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17

走了几步，检查被汽车挡住的地方，接着，不是站在那里无望地等待，而是立刻转身走向我住的那家旅馆，她要订一个房间过夜。我再一次意识到，我的想像只是让我有了一个对她曲解的形象。好在她本人总是比我所想像的更迷人，当我从后面看着她穿着高跟鞋洋洋自得地朝旅馆走去时，我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看法。我尾随其后。我走进门厅时，她正靠在接待台，向毫无生气的办事员办理登记。“泽门尼克”，她告诉他。“海伦娜·泽门尼克”。我站在她身后她把她自己详细情况进行介绍，办事员一登记完，她就问：“有个叫扬的同志在这住吗？”没有，没有这个人，他嘟哝说。我走到她身边，把手从后面放在她肩上。在我和海伦娜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一个清晰的仔细考虑过的计划进行的。不能否认，海伦娜进入这种关系一定是有她自己的目的，但这些目的依然在女人的那种要保持一个罗曼史的自—#"!—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然而然和感伤诗意的虚假期望的界限，这种愿望实际上不利于女人引导事态的发展，事先对事情作出专门策划。另一方面，事情的起初我就对我将经历的这场艳遇作了精心策划，绝不会是一时头脑发热，对我们的相处，既不会只是谈话和挑逗，也不会为此去开一个房间。我就怕有任何风险，害怕把一个对我如此重要的机会给断送掉，这并非因为海伦娜出奇地年轻，可爱，或者迷人，而纯粹是因为她姓泽门尼克，她的丈夫是我恨之人骨的人。那天在研究院，当他们通知我为电台播放我们的研究一个叫泽门尼克的女人要来采访我时，我马上联想到了我过去的那位朋友，想知道这种同姓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然而我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如果我不愿他们把她派到我这里来，那绝对是另有原因。我对新闻记者很反感，他们大多是轻薄、巧言令色的人。海伦娜在电台而不是在报社工作只能更加激起我的反感。在我看来，报纸还有一点让人产生好感的地方：它们不制造噪音，它们叫人生厌，但它们却不吵闹。人们可以把它堆在一边，扔进废纸篓里。无线电广播叫人生厌，但却缺少使人产生好感的地方。在咖啡店，饭馆，火车上，甚至私人住宅里，它都不断干扰着我们，以至于居民们已变得如果没有不绝于耳的听觉消遣就不能生存下去了。而且海伦娜谈话的方式也使我感到很不快。我能看出，在踏进研究院之间，她的报道已在她的脑子里成型了，她需要做的只是从我这里得到几件事实和数据，几个例子，来支持她的陈腐论点。我尽量使事情变得对她很棘手。我有意使自己谈话用的句子复杂混乱，极力扰乱她预先准备好的思路。在一个问题上，她差点儿听懂了我的话，于是我便拉起近乎，转移她的目标。我告诉她，她的红发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尽管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并问她对在电台工作的看法，她喜欢读些什么书。我一边继续把—#"!—玩笑话谈完，一边考虑，姓名的一致也有可能就是必然。在这位夸夸其谈，高谈阔论，不可一世的女人与我记忆中那位不可一世，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男人之间近似于亲戚般的共同之处。于是我继续以那种轻浮、近乎调情的语气问起她的丈夫。这个话题恰到好处。没有几个问题，我就很有把握地验明了他。可以说，我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想到要进一步了解她，完全没有。这个发现只会使我对她在进屋时产生的反感更加强烈。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找一个借口中断这次采访，让研究院的另一个成员接待她。我头脑里甚至浮现出微笑着将她扫地出门的兴奋情景，但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接着，就在我感到忍无可忍之时，海伦娜被我非常亲昵的问题和话语激得兴奋起来（没有察觉到它们纯粹是为了调查），以几个女性惯常的姿势，使我的警惕性迅速降低，我的仇恨突然呈现出一种新的模样：在她那电台记者的滑稽伪装后面，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能够尽女人职责的具体的女人。正是泽门尼克应得的那种女人，在心里略带不屑地对自己说，再合适不过的惩罚。但很快我就修正了看法：我这样快就对她产生的极度轻蔑过于主观和勉强。实际上，她曾经肯定很漂亮，是没有根据的断定巴威尔·泽门尼克已经不再喜欢把她作为一个女人使用。我继续用调侃的口吻谈话，我的真实想法丝毫没有暴露。某种东西在提醒我，要尽量找出我的采访者的女性的一面，使我们自动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女人在中间调解，情爱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就可以超越于仇恨之上———诸如好奇心，与某人接近的渴望，跨过亲密门槛的强烈渴求之类的特性。在几乎是狂喜的状态中，我想像着泽门尼克，海伦娜以及他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尽情地挥洒我的仇恨（文质彬彬的，近乎温柔的仇恨），仇恨她的外表，她的红头发，她的蓝眼睛，她短而硬的眼睫毛，她的圆脸庞，她—#"!—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性感而张开的鼻孔，她那两个门牙间的缺隙，以及她成熟多肉的身躯。我像男人们观察他们所爱的女人那样观察她。我带着近乎将她全部铭刻在心的意图观察她。为了不使她发现对她突然产生的兴趣背后的深仇大恨，我使我的语调显得益发轻松活泼，这使她相应地变得更加女人气。我不断想着，她的嘴、乳房、眼睛、头发，都属于泽门尼克，我在内心拨弄它们，抓住它们，掂量它们———我的拳头能否将它们捏碎，或被墙壁碰碎————然后再仔细检查它们，先用泽门尼克的眼光，然后用我自己的眼光。或许我确实有过一个短暂而毫不实际的柏拉图式的幻想，把她从我们戏谑的真空地带驱赶到卧室的交战区域。但那仅仅是在头脑中一闪而过，毫无痕迹的一种幻想。海伦娜宣布，她对我给她提供的情况深表感谢，不愿再占用我更多的时间。我们道了再见，见她能离去我很高兴。那种古怪的得意感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反感，一想到刚才竟用如此亲密的关心和热诚对待她（尽管是伪装的），我就感到很别扭。如果几天后海伦娜没打电话来，问她是不是可以来见我，那次会面就会毫无结果的。也许她真的认为我过目一下她写的东西很必要。但当时我就坚信那是一个借口，她的语气更看重的是我们谈话的亲密、轻松的方面而不是它的工作方面。我自己很快就采用了这种语气，并始终没有改变。我们在一家咖啡店见了面，我为了挑衅对这次采访的话题而不谈，一有机会就抨击她的职业兴趣。我眼见她失去了镇静，为了占上风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邀请她同我一道去乡间。她拒绝了邀请，提醒我她已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这句话实在是给我带来太大的乐趣。我玩味着她令人愉快的拒绝，从中汲取乐趣，用它开玩笑，不断地提及它。最后她只有接受我的邀请来中断我的话题。打那时起，一切便都完全依计而行。我所制订的这个计划背后掩藏着十五年的仇恨，不知道为什么，我坚信这个计划会顺利实现。—#"!—玩笑没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我提起海伦娜放在接待台的小旅行箱，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去她的房间。这个房间与我的房间一样的令人失望，就连具有将事物描述得胜于原貌的特殊才能的海伦娜，也不得不承认这房间枯燥乏味。我告诉她别烦恼，我们会设法对付的。她投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然后说，她想梳洗一番。我说，好吧，我在门厅等你。当她下楼时（在她没有扣上的雨衣里面穿着裙子和粉红色毛衣），我再次沉迷于她那优雅的举止。我告诉她，我们的午餐将在人民之家吃，尽管那儿的饭菜很差，但却是本地最好的。她说，既然我是本地人，她将客随主便，不作任何反抗（她好像对词语的双关义进行了仔细琢磨，表现出一种可笑而又可喜的努力）。我们取道清晨我寻求一顿像样的早餐而无功而返所走过的路线，海伦娜不断地强调，她很高兴能了解我的家乡。但尽管她事实上是首次来这里，她却从没有环顾一下周围，或者询问这幢建筑物或那幢建筑物是什么，也看不出她有任何正参观一个陌生城市所应有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缺乏兴趣是由于造成对外界好奇感减弱的那种精神萎缩，还是由于她全神贯注于我，无暇顾及外界，我倾向于后者。我们又经过了鼠疫纪念碑：圣徒上面依然是云，天使，第二朵云，第二个天使。天空比刚才更蓝了。海伦娜脱掉雨衣，把它搭在手臂上，谈论说天气真不错，温暖增强了灰尘弥漫的空间感，矗立在广场上的纪念碑就像一片脱落的天空找不到回去的路。我心想，我们也落进了这个有着公园和饭馆，空旷寂辽得怪异的广场，无可挽回地掉下来了，我们也从某种东西上脱落了，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像尘世本身一样卑下之时，我们却徒费光阴企望通过思想和言语去攀登高峰。是的，我深刻认识到自我的卑劣将自己深深打动。它让我深感吃惊，但更叫我吃惊的是它并没有使我觉得恐惧，我怀着一种—!"!—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愉快的感受接受了它。不，如果说是欢乐，轻松的感觉更合适；在我身旁走着的这位女子正在将自己卷入一个前途未卜的下午冒险，她的动机和我的一样卑下，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增强了我的愉快感。人民之家开门，由于才十一点三刻，饭馆里还没有客人。桌子已摆好，每张桌子面前有一个摆着一副刀叉的汤碗，调羹放在拭嘴纸上。我们坐下来，把餐具和拭嘴纸放在我们的盘子边，然后等待着。几分钟后，一位服务员出现在厨房门口，他用无精打采的眼神扫视打量了一下餐厅，然后转身想回到厨房。“服务员！”我叫道。他转过身，朝我们这个方向挪了几步。“你们是不是想要点什么？”他问，仍离着十五或二十尺远。“我们想要点吃的。”我说。“开饭是在!"点。”他回答，又转身想回到厨房。“服务员！”我又叫道。他回过身。“请问，”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喊叫，因为他离得很远，“你们有伏特加吗？”“伏特加？没有。”“呃，那么你们有什么？”“裸麦酒，”他站在老远地叫道，“还有朗姆酒。”“就这些吗？”我喊道，“那给我们拿两杯裸麦酒。”“喝不喝裸麦酒我还没征求你的意见呢。”我对海伦娜说。海伦娜笑了：“我不太习惯裸麦酒。”“没关系。”我说，“你会习惯的。你现在在摩拉维亚裸麦酒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饮料。”“唷，那太不一般了！”海伦娜高兴地说，“没有什么比你们的普通酒吧更让我喜欢的了，就是长途驾驶员和建筑工人去那里吃便饭和喝酒的那种酒吧。”“那么你喜欢在啤酒里加点朗姆酒罗。”“嗯，一般吧。”她说。“可你喜欢与这些人在一起。”“噢，是的。”她说，“我无法接受那些时髦的场所，你周围—!#"—玩笑围着一打服务员，给你端上一道又一道的菜..”“不错。没有比简陋的饭馆更妙的了，那里的服务员对你熟视无睹，烟雾和恶臭使你呼吸不得。而裸麦酒———没有任何像它这样的饮料。当我还是学生时从来不喝其他饮料。从来买不起其他饮料。”“我也喜欢简单的饭菜，像土豆油煎饼，洋葱油炸肥香肠..”我早已成为一个彻底的坚定的怀疑主义者，所以每当有人开始列举他的好恶，我都对他的话表示怀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只把它作为这个人自我形象的一个反映来接受。我一点也不相信海娜伦娜更合适在污浊的、通风不良的下车酒吧而不是在洁净的、通风顺畅的饮馆里呼吸，也不相信她对劣酒和便宜、油腻的食物而不是名菜佳肴情有独钟。假使她的话真存价值，那是因为这些话表现了她对一种特殊姿态的偏爱，一种废弃的，不合时宜的姿态，一种可以追溯到那革命激情年头的姿态，那时任何“普通的”、“卑贱的”、“简单的”、“粗俗的”东西都受到赞美，而任何“精美的”或“高雅的”东西，任何与温文尔雅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遭到贬低。我被她的姿态带回到我的青年时代；海伦娜的样子使我回忆起泽门尼克。我早晨的担忧很快就消失了，我开始全神贯注起来。服务员用盘子给我们端来两杯裸麦酒，放在我们面前，并留下一张纸（无疑是复写本的最后一张副单），上面列出当天的菜肴，字迹模糊不清，几乎无法认识。我举起酒杯，说：“向裸麦酒致敬———纯味的、普通的裸麦酒！”她大笑起来，跟我碰杯，说：“我一直都很喜欢那种质朴爽朗的人。不虚伪。真挚坦率。”我俩都饮了一大口。“这种人不多。”我说。—#"!—世界文学名著百部“但他们的确存在。”海伦娜说，“你就是一个。”“我不这样认为。”我说。“可你是的。”我再一次惊叹于人所具有的不可思议地将现实转变为与理想似的东西，不过我很快就认可了海伦娜对我性格的曲解。“谁知道？可能是吧。”我说，“真爽朴实。但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你要什么东西就要什么东西，毫不羞愧地去追求它。人们都受规矩的奴役。如果他们被告诉应该作这种人或那种人，他们就极力去做到，就是到临死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过去是谁，现在是谁。这使得他们成为微不足道的人。首先，一个人必须具备勇气去保持自我。所以让我坦率地告诉你吧：你使我着迷，海伦娜，我需要你，不管你结婚与否。我不能用别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情，也不能把它埋在心里保持缄默。”说出这番话是件很难堪的事，但我还这样说。征服一个女人的心要遵循其自身固有的法则，用合乎情理的理由来使她相信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聪明的做法是树立她自我的基本形象（她的基本原则、理想、信念），并设法（利用花言巧语，过分的虚夸之辞，等等），在她的自我形象与她所向往的行为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譬如，海伦娜向往“朴实”、“直爽”、“坦率”———这些理想是以从过去发展而来的清教徒主义为基础，并在她头脑中与对一个“纯洁”、“清白”、极具原则和道德感的男人的概念混在一起。但是，由于海伦娜的原则世界不是建立在仔细的思考，而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建立在一个逻辑的联想，所以采用一些粗鲁的诱惑，将“真挚坦率的男人”的概念与毫无拘谨、毫无道德及通奸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从而避免那个所期望的行为（也即通奸）与她内心的理想发生伤害性的冲突，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一个男人能对一个女人要求任何东西，只要他尽—#"!—玩笑可能使她的行为与她内心深处的自我欺骗保持和谐，除非他希望自己显得像个畜生。这期间，陆续有人进入饭馆，大部分单子很快就都有了主。那个服务员现在又出现了，逐个记下人们所点的菜。我把菜单递给海伦娜。她说我更了解摩拉维亚菜，于是把菜单又递还给我。其实根本不需要了解摩拉维亚菜，因为这张菜单上的种类与所有饭馆的菜单上的种类没有什么区别，能供人选择的就那几样标准菜，全都不引诱人，因此很难从中挑选出合意的菜。就在我还愁容满面地盯着那张沾满污渍的菜单时，服务生走了过来，极烦躁地问我点什么菜。“稍等一下。”我说。“一刻钟以前你就想点菜，现在还没想好。”等我抬起头时，他已经走了。好在，他很快就转来了，我们大胆地点了牛肉卷，又要了两杯裸麦酒，这次还要了苏打饮料。海伦娜精神十足咀嚼着，一边评论说，和我坐在一个她在歌舞团唱这个地区的歌时就向往的陌生的地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她最喜欢用的词）。她知道与我在一起不应感到这样幸福。她说，但她无能为力，她毫无意志，就是这么回事。我告诉她，不应对自己的感情感到羞耻。我们出来时，鼠疫受难者纪念碑再次对着我们。它看上去很可笑。“瞧，海伦娜，”我指着纪念碑说，“瞧那些圣徒，想往天堂爬。天堂对他们一点都不关心！天堂才不知道他们存在哩，这些有翅膀的乡巴佬！”“真的，”海伦娜说。新鲜空气加大了酒劲。“他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保留它们，那些神圣的雕塑？他们干嘛不为赞美生活而建造一些东西而不是所有那些神秘主义？”她还有足够的自我控制补充说，“还是我仅仅在说空话？是不是？喂，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