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16

个兴趣就在几天前还是如此强烈，可目下只剩下了对兴趣的意识，对一个完全没有了的兴趣的义务感，我的内心向我保证这个失去的兴趣会重新恢复它的强烈程度。我走到脸池跟前，将睡衣裤的上半部脱去，把水龙头拧开到最大。我用手捧着水，迅速把水浇到脖子上、肩膀上和身上。我用毛巾擦蹭全身。我想让血管里的血液循环起来。突然我感到不安起来，对海伦娜的到来毫无感觉使我不安，担心难得的机会就在我的漠然中被破坏掉。我决定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用一杯伏特加把饭咽下去。我下楼去咖啡厅，呈现在我眼前只有众多凄凉无靠的椅子，椅腿朝上，搁在光光的桌上，一个系着脏围裙的老妇人在桌椅中间毫无生气地走来走去。我走到旅馆接待处，向埋在柜台后面的椅子里睡眼惺松的守门人询问，旅馆提不提供早餐。他纹丝未动，告诉我星期六咖啡厅不开门。我走出旅馆。这是一个美好的天气，云彩在空中穿梭，微风使街上的尘埃打旋。我朝广场匆匆走去，从一群站在肉店前面的年龄各异的女人身边走过：她们提着购物袋和网兜，耐心地、无精打采地在排队。有几个漫步或匆匆赶路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们像举着小火炬一样拿着顶上饰有红色的蛋卷冰淇淋，兴高采烈地舔着。不一会儿我走进了广场。一幢零乱的平房出现在我面前，一个自助餐馆。我走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屋子，地上铺着砖，桌腿都很高，人们就站在桌前吃三明治，喝咖啡或啤酒。—#"!—玩笑我不愿在那里进餐。从一大早起，我就决心要吃一顿味美丰盛的早餐，要有蛋、薰肉和一杯酒，从而让我失去的元气复原。我记起距这里几步之遥的另一个广场有一家旅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小公园，一个巴洛克式的鼠疫受难者纪念碑。那家饭馆也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可我所需要的就只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侍者，就一个，任何现成的饭菜送上来都可以。我从纪念碑前走过，纪念碑基座上，从下到上依次是圣徒、云、天使，在那个天使的云上还有一个天使，最后一个天使。我长久地注视着这个圣徒、云彩和天使所组成的生动的金字塔，用石头装点成的天堂，尔后又望着真正的天堂———一片淡淡的（早晨的）蓝色无望地远离这块遍布尘埃的大地。我穿过有着干净齐整的草坪和长凳的公园（尽管公园空得足以保持满是尘埃的空寂气氛），试着想推开饭馆的门。门上了锁。一种想法涌上心头，我那个梦想的早餐将不会实现，一个令人惊恐的念头，因为带着一种稚气的固执，我确信这一整天成功与否就在于一顿丰盛早餐。我意识到这个外省城镇并不会为那些渴望坐下来吃早饭的古怪人采取任何特殊的措施，要很晚他们的饭馆才会开门营业。因此我放弃了找地方吃饭的计划，而是转过身往回走，穿过公园。我再次从拿着顶上饰有红色的小蛋卷冰淇淋的人身边经过，我再次觉得它们就像火炬，但这一次我想搞清楚是否有更深的含义蕴藏在它们的形状里。因为那些火炬并不是火炬，而是火炬的拙劣模仿。他们如此认真地显示出来的那点极度的高兴，与其说是愉快，不如说是对愉，这种模仿似乎能抓住这个到处是灰尘、毫无生气的小地方里所有火炬和愉快的不可避免的模仿的实质。接着我突然想到，只要我经常遇见这些贪吃的持火炬者，我就走向一个糕点店，在那里我就能找到桌椅，也许还能弄到一些浓咖啡和一点吃的东西。—#"!—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结果我来到的不是一个糕点店而是一个冷饮店。人们排着长队在等可可或牛奶面包，在同样高的桌上吃喝，后面虽有几条正规的桌椅，但都已有人了。于是我加入了队列，缓缓移动几分钟后终于买到了一杯可可、两个面包，并找到一张桌子，尽管有五六个杯子堆在桌子上，但总算有一处没有溅上液体。我闷气地三下五除二把早餐吞下去：不到三分钟我已回到了街上。现在是九点钟，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留给了我。海伦娜乘坐从布拉格起飞的早班客机，然后从布尔诺乘公共汽车，应在十一点钟左右到达。我看出这两小时无异于白白浪费掉了。当然，我可以到我年幼时常去的地方走一走，带着伤感的思绪从我出生的那幢房子，我母亲生前一直居住的那幢房子前面经过。母亲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但是在这里，在这个镇上，她的遗体被骗去葬在外人的大理石下面。我所有回忆似乎都因此而变得不再清洁；这些回忆会与我当时产生过的无能和痛苦的感觉混杂在一起，我不愿意勾起这些感受。因此我无所事事，坐在广场的长凳上呆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商店橱窗前，扫了一眼书店里的图书书名，在报摊买了一份《红色权利报》，回到凳子上，浏览毫无意思的大标题，把外事专栏里两三条还算有趣的报道读了读，然后再次从长凳上站起来，折起报纸，新新的就把扔掉了；接着慢步朝教堂走去，在它前面停下，抬头凝视它的两个高塔。然后登上宽大的台阶，进入走廊，怯生生地进入教堂内，这样当初来乍到的没有在胸前划十字时就不会有人感到震惊了。随着更多的人走进教堂，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怎样低头或怎样紧握十指的闯入者，于是我走了进去，看了看钟，还剩下不少时间。我试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在海伦娜身上，打发掉多余的时间。可是思想不肯出来，不肯移动。我充其量只能追忆起她的视觉形象。说到底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玩笑象：一个男人在等一个女人时，他发现要想她很是不容易的，除了在她凝固的肖像下徘徊外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踱起步来。在教堂对面，我注意到十辆空婴儿车摆成一排停在旧市政厅（今天是市议会的大楼）外面。我正在想那些婴儿车放在那里的原因时，一位上气不接下气的年轻小伙子又把一辆车推到那些车跟前。他后面跟着的那位妇女看上去很不安，从车里包起一个白色缎带的包（显然一个婴儿在包里），他们一起匆匆走进大厅。想到还有一个半小时无处打发。我便随他们走了进去。宽宽的楼梯两旁站着瞧热闹的人，我上了楼，那里有更多的人，大多数都在二楼的走廊里（通向三楼的楼梯上没有人）。他们簇拥到一块要看的事显然将发生在二楼，八成就在走廊尽头那人开着的门上挤满了人的房间。我也走了进去，发现步人了一个不是很大的会堂，七八排椅子上几乎都坐满了人，他们似乎是在期待一场即将开始的演出。房间前面的台上有一张铺着红布的长桌，桌上的花瓶里有一大束花。台子后面的墙被非常艺术地折叠起来的国旗装饰着。台前用八张椅子排成半圆形（离第一排观众约十英尺）。在会堂的另一头，在后面，有一架小簧风琴，在键盘前的俯身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光头老人。还有几把空椅子在会堂里。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那些人很有耐心，仍然倾斜着身子，带着热心的期待嘀嘀咕咕。这期间那些留在走廊上的人也慢慢挤了进来，把剩下的几个座几也站了，沿墙排成一溜儿。活动终于开始进行：台子后面的一道门打开，现出一位身穿褐色服装、戴着眼镜的女人。她的眼光从长而挺的瘦鼻子上投进会堂，将右手抬起。周围的人安静下来。然后她转身朝向她刚走出的房间，显然是为了给那里的某个人示意，但很快她又面向我们，靠着墙，浮现出一种常规、礼仪的微笑。一切都似乎配合得—!"!—世界文学名著百部很，就在她露出微笑的同时，我背后的簧琴开始呼哧呼哧地响起来。几秒钟后，一位亚麻色头发的红脸少妇从台子面的门上走了出来，她精心制作的发式和化妆与她眼里的恐惧表情和怀中的白色襁褓形成了鲜明对照。载眼镜的女人往墙边贴得更紧，以便抱着婴儿的女人通过，并以微笑示意她不要停下来。那女人紧紧抱着婴儿，慢慢地前进，对自己信心不足，接着，又一位妇女抱着婴儿走了出来，她身后（排成单行）是一支女人的小分队。我盯着领头的那个女人：开始她注视着天花板，然后她的眼光落下来，与观众里某个人的目光接触。那目光激怒了她，于是她转移视线，微笑起来，可是那微笑（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她花了很大力气才做出这微笑）很快就不见了，留下的只有一个僵硬的嘴形。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内（从门口走十五或二十尺所用的时间）。可是由于她径直朝前走，到了半圆形的椅子跟前时也没有转过来，戴眼镜的女人只得离开墙（微微皱着眉头），赶紧走上前去，在她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提醒她该往哪儿走。这位母亲很快校正了路线，领着别的母亲绕椅子前面走了一圈。她们一共有八个人。她们终于不再走了，每个人站在一把椅子前，背对着观众。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指着地板。那些女人渐渐明白了这个意思（仍然背朝观众），抱着她们的包裹在椅子上坐下来。消极的阴影从穿褐色衣服的女人脸上消失了。她又微笑起来，走向半开着的门，进了后面的房间。在那里站了几秒钟后，她轻快地走回来倚着墙。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黑色西服，白色衬衣，塞满一根花领带的衣领，把他的脖子牢牢卡住。他盯着地板。走路时略微摇晃。七个年龄各异的男人跟在他后面，全都穿着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衣。他们走到那群抱着婴儿的女人坐的椅子后面，然后停下来。但接着他们中有几个人开始不安地四处张望。穿褐色衣服的女人（她的脸顿时又变阴暗—#"!—玩笑了）跑向他们，听完一个低声的请求后，点头表示默许，于是这些男人局促地交换了位置。穿褐色衣服的女人又露出了微笑，回到门口。这次她不必点头或示意了。另一群列队进来的人对自己该做什么了如指掌。他们自然而有纪律，举止近似于专业演员一样优美：这群人全是十岁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交叉排列着。男孩们穿着深蓝色裤子、白衬衫，折起来的红领巾的一角搭在背上，其他两个上角围着脖子打了个结；女孩们穿着深蓝色短裙、白衬衣，一样在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在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小束玫瑰花。正如我所说的，他们信心十足地行进，没有在椅子那里一分为二，而是沿着台子散开。然后他们停下来，脸向左转，面对着母亲们和观众他们站在那儿。又停了一会儿，最后一个单独的人出现在门口，直接朝台上盖着红布的长桌走去。他是个中年男人，头上没一根头发。他的背挺得很直，威严地向前走着。他身穿一件黑色西服，夹着一个鲜红的公事包。走到桌子中间的时候，停住面向观众微微鞠了一躬，露出一张病态的发胖的脸，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白、蓝三色的宽绶带。一个大金质勋章缀在绶带末端，悬在他的腹部附近，当他俯身向前时便上下摆动。突然（任何宣布都没有）站在台前的一个男孩开始大声演说起来。他说春天即至，所有的父母都欢欣不已，整个大地欢欣鼓舞。他始终用这个语调讲着，直到一个女孩打断他，并以相同的方式演讲。就是说，话语有些模糊，但全是“妈妈”、“爸爸”和“春天”之类的字眼，她也采用了“玫瑰”这个词。接着另一个男孩又把她打断，那个男孩又被另一个女孩打断，尽管看出任何她们在吵架的痕迹。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大同小异的话。比如，一个男孩宣称，儿童是和平。他后面的那个女孩说，儿童是花朵。接着这些孩子共同走上前，伸出拿着花束的那只手。由于—#"!—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有八个孩子，八个成半圆形坐着的女人，所以每个女人都得到了一束花。然后孩子们回到台前的位置，不再做声。现在该是站在孩子上方台子上的男人出场的时候了，他打开红色公事包，开始读起来。他也讲到春天，花朵，妈妈和爸爸，但他还讲到爱情，讲到爱情处境怎样结果，突然他的词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出现了像职责，责任，国家，公民之类的字眼，妈妈和爸爸变成了母亲和父亲，接着他把国家对他们的一切恩情一一进行了列举，提醒他们，作为报答，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国家的模范公民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职责。他指着在桌子一头放着的皮面本子，号召所有在场的父母在父母登记簿上签名，以此进一步证明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的决心。这时，穿褐色服装的女人走到离登近簿最近的那个母亲身边，拍拍她的肩膀。那个母亲抬起头来，女人接过她的婴儿。然后母亲起身来到桌前。脖子上挂着绶带的男人翻开登记簿，把一支笔递给那位母亲。那母亲签了字。回到座位上，从穿褐色服装的女人那儿抱回自己的孩子。接着她的丈夫走到桌旁签了字。然后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把一个母亲的孩子接过来，打发她去桌旁。接着她的丈夫签了字，然后是下一个母亲，下一个丈夫，就这样依次类推直到他们全都签了字。尔后簧风琴的曲调再次回荡在会堂里，四周观众都围到母亲和父亲们的周围与他们握手。我也走上前去（仿佛想与某个人握手），这时，那个脖子挂着绶带的人突然叫着我的名字，问我难道没有认出他。当然我认不出他是谁，尽管他讲话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为了避免以否定回答他模棱两可令人不快的问题，我问他别来无恙。还可以，他说，忽然我完全认出了他，科瓦里克，我的一个老同学。他那张长满了肉的脸已使他的面貌难以辨认他，半天我才再次回忆起他原来的面貌。无论如何，科瓦里克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既不假正经，也不流气；不是特别亲近人，但也绝—"!!—玩笑不是不合群；学习成绩一般———总之，很少有人注意他。由于他原来搭在前额上的头发已经脱落，我也就可以借机找到一个没有立刻认出他的理由。他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的亲戚是否在那些母亲中间。我回答说没有，我来这里是由于无事可坐和好奇。他满意地微笑起来，开始向我解释，市议会为了使世俗仪式变得庄严，采取了很多措施，接着他带着谦虚的骄傲补充说，作为负责民政事务的官员，他被给予了一些荣誉，甚至已受到了区一级的嘉奖。我问他，刚才我看见的是不是一个洗礼仪式。他告诉我，那不是一个洗礼仪式，而是对一个新诞生的公民的欢迎仪式。显然他对有机会能阐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他说，有两个大的对立阵营：天主教会及其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仪式，我们的民政机关及其面临着取代这个上千年古老仪式的必要性的自己新的仪式。他说：如果我们的世俗仪式比不上教会仪式的庄严和美，那么人们是不会停止去教堂为孩子洗礼或结婚的。我告诉他这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表示同意，并说他很高兴像他那样的民政官员终于从我们的艺术家们那里得到了一点支持，艺术家们现在应对自己的职责很清楚，而我们的人民提供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葬礼、婚礼和洗礼仪式（说到这里，他立刻纠正为“欢迎新公民诞生的仪式”）。就拿那些少先队员刚才朗诵的诗歌来说吧，他说：它们真是美极了。我点了点头，问道，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使人们放弃宗教仪式，也就是说，把放弃一切仪式的选择自由给予他们。他说，人们绝不会放弃他们的婚礼和葬礼。无论如何，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强调了“我们的”这个词，好像旨在使我明白，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几年他也加入了党），如果不利用这些仪式把人民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政府拉得更近，那将是一大缺憾。—#"!—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我问我的老同学，对那些不想参加这个仪式的人他将如何是好，是否有这样的人。他告诉我，当然有这样的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觉悟，愿意接受新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们将不断接到邀请，直到他们参加为止，他们中大多数人迟早会在两周后来的。我问他，出席仪式是不是强制性的。不，不是强制性的，他微笑着回答，但是市议会把出席仪式作为考察人们的公民感和对政府的态度的一个检验标准，人们最后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来了。如果是这样，我说，同教会相比，市议会对待它的信徒更要严厉。科瓦里克笑着说，正是如此。然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说，很遗憾，我时间不允许，因为我得去接一个乘公共汽车来的人。他问我见没见到“那帮哥们儿”（他指的是我们的同学）。我说，很遗憾，我没有见到，不过令我高兴的是我起码见到了他，因为我一旦有了孩子需要施洗，我将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他哈哈大笑，友好地在我肩上给了一拳。我们握手告别，然后我走出去又到了广场，不知道对剩下的十五分钟怎样消磨。一刻钟并不算太长。我穿过广场，在经过理发店时，透过窗户朝里窥望（我很清楚露茜只有到晚些时候才会在那里），然后仁立在公共汽车站前面，想着海伦娜：她那厚厚脂粉掩藏下的脸孔，显然是染过的红头发，丝毫谈不上苗条的身材，尽管没有丧失使一个女人成为女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比例。她那极具刺激性的，同时让人讨厌又令人迷恋的特点在我脑海中索绕。她的声音，高得使人不悦；她那粗笨的姿势，暴露出想继续引人注意的可悲的用心..我一生中只与海伦娜有过三次见面的经历，因此很难使她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形成固定的模式。每当我试图追忆她的形象时，她的一两个特征就特别显著地突出来，致使她总是变成她本人的一幅漫画。但不论我的想象是多么模糊，它还是————正是靠—#"!—玩笑它变形———抓住了海伦娜的一个基本特征，某种在她外表下潜藏的东西。我无法忘记海伦娜肌肉松弛的形象，它不仅显露出她的母性和她的年龄的特征，而且更显露出她本然的欲望特征：性爱的牺牲品。她的本质是否真是这样的，还是仅仅是我对她的态度的一种预示？谁说得上来？公共汽车就要到了，我渴望见到一个与我的假设出来的解释毫无二致的海伦娜，我闪进一幢楼房的门洞，希望观察她一会儿，看看她是如何可怜地东张西望，然后突然对她这趟旅行是否是徒劳而产生疑惑。当大公共汽车快速驶进广场时，第一个下车的就是海伦娜。她穿着一件蓝灰色的来自意大利塑料雨衣，这种当时在外汇商店时髦雨衣使穿上它的人显得年轻、精神。这雨衣（领子上翻，腰带紧束），也使海伦娜漂亮了许多。她向广场四周望了望，朝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