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颗子弹-刘瑜-7

我一向觉得人类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其实我也不很理解人类学是门什么学问。我的看法是，它就是一门从猴子的角度观察人类的学问。比如，做为一个人，对面有个人打着领带朝你走过来，你不会有什么奇怪。但是，做为一个猴子，你看见好好一个人，脖子上绑一根绳子，绳子垂在胸前，神情肃穆地朝你走来，你肯定会觉得人类真是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动物。你会想，人类为了装正经，连脖子上绑一根绳子这种事情都想得出来，还染成各种颜色和花纹，真是有两把刷子。但问题是你不是猴子，所以你得理解那根绳子上所飘荡的意义。想到这一点，我就更觉得买一些“品牌”送人，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因为我送给人家的，不仅仅是东西，而且是“意义”。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讲，一条地摊上买的围巾，和一条Calvin Klein的围巾，没啥大区别，但是从“意义”的角度讲，给Calvin Klein付钱那一刹那感到的心痛，象征着我对你的重视，也就是你对我的意义。于是我就在Locbman转来转去，寻找价格适中的意义，这个意义不能重到砸坏我的心脏，但也不能轻到让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意义们前呼后拥，五颜六色，朝我挤眉弄眼，在它们的勾引下，最后，我买下了一大堆意义，其中包括五个钱包，两条围巾，一件衣服，两个挎包，三个装饰品，一双鞋。后来我气喘吁吁，买不动了，坐在商场旁边的窗台上，拿出纸和笔，统计我买了几样东西，还差几样。我算得很专心，勾勾叉叉打了一纸，脚边堆了一座小山似的礼物。最后结账的时候，售货小姐笑嘻嘻地说：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today。我真想纠正她，不是一大堆东西，是一大堆意义。我要把这堆意义装进箱子，坐上飞机，带回家，然后打开，一件一件拿出来，一件一件送到人家的手心，听人家的赞叹，那个时候，我会想，所有这些无聊的牌子，无聊得多么有意义。一天长一点在我开始显示出一切剩女经典病症时，有人问，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说：我想找一个跟我一起长大的人。这话当然没错，只是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30了。我想找一个对新鲜的知识、品格的改进、情感的扩张有胃口的人。我有这样的胃口，所以还想找到一个在疆域方面野心勃勃的人。每当我一天什么也没干的时候，我就开始焦虑。每当我两天什么都没干的时候，我就开始烦躁。每当我三天什么也没干的时候，我就开始抓狂。不行啊，不行了，我三天什么都没干啊，我寝食难安，仿佛自己亲手杀了三个无辜的小孩。当然吃饭睡觉买日用品不能算“干了点什么”，纯粹出于“完成任务”心态，而做的工作也不能算“干了点什么”。干了点什么，应当真的是干了点什么。马克思说了，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那么生活，是不是也可以分为“简单再生活”和“扩大再生活”呢。吃饭睡觉买日品，那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简单再生活”，我向往的是“扩大再生活”。看一本好书，发掘一个好CD，看一个好电影，写一篇饱满的文章，进行一场会心的对话，跟好朋友们吃一场欢声笑语的饭，这才是“扩大再生活”。所以我不羡慕那些特别有钱的人，吃饭吃到燕窝鱼翅，睡觉睡在五星宾馆，也就是个花哨版的“简单再生活”而已。我不羡慕，我忙着自己那点光合作用呢。但是，可悲的是，“简单再生活”总是挤掉你“扩大再生活”的时间精力。这个月，我得“组织一个会议”。下个月，我得“完成一篇论文”。下下个月，我得提交某个基金申请报告……啊，那些我们“不得不”做的事，多么像一个包办婚姻中的又丑又坏的老头子，挡住一个少女向往私奔的心。还有些时候，我连“不得不”做的事情都不做了。我被它命令的姿态给气坏了。明明是一件最终仅仅是通向简单再生活的事情，却如此嚣张，如此恶狠狠，如此与快乐为敌，于是我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撂挑子了。一连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就真的，什么都没干了。作为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憋着，看着自己的疆域被蚕食。最近好像就是这样。没怎么看书看电影，没怎么写东西，没怎么和朋友们谈心。我觉得自己，在一点一点枯萎下去。然后忍无可忍了，终于去看了一个话剧。故意选了一个主题沉重的剧，一战，苏联，英国，艺术，虚无，精神病院。热泪盈眶地出了剧院，走在纽约盛夏闷热的大街上，我终于精神抖擞起来。脑子里拎了那多么沉甸甸的情绪、问题，好像去了一趟银行取款机。蔫不拉叽的菠菜浸到冷水里，咕咚咕咚喝了一顿，重新神气活现地挺起来。娜拉出国之后前些年有本挺热闹的书，叫《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的大致意思是说，冷战之后，苏联阵营败下阵来，西方的文明大获全胜，以后咱们跟历史就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了，顺着西方文明这条道一直走到黑就行了。虽然他这个说法看上去让人觉得很宿命，因而很省心，广大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对这个提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怎么能说西方文明就是历史的尽头呢？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呢？从此以后，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想象的旗帜下振臂高呼呢？知识分子们爱冒险的心啊，很不甘心。“历史的终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所以也无法赞成或者批评。我能够理解某条公路的终结，或者某个聚会的终结，或者某个婚姻的终结，但是，“历史的终结”？它实在缺乏一个时间或者空间上的刻度。不过，前几天，站在康州的一个郊区，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眼前呈现的，就是历史的终结。我看到的景象其实很简单：延绵不绝的草坪，随着大地的弧度起伏，路边有一些槐树，树干挺拔，树冠茂密，站在春天的阳光下，绿意盎然，标致得简直就是树中的西施。在草坪和绿树的掩映下，露出一栋栋独立的小楼，如果仔细看，楼门口一般都有一块草坪，草坪周围，是一道道低矮的栅栏，白色的，或者原木色的，精致，平和，一点不像防范外人的样子，似乎建造它，只是为了让院子里的樱花桃花梨花有探出墙的效果。这样的祥和美好，多么令人感动。但是，站在那里，我想到了福山那本《历史的终结》。我想到“历史的终结”这个“圆的方”，在视觉上，就是这个样子。想到历史这个“老人”风尘仆仆地赶了成千上万年的路，就是为了赶到这里，打开铺盖卷，定居下来，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劈柴喂马。这历史终点处的风景，似乎就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留在美国的充分理由。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离开美国的充分理由。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几乎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祥林嫂。他们喋喋不休反反复复披星戴月地不断追问你追问自己：以后想不想回国去？以后想不想回国？以后想不想回国？……一直问到自己已经老到问不动了为止，问到自己住进了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的房子之后，突然发现生活这个秤砣已经把自己压在了美国梦的海底为止。曾经，出国留学读学位，毕业留美找工作，娶妻生子买房子，是一个水到渠成毋庸置疑的选择。但是，突然有一天，“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一直在美国的实验室、图书馆、公司小隔间里默默耕耘着的中国人猛地抬头，发现太平洋彼岸，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千树万树梨花开了。紧接着，“坏消息”接踵而来。他听说以前住他隔壁的张三已经是国内某某大公司的经理了，还有那个人不怎么地的李四，听说他小蜜已经换了半打了。然后，在一次回国的旅途中，他发现自己在美国吃的、穿的、玩的、乐的，甚至不能望国内朋友们的项背，只能望到脚脖子；还发现自己在为一个小数据的打印错误而向自己的部门经理频频道歉点头哈腰的同时，他的老同学，那个以前远远不如他的王二，此刻正坐在KTV包间里打着手机，说“那个项目贷款，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协商……”；他也免不了察觉，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如果他年少时候的“愤青”气息还没有被美国的阳光彻底晒化的话，就是窝在某个中文论坛，发两句明天就要被斑竹当作垃圾清理掉的牢骚而已……固然，他也不是没有听说他的某些老同学，甚至大部分老同学，其实混得也不怎么地。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前明月光里，他还是感到了那些个“如果……”的诱惑。不错，他的确，或最终会，住上美丽的房子。在经过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胆战心惊地找工作之后，他住上了美丽的房子。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可是，说到底，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浇花的时候，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过是那曾经被他耻笑的农民理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版本而已。那么，他到底还要些什么呢？生活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更伟大更性感更值得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呢？更大的房子？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大得可以闹鬼了。更正宗的夫妻肺片？说实话，出国这么多年，他已经对辣的不那么情有独钟了。更多的工资？那是当然，不过他下次涨工资的日子其实也不远了……说到底，他内心的隐隐作痛，与这一切物质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绿。窗外的草坪，绿得那么持之以恒，那么兢兢业业，那么恪尽职守，那么几十年如一日，简直就像是……死亡。而国内的生活呢？虽然据说有很多腐败，有很多贫富差距，小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弱势群体有跑不完的上访，甚至据说还曾经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给逮进去打死了。可是，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愤青有那么多东西可战斗，资青有那么多钞票可以赚，文青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抒发——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有一次回国，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其中一个说“刘瑜，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复杂，嗯，就是这个词。对于一个有胃口的灵魂来说，“复杂”的世界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需要，而康州阳光下的郊区，美得那么安静，对于习惯惹是生非的灵魂来说，简直是一种灾荒。“我肯定会回国的”，我经常跟人这样说。这跟国内的灯红酒绿花好月圆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想从完成时回到进行时。我想我肯定是因为天地孤绝而对“国内”形成了种种幻觉，其实它没有那么热闹；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它没有那么沸腾……以我这样不给人打电话不给人发邮件不给人发短信的个性，到哪都会把生活过成一口暗井，但，请允许我想象一下吧，请允许我坐在这个已经曲终人散的历史的终点，想象一下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吧。老鼠与上帝昨天晚上，到厨房去切瓜。家明走进来，边跟我聊天边吃瓜，突然她说：你听你听，听见老鼠叫吗？我仔细听，听见了。唧唧唧，微弱，尖细，简直像鸟叫。是那个清洁工在炉子下面放了粘板，估计是一只小老鼠给粘住了，挣扎着呢！家明说。啊？那它得挣扎多久？两天吧，上次我听见一只老鼠叫，叫了两天才死……哎，我真希望有个什么办法，让它快点死掉。是啊，生为老鼠，并不是老鼠的过错。在哪儿呢？我想看看。我说。就在那个灶台底下，在灶台里面也不一定，不过我不敢看。好吧，其实我也不敢看。于是我和家明接着吃瓜。我们站在宇宙的某星球某城市某厨房里吃瓜，一只老鼠粘在同一个宇宙的某星球某城市某厨房里的粘板上叫，我们和这只老鼠的距离是两米。如果有上帝，它为什么要创造老鼠呢？一个丑陋的无用的有害的传播疾病的泛滥成灾的让人恐惧的……老鼠。圣经、考据、基督复活、千古文明、教堂、圣歌，都无法辩驳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实，上帝创造了老鼠。上帝创造了老鼠这件事，就像一场完美谋杀案里留下的指纹。他发明的那亿万只老鼠里面，有一只就缩在我家的灶台下面，尖叫、哀嚎，为上帝的愚蠢付出代价。如果有上帝，就不应该有老鼠。如果有老鼠，就不应该有上帝。想起小时候我邻居，一个老爷爷灭老鼠。他家的老鼠夹里面夹了一只老鼠，问题是，怎么消灭它呢？总不能把它放生了吧。于是，他用开水把它给烫死了。就在楼道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它被给烫死了。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绝望，也会挣扎，也会痛。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我当时就想，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呢？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呢？！这个想法真叫我发疯。今天早上，在一个梦里醒来。梦见一条金鱼，掉在地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给拣起来，想放回鱼缸去。结果发现鱼缸里没水了，里面有一只瘦骨嶙峋的乌龟。我问旁边一个人，多久没给这个乌龟喂水喂吃的了？他说，半年吧。我赶紧加了水。把金鱼也放进去。突然发现，金鱼的头上蒙了一个纱帽子，我想把帽子给摘下来，结果把它的一只眼睛也给摘了下来。然后，我听见一阵奇异的声音，就在脚边，微弱，尖细，仔细一看，是一只老鼠，就粘在我的脚上。吓醒了。刚才去厨房烧水，仔细听，已经没有了老鼠叫。它死了，它终于死了。上帝捋着胡须，重新安详地浮现。透过厨房的防火门，我看见外面，多么美好的，灿烂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25个箱子包都打好了，一共25个箱子。整整齐齐地码在客厅里，等着星期六搬运公司来办托运。他们说要给我一个5.6立方米的集装箱，收我×多钱，被我严厉驳斥了。我说，我那点东西，占地还不到2立方米。不到2立方米的25个箱子，装着来不及读的书、舍不得扔掉的鞋子、听过一半的CD、还没吃完的干辣椒…整整齐齐蹲在客厅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展示着一个人死皮赖脸地活了下来并将继续活下去的决心和勇气。英雄儿女多奇志，战天斗地慨而慷。可是，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啊。好多不怎么穿的，我以为我以后会穿，但是其实根本不会穿的衣服；好多不怎么读的，我以为我以后会读，但是其实根本不会读的书……如果你正视自己拥有多少“不必要”的废物，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政治总是会变得官僚主义。那些你从来不读的书——“真理部”，那些你从来不穿的鞋子——“和平部”，那个从路边摊买来的“非洲式的汤勺”——“统战部”，那辆骑了一个月就歇菜了的自行车——“电信局”。80%都可以被称为“劳什子”。占地还不说，从箱子里放出来之后，就会十面埋伏，摆阵形，设圈套，把你的时间一口一口吃掉，然后，“啐”地一口吐掉。但是也许不必自责，也许“不怎么____我以为我以后会____ 但是其实根本不会____ ”本来就是生活的公式。下定决心学习小昭，书看完一本，才再买一本新的，衣服扔掉一件，再买一件新的，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格的数字化管理。黄仁宇不是说明朝完蛋就是因为缺乏数字化管理吗，我可不能像明朝那样稀里糊涂地玩完。精兵简政倒在其次，关键是东西一多，好的就淹没在坏的里面，不能出头，就像三宫六院把美女全给淹没了一样。每次搬家收东西，总会感慨：呀，我还有这件衣服，怎么好久没穿了呢？出于对物质、对生产这些物质的工人农民的尊重，我要改造自己的占有欲。昨天和一个朋友聊电影March of Penguins，就说企鹅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从头到尾就是为了一个“繁殖”。你可以说它表现了生命的伟大和顽强，但是一个无意义“伟大而顽强”地繁殖出更多的无意义，这事还真不能让我肃然起敬。看着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企鹅一圈一圈地换位子保护肚皮底下那个蛋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它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这样居高临下地看待企鹅，令我深感不安，可是这骄傲不是全无道理。我们人类，离“无意义”毕竟有一段距离。至少，坐在客厅里慈爱地打量着家当的我，和“无意义”之间，隔着整整25个箱子。世相1 韩剧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2 水晶珠链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串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像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多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劳动妇女。3 体重计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我回国第30天。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我看过一场网球赛。”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奥运这个已经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还是有意义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还是有意义吧。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摘自某同学的谈话：“我们那儿，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6 脑白金“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像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当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达到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7 电视剧果然，像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放现代言情剧。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8 大街之一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另一行字被覆盖了，看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誓……防止91 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9 大街之二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之二是：当一个成年男子在街上踢自己的孩子不再这么肆无忌惮时。10 大街之三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总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早市白菜价格，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关键词是莫名其妙。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知音但它的确很肺腑。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11 婚纱照“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小芳昨天一天狂风大作。下午6点我正在屋里上网，小芳打了一个电话来，问我有没有消炎药，我这边还找着呢，小芳自行宣布道：我过来了啊，一会儿就到。到了之后，才知道她冒着风雨，坐半个多小时的车，就是为了让我帮她戴耳环——说是新扎的耳孔，一个耳朵有点发炎了，自己不敢戴耳环，让我给她戴。多大的事儿啊，跟地震了似的。然后我和她煮饺子吃，又煮了一个汤。昏暗的灯光下，小芳开始盘点她的家事。爸爸妈妈啊，弟弟妹妹啊，姑姑婶婶啊。她不停地说，中心思想是，农村里的人，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完全不同。这个不同的原理似乎是这样的：在农村的世界里，每天都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以至于人们不再把那些事当事，所以变得冷漠；而我们的世界里，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每天都没有什么事发生，以至于人们把每一点事都当成事，所以变得神经质。冷漠的世界和神经质的世界，就是两台波段不同的收音机，各自咿咿呀呀地唱戏。说到恋爱，说起某人和我之间的纠葛，突然小芳轻声说一句：就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好过。然后有点不敢看她。她，小芳，29岁，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希望的那样对她好过。如果“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那么，没有被爱过的人生呢？值不值得度过呢？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这样不被爱地活着呢？也许他们热爱工作吧，也许他们热爱旅游吧，也许他们热爱侦探小说吧，也许他们热爱滑雪吧。总得热爱一点什么吧，据说，人活着，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如果他们不热爱工作不热爱旅游不热爱侦探小说不热爱滑雪呢？或者，如果有一天他们意识到其实工作旅游侦探小说滑雪都不值得热爱呢？真的，工作旅游侦探小说滑雪有什么值得热爱的呢。我去洗碗，小芳站在我旁边，说。别人问我想不想家，我就说，我不想家，就算我是冷血吧，我就是不想家，没什么可想的。吃完饭，她就走了。我也没有留，因为我有晚睡的习惯，而她第二天要上班，估计她在这里睡也睡不好。她一走，我就躺在沙发上，又开始上网。有那么一个片刻，外面风又刮大了起来，我听着大风，想象小芳此刻坐在去Queens的火车里，打着盹，看窗外稀稀拉拉的灯灭，眼里有落寞的光。飞越流水线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这不是请君入瓮吗？总有一种冲动，去做自由撰稿人算了。那天某电视台重放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颠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今天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我常常怀疑学术圈子，觉得它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退休工厂闹示威，官员很腐败，农民闹上访，乡镇企业不行了……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譬如“此在”、“现代性”、“逻格斯中心主义”之类，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知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知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论文，出书，评职称，当专家。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研究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该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几万，弄出一本书几个论文吗？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信息封锁的年代还有其特殊意义，但在信息逐渐放开之后，其功能几乎可以被新闻报道替代。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几次采访吃五年饭。而学者，简直可以说是将“无趣”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他们致力于寻求全世界最无趣的方式去表述一个观点，在这方面也的确越来越炉火纯青。也许他们不能讲出比新闻报道更新鲜的东西，但他们显然找到了证明自己智力的最有效方式：给简单的东西带上术语的墨镜使其显得扑朔迷离。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平庸。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当然，精致的平庸总好过粗糙的平庸，which，是当下很多中式社科作品的特点。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知道），对于说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垮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加1等于10也没事。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我只是懒，懒得为自己漫天飞舞的灵感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不惜把他人在流水线上的精雕细琢工作说成是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又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会、讨好各种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申请书、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当然也可能我对学术生活所寄予的期望太高了，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搞学术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程序员的饭碗，分析数据是分析师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作为一个饭碗，它有什么义务来陶冶你的情操净化你的灵魂呢？《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力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我是不是也被体制化到这个程度了呢？偶尔畅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高任鸟摔”呢。雪花点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昏天黑地地批改考卷。说是100来份，但是一份考卷三篇文章，从阅读文章总数来说，有300多篇。我自己的课当然没有这么多学生，但是剑桥（也可能是我们系）有个奇怪的制度，每份作业和考卷都要由两个人来批改，为公平起见，取平均分。而且这里批改考卷和中国或者美国不同，即各个老师负责自己那门课就行了。这里是“集体作业”，每个人被随机分配去批改不同课的考卷，所以虽然我只教过2门课，却要批改4门课的考卷，另加别人辅导的一堆毕业论文。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您路过我办公室的窗口，就会看到那个小学生课本中被写到的动人情景。夜深了，老师的身影依然浮现在深夜的办公室窗口，“呕心沥血”地伏案改作业……开始还行，毕竟，批改考卷本质上是体力活，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一度还有“逃避自由”的畅快。后来慢慢就不行了，像爬大山，越爬越吃力。开始还是在读文章，后来大脑和眼睛都给程序化了，像GPS找路一样搜索、定位，大脑不断用GPS那种机器声说：此处没有关键字，减3分……此处论点论据不对应，减2分……此处和前面不一致，减2分……此处举例不当，减1分……基本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那种节奏感。然后就是头晕眼花想吐。大脑塞满了，一个词都塞不进去了，再塞一个词就会掉出来十个词来。再后来就觉得打一个喷嚏就会喷出一篇学生的文章来。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长时间干体力活的一个经典症状：不会思考了，成天大脑一片空白，也不完全是空白，布满了黑白电视上的那种雪花点。以往看到天气变化、树呀光呀影呀总要触景生情一下，或者读到新闻时事总要思考一下，这一段就完全没有了感受力，就剩雪花点了。其中一个症状当然就是：一点不想写博客了。脑子就跟浮肿病人一样，按一下，陷进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记得以前有人讨论为什么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反抗，有人解答说，那些犹太人天天被派去干体力活，这些活从经济上未必有多少意义，却是摧垮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机械感，那种简单重复中的混沌感，的确令人越来越麻木。难怪马克思说工人阶级需要“先锋队”的领导才能获得解放，工人阶级都忙着在体力劳动的沼泽里跋涉，只有马老师这样的“先锋队员”才有闲情逸致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写小说——嗯。《资本论》堪称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作品。昨天晚上伦敦时间9点03分，终于改完了。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摊淤泥，过了很久，咕咚，冒了一个泡。泡里写着：“我想喝可乐……要冰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