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8

露茜与另外三个姑娘同住一间屋子。那幢宿舍每周只有两天允许来访，并且只有五点到八点三个小时。来访者需要把他来访的起止时间都登记上，并且还要交出他们的身份证。更糟的是，露茜的每个同室都有自己的男朋友（或几个男朋友），所有人都想利用房间来幽会，这就意味着她们彼此间的争执是常事，在背后嘀嘀咕咕，记录下任何一个人多占他人的每一分钟。这一切都这样让人感到别扭，以致我从未有过去那里看望露茜的打算。但是，我碰巧得知那一个月后三个姑娘都要去一个义务农业大队。我告诉露茜，我想趁这个机会，到她的房间同她约会。她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地告诉我，她更希望在室外与我见面。我告诉她，我渴望能在一个四周无人，完全属于我俩的地方同她呆上一会儿。我告诉她，我想看看她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她无法再拒绝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得到她的同意时是多么地激动。那时我来俄斯特拉发已经快一年了，现在早已习惯了服役，而当初是那么的难以忍受。当然，它仍然是令人讨厌，使人筋疲力尽，可我找到了对付它的方法，结识几个朋友，甚至也会很愉快。对我来说，那个夏天是多彩多姿（树木覆盖着煤灰，但在我这个矿工的眼里看去，它们却似乎绿叶成荫）；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那个绿叶成荫的夏天却孕育着秋天的一连串不幸事件。这一切开始于斯塔纳。他在三月份结婚后的几个月里，对他老婆在酒吧间里胡作非为渐渐地有所耳闻。他感到非常难过，给她写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她的回信使他平静了一阵，可是不久（大约在天气转变暖的时候）他的母亲来看望他；那个星期六他—"!—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整天都和她待在一起，后来当他回到营房时，脸色苍白，双唇紧闭。起初，他羞愧得对任何人都没吐露一字，可是第二天他就对昂扎讲了，接着又说给了别人听，很快我们就都知道了。当斯塔纳发现我们全都知道了这事，他便越发说得滔滔不绝，像是中了邪。他老婆始终在外面四处鬼混，他要去她那里扭下她的脖子。他想让指挥官批准他两天的假期，但指挥官根本不愿意。他走到哪听到的都是对斯塔纳的抱怨，埋怨他心神不定，脾气暴躁。于是，斯塔纳只好请求得到二十四小时的假。指挥官动了怜悯之心，答应了他的请求。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我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他一到达布拉格，就抓住了他的老婆（尽管我这么称呼，但实际上她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她厚颜无耻地（也许还是迫不及待）承认了一切。当他打她时，她予以反抗。于是他掐她的脖子，把一个瓶子猛掷在她头上，她应声倒地，躺在那里全无声息。他顿时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惊恐万状地逃掉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竟在山里找到一幢空空如野的夏日别墅，于是在那儿躲了起来，惴惴不安地等着因谋杀罪而被抓起来，然后绞死。两个月后他被抓住了，审判的罪名不是谋杀而是开小差，原来他的老婆在他跑掉以后不久就恢复了知觉，这次历险除了头上起个肿块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宣示的了。在他服刑期间，她同他离了婚，嫁给了布拉格的一个著名演员。这个演员的演出我经常去看，为的是使我想起斯塔纳和他那悲惨的结局。刑满释放以后，他继续留在那个矿上。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丢掉了双腿，截肢造成了他的死亡。据说那个女人在那种生活淫荡圈子里是骨干，她不仅使斯塔纳倒了霉，而且还连带上了我们大家。至少我们是这样看的。当然，我们无法绝对肯定（像大家所假定的那样）在斯塔纳失踪的消息与部长委员会事后不久视察我们的营房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玩笑的联系。不管怎样，我们的指挥官被免了职，一个年轻军官取代了他（他至多二十五岁）。从他到达那天起，一切都变了。像我认为的那样，他约摸二十五岁。但是事实上他年轻得就像一个小男孩，因此要使我们对他肃然起敬，对他来说就更为重要。他在镜子前排练讲话，把它们背诵下来，常常是我们背地里议论的话题。他是个冷冰冰的人，不喜欢喊叫，总是以非常沉着的态度，清楚地使我们明白，在他眼里我们都是罪犯。“我知道，如果亲眼目睹我被绞死，你们全都会很高兴。”这是第一次召集我们时，年轻指挥官对我们说的话，“但是，倘若这里真有人要被绞死，那就应该是你们，而不是我。”初次的交锋很快就来临了。也许是事情太让人兴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画家塞勒尔卷进去的那回。在服役的头一年，塞勒克画了大量壁画，这些画在前任指挥官统治下享受到了它们应有的权利。如前所说，塞勒克对胡斯派战士和他们的首领简·杰士卡情有独钟，他总要增添一个裸体女人像来使朋友们高兴，在指挥官面前把她说成是自由或祖国的象征。新来的指挥官很想利用塞勒克为他效劳，把他召去，要他为那间上政治教育课的教室画点什么。顺便要让塞勒克把所有的杰士卡们都抛在脑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当前，要在红军以及它与我们工人阶级的聪明上多下功夫，表现红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社会主义胜利中的作用。”“是，长官！”塞勒克说，随即开始工作。他一连几个下午都趴在地板上忙他的画，然后将许多张大纸都沿着墙钉了上去。当我们第一次看见他的大作时（足有五英尺高，二十五英尺长），大家全站在那里惊呆了。画的中央站着一位精神抖擞，穿着暖和，肩扛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一顶粗毛皮帽子往下拉到耳朵上，周围簇拥着八九个裸体女人。身旁站着的两个女人正色迷迷地抬头盯着他。他的手臂一边搂着一个，正在洋洋得意地大笑。其他女人搔首弄姿地望着他，将双臂伸向他，或是仅仅站在那里（有一个是—"!—世界文学名著百部躺着的），卖弄她们漂亮的身材。塞勒克占据了画前面的位置（我们在等待政治教官到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位置），把他的画讲给我们听。瞧这儿，在我们中士右边的是艾娜，我的第一个女人。当她是一位军官的妻子时，我只有十六岁，所以我相信她站在中士旁不会感到不自在。我是以她当时的模样画的。你们不用怀疑从那以后她已经人老珠黄了。可那时她还非常丰满，特别是这里（他用手指作为教鞭）大腿周围。由于她更具有吸引力的是她的臀部，我在这里又画了一个她的形象（他走到画的一个边缘，指着一个女人，她的光屁股好像快要退到房间里）。我也许把她神圣的臀部画得夸张了一些，但这难道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吗？不管怎样，那时我确实是年幼无知，搞不清她总是要我给她屁股点“爱的轻拍”的用意。一天，她感到厌倦了，便说，我的意思不是那样。来呀，把小妇人的裙子往上拉，于是我不得不把她的裙子拉下去，把她的内裤拉下来，可我仍然一如往常那样拍打她，她大发脾气了，开始叫起来，打我呀，你这流鼻涕的小家伙，你！用力地打我呀！瞧，当时我真是傻透了。不过毕竟怎样，这一位（他指着中士左边的姑娘），她叫娜佳，我认识她时已经经验丰富得很了，她有一对小乳房（他指着它们），两条长腿（他指着它们），漂亮的脸蛋（他也指了指它们），我们在同一年级，她为我们人体写生班当模特儿。我对她了如指掌。我们都很熟悉她，全班所有的人。她常常站在教室中间，而我们便根据她的身体来研究人体，但任何人都没用手碰过她。她母亲总是等候在一旁，一下课她就被赶紧带走，因此她可以展示自己而无须担心任何后果。而这一位（他指着一位在一个具有传统风格的沙发上躺着的一个慵懒的女人），这一位本来就是一个娼妇，请靠近一点（我们照办了），看一看在那肚皮上的那个小伤疤，据说那是一个与她关系暧昧的好妒忌的女人用烟头烫的。是的，先生们，她两种方式都喜欢，顺便提—"!—玩笑一句，她有一个箱子，你想装的任何东西都能塞进去，这是一架名副其实的手风琴。啊，她把我们所有人都能装下，更不用说我们的老婆、儿女和全体家人了。当塞勒克正讲到兴头上时，政治教员把他打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座位上，政治教员对塞勒克在老指挥官时期的壁画就已见怪不怪了，因此他对他的画甚至瞧都不瞧一眼，开始把一本旨在阐明社会主义军队与资本主义军队的区别的小册子大声地读给大家听。正当塞勒克那番讲解在我们头脑里逐渐淡化，我们开始陶醉各自的幻想中时，娃娃指挥官走了进来，我们都噌地站了起来。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政治教员的讲课的，可是他还没顾得上示意我们坐下，就被墙上画的东西惊呆了。他把政治教员的课打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冲着塞勒克大吼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塞勒克走出队伍，来到面前，开始慷慨激昂地演说：红军在我们国家进行的这场战斗中重要性在画中得以形象的表现。我们的红军在这里（他指着那中士），红军的身旁（他指着那位军官的妻子）是工人阶级和（他指着他的校友）革命的二月。瞧，这些（他依次指着其他女人）代表着自由，胜利和平等，这里（他指着那位展示臀部的军官的妻子）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正走下历史舞台。塞勒克刚一说完，指挥官就宣布红军在这幅画里受到了侮辱，要求立刻把它抹掉。他告诉塞勒克，一切后果都要由他负责。为什么？我低声问。指挥官听见了，于是问我是不是有相反意见。我说，我喜欢这幅壁画。指挥官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在手淫者看来这幅画当然很完美。我提醒他，用裸体雕刻代表自由正是米瑟贝克的所为，阿莱斯的名画《伊泽拉河》画的也是三个裸体，用裸体比喻事物是古往今来的画家们惯用的手法。娃娃指挥官狡猾而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再次强调那幅壁画必须取下来。也许是我们设法使他失去了警惕，因为塞勒克—"!—世界文学名著百部没有受到惩罚，至少这次没有。但塞勒克和我确实引起了他的反感，不久我们俩就先后受到惩戒性的看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我们用镐和铁锹在一个偏僻的营区劳动。因为是一个睡眼惺忪，戒备松懈的下士看管我们，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却倚着铁锹聊天，没有注意到娃娃指挥官正在远处监视我们。当他下命令说：“士兵扬，立即到这里来！”我们才察觉他的存在。我以精神饱满的姿态拿起铁锹走到他跟前，立正站好。“这就是你对工作的态度吗？”他问。至于我当时回答些什么我都已记不清了，可我知道我还算有礼貌，因为我无意使自己在军营里的生活过得更困窘，或者无须去冒犯一个能完全摆布我的人。可是，听到我那清白无辜，甚至声音细弱的回答后，他的目光更严厉了。他走上前，抓住我的胳膊，用地道娴熟的柔道绝技给我来了一个大背胯，然后在我身边蹲下来，把我压在地上（由于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所以我根本没打算自卫）。“还想再来一回吗？”他大声问，以便使每个人都听得见。我告诉他不想试了。他命令我站起来立正，然后对集合完闭的连队宣布：“我要关士兵扬两天禁闭。原因不在于他违抗命令，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我已用我的手处理了。不，我关他禁闭的原因是他贻工。下回这样的结果也可能落到你们其他人的头上。”说完他转过身，潇洒地大步走掉了。当时我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因使事物过于扎眼而不能给人慰藉。当时我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是一个满怀报复，阴险奸诈的混蛋；现在我把他看成是一个在扮演一个角色的年轻人。年轻人情不自禁要表演：因为他们还如此稚嫩却挤进了一个成熟的世界，所以不得已扮演成熟。因此，只要对他们有吸引力，非常时髦，合他们心意的人，他们都会以此为榜样、标准———极力扮演得像他一样。就这位娃娃军官而言，他还不成熟，也缺乏经验，但他却突—"!—玩笑然发现自己成了一群他无法理解的士兵的头儿。如果这个局面他能处理，那仅仅是因为他耳闻目睹的大量东西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面具，低廉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英雄，具有心如铁石的硬汉子，能够打败一帮家伙，靠机智而不是靠言语生存的男人，由于对自我拳头的信心使他从整体上相信自己是男人。孩子般的外表使他愈加不顾一切地扮演铁人的角色，他的表演也就愈是做作。毫无疑问，就青少年的角色扮演来说我遇到的已不是第一次了。在审讯明信片事件的时候，我刚满二十岁，我的审讯者们与我年龄相仿。他们一样也是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面具，冷酷无情的、禁欲的革命者的面具，来把他们童孩面目掩盖起来。玛格塔怎么样？某部!级电影里的女救难者不正是她模仿的原型吗？泽门尼克不正是突然被一种感伤的道德所攫住了吗？那不也是一个面具吗？而我自己呢？我不也是在几个面具之间周旋，直到被绊倒，失去了平衡吗？青春就像一个可怕的舞台，穿着高统靴和化装服的孩子们在上面登踩，他们把自己背熟的话在台上说出来，而这些话他们只是狂热地相信却对它的含义只是模糊地了解。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鲁，年轻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装扮起来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真实地灾难。当这一切在我脑海里回荡时，我的一系列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刻骨仇恨，同时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也掺杂于其中，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躁动不安地期待长大的一种表现。在我回忆所有那些期待着长大的孩子时，我禁不住想起了亚历克谢。他也需要扮演一个大角色，一个他的理智和经验都担当不了的角色。同那位指挥官一样，他也显得比他的岁数年轻，尽—#"—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管他没有那位指挥官的魅力：他身材瘦小，厚厚镜片后面是他那向外窥探的近视眼，满脸黑头粉刺（一种可能是青春期的永恒献礼）。他曾在步兵军官预备学校服役，可是突然被调到我们这里。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公开审讯就要开始，每天，在全国各地的党支部，法庭和警察分局，属于被告的所有信心，荣誉和自由都在人们的举手同意中被剥夺。亚历克谢是一位新近被捕的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儿子。突然有一天他就冒了出来，分到斯塔纳的空床铺。他对我们态度冷漠，一如当初我对我的新伙伴表现得那样，当得知他是一名党员时（他的党籍还保留着），其余的人当他的面说话就开始小心了。一得知我当初是一名党员，就跟我攀谈起来。他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决心经受住来自生活的最艰难的挑战，绝不背叛党。然后他把他写的诗念给我听（他的第一首诗），这首诗是他得知要调到我们团来时写的。其中几行这样写道：同志们，随你们高兴干什么，把我在泥浆里拖，还朝我啐唾沫。可是同志们，尽管粘着泥浆和唾液，我还是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的行列。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和我一年前想的一样。但是随着时光推移，我已不再为此痛苦。露茜，我的向导，把我引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亚历克谢及其同类备受折磨的那个领域已不属于我。当那位娃娃指挥官正在忙于营造他的全新统治之际，获得一次休假却是我最关心的。露茜的同屋已经离开到乡下干活去了，我已在营房呆了一个月而没有被批准外出。指挥官已经详细记下了我的面孔和名字，在部队里士兵碰倒的最不幸的事莫过于此。他通过任何一个机会使我明白我生活中的每一小时都得取决于他的喜好。至于我的休假，现状不是很理想。从一开始他就宣布，—"!—玩笑休假只给那些在星期天自愿加班的人，于是我们大家都在星期天加班。但如果生活是这样就太惨了，整月都在矿上干活，时刻都呆在那里，即使谁得到了星期六的休假，清晨两点钟一步一晃地回来，第二天他又必须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去干活，很长时间看上去都像一个梦游者。在星期天我和众人一起加班，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保证得到一次休假。很可能因为床铺没有被铺好或其他类似的违规而把星期天的加班功绩一笔勾销。但是（至少有时候），权力非但以恶意的形式而且还以仁慈的形式来显示它的霸道意志。娃娃指挥官在对我的几周恶意表现之后，他的自负准是得到了满足。他可以将他仁慈的一面展示给我，于是在最后的时刻，露茜的同屋要回来的前两天，我的休假终于被批准了。坐在桌旁的那位老女人把我到达的时间记了下来，并告诉我上四楼，当我来到漫长的过道尽头，举手敲门时，我全身都激动不已。门开了，映入我眼帘的不是露茜，因为她躲在了门后，而是房间本身。乍一看，集体卧室与它一点都不相称。我好像步入了某座圣殿：一束鲜亮的金色大丽花摆在桌子上，窗户两侧是两棵很大的橡胶植物，这里的一切（花瓶、床、地板、甚至画片）都用绿色的小树枝结成花彩（我立刻就认出是芦笋蕨类植物），仿佛盼望着一匹驴子驮着耶稣基督走进来。我把露茜搂在怀里（她还在门后躲着）亲吻她。她穿我们去商店那天我送给她的黑色睡衣和高跟鞋。她身着黑衣驻足在那，在一片为节日装饰的青枝绿叶的掩映下，看起来恰似一名女祭司。我们将背后的门关上，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房间的本来模样，看到四张铁床，四个带着缺口的床头柜，一张桌子，以及青枝绿叶下的三把椅子。但是，在露茜开门的一刹那间我所产生的喜悦是没有什么可消减的。不仅是因为在一个月里我第一次有了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