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颗子弹-刘瑜-11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镰，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不如说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官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像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新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强权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像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校。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奢侈生活这已经是一个再也无法掩藏的事实了，就是出国的人对比留在国内的人士。为了表达对我这个“海龟”的同情和慰问，每次回国，国内的亲戚朋友都带我去吃喝玩乐，领略国内的奢侈生活，以此证明国内可以过得多么爽，而我们留学在外，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这次朋友莉莉，带我去做身体的“精油护理”，因为她有某个美容院的包月会员卡。刚一进去，几个穿粉色制服、戴护士帽的小姐就笑眯眯地迎了过来，左一个“姐”、右一个“姐”地叫开了。她们引我和莉莉穿过一个走廊，换了拖鞋，走到一个粉嘟嘟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在换衣服之前，小姐给我们端来两个大木桶，说是洗脚。洗脚就洗脚吧，里面还放了几块石头，问那是什么，说是“火石”，有“祛寒”的效果。洗完脚，换上他们发的纸内衣，躺下。我叫小慧，给我按摩的小姐温柔地说，今天我给您服务。又温柔地追问，音乐声音大小，您觉得合适吗？屋里的光线呢？我们说好好好，没问题。刚趴下，小姐又端来一个小木桶，里面漂着一朵莲花，放在我们的脸下边，说是“清凉解乏”。然后才开始按摩，小姐往我的身上涂上一种精油，然后揉开了。在舒缓的音乐，温柔的手指间，我很快睡着了。中间朦朦胧胧翻了几次身，再醒来时，已经过了半小时了。然后跟小慧小佳聊了几句。莉莉问小慧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多少钱。小慧说不一定，看每个月客户情况。莉莉追问到底多少，小慧说：好的时候有一千吧。她怎么还能对我们这样和颜悦色呢？我心想，我们做一次按摩，据莉莉说，没有会员卡的话，一次就400块。一个月最多挣1000的人，怎么能对一次花400块来按摩一个小时的人这样和颜悦色呢？也许心里是有怨恨的吧，如果是我，肯定是有的。如果来一次文革，小慧也许会给我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小姐××”，然后让我“坐飞机”，剪阴阳头，住牛棚，挨批斗。但是文革已经过去，而且看起来也不可能很快再来。何况文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阶级啊，这就是阶级，我心里叹息。所谓奢侈生活，前提就是阶级的差异。虽然阶级差异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但在此时此地，它是如此明目张胆，有恃无恐，甚至不需要遮羞布。按摩完毕，穿上衣服。小慧又笑眯眯地端来“为客人特制的冰糖银耳羹”，边看着我们喝边介绍说：我们马上要搞一个活动，叫“植入金丝”展示会，29号晚上，有一个晚宴……询问一番，原来是一种美容产品，一套9万多人民币。有人做吗？有啊，已经有四五个了。出去之后，莉莉问我：感觉怎么样？还是国内好吧？嗯，还是国内好，我赞叹道，真奢侈！当然，我真实的想法是：消费的乐趣，从来都是无力的乐趣，数量越大越无力。坐在莉莉的车里，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课本里那句话，那句小时候完全读不懂、稍大很反感、现在却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话。它说：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政治的尽头政治的尽头是同情心，马蒂奥和朱莉娅的尽头是尼古拉。《灿烂人生》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防暴警察马蒂奥的同事鲁伊奇被左翼示威者打成了瘫痪，马蒂奥在哥哥尼古拉家悲愤地说起这事，尼古拉的妻子朱莉娅，一个激进左翼分子，当时就不干了。“太糟了，你站在错误的一方”“你肯定？那什么是正确的？穷人的一方算是正确的吗？”“对。”“鲁伊奇比你更懂什么叫贫穷。他是个穷人，把他打成植物人的人却不是。我们在这里吃蛋糕，他却躺在医院。”“我受够了你的垃圾言论！”尼古拉只好出来调和：“请你们都别说了！”朱莉娅转身弹琴去了，马蒂奥调侃道：“你老婆不错。”尼古拉笑道：“你俩相处的也不错。“她是那种永远正确的类型吧。”“嗯，跟你类型一样。”于是两人会心地笑了。《灿烂人生》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情形！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最后以温情脉脉的谈笑收场。尼古拉的父母争吵时是这样。妹妹的婚礼上，尼古拉被解雇的工人好友和银行家好友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尼古拉父女在争论一个腐败官员是否值得同情时也是这样。对此女儿是这样解释的：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似乎道出了人世间喜剧和悲剧分叉的那个秘密。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其实还是不够爱。另一些时候，你忙着轰轰烈烈地爱人类，却忘记了爱身边一个一个的人。马蒂奥和朱莉娅都未曾深入这个道理。他们都试图通过政治斗争的途径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结果发现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对真理的掌握，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确切地掌握了真理。朱莉娅在6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越来越激进，抛家弃子投奔了一个恐怖组织，从事暗杀工作，最后沦为阶下囚，世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一些。马蒂奥终其一生都在和丑恶的制度作斗争，从僵死的考官到野蛮的精神病院，从等级森严的军队到黑幕重重的警察局，但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新年之夜，他迎着窗外绽放的烟花从阳台上纵身跳下。而朱莉娅的丈夫、马蒂奥的哥哥尼古拉则不同。他温和而不消极，明辨是非但不急于求成。改造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将一个制度连根拔起，而是以给予身边的人一点一滴的温暖开始。佐珍，片中那个被精神病院非法电击的女孩，最后不是被左翼朱莉娅或者警察马蒂奥拯救，而是在尼古拉几十年的照看下慢慢恢复。当佐珍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时，他对她说：你每天来给我的植物浇水吧，它们需要你。如果说改造世界是一场龟兔赛跑的话，马蒂奥就是那个兔子，而尼古拉则是那个跑得慢却跑得远的乌龟。马蒂奥在不断的碰壁中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样的耐心啊，在与可爱的姑娘美瑞娜相识之时，他这样自我介绍：我叫尼古拉。也许为我们的行为守卫底线的，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法律，而是尼古拉的考官所说的“同情心”。读书读到文革时某派怎样毒打某派或者纳粹集中营里的暴行时，我总是惊骇不已，因为这全都是假真理的名义。若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情心的底线呢？一个政治、法律、宗教都无法突破的底线呢？也许人世的希望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问一句，发现真理又如何。该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片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美好，美好却不虚假。我想导演真是个善良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柔情似水。他让激进的朱莉娅弹得一手好钢琴，让暴躁的马蒂奥成为一个书迷，让美瑞娜在失去马蒂奥之后得到儿子，让尼古拉在女儿离开后重新得到爱情。他端详、雕刻、安抚每一个辗转反侧的灵魂，让你觉得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正在变得更好，还会变得更好一只要你像尼古拉的父亲所提醒的那样，不放弃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发掘他们的动人之处：“你要让朱莉娅弹琴，告诉她她有多美好，你要说，朱莉娅，为我演奏吧”。They Just Give Up每当你情绪低落寻死觅活时，总有一些喜剧发生让你破涕为笑，重新鼓起生活的风帆，比如胡紫微同学发表输出价值观的重要奥运演说，比如重庆人民对求精中学的热情捍卫，比如恒源祥广告商破罐子破摔的决心。有一次和D走在一起，那天刮大风下大雨，大街上好多人的伞都被吹得东拉西扯。我们走着走着，看到路上被丢弃的一把伞，散了架，半边支着，半边瘫软在地。D说：They just give up。我们大笑。恒源祥的广告就让我想起这种“they just give up”的大无畏精神，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大无畏的“they just give up”精神这么具有喜剧效果，这么让人觉得人生如此有趣，死了多么可惜。基本上满足于用简单重复来表达一腔（此处可填人“义愤”、“热情”、“热血”等等具有高温感的一系列褒义词）的行为都可以被称做“they just give up”的精神，比如在一个句子后面打上无数感叹号，比如上千沈阳球迷花半个小时重复呐喊“小日本，操你妈”，比如把故宫造到999间，比如用一百万个小高炉来赶超英美，比如中学女教师用让男同学陆续到床上报道的方式来树立生活的信心。这些行为表明，所谓自暴自弃，并不在于智力、想象力和勇气的枯竭，而在于当事人已经不打算对这种枯竭加以掩饰。同理，当一个人放弃个体的具体性，比如关注自己是不是需要去生殖医院，转而融人集体的荣辱感中，关注重庆人民是不是需要去生殖医院，这也是一个“they just give up”的重大时刻。They just give up me to become us，但，自暴自弃的最高表现形式并不是枯竭或者对枯竭的不加掩饰，而是通过投入集体的怀抱来升华这种枯竭，赞美这种枯竭，顶礼膜拜这种枯竭。这种升华充分体现在重庆人民沈阳球迷以及恒源祥广告腔的声音里。摆脱了智力想像力和勇气的负担，你就摆脱了自我，也就是，光荣地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啦。送你一颗子弹Send You A Bullet是一个巴西纪录片。影片分两个线索：一个是讲述一个巴西腐败政客Jader的贪污、被起诉，被释放、重新当选议员的故事；一个是讲圣保罗市蔚然成风的“绑架富人”现象，在这条线索上，导演采访了被割掉耳朵的一个女孩、撕过票的蒙面绑匪、专门做再造耳朵手术的外科医生、每天在胆战心惊中研究防身术的商人有点像我几年前看的另一个绑匪电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很可能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最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抢劫犯一点也不害怕，被抢的人胆战心惊，这就是巴西。巴西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进，它可能会变得更糟。”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盂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某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经济成本，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坏的绑匪和一个好的绑匪，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行为收益呢？好吧，绑匪哪有好坏之分，根据定义他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用康德的话来说，他的行为违反了“绝对律令”。看不见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Jader的检察官在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是饮鸩止渴。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卡斯特罗这种“拉美英雄”。问题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也庇隆过了，也格瓦拉过了，也卡斯特罗过了，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以及均贫富等贵贱就是迟迟不肯来临。当然，你永远可以诅咒美国。对于失败的格瓦拉们来说，幸亏还有美国。我想象，假设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绑匪成风，中国的经济萧条估计为时不远了。哦，忘了，这事其实几十年前早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绑匪是穿着制服，而且是独家经营。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有感于最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费，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如果阶级可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言论辩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影片结尾的时候，记者问绑匪：“你绑架那些人，割掉他们的耳朵，事后会想起这件事这个人吗？”“不想。”他说。也许，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在祖国的怀抱里1 房地产广告早上吃早饭时，铺在餐桌上的报纸，上面有一则房地产的大型广告，建议国外的同学们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国内广告媒体日新月异的语言：大标题：梦是唯一的真实，WE也包括在内（注：WE是房产名称）。副标题：物质形态的WE，影响意识形态的WE。WE是空间的费里尼。正文：事实1：绝大多数WE的参观者，都因空间意态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自由游走，而产生多层梦境世界的可能性。事实2：试图藉着打破／拆解记忆碎片，再予以天马行空的混合重构，也许有益于探索WE；但挣脱当今的主流生活经验，或者更有利于研判WE的诗意蒙太奇。事实3：擅长造梦的电影艺术家与深谙解梦的心理科学家，在意识形态也许阴差阳错，但是对WE却产生了跨界的相通感应。说实话，有时候真想赖在国内不回美国了，如果说美国的情景喜剧只是在晚间几个小时内逗人一乐的话，在中国，全国人民都在向行为艺术家进化，前后左右都是情景喜剧。上至新闻联播的主播，下至广告词写手，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那种推陈出新的汉语“蒙太奇”，对于我这样又喜欢看电影又不愿掏钱买票的人来说，真是一场不散的宴席。2 摇滚沙拉在外面吃饭，有人点一道叫摇滚沙拉的菜，说是招待“国际友人”。两个穿红旗袍的小姐，一个举着一个塑料圆柱体，里面装了一筒蔬菜。另一个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放了无数小碟子。拿蔬菜的小姐，把碟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蔬菜筒里倒：花椒、西红柿酱、蜂蜜……然后，她关上盒子，先在左边使劲摇，边摇边说：“摇一摇，欢迎宾客到。”然后换到右边摇，说：“摇二摇，幸福自然来。”又换到前面晃，说：“摇三摇，身体健康最重要。”最后放下蔬菜简，说；“摇四摇，财源滚滚来！”大家热烈叫好。我心里只是难过。真的有必要这样么？只是一个沙拉而已。我亲爱的祖国啊，真的有必要吗，只是一个沙拉而已。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c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像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匈牙利咖啡馆我就坐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家咖啡馆叫匈牙利咖啡馆。匈牙利，这是一个多么神秘的国家啊，它地处东欧，1956年曾经有过一场不成功的革命，它还……好吧，其实关于匈牙利我一无所知。匈牙利咖啡馆可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而且是一个政治阵营。宣称自己常去匈牙利咖啡馆，就等于宣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一个左派的进步知识分子，或至少也是一个文化嬉皮士。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人，或进而整个世界的人，完全可以被区分成“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和“不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一个小小咖啡馆，大大提高了划分敌友的效率。咖啡馆看似一家乡间小学教室。昏暗的灯光，拥挤的桌椅，斑驳的墙壁，恶作剧地横亘在阳光明媚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好像唇红齿白的笑容之间，一颗虫牙突兀在那里。令人费解的是，这里永远是人满为患。人们摒弃了门外的灿烂阳光和星巴克里的资产阶级光明，趴在匈牙利咖啡馆昏暗的灯光下，如同捉虱子一样费劲地辨认自己书上的文字。我曾经猜想，这里有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社团。那些从1960年代的左派政治运动中败下阵来的人们在这里招兵买马，商讨颠覆资本主义大计，咖啡和草莓小甜饼只是幌子而已。我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人们，比如那个头上扎着一个蝴蝶结的老太太，那个夏天还穿着皮衣服的长发青年……这些人成天驻扎在这里，哪里是喝咖啡，简直是每天在这个生产愤世嫉俗的作坊里值班。证据之二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厕所。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左”的厕所。小小两平方米的厕所墙上，写满了各种政治宣言——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呼吁布什下台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其慷慨激烈程度，足以把一个右派吓成便秘。我这个猜想虽然非常振奋人心，但并不能得到证明。能得到证明的，只是身边这些琐碎的聊天而已。比如那两个女孩，在讨论爱的暖昧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三天都没有回信呢，这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事关基本的人品！”一次次的窃取情报都是空手而归。我只好承认，人们喜欢光顾这个“左派”咖啡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左”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左”的下意识。意识太多，无意识太少，下意识则刚刚好。正如那些左派的标语，占领大街太多，销声匿迹太少，而匿名地幽闭在一间咖啡馆的厕所里则刚刚好。在意识的层面上，左派已经溃散，等它在下意识里卷土重来时，一个体系完整的意识形态已经分解为支离破碎的意象，比如这些昏暗的灯，这些破旧的桌子，这些失魂落魄的人。人们在这破碎的意象中寻找一种美学上的刺激，却早已无法将它拼凑一个政治野心。当历史变得像一个宿命，政治也从现实主义走向了印象主义。“左”的幽灵就在这家匈牙利咖啡馆里来回穿梭，招揽生意。这幽灵已失去语言，只剩下身体。它勾引我们，但并不企图征服。人们坐在这里，消费着这妖娆的眼神，而它也萦绕着人们。医治他们下意识里的那一点炎症。想清楚了这一点，我在匈牙利咖啡馆坐得心安理得起来。这哪是什么左翼咖啡馆，它就是看上去有点“波西米亚”而已。我对波西米亚风格的理解是：当小资厌倦了自己，他就需要时不时地冒充无产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动了一场浩大的革命，西方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明了一个时尚流派。他们的救赎真是比我们的有效率。Life after People昨天看了BBC纪录片Life ajter People，真好看。它回答了一个已经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人类如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文明的遗迹还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多久？答案跟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了。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结实，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寸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李白给它写情诗了而已。学术辩论1 认同开会时，大家说到全球化和本土认同的关系问题。照学术界的惯例，上来大家开始控诉“文化帝国主义”怎么样将全球化变成西化。然后，又有人跳出来反驳，说也不是所有的“本土意识”都值得保留，而且小国对大国也有文化输出，比如我们在美国四处可见的瑜珈、中国菜云云。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突然想到闹同学以前说到的一个玩笑。一般美国女人嫁人之后都要随丈夫姓，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抗议说：我不跟你姓，我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姓原来的姓！但是丈夫回答道：可是你原来的姓，是你父亲的姓，跟他姓本身，不过是父权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个笑话，用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论中，恰如其分。全球化还是本土化，说白了，不过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2 历史美国大学里革命小将非常多，昨天又碰上一个。不知怎么就聊到中国的文革，他如所有的小将那样说：文革不能全盘否定啊，文革的时候经济还增长了呢。我说。文革的时候经济的增长，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因为有文革，所以经济增长”，另一种是“尽管有文革，但是经济还是增长”。如果没有文革，没准经济增长更快呢。他说：你看，你这是在假设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说怎么不能假设，有个叫邹至庄的普林斯顿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计算“假如没有政治运动，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如何”。他：那都是想象，我坚持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然是不欢而散。后来越想越不对。像他这样的美国左派，肯定是反伊战、反种族歧视的，如果他说“没有伊战，世界更美好”，那我也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他说“没有种族歧视，美国更美好”，我还是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依此类推，所谓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是混淆是非的一个说法。我假设一下历史怎么了，又不偷又不抢的。我老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革命的经历也不好，许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眼巴巴的，老惦记。对于渴望M的人，不S一下他，他就不消停。制度主义今天我觉得我解决了人类的一个重大难题。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如果外星人来突袭地球人怎么办？今天边看着电视里关于发现新行星的报道边吃晚饭，打了两个苦闷的饱嗝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如果外星人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飞到地球来的地步，他们一定也有着高度的政治文明。根据制度主义的说法，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没有文明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总而言之，如果外星人非常野蛮，他们肯定没有技术能力飞到地球来，如果他们已经飞到了地球，肯定和和气气文质彬彬。想到这里，我破涕为笑，放心地朝沙发后背上靠了过去。人类的未来又少了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么叫人欣慰啊。可是，然后，竟然，过了一小会儿，我又想到一个晴天霹雳的问题：如果外星人里面也有本拉登，也有希特勒，也有斯大林呢？悲哀啊。我只好又从沙发靠背上坐了起来。牛校牛在哪我在哈佛做了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柔弱的女秘书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儿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 – 2007Harvard University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Harvard Collcge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慕容复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崩盘。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不堪一击，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