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作者：张贤亮-2

从巴斯卡到怀特海，无不受了他的影响。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文化，如果要找一个恰当的概括，那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释而已。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整个西方文化，是在希腊的一片小树林里诞生的。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人类是树林里的猿猴变的。树林养育了猴子，当然还有其它动物，可是唯独猴子变成了人。变成了人的猴子们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就是走出树林。《圣经》的说法又不一样。据《圣经》记载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把这一对活冤家放到伊甸园。伊甸园名之为“园”，可以想象那是一处有树有水有花有草的好地方，我们的老祖宗就悠哉游哉地过着不愁衣食的生活。可是老太太夏娃如目前某些时髦的女士，物质的丰富不能满足她精神的需要，竟受蛇的诱惑吃了禁果。她有了智慧不要紧，却害得亚当和我们这些当子孙的从此失去了伊甸园，以致于人人都要“自谋出路”了。不管是科学也好，神话也罢，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同的两点：第一，人成为人的过程是在树林里进行的；第二，在人成为人，长了智慧之后，人就走出了树林。那么，人走出树林以后又怎么样呢？我们且不说外国人，先来看看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中国的西北部，据历史记载原是林木繁茂水草丰盛的地方，今日的陕西、甘肃一带是周天子的养马场。即使到汉，我们还可以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里看到有关这一地区的地貌描写：一串不加标点的木刻字行中，浓郁的绿色会扑面而来；翻动每一页，都会给你带来习习的荫凉的微风。但是，现在你还能在这一地区见到那么悦目爽心的景象吗？今年六月，我从巴黎回国，飞机掠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三个多小时的航程里游子的眼睛不时地俯瞰着祖国大地，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真是满目黄沙，惨不忍睹，焦灼的土地似乎执意要把人的眼泪吮吸干。裸体的女人是美丽的，如果你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光去看的话，而赤裸裸的、没有一株树遮掩的土地却是丑陋的，不论你用什么眼光去看都毫无美感。在空中，我顿悟到中国这片国土上林本凋敝就是中国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北，是中国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当初的丝绸之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没有树就没有人类，没有树就没有人的智慧。人和人的智慧都是在树林里产生和发展的。黄帝的子孙，或说是猴子的后代，上帝的创造物，在失去绿色的遮荫下生活，在光秃秃的石头滩上生育，一代又一代，皮肤变得粗糙了，表情变得呆痴了，神经变得麻木了，大脑竟然也萎缩了。在森林里生活的野兽都比在秃山沙漠中生活的野兽活泼健壮、皮毛光亮。何况万物之灵——人乎？试把如今踽踽在贫瘠山区的农民形象和秦陵出土的兵马涌外貌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人种在退化。有多少地方没有树，便有多少地方的人失去天地钟灵之气，叫人才怎能产生得出来？！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国绿色保护主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固然不少，但如今横向比较，你的优良传统别人也有，并且还在继承着，而中国人的不良传统似乎属于中国人专有，在别人身上已渐绝。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纸电视又传来南方数处在大代山林，百人一伙明火执仗，已构成抢劫罪。但中国人的传统是法不责众，大概又会重罪轻判或不了了之。南砍北烧，伊于胡底？丰厚的自然条件养成了中国人的懒汉败家于习气，只知索取，不事建设，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逐渐弄得越来越穷。但不是穷则思变，而是穷疯了心，对大自然更是展开毁灭性的掠夺。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有识之士保护自然的呼吁总被一片斧锯声所湮没。有识之士是中国的脊梁，树是大地的脊梁，有识之士和树同时被斧钺交加；神州倾覆了！如同玩翻板游戏，绿色的反面是枯黄，眨眼间名叫中国的这块土地就变了模样。智慧和树在这里同时殆于绝灭。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这块土地理应开始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积习难改，似乎坏习惯非推到它的极端不可，似乎中国人非要彻底破产才能彻底觉悟。我们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了，但一方面我们搞出了前人从未搞出的玩意儿，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举，而另一方面却又以空前巨大的规模捣毁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残余，包括一点可怜的森林在内。一儿五八年炼出的一堆废铁，就不知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以后为了解决眼前迫切的吃饭问题，又以百倍的积极性焚林开荒，毁林造田。自然的绿色被亿万绿军装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啮食掉。待一九七八年，亿万人脱下统一的制服换上各自喜爱的衣裳，俯首环顾，方知我们几乎全体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绿色哪里去了？生命的活力哪里去了？智慧的光芒哪里去了？农民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受封建自然经济长期熏陶的头脑认为“城市”这个概念就是完全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长了草就是衰败的景象，不是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句子么？请看原来的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以其大而无当，以其空荡荡，以其不见一点生命的绿色著称于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劳改当局释放，到北京看我亲爱的母亲，路过大街小巷，到处见居委会的女士们率领灰色的民众与路面墙根的缝隙中生出的小草进行顽强的搏斗，美其名曰要建设一个“红色的首都”。“红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长。近年来，天安门广场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绿色，植了树木花草，别以为这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这里面显现了观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转变，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素质的改变。有道是见微知著，从天安门前虽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见明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布绿色。在农民思想占上风，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熏陶的头脑占上风的时代，中国林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砍木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上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等式：林业一乔木一木材一效益。尽管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示林业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学的远见怎能抵挡“革命”的蠢见。聪明有“绝顶”，愚蠢却没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当然，天才毕竟是天才，我们也曾喊过“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从不能很好地落实自己喊出的正确口号，却总是随意性地做错事。本来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们去操心呢？难怪一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国人打，敢跟俄国人打，这种寸土必争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你们却不知爱惜它。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冻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终于引起新一代的领导人注意，总算有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出现，为此设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简称“三北林业局”，直属中央林业部领导。谚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前人砍树后人栽”，然后才能谈得上给我们的后代一巴掌荫凉的地方。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业局，李建树、高庆有两位局长与我娓娓而谈。尽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年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能造林保存一亿三千多万亩，早期营造的林木已见了生态上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两位局长的眉头仍紧蹙着。我欣赏这种有了成绩仍忧心仲忡的人，这是有头脑有远见的表现。坏习惯旧观念，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起点，站起来的勇士们时时刻刻总感到自己是在雾中的泥淖里跋涉。泥淖望不到边，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脚下，只觉得行走困难却不知是哪一块泥团吸住了你的脚板。现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预算所拨的十亿元仅拨了三亿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经费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长们天天等米下锅，奔走于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求兑现。“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被称为“绿色长城”，在国际上列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世界生态工程的历史上有这样四大项目：罗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非洲五国联合绿色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北防护林”。第一项、第二项早已完成，第三项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唯独我们的这一项，进行得既坎坷又壮烈。“三北防护林”第一期工程，可以想象因人手、经费、交通等等的限制，只能从比较容易施工的地段开始。先吃肉后啃骨头，每一个牙口不好的人都会这样做，无可非议。于是，摆在后面的工程不言而喻就越来越艰巨了。现在，局长们就在担心再不给足经费，这项工程是否还能进行得下去。本来，虎头蛇尾一直是我们的毛病。如果“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因经费问题而夭折，那就不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西方一位气象学权威说，上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会给纽约的天气带来变化。这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全球生态的一体性。“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无疑是造福全人类的工作。这点，精明的日本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提出愿意协助这项工程，并已开始在内蒙古设立了一个点。当然，现在各个部门（以前叫“各条战线”）都在喊经费不足，教育、科研、卫生、交通、文化等等都嗷嗷待哺，哪一个部门都有关国民生存的安危，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把林业建设放到高出各个部门的位置之上，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更深刻地认识到林木和我们人本身、和我们智慧以及文明的成长息息相关的话，我们即使在困难中也会给林业建设以更多的关心。我不想再说更多的话，这部报告文学集会告诉读者更多的实例，这项长期的工程给人的印象也许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但的确是壮丽的。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那可不是《聊斋》中植桔者玩的把戏，实际的效益和成绩都必须在一个长时间中慢慢地积累。我们广大的林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把他们的青春、壮年直到全部生命都投入了植树中去，待树长成，人却衰老了。别的行业中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取得许多成就，而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一生中能取得一两项就算幸运的了。仅此一点，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们就应该是为人所尊敬的。树木的生长是无声的，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也是无声的——但却是顽强的。我希望这部书里描写的人物所做的绿色的梦终于会成为现实。中国、中国人的兴旺肯定要和树木的兴旺同步，二者是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关系。我们现在既需要阳光，我们也更需要绿荫。1988年9月于银川-------------------　　　　 　　　　边缘小品 “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前言现代意义上的版画创作虽然起源于欧洲，但中国其实是木刻的发祥地。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种艺术形式上充分地显示过中华民族的艺术才能，至今仍被世界美术史所称颂，启发了世界各国一代代美术家的灵感。现在，当代的中国版画家们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有所发扬，用手中的刀刻画出了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感受和向往，其力度和视野的宽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先人。展示在观众面前的一幅幅版画精品，肯定会使每一个人领略到铁笔所达到的明快、深邃、细腻或粗犷的艺术效果，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与颤抖。宁夏乃弹丸之地，又处于西北边睡，但宁夏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不甘于落后。今天，宁夏的美术工作者又接受了全国美术家的委托，举办了“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一方面是纪念鲁迅先生所创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六十周年，更重要的是使与绘画、雕塑并列的木刻艺术达到本世纪的巅峰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美术在整体上开创一个新纪元。在此，特向支持本届版画展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边缘小品 《周开成书法作品集》序开成同志的书法作品《唐诗八十首》曾赏光让我写序。之后不久，他又送来另一部作品，竟是他书写的个人诗作，约有一百多首。沐手拜读，颇有所感。我不能说他的旧体诗已写得很好，但至少已入其堂奥。过去我一直很遗憾多数书法家仅限于书写历代名家的诗词，自己填词作诗的极少。这表明我们这一代书法界的文化基础尚有缺憾。现在，地处边陲的一个小城市的开成同志却补其不足，当然不由得令人高兴了。开成同志由书法入手，进而爱好诗词，进而自己也动手创作。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本来这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事。然而走这条熟路的人也并不是很多的。我之又欣然命笔为其写序，也就是觉得他的难能可贵。开成是这个小城市的党委副书记。从政，在骚人墨客看来总是“浊”事；吟诗作画才是“高雅”，与“浊”相对的“清”。开成能在“浊”中有“清”，案牍劳形之余乐吟不疲，在心理上的确需要有一定的冲撞力。不然，在两个森严的壁垒中是很难回旋的。从他的诗作也可看出，他较好的作品多半是对家乡的思缅，对故人及亲人的怀念，这里面有人情的自然流露，因而佳句叠出；而那些颇像“应制诗”的作品，我个人是不敢恭维的。但是，值得赞赏的还是那股向另一个壁垒冲去的向往；难得的“浊中清”。最后，我还是要提醒读者，这里请你们欣赏的是书法艺术，是一个书法家以书法形式述写的他的心怀。-------------------　　　　 　　　　边缘小品 他在瘠土中生长——《穆斯林的儿女们》序查舜现在虽然已经穿上了西装，可是给我的印象还仿佛他刚刚从田里走来。他考上鲁迅文学院去北京学习之前，到我家来告别，说了一件使我很感动的事：他背着行李已经走出了村子，他那身体孱弱的妻子，拿着一双单鞋急急忙忙赶来，跟他说，现在天气热了，穿胶鞋磨脚，要他把布鞋换上。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在别人听来也许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却把我一下子带入一个古老而苍凉的意境：蓬门柴扉，妻孥翘望，远行的学子隐入苍茫的炊烟之中；这里有家人眷眷的心，有壮士对未来的憧憬，而一切又都给人一种不确定感，似乎埋伏着一个悬念。当时，我只泛泛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叫他不要急于事功，多学点知识等等。说的人勉强，听的人不痛不痒。以后的两三年里，大部分时间他在京就读，也有实习假回故乡来体验生活、从事创作，除了见到的《延河》《朔方》《天津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上他的几个有些追求和探索的短篇小说之外，他好像没有什么较大的建树。我有时也有些纳闷，八二年他的中篇《月照梨花湾》在区内外引起过反响，这段时间，是所学的课程太重，是在集中时间读书，还是他创作上遇到了什么苦恼？但今天，他竟忽然拿出一部长篇来了。我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品不多，仅我视野所及，查舜的这一部小说，大概可说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由回族作者写的正面反映回族人民生活的长篇。我不禁为他高兴，为他的妻子高兴，为他的老父高兴，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按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的说法，出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沟通思想。那么，查舜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就使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回族与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的思想沟通上，新掘了一条细小的、但又是会不断地涓涓畅流的渠道。我一向不愿给人作序或前言。我很有自知之明：虽然有点名气，却是毁誉参半，弄得不好，不但是狗尾续貂，简直会把正文都糟踏掉。但是对查舜的第一部长篇，我还是想说一点话。近年来，提倡和研究“西部文学”者不乏其人。我的感觉是，提倡者和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作的对象上，正如我们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着眼点也在于说它忠实地表现了拉丁美洲的神奇现实。而对于作者本身，我们却忘记了他正是从这种现实中向我们迎面走来的。作品所描写、所表现的地域性，就是作者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与审美心理的根据。如果我们可以确认有一种“西部文学”的话，那么，我认为这“西部文学”只能由“西部人”来写；现代的“西部文学”，不应是与古代的“塞上诗”似的，完成于偶然涉足此间的游客之手。而当我们谈到“西部文学”的时候，我们也应切记中国的西部是一个有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域。于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就理应作为主干而使“西部文学”能坚实地站立在中国的文坛上。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似乎还不是这样。各少数民族的作者，除西藏有一两位外，还没有在他们的局限性中展开他们的全面丰富性。对了！就是那种局限中的丰富。局限，是属于他们自身的，任何别民族的天才去染指，都不能表达出那种迷人的局限，反而会破坏掉那种局限中的迷人之处；而那局限中又有着无限的丰富性。那种丰富性，也只有他们自身才能用他们特有的心灵去感觉，去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唯其如此，所以我觉得查舜这部既属于他，属于他那个民族，又属于中华这个大民族的长篇小说是难能可贵的了。查舜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风土人情，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我在这间铺着地毯、摆着现代音响设备的房间里只要一闭上眼睛，我的全身心，都能感觉得到黄土的气息和回族老乡们的音容笑貌。他写了他们的爱情，尤其是两户仇家的儿女的爱情以及人际关系，让人深思，给人启示。他写了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当代政治形势下的遭遇，着重写了他们在西部高原上艰苦奋争的事迹，这些都富有历史感。然而要是我来写，我就不会像他写的这样。我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各自的感知方式。我认为，作为一个回民，他有比一个汉族作家对他本民族的老人、青年、妇女和姑娘们更为独到的观察与体味。这点在文学创作中很重要。读查舜的这部小说，会发现有种鲜明的色彩和格调。作品的语言、情节、人物以及他们的心理、气质，都带着他和他们的气息，洋溢着穆斯林特有的灵光和趣味。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观察，最初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语言、服装、民俗习惯的信息，要深入到对象的心理素质，他必须花一番力气去探求。而查舜仿佛得来完全不费功夫，他仅仅需要在小说中表现出他自己。连缺陷也属于他特有的。回族是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但正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便不能回避宗教的存在，不能回避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在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汉族作家正流行着“寻根热”的时候，回族作家在他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中便不可能不描写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经过十几个世纪的传播，到现代已经成了回族的文化积淀与心理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观查舜的这部小说，我感到他在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中，在自由驰骋的同时，还是极力把握所谓的“分寸”的。如果我们熟悉查舜生长的土壤，我们便能知道他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勇敢地迈出的这第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河展开的平原，即地理学上称之为“河套”的，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四百万回汉族人民，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也许会在这里发现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就其成长来说，这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寂寞的地方。这里缺少思想与思想的化合和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具有艺术才华和勤于追求的人，经常会像孤独的分子游离在凝重的物质之外。灵感的火花仅仅是靠与凝滞的生活摩擦，而你必须立即把握住，这既要凭你的经验和艺术感觉，还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来突破这狭小的空间。当然我不是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东西仅仅是限囿于宁夏的或西部的，作为艺术品，尤其是长篇，理该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蕴量。我以为查舜正是这样努力去实现的，诚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不向着世界，不向着人类，只盯着或想着本民族的写作者，是很难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时，我感觉到的分量远远比它沉重得多。近三十万字，五易其稿，历时数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否走、摆脱、超越原我的代价。如果把他在家乡昏黄的灯光卜所发出的孤寂的叹息和鲁迅文学院学友们竞争的压力加进去，则会是一个不可忍受的重量。不过，他毕竟忍受过来了，他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艺术的领域里从自己的局限出发，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的丰富，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两年多的文学院生活已经结束，这部作品无疑是他献给母校和社会的一份答卷。如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我相信勤奋、刻苦。善于求索的查舜会有更大的抱负。我遥祝他成功！1986.12.20.-------------------　　　　 　　　　边缘小品 《火浴》序刚从福建回来，就听国尧同志说《火浴》已经编好，即将发排，并嘱我为她写一篇序。这本书从写作到编稿，我都没有参加，本没资格说三道四，但因为她是集中反映宁夏乡镇企业的报告文学集，而我这次到福州也是应邀去采访那里的乡镇企业，并完成了一篇有关杨振华“八五一”的文章，所以对我区出版的这部集子的确很感兴趣，即使没有国尧的嘱咐也想说一点点话。在采访福州市洪山乡“八五一”厂的过程中，我一面找厂里的干部工人谈话，一面暗自惭愧。福州市洪山乡人口仅仅两万有余，然而一九八六年的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个亿。今年一九九一年更有两亿多了。我们宁夏，据说一九九○年的生产总值不过是三十多个亿，一个省，四百多万人，也就等于十五个洪山乡。当然内地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但想到同是中国人，我们的贡献实在也太低了点。幸好，贡献低的地区并不是普遍的贡献都低；矮子里面毕竟有将军。《火浴》这本报告文学集中所“报告”的中卫县铁合金厂，总算给人以安慰。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一个小厂，而在一九九○年竞创汇二百万美元，名列自治区同类厂家的前茅。我虽无缘去这家铁合金厂，但我参观采访过这类工厂，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创业和经营之中的艰难远远要比国家都包下来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更甚，恐怕不是这本薄薄的集于所能全面反映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首先值得称道的新事物，一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就是由此而出现的乡镇企业了。一九九○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三百多个亿，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于这类企业在所有制序列中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在资金、人才、原材料、能源、交通、销售等等方面都会遇上重重困难，用一句广东话来说是“问题多多”。可是，也正是在“问题多多”中才会显示出人才，也即人的能力。那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世态，和中国人的心眼与才干都达到了空前复杂及多变的程度，让一些还来不及接受新事物的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所以，我觉得搞创作的人跟踪乡镇企业必定会有所收获。而且，那本身也是感受新鲜事物的机会。我在写洪山“八五一”厂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至今，对社会主义是不是有优越性以及它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好像还有或明或暗的争议。可是我想，尽管这种制度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社会制度体现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最终总要取决于人。在适当的人手上，甚至一种社会缺陷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促使新人辈出并迅速成长，而又是这批新人首先感受到我们制度中尚存在的缺陷，所以说也是他们站在改革的最前列。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充分体现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哲学观点。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还告诉我们，像中卫铁合金厂厂长林晓方这类乡镇企业的领导，正由于他们是“泥腿子”出身，刚刚告别土地，所以他们似乎天生地就具有勤与俭的特性。同时，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对文化知识的提高更有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这种品质，我想不仅会激励一般的工厂干部，也会使长期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受到振奋。对我们搞文学的人来说，现在很长时期不提“受教育”这种话了。是的，这种话总令人联想到“文革”而让人感到呕心。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人其实是经常不断地在受着教育的。去一个新鲜的地方，到诸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企业进行采访，和林晓方这样的乡镇企业家谈话，也应该说是一次“受教育”。我相信，参加创作这本集子的所有宁夏作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去之后与去之前必然不同，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一定的提高。这里我要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谈谈我这样的一个观点。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其实是“广告文学”，以为是文学界的“堕落”，“圈子”以外的人嗤之以鼻，“圈子”里的人不屑动笔。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学家去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厂长“树碑立传”，和经济界中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一样，也应看作是文学界中的一个新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工厂企业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厂企业生命力的一部分；哪个工厂企业知名度高，哪个厂家的活力便强。很多人不知道，“广告”不仅刺激买方市场而且会刺激卖方市场，也就是说不仅会争取顾客而且会使厂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广告”不仅仅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所以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用在广告上的钱达数百亿美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一种玩噱头的无谓消耗。试想，“广告”就有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报告文学呢？找相信，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厂家，林晓方这样的厂长，作家给他们写了报告文学后，他们只会更加努力奋进，而不会躺在这几篇作品上睡觉。荣誉，对绝大多数人起的毕竟是激奋作用。要不，国家就不会每年树立这么多劳模、开那么多次庆功会了。我们经常号召作家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要到工农中间去，那对报告文学就不能另眼相看。相反，还应该大大鼓励才对。我以为，现在只有报告文学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最密切、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效果最为明显的文学体裁。我之非常乐意给这本集子作序，部分原因也出于此。我希望宁夏作家协会今后仍不断地组织本地作家到工厂农村去，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来。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时中国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这些新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美国的汽车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请作家给他们写的传记。他们的传记不但风行西方，中国想向之学习的也大有人在。从激励人，令人感奋这个角度讲，活动在我们身边的新人当然会更为直接些。所以我还在盼望着有更多的这类人物的传记出现呢。仅以此文感谢宁夏的作家们、编辑们和企业家们。-------------------　　　　 　　　　边缘小品 好个诗情画意——程大利《那片蓝天那方土》序尽管失去了“轰动效应”，但小说在文坛上一直是排头兵，诗歌也喧闹过一阵，而散文多年来都不景气，从来也没有“轰动”过。“五四”以后出现的散文大家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等等似乎后继无人。近年的散文，要么出于小说家或学者的闲笔，要么是初学作文者的练手，极少见精彩的作品。写散文需要有闲情，又要有雅意；文虽散而气一贯，散漫的语言要用气拢起来，方能有神。小说可以以情节取巧，诗歌能靠灵感的瞬间迸发打动读者。散文虽不能说要求句句出采，至少你这一篇中要有自己的神韵。小说家和学者的散文因其“闲”，故而动手之前即神不聚；至于初学作文者，他的神还没炼出来，文章自然惨不忍睹。这种体裁其实很难写，常常出力不讨好，所以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人，现在好像已绝无仅有。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从文学家和学问家的角度，而是从一个画家的角度切入这种体裁，倒也能给人以新意，所谓斜切正入者是也。大利是一位美术家，在国画上已有较高造诣，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并曾在全国美展获奖。他在贫瘠的土地上过过贫寒的生活。而贫瘠和贫寒，自古以来似乎就是哺育中国文人的养料。用现在好听一点的话说，那就是自小出身于人民群众并贴近生活了。以后他从事绘画，而且是从事着眼于写意的国画。我一直认为国画这种绘画形式最能引人进入深远的意境。它要求画家的眼光脱离开具象的外表形象而根据自己的素养提炼出外部世界内在的气与神。这种艺术形式不仅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法而且表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戏剧这种形式看，它还是中国人的自我表现方式）。绘画之余，他也写点文章，现在已经集成了一本散文集。拜读了他若干篇散文，我才有了上面那点感想。的确，要想挽回散文的颓势，看来必须从文学的边缘艺术形式上迂回过来。其实，文学的核心，文学的精髓，并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更不是杂文，而是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果他首先不是一个诗人，那么他写任何其它文学体裁都不会写好。现在要命的是，许多搞小说、写散文的中青年都不是诗人，甚至缺乏诗的素养。而诗人写散文，又选取的是他不能入诗的题材，比如政论、时事感想、治学心得等等，因为他原本就不着意于搞自己拿手的项目，所以这类文章的烟火气特浓却诗意全无了。诗歌创作，“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以收“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严羽《沧浪诗话》）的美感效应。请注意，古人指出的这种诗的元素，完全与绘画相通。既然诗人把能入诗的写了诗，只把边角料划拉到散文里，那只好把散文这个领域让给画家了。我还不能说大利的散文已经写得很精彩，但至少他把一个充溢着光与色的世界引入到文字里来。用画家的眼光观照现实，自比文学家所写的有另一番别致的风味。常言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为画家的大利所写的散文，诗意还是比较浓郁的。我想这也可能不是他有意为之，因为从宇里行间还看不出刻意雕琢的痕迹，有些语句甚至还缺少润饰。然而，我以为可贵的也正在于此。我认为，一个作家画画，就应该时刻不失他文学家的本分，要以一个文学家入画，那么他的画即使比专业画家相去甚远，即自有某些高于画家之处或有别于画家之画的特点；同样，一个画家作文，也应该时刻运用自己画家的眼光。大利之文正合此道。我想，这本集子，是会给有意于散文创作的人一些启示的。-------------------　　　　 　　　　边缘小品 老实人的老实文学——南台《女人和小镇》序南台是个老实人。当我接到他的信，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一篇序的时候，我眼前就出现了他木讷的样子：个子很高，头发已经花白了；他似乎话不多；有话，口头表达能力也好像不怎么强。信中，他居然还说不知应该怎样请人写序，表示冒昧，仿佛作者必须与写序者有密切关系，或是应给写序者送点什么礼品似的。南台和我的确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平素来往很少。他是宁夏作家协会的会员，我永居这个协会的主席，有时在会上见见面，如此而已。他要我写序，并没有提着什么东西来，而且还是在我已经认为自己不配给人写序和给人写序已经写烦了的时候。但我还是欣然从命，心甘情愿为他尚不知能否出版的小说集写点文字。这主要是因为，恰巧在接到他的信的同时，我正在看他发表在《当代》一九九○年第四期上的一部中篇——《离婚》。在被“新潮”和“魔幻”的小说搞得昏头昏脑的时候，读他的小说未尝不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不过我得先赶紧声明，我并不反对“新潮”和“魔幻”。要不，我也不会被它们搞得昏头昏脑。我只是说一种质朴的、传统的、“土气”的、直白的小说，永远是读者和文学的需要。小说有各式各样的写法，今后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写法。但是像南台这样的小说，总是小说最基本的式样。读他的小说不费劲，就和与老实人打交道一样，叫你放心并且安心。除了《离婚》，我偶然还读过几篇，在我们宁夏的刊物上，大致都是这样的印象。我看仅凭这一点，就值得去读。有人说，现在老实人不多。究竟多不多，我没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我总希望能和老实人交朋友，碰到老实人，自己也就老实了。读书，当然也喜欢读老实的书。不管是“新潮”的、“魔幻”的或是质朴的、传统的，只要真正是襟怀坦荡、直抒胸臆的作品，读起来自然会受益匪浅。不过，凭经验，有些用质朴的、传统的写法写的小说，也能使人受害。这在“文革”中和“文革”之前已有教训，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