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和龚澎（完整版）-5

第二部分 第50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4)此间周副主席还在福州路都城饭店的咖啡厅接见了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父亲母亲都在座。（冯亦代时任《世界时报》经理）冯伯伯说，老乔要我与外国记者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小鲍威尔、美新处的贝玛丽和工合组织的彼得·汤姆逊等人。母亲则托郑安娜帮助周扬、欧阳山尊等三人的访美工作，并且希望如有人离开美国新闻处时，尽量介绍进步文化人去补充。后来，宋庆龄的儿童福利会要安娜阿姨去工作时，她便介绍了董乐山去接替她的职务。周副主席还委托冯伯伯照顾一些文化人的家属和我的爷爷。那几天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方面要求，上海方面除了留守处少数人员外，必须撤走大部分工作人员。18日傍晚，上级决定爸妈和几位同事立即动身去香港。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分别找门路走，因为这个行动是不公开的。此时，周恩来交给母亲一项重要任务，随身带走一批重要文件，这个箱子一定要保证不被国民党当局搜查。晚间10点多点的时候,三姨突然接到母亲打来一个紧急电话，母亲告诉三姨，当天深夜她和父亲要坐船到香港去，请三姨夫的车子帮忙送一下他们。夜深人静之际，三姨夫如约派出自己的汽车来到马思南路，警备区的车牌子一路畅通无阻，趁着漆黑的夜色，汽车载着爸妈来到泊船的码头。在通过封锁线时，母亲镇静地向哨兵出示了三姨父为他们准备好的通行证,两人终于顺利通过了国民卫队的盘查。轮船起航了，爸妈即将奔赴新的战场，他们站在船舷上挥手，向渐渐远去的亲友致以深切和诚挚的感谢！在甲板上他们还遇到了过去的熟人林默涵，还有赴美国求学的陈秀霞。新中国成立不久，我的三姨定居香港,后来她一个人拖着几个幼小的儿女又到了美国，以教钢琴为生。文革时母亲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周总理对三姨的情况和我们家的事情是清楚的。1987年三姨第一次回到祖国,她激动地流出了热泪。2004年秋天她旧地重游上海，最后就长眠在生她养她的这块土地上……在她临走的那一天，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年轻时在上海的往事。20世纪60年代我的舅舅在上海入了党，母亲十分高兴，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完一位外宾之后，母亲告诉主席，我的弟弟也参加共产党了。毛主席说，过去一个家庭里有人加入共产党，有人加入国民党，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你们家是革命派占绝大多数。创办《中国文摘》在纪念香港回归的日子里，人们传唱着一首生动的歌曲："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东方之珠拥抱着我，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怀……"每当听到这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母亲在香港的日子。1946年10月下旬，父亲和母亲经过七昼夜的航行，终于到达了香港。码头上的海风徐徐吹来，虽然已是深秋，可这座南国的大都市仍然是繁花似锦。此时，"香港已成为南京和上海的第二线"了(10月29日周恩来致电)。根据中央的安排，父亲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筹备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母亲除了与父亲一道开展统战工作外，还将在香港创建我党第一份大量向海外发行的英文周刊《中国文摘》。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已提前在英皇道173号为爸妈安顿好了下榻之地，这是位于三层的一套普通公寓，两室一厅的房子既作住所，又是办公室。和父母亲先后到达香港的还有章汉夫、林默涵等人，章汉夫是乘地下党的一艘小艇从黄浦江登上外轮的。1947年5月6日，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分局，直接接受中央领导，同时与上海局保持必要联系，分局由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七人组成。分局下设三个平行组织，香港工作委员会（原来的港澳工委）负责香港以及华南、南洋公开的统战、报刊、文化、外交、经济、华侨、群众各项工作，工委书记章汉夫。另两个组织是城市工作委员会与各地区党委。第二部分 第51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5)随着工作的展开，各界人士在英皇道173号进进出出，单元虽小，却很热闹。这座不起眼的公寓实际上成了不挂牌的"中共办事处"，李济深、沈钧儒和香港大主教等人都来造访过。同事们戏称这里是"乔办"。那时楼上楼下还住着其他的同志，周而复与夏衍及冯乃超等人是他们的邻居，胡绳到达香港后也住在英皇道。如今这些历史遗迹和跑马场一样已经被拆除了。香港人普遍使用粤语，母亲自幼生长在广东，熟悉的乡音和乡情为她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而爸爸则是故地重游，二战期间活跃在国际论坛上的乔木是当地很多人都熟悉的。在这里，他们又见到了很多老朋友。柳亚子先生1947年写下了《喜乔木龚澎月夜过访》一诗，记录了父母亲去拜访他的生动情景:海上升明月,相思命驾过。使君能缱绻,老子许婆娑。慷慨无衣什,艰危得宝歌。宵深兼道远,归去意如何?到达香港后，母亲立即着手筹建英文期刊《中国文摘》（CHINADIGEST）的编写与出版工作。这是我党创立的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对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唯一刊物。它的前身就是曾经在上海发行的《新华周刊》（1950年这份英文期刊正式将出版权转交新成立的《人民中国》杂志）。为了办好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母亲带领同事们策划参与了出版的每一个过程。从写稿组稿、编辑、翻译、直到每两周到印刷厂的校对与出版发行，全部工作人员只有6人，每人都身兼数职。母亲担任杂志社长兼主编,可她从不高高在上指手划脚，而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每到晚上,她屋子里的打字机声总是响到深夜。《中国文摘》每期必有一篇《观察家》社论，内容简洁有力，给人以清新感，这些文字大都出自母亲之手，当时她的笔名叫"钟威洛"。为清晰地阐述文章的论点，母亲常常将延安窑洞的精神很自然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或外事工作中所接触的舆论结合起来加以评述，特别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母亲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培育着《中国文摘》，这份期刊也一步步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并得到了各方厚爱与支持。国际论评专栏的很多文章出自权威高手，幽默专栏和讽刺漫画也大多出自名家，此外还有很多一流的译稿与英文改稿高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英国警官和他的夫人经常义务帮助编辑部校译稿件。世界各地的读者通过《中国文摘》了解到中国内地的政局变化和经济文化生活，看到老百姓真实的人心背向。这本杂志问世后，很多国外的客户纷纷来订阅。历史证明,这份期刊是当时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重要纽带。父亲回忆当年说："《中国文摘》是我党第一个对外宣传的外文刊物，是双周刊，办了两年时间。在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我们在上海办事处就办过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规模较小，而在香港的发行较广，影响是大的，特别是对东南亚，还发行到美国。这个刊物是在香港注了册的，不注册不给出版，当时港英当局抓得很紧。"当时与父亲母亲合住一个公寓的，还有另一位同事张彦叔叔，他是母亲又是父亲的助手，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1945年张彦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接待他的正是母亲。母亲热情地对这位年轻的兄弟说，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战斗！一年后他们在香港再次相遇，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张彦回忆说："纵观我的一生,这一段时间正是我从毛头小伙子开始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我有幸与这样两位名师朝夕相处，受到了实际的锻炼，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父亲每写一篇文章,必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构思成熟后再下笔。然后往往是一气呵成,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当时家里经常有许多朋友在一起进行时事讨论，夏衍、胡绳、章汉夫、林默涵等人是经常的座上客。此间父亲曾经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论世界矛盾》，就是他口授,由张彦替他记录整理，再经他过目修改而成的。父亲没有专门教授过怎样写文章，却无形中影响了周围的年轻人。第二部分 第52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6)母亲与社会各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她不仅负责《中国文摘》的编辑与出版，还肩负着我党对外联络工作。当时香港云集着一大批文化名流和民主人士，母亲在他们中间开展了许多统战活动。50年前父辈们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一心想的就是为了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他们不知多少次相约，香港一旦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定要回来重温旧梦。几年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询问母亲在香港期间担任的党内工作，广东省委党史办的刘子键同志在香港分局与中央的来往文件中查找到了相关的记载。1947年5月28日分局给中央的电报：关于组织的调动，分局下辖工委、城委、区委三个部门。工委以章汉夫、连贯、许涤新、乔冠华、龚澎、刘宁一、夏衍、冯乃超、廖承志、苏惠、胡绳、张铁生、肖贤法为委员，章汉夫、连贯、许涤新、乔冠华为常委，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为副书记。1949年2月27日中央在"长江以南领导机构调整"电文中指示：港工委重新改组，指定夏衍、潘汉年、许涤新、乔木（即乔冠华）、邵荃麟、龚澎、张铁生、肖贤法、谭天度、杨子清为委员。同年3月9日分局复电，工委同意以夏衍、潘汉年、许涤新、乔木、邵荃麟、龚澎、张铁生、廖沫沙八人为委员。首任社长老乔1947年3月8日，内战爆发了，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驻上海与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返回延安，中共与国民党的联络正式中止。1947年5月1日，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正式成立，父亲出任第一任社长（时任外事委书记），肖贤法为副社长。新华分社的成立有着一段不平常的历史：抗日战争期间活跃在港澳地区的东江纵队，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和作战力，而国民党的力量很弱。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曾协助当局多次营救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官员和军事人员，英国方面希望我们对维护香港的治安继续给予帮助。中央认为，基于抗战期间的合作和统战的需要,我们可以跟英方合作，但是我们要在香港设立一个合法的机构，通过谈判，英方同意了。这个机构就是中央后来决定设立的新华社香港分社。1983年父亲向广东党史办的同志回忆了这段经历："中央要我去香港，明确我的任务是，你去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要公开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港英当局承认。""港英当局我是很熟悉的，过去经常打交道。1946年10月底，我到港后就把文件交港英当局，是关于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内容的。出乎意料，对方很快就答复了，同意新华分社在港设立，可以在港收录新华社的新闻材料，同时印出来,供人订阅。"父亲说："取得这个权力在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可不简单。这是港英当局在历史上与我党第一次建立关系。不管对这种关系作怎样的估计，我认为应该这样看。"几十年前的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它既是远东唯一的自由港，又是东西方各种政治势力和情报部门角斗杂居的地方，现代人已经难以想象当年创业的艰辛。当时的条件很简陋，原来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在九龙弥敦道172号三层有两个单元作办公室，后来这里就成为新华分社的社址。那是一栋很小的公寓楼，一楼是一家面包铺。新成立的香港分社主要任务是负责处理解放区与港英当局的各种交往和有关事务，建立中共与海外沟通的桥梁，是当时解放区唯一的对外窗口。分社由十五人组成，其中有中共南方局在香港《正报》的三名编辑（李冲后来担任总编，谭干为副总编）、南方局地下电台五名报务员，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的五位工作人员，他们主要负责发行、交通、后勤等事务。父亲来的时候，黄作梅（1947年调伦敦分社）、谭干、肖贤法等人已在香港，后来上级又增派了杨琦同志。刚开张的时候，社里有一部电台，那是为了接收延安方面的消息而设置的。社里发的稿件如果是英文的，就用打字机打出来，要是中文的，那就得刻蜡板。来往信件都由通讯员骑单车发送，几个通讯员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大家亲切地按姓氏叫他们×仔。第二部分 第53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7)这时的香港分社实际上是中共驻香港地区的一个半公开机关和新闻机构，它主要负责处理解放区与港英当局的各种交往和有关事务。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封锁中国大陆，我们很多对外工作都是经过香港这个唯一的对外窗口去做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父母亲经常要与港英当局交涉许多问题，他们也多次应邀出席当局很多重要场合的活动。爸妈与香港的总督十分熟悉，此外他们还要与许多西方驻港的记者互相来往，做采访提问题，收资料请吃饭，肩负着许多重要的外事与统战工作。父亲称这部分工作是国际统一战线，他是这样评价香港时期的工作的："从这两件事，一是成立新华社，二是出版《中国文摘》，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它要与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搞关系，另一方面对我们也不拒绝，也拉一点关系。"父亲到达香港后，很多时候是与肖贤法（解放后任宗教事务局局长）在一起筹备与创立香港分社的各种事务，那时，周围的同事们都亲切地称父亲为"老乔"。父母亲都是受大家欢迎的活跃人物，他们对待工作中的问题总是一丝不苟，从不似是而非想当然，但与同事们在一起时却十分宽和没有架子。下班后办公室的年轻人常常敲竹杠，翻翻母亲的口袋里有几块钱，然后大家就结伴到街上去吃一种面包上有虾的小吃。春节到了，全体工作人员聚在一起联欢，父亲忙完手里的工作，便赶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老乔拿出口袋里的手绢，一边唱着《长城谣》，一边挥动着手绢舞了起来。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与北平和平解放，英皇道173号越来越繁忙，不速之客与日俱增，很多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迫害而不得不转移到香港的青年学生、工人希望尽快得到安置的，还有许多迫不及待要求到解放区工作的海内外爱国同胞。穿着黑色香云纱的便衣特务经常鬼头鬼脑地出没在住宅附近，每当此时，父亲便向港英当局有关方面提出抗议，对方不敢承认派人监视我们的住处，连声说是误会，要是真的有人去，可能是别的任务，让我们查一下。第二天那个人就不见了，他们的任务也没影了。就在我埋头查找香港时期资料的时候，当年《华商报》的著名记者裴默农（白麦朗）告诉我一件记忆犹新的小故事：1948年，裴叔叔奉命从香港到印度工作，实际上是为新中国与印度建交做准备，由父亲与他保持单线联系。临别之际,爸妈请裴叔叔吃了一顿饭。善解人意的母亲送给裴叔叔一个小礼物：一双精致的筷子。母亲说，每当你用这双筷子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起组织。到印度之后，裴默农在加尔各答和平村住了下来，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待了两年，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与组织上尽快接上头，每到吃饭时拿起那双不寻常的筷子，他就想起了组织，想起了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事们给他的激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政府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久，裴默农接到了父亲通过机要员带给他的信，告诉他已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馆二等秘书，并且把他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中国驻印使馆了。父亲在信中说，希望他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尽力。1949年6月，审判日本战犯的著名法官梅汝先生从东京抵香港，他设法与曾经是清华校友的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很快帮助他秘密从香港来到北京，三天后，梅先生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大会。（五十二年之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行政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香港流年碎影父母亲在香港安顿好工作之后，我的舅舅龚维禹便从上海把哥哥带到了他们的身边，舅舅去的时候还带着老朋友阿福（上海家里的那只长毛狗）。后来姥姥也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母亲曾经用小摄影机拍摄了一系列生活花絮，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了母亲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纪念：跳动的画面上出现了爸爸妈妈消瘦而年轻的身影，他们两人相拥而立，脸上流露出脉脉含情的微笑，身后的街头旧景是当时居住的地方。去香港探亲的姥姥和舅舅也出现在画面上。那时的香港还没有上海发达，周围的环境显得很简朴。第二部分 第54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8)在海边，爸妈带着哥哥在水中尽情地嬉戏，还有母亲在《中国文摘》工作的同事们,一群朝气勃勃的年轻人，面对镜头，他们欢快地哈哈大笑着，往事顿时变得清晰起来。父母亲在香港十分忙碌，遇到母亲出差的时候,就由父亲带孩子。有一次，母亲因为处理一项工作在外面跑了十多天，走后就把家扔给了父亲，她心里牵挂着不会做家务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也不知这些天家里变成什么样子了？工作一结束母亲就匆匆忙忙往回赶，走进家门，只见大人孩子正喜滋滋地等着迎接她的归来，房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哥哥兴奋地告诉母亲，爹地几乎每天都带着他下小馆子，还带他去商店里买花衬衣穿，我们过得很开心啊!为了集中精力工作，母亲请了一位当地的保姆照顾家里的日常生活。白天家里事情不多，小保姆经常带着孩子在附近的街头上转悠，找熟人拉家常。有一日，她带着孩子在小铺子里买完了食品，便坐下与人谈天说地，正聊得火热，坐在一边的哥哥突然大喊起来，红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的人来了！中国要解放了！那时的香港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各门路的特工都在这块地方驻足，周围有很多便衣，小保姆听见后，一把捂住孩子的嘴，抱起他飞速地跑走了。从此她待在家里再也不敢随便出来闲逛了。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在港三年的时局变化非常快。国共两军激战的报道成为香港各大报刊的头版新闻。从防御到进攻，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一直打到长江以南。用父亲的话来说，到了1949年开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解放了东北，天下大事已定。中国真的要解放了！毛泽东在西柏坡代表党中央向沪局和港分局发出电报，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从1948年至1949年间，香港成了进入解放区最大的转运站。当时滞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有三百多人，其中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陈嘉庚等。为使这些重量级人物安全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地下组织提前几个月就疏通好了香港到解放区的航线。他们租用了外国轮船，每批都派专人护送，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大家将分批乘船经过台湾海峡，跨过硝烟弥漫的战场，经大连、哈尔滨等地辗转到达解放区。很多在香港当地工作的同志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工作。第一批北上的队伍是由我的大姨夫章汉夫亲自带队的。他于1948年9月陪同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人秘密离开香港。我们一家也即将从香港北上。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上海解放……为了参加6月份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新政协筹备会议，母亲比父亲先行离港，和母亲同时行动的还有赵等同志，轮船上有张骏祥、安娜、白杨、顾仲彝夫妇、欧阳予倩夫妇、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柯灵夫妇等文化界名流。五月的阳光格外灿烂，船上的人们充满了欢乐，因为他们即将驶向解放区。可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呢？当时很多人一无所知。为了确保这些"国宝"人物的安全，党的干部只有保守机密。经过几天的航行，大家顺利到达烟台，然后再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分批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北平。8月上旬的一天，爸爸神秘地对5岁的哥哥说，我们要到外面住几天，只许带"一小竹篮的东西"。几天后一个漆黑的夜晚，爸爸带着哥哥来到海边，他们坐小木船来到公海上，然后悄悄登上了一艘外国游轮，在开船之前，大家只能趴在船舱底下，谁也不准出声。在这条船上，还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爸爸和几位同事将护送他们驶向解放区。一路上有惊无险。马上就要驶向台湾海峡了，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撤退到台湾，他们的海军严密守卫在海域上。为了安全起见，乘客要全部进入船舱。可就在此时人们才发现，父亲身边的孩子不见了。几位朋友分头在船上仔细地搜索着，他们找遍了游船的每一个角落，可就是不见孩子的踪影。第二部分 第55节：第六章 走向新中国(9)就在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甲板上空传来一阵孩子的笑声。仰头一看，原来哥哥爬上了高高的桅杆顶，正在上面玩耍，看着下面的大人们在四处找人，不禁乐了起来。眼看着持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就在对面，人们紧张地不敢大声喊叫，恐怕惊动孩子发生意外。为避免引起敌舰的注意而出现危险，几个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桅杆下面不停地说笑话做游戏，提着的心几乎悬到了嗓子眼上。终于，哥哥被甲板上有趣的情景所吸引，他慢慢地从桅杆上面滑了下来，父亲一把抱住了他。全船的人都深深松了一大口气。几经周折，大家终于顺利到达了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分别两个多月之后，父亲母亲又团聚了。最初他们住在外交部街47号，那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灰色小楼。当时这幢楼里还住着温朋久夫妇、阎宝航夫妇等好几家人。孩子少的住一间房子，孩子多的可以有两间。解放前这里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寓所，据说刚接收这栋房子的时候，阁楼的房顶上还藏着很多美国人撤退时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文件。经过多方准备和多次筹备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场外鸣响54响礼炮，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母亲是青年组代表，父亲作为第一次政协会议华南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他们亲耳聆听了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的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共同纲领》为新中国外交制定了基本原则："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父母和来自四面八方的600多名代表共聚一堂，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商议国策。回首曾经走过的艰难历程，当时大家的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1955年后，母亲曾代表安徽省参加了三届人代会。第三部分 第56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第七章主持新闻工作开国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父亲母亲很早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向远处眺望，他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沸腾的人群一起欢呼起来。此时，他们就站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新中国领导人的身旁。周总理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泪花，爸妈两人思绪万千：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是受屈辱的，而今我们站起来了！那一刻，母亲穿着一身宽大的旧军服，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的表情。这一刻被照相机永久保留了下来。阅兵式开始了，母亲举起相机拍下了一个个宝贵的镜头。印象中父母亲对开国大典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母亲说，像她和父亲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看到曾经百孔千疮的祖国终于有一天站起来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感慨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们时常提起当年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曾计划写他的外交回忆录，他说就要从开国大典写起，并且为第一章命名为"开国"。弱国无外交。父亲说，没有中国人民的胜利，哪里会有新中国外交？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真正挺起了腰杆子，因此才有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外交，这也是父母亲共同的肺腑之言。父亲没有完成这个心愿就去世了，母亲走的时候正是文革最艰难的时候，还没有顾得上整理过去，他们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像现代人那样审视思考开国后所发生的一切。可是，他们的头脑里装着多少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啊！为了纪念双亲，我特别把这一篇取名为"开国"。这一天也是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日子。政务院的花名册1949年11月3日下午1时，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外交部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参加联合办公的人有：周恩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伍修权、宦乡、柯柏年、龚澎、乔冠华、杨刚、赖亚力等。联合办公会确定了各司的排列顺序：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另有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周恩来确定了外交干部的基本组成。他们来自三方面：一，来自部队和解放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干部来源的主体；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经受过白色恐怖的考验，文化水平较高；三，有着全面领导经验的地方干部和青年大学生。外交部选派干部有着严密的组织手续。一般干部要经人事处审批，上报办公厅或部长批准，而司局级职务要提请政务院批准任命。在当年提请政务院任命的花名册中有：王炳南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外事组主任阎宝航副主任、前辽北省主席董越千副主任、兼国际司司长赖亚力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兼秘书处主任伍修权苏联东欧司司长、东北军区参谋长沈端先（夏衍）亚洲司司长，上海军管会宣传部部长宦乡西欧非洲司司长、人民政协副秘书长温朋久副司长、前北方大学教授柯柏年美洲澳洲司司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龚普生国际司副司长、曾任联合国组织专员龚澎情报司司长、香港《中国文摘》主编章汉夫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徐永瑛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副处长周恩来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乔冠华副主任委员、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杨刚秘书主任、上海《大公报》编辑对于这一批干部，周恩来几乎都十分熟悉。1949年11月8日晚8时，外交部街30号东楼礼堂热闹非凡，这里马上就要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几位主要部领导正在门口迎接周部长的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父亲母亲很早就喜气洋洋地来到了礼堂，当周部长步入会场时，他们和与会的160多名同事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路途中）。为了打破发言人与听众的界限，大家围到主席台四周，拉近了周恩来与同志们的距离。周恩来微笑着拿起花名册，依次点着各位的名字："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举行开馆升旗仪式了。"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20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周总理继续介绍了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即将主持东欧司工作的伍修权将军。他翻到下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精于日文，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在念到父亲名字的时候，总理问他："你的祖上是不是秀才？"爸爸回答，上面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代不是了。总理对大家说："所以他读书就特别努力。"说完父亲，自然就提到母亲："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爱人。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人家还是这么叫。"接着，周总理向大家介绍了国际司副司长，我的大姨龚普生，还有阎宝航、董千越、宦乡、柯柏年、赖亚力……从司长到科长、副科长，周恩来一个个念出他们的名字，遇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第三部分 第57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2)点名之后大会正式开始。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他强调："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在这次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走马上任的大会上，周恩来郑重叮咛："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他勉励大家，真正成为一个外交战士，必须磨练自己……外交同军队是一样的，不过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样的。周恩来还反复强调外交人员要努力学习，深入调查研究。这一次的讲话成为每一个外交干部工作的座右铭-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母亲牢牢记住了这16个字。父亲母亲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们的外交生涯。组建情报司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新闻司）成立于1949年11月8日，这一天正是周恩来总理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的日子。同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了外交部各部门的负责人，母亲龚澎被任命为情报司司长。从此，母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她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1964年母亲升任部长助理后仍然主管新闻司的工作。当年情报司的工作职责是这样确定的：(1)负责与外交工作有关的公开情报的收集、分析和写出报告；(2)有关外交业务的图书报刊的收集、管理；(3)负责联络和管理外国新闻记者及外国通讯社。建部初期，李克农副部长曾主管情报司的工作。有一次母亲正忙得不可开交就怕被人打扰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她拿起听筒不客气地问道，你是谁？对方不紧不慢地回答，"敝姓李"。母亲猛醒，原来是李部长！同事们知道后都乐了。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回忆的："我们谈到新闻司的创建及其早期工作时，不能不特别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前面总提到的龚澎同志。她既是新闻司的创建人，也是对外新闻工作的奠基者。从组建班子，建立机构，确立工作职责和业务范围，制定方针政策并有效地开展工作，都是在她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她具有非凡的组织与实干才能，惊人的魄力，才在周总理兼外长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新闻司。她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人们永远忘记不了她。"外交部是一个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的地方,我们从当年建部时的人员名单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很多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高级将领和老资格，他们有着多年的党龄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为知识分子型的干部，母亲对自己处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常说，她和父亲没有在战场上立过战功，他们只是周总理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所以，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虚心地向其他老同志学习。她还向我讲述过一些前辈的戎马生涯和不凡经历。母亲是一个活跃而头脑清晰冷静的人。从一开始她就要求情报司的工作质量要具有国际专业化水平。她常提起毛泽东的那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为了事业母亲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热忱，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对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她是一个奉献自己的人。从迈进外交部这一天起，母亲就与新中国外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外交部街30号几十年以前，位于东单附近的外交部街是一条安宁而整洁的胡同。胡同口没有任何违章建筑，也没有大大小小的广告，和它的名字一样，周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彬彬有礼。据说清朝初年，这里因为住了一个石大人而叫石大人胡同。外交部位于胡同中间的30号。红色庄严的大门，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威武的石狮子。门口西侧的中式平房是接待室。灰色的基石，一座飞檐向上的西洋建筑组成了主楼即东楼。主楼楼下的东侧是新闻司。东楼后方还有作为集体宿舍和后勤等部门的红楼；西楼是另一座主要的办公楼。第三部分 第58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3)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建筑群。清末慈禧太后为了迎接德国人，在这里建起了一座贵宾楼，后来成了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新中国成立以后，老外交部留下许多值得纪念的场地。很可惜，如今我们只能从仅存的少部分遗迹中遥想当年了。周恩来上任时说过，在我当外交部长期间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一直到1963年邢台地震以后，老外交部的房子多处出现了裂缝急需修缮，工作人员才逐步转移搬迁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旧址和附近几个院落里。初到北京的时候，父母亲带着哥哥就住在外交部对面的宿舍楼里，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北方的景色和南方截然不同，哥哥第一次看到天上飘落着洁白的雪花时，他兴奋地跳了起来，说天上下白糖了！情报司成立时，外交部的西楼还没有最后装修好，大家先在东楼楼下的两间房子里办公，那时母亲还没有单独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大伙儿就搬到西楼去了。起初的一两年分到的房间还是不多，母亲倒是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可房间不大，还夹在负责外国记者事务的一科和从事调研工作的三科之间。同事们回忆说，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家老"的陈家康有事来找母亲时，他一走进三科的门就会叫嚷：龚老太在不在啊？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到40岁。时间匆匆而过，那是我上小学后的一个星期天，母亲在单位里要批文件，然后再带我去买书，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考验我的自立能力，母亲让我从东四的家里走到外交部新闻司去找她。那时我还没有一个人去过学校以外的地方，所以对她的安排很有些胆怯。母亲说，我们不是走过那条路吗？你可以自己单独行动了。我比你还小就一个人跑过很多地方了。你就记好一句话，"我的妈妈龚澎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父亲笑着说，摸一下鼻子底下是什么？找不到可以用嘴问嘛！我硬着头皮上路了。外交部街与大华电影院是近邻，从胡同西口进去向东，过了医学专家的西式小楼，紧走几步就看到外交部的大牌子了。传达室外面涂着古色古香的红漆，我排在大人后面登记，值班的工作人员问这个小孩儿来找谁，我大声说："我的妈妈叫龚澎，在新闻司工作。"他伸头看了一眼，挥挥手让我直接往院子里走。新闻司在东楼，听说解放初刚接手这里的时候，这儿曾是警备司令部，工兵还用扫雷器进行了安全排查。我边走边问，终于来到了一间布局朴素的高大房子前，里面光线不足显得黑洞洞的，到处都是文件堆，母亲正趴在一个简陋的小书桌上改稿子。她看见我来了，就让我坐在一边等她，然后继续专注地做自己的工作。母亲工作的时候我从不敢走过去，因为此时她严肃的表情就像学校里的校长。当母亲的脸上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时，我知道，她改完稿件了。母亲带我参观了这里的工作天地，办公室的样子都差不多，办公桌和台子上到处都堆放着一摞又一摞材料，公文柜里塞满了文件，楼上的机房在不停地运转着。当然，这些都是保密的，这是我知道的第一条纪律。另起炉灶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提出，新中国外交要同旧中国的外交一刀两断,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决策。人民共和国将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起崭新的外交关系。新闻司和其它部门一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怎样才能创建一套适应新中国外交的新闻体系，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情报司呢？母亲认真思索着。她发动大家开动脑筋，并且在我驻外使馆征集信息，看其他国家的新闻司是如何建立的，工作人员有多少。这些情况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与此同时，她还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在许多国家中，外交部新闻司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机构，他们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收集分析各种信息。除了大学生之外，他们也录用社会各领域的人才。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经验。第三部分 第59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4)母亲认为，为了更好地起到党中央的耳目喉舌作用,我们必须吸收和培养德才兼备的工作人员，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机构。最初组建的情报司只有十几个人（截止到1954年前后，已发展到四十多人），根据工作的特点，司里需要大量懂外语的干部。当时我们国家的外语人才很稀少，主要来源有几方面：一是原来就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他们在重庆或上海就参加了我党的新闻工作；二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和来自香港的年轻人，这些人的英文功底都非常扎实；三是刚毕业的学习外语专业的大学生。新闻司里知识分子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阅历不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实力：有从美国名牌大学归来的留学生，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也有精通业务的留用人员，在外国通讯社工作过的资深记者，还有根红苗正的老资格。这种人材的集聚，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可那是一个非常注意人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年代，敌、我、友界限分明。母亲敢于大胆使用各类干部，只要是热爱新中国，愿意为自己国家尽力的人才，她认为都可以培养使用。一位老新闻司人说，从新闻司的干部组成上就可以看出，龚澎同志有胆识、有魄力大胆使用不同经历的干部，对知识分子给与信任，让大家在不同岗位发挥各自的才智和能力，而数十年的实际情况证明，绝大多数干部自始至终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母亲对干部一视同仁，重在本人表现，对外文好懂业务的年轻人给以充分信任。但这也招致个别人的看法，有人认为她专门收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用解放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留学生，20世纪50年代她曾被加上所谓轻视"老干部"的帽子。而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在司里还曾发生过一次大争论。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的"大鸣大放"阶段，周总理曾到新闻司办公室看过大字报，其中有一些就是讲母亲"重才轻德"的。总理注意到这些内容，并且微笑着读完了这些大字报。反右时母亲几乎被打成右派，不过她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最初的新闻司是这样组成的（龚澎在任期间）：司长：龚澎（以后共有12任司长）副司长：程之平，后来有：康矛召、徐晃、邵宗汉、毕季龙、秦加林（后任司长）专员：先后有张林生、孙少礼、张一鸣、朱烈、陈秀霞、毕季龙、张长城情报司下设四个科，上世纪60年代改称处。一科：主管记者工作。二科：主管国内对外宣传。三科：主管调研。四科：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主管驻外使馆公报和内部图书资料。1955年7月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情报司改称新闻司。制定新法规清晨，母亲推开办公室的窗户，阳光洒在苍翠的柏树上，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她露出了欣喜的微笑，未来就像晨曦中的阳光，充满着朝气和希望，她要为新中国外交部建立起一流的情报司。母亲的脑海里久久萦绕着周总理在建部大会上的那番讲话：过去我们只是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的代表团，还不是全面的战斗。而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要求，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方可在中国境内派驻新闻机构和常驻记者。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的精神，新闻司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已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重新进行登记，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北平解放后，原驻国民党政府的西方新闻机构与外国记者纷纷撤离了中国，设在上海的《密勒氏报》曾在原地留守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外交来往，他们最后也离开了中国。最后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共有十几人，已在北京的外国通讯社只有塔斯社一家。当时到新闻司进行重新登记的也主要是苏联记者，其中有塔斯社、《真理报》、《共青团报》等报社的记者。第三部分 第60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5)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不久，保加利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兄弟党报的记者率先来到了北京。第一个派到中国的外国常驻记者是朝鲜《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后来是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直至1950年4月，缅甸、印度、英国、锡兰、丹麦、阿富汗、芬兰、越南、瑞典、巴基斯坦、瑞士、荷兰、印尼等国先后宣布承认新中国，各国新闻工作者相继派驻中国。随着对外邦交的正常化，记者工作已经成为一部重头戏。为此，有关部门急需制定一套与新中国外交政策相对应的法规。早在白区工作时，母亲就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对外宣传工作者，和创办新闻司的调研工作一样，她为新闻司处理外国记者事务和为国际宣传参加把关确立了一整套规则和工作方法。此刻，母亲正根据上级的要求着手起草一份关于管理外国记者有关规定的文件。几个月后，一系列有效的工作规范在新闻司相继搭建起来。1950年7月，《外交部关于颁发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正式公布，这个有关新闻工作的第一部法规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以后三十几年逐年完善修改，形成了现在的《外国记者在华工作指南》。1952年7月4日发表的第一版《外国记者登记证的暂行条例》的主要条款中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执行职务时，应呈请本部情报司发给外国记者登记证……"如有违反我国法令行为，或对我国有歪曲事实之报道时，本部情报司得随时取消其登记证。"登记证只能证明外国记者之身份，不得作旅行护照及其他证明之用……"根据我国政府对所在国的外交政策和该新闻机构的对华态度，对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政治倾向的记者分别采取各有侧重的方针，这是审批外国记者来华必须掌握的政策。从条例中制定的细则中不难看出，这部新建的法规凝结着老新闻司人的努力和智慧。他们为未来铺垫了一条崭新的路。建部初期，情报司还制定了一系列与工作紧密相关的条例，例如《外交部情报司关于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记者的初步管理方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的管理办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