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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肖尔布拉克

作者:张贤亮 字数:25303 更新:2023-10-09 11:06:56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肖尔布拉克 张贤亮 ………… 你别打瞌睡。跑长途,我最怕旁边的人睡觉。瞌睡,是会传染的。 你抽根烟吧。不会?拿笔杆子的怎么不会抽烟?我可是抽烟的。在大城市,司机开车的时候不许抽烟,在咱们这儿可以随便。不然,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就太憋闷了。这儿不像咱们“口里”,一出车,千把里不见村庄,不见人烟,跑着跑着,眼皮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耷拉下来。 你看,两边尽是卵石滩。这就叫戈壁。你大概原来想像戈壁是一片黄沙吧,其实不一定,这儿一望无际的尽是这种脑袋大、拳头大的鹅卵石。过了戈壁,前面就进山了。这儿的天山,也不是你在电影里看见的那样。这一段,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像铁打的一般。我们要顺着干沟进山。干沟,你听听这名字!这条沟不但没有水,连你的眼泪很还没流出眼眶都会一下子蒸发了;那儿没有草、没有树,连小鸟跟蚂蚁也没有,和月球上一模一样。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在那里面开半天车,怎么能叫人不瞌睡? 你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吧?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维吾尔族人常说,在新疆、要饭的都得骑头毛驴,不然他在这个村要了吃的,还没走到那个村就饿死了。这当然说的是旧社会,可这话真形象。 我开车,爱带个人。有时候,我遇到路边靠两条腿赶路的人,总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看看他想不想搭车。你着,在这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前面是气象森严的大山,两边是云层很低的天,要是看见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在这种路上吭哧吭哧地走,心里不知怎么就会又怜惜他,又敬佩他。我们坐在车上不觉得,在地上,你就会知道,这么长的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拽过来是什么滋味。 带个人在我身边,他不孤单了,我也不孤单了、我们开长途货车的,跟机器打交道的时候多,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少。在路上,跟熟人错车的时候,也是还没等笑一笑、车就唰地一下子过去了。机器呢,还不如牲口。我小时候在老家赶过驴车,毛驴尽管犟,可是个牲灵,闷起来你还可以跟它聊一会儿。它吧搭吧搭耳朵,好像还挺懂人话似的。汽车不是个活物——它要活了,你可麻烦了——跟它待的时间一久,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寂寞无聊。所以咱们开车的到了站,下了车、都爱说说笑笑,骂骂咧咧。他哪是要骂人呢,他是要练习着说话哩。人是应该跟人待在一起的。 前几年,咱们车队来了个队长,严厉禁止咱们司机带人。说什么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派来好些南朝鲜的女特务,尽装成“阿妈妮”来搭志愿军的车,上了车,就把司机捅了。这是啥时候的事!我一听腻味:咱们有些官,总爱把战争年代的事拿到和平环境里来吓唬人。这样的官还不一定上过战场,打过仗,吃过苦的人都知道疼借人。果不其然,后来他老收人家的烟酒给人拉私货,上面把他撤掉了。 你别看让人搭车是件小事。他招呼,你停下,他上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心里就会想:咱们国家还是好人多哇!你呢,一看见他那副笑脸,心里也会暖乎乎的,开车也有劲了,人也不困了。我倒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只要旁边有个人我就觉得不孤单了。今天是遇着你,我的话才多了点。我爱跟知识分子打交道。 我是怎么到新疆来的?那说来话长了。其实呢,我也应该算是回乡知识青年。听我口音,你可以知道我是河南人。我在老家的县上念到了初中毕业。那时候,我的理想可多啦。在电影上看到解放军想当解放军,看到了医生想当医生,看了一本小说,就想当作家。反正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到将来要开一辈子车。初三那一年,我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我的理想像天上的一片繁星, 在我的头顶上闪耀。 还不错?你别笑话我。不过那时我才十七岁,老师也说,一个农村娃娃能有这样的才情,将来一定有出息。 谁知道,到了六0年,家里困难了,爹妈连饭也吃不饱,我这个“有出息的农村娃娃”也不愿念书了,干脆回家养老人吧。可是,回到家,三个人捆在一起挨饿,爹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老两口哭在一块堆,跟我说:“娃,你走吧,到外面寻个活路吧。念了九年书,哪儿找不到一碗饭吃?”咱们河南人生活能力最强,自古以来,走州串县、闯荡江湖的,数咱们河南人多。但凡老家有个天灾人祸,脚一跺,就往外省跑了。这时候,有个乡亲从新疆给我家邮信来说:新疆好,新疆不但能找上工作,还能吃上饱饭。新疆,我还有印象,“我们新疆好地方呀”这个歌我在学校就学过。这样,我就决定到新疆来了。 当时,户口控制得很严,村头路口,到处刷着抓流窜犯的标语,要离开老家,就跟去做贼娃子一样。我们等了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摸出门。我爹把我送了十里路,走出公社的地界,再也走不动了,趷蹴在路旁边光喘气。我从包袱里掏出我妈悄悄地包上的两块玉米面饼子,又悄悄地塞到他怀里。“爹,你回吧。”我说,“我认识路,我带着地图来着。到了那儿,找到了工作,就给您邮钱回来。” 年轻人不恋家,尽管饿着肚子,翅膀还挺硬,总想扑腾扑腾往外飞。那时候,我连一滴眼泪也没有,一心以为有个远大的前程在等着我,一点也体会不到爹妈那时是什么心情。这种心情,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体会才越来越深。可是,现在要我回想我爹、我妈最后跟我说的是句什么话,他们最后的模样是啥,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爹趷蹴在路边的那团黑影。过去,在夜里开车,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我跟前老出现这团黑影,就在车灯前面的公路旁边趷蹴着。那团黑影像通行证一样粘在挡风玻璃上,车开到哪儿跟到哪儿,你别想抹掉它。 有时候,我也自己原谅自己,想到那天晚上要是我妈送我,娘儿俩兴许会在路边说些亲热话。我爹是个不吭声的庄稼人,我又是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儿子跟爹总没跟妈亲……唉,就这样,爹妈养了我十八年,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竟连一句亲热的话都投给爹妈撂下…… 好了,往下说吧! 我就这么到新疆来的。那年,火车刚通到尾亚。尾亚哪有现在这么气派,当时只有十来间破旧的土坯房房,盖在一片黄沙滩上。土坯房房周围搭着帐篷,跟豪古人开‘那达慕”大会一样,一座连着一座,里三层外三层。尾亚是终点站,来新疆的人全涌在这里,汽车虽然不停地往西送,可火车又不停地从“口里”往这儿拉,走了穿红的,来了穿绿的,男男女女,挤来挤去,这片帐篷中间经常有几千人。把白皑皑的雪踩得乌七八糟的。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有正式调干来的,有毕业分配来的,有随厂内迁来的,而多数却是那时候要抓的所谓“流窜犯”,就是后来所说的“盲流”。眼下呢,咱们这些人都有好听的称呼了,叫“自愿支边人员”。这也算是平反吧。老实告诉你,新疆现在建设得这样好,这些“盲流”或说是“自愿支边人员”可起了大作用啦。现在,我就知道好些这样跑来的人当了模范,立了功,受了奖;有的搞了发明创造,成了专家、工程师,还有在生产建设兵团当到团一级领导的。 咱们这些“盲流”是见面熟,刚凑到一块儿,就像认识了半辈子似的,三句话两句话就把各人知道的情况交流了。那些帐篷,原来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团和各单位、工厂派驻尾亚的招工处。招工的对象当然就是我这样没有职业的“盲流”。那时候,尾亚像个大自由市场,那个热闹劲儿,跟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这儿喊:“喂,喂!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这儿工资高、口粮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啦!”那儿叫:“喂,喂!来咱们这儿吧!咱们这儿的牛奶当水喝,一个苹果有你脑袋大,错过这机会可没后悔药给你吃呀!”还有嚷嚷的更绝:“喂,喂!不吃肉的土鳖别到咱们这儿来呀!住上大楼头晕的土包子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嫌钞票扎手的冤大头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好像一到他们那儿,就能吃上大肉,住上高楼,成把成把的人民币往口袋里揣似的。 在火车上,我还担心没有证明不好找工作。到了尾亚,老“盲流”告诉我,没有公社的迁移证,有选民证也行;没有选民证,拿封新疆哪个亲戚朋友给你的信也可以。最不济的单位,就是那些喊得最响、说得天花乱坠的招工处,那都是招到最苦的地方去干最重的体力活的。那些招工处,只要看人不缺胳膊断腿,眼睛鼻子也全,“海麦斯”(海发斯,维吾尔语,统统、全部的意思。)收下,什么证明不证明的! 这老“盲流”有四十多岁,身上披一件像挂着猪板油一样的烂棉袄。他自己说他精通医道,想找个对口的专业,才没有轻易跑到那叫唤的招工处登记。我看他有点文化,就掏出我的初中毕业证书给他看。他眼睛一亮,说“你这可是个宝贝。就凭你这个,起码也得让你当个科员。你别到那喊叫的招工处去。”他指给我一个帐篷,叫我到那儿去找工作。 那个帐篷前面果然清静,门口的篷布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新疆文教厅尾亚办事处”几个墨笔字。办事员也斯斯文文的,跟那些大喊大叫、满嘴唾沫横飞的人不一样。帐篷里升着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的炉子,放着一张没上漆的白木条凳,坐着一排前来找工作的人。负责登记的干部是个胖子,坐在也是没上漆的办公桌后面。那时候,长得胖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实,到这儿找工作的人也不全有证明。要是没有证明,胖子就进行口试。提的问题是根据来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临时定的,什么“世界上有几大洲、几大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啦,“元素周期表是谁发明的”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什么意思”啦,等等。我听听,我都能答得上来。这胖子是陕西人,挺有学问,人也和气。挨着我的时候,我把毕业证书递了上去。胖子一看很高兴,光问了我老家有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有谁跟我一起来的,马上就在登记薄上写了我的名字,叫我明天一早到这儿来集合,坐汽车上乌鲁木齐去。 从帐篷里出来,我那个兴奋就别提了。我张开翅膀,在尾亚这一大片帐篷中间自由地飞呀飞的。科员当然更好,教员也不错,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在中学里看了两遍,还挺受感动的。那时候,因为电影里的这个教师是女的,所以和自己的理想没挂上号,现在,生活一下子给我揭示了这样的前途,我才想起来,原来我的理想一直是当教师。我想像到我老了,也和那个女教师一样,白发苍苍,戴着眼镜,周围围了一群科学家、作家、军官,这些全是我教过的学生…… 正在我一边飞翔,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碰上了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岁数跟我差不多,穿着打扮也带着那么点学生味儿,两个人扎了四条小辫子。他们在我跟老“盲流”聊天的时候就注意上我了,这时候就过来搭讪。原来她们也是河南人老家跟我们公社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这一听口音就听出来。姑娘问我找到工作了吗,我说找到了,还挺好,喜不自禁地把经过都告诉了她们,还吹牛说,那胖子很看得起我,连考都没有考。她们却发愁说她们找不到好工作,干体力活又干不动,怕还没干两下子就倒在工地上。这是实话,我看她们黄皮寡瘦的哪有现在十八、九岁的姑娘这样光采,我就随口说了句:那你们也到那个帐篷去试试看,当个小教员吧。 这天,我在土坯房的客店里落了脚。这客店也不知是公家开的还是维吾尔私人开的:两溜大炕,中间一堵直冒凉气的火墙,被子枕头全没有,还要三块钱一晚上。就这,还得靠你的力气像瓶塞儿一样死命往里挤。我好不容易往下蹭到炕面上,才摸到炕面上还铺着毡子。开店的总算有点良心。 在客店里,我才知道,有人换了好几次工作了,到处碰运气,哪儿待遇好就往哪儿跑。那些老“盲流”蹲在炕头上,背靠着火墙一面抽莫合烟,一面绘声绘色地聊他们的经历。听他们的口气,全新疆没有他们没去过的地方。记者同志,我告诉你,那时候的新疆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和我们“口里”那种走一步也得开三张路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的这些,别说你在小说电影里没见过,恐怕你想像都想像不到。你们是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机关门,习惯了循规蹈矩的一套的。我再跟你说,新疆原来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而这三十年变化这么大,是跟这种开放的劳动政策分不开的。要是新疆那时候也和“口里”一样,把寻活路的人都当成“流窜犯”,光认纸条条不认人才,那么,现在好些地方还是戈璧滩哩!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想,头天去得给人个好印象,从今天起我就是教师啦,于是花了三毛钱,买了一小蓝边碗凉水擦了擦脸。待我跑到那帐篷,被招去的人已经一个个扳着车帮子往车上爬了。胖子在车旁边拿着本本子点数,可是,一见我,竟沉下脸发开了脾气。“去去去!”他说,“看你样子挺老实,原来也搞邪门歪道。这儿不要你,你上别处去吧!” “咋啦?”我吃了一惊,“我咋啦……” “咋啦?”他学着我的口音。“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个姑娘四处乱跑,像啥样子?你们是啥关系?昨天问你,你还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哩。一点不老实!” 我分辩说:“那两个姑娘不是我带来的。不信,你考考我好了。” “还考什么?”他生气地一甩手,“都说是初中毕业生,可问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知道,还把高尔基当成中国人。简直是瞎胡闹!” 知识分子都有个拗劲儿,那胖子脾气更拗。兴许是那两个姑娘拿我的牌子骗了他,把他惹火了,这会儿非一头撞在南墙上,怎么说都拉不回来。 车开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还从驾驶室里钻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车门朝我喊“小伙子,当教师,老实正派是头一条。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学问都不行!” 白高兴了一场,当老师的美梦破灭了,那些科学家、作家、军官都从我身边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车轮打起烂泥溅到我身上。我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却看见那两个姑娘正在一座帐篷旁边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们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们……”我把一肚子怨气发在她们身上。 两个姑娘挤在一块堆,低着脑袋说:“咱们没办法,……咱们小学还没毕业,胖子要考我们,我们说不用考了,我们眼你是同学,一块儿初中毕了业,是你带着咱们上这儿来的。后来,没想到……” 我看她们眼泪汪汪的样子,知道她们也知错了。人掉在水里的时候,连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们决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没说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帐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干脆,你带上咱们俩吧。咱们都是老乡,你又是个好人,你到哪儿咱俩也到哪儿。” 我说,“不行。再是个好人,人家看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姑娘也犯疑心,你们没瞧见刚刚那个胖子朝我喊,这不就是个例子?” “那咋办呢?”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咱们钱也花完了,这儿没一个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们掉下眼泪,心里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乡哩。我说:“好了,你们别哭了。在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咱们仨就在一块儿吧,我还有几件衣服哩。” 我跟你说过,爹妈就我一个儿子,所以咱们家虽然是庄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农业社兴旺的那两年,家里有点钱就给我置衣裳,爹妈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个人样儿,送到学校去。唉,想起来,要是咱们国家按五六年那样发展下去,兴许我规在已经当了大学讲师了哩。 我不说了嘛,那时候的尾亚像个自由市场。帐蓬前面喊叫着招工,帐篷周围就搞小买卖。卖的都是随身带的东西,也有倒腾粮票的。当然,干这种事的全是我这样的“盲流”,有职业的干部工人谁搞这个?卖东西的时候不用摆摊也不用喊叫,把东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问你。我先拣冬天不穿的衣服卖,一条蓝卡叽裤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衬衫,才卖了十块钱。六O 年的钱不经花,一碗茶水三毛钱,一碗稀稀的面条一块钱,一块茶杯盖大的玉米饼子要五毛三个人吃了一天,把裤子跟衬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两个姑娘也不知在那儿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俩红着眼晴来找我,说:“咱们把你的好差事给蹬了,就够对不起你的,再这么花你的钱,心里更过意不去。咱俩商量好了,就到招干体力活的帐篷去报名算了,反正咱俩也没啥别的能耐。”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她们既然自己愿意去干体力活,我只好说:“那你们就去吧。干不动重的干个轻省的,悠着自己的力气。反正总比老家好,还能吃上一口饱饭。” 她们去报了名,当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车走了。我又卖了件衬衫,跑到她们的汽车那儿,给了她们每人两块钱。那汽车旁边还在喊叫:“来咱们这儿呀,牛奶当水喝呀……”而她们俩在车上却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车下也禁不住难过起来,好像咱们真是同学,真是一块儿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边疆来的…… 我们开车的司机能在全疆到处跑。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的车停在库尔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辆卡车在往下卸香梨,那个在车上搬筐子的妇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来,那就是我的老乡,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干活挺麻利,人也比过去胖多了,肯定是结了婚,还生了娃娃,一举一动都透出能主事儿的泼辣劲儿。我盯住看了一会儿,可没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车开过去的时候瞟了一眼,那车是农二师一个团场的。大概她俩都在农二师的哪个团场当了农工了吧。 我呢,当时还留在尾亚。老“盲流”的话把我的胃口调高了。自以为当不成科员,当不成教师,别的需要文化的工作还多得很,总不能跟那两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姑娘一样,也去干体力活吧。晚上,我也凑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别说,出门人都有义侠心肠,在外面跑的“盲流”尽管自己经了三灾八难,对别人的事却都挺热心。大伙儿听了我的情况,把毕业证书传来传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后一致怂恿我到哈密去,说在哈密能找到会计这一类的工作。 会计也不错!我在中学还学过珠算,于是决定上哈密。 那时候,尾亚的班车挤得要命,一星期之内别想买到往西去的汽车票。我等不起,兜里只剩下几块钱,衣裳也没啥可卖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办法,去寻辆货车捎个脚。 停车场在这个帐篷城市的西边。黄沙滩上横七竖八尽是车轱辘印,一滩滩油迹把雪染得乌黑;汽车停得也杂乱无章,约摸有一百多辆,谁爱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有的车门锁着,有的司机在车上忙活;有的司机面目和善,有的司机脸上挺横。那天清早我在车场转悠了半天,总不好意思向司机开口。太阳爬高了。汽车一辆一辆开动了,我还在畏畏缩缩。正在这当儿,我突然听到一辆油罐车的司机说的是咱家乡话,我就站在他车旁边看着,像对他修车感到兴趣一样。 记者同志,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真是根深蒂固,那两个姑娘因为听见我说话,才盯上了我,这会儿,我也是听见这个司机的家乡话才盯上了他。过了一会,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干部走了,司机也把车检修好了。他把车盖盖上转过脸发现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给我递上来。” 我把水递上去,巴结地问“大伯,您这车往哪儿开呀?” 这司机慈眉善目,脸红扑扑的。他一听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们还是老乡哇!你要往哪儿去呀?”我说我要去哈密。他说他上乌鲁木齐,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说他开的这车不许抽烟,刚刚那个交通厅的干部要他带个从“口里”来的“外调”人员,他想,搞政工的外调人员成天翻人档案,思谋着怎么整人,准是个爱抽烟的,还不如把我这个不抽烟的小伙子捎上哩,何况又是老乡。 他加好了水,从保险杠上跳下来,叫我赶紧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说家当全在这儿啦。他又笑了笑,打开车门,摸了摸我脑袋,说了声:“走吧!” 咱们车走上大路,就看到那个交通厅的干部领着一个提黑皮包的人边跑边朝我们叫唤…… 不瞒你说,这司机就是我的师父。在车上,我把咱们老家的情况告诉他。他听着直摇头叹气,说全是“大跃进”搞坏的。谁都知道,“太跃进”那阵子,就数咱们老家吹得邪火。他又问我去哈密找谁,有哪门亲戚在那儿。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说了,又掏出毕业证书给他看。他说别看不起体力劳动,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所以当工人最光荣。他四七年在老家参军以后就开车,四九年进了疆,上面叫他当干部他还不当,转了业,照旧开他的车。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对脾气,还没到哈密,就决定收我当他徒弟了。 这样,车经过哈密,我就没下车,跟他一块儿直奔了乌鲁木齐。 这会儿,我师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岁,在家成天养个花,弄个草。我经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说,你来看我啥也别带,要有好花,给我讨换一盆来。你看见你背后那棵君子兰没有?这就是我昨天从一个东北老客手里面,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明天给他送去,他一准喜欢! 我说的这些你不厌烦吧?你们记者爱写大人物、英雄模范。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大事,平平凡凡。虽说也受过表扬,得过奖状,不过那都是咱公司内部的,连《新疆日报》也没上过。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写了也没哪家报纸登,我只是给你提提神罢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弯就上山了…… ……从此,我开上了车。日子就跟车轱辘一样,转得飞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门的轱辘,一小时八十迈,烦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里的轱辘,光打转转不出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来年。这期间,车也换了好几辆了。我开的头一辆是苏联的“嘎斯”,后来换了咱们的“解放”,捷克的“司柯达”我也开过,我还开过罗马尼亚车,这辆“日野”是最近才换给我的。 汽车的岁数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来算的,我觉得人的年纪也应该是这样。有人活了五、六十岁,平平安安,没吃过苦、受过难,其实应该说还年轻得很哩,有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吃苦,长到三、四十岁又经历了不少事,那就应该说他很老了。记者同志,你别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 就拿我这个开车的来说吧,早先通商的时候,我还到过苏联、阿富汗,又到过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阵子,几次事故都差点把我命送掉。在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外国崇山峻岭上开车,真比驾驶宇宙飞船还难!咱们新疆内部呢,那些年哪有这么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滩。遇上刮风下雨,你一个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条河一样,结了一层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车开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盘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门关,闹不好就连人带车滑到万丈深崖下面去。这样的公路,我在苏联、阿富汗没见过,翻翻资料,别的国家也没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机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机就不开车。所以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中国人都够英雄的! 好了,咱别自吹自擂了,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抱怨的。一个庄稼人的娃娃,如今开上了大汽车,国家把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交给我,光这一点就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讲出身历史,咱们车队还数我清白,所以老让我出外勤,跑国际公路。我也兢兢业业,生怕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可是内心呢,在好长时间里,总有个冰疙瘩化不开。 我爹我妈,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时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来信说,我妈临死的时候老唤我的小名,死了以后,从她兜里还翻出来我给她寄去的两张汇票。原来她都没上邮局去取——粮店跟市场上没粮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钞票也白搭。我舅把这笔钱给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坟修了修。六四年,我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二老双亲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那年栽的杨树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里离开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后来都变了模样了:小路变成了大路,铺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个路边如今正是路当中,拖拉机在上面过来过去的。我师父说得不错:车是要往前开的,两眼老要盯着前方,偶尔在反望镜里朝后面瞧瞧可以,要是一个劲儿往后看,车非开翻不行!所以我还是回来照旧开我的车。 话虽是这样说,可世界上再没有我的亲人了,心里总觉着说不出的孤单。司机跟司机见面的机会少,我收了车他走了,他收了车我又走了,我跟我师父也很难有一块儿待两天的时候。以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连熟人在一块儿也不敢说知心话,弄得谁也不相信谁了。见了生人,那两眼更是瞪得像乌眼鸡似的,先要惦量这是不是阶级敌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现在我跟你这个刚认识的人就能随便说知心话!人跟人的关系,还不如六O 年困难时期亲密。记者同志,你说什么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难受。早晨起来,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袄,棉袄外面还要来件无形的盔甲把自己装裹起来,这才出门。每个人都缩在自己那件无形的盔甲里面,所以一个单位的人尽管多,可都互相热乎不起来。 那几年,我老是闷声不响的。有一次,师父见了我,说:“你也该考虑结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个知疼问暖的人,兴许情绪会好起来。”我一想,也对!咱就准备结婚吧。 在新疆,寻个女人不容易,这儿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机会。幸好咱们开车的四处跑。不久,在达坂城的食堂里,咱们公司的几个开车的碰到了一起,吃饭中间聊起了这事,一个司机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达坂城就有个刚来的陕北姑娘,我替你说说去。”别人也都瞎起哄,还有个开车的唱起哈萨克民歌: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你嫁给我…… 唱得我心里痒痒的。好!咱们去看看。 这姑娘是米脂人,那年陕北闹灾荒,她跟我六O 年一样,也是因为老家没吃的才跑出来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陕西的口语和维吾尔人说的“达坂城的姑娘一枝花”一样,是尽人皆知的。姑娘二十刚出头,还是个完小毕业生,长得的确不错,虽然辫子不长,两个眼睛睁的挺大。她姨妈在路口摆个茶摊,生活很困难,但也没提别的条件,光要求给姑娘报上户口、安上粮食关系。听老太婆的口气,她和姑娘并不亲,只想把吃闲饭的侄女儿早点推出去。 这事对我来说不难。领导上一直看得起我,因为不管那派掌权,他都得用我的技术,给我的家属报个户口,安个粮食关系还在话下?我们一块儿去的几个司机一合计,就跟她姨妈说定了。 回来以后,师父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摇着脑袋说:“你不知她的底细,哪能这么随便?这是一辈子的事哩。你别着急,让我慢慢给你找。”我说:“我这些年四处跑,看的人多了,也有了点看人的经验。这姑娘一脸正气,不是个轻狂的样子。我看就是她吧。”其实呢,因为我多少年都没想到要结婚,一个人闷闷地过日子,经师父给我一点悟,我才发觉结婚是头等大事,一心想早点把这事办了,所以这次就没听师父的话,跟她结了婚。 我看你还年轻,结了婚没有?没有,好,那我跟你说说这夫妻之道。我结了两次婚,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经验。 夫妻两个人过平平常常的日子,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大事来考验双方的感情,那就得凭衣食住上的一举一动,眼睛神态上的一点一滴来看人的内心。这里面没有学问,只能靠你的感觉,拿你们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直觉”吧。她对你是真心的,就是刷你两巴掌你也能感到她手掌心是热乎乎的;她要是对你虚情假意,就是成天把你搂在怀里喊乖乖,你也会感到她的怀窝冰冰凉。在社会上,好人能够装得出来,假积极也能骗张奖状、捞个党票,唯独在家庭里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过日子,晚上还要同床共枕,感情的好坏是绝对糊弄不了对方的。有的家庭,你别看他们的碟子碗经常磕碰,要仔细观察他们相互之间的眼睛神态,兴许还是有情有意的一对哩。有的家庭,拿书上的话来说两口子“相敬如宾”,可没准正在同床异梦。 这陕北姑娘是个好姑娘,人勤快,针线锅灶都能拿得起,放得下,跟邻居没有一句闲话,从不惹事生非。每个月交给她的钱,怎么花的,一五一十她都记在小本子上。我收车回去,热饭热菜总在桌上等着我;衣裳脏了,破了,不等我说话,早给我收掇好了。可要说感情呢,那是绝对的没有! 咱们新疆,先结婚,后恋爱的事多了!你不信你问问那些生产建设兵团的师长、团长,哪个人的老婆不是五三、五四年从山东、河北、安徽招来的大姑娘?就是王震老总对这些打了十几年仗老战士的关怀。他们也没有经过恋爱,来了就结婚,可人家过得全挺好,“文化大革命”里面。都没有一个老婆甩掉自己的“走资派”的。感情,是能够在结婚以后培养的。 我也学着培养感情。那些年,你也知道,外头乱哄哄的,想为国家多出力都出不上,只好一心建设自己的小家庭。我打了不少家具,啥捷克式的,波兰式的,漆得油光锃亮;还有小沙发、落地灯。反正我出车巴基斯坦的时候攒了一笔钱,每个月的工资也足够两口人花的。 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始终像一个佣人对主人的态度,甚至比这还不如。雇来的保姆有时还跟主人笑一笑,她脸上连一丝丝的笑容都看不出来。打的这些家具她从来不认为是她的,我在家不在家,她都不坐坐沙发;我给她买的衣裳,她一件也不穿。我看得出,这不是为了节约,她是有意要跟我拉开距离。碰上我休假,或是收了车回来,两口子在房里的时候,她不是想方设法地干些不必要干的事,就像受气包一样,一个人搬个小板凳坐得远远的;两个大眼睛里空荡荡的,把一声叹息匀成很长很长的呼吸,悄悄地吐出去。我拉她出去看个电影,她就把脊背对着我:“看啥?老是《沙家浜》《威虎山》!”这话也对,那咱们就聊天吧。可除了家务上必要的事,她跟我别说有一句带点感情的话,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记者同志,不怕你笑话,夫妻两人,总要亲热亲热吧。在这时候,她就跟个死人穿寿衣时一样任人摆布,一点反应也没有,搞得我又丧气,又心寒。 总之,她把人人穿的那件无形的盔甲也穿到家里来,连晚上睡在我旁边也不脱。你说这叫我气闷不气闷?你看,我是瞎子、麻子呢,还是五官不正呢?哦,你别拿我开心,我怎么能比得上达式常,人家是最佳男演员哩。不过,我二十七八岁那阵子,自己觉得外表还能看得过去,脾性也好,为人也没干过亏心事。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看起来她又不是天生的冷冰冰的脾性。我成天苦思冥想。老实说,这不由得我不想。我告诉你,家庭的苦恼要比政治上、经济上的挫折和困难更折磨人。要是在政治上挨了斗,但有个和和美美的家,回来也能寻点安慰;家里穷,可老婆好,一家人也会过得高高兴兴的。现在我碰上了这样的老婆,简直比我单身汉时候还苦恼。不瞒你说,我抽烟就是那期间学会的。不但抽烟,连酒也喝上了。当然,每次不超过二百克,因为咱还要开车。 就这样,咱们过了小半年。后来,我慢慢发觉,街坊邻里的大嫂大婶见了我,老是带着一脸怜惜我的样子,神情都有点特别。刚结婚的时候,我收车回来,进了家属大院,妇女们经常拦住我。拿我们小两口的事开玩笑。这些老娘儿们,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能说得出口。现在,跟我打起招呼来却是吞吞吐吐的,在我面前提都不提我老婆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虽然感情冷淡,可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呀! 好,有一次,咱们车队到伊犁,卸了货,晚上都住在绿洲饭店。咱们几个开车的凑起来,买了几十串烤羊肉两瓶伊犁大曲,一边喝一边聊。你知道,那时候谁也不敢聊正经事,只有瞎扯淡,说女人最保险。酒喝到半截,大家聊得高兴了,那个在达坂城唱哈萨克民歌的司机又扯开嗓子唱起了陕北的《信天游》: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米脂三十里铺村。 四妹妹和了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三哥哥当兵咳坡里下, 四妹妹埂畔上灰塌塌; 有心上前说上一句话, 又怕人笑话…… 于是,大家伙儿又说到了全中国就数陕北的姑娘最风流,最有情有义,“和”上了一个“哥哥”,那就至死不渝。这时,几个人都拿我来开心,因为我老婆正是米脂人。正在起哄的当儿,有个喝得醉醺醺的小青年冒出这么一句:“咳!你要当心哩,只怕你那四妹妹的三哥哥不是你,另有别人哩……” 这句话一说,酒场上顿时冷下来,别的司机却悄悄给那小青年使眼色。小青年似乎也知道说错了话,光低着头吃羊肉串,不吱声了。 这话里准有话。不管别人再拿什么玩笑打岔,我也没兴致了。一会儿,那小青年上厕所,我也跟了出去。 在走廊上,我拽住他的胳膊,问:“你刚刚说那话是啥意思?你别怕,这里没你的事。” 小青年脸涨得通红,支支唔唔地说:“我没说啥,那是玩笑……” 这时候,一个年纪大的司机也跟了出来,说:“既然把话捅出来了,咱们都说开,别叫他钻在闷葫芦里了。走,咱们进房子里说。” 这样,几个司机把大家知道的情况告诉了我。原来,三个多月前,从陕北来了个小伙子到我家里找她,邻居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光听见他们俩在屋里哭,声音很低,但挺伤心。咱们公司的家属大院是一排排平房,百十户人家,没有单门独院,谁家里有个动静都瞒不住别人。司机家属有好些不上班,妇女们来回串门子,少不了说张家长、李家短,而且她们交际广,又爱打听,公安局的侦缉队也比不过她们,不久,她们就收集来了不少情报:这小伙子跟她是同一个村的,刚复员的义务兵,这次特地千里迢迢来寻她,他们之间原先准有什么瓜葛。现在小伙子在家属大院斜对面的畜产公司找了个烧锅炉的临时工干。我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到我家。一去,两个人就关起门来说悄悄话。 “你别冒失,也别难过。”司机们劝我,“咱们瞒着你,是因为看你们两口子过得不错,弄不好倒成了挑拨你们的夫妻关系了。再呢,你又是个心思很深的人,咱们怕说错了闹出大事来。” 我听了,喉咙里像堵着块什么,强忍着眼泪说:“我谢谢大伙儿的好意,其实你们应该早告诉我的。我们两口子的日子不是像你们外表看风的那样,我是窝窝囊囊地过了小半年的……” 开车的听了我说的情况,都非常气愤。有的说把那陕北小伙子逮住揍一顿,再赶回老家。有的说,没那么便宜,应该送到公安局。年纪大的说,这事别张扬,把小伙子赶走算了,以后她生下个娃娃,兴许她能安安生生地跟我过日子。 我脑子里乱哄哄的,就跟万花筒一样,拼出来几千几万的花样:歹毒的、善良的、阴险的、光明磊落……都有,可最后还是没有拿定主意。 回到家,我更仔细地观察她。可她还是跟往常一样,拿书上的话说,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花的钱有板有眼,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想责怪她,都找不到一点茬子,有心把事捅破,又寻不出一句恰当的话开头。 后来,因为车要检修,我在家待了几天。修完车,该出车了,我刚开出车库,就发觉变速箱里有毛病,一换档嘎嘎地响。那时候修理工不负责任,坏车修不好,好车倒能修坏,还得司机亲自动手。这天我就没出去,修了一上午车。中午,我提着借修理工的扳子回到家,一进门,她正跟那小伙子在一起。 她坐在床上,小伙子坐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两个人都低着脑袋,愁眉苦脸地好像在想什么办法。见我陡然进来,他们倏地站起来。小伙子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她倒显得很镇静,一步跨到我和小伙子中间,与其说她用她的身子挡住小伙子,倒不如说她用她脸上的表情向我表示:“你看着办吧!要打要骂都冲着我来!” 说实话,尽管我脑子乱哄哄的时候,也有把他们抓住狠狠地揍一顿的想法,但到了关键时刻,我只气得浑身发抖。唉,记者同志,一个人突然遇到一件从没经过的侮辱,虽然他有道理,也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小伙子趁我愣神的当儿,飕地从她身后跑了。她这才朝床上一坐,一脸横下一条心的坚决劲儿。 我牙齿打着牙齿,连连问她:“这是谁?这小伙子是谁?” 她先是一声也不言喘,慢慢地,两行眼泪从她一对大眼睛里簌簌地往下直流,滴滴答答掉在她前襟上。她也不低头,也不别过脸去,也不出声,就这么坐着淌眼泪。 我这个人心软,见不得别人淌眼泪。她一哭,就把我的火给浇熄了。我把扳子往旮旯里一撂,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只想着她能说出一句骗我的话,说这是她的兄弟,或者是她的乡党,那也就算了。那老司机说的对,把那小伙子好好打发走,然后跟她生个娃娃,以后,就跟大家一样过日子吧。 但是,她没跟我说谎,仍然两眼垂泪,一言不发。我目光失神,两手拄着脑袋,干坐在那里。看看崭新的家具,看看式样新颖的沙发跟落地灯,慢慢感觉到:两口子没有感情,家里所有擦得油光银亮的东西全跟冰一样,发出来的光都冰得疹人。这些东西算什么?就是将来有个娃娃,又怎么样?家里娃娃一大帮的司机,为了两口子不和而在外面胡闹的、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我见得多了。司机的工作好,收入高,政治上又没有谁整他,为什么还有些人酗酒肇事?你去调查调查,多半是为了家庭问题。 既然她不说话,我就去找那小伙子。不管怎么样,事情我总得搞清楚。我饭也没吃——这时候谁还咽得下一口饭,一甩手走了。 小伙子在畜产公司的锅炉房旁边,紧靠着大烟囱用土坯砌了两面墙,盖了一间土房房。这间房子又像是三角形的,又像是月牙形的,可利用了烟囱的热气,还挺暖和。这房子简直就是建筑上的一个新创造。 小伙子不是个窝囊人。见我推开摇摇晃晃的纸板门进来,好像早知道我要来找他似的,挺客气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伸手不打笑脸人”,我能怎么样呢?总不能一进门就揍人家吧,只好坐下来听他说话。 小伙子说,他们俩自小就在一个村长大的,七八岁开始就一块儿上山扒柴,一块儿上的学校,十七八的时候,两人订了终身,家里大人也同意的。以后他参了军,说好复员回来就结婚。可是这期间家乡闹灾荒,她爹又得病死了,他家也是自顾不暇,这姑娘只好到“口外”来投姨妈。她姨妈明知道他们有这档事儿,可是看我的工作好,工资高,又能报上户口,就硬逼着她嫁给我。姑娘呢,眼看姨妈家呆不成了,未婚夫又远在千里之外,一时失去了主张,就跟我结了婚。然而,姑娘跟他说,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 小伙子说:“咱们都是年轻人,我坦白地跟你说吧,我来是要她跟你离婚,把她寻回我身边的,或是回家,或是就在新疆找个工作——来这三个月,我也看了新疆好活人。她呢,虽然跟你没有感情,可她说你是个好人,又不忍伤你,这就两头为难了。最近,我也有点看开了,既然咱们仨都错了,我就退出算了。可我要跟你说的是:一,咱们没背着你干那见不得人的事。二,我和她订婚在前,你和她结婚在后;咱们俩在一块儿十七、八年,你和她只生活了半年。你们俩是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结的婚,就现在,你们俩又有多深的感情呢?而咱们俩是在有感情的情况下订的婚,在部队的三年,我每天都想着她;所以说,你要叫我一时抛开她不想,也是不可能的。你要能理解这点,那就能原谅我。要不原谅,那你就揍我一顿,可我也不会不还手,因为我没做那亏心事,我还觉着我满有道理哩!” 总之,小伙子絮絮叨叨说的是这样的话。一面说,一面还从枕头底下掏出她过去做的肚兜、荷包、布鞋、袜底来证明她对他的感情。大概这是他们陕北人定情的信物吧。我听着小伙子的话,看着这一摊花花哨哨的东西,心里酸溜溜的——她一件也没给我做过。可知道她还认为我是个好人,心里又暖暖的——这是她背着我说的真心话。我没把她看错,她果真不是个轻狂的女人,而是个有情有义的正经女人。可惜的是,她的情义不在我身上。 不过,我的气还没全消下去。我说,“你说你们没背着我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为啥你一见我就跑?” 小伙子红着脸说:“你手上拿着头号扳子,我怕你在气头上闹出事来。” 我说:“你跑了,你就不怕我揍她?还说跟她有感情哩!” 小伙子低着脑袋嗜嘟哝说:“那阵子,我正在门外站着哩……” 正说着话,她急急忙忙地推门进来了,大概她以为咱们两个男人打起来了吧。看见咱们好端端地坐着,松了一口气,可又靠着烟囱哭了起来。这次哭出了声音,哭得挺伤心。 我和小伙子都不吱声了,小土房房里光听见她的哭声,听着听着,我突然想起尾亚那两个姑娘。要是那两个姑娘遇着她这种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看还是跟她一样没有主张,凑凑合合跟随便哪个人结了婚,先安下身来再说。她有什么错呢?她也没有错。不知怎么,这时候,乱哄哄的脑子里却光想着尾亚那时候的情景。 停了好半天,我终于说:“算了,你别哭了,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很明白:我跟他,这两个人中间你只能跟一个。你现在就决定吧,究竟你跟谁?” 她还是哭,不说话。我看这一刻她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淌干了。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也呜呜咽咽地叫着她的小名说:“你还是跟他过吧。到这里来,我看见你生活好了,也就放心了。你还咱俩没缘份,白好了一场,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小伙子的话刚说罢,她哭得更厉害了,可以说是嚎陶大哭起来。这不就等于表态了?何必再折磨她呢?我心里更怜惜她了,只怪自己没这个福份。我说: “她的态度很明白了。跟我过,她难受,我难受,你也难受。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从‘口里’盲流来的。这种事,我见的多了,只怨自己老家没搞好。可咱们中国大得很,只要你们肯下力,没有绝人之路,在这儿,你们生活会好起来的。你们俩一块儿过吧。” 我说完这话,她不嚎了,抽抽搭搭地,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当时我有种好像卸了挑子的轻松的感觉,可是想到自己竟然不能得到这姑娘的感情,想到自己的孤单,心里又委屈,又凄凉,也不禁流下了眼泪。咱们三个,就在这小土房房里一齐哭。 我跟她很快就办开了。这当儿,说啥话的都有,我全没有听。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得自己拿主意。她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临走的那天下午,磨磨蹭蹭地不出门,给我做完最后一顿晚饭,她低声细语地说: “要不,我就在这儿再睡一晚上吧。” 这是她跟我说的唯一一句带感情的话。我懂得她的意思。唉,农村的女人,只有用这个来表示她的感激。可这也仅仅是感激而已。我说:“算了,你走吧。我图的是人心,不是这个。你好好跟他过吧,别再分心了。以后,咱们虽不是夫妻,还是朋友,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可这两口子真能干。早几年,就住在那三角形不是三角形,月牙形不是月牙形的土房房里脱土坯卖钱。这三年允许私人营业以后,两口子摆了个小吃摊,专卖陕北小吃。有涝糟,有羊肉水饺——他们叫扁食,要吃便下锅,调着辣子醋水,有羊肉馅饼、枣儿馅饼,还有油炫烙;有荞面碗砣,看去黑巴巴的,说要一碗,她便削成片,调上羊肝汤和蒜泥递过来。我看他们的生意比维吾尔人的烤肉摊还好,眼下已经存了好几千块钱了。当然,我没少吃他们的。我不要,可他们知道我收了车就往我这儿送。现在,咱们两家经常来往。我爱人每次来乌鲁木齐,都要吃她的荞面碗砣。我劝你也去尝一尝,真不错!他们的摊就摆在兵团开的“百花村”旁边。 好,别扯远了,咱再接着前面说吧。 我师父从“口里”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事,特地叫师娘炒了几个菜,把我叫去。他说:“我眼睛没有看错,在路上捡着了你这样一个徒弟。你做得对,做人就应该这样!” 我喝了两杯酒,眼睛红了。不知怎么,我心里总觉得委屈。我师父又说:“你别难过。她本来就是属于别人的,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过是还给了别人罢了。你要认为她本来是你的,是你让出去的,那就错了。” 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总觉得我好心没个好报。” 师父说:“这你就更错了。存着好心想图好报,那好心也不是真的。做人哪能跟做买卖一样!” 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奓起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上好东西、买上新鲜疏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吉斯针茅草和马蔺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熟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沥沥拉拉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砂,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出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了过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哪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索索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车。唉,记者同志,不瞒你说咱们司机里也有败类,把搭车的单身妇女拉到中途寻个山坳坳或大戈壁,说是车抛了锚,赖着不走,让女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让他占个便宜,满足他的淫念。还有的司机爱带个姑娘媳妇,他倒没十分坏的心,就图在路上说个笑、逗个乐。上海“知青”都是机灵人。他们探亲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车,为了省钱,然后就一截一截搭便车。要是一对夫妻或有一伙人,他们总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拦车。车停了,男人才从藏着的沟里爬出来。这就说明咱们司机在上海“知青”眼里是什么人了。这个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车或是等个年纪大的司机开的车,要不就是等驾驶室里还有别的女人的车。对我这样一个单独驾车的年轻人,她是不放心的。 风刮得越来越猛,太阳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摇来晃去的榆树枝变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错过了我的车就很难搭上车了。我赶忙从工作服里掏出驾驶执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说“你要不相信我,把驾驶执照拿去押在你那儿好了。最后一趟班车也过去了,再等别的车还不一定带你,而且后面也没啥车了,我知道的。你不顾惜自己,也得顾惜孩子,看他冻得啥样子!快上车吧。” 她没有拿我的执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总算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来。我帮她拎着提包,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驾驶室。 我带过很多人,也捎过三四岁、四五岁的孩子。这样大的孩子在驾驶室里没个老实劲,不是摸摸变速杆,就是动动仪表盘,要不就瞅着窗外乱喊乱叫。奇怪,这孩子却一声也不言喘,躺在他妈怀里一动不动。走了一会儿,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这样,天说黑就黑。这时,孩子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妇女也惊慌了,不停地摩挲着孩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把他包严实。我抬起脚松开油门,听了听,那孩子喘得很厉害。我伸过手去一摸,孩子的脑门子热得烫手! “哎呀,不好!”我说,“这孩子病了!” 那妇女没有跟我搭话,突然小声嘤嘤地哭开了。 孩子喘着,妇女哭着,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门。前面,乌什塔拉星星点点的灯光出现在山坳里。乌什塔拉是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镇,晚上跑路的车一般都在这里过夜。可是我没有停,刷地一下从这个只有几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镇穿了过去。 “停车!停车!”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声惊叫起来,一边用力拍着车门。 我说“你别怕。现在咱们得赶紧找医院。乌什塔拉我比你熟悉,这儿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有。” 妇女连哭带喊,还腾出手来拉住我的胳膊。“你别管!你别管!我要你停车,我要你停车!” 我一只胳膊被她拽住了,只好用一只手掌着方向盘。前面又是个拐弯,我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告诉你别怕,我不是个坏人真的,我不是个坏人……”我懊悔我那些奖状没有带在身边,不然也可以对付一下。 “不!不!”妇女还是惊恐地叫着,“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求求你,你停下来!我求求你,你停下来!……” 拐弯快到了。那弯子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挣扎着想把胳膊抽出来,她还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车拉住了一样。我恼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乌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还累哩!我现在要把你们拉到焉耆去找医院……我求求你,你松手……你松手,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妇女大概在灯光里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险,把手松开了。我顺利地拐过弯,从车座下掏出一个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喏,你看,这是我的奖品……我跟你说,我不是坏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别闹腾了。” 我当时的行为一定非常可笑。这白磁茶缸能证明什么呢?上面光用红漆写了个“奖”字。这种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这白磁茶缸居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这女“知青”在这会儿只好听天由命,她终于安静下来,紧紧地搂着又咳又喘的孩子,让我把车平安地开到焉耆。 那时候的医院,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夜里想找个大夫比海底捞针还难。我把车在空荡荡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子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子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我加大油门,飞也似地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厉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蹦蹦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来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样子,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说:“没有啥!孩子怎么样了?” 她说:“孩子是急性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 她一脸感激的样子,眼睛里也潮潮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头来逗孩子。 这小男孩显然是在上海长大的,说一口上海话,细皮白肉,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玩了一会儿,我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孩子一字一板地说:“我、姆、妈、叫、我、长、大、了、当、叔、叔、格、样、的、司、机!” 我的鼻子里像一下子滴进了醋,眼睛倏地被泪水蒙住了。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这孩子的话比任何奖状、表扬都使我感动。这时,好像有一只细嫩柔软的小手在揉我的心,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挤了出来,一股脑儿涌在我的喉咙上,反叫我说不出口。 孩子用小手指头勾着我的手指头,问这问那。我胡乱地应承着,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对这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好像他就是我的儿子。是的,他就是我儿子!他将来会遇着什么事呢?他从黄浦江边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这滴水贵如油的戈壁滩能习惯吗?上海“知青”的生活我清楚。头一批来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我们车队拉的,全是十七、八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在车上举着红旗,唱呀笑呀,见了硝碱地说夏天也下雪,见了毛驴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年,他们有回家探亲的,坐在我的车上就哭开了。后来,搞了七、八年,“知青”都不年轻了,像她这样的,在人眼里已经成了“羊杠子”,但是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喝的还是涝坝里的积水……唉,这些情况我不说你当记者的也比我了解。那时候,我也没到有个“四人帮”,更想不到会打倒“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日子只会这么捱下去,那么,这孩子在这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们不是去肖尔布拉克么?”我说,“明天我送你们去!” 她的脸红了,低着头说,“顺路么?哪能再麻烦你……” 我说:“顺路不顺路你就别管了。明天你收拾好东西等我。” 实际上,是这小家伙用他那小手指头把我的心勾住了。我想随着他去见见他爸爸,跟他爸爸交个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照应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换了货,让他拉着博湖出的苇席回乌鲁木齐,我拉一车化肥向南,向尉犁。 我去医院接她。他们已经收抬好了。她圆圆的脸裹在拉毛围巾里笑着,眼睛挺亮挺亮。孩子伸出手来要我抱,在我怀里,又回过头去跟护士说“阿姨再见”。啊,这一天的太阳多么好!我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一天,好像是我把刚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从医院接回家似的。 上了路,孩子更活泼了。果然和别的孩子一样,一会儿摸摸变速杆,一会儿摸摸仪表盘;他从来没有坐过大卡车,看见什么都新鲜,嘴里不停地问些天真的话。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小的驾驶室里这样有生气,也和孩子一样,第一次发觉我天天摸的这些东西竟这样有意思。这天,马达也转得特别欢畅,简直像在唱歌硬绷绷的座垫的弹性也特别好起来,稍微一弹就会把我的头弹到车棚上去。 十点多钟,到了群克。卸完化肥,我买了几个面包,关上车门,说 “走吧,咱们上肖尔布拉克!” 这一条路线不知你走过没有。这是逐渐地深入到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的。很多地段经常被沙子埋住,只有从车辙上才看出一点路的痕迹。这一带的地名有的叫“艾肯布克拉”,有的叫“必尔阿塔尔布拉克”,有的叫“克孜勒布拉克”……这“布拉克”是汉话“泉水“的意思。你可别以为这儿的水多,相反,正是因为水珍责才取这样的名字,就像甘肃干旱山区的地名多叫“喜集水”、“营盘水”、“一滴泉”一样,你就可想像,这条路是越走越荒凉。开始,还能看到沥沥拉拉的胡杨和红柳,不一会儿,刮起了风,窗外一片黄沙,车就像在雾里行驶,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汽车越走越慢,孩子失去了兴致,躺在她怀里睡着了。她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说 “来,咱们把他安顿得舒服一点。” 我把车停下,在车座背后给孩子垫了个窝,让他睡在里面跟睡在摇篮里一样。孩子在我背后打小鼾,小鼻子小嘴呼出的小气气喷在我的脖子上,叫我痒痒的,别提有多舒服了。 一望无际的黄沙,只有我们这辆车像只小虫虫似地爬着。这样,外面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车里的人互相亲密起来。走着走着,她细声地叹了口气,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看,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是的,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我问:“他爸爸呢,他会到铁干里克来接你们吗?” 她半晌没回答,最后,忽然说道:“他没有爸爸。” “啊!”我又有点惊奇,又有点意外的高兴。“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朝我凄凉的微微一笑,随后皱着眉头说:“这件事,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总想告诉一个人。不说出来,我心里老憋得慌……” 原来,她的家庭是资本家,六四年她高中毕业,学校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上火车,她是抱着改造自己、建设边疆的决心到新疆来的,刚来的时候还当文化教员。可是,到了六七年,一批“造反派”夺了她们团场的大权,就把她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以后,当然越来越受到歧视。有一天,当了连长的“造反派”头头突然看得起她来,叫她拿上枪跟他一块儿去荒滩上打黄羊。打黄羊是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每个星期都打,不过只有出身好的民兵才有扛枪的资格。她当时兴奋得不得了,以为自己在贫下中农眼里算是“再教育”好了,跟着这小头头跑出老远。结果被小头头在一片红树林里欺负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了孕,但既无处控告,又没法流产,更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回上海生下这孩子。为了不使爸爸妈妈伤心,还扯谎说她在新疆已经结了婚。这孩子一直放在她家里,直到前不久,上海搞“批林批孔”,又刮起什么“红色台风”,把她爸爸妈妈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她不忍心再拖累他们,才把孩子领回来。 她说,“我要把他养大,孩子是没有罪的……同学们都劝我别领回来,我一定要带。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在我眼里,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 “那个坏家伙呢?”我这才明白那晚上她为什么那样胆小,气愤地问她。 她苦笑了一下,说:“他早不知调到哪个团当保卫科长去。” 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你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不相干的人,告诉陌生的人,就像我今天跟你这样。她说得很从容,不动感情,就如同说别人的事。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更是说给自己听:她既不是想引起我的同情,也不是想求得我更大的帮助,她是要把自己过去的生活捋一遍,以应付更大,更多的困难。她这种口气就表明了这点。 虽然她很平静,但她的话却在我脑子里引出一幕一幕这样的情景:她怎样天真地笑着跟那个人跑,还自以为光荣地扛枪……以后,吓得撂下枪尖声大叫……以后,在女宿舍里怎样东盖西掩,抬不起头来……以后,怎样来回几千里地奔波……以后……不错,她们现在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但是能怪他们么?光这样生活过来就不容易了,就够有英雄气概了。我别过头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很深沉。不像那晚上泪水涟涟的。我相信她能做到她说的话,在她眼里的确是再没有困难的事了。 正因为这点,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对她的钦佩和怜悯的感情,我关心地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真结婚呢?” 她说在他们那儿已经没有单身的上海小伙子了,可她又不愿意跟外地人结婚,尽管有很多上海姑娘嫁给了外地人。她说如果嫁给外地人,那连能够活动回上海的一线之机都失去了。 我大着胆子说:“我也是从‘口里’来的,我的经验是: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在于在什么地方,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 她笑了笑,说:“这话是老生常谈了。” 我说:“巴基斯坦有句谚语:‘见了猫赶快跑,这是老鼠的老生常谈,可对老鼠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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