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和龚澎（完整版）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第一部分 第1节：代序代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具有传记写实性的回忆录。传主是新中国一代外交奇才夫妇乔冠华、龚澎。作者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乔松都。她费时几年，在青灯黄卷下翻阅了大量解密资料和相关著作，用心血拌着泪水写成的一部记录父母革命和家庭亲情的作品。这部书是松都的处女作。作为一部写实性传记，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个字：真实。松都是按此去写作的，因此这本书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如书中写到龚澎阿姨如何在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下怎样几次负责接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的真实景象等，是第一次向外界详尽披露。作者以女儿家特有的精细、理性、绵密的笔触，以一种充满了只有血脉儿女才具有的真实感情和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思念，写出了父亲乔冠华和母亲龚澎这对老外交家，艰苦奋斗、忠实执行党和人民所赋予光荣重大任务的历史真实原貌。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他们夫妻二人并肩战斗，互为连理而比翼双飞。毛主席曾赞誉乔冠华与龚澎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真是恰如其分呢!龚澎阿姨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卓绝的开创性外交工作中，以及对人生的态度上，往往是巾帼不让须眉。她是开国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也是外交部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后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在文革的动乱年代，在疯狂的造反派面前，龚澎阿姨坚守原则、站稳立场，在各种压力面前，她表现出的大无畏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给我们下一代人心中永远留下一个伟大革命母亲的形象！这些在作者笔下都有生动的描述。我永远忘不了上世纪50年代初，儿时的我经常到乔家居住过的台基厂3号、无量大人胡同6号、报房胡同35号等乔宅做客，我亲眼看到乔伯和龚姨总是因为开国外事繁忙而匆匆钻进汽车去上班，但更多的还是目睹龚姨常常骑上一辆女式"凤头"自行车瞬间消失在风雨中的难忘景象。还有作者松都尚在襁褓中的1954年，她的哥哥宗淮和我同读小学时，他们的父母一身戎装，胸前佩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标，多次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停战后金日成元帅特发给他们军功章。记得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到乔家为宗淮过10周岁生日，龚澎阿姨亲自"操办"，五六位小同学一人一块蛋糕，一杯汽水，一把糖果，真是"排排坐，吃果果"了。那时我们也不会唱什么英文生日歌，也没有烛光，只是在龚澎阿姨引导下"拍拍手，哈哈一笑"而已。我们每人还端起朝鲜人民军副总长赠送给乔伯伯和龚澎阿姨的苏式转盘冲锋枪，吃力地挎到脖子上，以"英雄"状而自娱，引得乔氏夫妇也大笑不止……1963年我的父亲万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与乔伯伯一起跟随刘少奇主席去平壤访问，一路上，万、乔两人谈笑风生，我父亲教乔伯伯学会了打桥牌，这也是乔伯伯第一次"叫牌过招"呢。那是一次充满战友情、同志情的愉快出访，也是俩人唯一一次的共同出访。弹指一挥间，这都是近半个世纪前的如烟往事了呀!不容置疑，在中国百年难遇的改革开放的盛世之下，多少人向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明媚春天终于到来了。出书写传蔚然成风，但也难免鱼目混珠。许多关于乔外长的回忆录和传记纷纷问世，也刮起了一阵"乔老爷"的热潮。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在记述乔外长叱咤中国外交风云的纷繁文字中，关注和记录与他生活长达28年的夫人，也是一代杰出外交家龚澎的文章就颇为单薄了。有幸的是她的女儿乔松都做了生动和较为全面的补充，尽管还不够丰厚，但读者总可以"一叶知秋"了。我想通过这本书，读者不仅看到了乔冠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认识了他身边这位经过长期革命战火考验的忠实伴侣，集美丽、智慧、勇气为一身的部长助理龚澎。在文革的浩劫中，同样受到高压和冲击的龚澎阿姨，身心受到严重损害而英年早逝。难怪周恩来总理在龚澎重病期间，十分悲痛地命令医护人员大力抢救，并亲自到病房探望她。还有少为人知的龚澎的姐姐（作者的大姨）龚普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前辈，她的夫君章汉夫伯伯则是建国初期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他们都是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见证人啊！这位开国的副外长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而去世。龚澎的父亲-松都的姥爷龚镇洲也是一位德高望重、追随孙中山、被周总理尊称为"有德有年，功在民国"的革命先驱式人物。当然，大家都比较熟悉松都的胞兄乔宗淮，亦是一位在外交战线埋头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副部级外交官。作者松都是学医的，从小受到学校和乔氏夫妇良好的教育。她见了我们这些大哥哥总是默默无语地点一下头，微微一笑，就忙着做功课和弹钢琴去了。如今她带着历史责任，更多地是对双亲的日夜思念，在亦乐亦悲中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松都出书写双亲，可喜可贺。有幸给愚兄机会写些心里话，借此机会为两位我所熟悉的革命前辈奉上点滴回忆拾遗，甚感荣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2007年岁末写于京都苹花书屋第一部分 第2节：前言前言秋高气爽，天色湛蓝的10月10日，这一天是我的母亲龚澎的诞辰日。傍晚，我一个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北京东城区一条普通的街巷-报房胡同，低墙矮树小路，灰楼老宅旧物，一切如故。1957年至1973年间，我们一家就住在胡同里的一座宿舍大院中，这是爸妈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们一家四口最后的家。院子里三十几家大使级干部是我们的老邻居。一走进这条胡同，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那是充满阳光和激情的日子，30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思念齐涌心头，往事历历在目，爸妈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那是妈妈-优雅的身姿，浓密的头发，两颗钻石般的眸子闪动着智慧和真诚，眉宇之间有一种比美更豁达的气质。妈妈的身旁是一个高高的身影，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秀郎镜，开朗的神情，洒脱的笑容，他和妈妈长得有几分相似，这是我的爸爸乔冠华。1971年他在联合国的那张"乔的大笑"的新闻照片，成为中国人民重返国际舞台的象征，而他大笑背后的动人故事却鲜为人知。爸爸妈妈是一对"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的恩爱夫妻，也是我和哥哥的好父亲、好母亲，他们携手并肩相濡以沫走过了30年的风雨春秋。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点将，妈妈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爸爸任部长助理，他们双双驰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院子里总有几盏彻夜不眠的灯，人们经常透过书房的窗帘，看到爸妈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时光飞转，当年的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已是明日黄花。沧海桑田，遥望双亲，往事如梦。只有老屋前那棵丁香树，虽然早已过了开花的盛年，却依旧在根茎上生出苍绿的枝叶，车库旁繁茂的紫藤萝散发着幽香，我站在寂静的老院子里，恍如昨日。爸妈留下的许多动人故事已在时光隧道中流逝，然而青史留痕，在共和国诞生与成长的画卷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爸妈的身影，找到他们耕耘的足迹。当年周恩来为外交部女同志树起的那面旗帜至今仍在许多老同志的心中飘扬。在夜色中，我遥望着无际的星空，看！那两颗闪烁的星星就是爸和妈！他们在遥远的天国正关切地注视着我。爸爸妈妈，你们看见了吗？我又回咱们家了。我一直在寻找你们，我又来到咱们的老屋前，等着你们下班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全家可以重新团聚？什么时候我可以像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可以在除夕之夜守候在自己年迈的老父老母身旁？现在，我的身边又多了我的儿子——您们的外孙。我希望他能够了解他的姥姥、姥爷这一代人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人海茫茫，天地两相隔。爸和妈，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我有很多话，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倚在你们身边，轻轻地为你们朗读我为你们写的书，悄悄地倾听从遥远的天国传来的回音……我听见了！那叮咚的泉水声是妈妈亲切的回答!我看见了！苍翠的松柏在悠悠地晃动，那是爸爸在会意微笑地点头！我感觉到了！那柔和的春风像是爸妈的大手抚摸我的头。爸和妈，在你们身边，我心里很踏实很温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愿我和你们在此书中重逢！第一部分 第3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1)上篇母亲龚澎我的母亲龚澎是一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为了事业她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热情。她默默地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却很少提及自己，因为她为人一向低调，从不张扬。母亲待人真挚宽厚，非常重情义。她不仅从生活上关心儿女，更重要的是教育我们怎么做人，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她走过的路和她的一言一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第一章在颠沛流离中成长在流亡中降生1914年10月10日，日本东京湾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在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家里出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她天庭饱满，五官端正，一双明亮有神的眸子就像两颗晶莹的黑葡萄。按当地人的习惯，家里叫她"阿格"（日语：小女孩）。这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龚澎。她排行老二，上面是比她大一岁的大姨龚普生。根据佛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说法，姥姥、姥爷先为大姨取名"普生"，又为母亲取名"慈生"（又名庆生）；母亲在学生时代改用"维航"；参加革命后，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更名为"龚澎"。1913年，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成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探索着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我的姥爷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讨伐袁世凯的战役开始后，姥爷在芜湖、长江流域树旗响应，并率先发布《讨袁檄文》："今数其大罪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他受到袁世凯的明令通缉，1913年深秋，在上海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姥爷、姥姥带着刚满月的大姨秘密藏进一条运煤船的底舱，小船驶到吴淞口后，一家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他们在日本横滨港安全靠岸，全家顺利脱险。我没能见到姥爷，可从相片上看得出来，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长得很威武很神气。姥爷龚镇洲我的姥爷龚镇洲（原名龚镇鹏，1882-1942），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安徽省合肥北乡古溏村人，祖上十四代高祖从江西迁入安徽。北乡古溏村位于蚌埠、淮南、合肥三市之间，地处江淮交通要道，现今属合肥市长丰县。战国时有楚头吴尾之说，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处。长丰地势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新四军独立团在淮西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历来就是农民运动的策源地，素有"民风刚毅之乡"之称。龚氏家族在合肥地区是一户大姓，姥爷自幼家境贫寒，家中只有茅屋三间，几亩赖以为生的薄田。太姥爷龚宗瑜平时一边在家中教私塾，一边种田务农。他为人正直，喜好书画,对史学颇有研究，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当年曾是龚氏家塾的学生。姥爷10岁就帮家里干许多农活儿，和兄长们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所幸的是由于有太姥爷执教私塾，农闲时可近水楼台，接受了"人之初"的基础教育。在家塾听课之余，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受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特别是康梁的维新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开始向往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关注着国家前途和命运。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姥爷结识了当地一批有志的青年，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共谋推翻满清政府之大计。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姥爷到江南将备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1905年底，姥爷因在江南将备学堂被清政府指为"革命党人"而被捕，经同乡好友营救出狱后，由同盟会安徽分会主盟人吴谷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不久，姥爷到安庆城外参加了李鸿章创建的新军。1907年7月6日，姥爷龚镇洲和薛哲、倪映典等新军将士参与了安徽省警务督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武装起义,安庆起义失败，清军立即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成员，为防不测，姥爷决定离开安徽。他身上揣着仅有的一元钱，手拿一把雨伞，背着包裹，从安徽出发，翻山越岭直奔保定府，徒步近一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位于直隶省境内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部分 第4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2)新成立的军校不收学费，却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背景,恰逢本族一位堂兄报名后改变了主意，没有去考场，姥爷便冒名顶替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更名"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这里的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也从此改名为龚镇洲。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姥爷则到安庆讲武堂任教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向各地，担任讲武堂教官的姥爷正在准备响应之时，得知当地清政府驻军将奉命开往南京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姥爷迅速集合数十名士官生，趁黑夜潜入城内，待城外驻军刚刚开跋，便与清江城内守军激战起来，无奈寡不敌众，弹尽无援，姥爷跳入水中突围时不幸被捕入狱。在即将被处以极刑之际，几个属下士官冒死把姥爷从狱中带伤劫出，秘密潜往安庆。这次由龚镇洲领导发动的清江起义打响了苏皖一带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而姥爷的挚友吴谷却惨遭清政府杀害，在其慷慨就义时留下一首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拼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1911年11月25日晨，孙中山先生从法国马赛港乘船经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正在上海养伤的姥爷和同盟会党、政、军各界人士齐聚码头迎接。后来孙先生专门召见了他，黄兴还把自己夫人徐宗汉的堂妹徐文介绍给姥爷，那就是我的姥姥，不久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取奉薪，唯以北伐"为宗旨，在皖北成立了范鸿先领导的5000壮士组成的铁血军，姥爷担任陆军部第35旅旅长，掌理军务，他作战英勇果敢，被赞誉为"铁血大将军"。姥爷出身农家，一生淡泊名利，不善权谋，不好张扬，后来曾在陈炯明麾下掌兵，因不习官场的勾心斗角及军阀作风，故退出军界，寓居上海。尽管如此，姥爷的意志并不消沉，生活也不潦倒。在历史的几个大转折时期，他都能追求进步，从不趋炎附势向权贵低头。1941年春，姥爷从桂林专程来重庆看望他的女儿们，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与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红岩村设宴招待他。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姥爷甚感欣慰，他感慨地说："我的女儿在你们这里不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公工作，她找到了寻求真理的道路，我是很赞成的。我已告诉她，不管遇到多大挫折和困难，不要后退，要坚持到底。龚澎在你们身边工作，我可以放心啦！"周恩来曾经在某次会见外宾时向毛泽东介绍了母亲的家世，毛主席听后对母亲说,你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姥姥徐文我的姥姥徐文，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她生长在一个开放民主、文化氛围浓郁的大家庭。香山是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半岛，这里距广州和香港都很近，一百多年前就是一个开放的口岸。岛的西南岸是澳门，许多华侨当年就是从这里飘洋过海到日本和欧美的。当地人以讲广州话为主。明清以来，这里涌现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就在这里。当年在上海成功经商的有不少广东香山人，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富于创业精神，曾给予上海政界经济界显著的影响。洋务运动先辈徐润（号雨之，别号愚斋）是姥姥的伯父，他14岁跟随父母从老家香山经澳门来到上海做学徒，逐步升为副买办。此后创办了招商局轮船公司，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还在香山创办了一所西学，并且积极推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1872年前后，徐润协助容闳向海外输送了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小留学生，生源大多来自广东。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还很保守，一般人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万里之外的异邦去。为了完成这30个名额，他们只有动员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充数，其中有一位就是徐润的弟弟-我后来的太姥爷。他们一行人在容闳的带领下远渡重洋，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等地就学。七八年之后又回到了祖国。这批小留学生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铁路建设之父-詹天佑。第一部分 第5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3)而我的太姥爷在当时的招商局任职。除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和文明，不为子女包办婚姻，女孩子一样上学堂。一位富家女嫁给了他，她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会娶小老婆。那就是姥姥的母亲。最初姥姥家里是非常殷实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也有置办的产业。如果孩子们为大人做点事情，就会得到一个银元的奖励。姥姥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堂姐是做中学校长的，这就是徐润的二女儿徐婉珊。她用家中分得的遗产筹备了部分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启秀女校"。这是一个以中西女校和圣玛丽亚中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女子中学，聘请了很多知名教师。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学校的董事和顾问。校内还设有成人班和钢琴班，姥姥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过。姥姥从小就知书达理，写得一手标准的钢笔字，并且也懂一些英文。封建时代的妇女都盛行缠足，可姥姥是幸运的，她的父母率先在自家废除了这一摧残妇女的封建习俗，因此我的姥姥是迈着一双大脚走向"共和"的；后来，她又迈着这双大脚走进了龚家大门。这在当时是很开放的行为。后来不知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因为富家子弟不知努力，徐家家境逐渐衰落。姥姥的父亲晚年生活贫穷，每天给在上海租界法院打官司的人代写英文诉状为生。姥姥的另一位堂姐徐宗汉是黄兴的夫人。1907年徐宗汉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命回国秘密组建了广州同盟分会,并带动家人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她和黄兴一起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徐宗汉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抢救伤员，并冒险解救黄兴脱险。黄兴在一封写给徐宗汉的信里曾说，安得国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极痛苦中来也。这些思想给了后人很深的影响。1916年姥姥和姥爷带着全家从广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徐宗汉也在这座城市。徐宗汉是个新派人物，妈妈小时最喜欢过春节给大人拜年，有一年母亲拉着大姨跑去给她们的二姨妈拜年，刚走到大门口，正巧碰到徐宗汉从家里走出来，她对孩子们说，二姨妈不过旧历年！红包没有得到，孩子们扫兴而归。1927年徐宗汉接办了贫儿教养院，抗战期间移居重庆后仍想方设法安置贫苦儿童。1942年5月，母亲和大姨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红岩村会见了她。此时，徐宗汉看到的是两个颇有抱负的年轻共产党干部，她高兴地对外甥女们说，你们姐妹是很有出息了！姥姥与姥爷结婚后，生了五个儿女。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孝敬双亲，经常协助家里料理很多事情，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特点：老大龚普生，在上海出生不久便跟随家人流亡日本，三年后回到广东，先后在上海圣玛利亚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在家中，她是孩子们的首领。新中国成立后，大姨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81年任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母亲排行老二，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宽厚待人,从不搬弄是非，也不飞扬跋扈。对待一些小事她很能忍让，但是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惹她，她会怒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来个总爆发，把所有的旧账一下子翻出来。凡是见过这场面，听过她怒吼之声的人再也不敢造次了。母亲属虎，姥爷因此送她一个绰号叫"二老虎"。三姨徐畹球，幼年时过继给姥姥那位任启秀女校校长的徐姓堂姐。老四是我的舅舅龚维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也是老太太的宠儿。舅舅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忠厚的人，他和几个姐姐的感情很深，为了支持她们在外安心工作，他一直守候在老人身旁，担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解放后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最小的是我的五姨龚慧生，曾被送到慈善堂寄养，不久后又被姥爷领了回来。大姨和母亲参加工作后，设法把她送到解放区的护士学校去读书，后来一直在山东省立医院工作。姥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积极支持姥爷的事业，支持女儿参加革命，常常在家中向晚辈们讲述岳飞、林则徐、蔡廷锴的故事。有一次母亲在家发高烧几天不退，姥姥心急如焚，忽然发现一只蜈蚣在床下一动不动地趴着，姥姥马上把它送到院子里放生，小蜈蚣很快就跑得不知去向。第二天，母亲的高烧奇迹般地消退了，老人信奉佛教，她认为这是放生的结果，善举必得善报。第一部分 第6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4)姥姥重男轻女，特别喜欢男孩子。可偏偏她的女儿们都精明能干，所以，她就把女孩按男孩排名称呼，舅舅的孩子们用上海话称呼大姨和母亲为"大伯伯""二伯伯"。后来有人把龚家的四个女儿称为"最后的闺秀"。从横滨到广东母亲从她生命的第一天起，就与家人避难海外奔走四方，这似乎是预示了她的未来，将要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一生。横滨与上海隔海相望，她的原意为"水平的沙滩"，是日本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历经内乱而不断复苏重建。在旅居日本的日子里，姥爷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并把自己的一些旧部也召集到日本，当时东京湾附近聚集了一千多同盟会员。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姥爷还受老友蔡锷将军之邀，奔波于南洋新加坡等地，在华侨中积极为护国军募捐。姥姥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跟着姥爷在异国他乡东奔西走，姥爷走到哪里，家就安在哪里。给母亲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人孩子都像日本人一样穿着木屐。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帝制，在此之前，姥爷已秘密携家人经南洋返回祖国。母亲的童年是在广东度过的。广东是姥姥的故乡，也是母亲在祖国生活成长、留下深刻记忆的第一个地方，粤语成为她的母语。几十年后，母亲都没有忘记家乡话，只要遇到知音，她总是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广东话，那里有太多童年的记忆：碧海蓝天，群鸥飞翔，孩子们光着脚板在沙路上跑来跑去；在古老的榕树下，他们唱着童谣《月光光》；郁郁葱葱的南国四季如春，凤凰花、木棉树，还有满街的槟榔和木瓜。儿时经常听母亲讲她小时候在广东生活的有趣情景。每当听到那些半音节的"鸟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切与熟识的感觉。我的三姨和舅舅都是在广东出生的。1917年秋季，姥爷被以孙中山任大元帅的军政府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1920年他出任虎门要塞总指挥，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从1921年起，母亲进入广州的小学上学，后来她又随全家来到汕头市，并在当地学校继续就读。姥爷是个清廉的人，到了广东他就东奔西走忙于公务，却没有更多的精力好好安置自己的家。姥姥带着大姨、母亲、三姨和舅舅四个幼小的孩子过着简朴的日子，当时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更不能说是衣食无忧。母亲说,他们全家曾住在阔亲戚给工人住的一间旧车库里，那房子靠着大门口，一碗热茶水泡米饭是孩子们经常吃的午餐。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1921年4月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设总统府于观音山麓。打倒列强，分田地，那时的广州到处都洋溢着高涨的革命气氛。母亲在这风光绮丽的南国和大革命氛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有一次姥爷带着大姨和母亲一道去总统府办事，正巧在那里碰上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身穿深绿格子的长袍和姥爷亲切地交谈着，还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问长问短。这一幕深深留在她们的记忆里。孙中山先生一直是很器重姥爷的，但孙中山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姥爷曾多次劝告陈炯明而收效甚微，为避免矛盾，他终于退出军界，"太息而去"。淮海路上的小姑娘1925年初，母亲跟随全家从广东搬迁到上海。从此龚家就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经老友协助，一家五口在卢湾区蒲石村一座公寓楼里安顿下来。母亲很快进入上海吴山小学继续学习。姥爷一向克己奉公，在军界服务时，从没有为自己积蓄下钱财，当时母亲和大姨都在念书，下面尚有年幼的弟妹，家中常常因为钱不够用而去当铺典当，可姥爷却始终坚持要让子女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姥爷不仅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还是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他勤于思索，深明大义。在那个时代，旧军人娶姨太太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姥爷却没有，他对姥姥相敬如宾始终如一，对子女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在家中，他经常为孩子们讲述戎马生涯时的经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使母亲极为着迷。姥爷远赴保定军校时，独自在深山中用雨伞与野狼周旋的情节孩子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日后成了孙辈们都知晓的家传惊险故事。第一部分 第7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5)到13岁时，母亲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母亲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到上海不久，母亲学会了用简单的化妆品把自己妆扮得更加漂亮。当时，姥爷为维持全家的生计和缴纳孩子们的学费，时常独自出外谋生四处奔波，每次总是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有一次，母亲正站在镜子前打扮时，刚好被走进家门的姥爷碰上了，看见女儿一脸稚气的样子，姥爷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她听，那是一个中国遭受漫长苦难的大时代……就在他们全家来到上海的这一年，南京路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英国巡警枪杀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一个月后，广东发起省港工人大罢工，"沙基惨案"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姥爷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要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受苦的老百姓，外国人还在欺负中国人，无辜和正直的人遭受到迫害，处处是不平。我们周围发生着很多你还没有感受体会到的事情。我到处奔波,不但为我们一家的生活，也愿为祖国多出一把力。将来你长大了有很多大事情要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你坚持努力，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将来可以为国家作许多事情！"从那以后，母亲的注意力转移到刻苦读书方面，她立志将来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这件至关重要的小事影响了母亲的一生。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把她少年时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有些不解地问道："你真的就那么听姥爷的话吗？"母亲点点头说："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灾难深重。你姥爷并没有强迫我做什么，可是我一想到他说的，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不公道的事情在发生，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下来。以后我就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放在国家的大事情上了。"说罢，她出神地凝望着远方，似乎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中。至今我还记得她满脸庄重的神态。在上海闲居期间，姥爷与老友章太炎（章炳麟）先生时常有来往。太炎先生"赋性恢宏而有远略"，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和民主革命元勋。为了革命，他被清政府缉拿追捕，曾七次入狱，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1932年淞沪抗战开始，姥爷亲自陪老友章太炎穿过战火纷飞的战场来到北平，代表东南民众敦请张学良发兵抗日。章太炎在晚年亲笔给姥爷写了一幅字，书文录自李白的一首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也是龚家收藏的传世纪念，后来这幅字画历经动乱散失，龚氏族人曾几次寻访，至今未果。早年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熏陶对母亲的性格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学会了坚韧、自立，在艰难困苦中锤炼出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圣玛丽亚女中姥爷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家境虽然不佳，却仍然坚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1928年初秋，14岁的母亲进入上海圣公会办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初中读书，同时在这个学校学习的还有我的大姨龚普生。圣玛丽亚女中创办于1881年，校址位于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校园内。1923年学校迁往白利南路的新校舍，今长宁路1187号，这座建筑的外表很像一所修道院。学校各方面的管理要求极严格，是寄宿学校。女中对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很高，授课、师生对话均使用英语，新旧约全书是必读课。为此，很多家境富裕的同学很早就请了家庭教师作英语辅导。一学期下来，母亲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班里有人嘲笑她，面对那倨傲的目光，母亲立志发奋，一定要利用暑假这段时间迎头赶上去！为此，母亲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补习计划。踏下心来，一切从头开始，一词一句、一章一节，反反复复地读、说、听、写、背。在帮助父母料理家务时，她就尽量用英语对话。整个暑假母亲都在闷头学习，中间曾有同学邀她一起出去玩，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学期开始后，同学们惊奇地发现，龚维航的英文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令人刮目相看了。从此，母亲的英文水平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课余，她还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书籍。英国著名的作家沃可特·司各特的历史系列小说使母亲如醉如痴，他的作品《艾凡赫》（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情节浪漫复杂，语言流畅生动，后世不少作家写作都受他的影响。英国作家威尔士的科幻题材小说《隐身人》，雨果的《九三年》等都是母亲喜欢阅读的英文小说。她看书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得意忘形，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有时读书读得错过吃饭时间，姥爷知道了，便每周送她一罐马宝山牌饼干。得了这罐饼干后，母亲干脆连食堂也不去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英文小说，饿了就把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仙果，一手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几年下来，已打下结实的英文功底，也为母亲后来胜任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英语基础。第一部分 第8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6)冯亦代夫人郑安娜与母亲是同学，同住一间宿舍,几十年后提起这段往事还津津乐道，她对中学时代母亲的印象是："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龚澎一副男孩子脾气，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废寝忘食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冯亦代伯伯在《忆龚澎》一文中回忆说："在香港时，老乔是我们家里的常客，他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安娜常常叹说，如果维航（即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话也只是说说而已。那时，安娜根本不知维航身在何处，至于我知道的维航则是浅而又浅的，印象中讲到维航总和她那只马宝山饼干桶联系在一起。"母亲与冯亦代夫妇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接到老朋友打来的电话，母亲就吴侬细语地讲起了地道的上海话。进入高中以后，母亲担任了学生会（当时称国光会。学校里还有一个和学生会类似的学生团体名为"自治会"）主席。它的成员是每学年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的，主要负责组织学生讲演比赛、体育比赛、联谊会等活动。自然，母亲也从中得到了不少锻炼，特别是在组织能力方面。当年的老师和校友们说，龚维航的嘴巴很厉害。母亲一直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探索着。最初她曾一度信奉基督教，可是目睹民族的危亡，她再也无法沉浸在宗教的世界里。很快她就成为学校里出名的异教徒。当年，我的大姨也是校内活动的积极分子，她曾在校刊《凤藻》上多次发表文章，探讨人生和宗教问题。1933年6月，19岁的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这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此时，我的大姨龚普生已先于她一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第一部分 第9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1)第二章妈妈的青春之歌未名湖畔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北国。清澈的湖水，美丽的塔影，飞檐斗拱的中式建筑，燕园不大，却有一番别致的景色。大学时代的日子是珍贵而美好的，在未名湖畔，母亲如饥似渴地学习。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校内八百多学生中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少数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的华侨。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是燕大的创始人，他以几位军阀的后花园为基础，建成了这所中国北方最大的美国私立大学（后来与北京大学合并）。根据有关规定，从1932年起，中国教育家吴雷川出任校长，司徒校长改任教务长，但他始终大权在手。珍珠港事件前，他利用美国与日本尚且维持外交关系的便利，在校内掩护了许多进步教授和学生。当时燕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的。司徒雷登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他主张西学东进开明办学。由于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国民政府对这里的控制相对松散，燕园里学术空气活跃，言论、集会比较自由，学生们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按今天的话说，学生们除受到良好的科学文化教育外,还得到了德智体全面的发展。不过，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燕大的学费是很高的，每年的学杂费加在一起要150银元左右，比清华大学的费用要贵出许多，大户人家对这笔钱是不在乎的，可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讲，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母亲清楚，家里能够支持她们姐妹二人都来燕大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上海报考志愿的时候，姥姥就意味深长地对她说，如果你想上最好的学校，那就自己努力吧！燕京大学对各科的成绩要求很高，家境不富裕的子女要想进入这所学校就读，首先要在直考中闯过难关。如果取得优异成绩，就有资格申请到校内颁发的奖学金了,不仅能完成学业，还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在历史系，母亲每学期都以名列前茅的分数获得安徽省籍的优秀学生奖学金，只有一个学年没有拿到名次,母亲心里非常难过，下决心以后再不让家里为她操劳了。接下来的整个学期，母亲都在埋头苦战、拼命读书,连话都很少讲。第二年，她又争取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区棠亮阿姨（原中调部副部长）是妈妈燕京高一届的同学。1933年秋天，新学期即将开始，大姨龚普生约她一起去前门火车站接母亲。刚下火车的母亲显得很潇洒亮丽，大家都喜欢她。母亲为人随和，课余她时常与学友兼老乡棠亮阿姨一起在宿舍烧广东菜吃。母亲是一位待人热情、开朗活跃的学生，她与各系同学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对新生，她总是给与多方关照，使他们很快融入到校园中。杨公素伯伯（原名佘贻泽）1935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来到燕京政治学院读研究生，那时母亲已是燕大三年级的学生了。在学生们自发的欢迎会上，母亲对这位新来的学长说，请你一起参加我们欢迎新生的大会吧！为了让新来的同学尽快了解历史悠久的北平，母亲和几个高班学生还在周末作向导，带着他们游览故宫等名胜古迹。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燕大的平静，到母亲入校学习的时候，燕园之内已不再是单纯的读书声，各年级组成了多个小组会，大家讨论着"民族战争中学生的任务"，"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的"等与时政相关的题目。1935年5月，同学们改选了原本并不引人关注的学生自治会。进步学生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通过，张兆霖任自治会主席，龚普生任副主席，陈当选文书，王汝梅（黄华）当选执委会主席，陈翰伯担任膳物部部长，龚维航为财政部部长。新学期开始后，自治会为同学们办了几件漂亮的事情，还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事实座谈会"和"东北座谈会"，由于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参加开会的同学越来越多，母亲也从中得到许多锻炼。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5年日军不断寻衅滋事，北平风雨飘摇。日本通过《何梅协定》攫取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省大部分主权。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从北平撤走了。街头上常常有横冲直闯的日本宪兵，到处是日文书、东洋货。不久，日本人占据了丰台火车站。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一批进步学生聚集在北京西北郊的樱桃沟，在一块巨石上刻下了"保卫华北"的誓言。这四个巨型的大字至今仍屹立在丛林之中。10月22日，燕大学生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向正在南京开幕的国民党第六次会议发出电文，请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学生会根据这个提案还起草了一份要求民主的宣言草案，得到北大、清华等九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响应，共同发表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改治的联合宣言。当时，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在燕大开展了许多秘密活动，母亲和一批进步同学时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斯诺夫妇刚刚从城里的煤渣胡同搬到海淀郊区一所农户的住房。在那里，大家一起讨论着时政和斗争的方案。经常在斯诺家中聚会的有：北大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俞启威（黄敬）、清华的姚克广（姚依林）、还有燕大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龚普生、龚维航（龚澎）、陈翰伯等人。当时，大家以"燕大几个学生"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大家忧国忧民的想法。斯诺对学生们说，我认识宋庆龄，我负责把这封信交到她的手中！几天后，这封信经由史沫特莱女士到上海亲手交给了宋庆龄，并且，她还带回了宋庆龄给同学们亲笔签名的英文信。宋庆龄在信中说，"我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为了推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12月初，国民政府筹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两天以后在北平城内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12月8日晚，学生会在燕园的贝公礼堂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学生大会。大家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第二天的活动。母亲积极参加学生动员工作，杨公素伯伯后来回忆说，"一二·九"前一天，龚澎找到我和几位熟悉的同学说："今晚半夜起来，有重大活动！参加我们的行动吧！"第一部分 第10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2)12月9日清晨，全市各校近万名学生怀着满腔热血纷纷走出各自的学校。原定集合的时间是8点，初次参加、组织这样重大运动的母亲一夜未眠，她和学生会的几位同学天不亮就提前来到了操场上，他们分头在学生宿舍楼下面吹响了哨子。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五六百名学生。此时有同学跑来报告说，国民党的军警封锁了学校的正门，大家立即改变了路线，从另一个小旁门走了出去。此时天色还未放亮，为了防止队伍走散，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行进。他们迎着寒冷的西北风，从海淀直奔预定的集合地点-新华门。燕京大学组编了六个大队，每队90人，下面还设有小分队。母亲是六大队长之一。她和同学们一起，拿着牛皮纸卷成的话筒，轮流带领学生呼喊抗日救国口号，遇到群众多时，就向群众发表抗日救国演说，挥泪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路上大家群情激愤不断地撒传单，喊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另外还有纠察队和骑自行车的交通队。当游行队伍行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时，桥上戒备森严，密密麻麻布满了武装警察，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满脸杀气。为阻挡游行学生进入城内，当地增派了许多警力，并且在路口设置了三道防线。大家高喊着："让路！滚开!"一部分学生围着军警和他们进行交涉。母亲此刻正在队伍的最前列，她站到高梁桥头一个高高的土墩上挥手高喊："同学们，冲啊!"大家跟着她奋力向前闯，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冲散了军警的防线，警察们挥舞起棍棒和刀鞘,一些人被打伤，可是他们毫不退却。学生们分两路来到了古老的西直门城墙下，此时城门已牢牢紧闭，清华等校学生也被堵截在这里，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箭楼上的北平官员在观看、劝阻游行队伍，竟然有日本军官和他们站在一起。学生们见状，大呼抗日口号。学生会派人交涉却未成功。学联负责人决定，就在城楼旁召开群众大会。正巧附近有一个老百姓搭的唱戏台子，这成了天然的主席台。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拿起喇叭筒站到小土堆上进行动员讲话，母亲和清华女生陆璀一起参加了这激动人心的大会。各校同学相继发表了抗日救国演讲，场面非常热烈，陆璀的讲话尤为感人。"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母亲和同学们的热血在沸腾。周围的老百姓非常同情这些年轻人，见他们长时间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就给他们端来热茶水和窝窝头。下午三时，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来到西直门，他在门缝里对各校代表说，"诸位的各项要求已转达何应钦部长，他已全盘接受，请同学们赶快回校……"此时，城里北京大学、女师大等校的五六千学生冲破层层包围，终于汇集在新华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停止一切内战"等六项要求……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北平的老百姓都亲眼看到了12月9日这一天发生的大事，可北平各大报纸却没有登载任何报道，只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压了当天的新闻。为了驳斥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歪曲报道，让外国记者们更多地了解"一·二九"学生运动真实的情况，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学生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财务部长龚维航（龚澎）主持。在记者招待会上，她们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呼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抨击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到会的共有十名中外记者，其中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人兼主笔J.B鲍威尔、《合众社》记者麦克·费西（抗战时期在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处长）、《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兰克·斯马瑟斯、《法新社》记者、斯诺夫妇、《亚细亚》杂志、天津《华北明星》报、《大学》杂志等报刊都纷纷派出记者前往现场采访。那时的中国很少有记者招待会，更别说是由北平学生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了。虽然母亲和大姨那时并没有从事这方面活动的经验，但是她们有许多愤怒和不平要告诉全世界，她们有很多话要说。第一部分 第11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3)斯诺夫妇非常热情，他们帮着招待来宾，同时还把外国记者一一介绍给中国学生。斯诺夫人海伦对母亲说，你们亲口对他们讲，胜过我们说一百句。在会上，母亲和大姨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介绍了"一二·九"当天的情况，并且说明了她们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虽然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但她们表述的是中国人民爱国的心声，这正义的感情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和勇气，加上平时熟练的英文基础和对当前形势进行的深刻分析，记者招待会获得圆满成功。母亲的机智、敏锐和出色的口才给到会的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威尔原是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招待会之后，他发动上海的八名外国记者来燕大访问。12月16日那天，他又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代表到北平采访了学生运动。敢死队员为了抗议国民政府在12月14日成立的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决定，动员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继"一二·九"后再发动一次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高潮。鉴于清华、燕大等校学生上次被阻于西直门外的经验，学联要求，各校抽出部分学生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接应。在行动前夜，燕大学生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同学们一致通过参加翌日的示威游行。学生会主席郑重宣布，为确保明天的行动顺利进行，我们要征集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敢死队，他们将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用来排除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碍，"请有意参加的同学到主席台来报名！"会场一片肃静，同学们在期待着一位挺身而出的壮士。只听后排传来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大家的目光顿时集中过来，原来是历史系的女同学龚维航像男子汉一样走到了主席台上。在那条洁白的围巾衬托下，她的脸庞显得更加秀美红润。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打破了短时的沉寂，全场向她投去敬佩的目光，接着，一排排男女同学先后站了出来。母亲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也很有号召力，大家看到她第一个走上前去报名，都纷纷跟着响应。由于人数太多，主席竟不得不让后站出来的退回原座，敢死队就这样诞生了。1935年12月16日，北平城再一次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燕京、清华两校以敢死队队员作骨干组成的精干队伍已在前一天晚上冒着严寒潜入北京城，大家分散住到北平城内的校友会或是同学家里。第二天清晨，母亲和同学们迅速赶到了预定集合地点-西直门内北沟桥。上午9点，大家在东北大学宿舍排成队，燕京30人在队列的最前面，清华30人居中，后面是东北大学数百人的大队。母亲与同学们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他们招呼着沿路的学生一起参加游行。先遣队和东北大学的队伍从北河沿行至石驸马大街，在接应北师大同学突围时遭到军警猛烈袭击，军警们用大刀皮鞭和准备好的水龙头驱赶着学生们，冰水浇透了母亲的棉衣，不少同学受了伤，还有人遭到逮捕。学生队伍数次被冲散又数次顽强地集结起来，敢死队终于提前来到了天桥总会场。上午11时，北平学联在天桥召开了市民大会，到场的有两万多人。大会结束后，母亲和同学们臂膀扣着臂膀，每8人或12人一排，形成了一支浩荡的游行队伍。学生们向周围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反对华北自治！""打倒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此起彼伏。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伪政府的卖国活动，当局不得不被迫宣布延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母亲仍然写出了她的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后来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一二·九"运动以后，燕大呈现出一片崭新的精神面貌。母亲担任了学生自治会新成立的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她积极策划开展了许多工作。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宣传处（内设对外宣传组、出版组等五个组）。其中的对外宣传组有16人参加。学生们负责给国外青年团体和著名大学的学生写信,在交朋友中宣传抗日。此外，他们还要用英文写稿报道"一二·九"运动，并且向国内外英文报刊投寄。不久,母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部分 第12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4)1936年1月，部分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一个多月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个取缔北平学联的通知，军警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学校里逮捕了200多名学生，学生运动进入低谷。1936年初春，母亲经燕大同学陈（陈矩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是福建人，燕大毕业后奔赴延安，解放后曾担任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当时党组织十分需要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队伍，至1936年上半年，党团支部发展迅速，形成了校内革命活动很强的骨干队伍。燕大第一任支部书记王永琪（王明远）回忆了燕大党支部建立的经过：在"一二·九"开始的时候，一个深夜，燕大学生陈在燕大图书馆后面的广告牌前找到了正在贴秘密传单的清华同学姚依林。第二天陈对姚依林自述了自己曾于1930年在福州参加过共青团，现在找不到关系。姚依林便把他介绍给周晓舟，当时地下党非常需要新生力量，陈很快被吸收为党员。第二天陈就发展了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又发展了王永琪。1936年2月，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之后，燕京大学成立了党支部,由王永琪担任书记。陈是西郊区委书记，他和文书都不参加燕大党支部。不久，陈又吸收几个学生会的领导人入党，由上级直接领导，也未编入燕大党支部。①当时校内各年级都有党、团员和民先队员，以1935年入学这一届人数最多。柯华（原驻英国大使）回忆说："回想'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龚澎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不久前我碰到一位比母亲低两届的校友，当年也是参加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后来随丈夫远赴国外，这位年逾九旬的长者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龚维航怎么样了？可见当年印象之深。传播《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人燕京大学有一批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母亲的成长和影响很深，如众所周知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至1935年他是新闻系担任客座讲师的外国记者之一。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则在校内旁听哲学与美学等课程。斯诺对待学生平易近人，他喜欢用启发式教学，不久，很多学生都成了他的朋友。福斯特·海伦是一个能干而热情的人。斯诺在他的文中形容海伦"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是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罕见的结晶"。母亲很快结识了斯诺夫妇，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时国民党军警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因此，斯诺夫妇的家就成了相对的安全岛，进步学生在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看不到的"禁书"，比如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深受欢迎的书籍，还可以听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以外的声音。斯诺夫妇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痛恨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抱着深深的同情心，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并且时常为他们提供庇护。斯诺做专职记者后一直保持着和学生们的来往。那时，他家已从燕园附近搬到城里东便门附近的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这是一座布置得古色古香的房子，此时与他们合住一个院子的瑞典人经常不在家,这为学生们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