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战-3

[13]王剑南著《谁与争锋——科尔》，中国广播出版社，1997年，P275，P232，P357。　　[14]美国《基督教箴言报》1998年7月29日文章《一家影响经济的纽约公司》文中披露，穆迪公司的信用评定报告是如何影响甚至左右意大利、韩国、日本以及马来西亚的经济走势。见《参考消息》1998年8月20日。　　进入1998年夏季以来，于整整一年前打响的金融战，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次第展开了它的第二轮战役。这回被拖入战争的不光是在上一年惨遭败绩的东南亚诸国，还加进了两个庞然大物——日本和俄罗斯。其结果是使全球经济形势愈加严峻和难以控制：看不见的熊熊火势甚至点着了玩火者自己的战袍。据说，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仅在俄罗斯和香港两地，就损失了不下数十亿美元[15]。金融战争损毁力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在核武器已成为吓人的摆设日渐丧失实战价值的今天，金融战正以其动作隐蔽、操控灵便、破坏性强的特点，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战略武器。在前不久的阿尔巴尼亚骚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富和跨国集团设立的各种基金会的作用，这些基金会控制媒体、资助政治组织与当局对抗，致使国家秩序崩溃、合法政府倒台，我们或许可称之为基金会式的金融战争。令人担忧且必须正视的是，这类战争有频度越来越密、烈度越来越强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组织有意使用的趋势。　　--------　　[15]索罗斯在其新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大吐苦水，以他在1998年惨不忍睹的投资记录，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　　★新恐怖战——相对于传统恐怖战而言。　　通常意义的恐怖战由于规模所限，虽然可能比一次战争或战役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要小，但却带有更为浓重的暴力色彩，并且无一例外的在行动中不受任何传统社会规则的约束，其军事上的特点就是以有限手段打无限战争。这一特点使总是按一定规则行事，因此也就只能用无限手段打有限战争的国家力量总是在战端未启便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于组成的恐怖组织，也常常让强大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备感头疼，而用牛刀杀鸡的办法又往往不能奏效的原因。最近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同时发生的两起美国使馆爆炸案，就是最新的证明。本·拉丹式的恐怖主义的曝光，向世人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任何国家力量，不论其多么强大，都难以在一场无规则游戏中占上风。即便这个国家使自己也变成恐怖分子，就像美国人现在正在做的那样，也未必就能取胜。　　不过，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把自己的行动仅仅局限在爆炸、绑架、暗杀和劫持飞机这类传统路数上的话，倒还不是最恐怖的事。真正让人感到恐怖的，是恐怖分子与各种可能成为超级武器的高新技术的相遇。这一前景眼下已令人堪忧地初露端倪。奥姆真理教徒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其恐怖效果远远超过了毒气造成的伤亡，这一事件警示人们，现代生化技术已经为那些企图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恐怖分子锻造好了凶器[16]。与以通过滥杀无辜来制造恐怖效果的蒙面杀手们不同，意大利“长枪党武装”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高技术恐怖组织，它目标明确，手段高超，专以突入银行和新闻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窃取存储资料、删改程序、散布虚假信息为能事，是典型的针对网络和媒体的恐怖行动。我们不妨把这种采用最新技术在最新领域与人类为敌的恐怖行动称作新恐怖战。　　--------　　[16]美国一些安全专家向政府建议，要多储备解毒剂，以防止恐怖组织的化学袭击。　　★生态战　　运用现代技术对河流、海洋、地壳、极地冰盖、大气环流和臭氧层的自然状态施以影响。通过改变降水、气温、大气成份、海平面高度、日照及引起地震等办法破坏地球物理环境或另造局域生态，这是一种新的非军事作战样式——生态战。也许用不了多久，人造“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现象就可能成为某些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手中的又一种超级武器。特别是那些带有恐怖性质的非国家组织，他们不承担对社会和民众的责任，一向不肯按牌理出牌，所以更容易成为发起生态战的主体。而现实的危险在于，为求得尽快的发展速度，全球生态环境经常处在灾变的临界线上，任何微小变量的加减，都足以引起一场生态浩劫。　　除以上所述，我们还可举出非军事战争许多已有的和可能有的作战手段及方式，如造谣恫吓瓦解对方意志的心理战，搅乱市场打击经济秩序的走私战，操纵视听诱导舆论的媒体战，祸殃他国谋取暴利的毒品战，潜踪匿形防不胜防的网络战，自定标准垄断专利的技术战，展现实力示形于敌的虚拟战，掠夺储备攫取财富的资源战，明施恩惠暗图控制的经援战，引领时尚同化异己的文化战，把握先机创立规则的国际法战等等，举不胜举。在有多少种新技术就可能有多少种新的作战手段和方式（还不算这些手段方式的交叉组合及创造性使用）的时代，若想把所有的手段和方式都一一列举出来，简直是徒劳，并且也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所有这些已经加入、正在加入和将要加入战争行列的手段及其使用方式，已开始悄悄地改变整个人类的战争观：面对近乎无限多样的选择性，人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把战争手段的挑选和使用，局限在武力和军事的范围之内？非武力、非军事、甚至是非杀伤、不流血的方式也同样甚至更可能有利于实现战争目标。这一前景顺理成章地修正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说法，同时也就改变了人类一向把武力战当做解决冲突的终极手段的定见。显然，正是手段的多样化，放大了战争的概念，而概念放大的结果则是战争活动领域的放大。在这里，局限于传统战场的狭义战争将很难再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发生在明天或后天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将是武力战和非武力战混合的鸡尾酒式的广义战争。　　这种战争的目的将不会仅仅满足于“用武力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而应该是“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满足自己的利益”。第三章　背离经典的经典　　　　　　　　　　　　　　　　　　　　 海湾战争性质特殊……是否引　　　　　　　　　　　　　　　　　　　起了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这始终是　　*　　　　　　　　　　　　　　　　　　　一个观点问题。　　　　　　　　　　　　　　　　　　　　　　 ——安东尼·H·科德斯曼　　　　　　　　　　　　　　　　　　　　　　 亚伯拉罕·R·瓦格纳　　与战史上任何战争相比，海湾战争都称得上是一场大战。6个航母集群的300多艘军舰，4000架飞机，12000辆坦克和12000辆装甲车，30多个国家的近200万军队参加了这场战争。42天的战争中，有38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只进行了100小时，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歼灭了伊拉克42个师，伊军伤亡3万人，被俘8万人，有3847辆坦克、1450辆装甲车、2917门火炮被摧毁，美军仅阵亡184人，而耗资却达610亿美元之巨[1]。　　--------　　[1]参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新时代的防务：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等研究报告。　　也许是胜利到手得过于轻而易举，欣喜若狂的山姆大叔们至今还很少有人能准确估价这场战争的意义。一些头脑发热者由此开始无休止地杜撰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另一些头脑还算冷静的——大多是未能参加“沙漠风暴”的将军和军事评论家们，则怀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认为，“沙漠风暴”不是一场典型的战争[2]，意即在如此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不足为训。这种话听上去多少有些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味道。的确，用传统的眼光看，“沙漠风暴”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经典战争，但对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军事革命正在到来时进行的战争，是不能用传统的甚至过时的标准去衡量的。在新的战争需要新的经典之作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海湾正当其时地创造了它，只有因循守旧者，看不出它对未来战争的经典意义。因为未来战争的经典之作只能在背离传统的模式后诞生。我们无意帮着美国人制造神话，但当“沙漠风暴”以其参战国之众、规模之大、时间之短、伤亡之小、战果之辉煌，举世惊讶地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展开和结束时，谁能说，一场预告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战争来临的经典性战争——尽管它还只是由美国技术和美式打法创造的经典——不正向神秘诡谲的战争史洞开了它的第一扇大门？　　--------　　[2]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海湾战争的军事经验和教训》第一章，《一场独特的战争》认为“海湾战争的特殊性实际上极大地制约了我们汲取经验教训的能力。……事实上从海湾战争中究竟能汲取多少个重要的长期的经验教训，那是大成问题的”。（《海湾战争》（下），军事科学出版杜，1992年内部发行，P155）　　海湾战争后，受到强烈震动的中国军人，从最初几乎全盘接受西方军事界的看法，到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现代军事》，1998年11月，总262号）　　当我们试图通过已经发生的战争去谈论什么是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时，只有“沙漠风暴”能够提供现成的范例。眼下，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既是唯一的，又是经典的，因而也是值得我们仔细解剖的一只苹果。“露水”联盟　　在萨达姆看来，与伊朗革命扣留美国人质相比，吞并科威特更像阿拉伯大家庭里的家务事，更何况事先还打了招呼。但是他忽略了两者的区别——伊朗扣留人质固然是扫了美国人的脸，可伊拉克掐住的却是整个西方的脖子。命脉当然比面子更重要，美国不能不较真，感受到伊拉克威胁的其他国家也不能不较真。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结盟，更多的考虑是要铲除萨达姆这个伊斯兰的异数，以免他坐大后殃及自己的利益，而很难说真的是要为科威特伸张正义[3]。对利益的共同担心，使美国人能飞快地编织起一张捕捉伊拉克的联盟之网。西方大国对现代国际政治技巧早已烂熟于心，反伊联盟被聚集在了联合国的旗帜下。正义的光环成功地消解了阿拉伯人的宗教情结，使萨达姆扮演现代萨拉丁、发起一场对基督徒“圣战”的打算落了空。许多的国家自愿成为这张联盟之网上的一个负责任的结点。日本和德国虽不情愿但毕竟还算爽快地张开了自己的钱袋，比出钱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失时机的派出了自己的军事人员，从而悄悄迈出了重新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象征性一步。埃及则说服了利比亚和约旦在战争中作壁上观，不再支持伊拉克，使萨达姆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连戈尔巴乔夫也为了获得美国人对他在国内软弱地位的支持，最终默认了多国部队对其昔日盟友的军事打击。即使强大如美国，也同样得依赖盟国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提供行动的合法性和后勤援助，而不在于增加多少兵力。布什总统的政策之所以能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赞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建立了国际联盟，从而使民众相信这次不是为别人火中取栗，为战争掏钱和准备流血的不光是美国人。至于把第7军从德国运到沙特，动用了北约4个国家的465列火车，312艘驳船和119个船队；与此同时日本也提供了美军装备急需的微电子部件，这进一步证明美国对盟国越来越强的依赖性。在新的时代，“单干”既不是聪明的，也不是现实的选择[4]。如是，结盟便成了一种共同的需要。从安理会要求伊拉克撤军的660号决议，到授权会员国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678号决议，临时拼凑起来的联盟得到了国际社会最广泛的认同。110个国家参加了对伊拉克的禁运，30多个国家参与动武，其中还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显然，每个国家在这次行动之前，都充分估量过了自己的利益所在。　　--------　　[3]阿拉伯世界的反萨达姆联盟，以沙特－埃及－叙利亚为轴心。据在“沙漠风暴”担任联军司令的哈立德将军说，伊拉克对我们形成了巨大威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友军请求帮助，尤其是向美国”。（见《沙漠勇士》，军事谊文出版社，P227）　　美国人也非常重视联盟，详见《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第9部分《联盟的组建、协调与作战》。　　[4]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海湾战争的军事经验和教训》第二章《美国在军事上的依赖性》指出，“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地证明，美国军方无论在政治上和后勤供应上都得依靠友邦和盟国。没有其他国家的大力帮助，美国就无法实施任何重大的应急行动。除了小的行动外，‘单干’的选择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一切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决定都必须根据这一认识来做出。”（出处同上）　　联合国的全面介入，并不能使这个在很短时间里形成的、脆弱的像挂满露水的蛛网般的联盟，足以经受住一场战争的撞击。联盟对政治家来说，可能只是对利益仔细权衡后的一次高层会晤，一次签约，甚至是通过一个热线电话的口头承诺。而对于进行一场联盟战争的军队，则任何细节都不容忽略。为避免美国大兵触犯伊斯兰戒律，美军除规定必须严格遵守驻在国的风俗外，还租用“丘纳德公主”号游船停在海上，给美国兵提供西方式的娱乐；为防止以色列对“飞毛腿”导弹的攻击采取报复行动，搅乱讨伊阵营，美国极力为以色列提供空中保护，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这张联盟之网。　　更具深意的是“露水”联盟的出现结束了一个时代，即从1879年缔结德奥军事联盟开始的固定式联盟的时代。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结盟基础的时期已然消逝，为利益而结盟的做法上升到了主位。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现实主义大旗下，任何联盟都只会更加赤裸裸地以利益为指归，有时甚至连道义之旗都懒得扯起来。毫无疑问联盟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更多的是松散的、短暂的利益聚合体。也就是说，不再有没有利益只有道义的联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利益目标，结盟与否将由此而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受任何道义羁绊，这就是现代结盟的特点。所有的力量都被利益之网联结，可能极其短暂，但却非常有效。现代国家以及跨国组织甚至地区性力量间的利益关系从此开始变得愈发飘忽不定，就像摇滚歌星崔健所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今世界千变万化的力量组合方式，也正与千变万化的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形成了决非偶然的某种暗合。由是，为海湾战争而结成的“露水”联盟，正式撩开了新结盟时代的帐幕。恰逢其时的《改组法》　　日空一切的美国人常常有反躬自省的举动，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使那些期待着目睹狂妄的美国佬吃苦头的人一次次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使美国人一次次获益匪浅。确实如此，美国人几乎总是能从每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中，找到打开下一次行动之门的钥匙。　　军兵种间的门户之见和利益之争久已有之，各国皆然。美军各军兵种为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荣誉的竞争更是尽人皆知，无出其右。在这方面，令人印象殊深的是，远在60年前的对日作战中，为突出本军种作用，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就各搞过一套太平洋战略。对此，连老谋深算的罗斯福总统也难于平衡；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30年前轰炸越南的美国飞机，居然要同时听命于4个独立的司令部指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直到15年前，指挥系统分割独立和职权不明，给驻贝鲁特的美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就是直接导致大约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丧生。而身为“格林纳达”行动联合特遣部队副司令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将，即使在他日后升任“沙漠风暴”的联军统帅之后，依然对在格林纳达时参战美军按军兵种各行其是所暴露的问题记忆犹新。这个问题就是，在联合作战中究竟谁该听谁的指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困扰了美军几十年的问题，不是由身经百战的将军或经纶满腹的专家所攻克，倒是被名叫戈德华特和尼科尔斯的两个参议员解决了。1986年国会通过了他俩提出的《国防部改组法》[5]，用立法的方式一举解决了联合作战中的各军种统一指挥问题。　　--------　　[5]L·阿斯平与W·迪金森代表众议院所作的海湾战争研究报告中，对《戈－尼国防部改组法》给了极高的评价，“《戈－尼国防部改组法》确保美国三军齐心协力地进行同一场战争”。报告还转引了国防部长切尼的话，该法是“自《国家安全法》诞生以来对国防部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立法”。军事将领们对此也评价甚高，曾任参联会副主席的海军上将欧文斯把《戈－尼国防部改组法》称为“美国军事领域三大革命之一”，“该法规定在所有冲突中，都将使用一支联合力量进行作战，它还明确军种参谋长不再是作战指挥官。作战指挥官是5位战区总司令。”（《国防大学学报》，1998年11期，P46－47；《现代军事》，1998年第12期，P24）　　接下来的问题就剩下需要一场战争了。不早不晚，恰在这个时候，萨达姆愚蠢地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这对于急欲检验《改组法》灵验与否的美国人简直是天赐良机。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改组法》恰逢其时，倒不如说是海湾战争的到来恰逢其时。　　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幸运地成了《改组法》的最早受益者，同时也就成了美国战争史上权力最大的两位将军。作为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第一次明确地获得了总统首席军事顾问的地位，这使他得以直接听命于总统和国防部长，并可据此发号施令于三军，而不必再去充当军兵种参谋长之间没完没了扯皮的协调员；作为战场司令官的施瓦茨科普夫，则更是耳根清净，大权在握。来自五角大楼里的唠叨絮语他尽可以拣自己愿意听的去听，照自己愿意做的去做，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派头，而麇集海湾的百万大军乃至太空中的卫星、海水下的蛙人直到每一艘滚装货船，却都要服从他的号令。这使他可以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行使《国防部改组法》赋予联合总部司令的超军种权力，比如当海军陆战队的前线指挥官强烈要求在科威特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时，他统观全局，果断地行使了否决权，继续专心致志于他早已成竹在胸的“左勾拳”行动。　　一部刚刚颁行不到5年的法令，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能得到如此彻底的贯彻，这不能不归结于美国这个法律社会中人们的契约精神。而由此衍生出的新的指挥模式，则成为有军种分野以来，最成功的军事指挥权的恰当运用。它的直观效果就是减少了指挥层次，真正实现了委托式指挥，使以往根深蒂固的树状指挥体系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化，这一演化的副产品则是让更多的作战单位能够在第一时间共享战场信息。　　如果把《改组法》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不难发现美军的此番改组，并不是偶尔为之的巧合，而是适时地顺应了新的时代对旧的军队指挥关系提出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即对原本分散的军兵种权力进行重新组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为某个临时目标而凝聚的凌驾于所有军兵种权力之上的超级权力，使之能够在任何一场战争的竞赛中胜任愉快。《改组法》在美国的诞生及其在美军中产生的效果是发人深思的，任何一个希望在21世纪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都将无可逃遁地面临这一抉择，要么“改组”，要么失败，别无它途。比“空地一体战”走得更远　　“空地一体作战”，原本是美军为在欧洲平原上对付随时都会像潮水般涌来的华约坦克集群想出的扼敌之策，只是苦于始终没有一试锋芒的机会。海湾战争为这些满怀创造和杀戮欲望的美国军人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但实际战况与人们事先对它的设想有相当大的差距。“沙漠风暴”基本上是一次持续了几十天的有“空”无“地”的战役，好不容易在最后时刻亮出的“沙漠军刀”，包括那一记漂亮的“左勾拳”，也不过才挥舞了100小时就悻悻收场。地面战斗并没有如陆军期望的那样成为压轴戏，倒更像是一部只演奏了一个乐章就匆忙煞尾的协奏曲[6]。“空中战场将成为决定性战场”，杜黑的这一预言似乎得到了迟来的证明。不过在海湾上空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这位空军制胜论者的想象力。无论是在科威特还是伊拉克，所有的空战都不是通过单纯的骑士式决斗夺取制空权，而是融侦察、预警、轰炸、格斗、通信、电子攻击、指挥控制等所有作战行动为一体的空中战役，其中还包括了对外层空间和电子空间的占领和争夺。　　--------　　[6]海湾战争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梅里尔·麦克皮克上将说，这是一场“大量使用空中力量的战争，美国和多国空军部队获胜的一次成功之战”，“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空中力量打败地面部队的战争”（美国《空军杂志》1991年5月号）。他的前任迈克尔·J·杜根在战前的一次发言中说，“避免多流血的地面战斗的唯一办法是使用空军”。尽管杜根被认为是越权发言而被免职，但他的见解并没有错误。　　至此，这些提出“空地一体战”概念的美国人比杜黑所能走得已经远了许多，即使这样，他们也还要等几年时间才会明白，一旦把一体作战的理论诉诸实战，其范围远比他们最初的预想要宽泛得多，以至宽泛到了陆、海、空、天、电无所不包的地步。尽管对海湾战争果实的消化还需一段时日，但它已经注定要成为日后美国陆军中的精英们突然开悟时提出“全维作战”理论的原点。　　有趣的是，你尽可以认为美国人的悟性滞后了些，但这居然并不影响他们先期获得通向“全维作战”的密钥：这就是著名的“空中任务指令”[7]。这一由陆、海、空共同制定，使陆军出身的联军统帅施瓦茨科普夫得以号令整个联军空中力量的每天长达300页的“空中任务指令”，是空中战役的灵魂，它根据作战的总攻击计划，逐日为所有飞机选择最合适的打击目标。每天上千架联军的飞机从阿拉伯半岛、西班牙、英国、土耳其起飞，按照经过计算机处理的“空中任务指令”，展开跨军种、超国界精密配合的空中打击。虽然这个指挥程序在海军看来过于“空军化”了——为此他们甚至打起小算盘，悄悄留下部分飞机，以备在最终也没能到来的海军大出风头的时刻派上用场——但它毕竟成功地组织了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繁复的空中战役。　　--------　　[7]不论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还是众议院L·阿斯平的报告，对“空中任务指令”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空中任务指令导演了一场精密策划的一体化空中战局”。　　不仅如此，“空中任务指令”还为从此后一切作战行动提供了一种组织指挥的范型。一纸“指令”就是一份极佳的军种间战斗力量的组合方案，而跨国组合的复杂和成功，更是它的精彩之处。仅此一点，已使它大幅度地超越了“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设计者们的视界。这就是说，美国大兵在不经意间把战争之神带入了一片她过去从未涉足过的开阔地。谁是陆战之王？　　山本五十六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创新力的军事“异才”，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并大获全胜是他在海战史上留下的神来之笔。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同是这个山本居然没能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在指挥联合舰队重创美国海军之后，他仍然抱定只有战列舰才是海上决战主力的信念，把已经在握的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重又扔进了太平洋的万顷波涛之下。如果说第一个犯错误者尚能让人惋惜的话，第二个犯同样错误者就简直是愚不可及，特别是犯那种已经做到却偏偏想不到的错误的人。遗憾的是战争史上这类思想比行动滞后的例子屡见不鲜。和当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样，尽管美国陆军用直升机把伊拉克的装甲机械化部队打得溃不成军——据说在整个地面战斗中，除了被美国第7军包围在巴士拉以南的共和国卫队“麦地那”装甲师作过一次困兽之斗外，几乎没有发生过像样的坦克战。可当海湾的硝烟散尽之后，分明已经用直升机开创了陆战新时代的美国人，却同样令人费解地又退回到了战前的思维水平，把本应成为战争新宠的直升机晾到一边，在其他兵器包括坦克都增加了研制费用的情况下，独独削减了对直升机的拨款。抱残守缺，依旧坚持把坦克当做未来陆战的决胜兵器[8]。　　--------　　[8]据俄国和西方军事专家预测，“今天，作为单个目标的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时间可能不会超过2－3分钟。营－连编成中的坦克在开阔地上的生存时间为30－50分钟。”尽管专家们作了这样的估计，但大多数国家仍把坦克作为主力兵器（俄《军人》杂志1996年第2期）。拉尔夫·彼得在《未来的装甲战》一文中说，“‘飞行坦克’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所向往的，但考虑到使用燃料的合理性和作战中的体能与心理因素，未来需要的仍然是地面系统。鉴于攻击直升机已集中了我们曾为飞行坦克设想的种种特点，我们认为攻击直升机是对装甲车辆的补充，而不能被取而代之。”（《参数》杂志1997年秋季号）　　其实，早在越战时期，直升机在美国人手中就已经初露锋芒，紧跟其后，又有苏联人在阿富汗山区、英国人在马尔维那斯群岛，让直升机大放异彩。只不过由于其对手主要是游击队和非装甲步兵，才使直升机对坦克王座的挑战整整晚了二十年。海湾战争终于给了直升机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这一次，不算联军的直升机部队，仅美军就在海湾部署了1600架各种型号的直升机，如此庞大的直升机群足以编制起整整一个直升机集团军，但一向标榜创新精神的美国人，此番却毫无创意地像法国人在二战时把坦克分散配属给步兵一样，也把直升机作为装甲机械化部队和其他部队的配属力量。所幸的是注定要在此战中一战成名的直升机，并未因此掩去它的王者气象。　　就在美国人通过CNN把“爱国者”、F－117、“战斧”导弹等战地明星捧上云霄之际，直升机（只有对“阿帕奇”的宠爱还差强人意）不公正地受到了冷落，除了美国国防部在战后写出的《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外，很少有人还记得为“沙漠风暴”立下首功的不是别的什么武器新宠而是直升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连续轰炸开始前20分钟，经数小时贴地飞行后，MH－53J和AH－64直升机用“狱火”导弹先行摧毁伊拉克预警雷达，为轰炸机群开辟出安全通道，展示了直升机无与伦比的突防能力。作为最灵便的战场飞行平台，它还承担了大量的运输补给、医疗后送、搜索营救、战场侦察、电子对抗等任务，在海夫吉战斗中，迅速遏止伊军攻势，最终击退伊军的主要力量也是直升机。在这场战争中，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展现直升机深厚潜力的是“眼镜蛇行动”：第101师运用300多架直升机来了一次战争史上最远的“蛙跳”，在伊拉克纵深内100多公里处建立起“眼镜蛇”前方作战基地。随后他们依托基地切断了伊军沿幼发拉底河谷后撤的唯一退路，并截住了沿哈马尔堤道逃窜的伊拉克部队。这肯定是这场战争的陆战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次战术行动。它宣告了直升机从此完全可以自立门户进行大规模的单独作战。当成群结队的伊拉克士兵从被直升机摧毁的工事中跑出来跪地乞降，又被直升机驾驶员像驱赶西部原野上的野牛一般圈成一堆时，“最后解决战斗只能靠步兵”的观点，已经被这些美国的“飞行牛仔”们从根本上动摇了。而本来这次直升机“蛀跳”行动的最初意图，只是为担任主攻的装甲部队提供支持，但直升机部队出人意料的成功，使计划远远落后于战况的进展。为此，施瓦茨科普夫不得不下令第7军提前15小时发起进攻，尽管在弗兰克斯将军的指挥下美国第7军在沙漠上的推进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年以发动坦克闪电战闻名于世的古德里安，但并未像那位前辈一样赢得“闪击战”的美誉，反倒被斥为“像老太太一般一步步慢慢往前挪”。战后，弗兰克斯将军以伊军尚有战斗力为由，反驳来自设在利雅德的联军总部的批评[9]。但实际上不论批评者或是反驳者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弗兰克斯将军摩下坦克的机动性受到的指摘，正是以直升机作为参照系的。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战例证明，哪一种坦克能够跟上直升机的作战节奏。　　--------　　[9]《走进风暴——指挥研究》，是退休后的弗兰克斯将军写的一本书，在书中他谈到，第7军穿越沙漠的速度没有错，来自利雅德的批评没有道理。（见美（陆军时报》1997年8月18日）　　其实不光是机动性，坦克作为昔日的“陆战之王”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来自直升机的挑战，与需要为不断克服地表的磨擦系数而痛苦的坦克相比，直升机的作战空间在一树之高，完全不受任何地面障碍的影响，良好的机动性足以抵消其装甲不厚的缺陷。同样是运动中的武器平台，其火力也丝毫不比坦克逊色，这是坦克带着“水柜”的绰号登上战争舞台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更让坦克难堪的是，为组织起一次成规模的坦克集群突击，所花的精力（光是如何把一定数量的坦克远程输送到集结地域就令人伤透脑筋），所冒的风险（在坦克处于集结状态时，极易遭敌先制打击），在长于分散部署、集中突击，聚可以打正规战，散又可打游击战的直升机面前，已毫无优势可言。事实上，坦克和直升机作为一对天敌，前者远不是后者的对手，不要说AH－64直升机这样的“坦克杀手”，就是陈旧的AH—1“眼镜蛇”直升机在海湾战争中也击毁了上百辆坦克，而自己却无一伤亡。面对直升机的强大攻击力，有谁还会坚持认为“对付坦克的最好武器是坦克”[10]呢？　　--------　　[10]见《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P522。　　现在可以说了，直升机是坦克真正的终结者。这颗在海湾的波涛之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以“沙漠风暴”中的赫赫战果为自己的王位加冕，毫无疑问，它将坦克逐出战场只是个时间问题。或许用不了多久，“从空中打赢陆战”将不再是耸人听闻的口号，越来越多的陆军指挥官们将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而以直升机为主战兵器的“飞行陆军”和“飞行陆战”这样的新概念就会成为标准的军语，出现在每一部军事词典中。隐在胜利背后的另一只手　　如果撇开作为三军总司令的布什事先肯定知道进攻时间这一点不谈，单从CNN 的电视报道而言，全世界都与美国总统一样，在同一时间看到了开战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处于信息共享时代，一位总统并不比一位平民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特权。这就是现代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之处，实时或是近实时的报道，使战争成了普通人可以从传媒中直接审视的新节目，由此传媒也就成了战争的直接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是提供来自战场的信息。　　与直播一场世界杯足球比赛不同，人们所看到的一切除了先要受到电视记者主观视角的限制（被派往前线的1300名新闻记者谁都知道美国国防部刚刚颁布的《关于海湾战争新闻报道的修正规定》，哪些能报道，哪些不能报道，每个人心里自有分寸），还要经过设在宰赫兰和利雅德的联合新闻处的保密审查。也许是美国军界和媒体都接受了越战时期双方龃龉甚深的教训，这一次新闻机构与军方相处得很融洽，有一个数字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出的1300多份新闻稿件中，只有5份被送到了华盛顿去审查，其中4份在几小时内即获通过，剩下的1份则被新闻单位自行撤销。战地指挥官在新闻记者的通力协助下，成功地牵动了全世界的视听，让人们看到了军方希望人们看到的一切，而所有他们不愿被人们知道的东西，于是谁也都没能看到。美国新闻界一致放弃了向所标榜的中立立场，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反伊阵营，与军界配合得就像一对出色的双簧演员，十分默契又十分卖力地演绎着同一个战争剧本，使传媒的力量和联军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对伊进攻的合力[11]。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久，各类新闻中很快出现了大量美军源源不断开进沙特的报道，使伊军在科沙边界望而却步，悄悄为“绊马索”行动造了声势；“沙漠风暴”开战的前一天，又是西方传媒大肆张扬的美国航母编队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起到了迷惑萨达姆的作用，使其在大难临头时还以为美军尚未完成作战部署。同样，如果不借助媒体的渲染，在海湾战争中派上用场的任何一件所谓高新技术武器，其威力都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大。在整个战争期间举行的多达98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人们看到了精确制导炸弹如何沿通风孔钻入建筑物中爆炸的画面和“爱国者”击毁“飞毛腿”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这一切给了全世界包括伊拉克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关于美制武器奇特威力的神话由此确立。“伊拉克必败，美国必胜”的信念也由此而生。显然，新闻帮了美国人的大忙。不妨可以这样说，是美国军方和西方传媒有意无意地联手做成了一个死扣，把萨达姆的伊拉克吊在了绞架上。在战后修改的《作战纲要》中，美国人着意提到了“媒体报道的力量能对战略方向及军事行动的范围造成戏剧性的影响”，而新近制定的FM100－6号野战条令《信息作战》中，更是把海湾战争中的新闻战当做范例。看来，从今以后的所有战争，除了军事打击这一基本手段，传媒力量将越来越变成战争的另一只手，对推动战争进程起到与军事打击等量齐观的作用。　　--------　　[11]见《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第19部分“新闻报道”。　　与过分带有主观色彩而容易被对手和中立者拒绝的战场宣传不同，媒体由于其巧妙地披着客观报道的外衣而悄然发生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在海湾，如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军事上剥夺了伊拉克的发言权一样，强大的西方媒体剥夺了伊拉克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是被同情、被支持的权力，与伊拉克宣传中布什是十恶不赦的“大撤旦”的微弱声音相比，萨达姆作为侵略者、战争狂人的形象则被渲染得更加令人信服。正是一边倒的媒体力量和一边倒的军事力量一道，使伊拉克在战场和道义上受到双重重拳的猛击，这就注定了萨达姆的失败。　　不过，媒体的作用一向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它在指向敌人的同时，会有另一面同样锐利的锋刃朝向自己。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地面战之所以在100小时后戛然而止，居然是由于布什总统被战地新闻发布官在电视上发表的一通对战争进程的轻率看法影响后做出的同样轻率的决定，“戏剧性地缩短了从战略决策到结束作战的时间”[12]。结果使余日无多的萨达姆逃过了必死的一劫，也就为日后掌政的克林顿留下一串最终没能炸响的“沙漠惊雷”。传媒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直接，以至于连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做出类似停战这样的重大决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一次电视新闻的反应。媒体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冕之王已经成了打赢任何一场战争的重要力量。在“沙漠风暴”横扫海湾之后，将不会再有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而没有媒体力量介入就能取胜的战争。　　--------　　[12]美国陆军FM100－6号野战条令《信息作战》中，详细披露了这一带有戏剧性的事件（见《信息作战》，P68－69）。电视新闻对“死亡高速公路”的报道，也对战争的过早结束产生了影响。（《联合部队季刊》1997－1998秋／冬号）有许多个剖面的苹果　　作为结束旧时代、开启新时代的第一场最具技术综合特点的战争，“沙漠风暴”是一次能给予各国军人以全方位启迪的经典之战。任何乐于对军事问题进行探究的人，不论把目光投向这场战争的哪个角落，总能从中得到教益或者是教训。基于此，我们把这场在经验和教训方面都具有多义性的战争，称之为有许多个剖面的苹果。而这只苹果的剖面远不止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些，只要你有一把锋利的思维之刀，便随时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剖面出现在你的眼前：　　在布什总统对美国和全世界为科威特所负有的道义责任慷慨陈词时，没有一位自负的经济学家预见到美国会为这场战争的军费开支提出典型的A－A制“责任分担”计划，从而开创了分担国际战争费用的新模式——一起打仗，共同付帐。即使你不是商人，也不得不佩服这种华尔街式的精明[13]；　　--------　　[13]《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第16部分，专门谈到“责任分担”的问题。与一般认为的不同，美国人在让盟国分担战争费用时，主要不是出自经济因素，而是基于政治考虑。莱斯特·瑟罗的《21世纪的角逐》谈到，610亿美元的战费“与美国每年6万亿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这笔军费开支实在微不足道。之所以要那些没有输送战斗人员参战的国家给予财政资助，完全是为了让美国公众信服此战不是美国一家的事，而是联合行动”。　　心理战并不是新颖的战法，“沙漠风暴”心理战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创造性。把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投下后，再让飞机撤下传单，警告那些在几公里外被这次爆炸震得心惊肉跳的伊军士兵：下一颗炸弹就会轮到你了！仅此一招，就足以使成建制师的伊拉克军队土崩瓦解。一位伊军师长在战俘营里承认，心理战对伊军士气的打击，仅次于联军的轰炸[14]；　　--------　　[14]杰克·萨姆少校在《特种作战》杂志上撰文，介绍美军第4心理战大队在海湾战争中实施心理战的情况。（见《特种作战》杂志1992年10月号）在美军《东欧中亚军事杂志》1991年12月号中，也有专文介绍海湾战争中的心理战。　　战争开始时，A－10被美国人自己都认为是一种已经落后的对地攻击机。在与“阿帕奇”直升机进行了被称为“致命的联合”之后，这种飞机以大面积淘汰伊军坦克而使自己免遭淘汰的命运，直至成为海湾上空众多耀眼的明星之一。一种并不先进的武器与其它武器搭配，竟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这对武器的设计和使用当会有一言难尽的启示；　　对于开战前不久才匆忙接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麦克皮克将军来说，他在“这只苹果”上留下的齿痕，是在战争中实现了他打破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界限，建立空军混合联队的梦想，并在战后以“减7加4”的办法对美空军指挥体制进行了有空军以来最富创见的改革，即在取消了战略、战术、空运、后勤、系统、通信、保密等7个空军司令部之后，又组建了作战、机动、装备、情报等4个空军司令部[15]。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海湾战争，麦克皮克将军的同僚们会接受如此大胆的变革[16]。而我们这些海湾战争的局外人，就更无法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和借鉴。　　--------　　[15]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主张用多机种组成的“混合联队”，替代由单一机种组成的联队。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沙特阿拉伯再干点事的话，就不再是用由72架F－16装备起来的联队了，而是由一些攻击机、防空战斗机、防空区外飞行的干扰机、‘野鼬鼠’、加油机等等组成的联队。……这些战术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时会用得着的。”（美《空军》杂志1991年2月）　　[16]美国空军部长堂纳德·B·赖斯认为，“海湾战争非常透彻地阐述了这样一条（经验）：空中力量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计划和实施作战行动时，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迈克尔·洛将军指出，“用诸如‘战略’和‘战术’等术语来限定飞机的类型和任务，正在阻碍为发展空中力量而做出的努力，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必须进行组织结构的改革。”（见美国空军条令AFM1——1《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基本理论》P329，注释8）分管计划与作战的副参谋长吉尼·V·亚当斯承认，从海湾战争中汲取的教训是“修改而不是检查我们的作战条令”。美国空军分管后勤与工程的副参谋长亨利·维切利奥中将，也赞成通过改革减少保障方面的薄弱环节。见《简氏防务周刊》1991年3月9日。　　等等，等等。　　假如照此穷举下去，我们会看到这只苹果更多的剖面，而且并不都是随处可圈可点。老实说，它的缺陷和可疑之处几乎和它的长处一样多，但这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对它产生丝毫的轻视。尽管这场内涵丰富的战争，还不能被看做是现代战争的百科全书，起码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战争的全部现成答案。但它毕竟是大量高新技术武器出现后，头一回最集中使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的实验场，凭借这一点，已足以为它赢得战争史上的经典地位，并为我们思维的根芽，提供一张全新的温床。第四章　美国人在大象身上摸到了什么　　　　　　　　　　　　　　　　　　　　 空中作战是对伊战争获胜的决　　　　　　　　　　　　　　　　　　　定性因素……有效使用高技术武器，　　　　　　　　　　　　　　　　　　　既是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战争中表现　　　　　　　　　　　　　　　　　　　出色的关键原因，也是使联军伤亡　　　　　　　　　　　　　　　　　　　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关键原因。　　　　　　　　　　　　　　　　　　　　　　　　　 ——L·阿斯平　　海湾战争是美军在近几十年战争狩猎中捕获的最大猎物。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军界、国会议员、种种民间机构就已经从不同角度开始对这只猎物进行详尽的解剖。从他们提交的每一份报告和美军随之而来的每一步调整中，都可以看出此番大解剖极其富于成果，而这些成果对于全世界的军队和军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断不可等闲视之。至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美国人，由于其民族天性特别是存在于军兵种间由来已久的门户之见，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盲点和思维误区，以至于把对一场宏伟战争的审察，变成了一次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盲人摸象，则是需要我们去清醒甄别的课题，而不应以此作为否定其价值的借口。但，美国人究竟从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模到些什么？还是让我们看看再说。军种藩篱下伸出的手　　从南北战争时就扎起的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篱笆，在美国空军诞生之后非但没能拆除，反倒成了横亘在三军之间的藩篱，成为让上至总统、下至五角大楼甚感头痛的历史顽症。即使是在海湾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改组法》，针对于这道无形的障碍，与其说是治本的妙方，不如说更像是治标的权宜之计。一俟战尘落定，诸军班师回国。依旧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各行其是。不过，领率美国三军的将领们倒并非冥顽不化的庸碌之辈，海湾战争出人预料的进程和结局，在令举世震惊之时也同样使这些“沙漠风暴”的决策者们深受震动；继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产生的失去对手的茫然感和重新确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新秩序的使命感，更使这些将军们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必须改革这支军队的迫切性，尽管他们仍无意放弃军种成见。从九十年代陆续出台的各军兵种作战条令来看，美军的改革已全面起步，其出发点无一例外都建立在海湾战争带来的大量鲜活经验和教训之上。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展现在美国三军眼里的是三场海湾战争。对这场既是旧时代最后一战又是新时代揭幕之战的战争，陆海空三军备执一词，力求从中找出最有利于本军种的证据，殊不知从军种篱墙后面伸出的手，是不可能摸遍一头像海湾战争这样的大象的。　　沙利文将军摸到的或许是一条缺少弹性的象腿。在这位海湾战争时的陆军副参谋长、战后几个月才上任的陆军参谋长看来，“沙漠风暴”中美国陆军的表现虽不是乏善可陈，但绝对谈不上突出。特别是与在38天狂轰滥炸中风头出尽的空军相比，四天时间风卷残云般的地面战，没能给他的军种带来期许已久的荣耀。对陆军的每个关节都了如指掌的他，比谁都更清楚这支古老军种在这场划时代战争中的症结所在。尽管他接手时的美国陆军正挟“沙漠风暴”的余威如日中天，更由于苏军的式微而水落石出，成为无人与之争锋的强大军种，但他仍极富远见地向世人表达出了预言家式的忧虑。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在冷战之弦猛然松弛下来后，已经显示出老化迹象的军队结构和急于分享和平红利的政治家们会使他的陆军无法迈过21世纪的门槛，在新的一千年开始时仍确保它在各国陆军中的领先地位。使它重新获得活力的唯一办法，就是狠下猛药，对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支全新的“21世纪陆军”的设想，力主“从散兵坑到工厂”的各个环节上重新设计美国陆军[1]。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弥漫在层层机构中官僚习气的影响，他组建了直属他领导的最初只有1100人的“路易斯安娜演习特遣部队”，用海湾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去塑造这支通常被人们称为“数字化部队”的特殊部队，并用它的成功“四两拔干斤”，把陆军带到信息化战争的边缘，一步跨到了其它军种的前面。从而也把这支军队带上了一条虽然大胆创新，但也前景难料的道路。整个过程中，他从未明确说出口的是，进行如此充满诱惑力的改革，其间还藏有一份军种私心，那就是从几十年里头一回缩小了的军费蛋糕上，为陆军切下比其它军种更大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