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优憂书萌 uUtxt。com 诠文自扳粤牍正文 第五章(6) 字数:59663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什么的。”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又涨得绯红。“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骑墙吗?”编辑问。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幽憂書萌 uuTXt.cOM 铨文自扳月镀正文 第五章(7) 字数:54977“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涨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