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3

第三部分“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5）不但关公自己不敢当，关公实在也当不起，平心静气地说，关公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军人，一个革命军人，他斩颜良、诛文丑、杀蔡阳、捉于禁，处处都表现他的成功，他对国家很忠心，对刘备很讲义气。不错，他是一个名人，可是他也想不到在他死后名气竟像小孩子吹气球一样，一天比一天大，大到和孔夫子一样了。大家知道，孔子是圣人，可是关公也跟着在民间变成了圣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一种想象不到的好运气。一个人死了以后居然这样走运，大概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能够跟他比了。我们看三国的历史，在三国的时候，曹操最强，孙权、刘备联合起来才能打得住曹操。依当时的国际情势，一定要刘备孙权联合才行，我们看京戏里边的“借东风”、“草船借箭”，历史上的赤壁之战，这些都是刘备孙权联盟的成绩。可是由于关公的骄傲，竟把这种局面破坏了，走麦城一次关公被俘虏了，关公表现很好，胸脯一拍，大丈夫，革命军人，宁死不投降，你杀老子头，老子２０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不错，关公是好汉，不但２０年后，２０００年后还是。可是关公的死，却引起蜀吴两国的不和，刘备发誓要替他报仇，诸葛亮一再劝刘备不能打孙权，刚才五号同学说诸葛亮没有劝刘备，我要替诸葛亮打抱不平。可是刘备不听，一定要打孙权，结果陆逊火烧连营７００里，刘备打败了，从此退到四川去，蜀国元气大伤，刘备气死了，张飞也被刺了，最后诸葛亮一人苦撑了一阵，后来也累死了，整个的国家一败涂地了，使汉朝的命脉从高祖起４００年到此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关公死了，对他自己好，却把刘备害了、把张飞害了，诸葛亮也跟着倒了楣！这些都是关公的杰作和他引起来的坏影响。由于关公的故事，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评介历史人物实在很不容易。花木兰，本来没有这个人，可是大家硬说有个花木兰。包公本来是宋朝的一个小官，比台南法院的那个高嵩还小三级，可是大家硬说他是一个大法官。郑成功本来有很长的胡子，可是大家看看那幅画，他的胡子竟给这位现代派画家给刮去了。我随便举这几个例子，都证明现代人对古人是如何的不了解，评介历史人物是如何不容易。第三部分“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6）因此，我站在同学的立场，奉劝大家，你这辈子什么人都可以惹，就是别惹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可是千万不要得罪我们学历史的，学历史的人都是又穷又酸的人，都和我差不多，天生就爱浇别人凉水、扯别人后腿。他高兴了，教你流芳百世，你就不会遗臭万年；他不高兴了，往你脸上抹上白粉，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掉。如果你现在突然死了，你先别伤心，说不定１２００年以后，又来了一个罗贯中，一天心血来潮，又写了一部新三国演义，看中了你，选你做主角，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大吹大拍大叫大捧一阵，那你就是关公第二了！谢谢各位！在这场长达十三四分钟的演说里，他的“大放厥词”，使副师长向他数次瞪眼示威，四五百名军官大笑、欢呼，叹声不绝。计时员也听得忘了看时间，下台后，副师长赶忙上去一再强调关公是民族英雄、忠肝义胆等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十三四分钟的演说里，在十几次掌声打断的情况里，我以严肃的脸孔，以台大历史系的金牌子，以嬉笑讽刺的口吻，轻而易举地拆穿了关老爷那张偶像的脸，顺便拆穿了花木兰、包龙图、郑成功等人的真面目，下台后副师长赶忙上去一再强调关公是民族英雄，忠肝义胆，阿兵哥们则人人以一种惊奇而忍俊不禁的鬼脸看我……一位预官说：‘你的演说使三民主义讲习班光芒万丈！使预官班光芒万丈！’……有的叹我游戏人间；有的欲挽我长谈，与我为友。指导员说：‘为了讨好听众，你的效果达到了；为了争取第一，你就失败了。我们内心佩服你，可是场合不同，所以你得了最末一名！’颇有人为我得倒数第一不平者，哀哉！”①的确，李敖非常善于利用那些艰涩难懂的文言材料和抽象的观念，他能通过一种通俗易懂、听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充分体现了他不凡的语言才华。也正是在这种“寓教于乐”的过程中，他与战友取得了沟通。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1）题记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十三年与十三月》一、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１９６１年２月６日，李敖从澎湖退伍，回到了台中古城——这个充满了“缠人的旧梦”的地方。小城洁静的街道依旧，清澈的河水依旧，铁砧山上的郑成功雕像，宝觉寺内悬挂的巨钟，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李敖已变。他已不是十年前那个初涉世事的惨绿少年了。山地的太阳、澎湖的海风和肉体的磨炼已使他变得一身英气，沉稳而干练。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二，“尾牙”早过，过年的气氛已经浓起来了。街上到处都是采购年货的人群，大小商店则披红挂彩，以大幅广告招揽顾客。明天就是百姓祭灶的日子，走在熟悉的小街上，已能看到大红大绿的灶王神像和甲马了。那甲马上的画物自与大陆风俗不同，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二十三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那“饧”就是软糖，是用来粘灶王爷的嘴，希望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豆”则是为驮灶王上天的马匹备的马料。而李敖眼前的甲马画里，则有了靴、帽、衣甲、刀杖、弓箭等物，李敖不禁哑然失笑，台湾人比大陆人想得真是周到多了。把自己的命运系于那一张薄薄的画纸上，李敖感到实在荒唐。过了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便开始大扫除了。卖春联的人也在街头摆上了摊子，除了靠手艺能赚点钱外，这也是他们施展身手的好机会。看着那些老头儿老太太手捧红红绿绿的对联喜盈盈地往家赶，谁都会感觉到年关的脚步真的越来越近了。就在家家户户忙着迎新年吃年糕的时候，李敖一直在为自己的谋职奔忙。他很希望得到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位，但经过多方努力还是落空了。他心中暗想，自己惟一的出路只有去做姚从吾先生的助理了。这份工作虽然薪水不多，但毕竟能使自己的经济困窘得到一些缓解。解决了烦人的经济问题，报考历史研究所也就比较从容了。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2）腊月二十六，他的同学萧启庆来信转达了姚从吾的嘱咐，让他不必着急北上，可以年后再去。于是他在家中开始了上班前的准备工作，洗澡，理发，整理资料，并且买来了木工工具，与同学商量到台北后如何住宿才省钱。大年初一这一天，当人们穿着花团锦簇的新衣走街串巷拜年道福的时候，李敖已难耐这种“走春”的热闹，下午四点，在同学的相送下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临走时，母亲给了他二百元钱，并送他四个橘子，三姐夫送他一张快车票（５４．５元），就这样只身来到台北，又回到了台湾大学。两天后，他在台湾大学西侧的新生南路找到一间房子，与同学李善培隔壁。这是那种老式的对排木屋，地点在该路３段６０巷１号，月租２２０元。此时的李敖，生活全靠借钱维持，其困窘可想而知。小屋只有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李敖定名为“四席小屋”。李敖和善培合买了１５０块钱的木头，两人大干一天，做了五个书架，一个资料架，便很快进入了艰苦而忙碌的学习状态。对于李敖而言，真正称得上艰苦的，仍然是他拮据的生活。他在经济上时常要靠借钱度日。借同学的钱，借老师的钱，有时还要因钱而闹不愉快，比如对方催他还钱，他要借的多对方又没有那么多等等，因此，每当夜深人静回首一日的生活时，他总是为此事烦恼。他在日记中写道：“钱为最伤朋友感情之物，我真恨我经济不能独立！我真不愿与好朋友因钱伤感情、露真面。”他与善培合用饭票，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他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假装说自己吃过了，因此而饿了一顿。在他的日记中，还有“夜几断炊”、同学偷家里老爸的茶叶来喝的记述。这种生活也迫使他挤时间赶写文章向外发表，靠稿费救急，并抽出时间给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改作文，每篇一元，聊补温饱。生活艰苦，并且忙碌，他要一边应付姚导师的助手工作，一边还要学英语，写作，并参加了法语和德语补习班——他还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加上每天有朋友来侃大山，最多时达１４人，李敖常常不堪其扰。在这里他住了四个月，白天用黑布幔遮住门口，以增加神秘气氛，晚上伏大木桌上，点一百支灯泡，边整理边读写，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记述详细的“四席小屋日记”中可以看到，为了救生活窘迫之急，从三月到四月，他写下并改定的文章有：《梁实秋与徐志摩》、《长袍心理学》、《西藏葬俗考》、《“两昆仑”考》、《行李考》、《假如我是女人》、《爱情的刽子手》、《红玫瑰》、《无为先生传》、《中国小姐论》、《一封神气的情书》、《论赤子之心》等等——这几乎是《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雏形了。文稿投出去之后，有退稿也有发表。其中《充员官》、《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于《中华日报》、《联合报》、《人世间》等杂志。当时他的朋友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并说可以介绍他去投稿，但由于这是蒋经国救国团的杂志，李敖讨厌救国团，故拒绝了。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3）在这几篇文章中，有的是比较严肃的话题，比如《充员官》，写的是军中难忘的战友情谊；再如《“两昆仑”考》、《西藏葬俗考》、《行李考》（改中学旧作）则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文章。而《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则一方面带有反传统观念的思想，另一方面带有玩世的性质。这一组谈情论美的文章，估畎接得了大批的读者。其中有许多内容实在是一种玩世之作，像《中国小姐论》、《由一丝不挂说起》等文，文采盖过了内容。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观点，毋宁说更喜爱他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幽默诙谐的表述，因为喜欢他的表述，转而也接受了他的观点，或默许他的观点的存在。难怪后来大学问家徐复观与他打官司时要说他没搞国学研究真是可惜，“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在“四席小屋”中，李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作，即他已经开始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著名长文的构思与写作。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活跃期，越写思路越活跃，他不由从内心发出感叹：“要做的题目太多了。”过去的积累与苦思正在结出一个又一个殷实的果子。此时的李敖，在胸怀与志向方面，可以用心无旁鹜、志向远大来形容。他说自己有六大法宝：（一）眼光——多得是，算得了什么？（二）心胸——笑哈哈地，豪迈气概！（三）远景——勇敢的梦想，瑰丽的梦想。（四）刚毅——强悍，意气不少衰。（五）勇气——虽困难重重，吾往矣。（六）活力——精神十足，生龙活虎，生机勃勃。①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4）姚从吾对李敖寄以厚望，不愿看到他现在花时费力沉迷于写作之中，于是两人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一天，李敖把自己发表的文章拿给姚先生看，姚大为不快，对李敖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文章，一句话，要发文章大家就算了！”李敖听了甚为不快，当即反击他说：“那我只有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了！”姚先生见李敖坚持己意，语气也减缓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此时，女作家林海音因发表了小说《城南旧事》正走红文坛，她对李敖的文章十分欣赏。一次，她在与李敖的朋友谈话时说：“台湾写文章最好且最易招忌故而不得登出者有二人，一为东方望，一为李敖。有的即使登出来了，也常遭人非议。”①也许，姚从吾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又有一天，姚从吾怒气冲冲地对李敖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胡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李敖看着姚老先生那激动不已的面孔，无声地笑了。他在给林海音的信中说：他（姚从吾）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②他想走人，姚从吾岂肯放行，他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人了。当初李敖来姚从吾研究室上班，研究室的钥匙，本来只有姚从吾一个人有，后来竟配了钥匙给李敖。而从１９３４年起就在北大做姚从吾的学生的札奇斯钦，虽然也在研究室工作，但从没有拿到过这把钥匙。后来罗家伦曾想邀李敖去国史馆工作，姚从吾又当即回绝；姚知道自己的老师胡适有揽用李敖之意，故连李敖军中时给胡适写信，他都不高兴，只怕这棵苗子被人挖走。他的目的就是让李敖赶快考历史研究所，正儿八经地做他的弟子。他都快７０岁了，他渴望自己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因此，李敖考研，他比李敖还着急。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5）“四席小屋”解决了李敖独处的问题，但由于它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加上周围全是民房，环境又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晚间天花板上老鼠来去奔驰，这对“心事”重重的李敖来说，简直是“不堪其扰”。他决定搬家。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日，他装满一卡车书，搬到了租来的新家──新店镇狮头路１７号。这里是台北市的郊外，已进入台北县的地界。租来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是二层青石小楼的顶层，钢筋水泥结构。它位于小镇的制高点上，在它的下面是一条陋巷和一家菜市场，远方新店溪碧绿如玉，蜿蜒而过。溪水的西岸便是美丽的碧潭公园，一潭碧水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小镇当中。在潭水上空，横卧着一座２００米长的铁吊桥，从桥上可以欣赏碧潭全景。这是一个顺着山的走势曲曲折折形成的天然湖泊。从桥上望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长龙，盘绕在山壁上。碧潭水清浪静，可以划船，环境非常幽雅。李敖住在土楼顶上这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尽管屋舍简陋，但他认为在这里可以在水上泛舟，还可看廉价电影，可谓极得孤寂之乐。他想到法国英雄戴高乐在隐居时代，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而自己能在“江水皆东我独西”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真可谓好有一比了。他觉得古往今来，大人物的进与退、出山与归隐，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有有了在隐退时那种隆中高卧的素养，才可能有风云际会时的“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因此，他的心情平静而苍茫。他在日记中写道：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悠悠忘情！他为小屋定名为“碧潭山楼”。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6）两月之后，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８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在口试时，主考官们一见到李敖，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已露锋芒的学生早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你还要穿长袍吗？”一场口试在一片笑声中结束。李敖在新店住了九个半月，一直到第二年的３月２９日，才搬往市区。新店的乡居是李敖２７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李敖深刻思考的机会。他息交绝游，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他不愿做姚从吾那样“白首下书帷”的事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冲冲看。于是，他在积郁之中写下了投给《文星》杂志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有感而发的长文发表后，马上触怒了、开罪了许多当时的“老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的、学术界以及官场里的，他们称李敖为“文化太保”、“大逆不道”，成为《文星》杂志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接近了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１０月６日给胡适信中写道：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①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7）胡适收信后，在７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李敖先生：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典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７日夜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①收到钱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认为胡适对他的赏识，完全是基于他的治学成绩，是胡适看出了他的潜力。他并没有向胡适借钱的意思，但胡适却主动帮助了他，他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过一阵子后，再还给他。三天以后，李敖回信胡适，表示他的感谢。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他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他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等等。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多字，也写得很动人。据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曾拿给几个人看。但李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由于胡适让别人看了这封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第三部分严侨没有死（1）二、严侨没有死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８日，胡适在台湾南港寓所中接待了前来看望他的叶明勋、华严夫妇。在谈话中间，自然谈到了华严的哥哥严侨。胡适把李敖给他的那封长信拿出来让他们看。于是，他们告诉胡适一个惊人的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不但在世，而且已经出狱了！胡适一阵惊喜，他想，李敖要是知道了这一消息一定高兴万分。第二天，他亲笔给李敖写去一信：李敖先生：有个好消息报告你。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９日夜为了避免国民党邮政检查，避免给李敖带来麻烦，胡适特请姚从吾转交李敖。严侨还活着！第三部分严侨没有死（2）１１月１日，李敖看到了胡适转来的信，感到喜从天降。他仿佛看到才华横溢的严老师正在向他走来。当天下午，他从华严处打听到严侨的住址，便立即去看望这位曾令自己默然神伤的中学老师。严侨住在新生北路一幢破旧的日式平房里，七年未见，他已明显衰老了。他的前额布满了皱纹，头上白发苍苍，口中依然散发着酒气，李敖已看不到一个４２岁的壮年人所应有的形象了。李敖刚进玄关，严侨便喊着他的名字抱住了他，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当谈到自己在火烧岛的牢狱生活，他讳莫如深，只是连连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李敖看望严侨的这一天，他的长文《老年人和棒子》在《文星》杂志第４９期已经发表，他顺便带了一本去。严侨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着自己学生的作品，并核对了几段译文，连声夸奖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在严侨的身边，三个孩子都已是小学生了，两个在孤儿院长大，一个是寄养的，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亦是“谈院色变”。李敖不由悲上心头，他从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百元钱，递给孩子。这时，严侨嘴里冒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说，“如果七年来我有什么转变，那就是我放弃这两句诗的头一句了，在‘孺子’面前，我要‘俯首’了！”听了老师的话，联想起七年前这位共产党员的狂飚精神，李敖感到更加悲凉。他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了残酷环境的影响。出于对老师健康和生活的关心，李敖常去看望严侨，并给他提供机会翻译作品，以换取稿酬。但要资助生计无着的严侨，李敖的确力所难及。尤其是严侨的酗酒，已使他多次住院，丧失了正常的生活和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有的规律、敬业和斗志。终于有一天，在医院里，当着华严的面，李敖向严侨摊牌：“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否则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李敖说这番话，本来意在逼他戒酒，但事后听说他依然如故，李敖就断然停止了探望，加上后来给胡适信被公布事件，他劝严侨戒酒的那一次，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当１４年后，李敖坐在牢房里翻阅旧报纸时，一条讣告赫然在目：“显考严公彦国讳侨恸于中华民国六十三年七月卅一日下午十二时病逝台北市崇仁医院，享年五十五岁……”此时，李敖明白：严侨真的死了！李敖最难忘严侨坐在破藤椅上读《老年人和棒子》时那副欣赏的神态，当然也忘不了他对自己说的“早晚要进去”的话。他忘不了老师的忠告，但他此时的思想境界已大大超过了严侨。生死于他，早已被置之度外。严侨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老年人和棒子》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确是极其重要的一笔，也是他激起社会波澜的第一朵浪花。该文发表后，李敖从此把自己投入到湍急的社会浪涛中去了。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1）题记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快快按部就班地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文化论战丹火录》一、谁是文化的播种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经济开始复苏，但在文化思想界却比较混乱。１９６０年３月，蒋介石通过修改“临时条款”（实即“违宪”）连任“总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自由中国》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给予揭露和批评，但在蒋氏强权的高压下，这种舆论上的抗议不仅无效，而且因组织“中国民主党”一事，雷震被捕，殷海光等人受到迫害，《自由中国》杂志停刊。这块民主自由的“绿洲”，从此销声匿迹。也就在此时，台北的另一家杂志——《文星》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舆论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马斜刺冲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文星》杂志声誉鹊起，订数大增。加上它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为继《自由中国》之后最激进的一面旗帜，“文星”书店也颜色改观，成了台湾最有名的书店之一。显然，思想文化界的日渐西化，“反对传统文化，走向西方”的思潮，是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反抗，也是思想文化界在苦闷和压抑之中寻求新出路的一种尝试。而对这股“反对传统，走向西方”的潮流，李敖起初并未介入。他认为应该透过眼下这场潮流，寻求台湾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并寻找一个突破口，掀起风浪，造成时势，使现代主义的潮流超出学院的范围，对社会产生真正的、直接的影响。于是，他找到了胡适。他要以胡适为典型，从胡适思想中找答案。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2）此时的胡适，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崇尚欧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场，又使他本能地要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提出批评。他在５０年代发起并积极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事务并撰写文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和国民党对胡适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１９６０年的《自由中国》事件对胡适打击很大。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和军队里，充满了浓厚的反胡气氛。对此，胡适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６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他在会上发表了３０分钟的英文演讲，题目是“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演讲中，他重申几十年前的观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其隐含的意思显然是指责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精神，不给人民以自由，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这是胡适晚年的一篇震聋发聩之作，是他在被人批评“保守”、“老疲”的人生最后阶段对中西文化思考的一个总结。该文的话题是：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在文章中，胡适以“魔鬼的辩护士”（Ａｄｖｏｃａｔｕｓ Ｄｉａｂｏｌｉ）自居，再一次抛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对世界近代出现的科学和技术文明给予了热情颂赞。他指出所谓西方的文明是物质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唯物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自傲。东方古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ｔｈｅ ｃａｓ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我们该当承认近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护，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展，求索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胡适的这一次演讲，很快招致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应和争议。著名学人徐复观首先出马，在香港《民主评论》第１２卷２４期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指责胡适的演讲，说“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随之而起的，是一阵暴风雨式的围攻。演讲半月后，胡适因心脏病骤发，于１１月２６日住进了台大医院。一月之后，李敖由文友徐高阮引介、应《文星》主编胡汝森之约，写出了颇具震撼力的万字长文——《播种者胡适》。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3）李敖谈了在胡适领导下一群自由主义文人所进行的文学革命在新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谈了他在民主宪政方面所作的努力，谈了他为争取学术独立所做出的贡献和他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以及作为自由主义文人胡适的寂寞。李敖认为，胡适一生致力于“非政治性”的学术工作，精心培养“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宣传自由主义的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思想，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一生从未迷失过方向。胡适对文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宪政，对科学发展，总之，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说，胡适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李敖特别强调，胡适思想的主要精华是“全盘西化”，这也是他自由主义思想之所在。然而，胡适在其一生中却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古代学术的考据和辨伪，“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他能做到有所不为，洁身自爱，但斗争精神不够，把史学学风带到了目前迂腐不堪的境地。这充分说明，胡适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因此，李敖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李敖最后得出结论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然而，一个不断长进的强大的民族，应该不断前进，无情地超越胡适。李敖对胡适的评论，对胡适全盘西化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肯定，以及对胡适学术上所谓保守的批判，都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言辞上也带有强烈的“狂傲”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在治学的指导思想上，他深受梁启超治史思想的影响，讲求治学应为现实服务，“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李敖将此推而广之，认为学术研究应面向社会，走向群众。他曾向殷海光谈起《自由中国》在这方面的不足，如今胡适又成为他的靶子。李敖认为，在２０年代，胡适曾送泰戈尔６０岁生日寿诗《回向》，赞美老诗人的回向民间，但他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步，除了谈学论道、呼吁民主外，无复其他。李敖十分欣赏古代的特立独行者王安石的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在他心目中，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对胡适不满，认为他入世不够，这种责任在胡适，更在保守落后的学术界。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从表面看，《播种者胡适》是一篇对“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胡适之唱赞歌的文章，但透过文字仔细分析，则能悟出这是一篇微言大义之文。作者不仅客观地评价了胡适一生的功过是非，而且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界的落后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胡适思想的没有过时，恰恰证明了现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不知长进的社会。借胡以讽世，借胡以警世，正是李敖文章的精义之所在。正因如此，重温文章开头引用的胡适的《旧梦》诗，会倍感意味深长：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4）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从引用的诗句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敖心头的愤世嫉俗与置身荒漠的悲凉。作者也像胡适当年倡导文学革命那样，为唤起“当年旧梦”，要引吭高歌，毫不畏惧地对死水般的思想文化界开火了。《播种者胡适》的发表，像捅掉了一个马蜂窝，搅起了一潭死水，立即酿成了一次大笔仗。这场笔战后来分成两个圆圈，一个圆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圆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临、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郑学稼。叶青，１８９６年生，哲学家。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编过多种刊物，主要著作有《哲学到何处去？》、《胡适批判》、《张东逊哲学批判》、《关于物质——精神——物质》、《理论与实践》等，此时主办《政治评论》。他撰文认为，李敖把胡适捧得太过份了，对别的“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郑学稼，１９０５年生，历史学家、经济史家。自１９３５年起历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出版有经济学、经济史、历史、文学、马克思主义等方面著作多种。郑在文章中说，“胡适未曾在２０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李敖对胡适简直是“瞎捧”。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5）反对李敖的一方主要阵地是胡秋原等人控制的“三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世界评论》。“一星战三论”，成为当时中西文化论战的一道景观，也是６０年代杂志出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撰文支持李敖一方的有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马五）、《中国学生周报》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王洪钧、东方望、田尚明等人。《文星》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种种迹象表明，《播种者胡适》击到了一些人的痒处，也击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包括胡适本人都觉得不自在。据杨树人先生回忆，在胡适出院后的一天下午，他去福州街２６号胡适住宅，商谈一件公事。事毕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用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圆珠笔所指的，正是《播种者胡适》。胡适再翻开另一长篇，又边画边说，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篇文章说：“真是下流！”圆珠笔所指的，是胡秋原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一文。在这一年的春节后，胡适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在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发表一个月后，胡适曾有一封未写完的致李敖信，就李敖文章中的个别材料和细节提出更正，但并未对其观点置一辞。在他去世前不久，亦谈及李敖“喜欢借题发挥”的话，并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云云。其实，就李敖撰文的初衷而言，若不是为了发挥，批判现实，他也就没有撰写此文的必要了。李敖称该作是一篇“三面不讨好”的文章，“骂胡适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人常常要为知道太多、说了真话而付代价”。真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长达四年之久的文化论战，以《播种者胡适》为开端拉开了序幕。第四部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1）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就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一月之后，李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两篇文章不亚于两颗重型炸弹，在台湾思想界激起层层涟漪。其中，《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影响最大。在台湾地区，日报、晚报、英文报，以及杂志方面如《文星》、《政治评论》、《世界评论》、《学宗》等十多家杂志都有报道；在香港地区，除了日报以外，其他有《自由报》、《天文台》、《民主评论》、《中国评论》、《大学生活》、《人生》、《中国学生周报》、《新闻天地》，以及亚洲社会研究所（Ａｓ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报告等等，都有文字谈到这篇文章或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论战。此外，在美国、德国，曾有一些留学生将它复印流通。李敖说：“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使我得到不少的信念与困扰。”这些都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巨大威力。它与胡适的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是“真正划时代的指路文字”。在这两篇文章的带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进入高潮。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５日，周若木在叶青主编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了长达万余言的《论中西文化问题》，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是“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与俄化派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完全一样”。３月１日，同期《政治评论》上还有一篇莫辛的《全面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切实点，不过陈序经的旧调重弹而已。尤其他们一个把胡适视为折衷派（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一个认为胡适不够认真（李敖：《播种者胡适》），那一见解上，使人觉得此二人真是穿着一条裤子。”３月１日出版的《文星》第５３期，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刊载了胡秋原长达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文中批评李敖是在断送教育学术，是“梅毒主义”，说“梅毒主义之错误，首先在不明白人之本性，人之自由，即是选择。反对选择，将达到非人主义，反自由结论。梅毒主义第二错误，除不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真相外，根本不明白中西文化接触中各种有关事实”。文章称李敖的文化是“抗战胜利以后兴起的一种‘内幕’体”。“李敖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在对国家和个人态度两方面，都陷入门户主义很深，因而心病很重了。”“他的精神有一点不平衡、一点紧张、一点分裂，而这与他原来若干小毛病结合，便一切趋于极端。”３月１０日，《政治评论》第８卷第１期又发表了郑学稼的《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说“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国情相近的，不能够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凡是主张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者，都是虚无主义者或是内心对民族前途已感绝望的人。”３月２５日，该刊第八卷第二期又刊发了主编叶青的《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两文。叶青在文中称李敖犯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病”，“全盘西化论是抄袭主义，因而是保守主义”，“主张它的人是一些妄自菲薄，而没有一点志气的人”，“是文化自悲的表示”。第四部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2）对于上述发难，李敖都随之一一给以回击，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以后，李敖陆续发表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重要文章有：一、《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文星》第５４期（１９６２年４月１日）；二、《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文星》第５５期（１９６２年５月１日）；三、《“文化太保”谈梅毒》，《文星》第５８期（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四、《敬答吴心柳先生》，《文星》第５８期（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五、《由一丝不挂说起》，《文星》第５９期（１９６２年９月１日）；六、《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文星》第６１期（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日）。后收入《传统下的独白》，并被转载在《今日医药》及《台湾医界》；七、《论“处女膜整型”》，《文星》第７２期（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日）；八、《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自立晚报》（１９６４年１月１日）。同时，在当时的许多刊物上，支持李敖的文字亦有不少。比如居浩然在《文星》第５３、５４期上先后发表了《科学与民主》和《西化与复古》二文，在５４期《文星》上还刊载了许登源的《从超越前进到狂妄》、洪成完的《玄学英雄底狂想曲》和吴心柳给李敖的信。居浩然在文章中说：“在五四运动时代，胡适先生还只是一员猛将；到独立评论时代，不成问题是西化运动的主帅。因为做了统帅，口气反而缓和，譬如西化则改称现代化，国语拼音不再提及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胡适先生自始至终是全心全意的西化运动者。在下文将特别说明‘西化’这一名词更比‘现代化’来得肯定而恰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既然是西潮东来，就不妨称为‘西化’。何况事实上是在全盘西化，筑一万尺厚的堤防也堵不住这股洪流。”许登源和洪成完二人则对胡秋原都有严厉的批评。香港记者吴心柳则致信李敖表示支持。在《文星》５７期刊载了谢剑的《文化问题的基本认知与中国文化的出路》，文章说：“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赞成‘现代化’。让我们放眼看看，今日的民主政治、自然科学、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哪一样不是西方文化？所以笔者说‘西化’就是‘现代化’，这话并不为过。”同期还刊发了居浩然的《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东方望的《骂街式的“微辞”，帮腔式的“平议”》，重新发表了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形成一种磅礴的攻势。殷海光亦在致李敖的信中认为李敖文章“所提出的大方向是不错的。近６０年来中国之乱的基本原因之一，无疑是传统文化腐溃而失去适应力。病相已这样显著，再要提倡中国文化，真是‘非愚即诬’。”①第四部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3）李敖及其同仁的系列反击性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李敖的笔锋无所顾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也因此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直到孙中山的“道统”，标榜台湾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基地。而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危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崇奉的“道统”，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正统”地位。事实上，李敖抨击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他嘲笑讥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道统”和“正统”，背地里却挂羊头，卖狗肉，吃美援。“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他批评说，有些人口头上大喊“历史精神文化”，但在物质上却又崇洋媚外，依靠外国。他们对固有文化并不真诚，只不过是一些伪君子而已。通过批判和否定传统、“道统”，李敖还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要国民党交出政权。显然，国民党当局对李敖及其言论不会坐视不顾，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同时，李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带有浓厚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字，也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亦持异义。留学海外的林毓生就称《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此外，还有更重要一点，李敖在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台湾的一大批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触怒了一大批人，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在李敖眼中，《文星》已成为他摧枯拉朽的阵地，对一切落后、保守的思想，对一切影响“现代化”的人物，他都要把它们放到《文星》上来评判，用他的话说叫：“送他上《文星》！”此时的李敖，在休学之后已正式到《文星》杂志工作，并于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８日，由陈立峰让贤而成为《文星》主编。第四部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4）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８日）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２２个，展出册数２７４００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２４５３５册，是总册数的８９．５４％。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约９０％的地位，剩下的１０％，才是其他２１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西化派被戴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最后发展到人格攻击和谩骂，理论层面上空对空的辩论亦是众说不一的重要原因。到了１９６４年，论战已趋尾声。在这一年，李敖将他在文化论战中的几篇文章编为一书出版，书名为《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其中《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文中，作者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人们“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以致“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并说：“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上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他在所不辞。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1）题记……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默默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一、论战胡秋原尽管李敖反复强调，他写文章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并说“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然而，他的目空一切、狂放不羁的批评文字，还是在文化界触动了一批人，引发了一场混战。在被他批评的人中，最吃不消的便是“超越前进”论者胡秋原。胡秋原，就是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被鲁迅指为“自由人”的作家胡秋原。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１９５１年由香港赴台湾任师大、政大等校教授。１９５４年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１９５７年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研究员。１９６３年８月，任台湾《中华杂志》发行人。著述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之前途》、《中国英雄传》等书。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超脱传统、超脱西化、超脱俄化而前进。他说：“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固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屏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他主张：“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①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胡秋原的观点列为第１１种病，即虚矫的“超越前进病”，其实质仍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他批驳胡秋原说：“这种虚矫又是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2）面对李敖的批评文字，胡秋原在《文星》第５３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６万字的文章，进行反驳。胡秋原批评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批判“老先生吴稚辉、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并说，如果“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胡秋原根本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人的事，他在文章中称李敖是“豪奴”、“犬”、“小军阀”、“文化废人”、“骷髅姿态”、“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等等。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殷海光、吴相湘，再就是陶希圣。为了反击胡秋原的人身攻击，也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李敖在《文星》第６０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文献会的陶希圣为拉拢李敖，告之他要多加小心，胡秋原可能会以政治大帽子来压他。第三天，陶希圣又与李敖谈话，说胡秋原正在搜罗李敖文章中的句子，以构成违反三民主义及“总裁训词”等罪名。第四天（１０月４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的消息。陶希圣对李敖说，“我可以帮忙找律师，你尽管打官司，文献会全力支持，绝无问题”。由于论战的双方态度都很激烈，相互使用了许多挖苦、讥讽甚至谩骂的语言，所以还没有就学术问题正式交锋，就陷入了情绪化的攻击。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作文章，他先是揭露胡秋原在３０年代曾写过一部《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著作，系由“神洲国光出版社”出版，而该出版社又是由一批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创办的。接着，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文章揭露了胡秋原的一些历史情况。文章说，胡秋原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４年，福建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胡秋原又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之后，他去苏联避了一年半的难。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为国民党办党报，又撰写了大量“亲苏”的文字。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台湾政局又不稳定，胡秋原便避居香港，准备做共产党的顺民百姓。后来，他见台湾政局稳定，便到了台湾，并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大写“秋原抗俄文字”。但有一次被派出去，他又在英国偷偷与共产党接触，回来后受到了国民党党纪处分。李敖尖刻地写道：“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最后，李敖给胡秋原送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李敖也揭了任卓宣、郑学稼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暗示他们的酝酿思路和理论背景都来源于早年的历史，他们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体现。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3）胡秋原在指斥李敖是“西化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他揭出李敖的祖父曾在东北做过“马匪”，父亲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当过官，因而给李敖扣上了“土匪后代”、“汉奸儿子”的帽子。他还说，李敖和《文星》有强大的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个奇异同盟。”“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有中年，有老年，有比我更老的前辈。”他还一口咬定，有许多机关和人士在利用李敖。其中，那个“教逻辑的”，自然指的是殷海光。在用文字反击李敖的同时，胡秋原以“立法委员”的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又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对此，李敖毫不畏惧。他没钱请律师，便买了一些法律的书，开始备战。谁知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对此，李敖感到十分不快。萧孟能的亲朋也纷纷找到李敖，力劝他和解，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但李敖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于是李敖断然拒绝议和，他说：“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４日，胡秋原正式上法院以“诽谤”为名对李敖提出控告。１１月２２日，法院再次开庭。原被告双方刚到庭，旁听者已济济一堂。有人好奇地问：“哪个是李敖？”前往旁听的徐复观在人堆里说：“就是那个小孩子！”在旁听席上，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李敖的支持者。台大法律系的学生还向李敖丢来一张条子：李敖：别出言太意气，留心构成侮辱法庭罪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ｔ台大法律学会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4）李敖微笑着朝他们点点头。在法官的提问中，李敖有问必答，谈笑自若。面对李敖的轻松愉快，胡秋原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其律师悄悄对法官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庄严的法庭上，居然还一直在笑！”休庭后，李敖马上被一群人包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请律师？”他笑着说：“我的律师被胡秋原先生请去了！”同学马宏祥的父亲是位“国大代表”，他问李敖有何感想，李敖说：“你们‘国大代表’制订的‘宪法’第１１条我太相信了，我以为它会给我保障！”李敖指的是“言论自由”。晚上，李敖应朋友之邀去看电影、吃饭、喝啤酒。在马路上还有人指点说：“那就是李敖，是祸首！”李敖的不屈不挠使胡秋原陷入被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对他的名声不利，颇欲和解。他同法官说：“我并不想打官司，像居浩然那样，只要‘稍稍给我过得去一点’，我就可以撤回。”但由于李敖的坚持，萧孟能也寸步不让。回到台大研究所，台静农教授笑着对李敖说：“这个官司真奇怪，被告反倒不肯和。胡秋原这下子可完了！”就这样，官司打到１９６３年的秋天，法官做出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法官张顺吉说，因为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方法院判决后，双方不服，都上诉到高院。１９６５年５月，李敖反诉胡秋原。同时，李敖又在台中地方法院状告中央书局（为徐复观印刷诽谤李敖的文字）诽谤罪。中央书局请了两名律师来打官司，李敖没有律师，单枪匹马，最终于１９６６年３月胜诉。中央书局被罚款新台币１５００元，这也是李敖有生以来打赢的第一个官司。但他与胡秋原的讼案却从此拖了下来，１９６３年起，一拖１１年。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5）也许正是胡秋原与李敖在论战文字中的互相攻击，当时在美国读博士的自由主义文人林毓生对这场笔战的看法持否定态度，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最近小妹寄来五本《文星》，是关于文化论战和胡（适）先生的，读了令人非常气愤！文化海港上居然能听到征战的号角，固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两方面都是不学无术一派胡言，这仍然是从前绍兴师爷耍笔杆、舞文弄墨的作风，真是如何得了啊！”①１９６６年９月４日，台湾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李敖相见，有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其中讲到：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这段话显然是为李敖而发，因为胡秋原曾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胡秋原与李敖、萧孟能案拖到１９７４年时，李敖已因叛乱罪被捕，高院趁此机会把胡秋原的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下了李敖和萧孟能。李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场官司时曾经说：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３０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３５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了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３０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①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6）其实这还不是尾声。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中国大陆《新民晚报》、《法制文萃》又爆出新闻：“台湾一桩１０年（实为３０年）文字官司最新判定：胡秋原赔偿李敖百万”，真可谓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这是后话。且说这场官司李敖虽然在当时以失败告终，但面对黑暗法律，他却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他常常想起自己十分喜爱的陶渊明的那首《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陶诗中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李敖认为，陶渊明的诗真正道出了他此时的心境，本来自己的努力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三首中又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里，“夕露沾衣”指的是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李敖想到，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来说，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的这种诗情。”第四部分《胡适选集》案（1）二、《胡适选集》案还是在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的傍晚，李敖正在《文星》杂志编辑部忙碌着。这时，与他尚未交恶的胡秋原急匆匆地上楼来，说要修改批胡的文章，并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讲话时当场昏倒，恐怕不行了。”李敖不由心头一震，他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件就要发生了。不一会儿，传来消息，胡适，这位“又开风气又为师”的文化思想巨人，在活了７０年又７０天后，真的倒下了。深夜的时钟已指向三点，李敖仍然未睡。他的脑海里时刻闪现着这位大师的身影，萦绕着他的言谈，他的微笑……胡适的死，给他以心灵的震撼。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了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面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①在万籁俱寂的午夜时分，李敖，这位一向铁面无情的汉子，手握沉重的笔，默默地表达着他对前贤的思念与哀惋之情。第四部分《胡适选集》案（2）回想自己与胡适的交往，李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忘不了在少年时代读到《胡适文选》时的兴奋，从那时起，他以崭新的姿态走上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他忘不了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日那一天，他在台中车站将２０００字的长信投递给胡适时的激动，那时他才１７岁，对未来已有了无限的憧憬；他忘不了迷上胡适后开始写下的一篇又一篇关于这位思想导师的文字，那里包含着他对这位贤者的由衷的崇仰；他忘不了在钱思亮家中与胡适那次融洽的长谈，从那时起，他产生了一系列宏伟的写作构想；他忘不了在军营里关于胡适的恶梦和长考，那种种迷惑、矛盾与狂想……他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多少实际来往。胡适一共写过三封信给他，还写了一副字，并送给他照片和书，在他穷困之时又送过他一千元钱，然后是《播种者胡适》引起的风波，中西文化论战的硝烟……这一切就像过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他又想到了胡适给赵元任的那封信，自己并没有朝胡适“弟子”的方向努力，这在胡适那里未尝不是一种遗憾。如今，胡适去了。他想，在这云龙聚会的时代里，他要做一些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情，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去追念胡适，这位曾经名震金瓯的思想巨人。在全岛悲痛哀悼胡适之先生的时刻，李敖开始了他进一步的思考。三天后，他在给王尚义的信中说：“老胡死，我还没时间来哭他，我一直忙着在纪念他的工作上尽点力量，反应理智一点，也许适合我的性格。”两周之后，李敖写下了哀怨并重的讽世之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于３月１日出刊的《文星》第５３期上发表。这是一期“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同期撰文的还有陈立峰、毛子水、梁实秋、叶公超、徐复观、黎东方、胡秋原、蒋复璁、王洪钧、余光中等人。李敖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又招来非议，一位署名刘星的作者在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３日《新闻报》上撰文《文章忌刻薄》，批评李敖的文章“尖酸而刻薄”，是对胡适的“冷嘲热讽”，是“富有恶意的‘游戏文字’”，是一篇“无益于世道人心，污辱一代学者的文章”，认为李敖“实在缺乏儒者的气质及士人的仪态”等等。随后，李敖卷入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的论战漩涡之中。这一年的１２月１７日下午，李敖与萧孟能赴南港，恰遇胡适冥寿，李敖来到了胡适的墓地。这里已有很多人，李敖签过名后，周围的人纷纷议论：“李敖来了！”在李敖眼中，胡适的坟设计得不佳，阴阳怪气的。李敖参观了胡适住所，看了胡适的全部衣物，并吃了一块蛋糕。他在胡适的书架上看到了四年前自己送给他的书，想着当时见他的情景，不禁生出物是人非之叹。他暗暗思量：胡适走了，我能为他做些什么？他想到了清朝的学者崔述，这位以疑古闻名的大师生平只收了一个弟子，这个弟子与他见面后两个月，他死了。弟子把他所有的著作出版，倾家荡产不说，连儿子都不要了，只要老师的著作能流传下去。这种薪尽火传的工作是那样微妙，他不需要一堆人，而只是那么一个半个，便单线地完成了。而如今，胡适去了，谁来传播他的思想？谁来继承他的衣钵？他感到自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第四部分《胡适选集》案（3）在此后的两三年里，李敖为了纪念这位对自己曾有深刻影响的学人，做了三件事：一、出版了他在论战中关于胡适的文论集《胡适研究》；二、出版了《胡适评传》第１册；三、编印出版了《胡适选集》１３册。但李敖做梦也未想到，就是这套《胡适选集》，使他陷入又一场官司之中。《胡适选集》是一种普及性的胡适读本。李敖考虑到想读胡适文章的人多是依靠《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文选》、《章实斋先生年谱》、《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专书，而这些专书之外的文章，却没有被有计划地编选过，于是他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报章杂志，对胡适的散佚之文加以搜集，最终按类分册，包括述学、考据、人物、年谱、历史、政论、序言、杂文、日记、书信、诗词、翻译、演说等１３册，由文星书店出版。这套选集出版后，以其编纂的精审和资料珍贵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文星书店被当局封门后，李敖又将此书转给了传记文学社，市面上也出现了多种翻印本，单册流传，总在十万册以上。李敖说：“《胡适留学日记》里有一则‘借一千，还十万’的札记，写施特来特（Ｗｉｌｌａｒ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以十万元的纪念堂，酬答他欠过一千元的知己休尔可夫（Ｓｃｈｏｅｌｌｋｏｐｆ）的故事。胡适先生送了我一千元，可是我说三月要还他，但他二月就死了。最后我以《胡适选集》给他做了最好的纪念……我这点酬答死友的心意，比起《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故事来，也算好有一比了。”李敖的这种心意非但没有得到胡适先生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感谢，反而遭到他们的打击。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３日，胡适夫人江冬秀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某些人士的煽动、挑拨与支持下，首先发难。她在《中央日报》登出“胡江冬秀启事”，言：《胡适选集》“是非法的，应立将已印的书销毁！”两天后，以徐高阮为首的中央研究院部分同人投书《中央日报》，指责出版《胡适选集》是一种“恶行”、是“图财害命”、“有权过问的官署怎容文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并宣称：“当此朝野在‘总统’领导下高唱复兴文化运动之时，任何人竭其心血所成的发明权及著作权，应受到尊重和保障，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希望贤明的‘内政部长’立刻负起责任，处理这件版权被侵害的案件！司法机关也应该考虑除暴安良的行动！”１２月１７日，胡适委员会委员凌纯声、魏岩寿、石璋如、胡颂平、徐高阮、王志维等，又举行委员会议，决定全体委员赴台北慰问胡夫人及维护胡适博士著作权益。１２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在台校友会成立七人小组，由陶希圣、杨亮功、陈雪屏、姚从吾、吴铸人、孙德中、毛子水组成，“代表北大校友到和平东路向胡江冬秀女士表示慰问，并保证北大校友对这事不会坐视”。１２月２０日，教育界人士孙亢曾、沈刚伯、许倬云等发表谈话，跟着推波助澜。于是，伴随着文化论战后的落井下石，在学阀们把持的舆论界，几乎众口一声，声讨李敖的“侵权罪行”。第四部分《胡适选集》案（4）《胡适选集》究竟是否侵权，李敖自有解释。他的依据是：一、著作权法第１８条：“揭载于新闻纸、杂志之事项，应注明不许转载，其未经注明不许转载者，转载人须注明其原载之新闻纸或杂志。”二、著作权第２１条：“著作权年限已满之著作物，视为公共之物，但不问何人，不得将其改窜、割裂、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发行之。”三、著作权第２２条：“无著作权或著作年限已满之著作物，经制版人整理排印出版继续发行并依法注册者，由制版人享有制版权十年；其出版物，非制版所有人，不得照相翻印。”四、著作权法施行细则第四条：“凡著作物未经注册而已通行２０年以上者，不得依本法申请注册享有著作权，其经著作物之原著作人为阐发新理而修订发行者，其通行期间，自修订发行之日起算。”李敖认为，从上述条文可知，《胡适选集》具有十足的法律保障及依据，同时在民法与出版法中，也有相关的条款以为支持。但对国民党官方来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人是一党专制的敌人，阻止胡适思想的流传，正是官方的心愿。如今，能够借胡夫人之刀，来个釜底抽薪式的解决，简直是上上之策。于是，朝野双方，声应气求，轰动一时的《胡适选集》案，便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江冬秀的按铃申告下，如火如荼地出现了。１２月３０日，国民党的文宣大将胡秋原在“立法院”里提出质询，其中说：第四部分《胡适选集》案（5）盗印胡适先生著作一事，非一单纯侵害人民权益问题，而实若辈一贯祸国阴谋之一种烟幕，亦即若辈过去五年来假借胡适先生名义，进行卖国匪谍活动阴谋之重新使用。最近……一个反“中华民国”的攻势已由四面八方开始。所谓“中国问题小组”、所谓“复国运动同盟”、所谓“新台湾独立运动”、所谓“保护殷海光运动”已在华盛顿、东京、香港等地开始……适于此时盗印胡适选集，既非尊敬胡适（因若辈早已诽谤之），亦非借以图利（因若辈不缺乏金钱），而系借盗印胡适选集，以散乱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并假借胡适博士之名，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①上述怪说与谬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国民党官方的基本态度。国民党官方介入这一借刀杀人讼案的具体手法是：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发给胡夫人２５年的权利执照；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在这一系列“先上车，后买票”式的违反法律原则的赶造证据下，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法院亦给予积极响应和密切配合，１９７１年，台湾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判将《胡适选集》一书没收、销毁。国民党当局和江冬秀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1）题记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李敖译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退出《文星》，朝野双杀《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李敖十分清楚，现代的专制统治者在消灭异端之前，必须有一个先将其“涂黑”的工序，为了使这些叛逆者“死得卑微、死得丑恶、死得有话不能讲，有血流不出”，就必须“先用秘密而卑鄙的方法，毁掉‘烈士’的历史、毁掉‘烈士’的信用、毁掉‘烈士’演说的自由、毁掉‘烈士’出书的自由、毁掉‘烈士’通信的自由、毁掉‘烈士’登报的自由”，“使愚昧的小百姓们觉得：原来‘烈士’并不烈！原来‘烈士’历史不清白！原来‘烈士’没有信用！原来‘烈士’不敢说话！原来‘烈士’在骗我们！”于是，百姓对他们的偶像失望了，他们会“用看杀强盗一般的眼光，去参观行刑了”！①李敖太了解自己所面对的这个政党的卑劣伎俩了，他知道，自己的沉没还在进行时。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文星”出版的殷海光、李敖、陆啸钊、李声庭、于熙俭等人的著作１１种被警总查禁。其中李敖作品有《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等六种。此时，李敖已经３２岁，眼看前路茫茫，荆棘密布，许多朋友背他而去、离他而去、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５０年前，梁启超在台湾岛上曾写过两句小诗：“历劫此身成落瓠，浮天无岸有虚舟。”如今，他感到自己也如同那无人摆渡的“虚舟”一样，孤独无靠，飘忽无定。他不由想起在初中时就已背会的那首小诗：人生如美酒，易醒复易醉。微醉亦难醒，醒来都是泪。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2）就李敖所宣传的社会改革思想而言，他并没有步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轨道，是一个淑世的改良主义者。他曾公开表示：“一般不了解我的人，很少知道我是一个憎恨暴力的人，我憎恨以暴易暴，憎恨不关心小百姓怎么生活而高谈美丽的乌托邦。我是实际的人，是淑世的改良主义者，我主张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他还说：“我的目的就在鼓吹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并且我相信，这种转移或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孙中山所说的‘思想的变化’”。①但李敖并没有想到，一切专制统治者决不会主动地接受来自外界的批评，更何况这种批评触及到了它的政治利益。因此，他那激进的“全盘西化”和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最终还是难以被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所容，尤其是他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文字，与国民党当局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事至今日，亦实在预料之中。还是在《文星》杂志被封时，他就有了某种预感，翻读殷海光五年前写下的《我看雷震与新党》，其中有一段话，李敖此时此刻感同身受：“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底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议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①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夜色真深，在深暗的夜色里写这封信，真凄厉。”他在自己居住的四楼书房里，每天晚上通宵不睡，“看书、写书、思考、思‘过’、走来走去、像动物园里那头熊。”他不是沮丧，而是在调整。他并没有因自己的失败而灰心。他认为，自己失去的只是一种“幻”，而“真理”会永存。他对自己要走的路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改变，他已认同了自己的孤独，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说：“梁实秋先生说我的智慧成熟过早，我颇不谦虚地认为他这看法不错。再过三天，我就是３１岁的人，我自认在３１岁的‘男孩子’中，我是一名‘老狐狸’，而为那些傻小子们所不及。但是做了‘老狐狸’，并不值得得意，因为那很孤独。——当你把人生看破，把许多误认为有价值的价值摧毁，你难免会有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虚无情绪。对人间，在许多方面，你不再是一名熟客，而是卡缪笔下的‘异乡人’。”②面对一党独大，身单力薄的李敖并没有因此失掉斗争的勇气，“艰难岂足道，一弃若敝屣。”梁任公的诗鼓励着他的斗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很少休息的妖怪，半夜三更，活得比谁都起劲。”他要爬起来继续干，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有限度的做做看”，他准备再办杂志、开书店，自己单枪匹马地去干，但这种愿望已不像他当初谋教职那么简单了。他已经成为官方注意的目标，单是手续一关就不可能通过。靠笔杆维生已不可能，走文化商人之路显然亦无希望，１９６６年８月底到９月初，李敖先后在《中央日报》、《联合报》、《征信新闻报》、《民族晚报》、《自立晚报》等登出广告，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并特备签名簿一册，请“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签名以示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