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40

来做灯塔社的驻社干部韩培生。杨国华听魏奋说过，牛刚这回帮助灯塔社抓生产和订生产计划，韩培生则分管建社的“四评”（评土地、劳力、牲畜和农具），并且帮助小会计欢喜建账。杨国华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琐碎、繁重，现在他们的情绪是这样愉快兴奋，这使他十分高兴。他问他们：“你们两位说，端着碗在饲养室吃饭的娃们长成小伙子的时候，咱们能把现在的老牛和毛驴换成拖拉机吗？韩培生说：“有这样好的群众，有党的正确领导，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办到！”牛刚甚至于认为不需要二十年。杨国华拍着这位敦敦个子穿黑棉袄的肩膀，笑着说：“同志！你可要分清楚啊！在一部分先进地方，譬如说试办社，那可能要快些。但是在整个农村用机器代替牲口，这可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大事啊！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起这个变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杨国华转向初次参加创办农业社的两个县干部，要他们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说：’’需要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做几十年实际工作，来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准备好今后大部分时间下乡吧！”说得魏奋和王亚梅都认真地思索起来。杨国华看手表时，已经九点过了。他叫他们抓紧谈具体问题吧。魏奋叫熟悉蛤蟆滩情况的韩培生先谈谈一队社员白占魁最近令人怀疑的异常表现。为了要使县委副书记重视这个前国民党兵痞的流氓破坏性，工作组长要韩培生从头至尾叙述一遍白占魁许多不正当的表现——这个抗日战争初期驻在黄堡镇的前国民党军大车连的副班长，是怎样在部队开拔的时候来到蛤蟆滩，和不正道的妇女李翠娥过在一起的；土地改革的时候，白占魁又怎样表现出来一种疯狂的积极性，动手就打地主和富农；复查土改的时候，这个家伙怎样要求把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统统划成地主，想要分掉他们的土地和浮财……等等。“这不是故意破坏吗？”杨国华听得生气。“不是，杨书记。”韩培生说，“这人就是这个思想。这就是他的本性。他可是真积极，不是假装的。他防地主转移财产，自动站岗放哨。开会时打锣叫人，他可吃苦耐劳，手冻烂了，不去黄堡上药包扎，豁出命来干呢。”“他是为什么？”杨国华奇怪得很。韩培生笑着说：“他就是一个心思，想当干部。这回没当上干部，下回来了新的工作，他还要拼一回命。他不死心，也不泄气……”“他给谁说出过这个意思吗？”杨国华问。“没，”韩培生说，“这全都是从他前后的行动里表现出来。这回的表现最明显。”于是，韩培生就从白占魁参加梁生宝互助组说起。白占魁对他在别人纷纷退组，梁生宝互助组正闹垮台危机的时候要求入组，特别自豪。他经常对人说庄稼人目光短浅，似乎他这个前国民党兵痞倒是有远见的。他人组以后，在劳动方面又很卖力气。他最听梁生宝的话，叫白占魁干什么，比谁都积极。对高增福虽然有意见，他也不顶撞，表现得相当克制。办社的时候，白占魁那个热心，就是贫雇农也比不上。任老四卖了小黑牛，建社委员会考虑到他家贫，没有让他把全部价款交社里做耕畜投资。白占魁没养牲口，自动卖了肥猪，所得价款一分不留，大喊大叫地如数交给社里。在打破地界，挖通水渠的那天，别人都穿着鞋袜站在渠沿上做活，只有白占魁脱了鞋袜，严冬腊月，赤脚站在水渠里挖泥。挖完了，他的两只脚已经通红，浑身还直打哆嗦……“有这个必要吗？”杨国华笑问。“要是有这个必要，还说啥呢？”韩培生轻视地说。王亚梅特别厌恶白占魁，说：“样样事比别人做得过头．处处要突出自己口。”“反正只要白占魁在场，他就要引人注意，表示他最革命。”牛刚补充说。杨国华考虑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觉得这家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群众对他的态度怎样呢？魏奋同志？魏奋说：“群众当然不喜欢他。不过成天在一块，习以为常，也不像我们工作组讨厌他。譬如那天挖水渠的时候，我在场。他是脱了鞋袜，赤脚下水去挖。这样做活，当然是得劲一点。不过因为活儿不多，本来不需要这样，所以群众就没有人学他的样儿。有人笑他。他沦泥的时候，一边做活，一边大声地嚷叫：‘走社会的道路，浑身是热的，不拍冷。’后来有人告诉我，他那样喊叫，就是给我听的，叫我注意他脱鞋袜做活……”杨国华听得也厌烦起来。“国民党兵痞居然冒充英雄。现在他搞什么名堂呢？”韩培生说：“选举的那天，宣布候选人名单的时候，白占魁瞪大了两眼注意听。一直没听见念他的名字，他的脸一下子煞煞白了。”“有什么行动表现吗？”“有，”韩培生说，“选举社主任的时候，通过梁生宝，白占魁举手来；通过高增福，他不举手。有人提醒他，他也不举。这个家伙！”“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去年春天搞活跃借贷的时候，高增福曾经和白占魁吵过一架。以后自占魁申请入互助组的时候，高增福又不愿意吸收他。所以，他大约认为：他这回当不上干部，全是高增福戳他的底。当天散会的时候，白占魁脸上的气色是很恨人的。”“嗯，嗯，嗯……”杨国华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家伙是要防着点……”王亚梅说：“昨天下午白占魁和郭锁儿两个人在一队饲养室院里铡草。白占魁唱了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尖死，韩信为国不到头。郭锁问他唱什么，他说韩信替刘邦打得天下，刘邦怕韩信比他能干，把韩信骗到长安杀了。……”“这家伙！真有问题！”杨国华现在认识到他们向他汇报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了。他问：“你们估计他会搞什么名堂？”魏奋汇报：工作组交谈了一下，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和高增福个人闹别扭，闹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不过估计不至于敢行凶。但是牛刚和韩培生，特别是牛刚，则认为破坏农业社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甚至更大些。白占魁这家伙能有什么原则！他拼命地表现他是个积极分子，可是一旦咱公家填不满他的欲壑，他就向阶级敌人那边倾倒了。韩培生叙述：去年春天活跃借贷未成，白占魁和高增福吵了一架，就向富农姚士杰借了二斗大米，至今颗粒未还……”“永远不会还！”牛刚大声断定。“姚士杰也不会要。姚士杰是傻瓜吗？他喜欢新社会吗？他想破坏灯塔社，他能直接上手吗？他当然要假手别人。他找谁去呢？嘿！”这个敦敦个子胖胖脸一本正经，有板有眼，句句话铮铮有力，说得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只能同意他。整个冬季专门领导创办农业社的县委副书记，现在激愤地站了起来。杨国华想：今晚上的谈话，他以批评工作组长开始，现在他要以表扬工作组结束了。杨国华站起来指着魏奋说：“你回去写个材料！这个问题要向其他几个建社工作组通报。他们也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同志们！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几年，他们的政府和军队残余部分虽然逃到台湾岛上去了，大陆上的几亿人口里头，不是有千百万他们的残渣余孽吗？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不让他们也一起走吧？可是他们不会像人民那样认真走的，他们总是会搞些不三不四的名堂。这样，咱们就不能不分出一部分心来，提防他们搞鬼。”杨国华说毕，坐下来时问魏奋和王亚梅：“这个问题，你们和社干部交谈过吗？”“交谈过。可是，”魏奋脸上显出不大好意思说的神气。“可是，可是，”他又转向王亚梅同志，“怎么说呢？”“你就按实际说！”王亚梅鼓励魏奋。于是魏奋如实地汇报：“梁生宝同志不重视这个问题，他轻视地笑”“他为什么这样呢？”杨国华可真是不理解了。王亚梅说：“这个同志虽然觉悟比较一般的水平高点儿，可他还是个庄稼人。我们认为他满年四季差不多天天看见白占魁，所以没有我们工作组同志看得清楚……”“熟视无睹！”杨国华说。“对！对！就是这样！”全体工作组同志说。但杨国华还是想不通梁生宝的表现。他内心深深地为这个他认为优秀的互助合作带头人惋惜。他又问魏奋：“梁生宝同志没说具体的意见吗？”刚刚受到批评的魏奋不说话。他看王亚梅。王亚梅说：“梁生宝好像对我们有了气。他说得难听。”“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是说白占魁是个危险分子，还不如说我梁生宝是个危险分子。只要我梁生宝不和白占魁往一条板凳上坐，拍肩膀拉手，称兄道弟，把他拉到灯塔社管理委员会里来，把咱的高增福同志排挤出去，那白占魁再过二十年还是个普通社员。蝎子的尾巴，有点毒水，也不多！增福和有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哩！”杨国华听着听着，目瞪口呆起来。他想起毛主席从前的一句著名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过了“大寒”，进人阴历腊月的下半月，汤河流域的大庄稼院都比小庄稼户早几天开始准备过春节。但蛤蟆滩的富农姚士杰今年可陷入了粮食统购和灯塔社建立给他带来的重重苦恼，简直没一点心思过光景了。自把统购粮从他那四合院的前楼上装走以后，他就一直什么农活和家务活都懒得做。姚士杰咽不下去郭振山这口气！在统购粮入仓后的那几天，他憋着这口气，跑遍了黄堡周围十里以内的大村庄。他向亲友和熟人打听：有没有一户富农交售三十石粮食的。没有！所有的大户人家都像郭世富那样，只交售二十石左右余粮。富农多加几石陈粮，也不过二十五石左右罢了。既然证实了郭振山不按国家的政策办事，借公事报私仇，硬挖他十五石陈粮，姚士杰就要决心控告郭振山不给他一家人留下足够的口粮了。他叫婆娘保留着前楼上只剩下几个空席囤的现场，准备着将来公家派人到四合院检查！“郭大！”姚士杰在心里头臭骂他的仇人，“你小子狠心？老子不吃你这一套！咱俩没完。等着瞧！”这回说啥也要和郭振山见个高低，叫他知道姓姚的就是富农，也不能任他轰炸机随便欺负。解放这几年许多事实证明，共产党只有一点好处：各级政府从来不袒护违反国策的人。姚士杰有信心站在黄堡区上面对郭振山说理。那天下午，当姚士杰从黄堡前街到区公署所在的后街时，偶然碰见了杨加喜。这两个小时候下堡村卢秀才书馆的同学，平素在蛤蟆滩村里碰见，总是打个招呼就各走各的路了。但现在是在黄堡后街，滑头的油嘴转脸看看左近没有熟人，愿意和富农站在一块说几句话。正好！姚士杰想把控告郭振山的理由摆一摆，看看这个活周瑜怎么说。但是，姚士杰还没有来及开口，杨加喜先告诉他：皂龙渠那边从前下堡村地主吕老二的稻地，土改中分给蛤蟆滩的贫雇农时划分成许多小块，现在办起农业社，重新又连片了。减少了愣坎和小支渠占地，地块比以前还大了。姚士杰在皂龙渠一条支渠口上的二亩稻地，现在到了农业社的大片稻地中间，那条支渠向南移了。油嘴问姚士杰知道不……姚士杰听着听着，早已脑子热烘烘地沉重起来。一霎时间，他眼前一片灰。他想说句什么，怎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干瞪着两眼发呆。等他脑子渐渐转过弯儿来，想问一下细情的时候，自负的杨加喜已经离开他走了。只给他留下那个胖大脸盘一贯嘲笑人的印象。他喊叫：“加喜！加喜！”油嘴连头也不回，只在几步以外边走边说：“你自个儿看去嘛！”这个家伙就这样不尊重他。去他妈的！穿着一身汤河流域的富农普遍穿的那号黑市布棉衣，腰里结着很粗的蓝布腰带，脚腕上用扁带扎着裤管，现在姚士杰孤独独地站在黄堡街上，感到他心里头好毛躁呀！他该到哪里去？做什么呢？根本用不着仔细思量，事情已经明摆在他面前：农业社成了他的地邻。来年插秧的季节，汤河水枯的时候，他在皂龙渠的那二亩稻地，就甭想轮到他灌自流水了。他要是还想务劳水稻，他就得自己掘井，安装新式水车。专为那二亩稻地，这样做算过账吗？“高二！你小子从官渠岸搬到上河沿去，当了灯塔社的副主任，就干出这一手来整老子吗？”姚士杰在心里骂他从前的长工高增福。现在，姚士杰哪里还有心思为了多交售几石统购粮到区上去控告郭振山呢？既然灯塔社有将近三十户社员，他的地同社里的地搭界的，恐怕不止皂龙渠这一处吧？况且随着农业社的扩大，恐怕将来他的每一块地都要和农业社的地搭界吧。多交售几石统购粮算什么呢？这才是他真正的苦恼，无穷的苦恼。他爸好不容易给他传下来的这富农家业，眼看要完蛋在他手上了！在黄堡街上灰溜溜地站着，站着，站着，姚士杰终于还是独自一个人走进他最经常去的那个饭馆。前几回，他往周围各大村庄跑得饿了，每顿饭都要喝酒，直喝到有了酒意，就吃饱回家了。这回他不吃饭，整个下午的时光消磨在饭馆里，直至点着灯，他还不走。他面前的饭桌上已经摆了四个二两的白瓷酒壶，他还要喝。硬是饭馆掌柜好言相劝，他才起身回家。他刚过了黄堡大桥，就醉倒在路上了。老天爷指使郭世富搭救他，要是黄昏时山口上出来觅食的狼伸鼻子嗅到在野地上的醉汉呢？多危险！头疼。不想吃饭。浑身没一点劲儿。姚士杰好像大病一场。他睡了好几天，总算渐渐好起来了。他好起来了，但他整天整天不出四合院的街门。他爸死后的那个时候，他就是这神气。整天蹲在正房西屋的砖脚地上，一个劲儿地吸水烟。吸罢水烟，他甚至连院里的家务活儿也懒得做，大白天，脱了鞋上炕，伸展了腿睡觉。婆娘发愁地掀他起来，规劝他做活儿。“刀伤斧伤，也有好的时光嘛！粮食拉走这么些日子了，你也该想开了。半月以前你起出来那么大一堆粪，这阵你不往地里拉，等谁替你拉吗？”“不忙！”已经躺倒了的姚士杰灰心丧气地说，“你忙啥？”“还不忙？”婆娘苦笑着，“你从前常说：十一月上粪上金哩，腊月上粪上银理，正月上粪哄人哩。这而今都腊月啥时候了？全村就咱一家麦地没上粪。你知道不？”姚士杰听见婆娘学他从前过光景时说的话，心里觉得真个好笑。他赌着气说：“咱就是不上龚喀！地里打得粮够咱吃！你是不是明年还想多卖些统购粮，支援工业化？”婆娘深深地叹口气，没心思说笑，摇了摇头。过了一阵，婆娘还是不放松，问躺倒的男人：“那么，场院那堆粪，你预备怎么办呢?”“留到明年春上铺秧田呀！”“到那时光，马房里又积下粪……”“积不下了！”姚士杰斩钉截铁地说，“过了正月十五，我就卖红马。”“这又是为啥？”婆娘吃惊地瞪大两眼。“为啥？”姚士杰这回坐了起来，事关重要，他得给婆娘细说情由，“既然不要多打粮食，地犁那么深做啥嘛！买个老牛，划破地皮种进去就对了。你这该明白了吧？”“明白了。你这个啊，真正狠心！只是曳碾子曳磨，使惯了快马使慢牛急死人。”“你思量思量：光为了做碾磨活快，留着大红马吗？这不是给农业社留着吗？”婆娘迷惑地说：“这我又不明白了。不是眼时不让地主、富农入农业社吗？它怎么能收咱的马呢？”“笨蛋！全村的庄稼人都入了农业社呢？”“不是说要十五年的时光，全村才能都入农业社吗？”“谁告诉你的？”“工作组在大会上讲的！你也去听会来。你没去吗？”“啊呀！”姚士杰惊叹着婆娘的头脑简单，“那说的是全国！不是全村！好我的娃他妈哩！要是一村一村地说，并不要十五年。你再甭糊涂哩！”“那么要多少年？”“给你打个比方说吧！赵村要十五年，竹园村只要十二年，下堡村只要十年。咱蛤蟆滩，我看只要二年。顶多三年！你看着吧！连一户也剩不下……”“有那么快吗？”“怎么没？上下河沿那伙穷鬼，一家一户没法过日子，今年就都往社里头挤哩。皆因试办社，上头规定不让超出三十户，只好等明年。”“咱住的这官渠岸，总该多要几年吧？”“一样！”姚士杰断然说，“杨加喜那家伙，好滑头！要是等官渠岸的贫雇农明年都入了灯塔社，他以后再人社，就得在梁生宝和高增福手下活人了。人家先把郭振山抬起来和灯塔社唱对台戏。要是灯塔社试办成了，咱村明年就是两个社。你说咱这光景怎么过？你说！”他说得婆娘可真慌了，脸煞白，张着口，说不出话来。和婆娘说着说着，姚士杰又心烦起来。他不睡觉了。他下了砖脚地，穿上鞋。他到竖柜上取了水烟袋，点燃了火纸。然后，他蹲在砖脚地又吸起水烟来……姚士杰吸了一袋水烟，装第二袋的时候，他仰头看见婆娘却在坑上躺倒了，扯住袖口揩眼泪。姚士杰只好站起来，走近炕边，反转劝女人：“你这是做啥？”“怎么活人？”婆娘硬咽着喃喃说，“老的老，小的小，这家人靠劳动怎么活人呀！还不就指望咱俩劳动吗？”“在哪里劳动？”“农业社呗！还能在哪里呢？”“把你美的！”“那么在哪里劳动呢？”“看这样事，共产党学不学苏联吧。”姚士杰说，“要是也学老大哥，可就苦了咱们了……”“怎么？嗯？”婆娘连忙在炕边坐起来。姚士杰说：“和土改时对地主一样：扫地出门！不过土改时还给地主分一份。农业社不收富农，带上随身用的东西移民！”“那哪里去呢？”“比方说：这帮去黑龙江，那帮去新疆。”“能吗？”婆娘不相信，“太不近人情了！你听谁说的？”“冯店咱妹夫他哥。”“他怎么知道外国的事？”“人家旧社会念过高中。人家把写着这事的书掰开，指给我看……”“我的天呀！……”“你甭放大声哭嘛！”姚士杰制止婆娘，“没给你说，这看共产党学不学苏联，还不一定。再说，灯塔杜也不一定能试办成。”“你怎么知道？”婆娘瞪大了眼问。姚士杰说：“总有人不让他们试办成……”“谁？”“你问那么细做啥？”“你告诉找，我不给人家说。你叫我也高兴高兴嘛！看这些天把人愁成啥了！”“告诉你！”姚士杰拿火纸的手指自己。婆娘坐在炕边，俩手一拍，一俯又一仰说：“我这回算是服气你了。你不是躺倒不过光景。你谋着大事哩！想好办法了吗？”“想好一个了。还有一个，暂时……”“使劲想！使劲想！甭让他们试办成！”事实很快地表明了中共渭原县委副书记的设想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因为梁生宝和高增福特别热心，也不是因为这二十几户社员生产特别困难，更不是因为中共黄堡区委书记王佐民坚持，而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一次革命，要在终南山下河滩流域这个偏僻的角落试点。因陋就简，毫不夸张，可以说完全是农民方式的灯塔社成立大会，把一种崭新的生活十分逼真地摆在消息闭塞的几万庄稼人面前了。请选择你走哪条生活道路！灯塔社成立后头一个黄堡集日，赶集的路上和集市上，庄稼人说的都是这事。汤河下游的庄稼人绕道走蛤蟆滩稻地小路，为的是亲眼看看农业社是什么样子。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就是汤河上游、的庄稼人，听说农业社离镇还不到五里路也有人专程去看。最令人感动的是山里头白杨岔的一个庄稼人，出山来卖喂牲口用的草筛，听说办社的就是春天拍扫带来来回回在白杨岔歇脚吃饭的那伙人，他不卖草筛了，亲自过汤河到蛤蟆滩找他的朋友高增福，将草筛作为礼物送给农业社。姚士杰这个集日也出了他的四合院，来到黄堡镇上。不是个把月以来的那个姚士杰哆！脸上再也看不出惊慌、懊恨、倒霉的样子。在灯塔杜成立大会以前，在庄稼人们不知不觉中姚士杰已经渡过了第一次危机。甚至那黑夜醉倒在路上的事，全世界只有郭世富一人知道，姚士杰自己连婆娘都没有告诉。紧接着灯塔社成立的第二天晚上，姚士杰趁着男社员开会、白占魁不在家的空隙，他溜到他们独立的草拥屋后窗口，叫出李攀娥来，告诉她怎样引诱高增福，把他搞得臭臭的，也许白占魁能把他打个半死，谁再也不要妄想在蛤蟆滩试办农业杜！办了这件事，姚士杰现在脸上重新出现了沉着、从容、不在乎的神气。他到镇上来，挑着两个空竹篮。他每年办年货的头一回，总是一次买够敬佛教的老娘全年烧的香。姚士杰进了堡子南门，远远望见十字街那面人们都往北街挤。有什么好看的呢？他伸手捉住肩膀挑的两个一前一后的竹篮，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