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9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自己的几小时，而且还因为在一年中我第一次在一个小房间里，我深深地陶醉于房间的舒适。每当我与露茜一起去散步，营房和我在那里的命运总是受到来自营房的束缚。豆古永存的空气流就像一根无形锁链把我绑在营房的大门和那上面为人民服务的题词上。我认为我可以停止“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几乎无处不在。整整一年我是第一次踏进一个私人的小房间。而突然之间我站在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我有三个小时的绝对自由属于我。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违反所有的军纪）脱掉帽子和皮带，脱掉衬衣、裤子、靴子，脱掉一切，只要我愿意，在它们上面跳上跳下也无所谓。我可以随心所欲，无须不用担心被人监视。这房间除以上那些以外还挺舒适暖和，像酒一般滚烫的温暖和自由涌上我的脑际。我用手搂着露茜，吻她，把她带到床边。床上的小树枝（一床廉价的灰色毯子另外铺在上面）使我深为感动。它们只能被我诠释为婚姻的象征，我既惊讶又感动地想到，一种旧远而又为人尊敬的民俗被露茜以她那纯真复活了，她希望用一切应有的仪式向她的童贞告别。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尽管露茜对我的吻及拥抱予以了回报，但她却在犹豫。虽然她的嘴唇热烈地吻着我，却又一直紧闭着。她的整个身子虽然紧紧贴我，但当我把手滑到她的裙子下面抚摸她那温暖的大腿时，她又起身避开了。我开始明白了，我那随心所欲、不顾一切的欲望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应，我记得那个时刻（我进入房间后还不到五分钟）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相挨着坐下（可怜的小树枝在屁股底下被压坏了），开始交谈起来。几分钟后（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我又试看去拥抱她，可是她开始抵抗。我们就这样扭斗在一起，爱情的扭斗和我们现在的情形完全是两回事，它会把我们爱的关系变成某种很不光彩的东西，露茜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斗，一场猛烈的，近似—"!—玩笑于拼命的战斗。我除了退却别无选择。我试图用话来说服她，于是一刻不停地说起来。我记得当时我告诉她，我爱她，爱情意味着互相给予，毫无保留。当然，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我的目的也并非特别新颖）；但是，即使我的论证听起来很平庸，它也是无可辩驳的。露茜也没有打算反驳，而是静静地以沉默面对，要不就说：“请不要，不，”或者“现在不，今天不..”并且试图（无能得令人感动）改变话题。我采取了新的战术：你该不会告诉我，你是那种为了取笑男人而引诱他的女人吧，你不会那样冷酷和狠毒吧..我又一次去搂抱她，一次短暂而又令人丧气的搏斗之后我又一次感到了搏斗的丑恶。突然，意识到了她这样不顾一切抵抗的原因是什么了，我的上帝，我刚才干嘛没想到这点？她不过是一个对爱感到惊恐的孩子，一个害怕未知事物的受惊的处女。我决定将我的迫不及待掩盖起来———她肯定是被它吓坏了————变得更温柔一点、钟情一点，使爱的行为表现为一种我俩彼此都熟悉发展过程中的温柔的，专一的抚摸。我不再强求，并且开始爱抚。我吻她（似乎吻了一世纪），紧紧地将她拥在怀里（虚伪地，狡诈地），尽可能不引她注意地使她成斜卧姿势。最终我达到了目的。我抚摸她的胸部（对此她从不反抗）。我告诉她，我将温柔体贴地对她整个身子，因为她就等于她的身子，我将温柔体贴地对整个的她。我甚至设法把她的裙子往上拉了一点，然后开始吻她膝盖上方五寸，接着是八九寸的地方。我没能再进一步。当我试图把头移到她的大腿之间时，她惊恐地挣脱我，从床上跳下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痉挛的表情写在了她的脸上。露茜，露茜，是太亮而使你感到害羞吗？你希望在黑暗中吗？她就像抓住救生衣一样抓住我的问话。是的，她因为太亮而—!!—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感到害臊。我走到窗户跟前，打算把窗帘拉上，可是露茜叫起来：“不，不要这样！别把它拉上！”“为什么？”我问。“因为我害怕。”她说。“你害怕光线还是黑暗？”她没有回答，反而啜泣起来。我对她的反抗产生不了一点怜悯。在我看来，她的行为是不明智的，既过分又不公平。我感到痛苦，无法理解。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处女，很怕痛才这样反抗的。对我的每一个问题她都顺从地点头，指望她能从某个问题中爱的全部含义。“你希望自己属于我，难道不是这样吗？”是的，她渴望，她说。我再次楼她，而她再次反抗。我尽了最大努力才压住自己的怒火。“你干嘛老是反抗我？”“下一次，”她说，“我愿意，我想要，但改日吧，在另外的时间，不要在今天。”“今天怎么不行？”“不要在今天。”她回答。“可这是什么原故呢？”“请不要在今天。”她回答。“那么在什么时候呢？你应该清楚这是我们最后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明天你的同屋就要回来了。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单独在一起呢？”“你会找到一个地方的。”她说。“好吧，”我说，“我会找一个地方。但我们俩要一道去。那地方可不像房间舒适。”“没关系。”她说，“没关系。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那么好吧，可是答应我，到了那里我要你做我的妻子，答应我，你不会进行反抗。”“好吧。”她说。“答应了？”“是的。”这个允诺是我从露茜那里得到的惟一的东西。它虽然不能令人同意，但毕竟要比一无所有强。我尽量保持平和，把剩下的时间用来谈话。我该走了，我抖掉军服上的芦笋蕨类植物，拍了拍露茜的脸，告诉她我除下次约会将什么都不想（我说的是实话）。没过多久，在细雨霏霏的一天，我们从矿井返回营房，步履蹒跚地走过一条满是水洼的路。泥溅得我们到处都是，浑身湿透，渴望能休息一下，即使是一个星期天的休息在我们中大多数人迈一个月以来都是罕见的。可是刚一吃完饭，那位娃娃指挥官—"!—玩笑就把我们叫出去，宣布说，下午营房检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违反规章的事。然后他把我们交给军士们，作为对我们的惩罚，让他们额外训练我们两个小时。由于缺少武器，操练和格斗练习就特别显得毫无意义，将我们的时间的价值贬得一文不值是它们的惟一目的。记得在这位娃娃指挥官的统治时期，有一次我们用了整个下午把笨重的木板从营区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第二天下午它们又被我们拖回原处，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十来天。然而，一天的矿井做业后，我们在营区干的一切活儿都和拖本板差不多。这一次不同于拖木板的是我们反复拖来拖去的是我们的身躯。我们使身躯向后转，向右转，我们把它们摔在地上，又把它们抬起来，我们带着它们东奔西跑，拖着它们穿过泥泞。三小时后，娃娃指挥官露面了，命令军士们把我们带去进行体育锻炼。一块田野掩藏在营房后面，可以用来踢足球、战斗演习等。军士们决定让我们展开一场接力赛。我们连由九个班组成，每班十个人，因此我们以十人为一组，组成了九队。即使把我们累得趴下，军士们也无须感到内疚。但因为他们的年龄大都介于十八至二十岁之间，所以禁不住一有机会就要炫耀，他们决定和我们进行对抗，并且组成了自己的队。他们花了半天时间才让我们搞清他们的意图。即头十个人从田野的一边全速跑到另一边，那里将相应有十个人等着，接着这批人又全速跑回上一批人起跑处，这时候又有另外十个人等着他们，等等。然后他们不厌其烦地点出我们，把我们安排到田野的两头。又是矿井里干活，又是操练，我们已疲惫不堪，一想到还得赛跑就气得要死。于是我有了一个简单的主意：干嘛不一招定输赢呢？我把计划告诉了一两个朋友，它立刻就传了开去。随着这计划推广，阵阵窃笑不时从累得死去活来的十兵中传出。—"!—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最后我们站到各自位置，准备赛跑，这种赛跑在我们看来自始至终都是令人发笑的：虽然我们不能脱掉军装和笨重的靴子赛跑，我们还是必须跪在起跑线上；虽然我们传递接力棒的方式很不正规（接棒的人面对赛跑者），我们还是有真正的接力棒来交接和发出起跑信号的真正的手枪。在第十队列中的那位下士（军士们的第一位赛跑者）以惊人的高速射了出去，而我们（我在第一棒）却慢慢地直起身，以缓慢的步伐起跑，跑了二十码后，要不是我们强忍着否则一定会大笑起来：下士已经到跑到田野的另一头，我们却整齐地跑在后面，尽做出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不久，我们听到来自田野两头的士兵的喊声：“加油！加油！加油！”半途上我们遇到了军士队的第二棒，他飞奔向起点。当我们终于到达田野的另一头，递出接力棒时，第三名军士已经接过接力棒冲了出去，正准备将我们落下一圈。如今返回头看那场比赛，把它看做是黑色徽章的最生动的一次反抗。伙伴们各显其能，奇招百出：昂扎简直是一瘸一拐地前进，我们拼命为他加油，他以领先别人两步地优势而获得了英雄般的胜利，大家以雷鸣般的掌声对他表示祝贺；吉卜赛人马特洛斯在地上摔了八九次；塞勒克每跑一步都用膝盖碰他的下巴（这样做肯定比正常的全速跑还要累人得多）；大家都支持我们。彼得里奇，这位循规蹈矩（也很顺从的）和平宣言起草者让我们感到很满意，他不失尊严地以别人同样二倍速度小步朝前跑；讨厌的巴威尔·佩克尼也没有辜负我们；年长的安布罗兹双手背在后面，直挺挺地跑；红发皮特兰一边跑，一边发出尖利的叫声；瓦尔加，这位匈牙利人一直高喊着“乌啦”！———没有任何人破坏这个精彩的小游戏，它使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这时，我们望见娃娃指挥官从营房向这边走来。一位下士也看见了他，跑过去向他汇报。在听完汇报后，他亲自走到赛场边观看比赛。军士们（他们的最后一棒早已跑回来了）开始变得不—"!—玩笑安起来，对我们叫道：“加油！加油！加油！”可是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我们的欢呼声盖过了。军士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下面的比赛。他们来来回回交换意见，拿眼睛望着指挥官，可是指挥官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正在盯着比赛，眼里射出冰冷的目光。比赛终于到了最后一棒。碰巧亚历克谢也在里面，我很想看看他会怎样表现。不出所料，他想破坏我们的兴致。他全力以赴跑在前二十米就领先了五米。但接着某种奇特的事发生了：他的速度降了下来，已经逐渐和别人接近。一刹那间我意识到，无论亚历克谢怎么想破坏大家的情绪，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病得很厉害，力不从心，两天以后他们就将不得不让他从矿井里的重活调走。在我看来，在整个闹剧中正是这一点是最精彩的。瞧，他跑来了，尽管他竭尽全力，但与落在他后面五步远，以同样速度慵懒地跑着的伙伴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军士们和指挥官一定不会怀疑亚历克谢的轻快起跑与昂扎的佯瘸，马特洛斯的摔跤，以及我们的欢呼一样，都是这场闹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亚历克谢和他身后的人的拳头一样紧紧握着，他们完全像亚历克谢一样在卖力和喘气。差别在于，亚历克谢的痛是真的，为了克服疼痛而从他脸上流下的是真正的汗水，跑到田野的一半，亚历克谢的步子更加慢了，几个假扮的赛跑者逐渐赶上了他。离终点线三十米处，他干脆停止跑了，很难地到终点，一只手使劲按在腹股沟左侧。指挥官命令我们集合。想知道我们跑得那么慢的原因。“我们累了，首长同志。”只要觉得累的人他都要求举手。我们举起了手。我朝亚历克谢望去（他站在我前面的一排），他是惟一使手保持原状的人。指挥官忽略了他，于是说：“我明白了，你们所有人。”“不，首长同志。”“谁没有累？”“还行。”亚历克谢说。“你不累？”指挥官盯着他问，“我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吗？”“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亚历克谢回答。一阵嘀咕和讥笑从队列中—"!—世界文学名著百部发出。“你是最后一个冲刺的人吗？”指挥官问。“是我。”亚历克谢说，“可是你还很好。”指挥官说：“是的。”亚历克谢回答。“既然你不累，那么你是在故意破坏这场比赛。对于阴谋破坏比赛要关你两周禁闭。其余的人因为累了，所以可以原谅。但是，由于你们在井下的工作效率过低，你们必须在假日拼命干。考虑到你们的健康。所有人下两个月的休假被取消了。”亚里克谢在被关禁闭之下同我谈了回话，他指责我不配做一名党员，并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问，我对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回答说的是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在这里，在兵营，两者完全一致，因为这里的界线划分是另有标准的，惟一有效的界线是看你属于对自我命运丧失支配权的人还是属于随心所欲处置剥夺掉了的他人权利的人。但是，亚历克谢反对我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与反动派之间的界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我问他，娃娃指挥官使亚历克谢在禁闭室呆两周，对待所有人就像有意要使他们都成为社会主义的对手，以此来捍卫社会主义而反对它的敌人，他如何看待这一点。亚历克谢承认，他也不喜欢指挥官。然而当我指出，如果我们这存在着一条社会主义和反动派的界线，那么他就应该和指挥官是一伙时，他粗暴地回答说，他正是属于那一边。“我父亲被捕是因为间谍的罪名。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怎样能使党信任？党对我的怀疑是理所当然的。”我和昂扎在几天后也谈了一回。话题却截然不同：我对我们两个月不放一次假心怀不满（心里想着露茜）。“别发愁，卢德维克老兄，”他说，“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凝聚力因对接力赛的破坏而骤然加强了。一个小型委员会被昂扎组织起来探讨各种不请假外出的可能性。在四十八小时内，一切便都准备停当：设立了一笔行贿基金，将我们营房里的两名军士收编了过来，我们把栅栏最关键处的几股铁丝悄悄剪—"!—玩笑断，那地方在医务室附近，离村庄的头几幢小屋只有十五步。一位我们在矿井里认识的矿工住在最近的那幢小屋里。伙伴们轻而易举地说服了他离家时不锁上大门。士兵只需偷偷地到达营房栅栏，从下面爬过去，以最快速度过那十五步路就到了那幢小屋的大门口，一旦进入屋子，他就没有任何危险了。要想走到大街上，他只需穿过屋子即可。虽然这个路线较稳妥，可我们还是谨慎地使用它。要是太多的人同时涌出军营，人们会立刻发现他们的外出。因此，昂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