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

"报告上还有您的签名呢。"那个乡镇干部也有点奇怪。夏想破脑袋也记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签的字，回头就让人把人事局中有他签名的报告拿来。还真有12份已批准的报告，内容大致是：某某学生中专毕业后申请安排到某单位。有11份他的签名，另一份是县长袁键的签名。夏很震惊，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些报告，签字也像极他的手迹。夏一松立即让县公安局把这些报告送到安徽省公安厅检验笔迹，结果是：12份报告上的签名均系伪造！夏一松大怒，立即将此事上报亳州市委。很快，亳州市纪委、公安局分别立案，组成联合调查组。案情重大，亳州市纪委抽调近30名纪检干部，浩浩荡荡开进利辛县粮贸宾馆。宾馆门口挂起了绿色检举箱，几个武警往旁边一站，利辛气氛骤然紧张。伪造笔迹的人很快被公安机关排查了出来——县计委的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学勇。追查这些报告，调查者发现不仅领导签名是伪造的，那些"大中专学生"的文凭、派遣证、档案统统都是伪造的，而这些报告都通过了合法手续，分配后就有了国家干部身份（这种干部被利辛称作"三假干部"）。张案显然仅是整个案子的冰川一角。因为伪造大中专分配的整个过程是一串复杂的链条：最重要的是县领导签字，但还得有计划下发的分配计划，县人事局要办一系列手续。发生在利辛县人事局内部的通过"假分配"买卖国家干部身份的丑闻就这样被揭开了。有人分析，此案正因为张学勇半路加入，才最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2000年上半年，他收了钱替熟人办一个报告，没成，情急之下就模仿某领导笔迹在报告上签个字。不是很像，但没人细看，结果此事特别顺利就办成了。这给了张很大的启发，自认为发现了发财的秘密。于是以后他就到处吹牛,说跟县领导特熟，签个字很容易。这使他成为县里的"红人"。有人就给他送钱要领导的签字，次次不落空。县人事局那些人一眼看上他的"一技之长"，把他纳入造假链条而张学勇从每份假签名中收取"好处费"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随着县人事局某些人"生意兴隆"，后来就签上瘾了。他在此案中的伪造手法非常拙劣：把夏一松在县计委文件上的批示和签名放在报告底下"描红"而已。由于他的粗心，甚至有一次把签字日期写在报告日期之前。但没人注意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会对县委书记的签名产生怀疑，另外是这些报告只在县人事局内部"封闭运行"，那里不少人是他的"同志"。张学勇事发后，据说利辛百姓有一惊一叹：惊的是县委书记的签名都敢伪造；叹的是在利辛县，普通干部一个月平均工资只有400元，领导的一个假签名能值上万元，含金量太大。"造假一条龙"第五部分 14."女儿何时能回到您身边"（…刘美蓉，虽然只是一个跑点买卖的女人，给别人的印象却是"能"（利辛土话，有本事）。当地人称她能在几天之内就将一个文盲弄成有编制的国家干部。而明眼人也明白，真正"能"的是她的丈夫，县人事局党组书记、第一副局长张玉美。张玉美在调查期间突然不知去向，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本文截稿前不久刚刚投案自首。刘美蓉当时没能跑掉，被刑事拘留，后转逮捕。张玉美夫妇的发财套路被人们称为"造假一条龙"：刘美蓉当"中介"，给人家打包票"安排好单位"，视关系远近和单位好坏收取"好处费"，从张学勇那里弄到领导签字，从县计委弄到学生分配计划，由张玉美在人事局内部操纵，与局内其他环节合作，伪造假文凭、派遣证和档案，分配工作。最后让一个出了钱的人"脱胎换骨"，变成国家干部，吃上皇粮。张氏夫妇到底从中赚了多少钱，在民间有着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不少于30万。顺藤摸瓜，张的两个同事（县计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办事员）偷盖公章、伪造分配计划的事情暴露。随着调查深入，被套进去的领导越来越多。局长周成军、纪委书记刘国超、副局长张克平和妻子赵文霞等人先后被"双规"。县教育局成人职考办的王某也被"双规"。有意思的是，利辛县人事局此前被认为是"最团结"的单位，以前没有干部犯错误的传闻，同事间没有大的矛盾，这在利辛很难得，大家都说局长周成军"治家有方"。周已经当了十来年的人事局长了，他能在利辛"历尽风雨、长城不倒"，据说法宝就是"有了好处大家分"，以保证全局"步调一致"。而1997年后，他又搞"权力制衡"，进一个人要五六个正副局长"集体同意"，风险共担。老百姓骂，在别的地方拜一个菩萨就够了，在人事局得拜一群菩萨，破费更多。据说民间关于周成军有不少传说。一说此人的年龄就跟胡万林一样神秘，老是没到退休年龄，几年都是"58岁"，有好事者就查他大孩子的年龄，得出的结论是老周在十四五岁就有孩子了。另一个传说是，周平日里大有"处乱不惊"的风度，但调查刚开始就躲到外地说是看病，被"双规"时更是当场休克，风度没了。但对于该局"二把手"张玉美，记者很吃惊地在利辛县中疃镇听到另一种说法。张玉美在该镇当了数年党委书记，那时他的能干和清廉曾让当地百姓津津乐道。一个故事是，在镇里财政紧，人心不稳的时候，张让妻子刘美蓉把家里的猪和牛卖掉，把钱借给干部发工资。中疃镇几年间由一个穷镇变成地区"黄牛改良第一镇"。镇里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张书记调到人事局任副局长不过三四年的时光，就变样了？据调查，仅1998年以后县人事局安排的"三假"国家干部多达181人，牵涉到该局多名干部。事发后，整个县人事局党组成员被纪委集体立案。一个绕不开的事实是，在这180多份"三假干部"的报告中，只有少数是伪造县领导的签字，还有100份是利辛县一些前任县领导的真签字，这些领导有没有牵涉到此案中尚无法断定，起码现在他们仍在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分析此案的产生原因，利辛一位老干部认为，利辛建县时是蒙成、涡阳等4个县的干部群众划在一起，还没等磨合好，第二年就赶上"十年浩劫"。文革结束后，各派别之间的裂痕已经产生。同时，利辛很多本地干部没有轮岗过，亲戚、亲信势力繁殖，矛盾难以消弭，改革也难以实行，长期下去就形成像县人事局这样封闭的"小王国"，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大事。第五部分 15."女儿何时能回到您身边"（…检察官夜盗案宗4月6日晚12时许，利辛县法院大门紧锁，办公楼里一片寂静。法警队干警刘靳成等人在外面夜巡时，听到办公楼里有异常响声，循声而去，结果在一楼档案室前发现一个脸色惨白的陌生男子，立即将其扭送值班室询问。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此人竟然是穿着便服的县检察院某科的检察官张越！原来张越是县人事局副局长张玉美的儿子。他供认乘夜潜入法院为了盗看母亲的卷宗。为此，他在白天参加某案审理的时候就预先察看了地形，设计好晚上进来的线路，临走时把大法庭的窗户插销拔掉。当晚他从法院大门西面翻墙入院，从大法庭翻入三楼经济庭办公室，经过阳台跳到二楼大厅，到申告庭办公室门口伺机作案，被发现后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张越离"成功"只差一步。按县法院负责人的说法，要是让他得逞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张的举动让县检察院极为难堪，只好将他开除了事。但对外仍称他是"酒醉后上法院找人"云云。而县公安局法制科李如先告诉记者，这样的案子不要说在利辛县，就是在全安徽省都是第一起，本来公安局是要追究张越的法律责任，可县检察院坚持要由他们自己处理，只好算了。县里一位老干部评价说，从这件事情上看张玉美是有头脑的，把儿子安排在检察院，本来有可能帮上忙的，只可惜运气不好。县里不少干部为什么千方百计把子女安插在公检法部门或行政执法部门？不光为了多拿几个钱，还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能起个保护作用。而一般老百姓要进这些部门，千难万难。对于这个"难"字，31岁的侯纯瑞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记者在利辛县阚疃镇见到这个憨厚的汉子，他天天都在看一个杂货摊，兼卖水果。侯在叹息：要是早几年也查"三假干部"，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落魄样了。侯纯瑞家在农村，1994年部队转业，拿着县"复员办"开的介绍信去县交通局上班。但该局某人事干部卡了他一下，告诉侯说"名额已经满了，想别的办法吧"。侯就真的不去了。想要回介绍信，那干部说"丢了"。再分配时，侯纯瑞就被安排到阚疃镇一个偏僻的水闸站，拿200多元工资，没办法，侯纯瑞就开了个杂货摊糊口。事隔6年后的2000年，侯纯瑞的大哥侯纯单偶然听说县交通局也有一个侯纯瑞在上班，大吃一惊，暗地展开调查。果然，侯纯单在交通局展沟交管所的工作人员公示牌上看到"侯纯瑞"的名字，但对应的是一张陌生的脸，而这个人的异常也早就引起同事的怀疑。最后真相大白，在交通局上班的"侯纯瑞"真名叫谷×，他的叔叔是交通局某企业的经理。1994年的时候花了钱通过那个人事干部玩了一手"狸猫换太子"。记者对此进行调查时，那位经理找上门为侄子求情，说交通局现在给他很大的压力，并暗示"有好处"，当即被记者拒绝。侯现在也无可奈何了，他的总结是："在利辛，领导的那支笔动一动，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是在街上卖水果，还是穿了制服吆五喝六。"第五部分 16."女儿何时能回到您身边"（…年轻人的出路4月10日，调整了领导班子的利辛县人事局发出通知，对查实的180多名"三假"干部进行清退。利辛县26个乡镇大部分都有份。春店乡共清退3人。1999年分到乡财政所的黄某是其中之一。黄在这里的一切都给取消了：毕业生介绍信作废，分配工作取消，人事挡案、工资卡、福利卡注销，工资停发……黄的父亲在公路边开了个轮胎汽修店。初中毕业后伪造中专学历的黄某已经在家里哭过几次了。"实在是没有出路啊，"老黄也发牢骚，"利辛县130多万人，又穷成这样，孩子大了怎么安排？种田又不甘心，工厂也停得差不多了，商业也不发达，一个女孩子总不能让她帮我干汽修吧？"老黄不肯讲为女儿的事花了多少钱，一个小老板没权没势，出的"价格"可能是最高的。当时他愿意出更多的钱让女儿去县城机关工作，"可惜"没有找到路子。在利辛，这么想的决不是老黄一个人，"吃皇粮"在这里被认为是最稳妥、最体面的出路。前几年，谁都削尖脑袋往县城各单位钻，挤得快炸窝了，转头向下面乡镇机关挤。"光退了一个黄某有什么用？"春店乡财政所所长王龙发牢骚，"杯水车薪罢了。"这个财政所现在有39人，7个退休的，可上班的只有20人，其余都在家拿钱。让王龙感到棘手的是，所有的人都是拿县人事局的介绍信，带着编制指标过来的，他王龙能赶谁走？可就这么挤着能行吗？现在他这个财政所的所有干部去年都只发了7个月的工资。粥少僧多，只能分着喝。而今年6月份前这里要完成乡镇机构改革，这个所的39人只能留下8个人。剩下的人往哪里去？会不会变成一场血战？王龙的头都快要炸了。今年31岁的侯干在这个小县里也算个人才。只是没什么背景。1996年，他被借调到县电视台当记者，有领导告诉他"干得好，给调关系"。侯干业务干得很不错，报道还在北京获了奖，可几年过去了关系却老调不过来。2000年上半年，终于有个县领导让他"把那个申请"拿来看看。侯干激动不已，思前想后还是决定送点东西。他回到农村的家中，终于凑钱买了一些礼品和申请一起送去。那位领导直到不久后调走也没提侯干的事情。朋友知道后大笑，说："你太不知道行情了，多送10倍才勉强可以。"不久利辛县人事冻结，电视台机构改革清退聘用人员时，他只能离开。而几个水平未必比他好的人早已转正。"我准备考研，"侯干对记者说："在这里我看不到出路在哪里。"等待结果4月初，亳州来的调查组结束了调查，案情已基本查清，但除了张学勇等少数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外，其他涉案人员都在"等待处理"。人们心情各异地目送着调查组撤离利辛。一些人是有情绪的。调查组撤走的当天夜里，粮贸宾馆门口的绿色检举箱就被人砸烂。有人认为，这说明不该过深地去挖县人事局案子，因为牵涉的人太多，深挖下去造成人心不稳，会激起更大的予盾。一些离休老干部对此很难过，他们认为应该正视这个案子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作为改变利辛作风的一次机会。截至发稿时，利辛县人事局案的案情和责任人的处理尚未公布。利辛人在等待着。发生在利辛县的故事，使我从心底里敬佩夏一松书记，我也理解安徽省领导的苦衷。利辛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在我前面出走的董阳，想到了90年代初期湖南汨罗那位学屈原投水自尽的副县长，想到了山东的研究生村长杨本伦……我想了很多很多，我认为我下海是明智的抉择。但是，这丝毫都不能减轻我对棋盘人民、监利人民、中国农民的愧疚之情。为什么不能和棋盘的农民站在一起战斗？因为我不是一个好指挥员，我恐惧！为什么不能和党中央、国务院站在一起同土政策、土皇帝做斗争？因为我不是一个好战士。我自私！我的出走，就像秋天的树上掉下一片叶子。叶落归根，而我将随风飘零。我的出走将是我一生中永远的痛！第六部分 1.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纵论"三农"问题9月19日，我和农业部的一位农村问题专家被请到了湖南电视台《有话好说》栏目接受采访。我之所以答应做客《有话好说》，一来是因为我被编导胡双峰和主持人马东的那种敬业精神和责任感所感动；二来是因为我想借《有话好说》这个有影响的栏目和农业部农村问题专家公开讨论一下国家大事，为农民讲几句话，为乡镇干部叫叫屈，为国家的农业献点策，为湖北、荆州、监利的改革"贴点金"、"加点油"。参加做节目的，有湖南省农业厅的领导、农垦局的领导、县乡干部、村干部、农民、大学生，也有监利在湖南长沙打工的农民。在《有话好说》，我们围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等农村改革展开了讨论。离开棋盘的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没有了往日的禁锢，而变得一针见血。我认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就是要大刀阔斧精简机构和人员，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和自己的小圈子先开刀。如果各级领导干部不率先牺牲自己的私利，社会既得利益阶层不仅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相反还会进一步强化既得利益。农民是社会的最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最容易受到损害，如果允许"一人当官，鸡犬升天"，那么当干部发展成为一个强势利益集团时，农民的负担就只会越来越重，不会减轻。我认为时下进行的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做法，只是采取的一种变通的办法，如：50岁以上一刀切——退休，年轻的同志一刀切——上学，县里的干部挤乡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挤村里的干部，公办教师挤民办教师，都是不行的，这都是应付式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其实只有一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设多少岗。实事求是地重构县乡政府体制，竞争上岗、优胜劣汰，下岗的同志执行下岗工人的待遇。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上，现在不下狠心，将来只有一条路——解散重来。我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太难，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保持1995年收入水平（种一亩地，纯收入300元钱）就相当可观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接近8%，除去农民中的高收入户和非农业增收成分，普通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不足4%。1997年后，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不到4%，如果除去农民中的高收入户和非农业增收成分，普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应该是个负数，出现了种粮亏本的局面。90年代中期以后，在整个经济波动中，农民受到双重压力，一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大幅减少；二是在非农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使打工收入和非农业经营收入减少。而在这些年，农业税费却是逐年增加的。1993年，全国农业各种税费为12574亿，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农村的各项收费负担增加更多。这两减两增，是造成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经济原因。这几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人做过一个计算：粮食总产平均以一万亿斤计，1996年11月，大米、小麦、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市场价格为10355元/斤，当年农民粮食所得10355亿；到1999年11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市场价格为每斤07075元，农民种粮食所得为7075亿元,比1996年减少3280亿元。当然，农民自食自用部分占大头，农民的现金收入没有减少这么多，但单从粮食收入这一项，农民年收入（包括实物性收入）就减少了3280亿元。如果把其他农业收入也粗略算进去，1999年与1996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要减少4000亿元。20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将比1996年减少4000亿元以上。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减收了16000亿元以上，这就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整中所做的牺牲和贡献。据统计，农民购买力占全国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降到目前的38%，即占人口总数的70%以上的农民消费总额比不上占人口总数不到30%的城市居民。由此看来，增加农民收入是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需要。主张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民收入难以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取得同等的国民待遇，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仅没有缩小，现在还在扩大。例如：农民进城打工，不仅要交城市里的各种费用和额外费用，还要交农民户口的人头负担。脑力劳动者和城市人月收入达到一定数目后，才征个人所得税，农民种地亏本也需交各种税费和人头税；工人失业后有失业保障费，农民失业还要交钱；城里人可以申请贷款消费，利率极低且多年偿还，在农村农民贷款生产谈何容易，且高利息，当年还；城市的水、电、路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国家包办，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出钱办……不给农民国民地位，不消除"三大差别"，农民收入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增长，一个时期增长了，也会很快降下去。不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保证农业、农民、农村应有的基础、根本、主体地位，一切都无从谈起。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拉动市场，国民经济才可能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国民经济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监利经验"或许会变成"监利教训"第六部分 2.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当有位农业大学的教师问我怎样评价这场以棋盘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时，我也毫不掩饰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用'声势浩大'形容这场改革的规模是很恰当的，用'暴风骤雨'来形容这场改革的力度是很贴切的，用'花多果少'来形容这场改革的效果是客观的。"农村的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反映。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例，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足以让一般人感觉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腐败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的原因；有流通体制不畅的原因；有执法违法，乱收滥罚的原因；有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的原因；有农业保护性政策不落实的原因；有经济、社会体制固有的深层原因；有权力过于集中，民主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如果我们寄希望于通过一次会议，或通过突击式、运动式、应付式的改革，要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农村的改革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配套改革，需要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能取得成果。一封信，一段领导批示，一个现场会，一班人，仅一个月，一阵风式的突击性改革，想一举取得成功？我虽是这场改革的重要一员，但我实在不敢过高评价这种形式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经验"才能算是经验，现在说"监利经验"，说不准哪天会变成"监利教训"。小平同志讲过：中国经济要出问题，可能就出在农村、农业、农民。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容易发展成大问题，仅现在普遍存在的，数额巨大的农村债务问题，足以拖累中国未来若干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棋盘的改革、监利的改革没有抓住本质的东西。当马东正要结束节目时，一位乡干部向我提了一个很"刁"的问题：你认为怎样的党委书记才是好书记呢？您认为自己是个好书记吗？我思考了片刻对那位书记说："上不怕领导，下不怕群众，中间不怕同事和身边人的领导就是好领导，怕上级的官是庸官，怕同事的官是昏官，怕群众的官是贪官。我就是用这'三不怕'检验自己的，也检验我的下级。"我的发言获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但农业部的专家晚上私下里劝我"少说为佳"。专家的关心是真诚的。所有参加做节目的人都深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都衷心希望中国农民富裕，农业丰收、农村稳定繁荣。呼唤中国农村再来一个春天，永远春天。现场的观众，特别是农民、农村干部、大学生对我上书中央的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演播大厅里，大家热情地和我握手、留影，满含热泪、深情地祝福"好人一生平安"。节目很顺利做完了，马东说，这是《有话好说》开办以来，做得最好的一期节目，我和农业部的专家都对节目很满意，计划安排在国庆节后（10月4号）播出。与农业专家对话晚上，刚刚离开家乡的我无法入睡。农业部的专家说他难得有机会和乡里的书记真心面对面地讨论问题，也没有睡意。我们彻夜讨论起三农问题的根源。第六部分 3.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1"重工轻农"是三农问题的思想根源专家：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无疑会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演化顺序，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工农业关系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第一阶段为农业支持工业发展阶段，亦即以农养工或以农补工阶段；第二阶段为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亦即农工自养阶段或农工自补阶段；第三阶段工业支持农业发展阶段，亦即以工养农或以工补农阶段。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已进入农工自养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霍夫通过对世界20多个国家的考察证明，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最为困难的阶段，如美国在1900-1940年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长达40年处于停滞状态，英国徘徊了80年，法国停滞徘徊了60年，日本农业衰退也经历了50年左右。我国的情况更特殊，由于在体制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面临企业改制，结构调整，加上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加入WTO的压力，困难重重，步履艰难，不仅不能反哺农业，而且还将在很长时期限制依靠农业注入大量的资源帮助摆脱困境。据资料说明，在我国国民收入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为80%，国有经济所占的比例是20%，而为了维持国有经济正常运转（包括亏损补贴、投资）占去了70%的投资与80%的贷款。这就是说，作为我国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由于经济效率低下，不仅无力反哺农业，而且还侵占了大部分的国民收入。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我国对农业的各方面投入都在不断下降。显然，我国农业的发展还取决于工业的发展，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取决于国有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自身生存与发展都成问题，更谈不到对农业的反哺。除此以外，我国城市化滞后，城市建设欠账太多，百业待举，嗷嗷待哺，排斥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还需农业农村继续输血，更谈不上财政分配上分配到农业应得的份额。事实证明，我国虽然按国际通则（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时）已进入农工自养阶段，但中国政府不是不为也，实为不敢为也。我国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是重工轻农，向农业过度索取，取之者多，予之者少，且积重难返。我国除正常的农业税外，向农业索取主要是通过暗取方式达到的，有两种索取方式：（1）用超经济力量无偿平调，强行摊派，向农民索取资金、物质和劳动力。索取所得大多用于当地的各项活动和建设，这是个无法统计的无底洞。（2）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向农业过度索取。据计算，剪刀差的数额1952～1989年为971675亿元，相当于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农业净产值的1/5，另一种计算的数额则大大高于此数，仅1953～1978年的剪刀差数就达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1979～1984年国家一度缩小剪刀差，农业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当1985年经济改革的中心转移到城市时，又再度忽视农业，扩大剪刀差。仅1995～1996年就超过18363亿元,弄得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集体经济组织难以维持简单再服务。李：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上考虑，我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改革以来并没有始终坚持工农业协调发展，以农业改革发展为基础的战略。至少在1985年下半年以来，一度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形势。我国改革与发展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过分向城市、向工业倾斜而忽视农业改革，忽视农业发展后劲的战略。在一些地方的有关传媒中，认为农业是"过关农业"，甚至以当农村书记为耻。90年代以来，中央把农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地方又以"口号农业"、"会议农业"代替"过关农业"。这种重工轻农，基础产业不"基础"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理论上与实际上的不一致：一是表现为理论上的基础产业即应是最热的产业，而实际是最冷的产业；二是表现为理论上的瓶颈产业即是最重要最值得投入的产业，实际上是投入较少甚至是最少的产业；三是表现为理论上的弱质产业即应是重点保护、扶持产业，实际上是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中处于受剥削地位的产业；四是表现为理论上的战略产业或特殊产业即是应率先全面走向市场的商品农业，实际上当农产品短缺时，又成为至多是部分走向市场的"战略产品"、"特殊商品"，是贡献型农业。这是三农问题存在的思想根源。2"城乡分割"是三农问题的政治根源专家：长期以来，我们人为地分割城乡，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两种，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把农民拒绝于城市之外；用统派购制度把人吃的粮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工人；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农民和工人，把农民拒绝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成可享受福利和无福利保障两种人，把农民拒绝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等等。这种一系列的从政治到经济上的不平等政策，导致人、财、物无法实行优化配置，占中国70%的劳动者群体的创造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分割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惯性还很大。李：现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都同样面临着巨大压力，特别是高失业率和低经济效益增长，导致工人和农民收入下降。可是，似乎没有人担心农民会怎么样，并且还变本加厉地推行"以农哺工"政策，以保证城市人的利益，导致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农村的凋敝基础之上，农民同盟军和国家利益却并非生死相依！一个农民要走出农村要办多种证件，平均每人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农民进了城还要办各种证件，平均每人不少于600元；农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非城市户口的人，在城市工作，子女读书要交所谓赞助费，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只要身上还有个农字，就没有权力享受城市人的待遇，就必须付出高于城里人许多倍的义务。这种由政治原因而引发的经济歧视政策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政治根源。3农民的组织程度空前弱化是三农问题的组织根源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改革，一方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实行政社分设。但是和过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强化体制相比，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自流状态，虽然中央一再提出要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但实际上很多乡村没有建立起来，就是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大多数也流于形式。集体经济组织的决策权、管理权、分配权等，都掌握在党政负责人手里，集体经济组织连活动的形式都没有，集体经济的主人——社员，对集体经济的决策管理等根本无权过问。我国的13亿人口中，农民是最大的群体，但是，全国人民惟一没有自己团体组织的就是农民这个群体。农民群众的组织程度是合作化以来空前弱化的时期。主要表现为：（1）市场中介组织稀缺。这种中介组织是连结农民与市场的纽带和桥梁，如各种专业合作社和协会等。国内外经验表明，市场农业不管经营规模大小，中介组织都是必要的。当前农村不仅中介组织量少质差，且不规范，因而制约农民入市。此外，把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引入市场的中介组织也非常稀缺，严重制约着农业剩余劳力有序进入城市和国际市场。（2）农民自组织稀缺。农民自组织是指农民自我保护的组织，它不仅沟通农民与市场，而且也沟通农民与政府，它对于增强农民在市场中的自我保护力与竞争力以及提高农民与政府的谈判地位，都起到市场中介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负担由500亿斤粮食增加到现在的3000多亿斤，农村吃税吃费的队伍扩大了很多倍，国家通过超经济手段阻止农民进城，每年从农民身上收取上1000亿的入城费，国家还通过政策保护国有企业，整死了一批乡镇企业。如：为了保护国有粮食企业，整死了无数乡镇粮食加工企业；为保护供销社的垄断经营，1996年开始，整死了一大批村办、民办农资经营企业，棉花加工企业。（3）基层党政组织"瓶颈"。基层党政组织是指乡区，尤其是村级党政组织，这些组织实际并不稀缺，但却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部分组织涣散，根本不能带领农民入市；二是党政组织责职模糊，在人民利益与政府和部门利益矛盾时，他们往往压制农民；三是干部素质普遍低下，有些干部是宗族房头势力的代表，甚至有些还是从坏人堆中挑出来的狠人，他们亦官亦商，亦政治人、亦经济人，亦党权政权主体、亦市场主体、产权主体，往往是农民未入市，干部先入市、权力先入市，甚至用权力把农民挤出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国家、农民与企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出来，加强农民自组织建设显得越来越主要。4唯"家庭承包经营"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专家：应当肯定在农村改革之初，家庭承包制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从而使农民和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实现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有机结合，使得农村长期积累的物质、技术潜力和农民中蕴藏的致富热情和主人翁精神得以迸发，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在较短时间内基本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但是，这一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选择和创新，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难以满足农民在产品生产经营中对土地使用权主体地位的要求和走向市场的需要，妨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1）从土地占有的现状看，农民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作用发挥受到限制。人为地用行政办法分割土地，以邻为壑，不利于土地的自由流动，向种田能手集中，不利于实现地块成片化，经营规模化，制约了农民主体地位作用的发挥，这决定了不可能大踏步地向集经化大生产前进。（2）从土地使用权划分看，农民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很难确立。在现在的土地承包制度下，集体与农户之间，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责任、权利、义务未能做出明确的划分。这主要表现在集体不仅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还拥有土地的最终使用权，农民得到的不是完全的使用权，其使用权是受集体支配和限制的，没有根椐自己的意愿对土地做自主使用和处置的充分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往往是不够的。（3）从土地使用经营权看，农民作为承包经营主体的地位无法在市场交易中得到体现。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由社会进行配置，组织有效生产。农民可以通过交易土地使用权，追求和实现社会平均利润。可是，农民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却无法通过市场自由购买和交换土地使用权。想多种地的无法通过市场得到土地使用，有新的盈利机会的农民不想种地，也无法通过一定的程序或市场规则规范，自由出让土地使用权。李：乡村干部对土地使用权的流动一般持反对态度。从政策上讲，承包田一定多年不变有尚方宝剑；从市场体系建设上看，很不完善，不能公平交易；从收取负担上讲，在农产品价格回落的情况下，农田使用权转让就意味着一部分税费负担的流失。对此，农民一般采取两种不明智的方法：一是弃田外出一走了之；二是贴钱转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的主体地位是虚置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失去当初创新制度时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相对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但是，有一种声音却始终占着上风，即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仍然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最佳制度。其依据主要认为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条件，且担心农民一旦失去耕地，天下会大乱。中央再三强调家庭承包经营的重要性、必要性，强调要长期不变，并且反对"两田制"、"租赁制"等制度创新。专家：只要坚持"唯家庭承包"论，那么农业高成本，低效益，粗放增长，农民低收入就不可避免，依靠价格刺激农业增长，钻进"工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成本上升→工业品价格提高的放大效益→工农贸易条件再度恶化"的李加图陷阱就不可避免。5政府"黑洞"现象是三农问题的体制根源专家：建国以前的县级政府，一个县官带几个衙役就可以治理一个县了。李：人民公社时期的县乡人民政府也没有多少人，一个县政府和县直部门总共才400多个干部，一个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也就30多个干部，但管的事特别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读书看报、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起床睡觉等等，什么都管。专家：现在不搞计划经济了，搞市场经济，按理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没有多少事可以管，应该建一个很小的政府就行了。但现在的政府及其部门比人民公社时期翻了十多倍。李：现在县乡政府特别大，但管的正事特别少，公认的日常事务只管了三件事：收税收费、计划生育、社会稳定，除了这三件事其他事应该都是可以用市场的办法解决的。但更多的事是庞大的政府自身制造出来的，如：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干部的培训学习，报刊发行，检查评比，达标升级，还有组织干部的家属看《生死抉择》，干部家里的红白喜事，甚至谁的老婆引产，谁的儿子跟人打架，干部家属之间的磨磨擦擦等等，组织都得管。专家：三件正事中有两件与政府之过相关。李：政府太大了，农民负担重了，交粮交款就变成了收粮收款。改革之初，一亩地负担才10元钱，农民主动交粮交款，根本不用干部去收；现在一亩田负担200～300元，农民交不起了，就上门收粮收款，收不到就增加力量强征暴敛。农民反抗，就再增加人员镇压"抗粮抗款"的坏分子。所以，收粮收款只是改革开放后政府膨胀才出现的事情。另一件正事是维护稳定。农村的不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农民穷有关，与干部腐败有关，与政府收钱多服务少有关。80年代初期，一个县的公检法司才200多人，现在有1500多人了，原来200多人管理社会很轻松，现在1500多人却忙得团团转。因为饥荒起盗心，不平生愤恨。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农民共同富裕和精简、勤政、廉洁的政府。所以，政府太臃肿，就会制造许多麻烦事。专家：现在，县乡政府既保留了计划经济时的政府躯体，又配上了市场经济的全副武装。市场经济的体制肢解了计划体制的经济组织，而计划经济的制度惯性又使市场经济组织又没有发育起来，政府没有了可以与之谈判的对手，政府凭借手中的权力，用计划躯体的手段，任意剥夺农民的权益；用市场外衣下的"合法规则"，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权钱交易，政府变成了一部吸钱的机器。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无限膨胀，内在的压力是政府的内在扩张，如子女就业，势力平衡；外在的压力是要吸收新的力量抵抗外部反对力量对政府管治构成的威胁。李：有人形容现在的政府就像宇宙中的一个"黑洞"，黑洞高速地旋转，不停地吸进太空中的物质，黑洞越大，吸进的物质越多，旋转的速度越快；旋转的速度越快，吸进的物质越多。黑洞直到把周围的物质吸食殆尽，才停止运动，最终消失。这真是个可怕的现象。为防止政府变成一个"黑洞"，就必须对政府的结构、功能及其发挥功能的条件进行必要的限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限制政府变成"黑洞"的有效制度，这是产生三农问题的体制性根源。现在的中央政策出台后，被一个个"黑洞"吃掉了，反馈给中央的是一个个的"好消息"；国民财富被一个个"黑洞"消耗了，报告给中央的是给人民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在现在的游戏规则下，一切不正常的事情都会正常，一切不可为的事情都可为了。专家：农村、农民的贫困化，必然导致农民为生存而破坏性地生产，对于贫困化的农民来说，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干旱化、沙漠化、沙尘暴、流行病等等，都不重要。我们对农村、农民贫困化的漠视，最终会遭到加倍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农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中国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和专家的对话，确实能明白很多过去一知半解的道理。第六部分 4.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10月1日，我在深圳接到胡双峰的电话，他说，某位领导指示，李昌平不宜宣传。湖南电视台还收到了荆州方面传来的《关于李昌平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并说李昌平过去曾逼死过农民……胡双峰气愤地说："荆州市的×××真卑鄙无耻。"随后，我又接到多家媒体记者的电话，问我逼死农民是不是事实。此后《南方周末》在网上评选2000年年度人物时，监利和荆州也有人发表消息说李昌平逼死过农民，还受过处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我过去的那些领导的人格的轻蔑。第十九章"茶卜事件"真相与李昌平被撤职内幕关于所谓"茶卜事件"，我本来不想再提起。可是，既然有人旧事重提，并且借这个事件往我身上泼污水，那我也不能不站出来说几句。然而回头一想，我本人的任何辩解都可能被人理解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告白。或许，第三方的说法才更显得真实客观，更有说服力。所以，我借用互联网上一位朋友的言论来说明"茶卜事件"的真相和我当时被撤职的内幕。监利县柘木乡茶卜村农妇朱长仙喝药自杀身亡——"茶卜事件"的真正原因。1996年7月，监利县南部10个乡镇遭灭顶水灾，农民颗粒无收。但在5月份监利县提早征粮，全县收取农民负担款8000万元，死者朱长仙交800元。受灾后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视察监利灾区时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可时任监利县县长的Y却将救灾款挪用修监利宾馆，超标准修政府机关宿舍大楼，拨救灾款给科局买高级小车。死者朱长仙大灾之年不仅没有得到救济，可怜交给政府的800元钱也没有退给她。1997年朱长仙没有得到政府一分钱的生产资金，县政府却安排在5月份征收全年税费的25%，朱长仙家应交700元。朱长仙要求用去年交的800元抵交，管理区干部和村长说，县政府下达的夏征任务一定要完成，要抵账年底再说，因此发生争吵，打骂，最后发展到把朱长仙的丈夫关到村小学"办学习班"。朱长仙有理无处讲，绝望地选择了用自己生命讨说法——喝农药自杀。李昌平撤职内幕朱长仙死后，尸体抬到了乡政府，时任柘木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外学习已有一月，闻讯后立即赶回乡政府处理后事。时隔7天，监利尺八镇因农民负担一民办教师自杀身亡。两起农民自杀事件发生在香港回归前夕，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从重从严从快。"按中央文件精神，一个县连续发生两起死人事件，不仅监利县主要领导要受处分，荆州市领导也要受处分，湖北省委应给中央写检查。面对复杂严峻的势态，时任监利县委书记的张琼江想了一个丢车保帅的办法。一面花重金并安排死者子女当干部，把尺八死人事件摆平，诱逼死者家属自己立下字据，说明死者与农民负担无关。另一面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领导找李昌平谈话、做工作、许愿，要求李昌平顾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过去——不说1996年救灾政策没落实，不说柘木乡财政赤字1200多万元；二不推同志——不说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乡镇——不说其他乡镇提早征粮、死人、关人事件；四不推上级——不说县里文件、讲话、纪要、电报不合中央精神。张琼江对李昌平有知遇之恩，根据张琼江的要求，李昌平向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写了一封请求处分的信，信中说："和朱长仙的生命比，给我这个党委书记一个处分算得了什么呢？如果给我处分能促进中央政策的落实，能让农民相信党，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谁叫我是共产党员！"6月20日荆州市纪委撤销了李昌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李昌平同志处分决定至今无人送达他本人。李昌平撤职后，柘木乡许多干部群众失声痛哭，很多干部群众上书省市县领导，赞扬李昌平是位爱民清廉的好干部，要求给李昌平平反。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在接到柘木乡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成员联名为李昌平同志写的申诉书后，动情批示，指示荆州市纪委复议"茶卜事件"。可此案特殊，荆州市纪委领导回答李昌平和他的老同事们：等时机成熟再议。市委书记刘克毅和荆州市纪委主要领导明确指示监利县委、县纪委妥善安排李昌平工作，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生铁同志在监利检查工作时也给县主要领导打招呼：昌平是个好苗子，你们要把他用好。1998年7月，监利县委任命李昌平为监利县委农工部副部长。1999年11月荆州市委同意，监利县委任命李昌平同志担任中共棋盘乡党委书记——这是不平反的平反。前不久，有人谣传李昌平在湖南卫视《有话好说》做嘉宾，有领导立即指示，把李昌平同志的处分决定复印，送达湖南卫视台，并说李昌平从来就不是好干部，这种做法实在可耻！李昌平为人是个好人，做官是个好官，作为当时的办案成员之一，我对李昌平深表愧疚，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今天借这个机会发表这则消息，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一个愧对李昌平的人("茶卜事件"调查组成员)2000年12月21日1997年，在我受处分后，我的同事曾经竭力为我申诉。至今还保留着的这份材料，也足以作为当时情况的一个佐证。我们为李昌平申诉李昌平，男，现年34岁，大学文化程度，1983年元月参加工作，1983年8月入党，曾任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柘木乡党委书记，因"茶卜事件"撤职。中共荆州市纪委文件（荆纪审［1997］16号《关于李昌平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中指出："1997年5月，李昌平同志在任职期间，柘木乡夏征比例过大，对完成任务时间要求过急过紧，同时对干部教育管理不严，以致发生个别干部非法拘禁群众，酿成村民服毒身亡事件"。……"按照《中国共产党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一款规定，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李昌平同志撤销柘木乡党委书记职务处分"。我们认为《处分决定》所列李昌平同志以上错误与实际情况基本不符，申诉如下：第一、关于"扩大夏征比例"我乡夏征工作从5月10日开始，乡下达的夏征任务占县批复的农民负担总额的247%（县规定不超过25%）。李昌平同志经批准4月29日～5月30日在武汉学习，他考虑到灾后夏征工作的特殊性，还特地从武汉赶回柘木乡参加了5月10日的夏征动员大会，昌平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不许层层扩大夏征比例，不许体罚群众。后来个别区村扩大了夏征比例，昌平同志在汉学习，不了解情况，不应对"扩大夏征比例"负责。第二、关于"完成夏征任务时间过急过紧"5月8日，经在家领导集体研究，以柘政办［1997］32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切实抓好九七年夏征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用三个多星期的时间（5月10～6月15日）完成夏征任务，对不完成任务的乡、区，村干部扣50～100元工资或资金。我乡历史上夏征任务只用一个星期就可完成任务，今年我们安排了三个星期多的时间，过去完成任务，实行高奖高赔，今年取消了高奖高赔。在"茶卜"事发的当天，全县已有好几个乡镇完成了夏征任务，我们柘木乡仅收款32万元，占夏征任务的14%。在我乡局部地方如茶卜村有"过急过紧"的问题，但李昌平同志经批准离岗学习，也不应对"过急过紧"负有责任。第六部分 5.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第三、关于"对干部教育管理不严"作为党委书记，昌平同志负有教育管理干部的责任。但昌平同志来柘木乡任职仅100多天，并且对柘木的干部教育管理是相当严的。昌平同志到职后的第四天，就在1000人的干部群众大会上要求柘木各级干部严格遵守"三当"准则。"把柘木人民当父母、兄弟、姐妹待，把柘木人民的钱当血汗钱用，把柘木人民的事当自己的事做"。按照"三当"准则，出台了12个规范干部行为的制度，精简了121个编外人员。举办了两次1000人普法培训，大刀阔斧整顿财务，有50多位乡、区村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有近100人清退兑现共186万元现金。尽管李昌平同志负有对干部教育管理不严的责任，但基于他来柘木工作时间不长（五个月），发生"茶卜事件"的当月，又不在家主持工作，我们认为责任也是十分有限的。第四、关于"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不力，严重失职"昌平同志来柘木乡后，在贯彻中央13号文件，减轻农民负担上态度十分明确，力度很大。3月份柘木乡大刀阔斧裁减了121名编外干部，撤销了一个管理区，合并了10个办公室。由于柘木带了一个好头，4月份，县委充分肯定柘木的做法，在全县部署减人员和机构的工作。4月份柘木乡大力整顿财务，健全财务制度，紧缩开支，先后取消小金库21个，清退兑现186万元，有50多位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建立了"高度集中，下账上管；定项限额，预算支出；例会办公，集体唱票；定期审计，全乡通报"的财务管理体制和制度，收效很显著，群众拍手称快。县委县政府又一次高度评价柘木乡减轻农民负担的举措，县经管局还组织兄弟乡镇学习柘木的经验。县委于4月份研究决定，推荐李昌平同志为全省优秀党员。省审计厅监察厅领导来监利检查工作，也充分肯定了柘木减负工作，还请湖北电视台专门制作新闻专题片，推广柘木乡"加强制度建设，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我们认为昌平同志在主持柘木工作期间，贯彻中央13号文件是坚决的、积极的，减轻群众负担成效是显著的。第五、我们认为，村民服毒自杀的原因，主要不是农民负担重问题，而是1996年救灾政策没落实。李昌平不应对1996年的事情负责。昌平同志是监利县1996年树立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干部的榜样。如果不发生"茶卜事件"，他还是全省优秀党员。他是全县呼声最高的副县级后备干部。"茶卜"事发后，乡、区、村多位干部按照"从重、从严、从快"的要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我县各级干部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李昌平同志的撤职处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反响强烈。我们认为对这位平时表现优秀，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来柘木时间不长，积极、坚决贯彻中央13号文件，减轻农民负担成效显著，"茶卜事件"发生时，离岗学习，并不负有直接的、重要的、主要的责任，而给予撤职处分是不恰当的。我们遵照《党章》第四条赋予党员的权力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上述情况，表明我们的意见。我们建议并要求上级党组织按照《党章》第四十一条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精神，深入调查"茶卜事件"，分清责任界限，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处分条例》为准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一棍子打死人"的原则精神，客观对待昌平同志，客观对待最基层的党委书记，以维护《党章》和《条例》的严肃性、权威性。给一个真正减轻群众负担的乡党委书记一个客观处分，相信对服毒身亡的死者也是一份安慰。此致：中共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中共荆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申诉人：薛云全，柘木乡人大主任王福田，柘木乡政协主席邹云安，柘木乡政协付主席宋建平，柘木乡副书记、乡长王耀成，柘木乡副书记胥金普，柘木乡副书记张水保，柘木乡党委组织委员李汉章，柘木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长青，柘木乡党政办主任蔡自成，柘木乡聂河管理区书记1997年7月1日因"茶卜事件"我受到了撤职处分，我是主动要求承担责任的，面对颗粒无收的灾民，我们给不了救济，反而要他们交负担，我们是有罪的；面对用生命抗争的死者，我们是有罪的；面对因"茶卜事件"而判刑的区村干部和他们的妻儿，我们同样是有罪的。我虔诚地忏悔。但我也认为这次受处分是我一生的耻辱。监利县的每一位领导都十分清楚，我是替书记、县长受的处分，他们才是真正有罪的人。如果社会进步到允许公开财政局、县纪委、县委办公室的领导进省市"活动"的开支票据，我还可能找到县领导人安排"爱卿"花钱为我"买"处分替人受过的原始凭证。可是时至今日，我过去的领导却把《处分决定》作为我逼死农民的证据四处散发,这种手段实在是下作得很。第六部分 6.巧遇桂晓奇：一本奇书，一桩奇事10月7日，公司派我到珠海分公司去办事，经过广州，顺便打个电话问候记者黄广明。黄广明知道我来到广州非常高兴，热情邀我到报社做客，并说要给我介绍一位非常投缘的朋友。桂晓奇，江西省农委主办的《农村发展论丛》的常务副社长、主编，针对农民不了解中央、省的农村政策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的问题，编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全书收录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政策法规32篇；江西、湖南等省贯彻中央减负精神以及村民自治、土地管理、移民建镇的文件及政策法规15篇；由江西省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主任蔡海康、江西省土地局政策法规处盛长生等人撰写的农民负担热点问答108题；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方法途径：一抵制、二举报、三申请行政复议、四提起行政诉讼、五信访。可是就是这本农民欢迎的书，只卖了13天就通知停止发行，已发出的10000多本书责令不惜一切代价追回。当地还动用了公安机关收书，还有人指示这书卖到哪里，（不良）影响消除到哪里。因为出了这本书，农民有了政策依据，农民拿着这本书找县里乡里的麻烦，基层的干部就告状到省里，说桂晓奇编这本书破坏了稳定的大好局面，领导不高兴了，一怒之下，撤了桂晓奇的常务副社长、主编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