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香椿树街的居民在街头纳凉时经常谈起杭素玉之死的话题。他们普遍认为粟美仙是一个间接杀手，当粟美仙下班时总是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而杭素玉娘家的亲戚对粟美仙都是横眉竖目的，他们骂她是个害人精。在对凶杀案进行常规性调查时，酱园楼上的简少芬曾被传到居民委员会质询。简少芬面色惨白，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打颤，她只是一味地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到了秋风初起的九月，简少芬终于和小学校的鳏夫章老师结婚了。事情是在相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简少芬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顾雅仙自然而然成为新娘的女傧相，在喜庆日子里陪伴左右，婚宴上多为章老师的亲戚，他们对婚礼冷淡拘谨的气氛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当新娘后来躲在饭店卫生间长时间哭泣时，并没有人进去劝阻她。第二天顾雅仙在酱园向某些人散发了喜糖。据顾雅仙描述，简少芬那天化了淡汝，穿了红色的呢裙，看上去并不显得太老，只是眼泡因为长久哭泣而浮肿着。顾雅仙又说起章老师的那个上了中学的儿子，她说，那孩子犟头犟脑的，大家都让他喊妈，偏偏他就不肯喊，最后拗不过了，就板着脸喊了声阿姨。楼上的足不出户的简少贞就是这时候走进酱园的，简少贞穿着黑衣黑裤，脑后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白绒花，是一副守丧打扮，她手里抓着一把剪刀悄悄地站在门口，以一种睥睨的目光盯着顾雅仙不停翻动的嘴唇，顾雅仙猛然刹住了话闸，她抬起头吃惊地望着简少贞，那个老女人苍白的扭曲的脸使她感到心悸。搅家精，烂舌头。简少贞扶着柜台慢慢挪过来，她朝顾雅仙挥舞着那把剪刀，我要剪了你的烂舌头。边上的人把顾雅仙推进了里面的仓库，顾雅仙躲在仓库里尖声叫骂，这个神经病的老×，我看她真是发疯了，她妹妹要嫁男人怪我什么事？我是好心，好心真是没好报。围观者都看见了简少贞手里的那把剪刀，但谁也没有想到它就是死去的杭素玉用过的那把剪刀。他们听见简少贞又恶狠狠地嘟囔了几句，然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蹒跚地走出了酱园的店堂。围观者目睹那个苍老的背影离去，不由得议论纷纷，他们觉得简少贞的神经真的是出了毛病，也许是她老糊涂了，也许是被气出来的。 从此后简少贞几乎天天重复她的古怪乖张的行动，她总是在正午时分悄悄地来到酱园，身上穿戴着黑白两色的丧服，手里抓着那把半新半旧的剪刀。她盯着顾雅仙的两片嘴唇，只要顾雅仙开口说话，简少贞就会嘟嘟囔囔，搅家精，烂舌头，我要剪了你的烂舌头。顾雅仙后来对此习惯了，也就熟视无睹。有时候她对人说，她有神经病，我理她干什么？有时候想想又很怨恨，说，我真是倒大霉了，好心撮合了一门婚事，十八只蹄膀没有吃过，反而结下了这个倒霉的冤家。简少芬婚后回来过几趟，每次都被姐姐骂出了家门，她带来的水果被姐姐一只一只地扔到大街上。有一次她和章老师一起回来，刚走上楼梯，简少贞就开始往楼梯上砸东西，先是脸盆凳子之类的，后来是垃圾，最后是一只马桶滚了下来，粪水溅了夫妻俩一身。简少芬站在门口哭起来，她抽泣着对章老师说，这下我死心了，我再也不回来了，除非哪天来给她收尸。简少芬没有想到她一谶成真，冬天她重回香椿树街果然是来给姐姐收尸的。说起来及时发现简少贞死讯的还是顾雅仙。冬至那天简少贞没有下楼对顾雅仙履行常规的威胁性行为，简少贞没有来酱园，顾雅仙竟然有点心神不定，她对粟美仙开玩笑说，老东西今天怎么不来？会不会翘辫子了，那样我就省心了。顾雅仙说完朝头顶上的楼板扫了一眼，楼上好像是一片死寂，她看见楼板上糊的旧报纸颜色有些怪，有一块是红色的，椭圆形的，而且它在隐隐地放大，颜色也越变越深。不好了，楼上真的出事了。顾雅仙带一群人闯进陌生的简家，他们在楼梯上就闻到了一股酸酸的血腥味。简少贞作为闻名香椿树街的怪人，她选择的死亡方式也是奇怪的出人意料的。简少贞用无数绣花针扎破了她的动脉血管，她就这样坐在绣花棚架边，坐在一张已被磨出白光的红木椅上等待血液流光，直至安静地死去。 匆匆赶来的简少芬把姐姐冰凉的身体搬到了床上，从她眼睛里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泪光。简少芬后来用手绢蘸上水，一遍一遍擦拭衣服上的血迹，顾雅仙也在旁边帮她的忙。顾雅仙猛然听见简少芬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个神经病的老×，死也不肯好好地死去，死了还要拖累别人。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熟悉，但顾雅仙不相信它出自简少芬之口，顾雅仙不相信短短半年之内，简少芬竟然起了如此惊人的变化。酱园楼上的简氏姐妹其实都是颇有名气的刺绣艺人，现在姐姐简少贞已经故世了，妹妹简少芬仍然活着。简少贞的最后一幅绣品没有完成，而且当时就已经被损坏。那是绣品中比较罕见的人像，绣的是一个女人脸部，模样酷似楼下酱园的店主任顾雅仙。被损坏的部位主要在女人的两片粉红色的嘴唇上，据简少芬回忆，她最初见到那幅人像绣品时，有一把剪刀插在女人的嘴上，丝绢上因此出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伤口。美人失踪 请设想二十年前的香椿树街，深秋的一个傍晚，来自北方的凉风开始摇动屋檐上那些塔状的瓦楞草，石子路上有标语的碎片或糖果纸沙沙地奔跑。这条南方小街在南方的怀抱里仍然显得寻常甚至乏味，但是有一个惊人消息突然在街头传开，于是许多人，主要是妇女和孩子从各个门洞里跑出来，向化工厂门口聚集的人群围拢过来。 请设想化工厂门口那群交头接耳的妇女，她们把毛线团夹在腋下，一边织着毛衣一边谈论着那件事情，孩子们拉着母亲的衣角听大人说话，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孩的名字被频频提及，珠儿，珠儿。原来是珠儿失踪了。 香椿树街有三个著名的美人儿，珠儿是其中之一。蓓蕾、贞贞和珠儿，珠儿是最乖巧最讨人喜欢的一个，珠儿还没有结婚，珠儿一直在苍蝇一样围绕着她的男子中间左躲右闪，人们说她找的丈夫肯定比蓓蕾和贞贞她们强，但是现在珠儿突然失踪了。珠儿失踪已经有三天了。 珠儿的母亲站在蓓蕾家门口大声地哭泣，那个苍老干瘦的妇人脸上的悲伤已经僵滞，当她哀哀地哭诉时，两只红肿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这使旁边围观的孩子觉得她很可笑。珠儿的母亲用力撑着蓓蕾家刚刚油漆过的那扇门，她必须用力撑着门，否则蓓蕾就在里边把门撞上了。据蓓蕾的丈夫小顾说，那个悲伤的妇人已经是第三次到他家来哭闹了，他们已经烦透了她，他们觉得与珠儿从前的来往现在成了一件倒霉的事情。"我不知道珠儿在哪里。"美人儿蓓蕾在门的里侧愤怒地尖叫着，"说过多少遍了，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她的佣人，凭什么非要知道她的下落？" "可是珠儿临出门时说上你家去了，她说你约她一起出去看电影。"珠儿的母亲说。 "那她是骗你的，我又不是她的男朋友，约她看什么电影？"门内的蓓蕾冷笑着说，"是你生的女儿，你难道不知道她一向喜欢骗人？"珠儿的母亲这时候松开了手，她的眼睛里掠过某种灰暗而绝望的光芒，门砰地一声撞上了，蓓蕾趁机把那个讨厌的妇人关在了门外。人们看见蓓蕾的一只穿玻璃丝袜和红色拖鞋的脚，那只美丽的脚在门后一闪而过。 蓓蕾的丈夫小顾抱着臂冷静地睨视珠儿的母亲，小顾总是用两根手指梳理他油光锃亮的头发，那天他就那样梳着头发对围观者说："女儿失踪了，她应该向公安局报案，这样在街上哭哭笑笑的有什么用？" 说到珠儿的美丽，香椿树街上的人们各有各的观点，那些在桥边茶馆闲坐的老人看见珠儿从石桥上走下来，他们说这女孩是街上水色最好的一个了。老人们毕竟老眼昏花，他们只能分辨出珠儿特有的冰清玉洁的肌肤。珠儿的美丽其实何止于此？街上的许多小伙主要是被珠儿的眼睛所打动的，珠儿的眼睛一泓秋水，低头时静若清泉，顾盼时就是千娇百媚了，他们说珠儿的眼睛会说话，珠儿的眼睛说了什么话？那便是她的美丽与街头小伙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也是珠儿的故事所滋生的渊源。 女孩子则说，珠儿不过是走路姿态好看罢了，说珠儿不及蓓蕾和贞贞美丽，珠儿的眼睛其实还是单眼皮。女孩子们的评价当然是缺乏公正的，因为她们在议论街上另两个美人时，同样也会说，蓓蕾哪有珠儿和贞贞好看？她的腰很粗，你们注意没有？蓓蕾从来不穿紧身的衣服。 就说珠儿独特的步态，假如你恰巧看见她从石桥上走下来，你真的觉得那是风吹柳枝的过程，那个穿浅绿色裙子的女孩袅袅婷婷地走下石桥，在走过香椿树街的每一只垃圾箱前，她轻轻抖开一块花手绢隔绝讨厌的臭气，那时候她会疾行几步，但步态仍然是像风中柳枝一样袅袅婷婷的。九月的一个傍晚，珠儿就这样走过长长的香椿树街，走过护城河上刚修筑的水泥大桥，有人看见她跳上了２路公共汽车。"她是一个人出门的，"那个目击者的回忆后来使蓓蕾摆脱了干系，她对珠儿的母亲说，"她是一个人，我下２路车，她上２路车，我问她去哪里，她对我笑了笑，只用手朝汽车的前方指了指，珠儿没告诉我她要去哪里。" 珠儿的母亲开始追着贞贞不放了。珠儿的母亲假如不是急出了病，就是对贞贞产生了某种怀疑，她说珠儿以前从来不出家门，是贞贞把珠儿带出去结交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时髦男女，珠儿的母亲觉得贞贞对这件事负有责任，贞贞至少该向她提供一些寻找珠儿的线索。 贞贞用梳子敲打着面前的桌子，她的头发仍然散乱着，早晨起来她一直想着梳头，但那个妇人的问题总是使她把抬高的手放下来，·珠·儿·的·母·亲·快·疯·了，贞贞就一次次地用梳子敲打桌沿，似乎想让对方清醒过来。 "我告诉过你，珠儿在谈恋爱，那天她准是去约会了，这种事情她怎么会告诉我？"贞贞说，"连你做母亲的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珠儿以前从来不跟男的乱搭，她认识那些人都是你牵的线。"珠儿的母亲用一种谴责的目光死死盯着贞贞，还有贞贞手中的梳子，她说，"你得告诉我，那天她跟谁去约会了？""你真要逼死我了。她认识许多男的，他们都追她，她对谁都不讨厌，我怎么知道她跟谁去约会？"贞贞说着突然轻蔑地笑了一声，她的目光充满讥讽的意味在珠儿的母亲脸上掠过，停留在一只玻璃花瓶和瓶中的塑料花上，贞贞说，"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人？她在外面什么样子你不知道，要问那些男人，那些男人都说珠儿对他有意思，个个这么说。" 珠儿的母亲这时候脸色已经苍白如纸，她的身体在方凳上摇晃了一下，几乎要昏厥在贞贞的房间里。贞贞很怕她出什么事，她站起来把珠儿的母亲扶起来往外架，贞贞叹了口气说："好吧，好吧，算我把屎盆往自己头上扣，我把那些男人的名单开给你，你就一个个去找他们一个个去打听吧。"贞贞写的字与她的美貌相反，很难看而且不易辨认，它们像一些蜘蛛爬在一张前门牌香烟的烟壳上，而且名单上的人多为绰号，可见贞贞与那些男人的交往也是杂乱无章的。大马：印尼华侨，家住柳巷８号 苍蝇：红旗照相馆刘医生：第三医院外科 猪八戒：轧钢厂工人眼镜：食品公司采购员 王刚：高干子弟，家住干休所 长脚：高干子弟，家住干休所 这张烟壳纸后来被珠儿的母亲交给了穿蓝制服的警察，绰号或者情况不详并没有难倒警察们，他们很快逐一找到了名单上的那些人，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线索。名单上的那些男人都承认自己认识珠儿，在工人文化宫的游艺晚会上，或者在贞贞家里，或者是在干休所王刚家的花园里。但是他们矢口否认与珠儿的失踪有关，他们有证据证明自己在珠儿失踪那天是清白无辜的。 轧钢厂的猪八戒回忆与珠儿的交往时充满怨愤的情绪，他说，你们别看她外表文静，装得像个仙女似的，骨子里其实是个烂货，她以为自己长得美就想往高枝上飞，你们知道吗她脚踩两条船，不，脚踩八条船，她让我为她买裙子，我二话不说就掏钱买了，可是她穿上新裙子就去找大马了。这个烂货，她光想着要嫁华侨，嫁高干子弟。警察们觉得猪八戒是个吃不着葡萄的倒霉鬼，他对失踪者的攻讦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后来警察们找到了本城最著名的风流青年王刚，王刚在他父亲的花园里练习拳击，他把拳击手套摘下来噗噗地拍击着，非常傲慢地回答警察的提问，"谁是珠儿？"王刚心不在焉地说："香椿树街有三个美女，我都见过，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朝天椒，一个是小狐狸，珠儿就是小狐狸吗？"警察把珠儿的一张照片给王刚看，照片上的珠儿在拉小提琴，王刚突然嘻嘻笑起来，"果然是小狐狸，小狐狸拉小提琴？她哪里会拉提琴？"王刚不屑地把照片还给警察，"你们说她失踪了？那小狐狸比谁都精明，谁也拐不走她，肯定是出事了，肯定是让谁灭掉了吧？"王刚最后那句话使警察们的表情凝重起来，他们其实是赞同王刚对事件的推测的，问题是失踪者身上所牵拉的头绪紊乱无序，警察们的想像中已经有一个凶手的影子在飘动，但它是模糊变幻的，现在警察们仍然无从下手。浑浊的护城河就在香椿树街的南端散发着微微发臭的气息，平均每隔一个月，护城河里会出现一具浮尸，站在酒厂的小码头上，或者干脆跳到长年闲置的河边的木排上，你可以清晰地看清溺死者的性别、头发、衣饰和别的什么，一般说来男的俯卧，女的则仰面漂浮，这是香椿树街居民经过多次观察得出的经验。九月出现在河上的是一具女尸，人们看见了她水草般随波游动的头发，看见她的内衣变成丝丝缕缕的布条，露出青紫色的异常饱满的双乳，人们觉得自己应该背过脸去，但谁也没有背过脸，那些人出于习惯一直目送浮尸穿过水泥大桥的桥洞，朝护城河的下游漂走。 珠儿的母亲也站在木排上，目光呆滞神气凄凉，旁边有好心的妇女挽住她胳膊说，"别胡思乱想，那女的起码有四十岁了，大概是西大门自寻短见的那个女教师。"珠儿的母亲喃喃地说，"不是珠儿，珠儿会游水。"但是说着说着她又嚎啕大哭起来。木排上的人们都体谅她此时此地的心情，假如河里的浮尸是珠儿，她会哭晕在木排上，不是珠儿并非证明珠儿就活着，所以，珠儿的母亲的哭号也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怎么说，那是护城河上出现的令人伤心的风景。秋天的那些日子，珠儿的母亲站在干休所高高的围墙外，透过一个洞孔朝里张望，她在窥视王刚家的小楼和花园，看王刚在家干些什么，看王刚会不会在花园里埋些什么东西。珠儿的母亲认为王刚倚仗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当她听说珠儿曾经与王刚有过多次幽会后，脑子里立刻浮出一个可怕的画面：挖地埋尸。不知为什么她害怕珠儿死于王刚之手，而挖地埋尸的推想无疑是受到了一年前城东一起凶杀案的影响。珠儿的母亲守在那个洞孔窥视了三天，终于一无所获，到了第四天，这个忧郁过度的女人突然克制不住歇斯底里的情绪，珠儿，珠儿，你在哪里？她对着那堵高墙一遍遍地呼喊起来。有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干休所里跑出来，他们把珠儿的母亲从墙洞边赶走了。根据女人当时的眼神和表情判断，她好像是个疯子。穿军装的人互相交换着眼神，他们断定那个女人是疯子。国庆节前夕香椿树街已经飘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化工厂大门口挂出了巨大的欢庆标语，而糖果店门口煎烤鲜肉月饼的香气积漫了整个街区。香椿树街的人们记得珠儿就是在这么个明朗热闹的天气回家的，失踪了许多天的美人珠儿突然出现在香椿树街上，珠儿穿着一套式样新颖裹紧胸部的衣裙，穿着一双上了塔钉的白皮鞋，人们看见她拎着一只旅行包咯噔咯噔地走上石桥，美丽的瓜籽脸上洋溢着某种骄矜的微笑，她几乎是昂着头穿过了那些目瞪口呆的人们的视线圈，步态仍然那么优美和独特。 在桥头上珠儿巧遇她的两位女友蓓蕾和贞贞，蓓蕾和贞贞手挽着手往桥下走，她们听见一个熟悉的甜甜的声音在喊她们的名字，回头一瞥之间两个人竟然吓得失声尖叫起来。"珠儿，怎么是你？"蓓蕾捂住胸口说。 "你怎么啦？"珠儿微笑着说，"看见我怎么像看见鬼一样？""真以为是见了鬼，都以为你--"贞贞欲言又止，她伸手摸了摸珠儿的新裙子，"都以为你回不来了，这些天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去了上海，杭州，还有安徽黄山。" "你一个人去的？""一个人，两个人。"珠儿有点忸怩地朝桥下瞟了一眼，"玩嘛，一个人两个人不都一样？" "你把你母亲急疯了还害了我们，她天天到门上来找我们要人。"蓓蕾说，"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就出门了？""这事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珠儿说到这里似有难言之隐，她朝自己家的屋顶方向眺望着，突然文不对题地埋怨起来，"这条街没劲透了，闷死了，呆在这里真把人闷死了。这里的人也没劲透了，女的庸俗，男的下流，"珠儿低头凄楚地一笑说，"不过走到哪里都一样，尤其是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珠儿这番话让两个女友觉得莫名其妙，贞贞的注意力完全被珠儿的新衣裙和白皮鞋吸引了，贞贞又蹲下来摸摸珠儿的白皮鞋，她说，"是牛皮的，是上海货？谁给你买的？"贞贞抬起头来观察着珠儿的表情，突然干涩地笑着诘问，"是肉联厂小胖给你买的吧？我猜到了，你肯定是跟小胖一起出去了。""小胖？小胖是你的户头，我不认识他。"珠儿脸上明显流露出不悦之色，她鄙夷地扫了贞贞一眼，然后拎起旅行包咯噔咯噔地朝桥下走去。走下几级桥阶，珠儿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更加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我做什么都要让你们知道？我就是不让你们知道。"美人珠儿又回家了，有关珠儿失踪的故事成了一个谜。一般来说香椿树街的生活是没有秘密可言的，许多人向珠儿或她的家人拐弯抹角地打听这个谜底，珠儿像戏台上的角色一样重复她的台词，我闷死了，到外地去玩玩，去散散心，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而珠儿的父亲和兄弟说起这事仍然迁怒于蓓蕾和贞贞，他们说，那两个妖精，珠儿是让那两个妖精带坏了。没有人知道珠儿失踪的那段日子和谁在一起，换句话说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是谁，那个男人无疑不在贞贞开列的名单中间，那么他是谁呢？美人珠儿成功地守住了她的一个秘密，但是众所周知珠儿的那次失踪贻害了她的母亲，从那个秋天开始，珠儿的母亲不再是个正常的香椿树街妇女了，人们经常看见她站在河边木排上，听见她在护城河边呼喊失踪的珠儿，她的声音异常凄厉惊人。这样的结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正如一些艳阳高照的日子，护城河水古老而宁静的流淌着，你发现从上游漂来一条巨大的死鱼，但是等它靠近了你突然看清楚那不是死鱼，那是一具浮尸。请设想二十年前我们香椿树街人的茫然和惊喜，一个名叫珠儿的美人无声无息地失踪了，但是最后她又穿着一双新皮鞋回家啦！民丰里强盗 民丰里这样的建筑在南方被称为石库门房子，其实就是一种嘈杂拥挤的院子，外面的门是两扇黑漆楠木大门，门框以麻石垒砌而成，原来门上有两个黄澄澄的铜环，不知是哪一年让哪个孩子撬去换了糖人儿，那条又长又粗的大门闩倒一直在堆杂物的箩筐里斜竖着，竖了一年又一年，上面落满了历史的尘埃。民丰里现在住了十一户人家，白昼黑夜都有人进出，旧时代留下的门闩在新时代就用不上了。天气很热，民丰里就显得更热，即使偶尔有点南风，吹到这里就被墙挡住了，民丰里的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太阳落山后都端出竹椅到香椿树街上去吹风，那天黄昏也是这样的，千勇的母亲打了一桶井水淋在竹椅上，拎着竹椅出去乘凉，走到门边她回头对千勇说，吃完饭别马上洗澡，会把胃弄坏的。千勇没说话。母亲说，你听见了没有？别马上洗澡，要洗也用温水洗，不准到井上洗，现在贪凉，日后落下关节炎你要吃苦头的。 千勇没说话，其实千勇从来不听他母亲的唠叨。千勇放下饭碗就提着吊桶到井台上去了，就是去洗澡的。从七八岁起千勇就喜欢与母亲的意愿拧着干，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十八岁了。井是民丰里十一户人家合用的，所以邻居们通常是在这里谈天说地或者飞短流长，主要是那些妇女，她们蹲在那里洗菜，洗衣裳，洗一切能洗的东西，永远不知疲倦，千勇认为那是井水不需要缴水费的缘故，他对这些小家子气的妇女充满怨气，每次洗澡时他就踢开井台边的各种盆器和篮子说，我要洗澡了！把吊桶用劲扣在井里，又大嚷一声，闪开，我要洗澡了！妇女们说，这个强盗，强盗又来了。本来她们是可以与千勇论理的，但几乎每一个妇女都认为与千勇论理白费工夫，面对千勇她们总是忍气吞声，总是把仇恨发泄到他母亲身上。都是宠坏的，光管生不管教，这样做母亲的从来没见过。妇女们低声叽咕几句便躲开了，不躲开不行，因为千勇很快会把水溅到她们的身上来。千勇拎起一桶水，哗地从自己头顶上浇下去，舒服，千勇怪叫了一声，舒服，凉到骨头里，千勇的手在身上拍着，拍到短裤那里，突然停住了，他回过头发现井边还有一个人，是徐家的女孩桃子，桃子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弯着腰在水泥地上磨一块石头，嗤--嗤--嗤，声音难听而刺耳，千勇记起来这声音已经在民丰里响了一个黄昏了。 我洗澡，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千勇说。 你洗澡关我什么事？桃子抬起头朝千勇瞪了一眼，她把裙子往上拉了拉说，我在这里关你什么事？又不是你们家的井。好。那溅到你身上可别怪我。 强盗。桃子轻声地骂了一句，但是骂得似乎有点胆怯，桃子的一只手还是伸到后面挪动了她的凳子。 你骂我什么？强、盗？千勇将一桶水拎着，在桃子面前晃悠着，他说，强盗？我强怎么盗了？我盗你什么了？没骂你，谁是强盗就骂谁。桃子说。 千勇嘿地一笑，他朝桃子做了一个泼水的动作，吓吓你，千勇收回了吊桶说，我劝你不懂就不要乱说，杀人放火拦路抢动的人叫强盗，我怎么是强盗？ 别跟我来说话，桃子说，我要磨玉石，我不想跟你说话。磨玉石？磨玉石干什么？千勇说。 我不想告诉你。桃子说。 什么玉石？拿过来给我看看，千勇说这句话的时候手已经伸过去抢了，但他没想到桃子敏捷地甩开了他的手，桃子的一双乌黑的眼睛愤怒地盯着千勇。 强盗，强盗。桃子尖声喊。 你骂我什么？你敢再骂一遍？ 强盗，你就是强盗。桃子跺着脚喊。 好，我让你骂，千勇冷笑着拎起那桶井水，猛地朝桃子身上泼去，紧接着他听见女孩的一声惊叫，女孩僵立在井台上，满脸惊恐地看看他。千勇看见水迅疾地濡湿了女孩的白底蓝点的小背心，女孩上身浑圆的曲线轮廓兀然暴露在他眼前。在短暂的沉默之中，桃子突然交叉双手遮住了胸口，而千勇的蛮横肆意的表情也变得慌乱，他很快移开了视线。桃子后来就那样遮住胸往她家跑，桃子一边哭着一边骂，强盗，不要脸的强盗。有人从屋子里冲出来朝井台这里看，看见千勇正在吊桶里洗脚，千勇的脸上浮出一丝茫然，一丝窘迫。强盗就强盗吧，千勇自言自语地说，我就是强盗，是强盗又怎么样？桃子家的大人无疑要来告状，话说得很难听，千勇的母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掩面啜泣道，我拿这个孩子也没办法了，哪天等他犯下罪，干脆送他去监牢吧。民丰里的十一户人家相互间即使心存芥蒂，面上也是很客气的，千勇的母亲就是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摊上这么个儿子，她在妇女们中间丢尽了面子，在妇女们炫耀自己的儿女如何孝顺如何上进的时候，千勇的母亲便无地自容。为了弥补一点儿子在桃子家人那里的恶劣印象，她做了半篮子荠菜香干和肉馅的馄饨，让千勇给桃子送去，但千勇却不肯。千勇说，给她家送馄饨？为什么？送给她家我吃什么？母亲说，你够吃了，我留了两碗。 千勇说，不够，我要吃三碗。 母亲的火气立即蹿了出来，吃，你光知道吃，她厉声喊道，你吃了十八年的饭，都吃到哪里去了？ 吃到哪里去了？千勇嘻地一笑，说，当然吃到肚子里啦。你不是吃饭长的，你是吃屎的。 好，我是吃屎的，屎是谁做的？还不是你做的？千勇觉得母亲的话总是漏洞百出，他轻易地就驳倒了她，为此千勇得意地大笑起来。他看着母亲提着半篮子馄饨怒气冲冲走出门，要送你自己送，千勇用一支牙膏细致地涂擦着他的白色回力牌球鞋，他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么热的天浇一桶井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大约是一刻钟过后，千勇的母亲拎着空篮子回来，一进门就对千勇说，你做的好事，桃子病了，发高烧，你看怎么办吧。发高烧？千勇怔了一会儿说，怎么会发高烧呢？我没脸去她家了，母亲说，你做的好事，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有什么不好办的？让桃子也浇我一桶井水，不就两清了？千勇最后说。千勇提着一只吊桶站在桃子家的窗前朝里面张望，他看见桃子斜倚在床上看书，千勇舒了口气，他猜母亲故意夸大了桃子的病情，想吓唬他，千勇想难道我是吓得住的人吗。桃子你出来，千勇敲了敲窗栏说，你来浇我一桶井水，我们两清，省得你们说我欺负女孩子。 桃子朝窗外漠然地瞥了一眼，侧过身子继续看她的书。桃子穿了民丰里妇女流行的花睡裙，习惯性地蜷紧身子，那种青春期女孩特有的身体曲线便勾勒出来，圆圆的，精巧的，看上去很安静。桃子你出来，我不骗你。千勇说，我让你浇一桶井水，你要是觉得不合算，浇两桶也行，浇两桶吧，让你赚一桶。千勇看见桃子啪地丢掉书下了床，她走到窗边，眼睛并不看他。桃子的嘴唇动了动，千勇想她又要骂强盗了，但桃子没有骂，她突然抬起手拉上了窗帘，千勇记得那个瞬间他闭上了眼睛，他看见了女孩包裹在睡裙里的胸部，像两只小碗，他并不想注意那种地方，不知怎么又看见了。看见了也不怪我，千勇想，谁让她的睡裙做得那么紧，谁让她抬起手臂拉窗帘呢？不怪我了，我让你浇我的。千勇手里的吊桶在桃子家的窗台下轻轻撞击着，千勇说，我让你浇还我的，你不肯浇就不怪我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两清了。立秋后下了几场雨，民丰里人家种植于门前窗下的夜饭花被雨水打成残枝败花，但灼热粘滞的空气却是被洗干净了，出入于石库门的人们重新穿上衬衫和长裤，持续了一个夏天的萎顿精神也便焕然一新。 千勇又穿上了他心爱的深蓝色海军裤，千勇穿着海军裤到井台上刷白色回力牌球鞋，正好看见桃子在那儿，千勇下意识地想避开，刚刚转过身，脑子里便响起一种尖厉的嘲笑声，你怕她？千勇原地转了一圈又往井台走，他想，我怕她干什么？嘻，我怎么会怕她呢？ 隔了这么多天，桃子还在嗤呀嗤呀地磨那块玉石，桃子的一只手在水泥上来回划动，额前乌黑的刘海也随之轻轻扇动。千勇浇到井台另一侧，用板刷沙啦沙啦地刷鞋子，千勇的眼光忍不住地窥望着桃子手里的玉石，他知道桃子不会同他说话，但他却忍不住地要说话。 什么破玉石？磨来磨去的，千勇说，工艺雕刻厂这种玉石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 桃子不理睬千勇。你磨玉石干什么？千勇又说，磨了刻图章？你会刻图章？你肯定不会刻图章的。桃子还是不理睬千勇。 磨玉石没力气不行，干脆我们换一换，你帮我刷鞋，我来帮你磨吧。关、你、屁、事。桃子突然昂起头对千勇一字一顿地说，然后她鼓起双腮朝地上吹了一口气，那些白色的粉屑便扬起来，飘到了千勇脸上。千勇第一次听到桃子吐出这种粗鄙的词语，而且女孩红润美丽的脸上充满了挑衅的表情，这使千勇感到惊愕，他用手里的板刷徒劳地拍打面前的粉屑，你说粗话？千勇说，好，你说粗话。千勇朝井台四周搜寻着，他觉得他该对女孩干点什么，却不知道该干什么，天气凉了，他不再洗澡，他没有任何理由再往桃子身上浇一桶井水。 女孩子家，千勇后来换了一种教诲的语气对桃子说，女孩子家不好说粗话的，女孩子说粗话最难听。就许你说不许我说？桃子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她把那块玉石在盛满水的吊桶里浸了浸，突然说，说粗话有什么？你还欠着我一笔账呢。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让你浇还我一桶水的，是你自己不要浇。那么热的天让我浇你？让我替你洗澡呀？桃子说，我又不是傻瓜。现在天凉了，你现在浇吗？我说话算数，我现在让浇，一桶两桶随你。现在不浇，等到冬天结冰下雪的时候再浇。随便你，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到时候我要不让浇就是乌龟王八蛋。桃子这时候噗哧笑了一声，不知怎么的，桃子要么不笑，一笑就停不下来，桃子大概想像了某个滑稽可笑的画面，笑得弯下了腰，笑得青春期的肩部像两只蹦跳的兔子。你疯啦？千勇瞪着女孩的双肩说，你咯咯咯咯乱笑什么？关你什么事？我愿意笑就笑。桃子终于恢复了她的矜持和高傲，她瞥了眼脚边的吊桶说，算啦，便宜你，我就现在浇还你吧。现在就现在。千勇说着端起那只吊桶，他说，来浇吧，浇了我们就两清了。这桶水不行，已经让太阳晒热了。你再提一桶水上来。随便你。千勇说着熟稔地把吊桶扣在井中，胳膊一晃一拽，提着一桶井水放在桃子面前，他说，这下可以浇了，浇吧，我要是吭一声我就是乌龟王八蛋。 桃子拎起吊桶的时候千勇团上了眼睛，本来不该闭眼睛的，但千勇不知怎么就把眼睛闭上了，也不该那样紧张地屏住呼吸，但千勇就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我浇了，我真的浇了。桃子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警告，也像是威胁。浇呀，废话什么？怎么还不浇？ 千勇紧闭双眼等了很久，等待着的那桶井水却迟迟没有浇下来，他睁开眼正好看见桃子放下了那桶水，桃子侧过脸去，她好像在看民丰里唯一的那棵梧桐树，八月的秋风穿过屋檐高墙，梧铜树叶发出一阵脆响。 你还等什么？千勇说，你看着那树干什么？树叶动得很厉害，其实今天很凉。桃子弯起左手食指去抹右手上的粉屑，漫不经心地说，算了吧，我要磨玉石了，把玉石磨薄，刻上一些花，挂在胸前很好看。 你把我看扁了，我怕冷？什么时候怕过冷。千勇不耐烦地摇着那桶井水，他说，你真的不浇？不浇以后就浇不着啦。不浇，今天真的很凉。桃子又开始嗤啦嗤啦地磨玉石，桃子一边磨，一边说，算了吧，本来跟你这种强盗也没什么计较的。桃子的脸上泛着两朵红霞，千勇看出来桃子脸红了，千勇不知道桃子为什么会脸红，正像千勇不知道桃子为什么突然原谅了他一样。千勇后来抛着板刷往家走，回头往井台一望，突然觉得桃子今天特别美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隐隐地有些失望，竟然是失望，也不知道为什么。 民丰里的房子这两年是愈来愈破败了，原先的黑漆大门现在露出了木头的枯色，门洞里的那条门闩也不知被谁偷走了。石库门里仍然是十一户人家，但该走的走该来的来，该长大的长大了，该老的也就老了。 千勇早就走了，千勇十九岁到新疆当兵，据说是在一个边防哨卡，民丰里的人们当时开玩笑说，那地方冷，千勇肯定喜欢，这下他可以用冰水雪水洗澡了。这些话其实是偏见，细心的妇女都记得千勇去当兵前就学好了，不知怎么突然就安静了，懂事了，学好了，这是事实，否则千勇也没资格去当兵。千勇的母亲在儿子走后的第二年，拿了一封信在民丰里走东串西，半掩半露地向邻居宣布一个消息，千勇做班长了，千勇的母亲尽力压低喜悦的声音，你想不到吧？这个强盗，他做上班长了。到了第三年，千勇的母亲在井台上向洗衣的妇女们宣布了更惊人的消息，千勇在部队里升了排长。千勇的母亲抹着眼泪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强盗，竟然升到排长啦。又过了两年，有关千勇的消息几乎使民丰里每个妇女艳羡不已，千勇又升职了，千勇已经当了连长。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就学好了，一下子就有出息了。千勇的母亲端详着照片上的儿子，儿子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千勇的母亲说，这个强盗，这个强盗哟。民丰里的妇女们永远都是在娓娓地聊天的，而千勇的母亲常常爱把话题引向她的儿子，男孩子长大了说变好就变好了，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变好的。千勇的母亲常常这么说。她对儿子在那年夏天的变化一直不解其味。但有一天她看到出嫁了的桃子回到民丰里，桃子在井边提水的时候一些记忆的脉络突然清晰了一些，千勇的母亲就走过去捉住桃子的手，说了许多话。桃子，你是个好人。千勇的母亲伸出手在桃子的红锦缎棉袄上摩挲着，她说，我们家千勇，你记得吗？那年夏天，大概是你让他学好的。桃子仍然微笑着，但从她困惑的眼神中不难看出，她不理解千勇的母亲这番突兀的话。 你记得吗？我们家千勇，大家以前都叫他强盗的。千勇的母亲凝望着桃子说，记得吗？那年夏天，千勇往你身上浇了桶井水。记得，桃子点了点头，突然笑起来反诘道，他浇了我，可我并没有浇还他呀。千勇的母亲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了。对，你没有浇还他，千勇的母亲迟疑了一会儿，替桃子摘掉了红棉袄上的一根断线，最后她说，桃子，你真的是个好人。 桃子终于捂着嘴噗哧一笑，那年夏天的事是哪年的事，桃子或许记得，或许已经不记得了。怨妇 葆秀是民丰里最著名的怨妇。 葆秀从城南嫁到民丰里来时是十八岁，梳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辫梢上扎着硕大的红绸蝴蝶结，葆秀眉目清丽，但眼袋总是黑黑地浮肿着，像是哭过三天三夜。葆秀不说话，邻居们起初以为刘大的新媳妇是个哑巴，后来发现不是，葆秀说起话来伶牙俐齿，别人都接不上嘴。那当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二十年来民丰里的妇女几乎都从葆秀嘴里听说过一件怪事，这件怪事尤其让年轻的一代瞠目结舌。我嫁错了，葆秀说，本来我该嫁给刘二的，刘家使了调包计。怎么会呢？好奇的人们伸长了耳朵听。 就是调包了。媒人是领着刘二到我们家来的，说亲说的就是刘二。葆秀说，谁知道过门那天老母鸡变鸭，变出个刘大来，我要早知道跟老大，死也不嫁过来。 人们都听得将信将疑，替葆秀想想，就是嫁错生米也做成了粥，后悔有什么用？便安慰葆秀道，刘大刘二兄弟俩差不多，别提这事了，让刘大听到了他又要打你。让他打好了，打死了我这口气也咽下了。葆秀的眼睛射出一种灰暗的光，是民丰里的人们所熟悉的怨妇的目光。老人指着葆秀瘦小的背影评论道，这样的女人，最可怜也最难缠。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往往背道而驰，正像葆秀在二十年前的婚事一样，用刘大的话来说葆秀是骗人。她在说梦话。刘大的铜锣嗓有一次响彻民丰里上空，对于几十名邻居的窃听毫不隐匿，他说，梦话，梦话，刘二不过是替我去相亲的，她想嫁刘二？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一张脸长得像烂茄子，她配得上刘二？梦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刘大在码头上做搬运工，只用力气不用嘴皮子，难免作出这类不恰当的比喻，但是民丰里的人们从他愤怒的声音中不难判断，刘大往事重提也有他自己的依据。如此一来住在香椿树街上的刘二总是被牵扯到哥嫂的家事中来。刘二出没于民丰里的门洞时，妇女们会意味深长地朝他多看几眼，多看几眼刘二还是那样，头发很油很亮，戴一副黑框眼镜，除了夏天刘二都穿着面料考究的中山装，蓝的，黑的，还有一种罕见的烟灰色，刘二喜欢拎一只人造革的公文包，他的身上散发着民丰里人所崇尚的文雅和仕宦的气息。刘二不是干部，是香椿树街小学的语文教员，但刘二怎么看都不像小学教员，像干部或者像大学里的教授。邻居们比较着刘家兄弟的人品脾性，替葆秀想想，假如当初葆秀真是嫁错了，那确实是很委屈的。 还是要从二十年前说起，嫁入夫家的葆秀双手死死捂住分道扬镳的乱发，似乎想哭，却哭不出来，隔了一会儿终于裂帛似地哭了一声，人就倾斜着往下冲。刘家人都下意识地以为她想寻短见，慌忙去拉拽，没想到葆秀瘦小的身体爆发了超常的力量，左推右搡，又抓又咬，终于跑到了刘家门外。其实葆秀没有往井边跑，她倚门啜泣着，朝地上左顾右盼，小姑子问她，你在找什么？葆秀啜泣着说，辫子，我的辫子呢？那两条辫子被扔在一堆鞭炮的碎屑上，黑黑地盘曲着，像西条精巧的纸蛇。葆秀拾起了辫子，抖掉上面的红纸屑，又轻轻地吹了吹。一滴珠泪凝挂在葆秀的面颊上。旁观者们这时候发现她的目光已经变得冷静，顺从和屈迎的姿态使她第一次正眼环顾了刘家一家人。 辫子，辫子可以卖给收购站的。葆秀轻声地对她婆婆说，起码可以卖一块钱。有关辫子的往事，葆秀后来曾向知心的邻居吐露心曲。那时候我很蠢，总觉得拖着辫子就还有点念想，拖着辫子就还是个黄花闺女，死活不肯绞掉那两条又长又粗的辫子。按照民丰里--应该说是按照整个老城的规矩，新媳妇一定要铰掉辫子。有一天邻居们看见刘家人楼上楼下地追逐着葆秀，婆婆拿着剪子，小姑子低声下气地劝着葆秀，说，铰吧，一剪子就完了，不疼不痒的，你到底怕什么？但葆秀只是一味地推开拦截她的人，突然把两条辫子塞到了嫁衣里面，桃红色的绣花小袄上鼓出了两道山梁，葆秀的脸上是一种以死相争的表情，刘家人一时无从下手，而新郎倌刘大这时已经忍无可忍，他从母亲手里抢下剪子，吼道，我来剪，剪条辫子还这么难？刘大像扛货包一样把葆秀打在肩上，把她摇了几下，颠了几下，那两条辫子就从葆秀的衣裳里滑出来了，我怕你不出来，刘大怒视着两条辫子说，让你出来就得出来，然后便是咯嚓一声，又是咯嚓一声，两条离断的辫子已经抓在刘大手上了，刘大将它们在手上抖了抖说，还挺重的，说完一扬手便把两条辫子扔到了窗外。 刘家人记得葆秀当时脸色苍白如纸。葆秀叹着气说，可是刘大那畜牲一剪就把什么都剪掉了，有什么办法？剪掉了我就算是他的人了。 民丰里的那棵老梧桐树就长在刘家的楼窗前，梧桐树长了四十多年，华盖如荫，茂盛的枝叶遮住了楼窗上昏黄的灯光，却遮不住刘大夫妻在深更半夜拌嘴或厮打的声音。富有床第生活经验的人们不难判断那些声音的实质内容，他们在掩嘴窃笑之余不免要回味葆秀的那种凄厉的哭叫声，畜牲、猪、狗、下流坯、臭流氓，葆秀的叱骂变化多端，一声比一声高亢，一声比一声惨烈，到最后是一声撕肝裂胆的尖叫，尖叫过后渐渐地就安静了。邻居妇女们都觉得葆秀在夜里有点过份，但是葆秀在她们眼里是很可怜的。男人们却与刘大一个鼻孔出气，替刘大喊冤，睡自己的女人，弄得像杀猪，这叫什么夫妻？男人都说，葆秀这种女人，嘿嘿，要她有什么用？葆秀在民丰里的日子就这样含羞地开始，一日复一日的，葆秀早晨到井边去淘米，眼袋肿肿的，散发出青黑色，妇女们与她搭讪，葆秀的眼泪一不小心就像断线珠子似地落下来。刘大永远是粗壮的骂骂咧咧的刘大，即使脸上布满了细小发红的指甲抓痕，刘大仍然骂骂咧咧地喝上一盅烧酒，对着身后说，把花生米拿来！刘大从小就火气大，每次从民丰里的石库门进出时，不肯用手去推门拉门，嘭，总是那么一脚踹，天长日久民丰里的两扇黑漆大门就让刘大踢坏了。我男人，我男人不是人，是畜牲，比畜牲还不如。葆秀有一次忍不住地跑到居民委员会去告刘大的状，说到伤心处又是声泪俱下，她说，他不是人，他不把我当人，我要跟他离婚。 那些妇女对刘家的事都有所耳闻，便婉言劝阻葆秀。现在是新社会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离婚是可以的，不过，不过--女干部说到这里表情就尴尬起来，不过光为那种事情闹离婚，好像说不出口，理由也不合适。女干部忍不住吃吃地笑，再说，再说那种事情也是正常的，你现在讨厌，说不定以后会喜欢的。葆秀的脸羞赧地拧过去，隔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也不是不让男人碰，就是让刘大--我不甘心，你们知道吗，我让刘家骗了，他们用了调包计。 一语道破天机，说来说去葆秀还是在为嫁错刘家兄弟的事情耿耿于怀，妇女干部们相互间会心一笑，便都忙别的去了。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葆秀的遭遇，她们表示爱莫能助。葆秀嫁到民丰里的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不管母亲心情如何，刘大的骨血一个个地跑到了葆秀的肚腹里，然后哇哇大哭着坠入这个不睦之家，就这样，像民丰里的大多数妇女一样，葆秀二十五岁那年就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也不管母亲心情如何，三个孩子的眉眼神色都酷肖刘大。三个孩子没一个像我的，葆秀喜欢在井台上埋怨年幼的儿女，老大蛮，老二刁，老三嘴馋，都像那个死鬼，想想怎么也想不通，葆秀挥起棒槌用力地击打儿女们的脏衣服，尖着嗓门说，怎么想得通？都是我十月怀胎受着罪生出来的，怎么都像了他？那个死鬼！葆秀已经是民丰里的葆秀了，不管怎么说，不管从前的眼泪浸湿了多少衣裳，她的棒槌挥了一年又一年，全都捶干了，这么一下一下地把棒槌捶下去，葆秀的沧桑岁月也浮在脚边的污水上悄悄流失了。 葆秀已经不是那个葆秀，她眼袋上的的青黑色看不见了，但前额过早爬上了皱纹，面色枯黄，近似秋天梧桐落叶的色泽，而且她的嘴角上常常长着几个热疮。这是火气，葆秀指着嘴角对邻居说，我满肚子火气不知朝谁发；结果就攻到嘴角上，又疼又痒，又不敢用手抓，难受死了！所以说，葆秀仍然是一个怨妇。 刘二每次到民丰里来，后背上就落满邻居们窥测的暧昧的目光，像蚊子一样无声地叮住他，拍也拍不掉的。刘二知道他们是在注意自己的去向，是否往他哥嫂家跑，但是他不往哥嫂家跑又往哪儿跑？母亲高堂在上，知书达理的刘二总是要来探望母亲的。刘二挟着黑公文包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仍然有邻居冷不防从厢房里探出头，说，老二回来啦？刘二便说，回来了，回来看看我母亲。心里却暗暗地骂，废话，全是废话，不是看母亲难道是看葆秀吗？葆秀的那张又瘦又黄的脸，有什么可看的？刘二不爱看葆秀，葆秀却是常常用眼角的余光扫瞄他的，葆秀手脚麻利地做好一碗赤豆元宵，往刘二面前一放，也不说话，退到一边继续用隐蔽的眼光扫瞄，双眸里忽明忽暗。如果刘大站在旁边，刘大的眼睛就更忙，又要看葆秀，又要看刘二，有时脖子上的青筋就暴突出来，对刘二说，没事早点回家去，闲坐着有什么狗屁意思？刘二觉得他与哥嫂之间隔着一张窗户纸，捅破难堪，不捅别扭，刘二想要不是母亲还在，你请我来我也不来。后来刘二的母亲过世了，办完丧事刘二果然就不到民丰里来了，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按照本地的风俗到哥嫂家拜个年，刘二给侄儿侄女每人一份压岁钱，假如刘二给了一块钱，葆秀就要准备两块钱，因为刘二恰恰也有三个孩子。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葆秀对邻居们说，我就是要个面子，其实我们家日子比他家紧，但我不喜欢沾别人便宜的。刘二不来了，但葆秀一不小心就会说到刘二那个家庭，说到刘二的女人秋云，说秋云好吃懒做，还成天地向刘二装病撒娇。你们知道吗，秋云的短裤也要让刘二洗的，说是手不能浸水，嘁，手不能浸水？天底下还有这种病。葆秀谴责着她的妯娌，声音里的义愤之情已经无从掩饰，秋云这种女人，要她有什么用？井边的妇女们轻易地捕捉到了葆秀内心的另一种声音，她们凭藉惊人的记忆力回想起多年前刘二和秋云的婚礼，婚礼上葆秀的两个孩子啼哭不止，葆秀怎么哄也停不下来，所有的宾客都被那啼哭吵得心绪不宁，一个眼尖的女宾后来告诉别人，我看见葆秀在拧孩子的屁股，拧了大的拧小的，一边哄一边拧，孩子的哭声怎么停得下来？ 也不知道刘二是否告诉过秋云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或许想说也说不清楚，而秋云或许也不会与民丰里的妯娌一般见识，秋云是个中学教师，每天在学校里教孩子们说叽哩咕噜的外国话，民丰里的人们认为文化高的妇女都很傲慢，所以秋云是不会与葆秀一般见识的。 孩子们虽然遗传了刘大的特色，偏矮偏肥，但毕竟都长大了，都在学校里读书，读得漫不经心，经常让刘大用皮带抽或者用鞋底耳光，刘大怒吼着说，读不好以后跟我一样，到码头上扛货包，有什么出息？这时候葆秀便与刘大保持着配合，葆秀抢走刘大手里的皮带，塞给他一条绳子，悄声耳语道，抽三鞭就停，但刘大常常忘了葆秀的关照，由着性子抽下去，结果葆秀就和刘大厮打在一起，你要把他打死呀？狼心狗肺的畜牲！葆秀骂完刘大又去骂孩子，你也该打，打死了我不心疼，门门功课开红灯，以后跟你爹一样，到码头上扛货包吧！葆秀骂完了又抹眼泪，语重心长对孩子说，以后千万别跟你爹一样，好好念书，怎么就不能学着你叔叔？最起码也做个教师！现在刘大对葆秀一般都是低眉顺眼的，礼拜天的早晨，刘大被葆秀指使得像一只陀螺无法停歇，打水、晾衣、倒垃圾、买油打醋，刘大扛着一杆湿衣裳站在民丰里的空地上，一只手焦灼地扯着裤子说，忙完了没有？我急死了，早晨起来连个撒尿的工夫也没有。民丰里的人们怀着一颗善心回忆起多年前刘家的夜半叫声，都觉得那对夫妻现在像夫妻了，也难怪，做了多少年夫妻，做到后来都是这样，也别去管是男的驯服了女的，还是女的驯服了男的。人们唯一困惑的是葆秀的口头禅，我是嫁错的，我是让刘家骗到门上来的。葆秀仍然在私底下这么对人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认为葆秀不该这么说了。葆秀后来果然就不这么说了。 那天葆秀的小儿子放学回家，葆秀看见他嘴上有血痕，再细看嘴里的一颗门牙也没有了。儿子说是摔的，但葆秀认准儿子在说谎，肯定是跟谁打架打的。葆秀想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心狠手辣，简直是骑在别人头上拉屎，她不能这样就算了。儿子不肯说，你不说我也能打听到，葆秀说，我找你叔叔去。葆秀想儿子就在刘二的学校里，刘二应该知道内情的。大约是下午四点半钟的时候，葆秀去了香椿树街的刘二家，有人看见她走出民丰里的门洞，问，去买菜？怎么篮子也不带？葆秀边走边说，还有什么心思买菜？老三的门牙都给人打掉了，我要去调查调查。葆秀没有透露她的行踪。五点钟刚过葆秀就回来了，收腌菜的女邻居看见葆秀站在门洞里，呆呆地站在那儿，嘴里大声地喘气，女邻居走近葆秀，见她脸色煞白，眼睛里冒出一种古怪的光。 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女邻居问。哪儿都不舒服，像咽了一堆苍蝇。葆秀沉默了会儿突然骂道，这个畜牲，人面兽心，没想到他是个下流坯。 谁打了你家老三？女邻居听得有点糊涂，说，到底是谁呀？跟我动手动脚的，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葆秀仍然咬牙切齿的，她说，怎么说我也是他嫂子，他怎么可以跟我动手动脚的？女邻居终于明白葆秀在说什么，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了，说，刘二？怎么？这事太--太那个了。 人面兽心，我算是看透他了。葆秀慢慢地平静下来，她撩起衣角擦了擦眼睛，似乎想起了什么，关照女邻居道，这事就你知道，不敢传出去，让我家刘大知道了会闹出人命的。不敢传出去，这种事怎么好乱说？女邻居不断地点头允诺。但葆秀自己最后还是把事情传了出去，至少有五名民丰里妇女听葆秀埋怨过刘二，怎么说我也是他嫂子，葆秀用一种尖利的声音说，他怎么可以跟我动手动脚？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牲！侦探 一个穿海魂衫的男孩在民丰里来回奔走，脚步忽疾忽慢，脑袋朝左右前后急切地探出去，然后又失望地缩回来。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少军嘀咕着，终于垂着手站在井旁，眼睛朝洗衣的妇女狠狠地斜了一下，妇女们正说着她们的事，谁也没有留心，少军抬头看看，将手指含在嘴里打了个唿哨，还是没有人搭理他，少军忍不住又用愤怒的眼睛朝她们斜了一下。看见我的兔子了吗？少军说。 不在笼子里？少军的母亲终于抬起头来。你早晨给它喂菜了吗？少军用一种类似审问的口气说，肯定是你，肯定是你忘了把笼门插上。 我哪有空给你的兔子喂菜？我哪有空管你的兔子？母亲的手一直在盆里搓着衣裳，她说，大概溜到哪儿去吃草了吧。 溜到哪儿去吃草？少军气咻咻地说，你什么也不懂，跟你说了也白说。少军又斜着肩膀朝民丰里的另一侧走，走走停停，朝每户人家的门窗里投去匆匆一瞥。走了几步少军听母亲在井台上叫他，便回过头充满希望地看着她。 是你忘了把笼门关上吧，少军说，我猜就是你。我哪儿有空看你的兔子？母亲还是那句话，当然她更想说的是另一句话，她说，咦，那兔子，昨天不还在笼子里吗？昨天？那还用得着你告诉我？少军哭笑不得地扭头就走。原来是一句废话，少军想这件事情跟母亲说等于是对牛弹琴。少军站在他的朋友大头家门口，捏着拳头嘭嘭地敲门。谁？大头在里面问。我，侦探。少军在外面说。 过了一会儿大头才跑来开门，大头宽阔的脑门上淌着几滴汗，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紧张。 你在搞什么鬼？少军审视着大头说，怎么等到现在才开门？搞什么鬼？我在大便。大头匆匆地走到桌子前，挺起肚子把一只桌屉撞紧，一边反问道，你在搞什么鬼？我的兔子不见了，是你偷的吗？少军说着眼睛却瞄准了那只桌屉，他说，我是侦探，谁偷了我的兔子，三天之内一定会查出来。兔子？我偷你的兔子？大头鼻孔里鄙夷地哼了一声，兔子，我最讨厌兔子了，女孩子才养那种东西。少军极力压抑住受辱后的怒气，他从容地走到桌子前翻弄着桌上的一把链条枪，这把枪做得不错嘛，少军一只手试着链条枪的扳机，另一只手却突然用力拉开了那只桌屉。大头还未及阻挡，少军已经把大头的秘密紧紧地抓在手中。其实只是一页画片，好像是从哪本画册上撕下来的，一个不穿衣裳的外国女人斜卧在草地上，她的每一寸肌肤都反射出粉红色的光亮，让民丰里的两个男孩触目惊心。好呀，你躲在家里偷偷看这个。少军像挨了烫似的扔掉画片，他说，老实坦白，从哪儿弄来的？ 捡来的，在小韩家的垃圾桶里。 撒谎，垃圾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骗你是小狗。大头涨红了脸对天发誓，他说，小韩家的垃圾桶里还有几页，不信你自己去翻翻看。 我才不去翻，女人有什么可看的？光着屁股有什么可看的？少军怪笑了一声。少军想起小韩是刚搬进民丰里的住户，小韩孤身一人，很少与邻居们接触，而且总是门窗紧闭，还要拉上几块窗帘布。少军突然觉得小韩一直是鬼鬼祟祟的，这个人身上有许多令人怀疑的疑点。你有没有在他的垃圾桶里看见兔毛？少军皱紧了眉头沉吟一会儿，他说，小韩肯定把我的兔子宰了，肯定把我的兔子煮熟吃了，你知道吗，兔子肉吃起来很香的。两个男孩后来就去检查小韩家的垃圾桶，大头望风，少军埋下头去看那只肮脏的红色塑料桶，但桶里没有一根兔毛，甚至连别的垃圾也被倒掉了。怎么回事？少军嘀咕了一声，他想不会什么东西都不见的，头就埋得更低，果然发现了那根红色的玻璃丝线，玻璃丝线很细，粘在桶底，不易被人发现，但少军终于把它小心地拉了出来。 这就是疑点。少军得意地拎起玻璃丝线给大头看，他说，你想想，他家又没有女的，又不用它来扎辫子，他用这玻璃丝线干什么？对，他要玻璃丝线干什么呢？大头茫然道。肯定是作案工具，少军挠着头想了想说，也许，也许他用玻璃丝线勒死了我的兔子，你知道吗，这样不会留下血迹。大约是午后三点钟的时候，阳光寂静地流淌在民丰里狭长的空地上，几只母鸡在啄食石板缝里的草苔，除了刘家窗台上的老花猫，几乎没人看见小韩家门口交头接耳的两个男孩。马上立案，我要开始侦查了，三天之内破案。少军以一种职业化的口吻向他的朋友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对大头说，你配合我，做我的助手。大头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凭什么做你的助手？是你丢了兔子，关我什么事？少军或许是没想到大头会拒绝他的要求，我什么时候让你做助手的？少军立即收回了刚才的话，他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冷笑说，让你做助手？呆头呆脑的，反而碍我的事！ 少军的侦查始于那天夜里。 少军先是爬在他家的老虎天窗上监视小韩家的动静，他看见小韩推着自行车进了民丰里的门洞，瘦瘦长长的一条身影，笔直地走过去，决不朝左右前后多看一眼。他从来不与人说话，少军想，不说话的人心里都藏着鬼。他注意到小韩自行车的书包架上夹着一件什么东西，大概是一只饭盒，上班的人们都会在自行车后面夹一只饭盒，这不奇怪，但少军突然听见那只饭盒里咕噜响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滚动，是几块没吃光的兔肉？少军这样猜想着，看见小韩打开了门锁，扛着自行车进了屋里，别人的自行车都放在院子里，唯独小韩每天要把自行车扛回家，这也是疑点，少军想，那家伙身上尽是疑点，连扛自行车的动作都显得慌里慌张的。母亲在下面喊，少军你疯了？爬在老虎天窗上干什么？不干什么，我在看星星。少军说。 疯了，丢只兔子跟丢了魂似的。母亲说，你看星星就能把兔子看回来啦？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少军回头说，同志，你能不能安静一点？你能不能别来跟我捣乱？ 兔子，不就是两只兔子吗？哪天让你姨妈从乡下捎两只来。母亲絮絮叨叨地走开了，剩下少军站在木梯上，耐心细致地监视着小韩的动静。其实也没什么动静，小韩除了出来倒掉一盆水之外，一直呆在屋子里。除了灯光，少军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小韩家的窗上都拉着厚厚的窗帘。少军只能从灯光明火中分析小韩的行为，这个窗口亮着，说明他在厨房里，他在厨房里干什么？又在吃兔肉了？这盏灯灭了，那个窗口又亮了，他大概要睡了，要睡了？少军想为什么早早的就要睡呢？小韩家气窗上的那块空档是突然出现在小军的视线里的，不知道小韩是否想把窗帘拉得更严密一些，反正窗帘动过以后就留下了那块空档。少军现在从狭窄的气窗上恰恰可以看见小韩的床，准确地说是床的一半，一条薄毯的一半，意外的收获几乎使少军屏住了呼吸。 他看见小韩上了床，那张瘦削的脸正面对着少军，在灯光的辉映下显得苍白病态，但少军觉得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诡秘的光芒，他看见小韩用双手的食指顶住两个额角，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这种动作多么奇怪，少军还想发现些什么，但是很不巧。小韩的脑袋突然沉下去，他肯定是调换了方向躺着，少军后来看见的是两只苍白的脚，它们忽而静止，忽而急遽地颤动，像拧麻绳似地拧在一起，少军想他的脚上也有疑点，睡觉就睡觉，他的脚为什么这样乱动不止？后来小韩家的灯就灭了。除了气窗玻璃上的一小片幽光，少军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二天少军又去翻看小韩的垃圾桶，桶里没有大头所说的那种画页，也没有红色玻璃丝线了，少军发现了几根骨头，他用树棍拨弄了几下，他觉得那不像是兔子的骨头，那么大那么粗的骨头，到底是什么骨头？少军这么想着心就开始狂跳了，会不会是人的骨头？ 现在已经不是兔子的问题了，小韩心里肯定藏着鬼胎。少军绕着小韩的屋子走了一圈，他决定爬到小韩的窗台上去，他要利用气窗上的一块空档看看那张可疑的床。假如有大头在旁边望风就更好，但没有他也一样干。假如有人撞见，他就说是接受了公安局的秘密任务来监视小韩的，不管别人是否相信，至少不会有人来阻拦他。少军的脸终于贴住了气窗玻璃。现在他看见了小韩的那张床，床和毯子都很正常，使少军产生疑问的是床上的枕头，枕头竟然有两只，又皱又瘪地挤在一起，而且少军清晰地看见另一根红色的玻璃丝线，长长的，细细的，它就盘曲在枕头一侧。因为紧张和激动，少军跳下窗台时不小心把脚踝崴了一下，后来他就那么半跳半奔着跑到大头家里，透露了他的最新发现。小韩，小韩果然有鬼。少军喘着气说。 真的是他？大头说，是他偷了你的兔子？没这么简单。小军的眼眸里闪闪烁烁的，他说，打死你也不会相信，小韩家里还藏着一个人，一个女人你又瞎编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大头疑惑地说，一个女人？你怎么发现的？军机不可泄露。少军微笑着说，我早说过小韩这人鬼鬼祟祟的，你不信，什么事情能逃过我的眼睛？可是，可是他把一个女人藏在家里干什么呢？大头又问。少军似乎被一下子问住了，怔了一会儿用鄙夷的目光斜了大头一眼，干什么？你就知道问干什么，偷偷摸摸藏一个人在家里，肯定要干一件危险的事。少军说着匆匆地离开大头家，走到门外时他又回头对大头说，你等着看我的，三天之内我一定破案。奇迹出现在第二天夜里。 少军后来难以描述那天夜里的心情。本来他是爬在老虎天窗上监视小韩的，但母亲一直用扫帚敲着梯子喊他下来，这种干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少军干脆就从梯子上下来了，他想与其这样伸长了脖子，又要听母亲的唠叨，不如冒险爬到小韩的窗台上去。小韩家厚实的窗帘仍然在气窗部分留下一块空档，这给少军的第二次侦查提供了方便。 天渐渐黑透了，小韩家的灯光呈交替状地亮了，又灭了。梧桐树后的少军的心又砰砰地狂跳起来，他听见民丰里唯一的电视机在桃子家咿咿呀呀地响着，有个男人捏着嗓子唱着京戏，少军想那种声音正好可以掩盖他翻窗的声响，他贴着墙壁朝小韩家的窗户挪过去，刘大家的猫这时候喵呜叫了一声，少军吓了一跳，但除了那只猫，没有人看见他。少军站在窗台上，贴住那块气窗玻璃朝里面看，里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这已经在少军的预料之中，他从裤袋里摸出手电筒，而室内的那种奇怪的声音恰恰传入了少军耳中，是一种类似于人在搏斗或挣扎时的声音，呻吟和喘息，少军觉得他的心脏快跳不动了，一只手急不可待地拧亮小电筒，对准了气窗玻璃，小电筒的圆形光柱异常精确地投向室内的床。紧接着少军看见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种画面。小韩的脖子上勒着那根红色的玻璃丝线，有两只手，不知道是谁的两只手抓紧了玻璃丝线，勒紧，松开，又勒紧，小韩的脸因此变得古怪而恐怖，嘴张得很大，所有异常的声音都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 少军后来不记得自己是否叫喊了，只记得跳离窗台时莫名其妙地丢了一只鞋。 少军光着一只脚跑到香椿树街派出所。 民丰里杀人案，民丰里杀人案。少军一边喘气一边对两个警察说，我侦破了民丰里杀人案。 别慌，说清楚了是谁杀人了？警察说。 十六号的小韩。少军仍然喘着气说，是我侦破，我早就开始怀疑他了。小韩把谁杀了？小韩，不，是有人在杀小韩，少军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他说，一根玻璃丝线，有人在勒死小韩，我早就发现那根玻璃丝线了。谁在勒死小韩？警察说，别慌，说清楚点。看不清楚人，窗帘挡住了。少军说，反正有一个人，没准还是个女人。两个警察分别从挂钩上取下了枪，少军在后面问，枪里有子弹吗？他们没有理睬这种提问，推了推少军，小孩，给我们带路。少军领着警察冲进民丰里时，民丰里静悄悄的，只有刘大家的猫受惊似地溜过屋顶。他们站在小韩家门口敲门，敲得很急促，里面的灯亮了，左右邻居家的灯也亮了。小韩穿着棉毛衫和短裤出来开门，表情看上去惊愕而茫然，而少军更加惊愕，少军的第一个反应是小斡挣脱了那根玻璃丝线，凶手或许已经跑了。 出了什么事？小韩问警察道，查户口吗？不查户口，查凶杀案。警察说，刚才是不是有人对你行凶？ 行凶？莫名其妙，小韩说，谁对我行凶？两个警察径自闯了进去，他们在床的周围细细勘查了一遍，然后又检查窗子，而少军眼疾手快地从床上捡起那根玻璃丝线，就是它，就是用它勒的。少军把玻璃丝线塞到警察手里，突然又叫起来，不好，我不该留下指纹的。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把我弄糊涂了。小韩跟在警察后面说。这个孩子说，有人用玻璃丝线勒住你的脖子，警察严厉地审视着小韩，问，是谁刚才勒你的脖子？ 没人勒我的脖子。小韩说。 有人勒你的脖子，我亲眼看见的，少军这时冷笑了一声，总不会是你自己勒自己的脖子吧？ 小韩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窘迫的表情，他朝少军投以厌恶的一瞥，一边匆忙地穿着长裤，小韩突然侧过脸对警察说，就是自己勒自己的脖子，一个人，无聊，那么玩很舒服的。两个警察面面相觑，看手里的红色玻璃丝线，看小韩的脸，最后看发呆的少军，两个警察也显得茫然迷惑。不骗你们，那么玩危险，但真的很舒服。小韩对警察挤了挤眼睛，而且他在一个警察耳边低声耳语了一会儿，那个警察居然嘻嘻地笑起来了。 少军呆若木鸡，他不懂一件可怕的凶杀案怎么会逗人发笑，当两个警察后来嬉笑着交或接耳地走出民丰里时，少军愤怒地追上去，他在骗你们，你们怎么听不出来？他尖声说，自己怎么会勒自己的脖子？ 年纪稍大的那个警察拍了拍少军的头，仍然很暧昧地笑着，你还小，有些事情你不懂，那个警察说，咳，让我怎么说？那些事情你还是不懂的好。 民丰里又亮起几盏灯，有人把头探出窗外，朝门洞这边看。少军垂着头沮丧地站在梧桐树下，朝树干踢了一脚，梧桐树叶便簌簌地响，猛地看见一条黑影长长地投过来，少军侧脸一望，是小韩叉着腰站在他家门前。 讨厌，下次再偷看我揍你。小韩说。 少军知道他在骂自己，想想突然觉得委屈，便扯着嗓子对那边喊，讨厌，谁偷了我的兔子？花匠 花匠在民丰里住了二十年，开始他是仍然种着花的，门前几盆石榴和海棠，窗下一畦瓜叶菊，在远离小屋的大门洞后还植了一片串串红和太阳花。但是那些花很快被孩子们随手摘下，放在鼻孔下闻一闻，然后就扔掉了，剩下的花枝即使被孩子们遗漏，但最终也被大人们的自行车压坏挤死了。要知道民丰里住了十一户人家，他们都习惯于在共用的空间堆放该放的东西，或者是不该放却也不该扔的东西，譬如箩筐、腌菜缸、木柴堆和锈蚀的痰盂，他们觉得花匠的花不该来占地方。花匠有一天修剪着石榴的乱枝，剪下一枝，朝民丰里四下望望，又剪下一枝，在手里捻着，突然叹了口气，把大剪刀对准了石榴的根部，咬紧牙剪下去，咯嗒一声，那棵正开着花的石榴就斜仆在地上了。 花匠后来就不种花了，只有一盆白色的月季时常出现在他的窗台上。遇到阳光温煦的日子，他把月季抱出来，有人凑过去看花的时候，花匠就凑过来看你，看你的手。花匠的眼睛告诉看花的人，不要碰我的花。 民丰里的人们不爱花匠的花，但是对于他的履历却是充满了好奇心，花匠到底姓王还是姓黄？花匠退休前在水泥厂当工人还是种花？人们一知半解，但是花匠年轻时候在军阀郑三炮家里的那段往事，就像一支琅琅上口的民谣，多年来已经在民丰里流传得家喻户晓了。 花匠当年是被郑三炮抽了一百鞭以后扔出郑家花园的。郑三炮是个冷血魔王，杀人不眨眼，一般说来他打人杀人不要什么理由，但鞭逐花匠时却握有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据说花匠与郑家六小姐偷偷地相好了三年，三年过后郑三炮在六小姐的床底下拖出了花匠的一条腿，还有一条腿却被六小姐抱在怀里。郑三炮本来是想用驳壳枪顶住花匠的膝盖的，六小姐推开了父亲的手，结果子弹射偏了，恰恰击中了向郑三炮通风报信的女佣，所以六小姐那天又是哭又是笑的，当花匠终于被人拖到外面时，六小姐就笑着朝血泊中的女佣吐着唾沫，活该，活该，六小姐说，谁让你多嘴多舌？死了活该。军阀郑三炮有八个女儿，与花匠私通的是最美丽最受宠的六小姐，人们后来回味着这则绯闻说，幸亏是六小姐，否则花匠就不止是挨一百鞭，郑三炮肯定要送他去见阎王爷了。但花匠自己在回忆往事时却持相反的论调，假如不是六小姐，郑三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说不定就把她许配给我了。花匠对他的亲戚说，郑家二小姐不就嫁给厨子老孙了吗，生米做成熟饭，下嫁也就下嫁了。 往事不堪回首，花匠很少提到他在郑三炮家的遭遇，一旦提及他的脸上总是浮出一种抱憾之色，他的手便会在腿上臂上盲目的抓挠着。六小姐，你们没见过，倾国倾城呀，花匠说，就怪我们不小心，就怪当时年轻血旺，半天见不上面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本来我们要私奔去香港的，船票都买好了，可是六小姐在花园里朝我摇了摇檀香扇，她摇扇子我就去，偏偏那天夜里让他们发现了。花匠说到这里禁不住喟然长叹一声，他说，本来第二天就要上船的，第二天郑三炮要去南京，家丁们跟着他去，多么好的机会，偏偏六小姐又摇扇子，偏偏我又去她房间了，现在后悔，后悔有什么用？绯闻中的女主角六小姐在民丰里人的想像中类似一张发黄的美人照片，大概有四个民丰里老人在五十年代有幸一睹过六小姐的天姿芳容。那时候花匠刚搬到民丰里来，他脊背上的黑红色鞭痕透过白绸衫仍然清晰可辨。有一天门口来了辆黄包车，一个穿红花锦缎旗袍的女人下了车走进民丰里，站在梧桐树前拿出一面圆镜，迅捷而娴熟地描了眉毛涂了口红，有人上前问，你找谁？那女人淡淡地说，不找谁。问话的人觉得奇怪，看着她把镜子和唇膏收进手袋里，扭着腰肢朝花匠家走，井边的观望者很快发现她认准了花匠家窗前窗下的花，假如她是六小姐，假如她来找花匠，自然是无须向别人问路的。 六小姐那天在花匠家里逗留了大约一个钟头，或许时间更长一些，这个细节没人能记住了。那些老人只记得六小姐出来时脸上有脂粉被泪水洗得红白莫辨，眼圈也红肿着，看上去并不如想像中那样美丽。六小姐站在花匠家门口，用手帕的角在眼睛两侧轻轻点了一下，然后她转过身在窗台上抱了一盆月季节，抱在怀里走过井台。井台旁的人们没有料到六小姐会跟他们说话，六小姐突然站住了，她朝那些人友好地微笑着，但眼光和声音却是盛气凌人的，我表弟，我表弟初来乍到，六小姐迟疑了一会儿说，他人老实，你们多照应他，你们多照应他不会吃亏的。 那些老人都记得六小姐说的那番话，她说花匠是她表弟，这种笨拙的障眼法使人撇嘴窃笑，他们觉得六小姐莫名其妙，什么吃亏不吃亏的？已经是社会新闻了，郑三炮已经让政府镇压了，她以为自己还是趾高气扬的郑家六小姐吗？有一个妇女那天注意到了六小姐脚上的长筒丝袜，说丝袜上露出两个眼睛似的破洞，是缀补了以后又绽裂的。这在从前的郑家八姐妹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事。从前郑家的小姐们穿袜子，穿上一天扔一双的呀！那个妇女便很感叹，说现在也让六小姐尝到了穿破丝袜的滋味，她觉得很解气也很公平，又觉得有些可怜。二十年前六小姐抱着一盆月季花走过民丰里的门洞，突然回头朝花匠的窗口投去幽幽的一瞥，六小姐真的像一张发黄的照片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传奇般的美丽的背影。六小姐是嫁给本地的绸布大王肖家的，嫁过去第二年就解放了，第三年就跟着肖家回湖南原籍的乡下种田去了。六小姐其实命苦，都怪郑三炮那老杂种，花匠在许多年后再提旧事仍然满腹怨气，提到六小姐的芳名时他的声音则显得凄然，六小姐，倾国倾城呀，花匠说，郑三炮把她嫁给肖家，以为是门当户对了，谁想到是害了六小姐，我早说不管是皇帝和讨饭花子，谁都有个倒霉的时候，偏偏肖家要倒霉的时候六小姐嫁去了，种田？挑担？六小姐哪能干这些粗活？花匠说到这里便扼腕伤神，默默地想一会儿，脸上浮出一种腼腆的微笑，要不是郑三炮狗眼看人低，要是郑家让六小姐下嫁给我，六小姐现在就不会受那些苦，花匠说，我知道六小姐的脾性，她吃的东西的口味我也全知道，要是六小姐下嫁给我，我会把她伺候得好好的，你信不信？ 听者连连点头，说，信，怎么不信？点头过后不免有些疑惑，心里说这个花匠怎么这样下贱？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事被人遗忘了，这个花匠，他竟然还想着伺候那个六小姐！花匠不是个饶舌的人，其实有关他的陈年旧闻都是香椿树街上的几个园艺爱好者传出来的。每年清明前那些人来民丰里求花匠替他们迁盆插枝，花匠一高兴就说起六小姐，那些人为了让花匠更高兴，问的便也是那个旧时代的美人的事，曾有人用觊觎的目光瞟着窗台上的那盆香水月季，说，这盆花养得真好，花匠瘦削的双颊立刻泛出醉酒似的酡红，他说，是给六小姐养的，她最喜欢这种月季。园艺爱好者听得又是愕然，心里说六小姐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个下贱的花匠，他竟然还给她养着一盆月季！ 民丰里住着许多热心好事的妇女，空闲时便跑东走西的给单身男女牵线做媒，从花匠年轻力壮的时候开始便有人登门说亲，多少年过去却没说出一个结果，那些为花匠做过媒的妇女谈起此事便怨声载道，说花匠并不是不想女人，只是想得奇怪，是女人都无法忍受。花匠让媒人领着去相亲，却不肯与人面对面坐下来，他说，用不着靠那么近，我看一眼就行，隔着玻璃也行，离开十步路远也行。媒人只好精心设计了让花匠看那么一眼，但是让人扫兴的是花匠看上一眼便垂下头来，嘴里轻声嘀咕一句，不像，一点都不像。媒人听见他的嘀咕声就知道亲事吹了，不像？不像谁？又是那个军阀恶霸家的六小姐！做媒人的嘴上不点破，心里却在骂，从来没见过这么痴心这么下贱的人。做媒的人甩下花匠往前走，走了几步又想气气这个下贱的花匠，就回头丢下一句话，你也别太挑剔，其实人家也没看上你。花匠垂着头在后面走，也不知道是否听见了媒人的话，花匠说，不像，又叹了口气说，不像，真的一点也不像。其实说不管花匠的事都是气话，民丰里住着这么一个单身男人，那些热心的妇女不可能对花匠的亲事撒手不管，她们总是期望有一天在花匠的亲事上鸣金收兵。这一天终于真的来临了，功臣是桃子的母亲，女的则是一个废品收购站的会计，叫阿珍，守了多年寡了。桃子的母亲后来公正地评价过阿珍，说，阿珍其实脾气很暴躁的，不过她长得很像那个六小姐，桃子的母亲噗哧笑了一声，像六小姐就行，花匠说脾气好坏没关系，只要像六小姐就行。 据桃子的母亲说，花匠当时隔着收购站的麻袋包看阿珍打算盘，眼睛里倏地闪出光来。嘴里几乎喊着，像，只有她最像。桃子的母亲这么绘声绘色地描述时井边妇女们都笑起来，笑过了以后侧脸望望花匠窗台上的那盆月季，都长长地舒了口气，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阿珍是那年春天再嫁到民丰里的，听花匠说过郑家六小姐的人都从她的脸上身上想像六小姐的绰约风姿。但阿珍毕竟是人老珠黄了，人们很难把她与花匠嘴里的倾国倾城联系起来，阿珍每天拎着一只尼龙袋在石库门里进出，脸上总是像挂了一层霜，假如孩子们在院子里相互追逐与她擦身而过，阿珍便怒气冲冲地朝他们翻个白眼，说，去充军啊？邻居们便想，毕竟做惯了寡妇，脾气果然不好，又想，花匠也真是滑稽，挑了多少年的女人，最后挑了个阿珍。那年春天花匠是快乐的，花匠新插的几盆月季都早早地开了花，放在窗台上，一盆比一盆艳丽。花匠在早晨的阳光下给花浇水，他脸上的喜悦与所有新婚的男人如出一辙。但是阿珍却不快乐，民丰里的妇女们都看出来了，她们说脾气再坏的女人也不会像她那样，好像别人都欠了她的债。有一天人们看见阿珍端着一碗粥跑到门口，怒气冲冲地喝了一口，突然回过头朝花匠尖叫了一声，又放糖了，告诉你别在粥里放糖，我不是六小姐，我讨厌在粥里放糖，你不长耳朵吗？果然不出所料，阿珍的不快乐，也与六小姐有关。阿珍有一天抓着一只银耳挖子到桃子家诉苦，你看看这种东西，他说是给六小姐留着的，他天天要来给我挖耳朵，阿珍怨恨交加地向桃子的母亲挥着银耳挖子说，我又不是六小姐，我耳朵里干干净净的，谁要他来挖？桃子的母亲忍着笑说，他来给你挖耳朵有什么不好？挖耳朵很舒服的，那是他对你好。阿珍几乎叫喊着说，不是对我好，是对六小姐好！他每天还要来给我捶腿敲背，一副下贱的奴才样，恶心死啦，我又不是六小姐，我不要做她的替身。桃子的母亲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劝阿珍说，你也别太计较了，半路夫妻，他对你好就行了。阿珍稍稍平静下来，自己拿银耳挖子在耳朵里掏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说，对我好？这种好法我受不了。桃子的母亲预感到花匠与阿珍的夫妻做不长，果然就做不长，春天刚刚过去，民丰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刚刚绿透，阿珍就拎着一口皮箱离开了民丰里。人们记得阿珍临走时砸碎了花匠窗台上的三盆月季，砰，砰，砰，沉闷的三声巨响使民丰里的邻居们吓了一跳，他们纷纷把头探出窗外，看见阿珍正拍着手上的泥土，阿珍对着三盆月季的残骸说，砸死你，砸死你这个反动军阀六小姐。 花匠追出门外朝阿珍喊，走就走了，你怎么砸我的花？花匠这么喊着声音突然嘶哑了，他开始是想追阿珍的，追了几步又退回去，退回去抱起他的花。人们看见花匠抱着那株露出根须的白色月季，脸上已经老泪纵横。后来有人站在一旁，充满怜悯之意地看花匠为花换盆，问，换了盆能活吗？花匠说，能活，这盆白月季不容易死的。又有人过来开门见山地问花匠，阿珍跟你离婚了？离了。花匠凄然一笑，用手拍了拍盆里的土说，她不像，是我看错人了，她其实一点也不像。这些年花匠老了，头发花白，腰背也驼了。即使花匠不老民丰里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去管他的闲事了，从花匠那里人们得出某种新鲜的结论，有的人的闲事别人是管不了的，管了也是越管越糟。但是民丰里的人们不会丧失乐于助人的天性，所以去年花匠突然向邻居提出要借一辆板车时，桃子的母亲一口答应，当天就去菜场把板车拖回了民丰里。她把板车交到花匠手里，随口问了一句，你要板车拖什么？花匠的苍老的脸上又露出了少年般的腼腆，他轻声说，拖一个人。桃子的母亲追问道，拖谁？花匠低下头搓他的手，搓了一会儿说，是六小姐回来了，她男人死了，她病得很厉害。花匠的喉咙里咯地响了一声，像呻吟也像哽咽，他说，不瞒你，她也快死了。桃子的母亲惊呆在板车旁，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把她拖回家干什么呢？人都快死了，拖回家干什么呢？花匠在板车上拾起一片菜叶扔掉，他说，不干什么，把六小姐拖回来，让她看一眼我的月季花，你不知道，她最喜欢白色月季花了。消息惊动了整个民丰里，那个黄昏当然是二十年后的黄昏，民丰里的人们汇集在大门洞两侧，等待传说中美丽而神秘的六小姐重访旧地。他们看见花匠拖着板车慢慢地过来，挤进狭窄的门洞，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看板车上躺着的人，看清楚了，六小姐竟然是一个面若黄纸奄奄一息的老妇人，六小姐进门的时候眼睛朝左侧一瞥，左侧都是孩子，那目光充满了温柔和慈祥，又朝右侧一扫，右侧多为妇女，那目光却依然是矜持和高傲。夜里有人趴在花匠家的窗台上朝里面窥望，看见屋里彻夜亮着灯，除了灯还点着许多蜡烛，六小姐就躺在一块床板上，她的枕边放着那盆白色的月季花。他们看见花匠坐在旁边，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以为他睡着了，但花匠突然站起来抓住六小姐的脚敲了几下，笃，笃，花匠的动作非常轻柔而娴熟，这时候窗外的人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她已经咽气了，花匠还在给她敲脚！ 事情确实如此，花匠把六小姐拖回家的那天夜里六小姐就死了。民丰里的人们很难确定花匠和六小姐的关系，他们最终是否算是做了一回夫妻？但他们第二天都往花匠家送了花圈或线绨被面的幛子，不管怎么说，那是民丰里的人们最尊崇的风俗。 自序 九三年遥远的波黑依然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经常从电视上看见一些年轻英俊的斯拉 夫人种的士兵在硝烟中穿行的镜头（或是断了一条腿躺在担架上），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见 无数男欢女爱纠缠不清没完没了的连续剧，每剧必有一首凄怆动情的主题歌，每天夜里准时 刺痛你的耳膜。那恰恰是世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真实而平静的血，一个是虚幻的赚人眼泪 的戏。我们只能生活在其中，玩味他人或者被他人玩味，去打仗或者制造打仗的武器，去演 戏或者欣赏别人演戏。我们只能这样，不管是九三年，还是九二年或九四年。九三年像所有 的年份一样，对于我也是有苦有乐。九三年南京的夏天并不很热，相信冬天也不应太冷，正 如我蜗居在阁楼上写出的作品，不是很精采，但也不会让我很失望。写作者为自己作品的好 坏担惊受怕，本身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但我不想避讳这种忐忑的心情。好在那篇作品完 了，我又可以寄希望于下一部小说了。 与我同住南京的作家叶兆言说，作家就他Ｍａ的得写。随遇而安，随遇而乐，最重要的 是保持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情——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这样。九三年冬天的夜晚，窗外寒 风呼啸，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冥冥中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到底要写到什么时候？另一个声音 却说，写你的吧，别东张西望，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除了写作你还能干什么？还能干什 么？嗯？木壳收音机 莫医生撑着黑布雨伞走过铁路桥的桥洞，听见一种哐当当的金属撞击声从头顶上滚过去，手里的伞轻轻地往上蹦了一下，莫医生把伞斜撑着快跑了几步，回头看见一列货车刚刚从铁路桥上通过。货车是黑色的，漆写了一些白色的文字和标码，没有车厢的那几节蒙着油布，它们挟卷着一阵风响在莫医生的视线里一闪而过。 莫医生吓了一跳。雨已经停了，或者城北的这条街道上并没有下过雨，莫医生收起伞，发现碎石路面仍然很干燥，没有雨的痕迹。莫医生觉得天气有些奇怪，他从城南的那位病人家里出来时，明明是下着雨的。他竟然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在哪段街道上突然停止的。莫医生沿着街道的左侧走了一段路，看见石码头的空地上堆积着一座小山似的垃圾，有一条狗在垃圾堆旁边转悠。莫医生用伞朝嗡嗡乱飞的苍蝇挥了几下，走到街道的右侧，右侧是密集的民居，没有垃圾堆。昔日棉花店的大门虚掩着，莫医生无意中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躺在竹榻上，女人好像睡着了，莫医生发现她穿着短裤。莫医生因此在昔日棉花店的门前停留了两秒钟。他没有想到竹榻上熟睡的女人突然翻了个身，她睡眼惺忪地朝着门外啐了一口，莫医生听见她骂了一句极其难听的脏话。莫医生又吓了一跳。他拔腿就走，在剩余的那段归家路上，他的心情忽然变得阴郁而烦躁起来。 钥匙拴在钥匙圈上，钥匙圈拴在钥匙链上，钥匙链拴在莫医生的皮带襻上。莫医生站在他的家门口，焦急地寻找铜质的马头牌钥匙。铜质的马头牌钥匙有两把，莫医生总是分不清哪把是开家门的，哪把是开诊所门的。按照惯例他依次试了一遍，这时候他突然听见房顶上有人在走动，莫医生又吓了一跳。谁在房顶上？莫医生往后退了几步，踮起足尖竭力想看清楚房顶上的动静。房顶上瓦片咯咯地又响起来，并且有一股尘土从屋檐上落下来，莫医生挡住眼睛，继续朝房顶上喊，谁在房顶上？再不说话我要喊人了。 你喊谁？两个泥瓦匠的脸在屋檐上渐次出现，姓孙的用瓦刀当当地敲着铁皮漏水管，姓李的拔下一颗瓦松从上面扔下来，姓李的说，你看他急得那样，不让干拉倒，大热天的谁想跑房顶上晒太阳？你们怎么跑到我房顶上去了？莫医生仰着脸喊。 筑漏呗，你不是向房管所打了修房报告吗？姓孙的说。我们在上面忙了一上午，连半口水也没喝到。 筑漏？我的房子不漏，为什么要筑漏？莫医生觉得很疑惑，他说，你们肯定弄错了，我没有打过修房报告，我的房子也不漏。你是香椿树街十七号？你不是邓来先吗？果然弄错了。莫医生舒了口气，指指北面的方向，这是七号，十七号在前面，化工厂隔壁，你们下来赶紧去吧。我们得歇一会儿，我们累坏了。房顶上的人说。你们既然累了就歇一会儿吧。莫医生想了想说。他走进屋子后用力关上了门。地上很潮湿，这是雨季留下的烙印。莫医生发现家中的地面和桌椅到处落下了墙泥以及毛茸茸的灰尘，墙上祖传的挂钟位置也倾斜过来。这就是房顶上的两个泥瓦匠的责任了。莫医生想想这事来得莫名其妙，心情也因此变得更加恶劣和低沉。莫医生拧响了木壳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一段熟悉而难以记住的乐曲。莫医生知道在乐曲播放完毕后就是天气预报节目了，他坐在红木靠椅上，静心等待那个圆润动听的女声的出现。天空情况，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风向和风力。多年来莫医生一直习惯于午间收听天气预报，他对这个节目的程式可以倒背如流。木壳收音机里的音乐戛然而止，然后出现了一片沙沙的磁盘空转的声音，然后女播音员的声音准时响起来，一切都在娓娓地重复，但当她谈到气温的时候，莫医生愣了一下，很快发出了一声惊叫。 今天最高气温二十五度，最低气温三十一度。女播音员说。莫医生从红木靠椅上站了起来，他听见自己的叫声在闷热的房屋里悠悠回荡，散发的情绪介于欢喜和恐惧之间。莫医生弯下腰，凑近了木壳收音机朝它注视着，他觉得手足无措。说错了，你说错了。莫医生拍了拍收音机。那个播音员一无察觉，现在重复一遍，她在收音机里说，今天最高气温二十五度，最低气温三十一度。 不对。她在胡说八道。莫医生拧小了收音机的音量，走到后门的石阶上。莫医生端着脸盆在石阶上擦洗。穿城而过的河水就在他的脚下汩汩流过。河水是暗绿的类似苔藓的，微微泛着氨肥的气味，水面上时而可见零星的油污、死鼠和形状各异的塑料制品。莫医生最后举起一盆水自头顶往下浇去，他看见紊乱的泛着肥皂泡沫的水流激溅而下，沿着石阶汇流到河水中去。铁路桥横跨在百米之遥的河面上，午后一点相对静寂，没有车辆从那些菱形的桥栏里急速驰过。莫医生远眺铁路，两手绞干了毛巾。屋里的收音机换了一套节目，是弹词开篇《林冲夜奔》。莫医生一边擦着身体，一边听着陈旧的听过无数遍的弹词。林教头烧了马料房，顶风冒雪直奔梁山泊而去。评弹艺人在收音机里抑扬顿挫地说。莫医生微笑了一下，他对着桌上那台收音机做了一个轻蔑而猥亵的动作。你们都在胡说八道。他说。 莫医生孤身一人住在这栋临河的房屋里。莫医生有午睡的习惯。莫医生有午睡时听收音机的习惯。莫医生有时候认真地收听午后的评弹节目，有时候想着忍冬和黄芩这些草药，有时候想着粉红色的内脏和蠕动其中的细菌以及积液。有时候莫医生什么也不想，很快睡着了。除了桌上那台木壳收音机，偌大的房屋里空空荡荡，莫医生或者睡在床上，或者睡在地板上，或者干脆睡在方桌上。只要能够顺利入睡，莫医生就能听见自己的心脏猛地敲击一记，就像墙上的挂钟一样，然后他就睡着了睡着了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但是莫医生没有睡着。屋顶上的两个泥瓦匠始终没有下来。他们在屋顶上不时地踩动青瓦，弄出一些清脆的刺耳的声响。莫医生不知道他们长久地逗留在上面出于什么用意，从天窗玻璃上可以看见他们晃动的身影。他们马上就要下去了，莫医生想，用不着去催促，他们马上就会下去了。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留在我的房顶上的。莫医生想着，看见天窗玻璃突然黯淡了一下，好像有一张报纸盖在上面了，然后有什么东西软软地摊在报纸上，又有一只重物砰地撞击了天窗玻璃，他们还在干什么？莫医生惊诧地从草席上爬起来，他跳到桌子上仰脸朝天窗张望，终于发现压在上面的是一堆卤菜和一瓶酒。这么说他们正在我的房顶上就着卤菜喝酒？莫医生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抓起一根竹竿朝天窗玻璃捅了捅，你们快给我下来，你们凭什么在我的房顶上喝酒？ 屋顶上的两个泥瓦匠没有丝毫动静。莫医生想也许是收音机开着，又隔着一层屋顶，上面的人听不见。莫医生就抓着竹竿走到后门那里，用竹竿的头端敲着瓦楞，你们快下来，你们不是要去十七号筑漏吗，怎么在我的房顶上喝起酒来了？不去十七号了，我们喝点啤酒解解渴。姓李的说。你也上来喝点吧，最好带一只杯子上来。姓孙的说。 我要午睡。你们要喝酒下来喝，随你们上哪儿喝，就是别在我的房顶上。莫医生用竹竿继续敲击着瓦楞，提高了嗓音说，我真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跑到我的房顶上喝酒。你睡你的，我们喝我们的，别管闲事。姓孙的说。可是你们在我的房顶上喝，吵得心烦。莫医生说。谁说是你的房顶？屋子里是你的地盘，房顶可不是你私人的。姓李的哂笑了一阵说，我们是房管的，我们最懂这些了。你们都在胡说。莫医生涨红着脸说。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怪事。莫医生还想说什么，最终还是语塞。他抓着竹竿走进屋子，突然骂了一句脏话。他想起这就是棉花店女人骂的那句脏话，竟然很快被自己动用了。莫医生想这是因为他气愤过度的缘故，对此他并不感到自责。 莫医生重新躺到凉席上，听见收音机里的弹词已接近尾声，他无奈地意识到这天的午休将归于失败。他睡不着，也不想起来整理一周来接触的病例。莫医生怀着一种憎厌的心理想到一些令人恶心的东西，譬如湿疹和痔疮，譬如尿失禁和前列腺肥大症，它们现在就像烂糟糟的卤菜，从莫医生的眼前一一掠过。大约是午后两点钟，有人忽轻忽重地敲着莫医生的门。莫医生开门看见一个穿灰裙的女人站着，她身后跟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莫医生想起男孩是他的一个病员，几乎隔一个月就要跟他母亲来一趟。男孩患了肾炎，因为拒绝打针就被他母亲带到莫医生这儿来了。莫医生是中医，莫医生从来不给他的病人打针。 穿灰裙的女人以一种温柔的姿势牵着男孩的手，男孩的手却下意识地挣脱着，他的手里握着一个彩纸和细木棍做成的风车。莫医生注意到那只彩色小风车，它由红、黄、蓝三色组成，在幽暗的屋子里异常眩目。 敲门敲了好一会儿，莫医生在睡午觉？女人坐下来后问。你听见房顶上的响动了吗？你猜是什么人？两个泥瓦匠，他们在我的房顶上喝酒。他们说房顶不是我私人的。尿还是不好，又黄又浑，我拿到医院验了一下，红血球还有两个"＋"。女人迟疑了一会儿说，真把人急死了。你说什么？莫医生如梦初醒地去抓孩子的手，孩子敏捷地闪开了，他鼓起腮吹着风车，风车无力地转了一圈又停住了。莫医生再抓孩子的手，这回抓住了。别躲。莫医生说，不把脉怎么给你治病？莫医生屏息感受着男孩的脉息，视线却被男孩另一只手里的风车所吸引，莫医生觉得风车的彩色叶片鲜艳刺眼，他忽然产生了一种虚弱而困倦的感觉。我真不明白这么多帖的药下去，孩子的病情怎么还不见好？女人抚摸男孩细软的头发。她说，我真是急死了。孩子是不是偷吃咸的了？我告诉过你别让他偷吃咸的。否则我的药方不起作用。我真是急死了。女人对莫医生的问题不置一词，她说话的声音变得暗哑凄楚，有没有办法让孩子沾点盐？大人老不吃咸的也不行，别说这么小的小孩子。 莫医生微笑了一下，他觉得女人的想法很奇怪也很糊涂，莫医生说，你不是在给孩子治病吗？治好了就能吃咸的，但是治疗过程必须忌盐，你不能让他偷吃咸的了。 我只是让他沾一丁点咸的。想让他长点力气。莫医生叹了一口气，他的心里涌上一种愤怒的情绪，又不宜表现出来，他突然觉得无需跟这个女人费什么口舌，于是，他转向孩子说，你想病好吗？想病好可别偷吃咸的了。不想。男孩大声地说，我就要偷吃。 不想？莫医生又微笑了一下，然后他俯在男孩耳边说，难道你不怕死吗？我不死。我才十岁。你才会死呢。你马上就要死了。莫医生吓了一跳，松开男孩细瘦的腕部。莫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男孩的话。让我看看舌苔。他用消过毒的木片撬开了男孩的牙齿，动作有点粗暴，男孩发出了一声尖厉的哭叫。穿裙的女人在一边不满地说，请你轻点，孩子说话不懂事。莫医生摇了摇头，他想孩子确实不懂事，但你做母亲的也不能处处宠着孩子。再想望确实没有必要跟一个患病的孩子怄气，于是他换了一种轻松调侃的语气对女人说，你听今天的天气预报了吗？播音员说今天最高气温二十五度，最低气温三十一度。莫医生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他说，真滑稽，播音员重复了两遍，结果都说错了。 我不听天气预报。我没有闲工夫听。女人随口附和着，侧脸看了眼桌上的木壳收音机，收音机里现在没有节目，红色指示灯却亮着，仔细分辨时可以听见嗡嗡的电流声。女人说，没有节目了，你还开着收音机？ 马上就有新闻节目，我在家就得听收音机，到夜里九点钟才关掉。莫医生伏案写了一纸新的药方，塞到女人的手里，他说试试这帖药，也许病情会很快好转，千万记住别让孩子沾盐，否则他的病永远好不了的。 女人已经站了起来，她牵着男孩的手走到门口，突然回陈注视着莫医生，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而男孩再次挣脱了他母亲的手，他的一只脚踩在外面的街道上，另一只脚踏着莫医生家的门槛。我不要玩风车了，送给你玩吧。男孩一边说一边用力将风车扔进莫医生的家里。莫医生看见那只残破的风车无声地落在地上，看上去就像一只滑翔的彩鸟。你脸色很难看。女人终于对莫医生说，你是不是有心脏病？你肯定有心脏病吧？莫医生又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女人凭什么判断他有心脏病，况且她还是登门求医的病人。莫医生注意了女人脸上的表情，她的表情含有一丝狡黠和复仇的意味。莫医生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心脏部位，心脏病？他说，也许有一点，问题不大，我会给自己治病的。 你要当心。女人拉着男孩走了几步，最后回过头朝莫医生喊了一句。街上洒着一半淡金色的阳光，另一半则是经屋檐遮挡后产生的阴影。莫医生站在门口目送母子俩远去心里突然有些疑惧。你要当心。他琢磨着女人的这句话，听见房顶上突然哐啷滚下一件东西，是一只酒瓶，一俟落地就碎成几片了。莫医生从玻璃残片中嗅到了强烈的酒气，他朝房顶上徒劳地仰望着，什么也看不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泥瓦匠仍然在上面喝酒。莫医生张大了嘴，他想高声地喊叫什么，喉咙却变得干涩发粘，伴随着一种刺痛，他的脑袋也晕眩起来。没办法，就让他们在我的房顶上喝下去了，看他们能喝到什么时候。莫医生回屋关上了门，他感觉到了身体内部出现的变化，他想在弄清病因之前首先应该给自己量量血压。莫医生坐到楸木圆桌前，将绷市绑在手臂上，绑了好几次才绑紧了，然后他竖起血压计的盒子，开始给自己测量血压，他听见桌上的木壳收音机里出现了前奏曲的音乐，它预告了新闻节目的来临。莫医生想音乐并不妨碍他测量血压，但奇怪的是水银柱在不断上升，他却始终听不见那熟悉的咔嗒一声。莫医生恐慌起来，难道我的血压高得已到极限了？莫医生觉得他的脑袋很沉重，他的虚弱的肩胛、脖颈和脊椎支撑不住他的脑袋。莫医生坐在椅子上慢慢往下塌陷，往右侧倾斜，他最后看见的是被男孩丢弃的彩色风车，它就丢在莫医生的脚下，他最后看见的是彩色风车的自然旋转。午后有风从临窗的河面上轻轻拂来，那只彩色风车在微风中飒飒地旋转起来。到了黄昏，莫医生家里有收音机奏起一支欢乐而喧闹的进行曲，房顶上两个醉酒的泥瓦匠就是被乐曲声惊醒的，他们觉得音乐响了很久了，那台收音机几乎要把他们的耳朵震聋了。姓李的瓦匠爬到屋檐边，发现原来架在西墙上的梯子不知被谁抽走了，梯子跑掉了，我们怎么下去？姓李的瓦匠对姓孙的说。跳呗。姓孙的迷迷糊糊地回答。姓李的又问，从哪里跳呢？姓孙的说，废话，当然从最矮的地方跳。姓李的泥瓦匠选择了莫医生的后门，那里距屋檐不高，而且地上有一只盛满鸡毛菜的破篮子，还有一只红色的塑料痰盂。姓李的先弓着腰往下跳，恰恰跳到鸡毛菜里，软绵绵的，一点也没有不适的感觉。姓李的高兴地叫了一声，然后他掀起了莫医生家后门的竹帘，径直闯了进去，借个道走走，我要走到街上去。姓李的走过莫医生身边时，朝他肩上亲昵地拍了一下，莫医生没有动。姓李的说，怎么你还在生我们的气，我们还不是下来了吗？莫医生仍然没有动。这时候姓李的看见了桌上的血压计。怎么还有自己给自己量血压的？姓李的走过去拽了拽血压计上的连线，桌子上的血压计和椅子上的人同时摔到了地上，这时候他才发现事情有些蹊跷。快来看，这人是怎么啦，姓李的匆匆跑回后门的石阶上，他看见姓孙的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洗头，他好像顺手在莫医生的窗前捞了块肥皂。姓李的看见姓孙的用肥皂一遍遍地往头上抹，然后一次次地往水里沉，姓李的看见姓孙的脑袋，一会儿是白的，一会儿是黑的。而且姓孙的根本不理睬姓李的的叫声。虽然夏季的河水很脏很臭，姓孙的泥瓦匠还是洗得很惬意，他看见从河的上游驶来一条木船，船舱里满载着棉布和谷糠。撑篱的是个年轻的女人，摇橹的是个更加年轻的女人。姓孙的泥瓦匠莫名地觉得快乐，他朝木船挥舞着湿漉漉的汗背心。你们要去哪里？姓孙的高声呐喊。 去常熟。船上的人回答说。桥边茶馆 桥边茶馆毁于五十年前的一场大火之中。那个每天吞噬大量谷糠的老虎灶，那些包着蓝布的鹤嘴水壶，还有许多年代各异的结满污垢的杯碟茶具现在早已无处可寻，香椿树街的人们只记得桥边茶馆特殊的外观，三壁长窗，一面临街，一面枕河，一面傍着小石桥，长窗的上方便是由锯齿形木板缀接的楼壁，是漆成赭红色的。从前年盛卿还活着的时候，你从石桥上走过碰巧就能见到他，看见他倚坐在楼窗前读报纸，他的苍白枯瘦的脸几乎贴住了报纸，你会注意到年盛卿耳朵上戴了两只古怪的布套子，是用灰灯芯绒塞了棉花缝制的耳朵套子。假如你见多了这种东西或许就不觉得古怪了，只是一些年幼的孩童往往被年盛卿的背影吓了一跳，慌慌张张地跑上桥去问他们的母亲，茶馆楼上那个人，那个人是人还是熊？ 一年四季茶客盈门，桥边茶馆的生意一直是很红火的。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年盛卿的女人腊梅花独挡茶馆门面。茶客们很少有知道腊梅花的姓名和年龄的，都跟着别人这么喊她，腊梅花，泡一壶新茶来，腊梅花，我走了，明天再来。腊梅花是续弦。年盛卿娶过两个妻子，一个过门没几天，回娘家的时候过铁路给火车撞死了。第二个做了茶馆老板娘，很贤惠也很灵巧，但肚皮慢慢地凸出来，起初人们都以为是怀孕，后来听说不是怀孕，是肚子里长出一个大瘤子。第二任老板娘做了手术后就没能走出市立医院。年盛卿的婚姻出现过一个很大的空白，在那段失去女人的短暂的鳏夫生涯中，他从一个油滑的满嘴脏话的茶馆主人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沉默的郁郁寡欢的男人。茶客们记得有一天当他们在议论女人乳房形状时，年盛卿突然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窗前来回踱步，我受不了啦，我不要听，我要找样东西把耳朵堵住。年盛卿在盛放茶叶具的柜子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最后匆匆地跑到楼上。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耳朵上已经戴了那副灰灯芯绒的耳朵套子，茶馆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而年盛卿若无其事地走到老虎灶旁，用木勺把大铁锅里的沸水舀进鹤嘴壶里，人们难以忘记他当时的表情，我不要听，我不想听了，年盛卿喃喃自语，他的面部肌肉富有节律地抽搐着，眼神黯淡漠然，唇边的微笑含义不明，那恰恰是人们印象中怪人的表情。人们曾经认为怪人年盛卿将不思婚娶，但是好事的媒人又把老西门的腊梅花领到茶馆来了。那是一个夏日午后，腊梅花站在茶馆临街的长窗外，穿一件红花白底旗袍，衣襟上别着两朵白兰花，她朝桥边茶馆楼上楼下里里外外地巡望着，一双杏眼顾盼生辉。而年盛卿也把头探到窗外，朝外面的女人望了一望，神情木然。媒人说，怎么样？年盛卿说，什么怎么样？看见了，是个女的。媒人又说，你再看一眼，长得多漂亮，配你是配得上的。年盛卿的头便再次探出去，朝外面再望了一望，他说，是漂亮，配我配得上。媒人急切地说，到底怎么样？年盛卿捂着他的耳朵套子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莫名其妙的笑声，随便，我随便，他对媒人说，反正我戴着耳朵套子。 腊梅花做了茶馆的老板娘，她后来坦率地向熟识的茶客披露她的心迹，我哪儿是看上那个怪物？我是看上了这个茶馆。腊梅花说，你们不知道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就是爱热闹，爹娘从小就骂我，说我多嘴多舌喜欢往人前凑，以后嫁到茶馆里去吧，哈哈，没想到让他们说中了，真的嫁到茶馆里去啦。有人居心叵测地问腊梅花，都说年盛卿命硬克妻，你就不怕他再克了你？腊梅花莞尔一笑，挥了挥手说，他克妻，我克夫，到底谁克谁还不知道呢？ 茶客们说年盛卿是个怪物，腊梅花却是一个天生的近乎楷模的茶馆老板娘，风骚、直爽，舌头与嘴唇永远都在跑动，这么可爱的茶馆老板娘上哪儿去找呢？从前那些水汽弥漫茶香浮动的日子，懒散而享乐的茶客们在桥边茶馆里济济一堂，听一男一女两个过气的评弹艺人拍响惊堂木，一把月琴一把琵琶，《长生堂》或者《林冲夜奔》，暗哑的嗓音失却了华丽和高亢，却保留着柔婉的韵味。茶客们在击节赞叹之余注意到年盛卿夫妇不同的表现，原先酷爱评弹的年盛卿看来真的仇视任何声音了，他戴着耳朵套子坐在角落里读报纸，他指着报纸对腊梅花说，又死了人，京广铁路火车出轨，死了三百多人。腊梅花却听不见男人的声音，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两个评弹艺人--主要是盯住那个张先生，忽然亮了，忽然又黯淡了。最后她的目光便像一泓多情的秋水泼在张先生脸上了。你唱得多好，我的心都碎了。腊梅花扯住张先生的长袍说，以后天天来吧，我们这里出得起钱的。张先生大概是见惯了这种老板娘的，他朝腊梅花作了个揖说，多谢老板娘的捧场，腊梅花等着他的下文，张先生却不说话了，只是轻抱双拳，又朝她作一个揖。背着月琴笑盈盈地离去了。腊梅花倚门眺望两个艺人的背影，嘴里哔哔剥剥地咬着她的手指甲，涂过蔻丹的红指甲咬断了好几片，腊梅花突然醒过神来，让他们天天来还不肯，搭的什么架子？腊梅花怅然地问一个老茶客，张先生怕我们付不出钱吗？那个老茶客似乎深谙艺人之道，他说，不是钱的事，是面子上的事，这种过气的艺人跑茶馆是家里揭不开锅了，他们要钱也要面子，来是会来的，就是不会天天都来。腊梅花恍然大悟，嗤嗤地笑着说出一句很难听的话，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呀？ 腊梅花就是那种无所掩藏的女人，所以那年春天她对张先生的迷恋被茶客们广泛地察觉，在一礼拜一次的堂会上，腊梅花看张先生，张先生看他的女搭档，女搭档看茶客们，茶客们则忍不住会瞟一眼坐在角落里读报的年盛卿，年盛卿仍然戴着耳朵套子，读他的报纸，嘴里念念有词，茶客们一时难以判断这个怪人对腊梅花的春心是否有所察觉。事情就是在月琴和琵琶声中慢慢萌芽的，茶客们当时预感到会有一件风流韵事发生在眼皮底下，但他们万万想不到它的结局竟然是那场可怕的大火。 张先生的女搭档有一天带着一个陌生的青年来到茶馆，腊梅花觉得奇怪，她问女艺人，张先生怎么不来？女艺人说，他嗓子破了，不能出来唱了。腊梅花心里咯噔一下，手指便又伸到牙齿间咬着，张先生不来这评弹还怎么听？腊梅花突然斜睨着女艺人说，你这种搭档也够狠心的，人家嗓子一破你就把他丢下了，找这么个小搭档，坐在一起也不配呀。女艺人听腊梅花话说得很难听，脸便沉了下来，莫名其妙，我走码头多少年第一次碰到你这种老板，女艺人冷笑着说，听不听随你便，轮不到你来教我怎么做人，小田，不唱了，我们走。女艺人拉着他的新搭档走出几步，突然又回过头捏着嗓子说，好一个多情多义的老板娘，你爱听张先生干脆把他包下吧。腊梅花倚门而立，半怒半怨地回味着女艺人最后那句话。包就包，我又不是包不起。过了一会儿茶客们听见腊梅花这么回敬了女艺人。腊梅花将一片粉红的指甲狠狠地扔在地上。说到做到，腊梅花就是这种女人。人们记得腊梅花为此三顾茅庐的经历。前两次自然都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老茶客们看着腊梅花伤心的样子都爱怜交加，劝她道，腊梅花你省了这份心吧，人家张先生虽然落魄，面子却要讲的，那小张调以前也唱红过的，人家怎么肯到茶馆来吃软饭？腊梅花立刻柳眉斜飞，说，满嘴喷粪，什么吃软饭？我又不要养他的人，我只要养他的嗓子，我就是迷他的嗓子！老茶客们窃笑着，又指了指头顶上的楼板说，你要养他也说得通，就怕年盛卿不肯养哦。腊梅花这时鄙夷地笑了一声，她说，我才不管他呢，他反正戴着耳朵套子。 腊梅花说到做到，六月的一天，她终于把张先生请到茶馆里来了。人们看见一辆黄包车停在茶馆门口，腊梅花拎着一口皮箱欢欢喜喜地下了车，她冲进茶馆对里面的茶客们高声嚷道，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把谁请来了？茶客们果然睁大了眼睛，看着张先生怀抱琴套走进了茶馆，张先生朝熟识的人点头作揖，右手大拇指优雅地翘起来，指了指他的喉咙，张先生没说话，但别人都明白他的手势，那意思非常明显：我的嗓子破了，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的嗓子破了。张先生客居茶馆楼上的日子其实很短暂，他是个很随和的人，坐在临河的窗前喝一壶茶，一边眺望河上风景一边对谈天说地的茶客点头微笑，茶客们都知道他在养嗓子，不能随便出声，也就克制住和他攀谈的欲望。他们当然会观察年盛卿对客人的反应，可惜年盛卿一如既往地坐在角落里读报，灰灯芯绒耳朵套牢牢地包住了他神秘的耳朵，有人对他喊，年盛卿该把那套子摘掉了，小心捂出痱子。对于这种尖利嘈杂的声音年盛卿极其厌恶，他用谴责的目光诘问那些高声喧哗的人，吵什么？吵死人了，我上楼去看。年盛卿这么抗议着挟上报纸到楼上去了。总是腊梅花独挡茶馆门面，不管年盛卿在楼上还是楼下。腊梅花在老虎灶的小锅里熬一种草药，她用一把铁勺快乐地敲击着锅沿说，这帖药专治倒嗓，再喝上几天，张先生就可以吊嗓了，再过几天，你们大家就竖起狗耳朵，听张先生的小张调吧。香椿树街总有些好事之徒，对于眼皮底下所有暧昧的男女关系急于打探，张先生客居茶馆的某个深夜，有人竟然像壁虎似地爬到茶馆的漏雨管上，听楼上两个房间的动静，结果什么动静也没有，张先生在厢房里循规蹈矩地睡着，茶馆夫妇也同房睡着，偷窥者唯一的收获是发现茶馆夫妇同房不同床，男的女的各睡各的床。 夜里的茶馆无可挑剔，有一天清晨茶馆却有了动静，梦中的人们猛然听见茶馆方向传来一声凄美高亢的评弹唱腔： 一把火烧了马料场林教头是怒恨满腔 人们说是张先生在吊嗓了，张先生的嗓子快好了，当时谁也没想到茶馆之灾竟是由张先生的吊嗓引起的。他太吵了，我要读报，我受不了这么刺耳的声音。让他别唱了，让他停住。年盛卿说。 你不是戴着耳朵套子吗？腊梅花说。 耳朵套子也堵不住了，他的声音太吵，直往我脑子里钻，快去，快让他停住。年盛卿说。 不停，我要让他唱，要不然我就闷死了，我跟着你已经闷得半死不活了，让他唱，你不觉得那小张调很好听吗？腊梅花说。吵死我了，我让他住在这儿，可我不准他这么吵我，我的头快炸开了，让他停住，你不去我去。年盛卿说。你敢去，你真的要去？腊梅花一个箭步扑上去堵住了男人，她的脸突然艳若桃花，你要是敢去我就敢宰了你，腊梅花咬牙切齿地说，怪物，怪物，你是个活死人，我可是个大活人，你不要听我要听。我让他住在这儿，可我要他安安静静的，我不要他在这儿吊嗓。年盛卿执拗地甩开女人往门外撞，他说，我让他马上停住，马上停住。腊梅花追上一步，再次用身体堵住年盛卿，她的杏眼里火光熠熠，火光停在年盛卿的耳朵套子上燃烧了一会儿，腊梅花猛地伸手撕下一只耳朵套子，吵--死--你，腊梅花紧接着就发出了那声刺破天空的狂叫。 年盛卿下意识地蹲下去捂住了他的耳朵，而厢房里的张先生以及邻近的街坊都听见了腊梅花的那声狂叫。张先生抱着琴出来问，怎么啦？出了什么事？腊梅花却对张先生莞尔一笑，没出什么事，你去吊你的嗓吧。 早晨五点钟茶馆开张，第一批茶客一进门就注意到年盛卿仓皇可怜的样子，他的耳朵套子裂开了一个口子，面色灰白，瘦弱的身子时不时地打一个冷战，有人上前拍他的肩问，是不是病了？年盛卿摇着头，指着楼上说，是那声音，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啦。人们侧耳倾听，听见的是张先生吊嗓的最后的余音：一把火烧了马料场，林教头是怒恨满腔。茶客说，唱的是《林冲夜奔》，你原先最喜欢的呀。年盛卿仍然摇着头，他说，不是林冲，是我年盛卿怒恨满腔。年盛卿那天很反常，茶客们却都忽略了他，其实他一整天都木然地坐在楼梯上，没有拾起邮差送来的报纸。人们的注意力一向都是集中在腊梅花身上的，腊梅花那天不知在骂谁：嚼他的狗舌头，身正不怕影子歪，老娘从来不偷汉子，让他烂了那条狗舌头！茶馆的特殊客人张先生更是令人瞩目，那天他兴致很高，向茶客们娓娓叙述他艺人生涯中最风光的时刻。只有一个老茶客记得年盛卿那天也唱了一曲评弹，他作为一个资深票友将《林冲夜奔》唱得有板有眼，轻柔而韵味十足，只是年盛卿将唱词改得很滑稽：一把火烧了老茶馆，年盛卿是怒恨满腔。据说年盛卿纵火之前是向腊梅花下过最后通牒的，那天凌晨时分他叫醒了腊梅花，问，张先生等会还吊不吊噪？腊梅花睡眼朦胧地回答道，吊，怎么不吊？吵死了你拉倒。年盛卿在她床边走了一圈说，那好，那我把茶馆烧了，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吊嗓啦。腊梅花以为那是威胁，恶声恶气地说，你吓唬谁？茶馆是你年家的祖传，烧就烧，谁心疼？年盛卿说，我心疼，可我只能烧了它，烧了就安静了。年盛卿到床底拖出一桶火油，他想起了什么，又去拽腊梅花的毯子，马上要着火了，你听见我敲脸盆就该逃了，他说，我不想伤人。腊梅花仍然未加警觉。她骂着说，你去烧好了，怪物，别来搅我的好梦，烧吧，你吓唬谁？ 年盛卿又去厢房敲门，他对着房门喊，张先生快醒醒，马上要着火了，你听见敲脸盆就逃，我可不想伤你，我只想让你到别处去吊嗓。张先生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年盛卿已经走下楼梯了。他听见楼下杂乱地响动了一番，后来便响起了火苗吞木的脆亮的声音，然后就是一只铜盆当当地敲响了，张先生终于猛醒，他提上月琴就往楼下冲，楼梯上已是一片火海，张先生急中生智又跑到厢房打开了临河的窗户，纵身一跳，张先生因此是从河里爬上来逃生的。 香椿树街的人们赶到茶馆门前已经晚了，那些水桶和盆器对火势都已无济于事，隔壁肉店的人一边捶胸顿足一边庆幸风向朝南，火舌涌到石桥上去了，否则半条香椿树街都要遭殃。人们看见年盛卿瘫坐在地上敲击一只铜盆，年盛卿泪流满面地向众人倾诉，我不想烧茶馆，不想烧着人，我就想让他们别来吵我，愤怒的街坊邻居朝年盛卿吐着唾沫，他们看见年盛卿的耳朵套子被火燎出两个洞，露出了那双可恶的乳白色的耳朵。那是五十年前的一场大火了，我们直到现在仍然回味着那场火，因为它吞噬了一个名叫腊梅花的女人，也因为它毁了我们街上最美妙的地方，那个桥边茶馆。街上从此流行一种奇怪的俗谚：别吵了，再吵年盛卿要来放火啦！肉联厂的春天 人们把金桥所在的工厂称作屠宰厂，那是出于某种懒惰的因循守旧的语言习惯。当我在这里讲述金桥的故事时，我首先想替他澄清一个事实，金桥不在屠宰厂工作，金桥是东风肉联厂屠宰车间的工人。金桥确实与杀猪这门职业有关，但天天与生猪打交道并不证明他就是个杀猪的，况且金桥从走进肉联厂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盘算怎样离开这个油腻的令人反胃的地方。春天的太阳照耀在肉联厂的红色厂房和露天清洗槽上。这是生猪的丰收季节，从厂房的各个窗口传来机器切割猪肉的欢快的声音，冷库的女工们穿着臃肿的棉袄从金桥身后突然冒出来，她们倚靠在清洗槽上扯下口罩，一些粗俗的脏话纷乱地倾泻在金桥的耳朵里。女工们在咒骂一个人：猪头、下水、尿泡，她们在用一种职业术语咒骂一个人。金桥觉得很有趣，他不知道那些女工在骂谁，反正不会是骂他。金桥放下手里的刷子，关上水龙头，停止了刚洗衣服上那块污渍的动作，他回过头朝女工们笑了笑，他说，你们在骂谁？谁？除了那只猪头还会骂谁？一个女工挥着手里的口罩说，她的声调起初是忿然的，但当她发现金桥是个陌生人时，身体便很消极地往后扭过去，重新半倚半坐在清洗槽上，你是新工人？她审视着金桥，突然噗哧笑了一下，她说，你拿着刷子刷什么？刷工作服？工作服有什么可刷的？今天干净了明天还会脏，你这么爱干净就不该到肉联厂来。胸口弄上了一滩猪血，没想到猪血那么难洗，怎么刷也刷不干净。金桥说。你不会是奸细吧？那个女工说，你不会去向他告密吧？我向谁告密？金桥反问了一句。 猪头呀。女工这时近似卖弄风情地朝金桥挤了挤眼睛，然后她说，你要是敢告密，我们就把你拖到冰库里，跟生猪冻在一起。金桥愣了一下，他刚想问什么，清洗槽边的女工们突然鸦雀无声，她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屠宰车间与浴室之间的路口，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拖着一只袋子从那儿走过来。女工们几乎齐声骂了一句，猪头，下水，尿泡，一边骂一边仓惶地散去。金桥望着她们的背影在冰库的棉帘后面消失，他觉得肉联厂的人们行为有点古怪。金桥拿起刷子在右胸前又刷了一下，他眼角的余光迎接着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金桥已经注意到那个男人面色红润眉目清癯，他拖着袋子走路仍然显出一种干练敏捷的作风，他就是猪头，金桥想为什么把他叫做猪头呢，在他从小生长的城北地带，人们习惯于将那种容貌丑陋或性格反常的人斥为猪头，那是一种污辱性的说法，而拖着袋子迎面走来的那个人看上去酷似一个以风度、口才和修养闻名于世的外交家，当他的瘦长的身影和身后的蛇皮袋越来越近，金桥几乎目瞪口呆，假如没有那只沾满污渍的蛇皮袋，假如他穿上深蓝色的中山装，再在中山装口袋里插上一枝钢笔，金桥真的相信他看见了那位已故外交家的亡灵。猪头？金桥想起冷库女工们恶毒的声音，她们竟然骂他是猪头，金桥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种代人受过的歉意，他的脸也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我在这里提醒关心金桥事件的人注意这个细节，当金桥与徐克祥在肉联厂的清洗槽边初次相遇时，金桥用刷子最后刷了一下他的被玷污的工作服，然后他迅速整了整头发、衣领和皮带，人像一棵无精打采的植物突然受到了雨水和阳光的刺激，笔直地站得一丝不苟，当然更重要的是金桥注视徐克祥的目光，除了不必要的窘迫和慌乱外，还有一种深深的拜谒偶像式的崇敬。 你是金桥？徐克祥一眼就认出了金桥，他放下那只蛇皮袋子，走上去跟金桥握手，第一天上班吧？徐克祥说，怎么样，还习惯吗？习惯，不，不是习惯，金桥有点语无伦次地端详着徐克祥，他说，眼镜，一副白框眼镜，你是不是也有一副白框眼镜？我不戴眼镜，我就是徐克祥，叫我老徐好了，徐克祥说，肉联厂上上下下都叫我老徐，别叫厂长，也别叫我书记，就叫老徐好了。 老徐，我，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 象个工人？嘿，我本来就是工人出身。徐克祥突然朗声大笑，他的表情也显得更加快乐，别人都这么说，像工人就好，要是我老徐哪天不像工人像干部了，徐克祥倏地收住笑容，右手往肩后一挥，说，那我老徐就官僚了，你们就别叫我老徐，叫我徐官僚好了。 金桥又一次被徐克祥的手势震惊了，右手往肩后一挥，那个已故外交家在加重语气时右手就是这样的，轻轻的却是果断地往肩后一挥，没有人能够轻易地摹仿这种手势，金桥盯着徐克祥的右手，他想现在那只右手该握紧了撑在腰上了，金桥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神奇的事实，他看见徐克祥的手慢慢地撑在腰上了。你怎么这样拘束？徐克祥一只撑着腰部，另一只手亲昵地在金桥肩上拍了一下，他说，千万不要怕我，金桥，你看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却能叫出你的名字了，我看了你的档案材料，一下子就全记住了，我做领导别的本领不强，就是记性好，什么都能记住。过目不忘，外交家都是这样的。金桥喃喃地说，太像了，你们简直太像了。徐克祥这时候的注意力重新投向了脚边的蛇皮袋，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凝重了，两道剑眉拧结起来，金桥，来，我们把这袋东西送回冰库去，他抓着蛇皮袋的一角，叹了口气说，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刹一刹这股歪风了。 什么歪风？袋子里装的什么？ 猪头、猪下水还有别的，有人总是想挖肉联厂的墙角，他们把袋子偷偷拖到围墙边，扔出墙，外面有人接应，让我逮住好几回了。徐克祥说，猪头、猪下水难道就不是国家财产吗？怎么可以偷？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刹一刹这股歪风。金桥帮着徐克祥抬起蛇皮袋朝冰库走，蛇皮袋上的油污和血渍再次弄脏了金桥洗干净的双手，从袋子里渗出的猪内脏的腥味使他感到反胃，金桥尽量克制住呕吐的欲望，他顺应着徐克祥的步法走到冰库门前，终于忍不住地丢下袋子，哇地一声吐出来了。你还没习惯肉联厂的环境，习惯了就不会吐了，习惯了就好了。徐克祥在后面说。 我受不了猪肉的腥味，金桥一边吐一边说，我以为这里是做罐头的，我搞错了。这么脏，到处是猪血，到处是腥臭，我不会在这里呆下去的。那你想去哪里工作？徐克祥在后面说。 哪里都比这里好。金桥从口袋里抓出那把刷子，又开始四处刷洗胸前和裤腿上新添的污渍，他的回答当然有点闪烁其词。他听见徐克祥在他身后发出一声冷笑，金桥猛地回过头来想看见他冷笑的模样，据说那位已故外交家与对手谈判时也常常突然发出一声冷笑，他的冷笑被誉作钢铁般的冷笑。但金桥看见的只是徐克祥的颀长的钢铁般的背影，徐克祥独自拖着那只袋子拉开了冷库的大门。 金桥站在冰库的大门前，冰库低于地面水平线，金桥现在可以更加全面地观察肉联厂，附近的一块稀疏的没有返青的草坪，土红色或者灰白水泥的厂房，厂房上空没有煤烟，天基本上是蓝色的，阳光也像是从电扇里均匀地吹出来的，吹到脸上都是春天的气息，只是生猪肉的腥味始终混杂在其中。金桥看见一朵云从更高的天空游弋而过，让他惊奇的是那朵云的形状就像一头小猪昏睡的形状。 从第一天起金桥就向许多人埋怨他的处境，他是个注重仪表风度的人，在报考外交学院三次失败后他做了委曲求全的准备，但是他没有准备天天与生猪打交道，假如不能走向联合国安理会椭圆形大厅的台阶，是不是就要他到肉联厂来向生猪们阐述他对世界和平的观点呢？金桥的语气悲凉而充满自嘲意味，他的朋友们注视着金桥嘴角上的一个水泡，他们等待着金桥对国际风云的预测，但金桥不再侃侃而谈，他说，猪，猪肉，猪肝，猪大肠，他妈的，我竟然天天和这些鬼东西在一起！有一个朋友大概想安慰金桥，他说：肉联厂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每人每月领三斤猪肉，一分钱不花。但那个朋友很快就知道，自己失言了，他看见金桥投来的目光令人心悸，阴郁、狂怒和悲伤，那是朋友们从未见过的金桥的目光。金桥的小阁楼上气氛沉闷，一群年青人零乱地坐在地铺上板凳上，他们一齐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金桥和他嘴角的水泡。临河的窗台上那只袖珍收音机仍然在播报新闻，有关非洲的饥荒，一个浑厚的客观的男中音告诉小城的人们，在遥远的沙漠地区，又有多少妇女和儿童死于干旱和饥饿。有人悄悄地把手伸到窗台上关掉收音机。别动。金桥猛地抬起头说，开着收音机，这是最新消息。朋友们陪着金桥听新闻，但他们的目光开始在狭小的阁楼上游移不定，临河的民居和草草隔砌的阁楼里总是显得幽暗沉闷的，尤其是在宾客们都沉默无语的时候。春天在金桥家的那次聚会，唯有板壁上的那些彩色和黑白的人像栩栩如生，他们都是阁楼的主人金桥崇拜的中外外交家，是他们的笑容、动态在小阁楼里挥散着仅有的一点活力。春天的那次聚会，朋友们记得金桥仍然穿着他钟爱的白色涤麻衬衫，衬衫领子下打了一条黑红条纹领带，他的装束也仍然与墙上的某一名外交家相仿。他们还记得金桥在长久的沉默后突然嗤地一笑，他指着墙上的一张人像说，肉联厂有一个人，跟这个老焦长得一模一样，你们想像不出他跟老焦有多么相像。老焦是金桥对那名外交家的昵称。照片上的老焦正在与人交谈，他的右手富有个性地向肩后一挥，手的周围因此留下一圈白花花的空白。朋友们对老焦一知半解，他们只是听金桥说那位潇洒睿智的外交家已经在多年前含冤离世了。金桥嘴角上的那个水泡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熟悉金桥的朋友们不会简单地把它归为气候干燥的原因，春季固然干燥，但金桥不会因为季节而气血不畅，那个损害了金桥仪表的水泡无疑与一种恶劣的心情有关。火车站的广场是眉君与金桥约会的地方。眉君坐在喷泉池边，与往常一样，她身边放着金桥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只贵州苗族人编织的蜡染布包，眉君的两只红皮鞋互相弹击着，弹击声轻重缓急不一，似乎想演奏一支曲子。眉君从蜡染布包里拿出一盒橙汁，很响亮地吸着，而她的眼睛却愤怒地斜睨着路口的过往行人。 金桥终于来了，金桥修长挺拔的身影一出现眉君便低下头正襟危坐，扔下橙汁盒，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放在膝盖上，《白宫风云》，无疑这本书也是金桥送给她的。小姐是去巴黎吗？金桥微微弯腰站在眉君身边，他说，开往巴黎的东方快车六点五十分开，你该上车了。我不去巴黎。眉君说，哼，巴黎，巴黎算什么东西？那么小姐是去索马里看望灾民？你应该先到雅温得或者开罗，然后搭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到摩加迪沙。我哪儿也不去。眉君突然合上书，她用一种讥讽和挖苦的表情盯着金桥，她说，我去屠宰厂，告诉我去屠宰场怎么走？金桥愣了一下，他在眉君旁边慢慢地坐下，你今天怎么啦？他说，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忘了幽默的十大妙用了？为什么迟到？眉君几乎是叫喊了一声。 我在洗澡，主要是洗头发。金桥揪住自己的一绺头发给眉君看，为了来见你，我必须把头发上的油腻和猪肉味道洗掉，金桥说，你不知道洗掉那些东西有多么困难，我怎么能让你闻见肉联厂的气味？你别生气，我迟到是尊重女士的一种表现。油嘴滑舌。眉君小巧而丰满的身子渐渐地朝金桥一侧扭过来，她瞪着金桥松软洁净的头发说，你还有闲心油嘴滑舌？你还洗什么头发？现在几点钟了？ 六点五十分，怎么啦？ 气死我了。眉君的身体再次愤怒地背离金桥，她站起来的时候脸涨得很红，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我再管你的事我也是白痴，眉君拿起那只蜡染布包风一样地掠过金桥身边，跑出去几米远，她又回过头喊，金桥，你这种人天生就该在屠宰厂杀猪！金桥伸手去抓眉君的裙子，但是没有抓住，与此同时他想起了与眉君的约定，六点半他们要去一个姓顾的干部家里，他想起那个姓顾的干部是眉君家的远房亲戚，更主要的是金桥想起那个人在劳动局工作，眉君说他或许能帮金桥，让金桥的档案从肉联厂退回劳动局。 你回来，金桥高声朝眉君的背影喊道，我们去劳动局，不，我们去你亲戚家里。金桥追着眉君跑了几步，但很快就站定了，因为火车站广场上的人都向他侧目而视，这给金桥带来了极其糟糕的压力，不管天大的事情，金桥绝不做任何斯文扫地的事，当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追逐女友总是事出有因，问题是金桥的鞋带松了，左脚上的皮鞋很有可能在奔跑中掉落。不管天大的事情，金桥不会甘冒这种危险在火车站的广场前奔跑的。眉君的背影在嘈杂的人流车辆中消失了，金桥能感觉到那是一个被伤透了心的女孩的背影。我怎么会把这件最重要的事忘了呢？金桥想想自己确实有点荒唐，每天想着告别肉联厂，却把付诸行动的第一个计划忘了，金桥回忆起他走进浴室之前还是记着六点半的行动的，但不知怎么当他淋浴完毕，当他把油腻的工作服扔进工具箱换上自己的白涤麻衬衫，当他以一种自我满意的姿态走近火车站和女友时，那些琐碎的实用性的计划便离开了他的思想，他记得在眉君拂袖而去之前，他脑子里盘桓的那些遥远却又美丽的语汇，唐宁街、工党、保守党、密特朗和爱丽舍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一面奇怪的红黄篮白四色国旗。 是我自己的错。金桥用食指按住他的太阳穴，他毕竟不在海牙的联合国总部，甚至不在北京的外交部大楼，他必须这样按住一部分思想，让另一部分切合实际的思想生长出来。《白宫风云》被丢在喷泉池边，不知眉君是否故意的。金桥拾起书，看见封面上浸润了一些果汁，他用手指擦了几下，那座巍峨的白色宫殿已经被染成了橙色，无论怎么擦，它不可能回归原来的白色面目了。金桥立即觉得他受到了一次伤害，伤害一本好书就是伤害书的主人，金桥发誓以后再也不把书借给别人，不管那人是谁。 我不是这个意思。金桥嗫嚅着说。金桥觉得他确实不是那个意思，他设想可以用三种或四种角度去阐明这个问题，但他想说话的时候却总是陷入理屈词穷的境地。他不是这个意思。眉君这时候在一边替金桥解围，她急中生智地推了推金桥的胳膊。他主要是皮肤过敏，看见猪肉猪血身上就出小疙瘩。眉君对金桥说，把你衣服袖子卷起来，让顾伯伯看看你胳膊上那些小疙瘩。 金桥不记得自己胳膊上有小疙瘩，他在卷衣袖的时候心里很虚，同时怀疑眉君的这个诡计是否有意义。幸亏顾伯伯没有看他的胳膊，否则金桥觉得自己将斯文扫地。从顾伯伯家里出来以后，金桥与眉君一直在争论诈病的优劣。暮色降临这个水边的城市和水边的街道，空气中混杂着汽油、烤红薯以及化工厂废汽的气味，而从河上吹来的风毕竟是春天的晚风，它浪漫地吹乱了眉君秀丽的长发和金桥的米色风衣。有人在北门汇文桥一带看见那对情侣且爱且恨地走着，他们有时牵着手，牵着手的时候他们喁喁私语，但突然间那声音高亢尖锐起来，于是其中的一只手便会狠狠地甩开另一只手。假如玷污了我的人格，假如要让我浑身长满小疙瘩去博取同情，我情愿天天与猪在一起！金桥的脚踩在汇文桥古朴的石栏杆上，被眉君甩掉的那只手顺势朝桥下的河水一挥，他说，我要寻找的不是皮肤过敏，更不是小疙瘩，什么是豁免权你懂吗？打一个比方，我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豁免权。凭什么豁免你？没有皮肤过敏怎么豁免你？眉君靠在桥的另一侧俯瞰着下面的流水，突然冷笑了一声说，就凭你满嘴欧共体满嘴联合国的？有什么用？你这种人其实是白痴，别人知道的事你都不知道，别人懒得知道的事你却成了个专家。豁免权。金桥对眉君的讥嘲充耳不闻，他咕哝着在桥顶上来回走了几步，突然揽住眉君拉着她往桥下走，他说，走，让我们好好想想，怎样争取豁免权。眉君被他紧紧地揽着，别扭地拾级而下，她的声音仍然尖锐地抨击着金桥，收起你那车间救出来。四月的晚风还残存着些许凉意，北门一带的人声灯影里年青的情侣随处可见，但是任何一对都不及金桥和眉君那样富有诗意，他们一直把金桥的米色风衣当作一把伞，眉君躲在这样一把伞后面激烈地批判着金桥，而金桥不愧是金桥，他的手始终撑开身上的风衣，让眉君藏在里面畅所欲言，也让风衣制成的伞遮挡路人好奇的缺乏教养的目光。东风牌卡车从邻近乡村的生猪收购站运来满车的膘肥体胖的活猪，那是在早晨工人们上班之前的热闹场景。日复一日，每天都有足够的猪抵达肉联厂，工人们平静地投入到宰杀、清洗、切割和分类的生产过程中，除了极少量的肥肉或尾巴被女工们用来作投掷的武器，投向了那些轻薄下流的男人身上最后丢在地上，百分之三十的肉被加工成肉片、肉丝和肉丁装进食品袋中冷冻，叫做小包装。被冷冻的还有百分之三十的相对完整的猪腿、肋条等等，当地人喜欢称之为冷气肉，更多的百分之四十的猪肉则在当天午后热气腾腾地摆上肉铺的案板，那就是家庭主妇们最喜欢的热气肉了。从屠宰二车间的圆形窗口可以看见半自动化的猪肉生产流水线，看见水泥地面上淌着浅红色的污水，许多双黑色雨靴在污水中纷乱地走动，当然我们还可以看见金桥在流水线上的身影，他把一只猪腿从挂钩上取下来，啪地在上面盖了一个蓝色印章，咯嗒，咯嗒，不知是什么机械手在金桥的头顶上响着，金桥就按照那响声的节奏为猪腿盖图章。这是一种简单的难以测量强度的劳动。我们看见劳动者金桥戴着一只防护口罩和一顶蓝色工作帽，只露出那双焦虑的眼睛，巨大的笨拙的排风扇在金桥身后隆隆运转着，它无法吹乱金桥洁净的永远向后梳理的头发，但它无疑已经吹乱了金桥在春天的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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