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作者：张贤亮-3

我觉得，南台的可贵之处，是除了他行文的老实之处，内容也老老实实。不像有的作品那样，装出一副老实的面孔叫你入圈套。所谓内容的老实，大有讲究。它必须是在质朴的、传统的形式之中注入新的生命力的。注意，是“生命”力！这生命当然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于是，他的小说中处处就有他自己的视点和角度。因而也就有了一种批判的锋芒。看似传统，其实是反传统了。那些用传统的形式写传统的作品，之所以叫人上当，就在于内容里根本没有他自己，完全是他继承来的东西。看似不越雷池半步，实际上会让你一下子掉进泥淖里去。序不能写得多，点到为止。我只能说，如果说现在老实人不多的话，那么老实的作品同样的也少见。可是，南台的这本书，倒属于老实的作品。希望读者能够受益。1990.3.5.-------------------　　　　 　　　　边缘小品 给海容的一封信——《海容小说集》代序海容同志：很高兴你的小说终于得以结集出版。庄稼总算收到场上广。而农民一年总有一次麦秋，你却是多年辛苦耕耘的结果，所以更值得祝贺。你叫我就你的作品发表些意见。我以为对你作品更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高嵩同志，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和你的小说的。在他的介绍中，我最欣赏的是这样一句话：“他像婴儿、像醉汉，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后来我参加了对你和其他几位宁夏业余作者的讨论会，读了你几篇作品，果然和他的印象相同。但我以为你是一个清醒的醉汉，不过是借酒装疯而已。我们的文学界以及整个社会，当然主要需要清醒的人，但在某一刻，清醒者却常常以醉汉的面目出现，所谓“难得胡涂”是也（我在许多人家里或办公室的墙上看到过板桥老人的这条横幅，可是主人很可能其实就是个胡涂人）。好了，我不准备多谈你作品的社会功能和你已经取得的成就。能够出书，并且在宁夏文学界已被承认和重视，就足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在讨论你和其他几位作者的讨论会上，我曾作了一次本没想发言的发言。我明明知道可能会有人误解，可是“说实话的冲动”总是按捺不住。固然有因为本不准备说而致使说得不清楚的缘故，也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会后，好像就有人说我是在提倡大家都去“参禅”，而我不过试图提醒人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照生活和观照生命的方式而已。如果我面对的是一群宗教徒，我就会请他们试一试用辩证唯物卞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照生活和生命了。从小说艺术的没落，不由得使我想到整个人类智慧的退化。这不是我们中国一国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小说家，哪怕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也好，至今没有出现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家；美国历史短，且不去说他；英国当代的作者，我还没有看见一位比狄更斯和萨克雷更有才华，作品更具有经典性的；法国也同样，几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的作品都不会比巴尔扎克、斯汤达、雨果、左拉、莫泊桑流传得久远；就拿童话来说吧，你举得出来有一个当代作家达到了（不说越过）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水平么？我们自己，不举大家都熟悉的《红楼梦》，就看短篇，有一篇在艺术上赶得上《在酒楼上》，在人物塑造上比阿Q更具有典型性的么？而近代和当代，却是讨论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最多最激烈最“富有成果”的时代。“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小说虽然是雕虫小技，其实却是和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你读到的所有小说中使你拍案的地方，并不是高技巧的发挥，而是智慧的闪耀。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尽管不怎么行，可是人类在科学上不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但人类用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也是空前的。你“像醉汉一样，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倒真无所谓，整个人类都在非常聪明地愚蠢着却实在值得忧虑。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我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一封简短的信只能谈到这里。请相信我，我真的是看到你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和语句仍有智慧的闪光，认为你的作品能结集发表对当前读书界是有好处的，所以才给你说了这些；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　　　　 　　　　边缘小品 《胡正伟画册》序画家的画册不同于小说家的文集，本不需要另一个人用文字来作任何诠释。画册里收集的每一幅画，都能诉诸视觉直接地用形象告知观赏者艺术家本人凭借个人经验及心理活动获得的感悟。们对胡正伟先生出版的这部画册，我的确想说点多余的话。这不仅是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更重要的是表达我的喜爱。大约在十一世纪，中国绘画界出现了一种卓越的理论，认为笔墨不仅要能描绘出物的外象，重现景观，更应该具有自己纯粹的艺术品质，体现作者独特的人格心灵。艺术创作应该超越，脱升它所依据的外形，进入“画外”，也就是非具象所能涵盖的表现性世界。这种理论丰富了传统的国画。从北宋的米芾、李公麟、文同，经过王庭筠，以及南宋的禅宗画家牧溪、梁楷等，终于在元代四大家手中成熟为一种新的画风。我们现在来看这种画风，就是我们称为“现代派”的东西。所以，我并不认为胡正伟先生受了多少现代派的影响，他倒是非常忠实于中国画的传统的。欣赏者可以从此画册中看出，他特别注意笔墨线条的游走；人物绘画并不以形似为主，而讲究传神。神，又非人物之神，其实是他自己的神。譬如进入了气功态的达摩，那种瞑目中自有世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据我看不过是他在绘画中的自我写照而已。当然，他的绘画中也有比较写实的部分，如“维族老人”、“斯诺在宁夏”等。不知别人以为如何，我看，不客气的说，这部分不应算是他的精品。但是，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他的功力。应该承认，正伟的绘画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功力，他才可以悠然自如地挥洒自己的笔墨。如在“丝绸之路”描绘大西北景观的那部分，在一张平面的白纸上给人制造出那么雄浑、磅礴，具有黄土般厚实的视觉效果，就不能不使人赞叹。而这种效果的取得，又必须是画家本身就胸有丘壑。如果套用“胸有成竹”这句成语，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大西北的山川风物无不在他的心中了。我已经说过，以上的话本属多余，但我忍不住还要说：我想请欣赏者从中能看到正伟的灵气。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是常常被他的线条所陶醉的。庚午冬十月张贤亮识-------------------　　　　 　　　　边缘小品 贺兰山文学丛书总序石嘴山市的朋友们出版了“贺兰山文学丛书”。现在，作家结集出版纯文学著作实属不易。郑正来信说，“经费问题，编管费由我们（文联）想方设法解决，印刷费由作家个人想办法。”翻阅他寄来的书目，有小说、诗歌和散文，第一个感觉是内容丰富而且阵容整齐。随后，首先推出的九卷的作者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一个个带着执著的追求。真的，九位作家我都认识，对刘岳华我还不止一次向读者介绍过。几位朋友都不是专业作家，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辛，必须既为日常生计支出相当大的劳力，又为人生的爱好付出一份心血。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心血奉献于世，还要“个人想办法”，仅从这点来说，就令我肃然起敬。所以，这几位朋友请我写序，的确是赐给我的一份荣幸。我觉得这部丛书的珍贵首先就在于这里面的每一部书都是作者执著追求的结晶，而不是“完成任务”的汇报。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这种制度和许多过去我们以为“优越”的制度一样，已对中国的进步起了很不利的作用。一方面，它把最需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人，与人民群众在分工形式和分配形式上割裂开来，另方面，又把最需要本人全身心投入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上级赋予的任务。这样，既有使作家们生活素材枯竭的危险，又可能会令作家们对写作产生一种职业性的厌烦。“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全部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艰难地跋涉过来的，而且今天仍在不停地跋涉。他们无所谓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他们本身就以普通人的身分生活在人世间，直接感受着一般人的酸甜苦辣，也最知道读者的精神要求。我以为后一点很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读者的精神要求实际上就是文化市场的需求。现在有一些专业作家常抱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抱怨读者对“严肃文学”失去了兴趣，抱怨书店对文学类书籍的征订达不到开印的数目；还有的专业作家好高骛远，说他是为后一代或后几代人而创作云云……他们还没觉悟到是近几年中国文学自身出了问题。在市场上，货卖不出去，难道是顾客的责任？作家们发出的抱怨，其实是一些作家脱离读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需要的结果。毋须讳言，近几年，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引下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中国作家在批判极左路线、揭露过去的年代，从而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都立过大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留恋的年代！人民群众把作家当做自己政治上、感情上和理想上的代言人，几乎每一篇作品的发表都家家传诵，造成洛阳纸贵的效果，尽管那时有些作品在艺术上还不太成熟。今天，作家们的作品应该说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提高，而相反，怎么书却难以卖出去呢？石嘴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却不少。我在一九八○年进入宁夏文艺界，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收入“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是怎样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读者忘记新时期文学，比如，某报刊登的一份向全国青年推荐“一百本好书”的书目，文学类中，新时期文学作品仅有三部：《轮椅上的梦》、《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也承认这三部是“好书”，可是对极左路线及所谓“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说竞榜上无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而恰恰新时期文学的最大意义又正在于兹。同时，被指定为“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向中小学生广泛宣传的电影中，除《周恩来》等几部影片里有一点点“文革”的痕迹，绝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反映出中国还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痛苦历史，仿佛从“反右”到“文革”的荒唐在中国并不存在。可是，就在这种有人极力想抹杀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成就的严峻情况下，在出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下，在一些专业作家已经脱离了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于新时期中成长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还孜孜不倦地、甘于寂寞地创作作品，还“个人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血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除了敬佩之外，我还能表示什么情感呢？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很长，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要使全国读者都承认他们的路也很长、很长。我在看着，我在等着……-------------------　　　　 　　　　边缘小品 《凤城夜话》序我非常欣赏宣文将他的作品编为这样三个部分：“求新”；“求实”；“求美”！这些作品，全是宣文在政务之暇伏于案头笔耕的收获。书名曰“夜话”，既令我黯然地想起《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一股敬佩感油然而生，又使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宣文这个胖子于夜深人静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辛苦之态。有人说写作是件愉快的事，每当灵感来临作者竟会舞之蹈之，而我却深感写作不是美差。如有愉快，也只产生于完成之后，其实，煎熬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过程。并且，煎熬还是从肉体直到灵魂的。就拿灵感来说吧，那何尝不是灵魂煎熬的结果呢？而只要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者，即使在作品完成之后也享受不到愉快，因为没有一篇作品对他来说没有遗憾。于是，我就费解了，他何苦放着好好的官不当，或曰不好好地当他的官，每宵每晚甘愿受这种煎熬？如今，你要向官调查，官肯定会回答你在三百六十行里数当官最累，你要问老百姓，老百姓又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当官最舒服。照前者说，宣文又何必累上加累，按后者看，他何不去享那个清福？捧起宣文交给我的这一叠稿件，我有点明白了：“求新”、“求实”、“求美”，这大概就是他本人终生追求的目标，因而才自找苦吃的吧。封建时代，孔老夫子定了一条原则：“学而优则仕”，不知怎的，经过若干次革命，现在竟变成了“仕而优则不学”——当了官就可不用学习，或曰不用学也能当官；学，也仅限于红头文件的范围。在我所接触的“官友”里，宣文是我比较尊重的朋友之一，就因为他还是照着前面那个原则在做人做官的。他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时正逢“上山下岁”，不得不来到偏僻的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种田、制砖、养猪、磨豆腐、拾大粪……干了十年，以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都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他可以说是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人了。我和宣文结识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虽不常见面，但在一个城市（即所谓的“凤城”），还是互知情况的。十几年来的改革风风雨雨，作家不太好当，官也不太好做；见识了多少世态，勘破了多少人情。当作家的，因为严肃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不免有些冷落感；当官的，由于老百姓的期待值升高，自以为给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也很难得到市民的赞扬，不免会有些委屈。如今世态的炎凉已不同过去的世态炎凉。在这种情况下，宣文在当官之暇还要掺合到文学里来当个业余作者，热闹凑不上，委屈就可能加倍。但他仍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就不能不使我有些感佩了，尤其在这个“凤城”。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是个很宁静很可爱很适合居家的小省首府城市，但并不是一个“识货”的城市。什么人算人才，如何把人才推举到适合的岗位，小城的人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也并不十分关心。仿佛这里的人只有流出去才能成“才”，留在此地的便是无才之辈。像宣文这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仕”，一般人是不会很重视的。这也是我很乐意为这本书写序，向读者推荐的原因。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小城氛围又并非完全是小城领导或小省领导的过错，却是日为发展缓慢而缺乏一种冲刺的力度，又因缺乏冲刺的力度而发展缓慢，以至很少人会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的可贵，觉察到改革的必须。这个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于地域和历史的因素所形成的了。翻了翻宣文的文章，有不少是发动冲刺，鼓吹改革，对小城的陋习进行批判的。这些我都赞同。但手持长矛面对传统的观念和人情的陋习，常常有无力之感，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像空气，至多像棉花包，“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令壮士扼腕而叹。我只请读者注意宣文“求新、求实、求美”的追求。既然这种追求贯穿着宣文的一生，当然也贯穿于这本书中。如果我们看重他的追求，我们就不必过多地在他的文字上吹毛求疵。现在，一般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和领导他们的官员沟通。因宣文具有的求实精神，所以他的全部作品里，的确是说实话的，我想，这对一般市民尤其是“凤城”的市民，倒可说是一次认识“当官的”机会。同时，在市民并不能完全决定谁来当他们的官的体制下，老百姓用赞扬“仕而优仍学”的方式来培养好官，使政治更为晴朗和清明起来，也不失一个过渡时代的好办法。因而我想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宣文出版这本书都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边缘小品 儒将颂——《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代序一九八五年冬天，于美国明尼阿波尼斯市与一位旧中国的老军人雪夜长谈，言及已成为历史的国内战争，这位早已退休的国民党宿将感慨系之。此公的观点是，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国民党部队的将军，绝大多数都比共产党的将军文化素质高，受过良好教育，有深厚的传统教养，可惜站错了营垒，最后被“牧猪奴、放牛娃”打得一败涂地，有的沦为阶下囚，有的流落海外他乡。抛开他的政治偏见不说，这一现象却也应予承认。回忆一九四九——一九五○年解放大军胜利入城之际，几乎所有的解放军军官皆以“大老粗”自居。一时，“大老粗”竟是一种时髦和荣耀，连大学生也恨不能如此自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解放军进驻高等院校，仍以“大老粗”这块金字招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长期以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从而不尊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风气，与此现象也有一定联系？文人谈兵，武将读经，一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君不见，旧时画像和祠堂中的关帝爷，手捧的不是兵书而是孔子编纂的《春秋》。其寓意不仅仅是提倡忠君爱国，还有一层倡导军人要崇尚文史典籍的意义在内。“文武双全”这句民间俗语，充分表达了我们民族在人格素质修养上的一贯要求与向往。然而，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已中断久矣！不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国家有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根系，恐怕都会绝灭。世浩将军供职宁夏军区司令员期间，与我常有交往。将军对文化人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谦谦然，彬彬然，有君子之风，不得不令我刮目相待。除军中的几位著名作家，我和军人极少相识，也许我见少识寡，但我的确是从他身上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新一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中的恢复和继承。世浩将军有艺术家的气质，酷爱书画，他自己师法近人于右任，醮墨挥毫，立就一幅今草。然横竖中虎虎生风，一撇一捺皆有横刀立马之威，又有别右任先生之体。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世浩将军虽任军职，却与文化人结不解之缘，书画家常为他家座上客，相互以丹青书法应酬，评点得失，意态挥洒，时时满屋生辉。日积月累，世浩将军竟收书法名画极夥，为变个人收藏为大众精神食粮，供同好者共同欣赏，世浩将军特选优择珍，编辑成集，付梓出版。成册之日，世浩将军嘱我作序。自忖才疏学浅，于书画更是外行，惶惶然久久不敢落笔。但感将军厚爱，恭敬不如从命，谨写下以上文字。现在正面临所谓的“文化失落”，中华文化急待发扬光大。如和平时期的广大官兵，皆能续接中华尚武同时崇文之余绪，则中华文化幸甚！中国的文化人幸甚！-------------------　　　　 　　　　边缘小品 别有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和尹平认识，是在一九八○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一期学习班里。那时湛容、万隆等人虽然已经写过长篇，但并没有像后来这样著名；毕必成是我们的组长，大家彼此彼此，都是学员。时令正值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在热烈进行，知识分子都沉浸在解放感之中。在艺术上，我们似乎还处在一种“脱毛”阶段；我们的翅膀都还没有展开，都还没有对未来我们将经历些什么事有所准备。从窠里仰望天空，空间是已经够广阔了。以后，各自作了各自的探索，各自有了各自的甘苦，各自遇到过各自的幸与不幸，但毕竟各自都写出了各自的作品。我们一别十一年。虽然有过书信来往，因为都忙着自己的事，也并不频繁。偶尔，在报刊上看到尹平的作品，如见故人，总是注意的。今天，他又出了一本集子。十一年中，他竟也“儿女成群”了。集中读了他给我寄来的几篇小说，首先有一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受。如我这样的人，情节的大起大落，故事的曲折复杂，已经难以吸引我了。本身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倒是想在书中寻找小桥流水、豆棚瓜架的平静生活以抚慰自己，并且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在过另一种生活。尹平似乎正是在向这种淡雅的境界开掘。写英雄并不难，构思出离奇的故事也比较容易，难在从凡人小事中挖出悠远的或惊心动魄的题材。这就是契弗所以被人称道的原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干扰人类正常生活的，除开生态破坏、天灾地震等等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人为的因素，莫过于战争和政治运动了。如天可怜见，我们中华民族再别搞自己整自己的政治运动，那么留给将来文学家去写的，大约也只剩下尹平现在所写的这类题材了。人类之幸运，也是文学之所幸。我以为文学就应该正常地反映人类的正常生活。战争和政治运动虽然创造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可是我宁愿文学史上没有这些伟大的作品。“伤痕”也好，“反思”也好，又何必呢？“伤痕”不说已明，即使“反思”也不是好事情。如我这一代的作家虽然还在“反思”着，我想我们大概也是为了今后不再“反思”吧。不客气地说，尹平可说是我下一代的作家。这一代作家中，我已看出了不少大手笔的苗头。一次我还和李国文说，我非常羡慕这一代作家们。他们竟能从如今的街头小巷贩夫走卒中发现那么多动人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我们不断地在向过去索取，而他们却真正地是在向现在索取。我们这一代人的非常经历，已经使我们很难探知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正常心理。我说的“正常”，并不分什么善恶；因为我们常常以非常的善意、感伤与同情去理解和揣度人家的恶意，当然也有时用恶意错怪了人家。而只有他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今的人的意向的“度”，即“分寸”。艺术，说到底，也不过是怎样把握分寸，因而，我常觉得，在我们的下一代作家中，如真实地、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去描写当代生活，定会写出伟大作品的。所以，尹平现在走的的确是一条较为宽广的文学道路。对于过去，他没有负担；对于现在，他没有偏见。并且，年龄又是他的资本。文学的未来，总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不过，我并不想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作出什么吹捧。现在和未来，文学上的竞争都是很激烈的。成功者，除了应该具备文学上最基本的功力和特殊的感觉外，我以为还需有如池田大作所说的，“有对人生的真挚态度和关心人类苦恼的某种动机”。我希望，尹一平和下一代的作家们，要比我们更具有这种慈悲心。-------------------　　　　 　　　　边缘小品 好！——序《塞上：税务的风采》今年七月，宁夏作家协会组织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无闻的税务战线采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集成这部厚重的报告文学专集。因我个人为了更深入地取得现实生活感受而亲身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下海”办了四个公司，又接待了谢晋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所改编的《老人与狗》摄制组，出了两次国，还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没能和宁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税务战线去体验税务工作者的艰辛，无缘认识很多应该认识的朋友，没有领略到“塞上税务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于是，编者督促我为此书写篇序，以弥补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说，如在过去，这篇序文在我来说也就是一篇应酬文章，说几句好听的话交差而已。但自我这一年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摸爬滚打后，却有许多出自肺腑之言了。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税务工作者马上就产生一种疏离感，“敬鬼神而远之”。找在准备办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办，说“光是税务上的人你就应付不了！”仿佛税务工作者乃商人之对头。本来，汉语中“讨厌”一词，仔细分析：你向人“讨”，人家当然就“厌”，“讨厌”、“讨厌”，“讨”与“厌”总连在一起；反义词“得意”也是可这样解释：他“得”到了东西便乐“意”了。所以我以为，即使不出于别的什么社会意义，仅为了给税务工作者“正名”，就应该出版这本书。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了十五部电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人员很理解高新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市场经济，必须在人与人完全平等，严格按照法律和义务办事的基础上才能良性运转，这里面当然包括按时纳税和按时还款等等公民义务和负债人义务。在我办公司初期，由于我经验不足和轻信他人，借出去了两笔钱达二十万之多——一家餐馆，一家电子广告中心，直到我写此序的今天，还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来。向我借钱的时候恨不得叫我爷爷，现在我不但成了孙子，并且也成了“讨厌”的人。我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税务工作者的艰难。我曾到过很多西方国家，的确，从现象上看，西方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却普遍敬畏两种人——警察和税务官。外国电影电视剧中就常会出现这种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杀任何人，可是一见警察和税务官就马上毕恭毕敬，你说怪不怪？要是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还有不少人不听警察和税务官的，把上门收税的税务官打个半死的事情，外国人一定会羡慕我们的“自由”羡慕得要死。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个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税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为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好！-------------------　　　　 　　　　边缘小品 发疯的钢琴《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国，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作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抱着我的母亲，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1986.8.15.-------------------　　　　 　　　　边缘小品 《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色，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流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