入WTO，会令我国农业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我们的农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再次，从国民经济整体态势来看，城市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在下降，内地乡镇企业也全面萎缩，农产品价格不仅没有上涨空间，而且还在下滑，体制也不可能改变，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不能再用老办法，但切实可行的新办法又没有找到。没有办法应付可能发生的变化，不能不说这不是一种危险。县乡政府体制的创新已成为瓶颈贺：你认为农村改革该怎么搞？对国家农业政策决策有何建议？李：总的趋势是要"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国家把"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对农村改革有直接的影响。如果国家把"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看成与西部开发、南水北调、国企改革同等重要的战略，那么我想，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农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国家不把"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放在一个应有的战略位置，农村改革就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人认为，农业产业化、费改税是未来农村改革的主要任务。我认为并非如此，比农业产业化和费改税更重要的是对县乡机构进行革命性的改革，所谓革命性的改革也就是说要改变干部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党的领导关键是要保证让人民做主，重构政府体制。其目标是政府必须忠于人民，按人民的意志办事，现在的吃税费人员必须减少一半以上，各种机构必须砍掉一半以上，干部在岗即官，下台即民，。靠体制内单方面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机构改革的目标的，这是新中国几十年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在政治改革的同时，配合建立"代耕"制度，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大幅度降低农业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和社会发展能力。如果县乡政府体制重构的改革不切实做好，其他改革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改了也会恢复。第三部分 3.中央与地方的对话（3）要系统研究农业政策贺：对国家农业政策决策有何建议？李：我认为国家从事农业宏观政策研究的机构和专家，必须系统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粮棉要多少？规模搞多大？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四个问题不做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农业政策体系。我们国家粮棉的实际生产能力是多少?而实际需求是多少？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回答清楚。近几年粮棉明显过剩了，才知道过去的评估是不准确的。过去我们在粮棉政策上长期摇摆，国家损失很大。这个问题搞准了，对农业决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回答"规模搞多大"等其他的问题。我说的规模多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粮棉总的生产面积。在保证粮棉总供给平衡的前提下，确定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规模。二是确定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在保证粮棉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寻求合理的劳动投入的规模水平，从而估计转移农民的可能数量。人到哪里去，必须统筹安排。转移到发达地区多少？转移到集镇多少？转移到乡企多少？转移到二、三产业多少？转移的人能否安居乐业？转移需要多少年完成？只有把这些问题系统地研究透了，农业政策才能正确制定。转移农民是必须花钱的，国家的财力每年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支持"转移农民"，这个要算账。每年粮食系统亏损几百亿，每年城市的房地产空房积压资金几百亿，如果把这些资金用于转移农民，必将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现在，国家总的趋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认为不能以此排斥计划，市场会使财富向最有效益的产业和地方集中，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必须加强农业区域规划，加强计划执行力度。国家对哪些地方种树、种草、退湖、调蓄养鱼等等，不仅要做出规划，而且要通过立法坚决保证执行。哪些地方种稻、种棉、种小麦、种玉米、种油料，不仅要规划，而且要用经济措施保证执行。哪些地方缺粮，该由哪个地区调拨供应，应严格按计划保证，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现在没有很好的落实农业保护政策，实际上在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国家能够做到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就很不容易了。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既有利于未来工业、农业、城市、农村协调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有利于国家大局的稳定。贺：你这次上书总理，地方领导对你会有意见，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李：我相信领导同志是有思想觉悟的。如果因此丢官去职，那自认倒霉吧。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贺处长、潘处长都出生在农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我们讨论得很投机。两个晚上，我们一边讨论一边不停地用纸巾擦拭着放纵的泪水。4月4日，调查组离开监利，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份胡锦涛、******、陈耀邦等领导同志在我信上批示的复印件以作纪念。两位处长一再嘱咐我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送走调查组的同志后，我立即去找Y书记报告我写信的内容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及国务院调查组在棋盘调查后和我碰头的情况。Y书记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用正眼看我一下。我尴尬痛苦的日子开始了！第三部分 4.一样的事实，不同的态度（1）中央调查组的同志刚走，庞大的省市县调查组来到了棋盘。调查组分成若干小专题进行分头调查。我必须分头汇报，有时调查组的同志就像审犯人一样盘问我。少两个人是怎样回事?市县的调查组来棋盘调查前，认真地研讨过我写给总理的信，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信中列举的数据是真实的，就连在棋盘当过多年乡长的何乡长也说信中反映的情况夸大其词，基本不属实。棋盘的前任书记竟声称要用头担保，说棋盘的乡区村经济状况决不是信中说的那样子。我感觉到，市县调查组关心的不是信的出发点和如何研究解决信中反映的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他们目的是要否定这封信。我来棋盘时间虽然不长，但我17年乡镇工作养成一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必须先摸清家底。棋盘乡自1987年建立以来的账就是没有模清底细的一本糊涂账，我组织专门力量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基本搞清楚。过去统计的年报从来就是摸后脑的数据，根本没有参考价值。例如人口上报只有33万人，实际人口是39万人；耕地面积上报是47万亩，实际是6万多亩。至于三级的财务情况，过去的领导就更没有数了。县市两级调查组，想通过核对数据，否定信的真实性。可事实毕竟是事实，一套一套的报表，把棋盘乡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得清清楚楚：棋盘乡农户上交负担总额，村里用了多少、区里用了多少、乡里用了多少、上交县里多少；棋盘乡多少债务，村里多少、区里多少、乡里多少，其中欠银行多少，欠信用社多少，欠单位多少，欠个人多少，什么时候发生的，支付本息多少，现在欠本息多少；全乡有多少债主，干部占多大比例；棋盘乡1994年人口多少，这几年自然增长率是多少，现有实际人口是多少，负担人口是多少，口袋户口有多少……刚开始的调查，立场不一样，争论很激烈，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参加调查的同志，观点逐步统一到我给中央的那封信上来。这样的发展态势，让市调查组的组长多少有些失望。可是我到底还是有把柄被抓在了人家手里。在盘点吃财政饭人数时，发现实际人数比我信中反映的人数少了两个人。秘书长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严肃地拉长面孔，花了很大的篇幅大讲他过去当党委书记、县委书记时如何把情况搞得具体，作风如何深入，如何实事求是。他还借机批评我给中央领导打"小报告"，反映情况不实事求是。但是省调查组的一位姓严的领导看不过去了，他觉得这位秘书长有点失态了，忙打圆场道："老刘，李昌平书记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调查研究不要钻牛角尖嘛！"粮食部门的同志来调查落实中央粮食收购政策时，只认准了收购凭证上的标价，即每斤055元。至于农民为什么实际结算价只有每斤038元，他们不管，他们强调，凭证才是事实。市信用社领导来调查时，对农民实际贷款利率21‰的事实，他们竟说合乎政策。棋盘陪同调查的人提出异议，认为不合中央政策，来调查的人竟这样回答："中央说不合政策你就要中央直接给棋盘贷款吧。"教育部门的领导来调查时，对学校乱收费、乱开支、教师过剩、教育垄断、师德日败、学风日下等问题不闻不问，他们也不管乡财政收入的70%以上用于教育这一事实，只一个劲指责政府不重视教育，大讲特讲美国教育如何如何……类似这样的调查研究活动，我陪同了16天。4月21日，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决定：棋盘乡剩下的2000亩弃田必须在月底以前全部包出去。省领导即将来监利调查，在省领导到来之前，如果这个问题仍然没解决好，拿李昌平是问。散会后，县里来了两位常委，驻守在棋盘督办。我已经习惯上级的这种做法了。我从容不迫地找来几家空田大村的包村干部研究对策，大家通过分析认为，空田的可能性很小，2000亩地包出去也很简单，只是价钱问题，如果一亩地承包费降到50元，一下子就解决了。对于降价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明确表示反对：第一，降价会引起连锁反应；第二，降价会导致集体收支不能平衡。我主张采取扶持种田大户和养殖大户的办法加以消化。把种子、粮食、信用社、供销社找来帮助大户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可以一举几得。按照这一思路，我提议是不是请县领导给各部门做点工作。但我万万没想到，有位领导竟脱口而出："有本事反映情况，就有本事解决问题。……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求不空田，办法你们自己想，月底一定要解决问题。"这位领导最后竟严肃地警告我："昌平同志，降价是最现实的办法，不要自讨苦吃不算，还连累其他人"！我不得不忍气吞声，向领导保证本月底把弃田解决好。但我不能用简单的办法来处理弃田问题，我甚至认为空田也比过度降价好，我要对下负责！第三部分 5.一样的事实，不同的态度（2）我最孤独的一个月从4月1日到5月6日，是我最孤独的一个多月。4月8日，县里传来消息说，湖北省委某领导愤然曰："监利怎么搞这种人（李昌平）当书记。"4月10日，监利县人民检察院调查我过去工作的地方的经济问题。4月18日，监利县委书记Y荣升荆州市副市长，主管农业和农民负担工作。4月24日，Y在全县乡镇、科局主要领导会上，对荆州市10个县市区的农村债务、农民负担、财政赤字进行比较，大讲监利县的大好形势，声称自己荣升副市长是省委、市委对监利近几年工作的充分肯定。有人把监利说成一团糟，监利的干部、群众是不答应的。4月24日下午，在乡镇党委书记的讨论会上，朱河镇镇委书记公开指责我，说因为我给总理写信，搞乱了监利，破坏了监利形象。Y副市长向那位镇党委书记投去鼓励的目光。监利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节目没有了我的镜头。《监利报》用"棋盘乡领导人"代替了我的名字。到县里开会，我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散会我不得不最后一个离场。碰到官界的朋友，我不得不视而不见。我不能连累朋友。我不得不体验独自行走荒原般的苦闷与孤独。在庐山，那么多伟人违心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打倒了彭帅，正义和良心受到了审判。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党内的君臣关系远远胜过同志关系。但是，我的内心始终凝聚着巨大的力量，一心一意地进行着棋盘的改革。我相信，贺军伟、潘文博两位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京官，会如实向总理报告农村的情况。我坚信中央领导的声音一定会像春雷一样，惊天动地；一定会像春风一样，吹散乌云。我所进行的改革会很快席卷监利，淹没与中央不同的杂音。第三部分 6.朱熔基第二次批示（1）5月4日，贺军伟、潘文博的调查报告呈送到了朱总理的案头：关于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同志反映农村问题的调查报告按照朱熔基总理、胡锦涛副主席、******副总理的批示和陈耀邦部长、万宝瑞副部长的指示精神，我们于4月2日至5日，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入到监利县棋盘乡进行了调查，其间走访了棋盘乡的角湖村、侯王村、潘河村、黄桥村，调查农户15户，接触农民60多人；先后召开乡村两级干部座谈会6次；并与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单独长谈两次，近10个小时。之后，还就撂荒、农村人口外流和农民负担问题到该县汪桥镇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汪桥镇我们调查了沧湖村、中坊村、红楼村的7家农户，接触农民20多人。从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李昌平同志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业、农民和农村存在的问题，情况的确严重，令人担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当前弃耕、撂荒现象比较严重棋盘乡有4个管理区，辖25个行政村，216个村民小组36197人，其中农业人口33018人，6245户农户，现有耕地面积47457亩。据春节后统计，因无人承包而弃耕的面积4298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05%。为此乡党委和政府召开多次会议研究解决弃耕问题，到3月30日，落实30658亩，仍有12322亩目前无人承担，处于撂荒状态，占耕地面积的16%。我们调查的角湖村、侯王村、潘河村的弃耕情况分别是：角湖村现有800亩耕地无人承包和接包，占全村耕地面积（1468亩）的545%；侯王村现有540亩耕地无人承包和接包，占全村耕地面积（1409亩）的319%。潘河村现有耕地1000亩无人承包和接包，占全村耕地面积(2050亩)的488%。而去年同期的情况是，角湖、侯王两村基本没有弃耕撂荒现象，潘河村撂荒200亩。面对如此大面积的弃耕，乡村干部心急如焚，角湖村书记李先进说："我现在天天看电视、看报纸，盼上级有政策，我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领导能不能在10天内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事，不然的话，这800亩地就真的荒了，领导，800亩啊！"其急迫心情溢于言表。目前，棋盘乡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春耕备耕滞后，在我们走村串户调查的路上，很少见到农民在田里干活。据向该乡3个生产资料门市部和乡种子站了解，截止3月31日，碳铵、磷肥、农膜目前的库存和已售出的农资相加，与去年同期销售相比，仍减少388%、36%和60%，种子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减少667%。角湖村农民李天明对我们说，他今年也只是买了种子而已。汪桥镇是监利县经济比较好的乡镇，农民弃耕撂荒也较多。据该镇春后的统计，弃耕面积为22000多亩，占全镇耕地面积的215%，到3月15日，只落实了14000多亩。据了解，针对弃耕撂荒，当地党委和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从外地招商引资。棋盘乡引进苏、浙、沪的水产养殖大户来当地承包弃耕田发展虾蟹养殖，面积达7046亩；汪桥镇通过这种形式解决弃耕田2100多亩。二是动员村组干部多承包耕地，棋盘乡侯王村所解决的弃耕田，都是由村组干部和教师多承包解决的，共计350亩。三是降低承包费鼓励农民承包，棋盘乡共解决了17000多亩，汪桥镇解决了800多亩。四是农户间自行转包或动员说服农民转田接包。这方面棋盘乡进展不大，汪桥镇解决了11000多亩。通过降低承包费鼓励农民承包，是目前乡村干部解决还未落实弃耕田的主要办法。棋盘乡干部说，最低每亩承包费有可能降到50元，甚至更低，据我们实地调查了解，此办法可减轻种田农民的负担，但是由于农业税、提留统筹等各项税费上缴任务基本未变，为完成任务，降低承包费造成的缺口，一般都采取增加人头费来弥补。据侯王村支书侯孟轩讲，今年全村人头费要达到650元，才能完成乡里下达的任务。农户间自行转包或动员说服农民转田接包，据向农民了解，大多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农民完全是凭感情。汪桥镇中坊村农民朱木喜讲，他小弟弟今年外出打工，家里的8亩责任田都是由他接包的，"老幺的地，我不能不接。"农民说这种转包村里收取的承包费并没有降低，负担只是在农户间相互转移，朱木喜说："明年能不能再接包，还说不定。"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据棋盘乡不完全统计，到3月31日为止，棋盘乡外出人口13928人，而去年外出人口总计约7500人，今年外出人口比去年增长近1倍。今年外出人口中，青壮劳动力（20-50岁）9014人，占全乡农业人口的273%。当地干部说："留在家的人都是386199部队。"角湖村六组共有50户，有30对（户）夫妻，或携子女举家外出，或将子女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自己外出打工。据村委会主任李开银说："目前全村青壮劳力只有23人，全组10名党员外出的有5名。"潘河村今年外出人口360多人，占全村人口（886人）的406%，而去年外出人口只占225%，在外出的人口中有35户（对）是举家外出，占全村总户数（195户）的179%。村干部讲，目前还有人继续外出；侯王村现有196户，793人，今年有380多人外出，其中举家外出的有60多户（对），分别占总人口、总户数的479%和307%。我们在这个村进行随机调查，连续走访了6户，6户中没有一个年轻人在家。走访到第7户时，才遇到一个叫侯春生的年轻人，今年31岁，他是3月24日从外地赶回家奔丧的。当我们问他村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多少时，一位抱着小孩的农妇插话说："哪里还有人，他伯伯出殡都没有人抬。"我们问怎么回事，村干部给我们解释说："当地风俗出殡要有二八一十六个人抬棺材，才算吉利。那天没有凑齐人。"我们调查的汪桥镇，春节后外出打工的人口10126人，其中劳力5560人，举家外出1126对，分别占农业人口（53877）人的188%，劳动力（22000人）的253%和农户（11000户）的102%。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了本来拥有丰富劳动力的农村劳动力短缺，影响了农业生产，甚至对防洪防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第三部分 7.朱熔基第二次批示（2）三、粮食价格低迷，种粮出现亏损我们在棋盘乡与乡村干部座谈时，了解到近几年乡里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情况是：1995年早稻、中稻和晚稻的保护价每百斤分别为60元、80元、82元，1997年的保护价分别为55元、65元、65元，1998年的保护价分别为47元、54元、54元，1999年降至45元、47元和47元。而1999年农民交售时的实际价格更低，早稻每百斤在40元左右，中稻在39元左右，晚稻37元左右，现在晚稻仅为33元。一方面粮食价格低迷，一方面种粮成本居高不下，棋盘乡角湖村60岁的李开明老汉说：去年种田还能挣点钱，他拿出一份他家1998年的收支账，这本账详细记载了他家1998年的收支情况，账上显示，1998年的生产开支共计2520元，上缴村内各项款费3325元，合计5845元，1998年农业全年收入7967元，收支相抵，收入2123元。今年就挣不到钱，接着他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季中稻每亩大约800斤，每百斤按40元计，最多能挣320元，而每亩地的成本要320元以上，其中上缴的承包费（我们了解到承包费包括农业税、屠宰税、特产税、三提五统和其他费用）为185元，化肥83元，种子25元，农药4元，排水用油20元，脱粒和运输费13元，农忙请工22元，以上合计352元，每亩稻净亏32元，还不包括自己的投工投劳。1999年他承包了183亩地，产粮2万余斤。据李开明讲，除家里10口人自食的6000斤外，没卖掉多少，我们看了他家的存粮，整整堆满一间半屋子，足足有一百多包，李开明指着这些粮食说："有人出37元，我就卖。"54岁的侯王村农民侯其林去年种了20亩地，今年只种了5亩口粮田。我们问他今年为什么只种5亩，他说："种田没得意思，花了力气，没得钱赚。"在侯王村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农业户，户主是68岁的侯化建，7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气愤地说："我们老俩口，去年种了一亩七分地，收了1000多斤谷，上缴村里300多元，后来又交了50元的防汛水利任务，加上成本，我种田打粮的比上街买粮吃还贵，今年不种了，你一分钱不要，我也不种了。"我们问他你不种田靠什么生活呢，他说："我靠我三个儿子。"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在本村教书，另外两个儿子和大孙子都到外地打工去了。老人说："反正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农民种粮都亏本，我们在汪桥镇沧湖村调查的一个农户，名字叫张仕高，去年种田7亩，没有亏。张仕高说："去年没亏的原因主要是每亩承包费不到150元，加上生产性投入，还能有点盈余，不过也就是挣了3000斤口粮。"据他反映，全村200户只他种粮赚了点钱，多数农民都是保本或者亏损。我们在汪桥镇中坊村问朱木喜，什么情况下种粮才不亏本，他说："按中谷（即：中稻）算，能卖到40元，每亩负担不超过150元，加上生产成本，不遭灾的话，800斤谷就能保本。若是现在粮价低，负担又重，去年每亩负担220多块钱，所以种粮就不挣钱了。"我们每到一地都问农民有什么希望和要求，他们的要求都不高，就是要求粮价高一点，农民负担轻一点在我们从李开明家出来的时候，他拉着我们的手说："我们希望上级关心我们农民，人民政府能为我们办点实事，让我们种田的有得赚，不能让我们种粮的不如卖淫的！"四、农民负担沉重不堪在棋盘乡、汪桥镇，我们就农民负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当地农民负担非常沉重，问题十分严重。1、政策好，难落实。农民普遍反映，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好的，可下面就是不落实。棋盘乡侯王村农民侯春生说："上面天天喊减轻我们的负担，可是我们的负担年年在增加。"这一点可从棋盘乡农民负担报表上略见一斑。经县政府核准，该乡农民承担的各项税费总额1997年为人平1403元，1998年达到了人平1817元，1999年则高达232元。从我们在村里和农户的调查情况看，实际情况比报表的数字还高，人平一般为350-500元，亩平为200-250元。而棋盘乡1998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0元，1999年农民上缴的各项税费总额占上一年人均收入的183～261%（中央规定不超过5%），大大超过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2、平摊税费，增项加码。调查的两个乡镇普遍存在平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的现象。在棋盘乡各村调查时我们了解到，该乡已多年没有发放农民负担卡，农民说："我们交了什么钱心里不清楚，一笔糊涂账，反正上面让你交，你就得交。"汪桥镇中坊村的农民朱木喜告诉我们，1999年他家没有种果树，也没有开鱼塘，养了两头猪也没有卖，他却交了96元农业特产税和35元屠宰税。该村农民朱书海插话说："我们村里规定，家家都要交特产税和屠宰税。就说屠宰税吧，一头没养的按一头交，养一头的按两头交，养两头的按三头交，反正你得交。我们有想法，但没办法。"棋盘乡侯王村书记侯孟轩说："我们农民一年吃不到几斤肉，还要交屠宰税，这叫什么道理。"从棋盘乡提供的材料看，1999年要求农民上交的税费除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和提留统筹外，还有血防集资、螺山泵站集资、以资代劳费、水电费、共同生产费、畜禽防疫费、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费等。所有这些费用都是平摊到各家各户的。侯孟轩反映村里1999年批准收取的各项税费总计32万元，全部上缴乡里。他激动地说："我凭党性讲真话，这些钱村里一分也没得，全交到了乡里。可是我们村里也有许多事要办，到头来还是要找村民要。"汪桥镇中坊村农民朱羽海告诉我们，1999年上面下来的数，每亩全部税费是145元，但是村里每亩又多收了几十元，村里说那145元全交乡里了，村里的开支不够用，只能向村民要。3、乱收费、搭车收费。棋盘乡、汪桥镇乱收费和搭车收费的问题也很普遍。一是宅基地使用费。平均每平方米按025元收，在棋盘乡一般每年每户交150元。二是结婚登记收费。角湖村村民李军今年24岁，1999年结婚，结婚证收费50元，准生证收费50元；村民李开沛今年25岁，1997年结婚，交结婚证和准生证各50元；侯王村村民李阳春（女）27岁，1997年结婚，交结婚证60元，准生证50元。三是外出打工收费。角湖村村民李开沛说，外出打工要到乡派出所办手续，身份证要交60元；到乡计生站办手续，交流动人员计生费100元；若是未婚还要办理未婚证，要交30元。侯王村村民侯春生也说外出打工办身份证费60元，流动人员计生费100元。四是中小学生收费。一个小学生一年收费一般在300-500元之间，初中高达千元以上。角湖村村民李先福有两个小孩在村小学上学，一学期一个小孩交费230元，一年就是460元。侯王村村民侯春生说，他的小孩上小学一年级交费420元。汪桥镇红楼村农民陈振学也有两个小孩上小学，一个小孩一学期交170元，一年交费3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