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短篇小说选-3

变形记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肚皮的高阜之处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下滑趋势，被子几乎不能将它盖得严实。和它身体的其它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我怎么啦！”格里高心里想道，那不是一个梦。他的房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夫俗子的房间，只是略为小些罢了。房间里静静的，四周是熟悉的墙壁，桌上摊开着收集得来的织物样品，往上看挂着一幅画，那是他不久前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镶嵌在一个美丽的镀金的相框里，这是一幅夫人的画像。画上的夫人头带毛帽，颈脖套着狭长的毛围巾，一幅端坐的姿态。胳膊的下部隐藏在毛暖筒里。这幅画高高在上，对来访者显示出一种俯临人世的气派。　格里高望着窗外，那是一种灰暗的天气——可以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这使他心情抑郁。“如果我现在睡一会，忘记所有的傻事，那会怎么样呢？”他心里想。但是这根本实行不了，因为他习惯于朝右侧睡，而现在却是仰天睡的，翻不到右边，尽管用了很大的力量，仍然无济于事。他试了上百次，闭着眼睛，免得看见那些活崩乱跳的小腿。当他开始感到一侧有些从未有过的轻微的钝痛时，才停止了翻身的努力。　“我的天哪，”他想，“我选择的是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我日复一日地处于旅途之中。在外面，业务上的刺激，比起在家、在公司要大得多。此外，还要承受旅途的劳累，要考虑火车的联运，吃饭没有规律性，伙食又差，频繁更迭的车马交通，一点也没有人情味，没有温馨之感，让这种旅差劳务见鬼去吧！”这时，他觉得肚皮上都有点痒，于是他让背部慢慢移动到床柱附近，以便于抬起头来。他看见了痒的部位，那上面全是小白点，他弄不清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想用腿来摸摸这个部位，但他立刻缩回来，因为摸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寒战。　于是他又滑回原来的位置，“早起，”他想，“使人愚钝，人要睡觉，其他的旅行者像闺阁妇女一样生活。例如，当我上午这段时间，走回接待室，记下已经分配到的任务时，先生们才吃早饭，要不信，可到我上级那儿去试一试，我立刻就飞出去；可是谁知道，这样做对我是否很有好处呢？要不是由于父母的原因我早就该声明辞职了，我早就该去上级跟前彻底倾诉我的肺腑之言，他听了我的话肯定要从写字台上跌倒下来；他坐在写字台旁的姿势也很特别，他总是居高临下地和职员谈话，由于他的听力不好，职员说话时必须离他很近。现在，希望还是有一点的，我已经积蓄了一点钱，为了向他还清父母的债——这债恐怕要还五、六年——我是绝对要还清的；然后可以获得厚利。目前，我无论如何要起来了，因为我乘的是五点的车。”　他向闹钟望去，闹钟正在一个箱子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我的妈呀！”他想，“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指针还在静静地走着，甚至已经是五点半多了，接近于五点三刻了，闹钟没有闹过吗？从床上看，钟停在四点没错，肯定响过铃。对，这震动家具的闹钟声，居然休息了，这有可能吗？现在，他格里高虽然安静，但并没有睡着呀！不过或许他睡得更熟了，那现在他怎么办呢？下一趟车是在七点，那就要火速加快行动了。他必须将些样包起。他觉得自己并不特别的机敏和精力充沛。虽然赶上火车，也免不了上级要大发雷霆，因为五点正助手已经在车站等格里高了，他肯定已经向上级报告了他的误车，这个助手是上级的走狗，毫无骨气和理智。如果他报告格里高生病呢，那也是特别使人尴尬而值得怀疑的事情，因为格里高在五年的任职期间一次病也没有生过，上级肯定要和医疗保险医生一起来，并责难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懒惰。指示医生提出各种异议：说他身体健康工作懒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公道可言么？格里高觉得，他的情况除了睡过了头，还是睡过了头。他本人完全健康，而且甚至还特别的饥饿。　当他匆忙地思考过这一切后，来不及作什么决定，就离开了床铺——闹钟响了，正好是六点三刻。这时有人敲床头旁边的房门，“格里高，”——这是母亲的声音，“现在已经六点三刻了，为什么你还不出发呢？”这声音是如此的柔和，他也回话了。但当他听到自己回话的声音时，大吃一惊，这声音是他以前的声音，这是准确无误的，但参杂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未被压低的虫声，这虫声只有开始的瞬间是清楚的，其拖音却是模糊不清了，听起来，使人惶惶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听准没有。格里高要详细回答母亲的问话并解释这一切，但由于他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只能回出如下的话：“是的，是的，谢谢母亲，我已经起床。”门外并未察觉到声音的变化，也就安心地踢踏着拖鞋离去了。不过，通过这场谈话，家里其他的人却听出来了，格里高不是大家期待的那样已经起床，而是仍然留在房间里没有行动。　父亲在一个边门上轻微地敲起来了，但却是用拳头敲的。他叫道：“格里高，咋回事呀？”过了一小会，他又以一种低沉的声音提醒道：“格里高，格里高，”在另外一张边门，妹妹却在关心地问道：“格里高吗？你不舒服吗？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向两边回答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格里高这次发音很仔细，并且是一字一字吐出来的，好让人听清楚，父亲也吃饭去了。但妹妹还在悄声说话，“格里高，开门吧，我求你。”格里高根本不想开门，昨晚，他已小心翼翼地将房间所有的门锁上了。　首先他得安静，然后起床穿衣，并且先吃早饭，接着才考虑别的事情。因为他注意到，在床上考虑问题不会有好结果，他回忆起来，过去在床上经常感到有些轻微的疼痛，这或许是由于睡眠姿势不良引起的。在起床时又觉得这种疼痛完全是一种幻觉。这次他在床上也觉得有点痛，而且声音也变了，但起床时，却没有什么幻觉了，都是实在的事。他很警张，这种声音的变化不是别的，而是受了凉的表现，是一个旅行者的职业病的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掀开被子，那是很简单的事，不费吹灰之力，被子就掉下来了，但接着而来的事就很麻烦，特别是要站起来，就是显得更麻烦了。因为他身体已是不同寻常地宽阔，这就需要胳膊和手的帮忙；他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只有许多细小的腿，而且还不停地乱动，他又控制不了小腿乱动的情况。如果要将其中的一条腿弯曲起来，首先得将它伸直，这件事他终于办成了，他就用这条腿做他想做的事。这时其它各条腿，像获得了解放一样，也这样工作起来了，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并且极为痛苦。格里高心里想：“离开得了床吗？”　首先他用下身离开床铺，然而自从他变成大跳蚤后他没有见识过他的下身，这个下身是怎么样，他还无法想象，但行动起来非常笨拙，走得很慢，当他最后发疯似的，不顾一切地往前走时，真是竭尽了全力；但方向却是不准，狠狠地撞着了床杆的下部，他感到烧灼似的疼痛。这使他了解到，他的下身或许是全身最敏感的部位。　于是他试着上身先离开床，将头小心地转向床沿，这事他轻易地办成了，尽管他下身既宽又重，但随着头部的转动身子最后也转动了，但是当他终于将头在床外支撑起来时，他吓了一跳，不敢用这种办法继续进展了。因为再继续进展的话，最终必然要掉下去，头不受伤才怪呢？这样下去是不值得的，他最好还是留在床上。　不过当他同样费劲地回复到躺在床上的原来姿势时，他叹息着，更加生气地看着他那些小腿互相碰撞，斗争。对于小腿们的骚乱想不出办法加以治理，他心里又想，这床上也是躺不得的。要不顾一切地从床上解放出来，即令解放的希望很小，也是值得一干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期间他同时没有忘记：安静的思考比起鲁莽的决定要可取得多。这时他把眼光尽可能盯着窗户，可惜他只看到晨雾将窄狭街道的对面裹住了，从中他并没有获得多少信心和开朗的心境。闹钟重新响起来了。“已经七点钟了，”他想道，“已经七点了，还总是这样的雾。”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呼吸安详而微弱，好像他期待着从完全的安静中回复到真正的，自然的状态。　然后他又想到：七点一刻以前，我必须无条件地离床，到那时公司必然来人问我，因为公司是七点以前营业。他开始将他的整个瘦长、匀称的身子摇晃出床，如果采用这种办法，他得高昂着头，估计头部不会受伤。至于背部，似乎是硬的。　掉到地毯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异常，最大的考虑是响声，这响声虽不致引起恐吓，但也要惊动门外所有的人。响声必然是有的，风险不得不冒。　当格里高向床外冒出一半时——这种新方法与其说是艰辛，还不如说是一种游戏，他总是要往回摇晃——这时他忽然想起，如果现在有人来帮他一把的话，起床是多么简单的事。有两个人就绰绰有余。——他想到了父亲的厨娘——他们只要把手臂放在他弓形背下面移动，这样就可以将他弄出床外，由于身体有重量，他们必须弯着身子，耐着性子，小心翼翼地移动；这样格里高就可以在地板上翻过来，但愿小腿在地板上，注意不要胡蹦乱跳。除此以外，门还是锁着的呢！他要不要真的叫人帮忙呀？当他想到这点时，他不顾一切地抑制了笑容。　事情还差得远呢！他虽然强烈地摇晃自己的身子，但仍然觉得不平衡，于是立刻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离八点只差五分了。这时有人敲门，格里高想到，“公司来人了，”他几乎目瞪口呆。而这时小腿跳“舞”跳得更欢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他想，“您不要开门，”他下意识地希望。他想这次一定像往常一样还是女仆，她踏着坚定的步子直趋房门并且将它打开了。格里高只等着听取来人入室打招呼的声音，并且已经知道谁来了——原来是公司全权代表本人。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格里高想到此事就激动起来，代表来之前，他就决定要起床了，一方面出于激动，更多的是出于他本人正确的决定。于是他竭尽全力一摇，摇出了床。滚到地上时的确响了一下，但声音并不多大，一方面是地毯使声音有所减弱，另外，背部的弹性比格里高原来想象的要好，所以掉到地上的声音根本不是那么响亮。只有头部，由于注意不够抬得不高，因而受到了一点撞击，这使他懊恼和痛苦，于是转动头部并在地毯上抚摸它。　“这房间里肯定掉了什么东西；代表在左隔壁房间里说。格里高寻思，代表是否也发生了类似今天在他格里高身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时代表在隔壁房间里踱着沉重的步子，漆皮靴子格登格登，有如对这个问题作出粗野的回答；在右边房间里妹妹却悄悄地报告：“格里高，代表来了，”“我知道。”他回答的声音也很小，不过他妹妹可能听见了。格里高不敢将声音提高。　“格里高，”父亲在右边房间里说，“代表先生已经到了，他要询问一下你为什么没有坐早班车出发。我们也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此外，他还想和你个别谈话。你开门吧，房间没有收拾他不会计较的。”“早晨好！萨姆莎先生，”这时代表友好地说。“他身子不舒服，”正当父亲在门口说话时，母亲插进来对代表说，“他身体不适。代表先生，请您相信，要不然他怎么能误车呢？这孩子一心扑在生意上，别的什么也不干，我正生他的气呢。他晚上哪里也不去，到现在他在城里已经呆了八天了。每天晚上都在家里，他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安安静静地看报或研究火车时刻表。他制作的细木工活，那才算是一种分心呢，例如他用两个晚上制作了一个小木框，代表先生，您一定会惊奇，那个小木框是多么漂亮啊！它挂在房间里，格里高一开门，您马上就可以看见的。另外，代表先生，您来我们这里，我感到很荣幸。我们早就要他把门打开，他没有照办，他很固执。他肯定生病了，但他早晨还说他没病。”“我马上就来。”格里高慢慢地，而且谨慎地说。他说这话时没有动弹，生怕说话时漏掉一个字，“好心的夫人，我不能作什么别的解释了，希望情况并不严重。”代表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要说什么的话，我只能说，我们商人，——有人说好，有人说坏，随人怎么说吧——我们商人，由于商务上的考虑，我们对一些小小的身体不适，经常是要顶着点儿的。”无辜的父亲这时又敲门了，并且问：“代表可以进来吗？”“不行！”格里高说，左边房间里是难堪的沉默，右边房间的妹妹开始小声地哭泣起来。　为什么妹妹不到其他人那里去呢？她也许才起床，甚至还没有穿衣服吧？但为什么她要哭呢？因为格里高没有让代表进入房间，因为他处境危险，很可能丢掉饭碗；因为上司又要老调重弹，向父母重新算过去的老帐，为了这些才哭吗？这也许是多虑了。格里高还在这里，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离开家里。目前他就躺在地板上，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不会苛刻地要求他让代表进入房间。但是由于这一小小的失礼行为，以后很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将格里高解雇，没有好结果的。对格里高来说，目前似乎最好是让他安静，别用哭泣或找他讲话来打扰他。但目前这种尴尬的僵局使其他人感到烦恼，他们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萨姆莎先生，怎么搞的？”代表提高了声音，“您在房间里设防吧，只要回答一声行或不行就可以了。您给你父母带来了不必要的严重的不安，并且耽误了——这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以前所未闻的方式耽误了工作，我以您父母的名义，以您上司的名义严肃地跟您说话，要求您现在明确地解释一下。我一向相信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理智的人，可是您现在似乎突然地变了，非常任性，今天早上您误了车，上司已经指示我，要我让您将不久前赊出去的帐收回，我为此说了许多好话，认为这个指示是不恰当的，不过现在我看到您这种顽固劲，我已毫无兴趣为您效劳，您的地位是极不牢靠的。我原本想和您私下谈谈，但是因为您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连您父母也不知道您的情况。您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现在不是作大生意的季节，我们承认，但是也不是一桩生意也作不成。那根本不可能，萨姆莎先生，决不可能。”　“不过代表先生，”格里高有些失态地叫起来了，由于激动就不顾一切了。“我马上开门。有点不舒服头痛，我就没有起床，我马上就起床，我还躺在床上，不过现在精神又好了，我就起来吧，只要一小会儿，请耐心点！身子还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美气，不过已经好了，真是病来如山倒呀！昨天晚上我还是好好的，我父母是知道的，确实如此，甚至可以说他们了解得更清楚，昨天晚上我就微微有点预感。知道今天必然会有人来看我，为什么我不去公司报到呢？总是有人认为，生了病可以不必留在家里休息，会顶过去的。代表先生！请不要为难我的父母！您对我的一切指责都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人指责过我。也许您还没有看过我刚刚发出的订货单。再说，我坐八点的车，多休息几个小时能使人精力充沛，代表先生，请不要再耽误了。我自己立刻到公司去，请您给上司转达一下。”　当格里高很快说完以后，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然后他轻快地靠近了箱子，之所以能轻快，可能是由于在床上练习的结果，接着他试图依靠箱子站起来。他要开门，要让别人看见他，要和代表说话。他急于想知道，那些对他有所要求的人在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大吃一惊，那格里高就不再有责任了，就可以安心了；倘若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现状，他就没有理由激动了。抓紧时间，八点就在车站了。首先他好几次滑离了外表简朴的箱子，最后他终于完成了一次摆动，因而直立起来了。下身的疼痛再也不注重了，即令是疼痛他也不在乎了。现在他朝着附近椅子的靠背落下去，他用那些小腿紧紧地扣住椅子的边沿，这样他就坐牢了，他静静地呆在那里，因为他已经听到了代表在说话。　“你们二位是否听清了他讲的哪怕是一句话？”代表问格里高的父母，“他不是在耍我们吗？”“我的天呀！”母亲叫着，她已经在哭了。“他可能得了重病，是我们把他折磨成这样子的，格蕾特！格蕾特！”然后母亲叫喊起来。“母亲？”妹妹从另外一边也叫着。她们母女对着格里高的房间通话了。“快去找医生！格里高生病了，快，你必须马上找医生去。您听见他讲话了吗？”“这是虫子的声音！”代表说，和母亲的叫喊相对照，代表的讲话的声音是轻轻的。“安娜！安娜！”父亲的叫喊通过前房直达厨房，他还拍着手。“马上去取钥匙！”两个姑娘跑步穿过前房时，可听到裙子的窸窣声。——妹妹穿衣服怎么这样快呢？——有人用力把门打开了，可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他们可能让门开着吧，像家里通常那样。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发生了。　不过格里高变得安静多了，人们已经听不懂他的话，尽管如此，他觉得他们的话是清楚的，比以前还要清楚，这可能是听惯了的原因，不过人们总还是认为他不大正常，并准备帮他。一方面出于安全，另外，他们也相信能帮他，从这两点出发，他们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他感到自己又进入到人类的圈子里了，并且希望通过这两个人大大改进他的声音，这就是通过医生和钳工，其实不必分得太仔细，以便在行将到来的会谈中能发出清晰的声音。他略微咳了一会，想努力咳掉虫声。因为他的咳嗽听起来也可能不完全同于人的咳嗽声，格里高也不敢再自行作主咳嗽了。这时隔壁房间里变得完全的沉寂。也许父母和代表正坐在桌子旁边窃窃私语，或许他们正靠在门内偷听。　格里高连同单人沙发一起朝房门移动，到了门边他就直扑房门，这时他站直了。——他那一团小腿带有些微的粘性——略事休息。然后他开始用嘴转动着锁孔里的钥匙。可惜他根本没有牙齿——他用什么把握住钥匙呢？——当然，他的下颔是强有力的，用下颔可以真正地转动钥匙，格里高不顾一切地这样做了，毫无疑问他付出了代价，因为棕色的液体从嘴里流出来了，流到钥匙上，滴到地板上了。“你俩听！”代表在隔壁房间说，“他在转动钥匙。”这对格里高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这样一来，大家都对格里高鼓劲了。父亲、母亲也参与叫喊：“加油！格里高，”他们都叫了。“再靠近一点，靠紧锁子。”可以想象大家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格里高的艰辛和努力，他也竭尽了全力，可控制不了，他居然咬住了钥匙，每转动一下钥匙，锁也跟着晃动，现在只有他的嘴还可伸直，按照转动的需要，他把自己挂在钥匙上了，锁子反弹，激出相当响亮的铿锵声，这使格里高真正地清醒了。他喘着气，心里想，我干脆不在锁上下功夫了。他把头搁在门的把手上，使门完全敞开。　因为他用这种方法开门，门缝就开得相当的宽了，可人家还是看不到他，他必须绕着门扇慢慢转动，他担心由于别人进来时他恰好笨拙地掉到地上，弄个脚朝天，所以他转动时小心翼翼。他还正在艰难地奋斗，没有时间注意其它事情，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代表一声响亮的“啊”，脱口而出。这声音有如风声飒飒。格里高也见到了代表，代表是第二个在门口的人了，他用手压住已经张开的嘴，慢慢地又收回去，好像一种不明显的、均匀的、很有后劲的力量在驱动着他。这时母亲也来了。她不顾代表在场，头发还是昨天晚上散开的样子，蓬松高耸，她首先看看两手互握的父亲，然后朝格里高走了两步，并且跪在她那向四周展开的裙子的中央，她的脸不甚明显地朝胸口垂了下来。父亲的表情带有敌意，他握紧双拳，好像要把格里高踢回他的房间，然后他很不安地将房间扫视一遍，接着用双手捂着眼睛哭起来了，他的有力的胸脯在抖动。　格里高根本没有出房间，而是靠在门扇上，这样就只能看到格里高一半的身子和上面侧偏的头部。他也就这样看着其他的人。这时屋里屋外已经明亮得多了，街道对面，立着无穷无尽的，灰黑色的房子的一部分——那是一座医院——这一部分房子上有规则地排列着坚实的、已经打开了的窗户，雨还在下，下得很大。每一个雨点，很明显的，是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早餐的餐具数量很多，摆在桌子上，因为对父亲来说，早餐是一日之中最重要的一顿，他吃饭时要看各式各样的报纸，早餐要延续一个小时，对面墙上挂的是格里高在军队服役的照片，当时他是少尉，照片上的格里高手扶佩剑，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他的制服，仪表令人起敬，通向前房的门是开着的，由此望去，住宅的大门也是开着的，一直可以看到前院，看到前院的楼梯向侧面拐过去。　“现在，”格里高说，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这些人中唯一能保持安静的人。“我马上穿衣，包好货样，然后出发。你们让不让，你们让不让我走呀？现在，代表先生，您看到了，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喜欢工作。旅行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不旅行就不能生活。您到哪里去，代表先生？是到公司吗？对吧？您会将这一切真实地汇报吗？有人现在不能工作，那就应该回忆和思量一下他过去的业绩，以便他以后轻装前进，更努力集中精力的工作。我对于上司是非常忠于职守的，这您很清楚，一方面，我的父母和妹妹也需要我尽孝悌。我很为难。我是以工偿债，只有工作才有出路。不过，请您不要过分为难我。在公司里请您要为我说话。有人不喜欢我们这种出差的人，我知道。他们以为出差的人在外面赚大钱，过美好的生活。他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深入思考这种偏见。但是您，代表先生，比起其他人来，您对于这种情况看得清楚一些。推心置腹地讲，您甚至比上司本人要看得更清楚。上司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对职员判断容易失误，总是循着不利于职员的思路判断。您也很了解，出差的人成年在公司外面，他很容易成为流言蜚语、偶发事件和莫名其妙的病痛的牺牲者。他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他多半不了解他们的情况，而一旦他精疲力尽不能完成出差任务，在家又身患重病，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什么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当牺牲品了。代表先生，您不给我一个说法，就不要走，我至少总是有一小部分是对的吧。”　但是就在格里高说头几句话时，代表就转过身子，他努着嘴，肩膀抖动着，回过头来盯着格里高；格里高接着讲下去，代表站在那儿没有一刻的安静，但始终盯着格里高。他非常缓慢地朝门走去，好像冥冥之中他不得不离开这个房间，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到了前房，一个突然的动作之后，他的脚已最后迈出了客厅。可以认为他现在急于要有别的行动了。不过在前房时，他的右手远远地伸向了楼梯那儿，似乎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格里高明白，如果他在公司的职位不会因此遭受特别打击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让代表走掉。父母对此并不十分理解，在长年累月之中，他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即格里高在公司里能自食其力。此外，只知道目前要帮格里高多做解围的工作，以致缺乏先见之明。而格里高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代表可能会留下来，被安抚，被说服，最终被战败。格里高和他家里的前途就有赖于此了！妹妹刚才在这儿，那多好啊，她很聪明，当格里高安静地躺在地上的时候，她还哭过。这个代表，这个女人迷，肯定会被她控制，她可以把大门关了，在前房对他说些吓唬人的话，但妹妹现在不在这里，格里高必须自己应付了。但他并没有想到，他现在根本连行动的能力都没有。他也没有考虑到，他现在说的话，人家根本不可能听懂，或者有可能人家听不懂。他离开门扇，通过出口移动身子，他要朝代表走去。代表微笑着，已经用双手牢牢抓住前厅的栏杆。格里高马上就要落下去，他停了一会，像找什么东西，小声一叫，那许多小腿就落到了地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早晨他才第一次感到身子的舒畅，那许多小腿之下是坚实的地板，格里高注意到小腿们完全顺从地听指挥，落到地板之后甚至正在努力负载他前进，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看到这种情况格里高很愉快，他相信身上的各种病痛终于彻底痊愈了。他的动作缓慢了，他摇晃着身子，在离他母亲不远的地方，正对着他似乎在沉思的母亲，他就躺在这儿。这时他母亲突然伸开手臂，撑开手指跳了起来，并且叫道：“救命呀，我的天哪！救命啊！”她低了头，好像要仔细看看格里高，可与此相反，下意识地倒退了几步。忘记了她背后就是桌子，当她来到他跟前时，她坐下来了。由于分神，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旁边的咖啡壶打翻了，咖啡大量地流到了地毯上。　“母亲，母亲，”格里高轻声地说，向上看着她。他此时此刻忘记了向代表走去，他不能眼看着流着咖啡的壶不管，他用下颔向空处咬着。对此母亲再次喊叫起来并且迅速逃离了桌子，扑向正朝她走来的父亲的怀里，但格里高现在没有顾及他的父母，代表已经到了楼梯，他的下巴搁在栏杆上，正回过头来看最后的一眼，格里高加快步伐，以便尽可能赶上代表。代表已经有所察觉，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他消失了。　“啊！”他还在喊，叫声响彻整个楼房。父亲在此以前，一直还是很冷静的；可惜代表的逃走却使他糊涂了。父亲本人不但不追赶代表，而且还阻止格里高追赶。他左手拿着代表的手杖顺便说一句，代表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曾经坐在单人沙发上，将手杖搁在那里，父亲左手拿着手杖，右手从桌子拿了一张报纸。蹬着脚，扬着手杖和报纸将格里高往他的房间里赶。格里高请求父亲不要这样，但无济于事。父亲也听不懂他的请求，格里高顺从地摇着头，父亲一个劲地蹬脚蹬得更欢；在那边，母亲不顾天气寒冷打开了窗户，将头伸向窗外，用双手捂着脸，在街道和楼房之间有一股过堂风，风将窗帘吹起，桌上的报纸被吹得呼呼作响，有的报纸还吹到地板上。父亲像个野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挤出了嘘嘘之声。格里高虽已能走动，但未训练过后腿，如果他能拐弯，就立刻到了他的房里。但他担心拐弯，要花很多时间，这会使父亲不耐烦。每时每刻父亲都可能用手里的手杖将他往死里打，或者打在背上，或者往头上打。格里高此时终于走投无路，因为使他惊奇的是他后退时连方向都掌握不好，所以他胆怯了。开始不停地从侧面看着他父亲，心里想尽可能快地拐弯，但事实上很慢。也许父亲注意到了他这种可怜的用意，这其间并没有打扰他，而是用他的手杖尖，远远地指挥朝这里朝那里，要是没有父亲的这种不可忍受的嘘嘘之声那该多好啊！脑子一时间不管用了，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拐弯的动作，因为老是听那种嘘嘘之声，他糊里糊涂地又拐回来一段，当他的头终于幸运地处于门口时，发觉身子太宽，根本不可能通过入口，当然，以他父亲目前的心境也决不可能想到打开另外一扇门，让他有一个可行的通道。父亲，原本想到的只是，格里高应该尽可能快地回到他的房间里去。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费心为格里高的需要作些准备，以便他能直立起来，就能直接进入：更多想到的是将格里高在这样吵闹的情况下往前赶，这时格里高背后有一种响声，那不是父亲的声音，这可不是玩笑。格里高加紧行动，——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赶快进入门里，他将身子一侧抬高，斜着通过入口，他的胁下已经受伤，白色的房门留下了脏的痕迹，他马上擦身而过，终于不再能动弹了。一侧的腿在空中抖动，另一侧的腿落在地上疼痛不已，这时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除痛苦的一击，这一击是沉重。他猛烈地一跃，跃进房间很远，父亲还在用手杖敲门，最后一切都沉寂了。　格里高直到黄昏时才从深沉的昏睡中醒来。而且肯定醒来得很迟，他不是受到打扰才醒来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休息得很好，是睡醒的。可他又似乎觉得醒来时他听到了外面浮躁的脚步声和关门的声音，那是一种小心翼翼地关上通向前房的门的声音。他觉得是被这两种声音惊醒的，街上的路灯都是电灯，苍白的光反射到房间的天花板上和家具的顶部。不过格里高所在的下面，那光线还是昏暗的。他慢慢地移动着，用触角试探着朝房门爬去，依旧是那么的不熟练，但他现在认识到这东西的可贵之处。他朝门行进，为的是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身子的左侧似乎有一道长长的，不舒服，绷紧的伤痕，他只好靠着两行腿真正地跛行，一条小腿在上午的事件中受了重伤——那简直是一个奇迹，居然只有一条腿受了伤——这条腿已经毫无生气地在后面拖着。　到了门那儿，他才注意到，本来就有点什么东西引诱着他向门那儿走去，这就是食物的香味。因为那里搁着一个碗，里面是甜牛奶，浮着一片片小白面包，由于高兴，他几乎要笑了，因为他比上午还要饿。所以他马上将头伸向碗中，除眼睛外，都和牛奶碰上了。然而他又很快地撤回来，因为他那尴尬的左侧使他吃饭时很不方便，除非全身气喘嘘嘘地配合——牛奶是他最爱喝的饮料，味道太美了，这肯定是妹妹端进来的，接着，他又认为不是妹妹端的。他几乎是违心地离开了碗，他爬回房间的中央。　在客厅里，像他从门缝中看到的那样，已经点上了煤气灯。要是平常这个时候，父亲总提高了声音给母亲，间或也给妹妹读下午出版的报纸，但现在却没有读报纸的声音。也许这种读报最近变得稀疏起来了。往常妹妹总是要将读报的内容给他叙述一番或记录下来。现在不但没有读报，四周也变得如此寂静，尽管这样，屋子里并不是空荡荡的。“这个家过着多么宁静的生活啊！”他想。当他凝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时，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自豪，他的父母和妹妹在如此漂亮的住宅里过着这样的生活，这都是他为他们创造的。难道现在所有这些宁静、幸福和安乐就要令人吃惊地结束了吗？为了继续这一思路，格里高宁愿活动着自己，他在房间里爬来爬去。　在这漫长的夜晚，一会儿这个边门打开了，一会儿那个边门打开了一条小缝，一会儿又被关上了。或许有人要进来解决问题，但又有顾虑，格里高干脆守候在门口，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想进来而又有顾虑的人拽进来，或者至少要知道他是谁，但是门再也没有被打开。格里高的守候，白费力气，以前，当门要上锁时，所有的人都要进来看望他，而现在他已经打开了一张门，其它的门很明显白天就打开过了。然而没有人进来。钥匙从外面插在锁孔里。　客厅的灯到深夜才熄。很容易判断：父母和妹妹长时间未睡，因为仔细一听就知道，他们三人都是脚尖点地离开客厅的。直到明天早晨肯定再也不会有人来这儿，这样他就有充分的时间不受打扰的考虑，考虑他现在怎么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被迫躺在房间的地板上，这房间高大而且空荡，这使他有些害怕，他也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这是他住了五年之久的房间——他自己的这种变形是潜意识的，由于这种变形，他不好意思地匆忙钻到长沙发下面，尽管他的背受到一种轻微的压迫，头不能抬起来，但他感到很舒服。可惜的是，他的身子太宽，不能充分地舒展。整个晚上他都呆在那里，一部分时间处于半睡眠状态，一种饥饿感总是让他睡不好。一部分时间他处于忧虑和模糊的希望之中，忧虑也好，希望也好，结论都是一样：他目前应该表现得安静。要耐心和充分体谅家里，使得大家都能容忍目前发生的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在他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不愉快是由他引起的，虽然是被迫，终究是他引起的。　格里高得出结论时，也就是他作出决定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几乎还是夜里，机会来了。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验证这个决定的力量，因为妹妹这时正从前房开格里高的房门，她几乎全都穿好衣服，神情紧张地往里看。她没有立刻找到他，及至在长沙发下发现他——上帝！他真是什么地方都可安身，可他不能飞走——妹妹大吃一惊，不能自制，立刻重新从外面关上了门，但似乎有些后悔失态，马上又打开了房门并且走进来，像进入重病人房间或来到生人这里一样，是用脚尖点地走进来的，格里高将头移到刚好沙发的边沿之处观察她。看她是否注意到，牛奶基本未动而且他也并非不饿，看她是否带了新的适合他口味的食物进来，如果不是她亲自带来的，也不提醒她，宁愿饿着。虽然他现在有一种巨大的冲动要从沙发下面钻出来，要跳到他妹妹的脚边，求他发善心弄点吃的东西。他终究没有动弹，不过妹妹立刻很惊奇地注意到，牛奶还是满满一碗，仅仅有少许溢在周围，她马上端起来，但不是直接端起，而是用了一张破纸夹着碗边，把它带出去了。格里高急于知道她会换些什么进来，对此，他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不过他从来未想过，以妹妹的善良真会做些什么。事实上她带来了很多食物供他选择，这些食物摊在一张旧报纸上。有泡菜，晚餐剩下来的排骨，周围摆着白色的肉冻，一些葡萄干、杏仁、一份干酪，两天以前格里高说过干酪不好吃；还有一份干面包，一份抹了黄油的面包，另有一份抹了盐的黄油面包，除了上面这些食物以外她还提供了一碗开水，这或许是规定格里高必须喝的。妹妹非常细心，她知道，格里高不会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的，所以她很快就离开房间并且还将门锁上了，以便他能察觉到，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餐。这时，小腿胡乱抖动，好像要去吃饭了。此外，伤口似乎也全好了，他很惊奇，并且想到一个多月以前他是如何在使用刀子时将手划破了一点点，以及前天他受伤时的疼痛情况。“我现在体贴别人是不是太少些呢？”他想。他最先急于取食的是干酪，贪婪地舔吸着，由于一种满足感，他眼睛里噙着泪水，他啃着干酪，泡菜，嚼着肉冻，相反，他觉得新鲜食物并不好吃，连它们的味道他都不堪忍受，甚至于把这些他原本要吃的食物挪开。他花了很多时间吃完了这餐饭，这时他妹妹将钥匙慢慢地转动，这暗示格里高应该撤席了。他急匆匆地赶快回到沙发下面，懒洋洋地躺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他躺在沙发下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委曲，尽管时间很短。这时妹妹已经在房间里了，因为他吃了很多食物，身子未免略有鼓胀，他躺在沙发下面那低矮的空档之处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他鼓着眼睛看着他那并不知情的妹妹是如何用扫帚将残羹剩饭甚至连格里高还未动过的食物扫到一起，好像这些没有碰过的食物也不能吃了，他看到妹妹是如何将所有这些东西匆匆地抖进桶里，并且用木盖盖好，提出去了。几乎都没有回过身子。这时格里高从沙发下钻出来，他舒展着身子，得意洋洋。　他的妹妹每天就是这样给格里高送饭的，早上送一次，这时父母和女仆尚未起床，第二次是午餐之后，父母这时也要睡一会，这时妹妹有意将女仆支开，当然父母和女仆也不愿意让他挨饿。但他们只是听听妹妹关于他的饮食情况的汇报，而不愿亲自去了解，这或许是他们不忍目睹吧。另外也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妹妹在讲述情况时故意隐瞒了一些令人难受的细节。因为父母心灵上受到的折磨是够多的了。　第一天上午，他们把医生和钳工请来，以后又说了些什么话将他们打发走了。格里高并不知道；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但他们并未想到，包括妹妹也没有料到，他却能够听得懂别人的话，所以每当妹妹进得房来，格里高能听清她不时的唉声叹气和对神明的祷告，妹妹以后对送饭的事慢慢地习惯了一些，——要全部地习惯当然是不可能的——直到妹妹习惯了一些以后，格里高才有时捕捉到片言只语，这些话有时显示一种手足之情，或者具有确定的意义。要是格里高某次把食物吃得精光，她就说：“他今天味口真好，”要是情况相反，她就伤心地说：“又是原封未动。”　不过当格里高从他妹妹的嘴里听不出新的信息来时，他就会偷听隔壁房间里的一些谈话，当然，他只能听到声音，哪个房间一有声音，他就立刻跑到与那个房间相通的房门那里。他的身子紧贴着房门，开始时，没有任何涉及到格里高的谈话。哪怕是秘密的谈话，但是后来在吃饭时他们对此进行了讨论，讨论怎样处理这件事。吃饭前后也有同样的话题，每次讨论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这种磋商持续了两天。没有一个人愿意单独留在家里，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都留在家里，女仆第一天——格里高不了解她对这个突发事件知道些什么，和知道多少——她在第一天就跪在母亲跟前，请求辞工。当一刻钟以后她向主人家告别时，并没有人向她提出什么要求，她自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保证，那就是关于这种事，她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儿。　母亲和妹妹共同烧饭，然而并不怎么费事，因为大家几乎不大吃什么。格里高老是听说，这个叫那个吃饭，回答没有别的，只是：“谢谢，我不饿”或是类似这样的回话。妹妹经常问父亲是否喝点啤酒，并且真心诚意地起身取酒，当父亲沉默时，她便劝他喝一点儿，她可能请女管家去取；接着父亲大声说不要，然后客厅才归于寂静。　发事的当天，父亲就向母女讲述家庭财产情况和她们的前途问题，他不时从桌旁起身，从他的钱箱里取出单据和记事本，五年以年父亲的公司曾濒临崩溃，这个钱箱就解救过当时的危机，格里高听到父亲的开箱手续是如何的复杂，在取出东西后又锁上了。父亲讲述家庭财政情况，格里高在房间里听到的那部分是最令人高兴的，他认为，父亲从那个公司里得到的并不少，至少父亲没有说到相反的情况，格里高当然也没有问他，以前他考虑的只是尽力让全家忘记那次商业上的失败，那次失败破灭了全家的希望；于是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从一个小伙计升到公司的外勤，外勤当然有其它赚钱的门道，此外，他工作上的努力使回扣变成了现金，这些现金摆在桌子上使全家感到惊奇和幸福，那曾经是家庭中辉煌的时代。虽然格里高以后赚了许多钱以供全家的开销，但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辉煌。家里人和格里高取钱的时候，都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这已经成了习惯，他很乐意供家里花钱，但不再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只有妹妹和他的关系贴近，他妹妹和他不一样，很喜欢音乐，而且小提琴拉得很动人。格里高有个秘密计划，到下一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付出代价从这年开始，钱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赚回来的，从下一年开始，他要将他妹妹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格里高在城里作短暂停留时，曾经常向他妹妹提起音乐学院，但总认为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要实现这个美梦是不可想象的事；父母则毫无兴趣，连听都不想听这种无稽之谈。但格里高已经想好了，准备在圣诞节那天郑重宣布这件事情。　当他竖着粘在门上偷听的时候，这些在目前情况下，毫无用处的思想涌进了他的脑海。有时候，由于太累，他的头不小心磕在了门上，他立刻重新粘紧门扇。因为他引起的任何微小的响动，都可被门外面的人听到，使大家归于沉默。　“他又在干什么哪？”响过之后不久，他父亲说，并且转动身子对着房门，然后继续他们中断了的谈话。　格里高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情况——因为父亲在叙述中习惯于经常重复他说的话，一来父亲自己长期来并未亲自经手家庭经济收支，二来母亲开始总是听不懂，要提问——父亲再说一次，就重复了。但格里高终于知道，尽管家里发生过各种不幸，以前挣得的少量财产依然还保留住了。这笔财产可以在此期间按规定生出不少的利息，此外，格里高每月除给自己留少许钱外，其它所得都交给了家里，这一部分钱家里并没有全部用完。格里高粘在门背后赶紧点头，很高兴家里能如此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本来他可以用这些多余的钱来还父亲对上司的欠债，他被辞退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但现在看来，如同父亲安排的那样，毫无疑问，情况会美妙一些。　靠钱生利息养家，家里目前这些钱肯定是不够的，这些钱也许能维持家里一年，顶多两年，再多就不行了。这笔钱是不能动用的，要存着以备不时之需，如要应付日常开销，就必须去赚钱。父亲身体虽然还好，但已经老了，何况又是五年没有工作了；他的信心不是很大，他一生劳碌，却并没有什么成绩，这五年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长期休假。五年之中他胖子，也变得相当的磨蹭。老母亲也许可以赚钱吧？她可是患哮喘病，在家里走一圈都觉得累，每隔一天，在开着窗户的情况下，她坐在沙发上也觉得呼吸困难；妹妹可以赚钱吧？她还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她如今的生活还真是老天赐给她的呢，想穿得漂亮一点，睡个懒觉，经济上作个帮手，参加一些简朴的娱乐活动，特别是拉拉小提琴，这些构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她这样一个人能赚钱吗？一想到赚钱的必要性，格里高就离开了门，扑到门旁边的皮沙发上，因为他由于羞愧、伤心而浑身发热。　他通宵躺在那里，一刻也睡不着。在皮沙发上蹭来蹭去，长达几小时。或者他不惜花出艰辛的劳动将单人沙发推到窗口，他爬上窗墙，以沙发为支撑，倚着窗口浸沉于回忆。他想到解脱，这，他前些时候以来就获得了。他望着窗外，事实上他看近处的东西也总是不清晰，对面的医院，以前他经常很讨厌看到它，如今也看不清了。要不是他明确无误地知道他是住在安静的，颇有城市气息的夏洛特大街的话，他会以为这是荒郊野外，在这里，天是灰色的，地是灰色的，天地连成一片，灰蒙蒙的，天地之间毫无区别。有两次，他妹妹已经发觉到了，沙发移到了窗口，当她第二次打扫房间以后，发现沙发不仅移到了窗口，甚至连窗户也打开了。　要是格里高与妹妹谈谈话，那该多好啊！他会感谢妹妹为他所做的一切，会更加迁就妹妹服务中不周之处。现在他正为此而苦恼。妹妹当然想尽可能地抹去整个事件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痛苦果然是淡化了。她进来为格里高服务已经稀罕得使人惊奇，她几乎难得进来。她急匆匆地跑去关门，生怕别人看到了格里高的房间。她迳直走到窗前很快地把窗户打开，好像生怕窒息似的。虽然天气还很寒冷，她站在窗口好一会，进行深呼吸。她这些动作弄得房间很不安宁，她以这种方式使格里高每天受惊两次，在这两次的全部时间里，他就俯伏在沙发下发抖。格里高很清楚，在他所处的房间里，关上窗户，如果能使妹妹逗留在这里，妹妹就会谅解他。　格里高变成大跳蚤，已经一个月了。妹妹对他的外形已不再惊奇，有一回她来得比平常早一些，这时，格里高站立起来了，正朝窗外看，那样子相当可怕，妹妹一进来就看到了这可怕的样子，况且他的位置，挡住了她立刻开窗的动作，这是格里高始料不及的，但这时她不但不进来，而且退了出去，还锁上了门。外人可能以为，格里高要伏击他妹妹，要咬她。格里高当然立刻躲到沙发下面，但他等到中午，他妹妹还没有进来，她好像比往常不安一些，他知道，她还是看不惯他的外形，以后也看不惯，如果她看到他的一部分，哪怕是在沙发上拱起的那一部分，而不致于逃开，也要作很大的克制。为了不让她看到他的身子，有一天他只得仰天睡着，——这样翻一个身，他需要四个小时——他将一块麻布挡住沙发下的空隙，这样他便全身都被掩盖起来了，而且他妹妹即使弯着腰也看不见。如果按照妹妹的意见，这块麻布没有必要吊在那里，那她便会取掉，须知，格里高的这种自我隔离并不是一种消遣活动。然而情况很清楚，她并没有去动那块麻布，这时格里高投去了感谢的眼光。他小心翼翼地将头略微碰开了一下麻布以便观察妹妹对格里高的新设施是怎样的态度。　当格里高的外形发生变化两周的时候，父母依旧不忍去他那里。他经常仔细地窃听他们对妹妹的工作是否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他们却常常对妹妹发脾气，说她是个没用的女孩，不过当妹妹在格里高房子里进行清扫，并且好久不出来时，他们，父亲和母亲就等在门外，而且妹妹出来后要详细向他们汇报，房间里是什么样子，格里高吃的什么东西，他这次表现如何，是否好些了。母亲还要立刻去见格里高，但父亲和妹妹说服了她，这一点，格里高听得很清楚并且同意他们的意见。母亲可是要进去，她说：“让我去见格里高吧，他是我不幸的孩子！我要去他那里，你们怎么不理解我呢？”然后格里高想道：如果母亲进来，也好！当然不是每天，而是一周进来一次，她毕竟比妹妹要懂得多。妹妹虽然有勇气，但到底是个孩子，她只能以孩子的粗疏来对待这一沉重的工作。　格里高要见母亲的愿望很快实现了。考虑到对父母的影响，他白天不再到窗口露面，在那个几平方米的地板上也不再爬来爬去，可晚上很难安静地躺着。饮食不再使他感到一丁点儿愉快。晚上，他只得爬来爬去，在墙上，天花板上到处爬行，把这当作一种消遣，一种习惯。他特别喜欢挂在天花板上，那和躺在地板上完全不一样，呼吸自由，可以轻微地摇晃头部，这几乎是一种幸福的消遣。格里高居高临下，正在感到幸福的时候，“砰”的一声掉到地板上来了，当然这种重力现象比起前些日子加之于他身上的暴力大不一样，虽然天花板距离地面很远，也没有受伤，妹妹很快发现了格里高自个儿发明的这种新的消遣方式。——他在爬行时一路上还留下了粘液的痕迹——这些，妹妹就记在心里。她要尽量扩大格里高的爬行面积，要把挡路的家具搬掉，首先要把那口箱子和写字台搬掉，但她一个人单独完成不了这些活，她又不敢请父亲帮忙，女仆肯定不会帮忙。以前那个厨娘不干了，而这个十六岁的姑娘还是勇敢地留下来了，但她要求平常总是锁着厨房，只有特别召唤才打开。有时候父亲不在，妹妹无可奈何只有呼叫求母亲了。这一次，妹妹也只好叫母亲了。随着妹妹的那种使人愉快的呼叫，母亲静静地来到了格里高的房门前，首先当然是问妹妹。看房间里是否正常，这时妹妹才请她进来，格里高这时急急忙忙地将麻布往下拉，并且拉出更多的折叠来，但外表上看起来完全像是随便扔在沙发上的一样，格里高这次停止了在麻布下面的窥探工作，他也放弃了利用这次机会看看母亲。他很高兴，母亲到底来了。　“你过来，现在看不到他，”妹妹说。明显的是拉着母亲的手领她进来的。格里高在听着，这两个没有力气的女人怎样将这样沉重的箱子挪动。妹妹又怎样不听母亲的话，而承担这工作的大部分力气活，母亲担心她完成不了。事实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概干了十五分钟，母亲说，这柜子最好不要动，因为第一，它太重了，父亲回来前还完成不了，箱子挪到中间还挡住了格里高的每条通道；第二，很难肯定格里高就喜欢挪动家具。她们的看法似乎不一致。格里高一看到空荡荡的墙壁就揪心得很。为什么格里高觉得不要挪动家具呢？因为他长期以来就习惯了房间的摆设，若移出家具，就有一种寂寞的感觉。母亲很轻地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母亲对妹妹几乎是咬着耳朵说的。　母亲并不知道格里高藏在什么地方，母亲虽相信他听不懂她的话，但为避免格里高听出她的声音来，所以她悄悄地说。“我们一挪动家具，好像表明我们放弃了对格里高病情好转的希望，我们是在任其自流，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家具，我们最好还是维持原状，以便格里高再回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房间里依旧是原样，他就能更容易地忘记这段经历。”　听了母亲的话，格里高认识到，就在这两个月里，就是家里这样单调的生活，由于缺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他的理解力也有点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不能说明他是否曾经严肃地想过将房间挪空，但他的房间是温暖的，继承下来的家具将这里布置得很舒服。如果他真有兴趣将这房间变成洞穴，在洞穴里他虽然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爬来爬去，但同时这不意味着他将迅速地全部地忘却他作为人的过去的生活了吗？好久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了，母亲的话使他清醒了，什么都不要挪动，一切保持原样，他不能缺少家具对他所起的良好作用，家具的存在并不阻碍他无意识地爬行，而且是有益的。　可惜妹妹持相反的意见，每当谈到格里高事件时，妹妹已经习惯于以一种特殊身份，以一种内行的身份，反对父母的意见。当然，从妹妹来说也不无道理。她原来自个儿想出来的，要搬走箱子和写字台，后来又发展到搬走除了不可缺少的沙发以外的所有家具。母亲对于不需挪动家具的理由其实很充分，但妹妹却不同意母亲的看法，这当然不仅仅是妹妹的一种孩子似的固执，这种固执，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说，是出人意料的。她反对母亲的意见还出自于一种自信，这种自信，难能可贵。它使妹妹确定了必须搬出家具，事实上她也看出了，格里高需要大面积的地方爬行，相反，这些家具，只要人们看到这个情况，这些家具就毫无用处。另外，她这种年龄的姑娘经常头脑发热，这种发热，这种冲动，一有机会就要寻求满足，妹妹格蕾特就受这种冲动的支配，要把格里高的房间弄得更加引人惊奇，为的是替他作比以前更多的事情，在这个房间里格里高单独自行统治了各面墙壁，那么，除了格蕾特以外，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进来了。　妹妹不想因为母亲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母亲在这房间感到不安而犹豫不决，很快就不作声了，帮妹妹将箱子挪出去，格里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只得让她们搬走，不过写字台还在，这两个女人伏在箱子上气喘嘘嘘的，然后很艰难地搬走了箱子。当格里高将头从沙发下向外探出一点点来，以便看看他怎样能小心谨慎地干预此事。但是不幸，这时他母亲刚好回到房子里来了，而格蕾特正在隔壁房间抱着箱子，一个人将它左右摇晃，当然也无济于事。格里高看母亲进来了，担心她看不惯儿子的外表，这可能使她弄出病来，所以，格里高赶紧惊恐地缩回来，撤到沙发的另一端。这时沙发自然略有动静，这足以引起母亲的注意。她愣住了，沉默地站了一会，然后跑回格蕾特那儿去了。　尽管格里高一再想到不会发生什么特殊事情，只不过搬开家具罢了，然而他不得不很快地承认，这次家具大搬动对他来说，有如一次大骚动。两个女人走来走去，她们小声的叫喊，家具在地板上的摩擦声，他的头和腿缩成一团，整个身子压在地板上，无可否认，他不会支持多久。她们替他腾空房间，搬走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例如里面放着锯子和其它工具的箱子搬走了，现在正松动已牢固嵌入了地板的写字台，在这个写字台上，他作为商学院的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在这里写过作业——格里高现在真是不再有时间验证母女俩的良苦用心了，他已忘记了她们的存在，她们精疲力倦，正在默默地劳动，只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母女俩正在隔壁房间里靠着写字台休息，他冒出来，四次变换方向，他这时真不知道首先要怎样应急，这时他看到挂在空荡荡墙壁上那个显眼的像框，里面嵌的是穿着皮装的一位夫人像。他匆忙爬到像框上将自己压在玻璃板上，扣得紧紧的，使他温暖的腹部感到舒服，这个像框现在完全可以掩盖他，肯定不会被人拿走，他把头部转向房门以便等母女们回来时好进行观察。　她们没有休息多久，又回来了，格蕾特用手臂挽着母亲的腰，几乎是扶着她。“我们现在还拿什么呢？”格蕾特说，并且环视周围。这时母女俩的目光和格里高的目光碰到一起了。也许仅仅是由于母亲现在劳累，妹妹保持了克制，她低下了脸，向着母亲，为了打破僵局，她毫不犹豫并且声音颤抖地说：“我们最好还是回客厅去吧？”　格蕾特的意图，格里高很清楚，她怕母亲受不了，先将母亲送回客厅，然后将他赶下墙壁。她终归是要这样干的！他坐在像框上，不让取走它，他真想蹦到格蕾特的脸上。妹妹的话开始还给了母亲相当的安慰，母亲向旁边走去，看见了印有花枝图案的墙纸上有一团棕色的东西，她以为那就是格里高，她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大叫一声，那是一种沙哑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啊上帝！啊上帝！”她伸开双臂，把一切东西扔到沙发上，她倒下了，不动弹了。“你这个格里高！”妹妹带着焦急的眼光高举拳头，自从格里高变形以来，这是妹妹直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她跑到隔壁房间去取急救药，这种药可以使母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格里高也想帮忙。——拯救画像以后还来得及——他原来牢牢地粘在玻璃上，他用劲脱离了它。接着跑到隔壁房间里，如同以前一样，好像要给妹妹什么指点。他就站在妹妹身后，格蕾特正在各种各样的瓶子中寻找，当她转过身来时，大吃一惊；一个瓶子掉到地上，打碎了，碎片伤了格里高的脸，一种腐蚀的药溅了他一身。格蕾特没有停留，拿了一切能拿的小药瓶，带到母亲那里去，用脚把门一蹬，门关上了。格里高等于被母亲关在房间里了。由于他的原因，说不定母亲快要死去，他打不开门，他也不想去追赶必须留在母亲那里的妹妹。他现在除了等待以外，无事可做。由于内疚和忧虑，他开始爬行，到处爬行，墙上，家具上和天花板上。当他觉得整个房间在他周围旋转时，他在疑虑中终于掉到了大桌子中央。　过了一会，格里高疲倦地躺在那里，周围是一片寂静，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征兆。门铃响了，厨娘当然窝在厨房里，所以妹妹必须去开门。父亲回来了。“出了什么事？”这是父亲的第一句话，父亲也许从格蕾特的脸上知道了一切。格蕾特回答的声音很低沉，显然，她的脸扑到父亲的胸口上了。“母亲昏倒了，不过现在已经好些了，格里高很特别。”“我早就料到了，”父亲说，“我一直给你们讲，但你们母女都不听。”格里高很明白，格蕾特过于简略的汇报捅了乱子。父亲以为格里高使用了暴力，犯了错误。所以格里高想向父亲解释并安慰他，但他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作这种解释，所以他逃到房门那儿并且粘在那儿，这样他父亲从前房进来时就会明白，格里高只想回自己的房间去，并无恶意，也不需要撵他出去，只要将门打开，他就会立刻消失。　可父亲没有心情注意这些细节，他进来时立刻叫了一声，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他马上要发作了，是喜是怒难以捉摸。格里高将头从门那儿转回来，朝着父亲站了起来，没有向父亲解释他为什么现在站在这儿，格里高没有考虑在别的房间怎样爬行，如今他要慎重对付已经变化的情况，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原来的父亲吗？平常，格里高早晨出门办事，父亲还是疲倦地裹在床上，晚上他回来时，父亲已穿着睡衣坐在带靠背的沙发上和他打招呼，父亲几乎不能站起来，他把手臂举起来就是表示高兴。格里高，父亲和母亲在一年的某几个星期天或节日里难得三人出去散步，父亲总是走在中间，大家都走得慢，但父亲总是要更慢一些，而且总是将自己裹在一件旧大衣里，支着一根手杖，小心翼翼地前进。如果他要说什么话，他得站着，将他的陪同人员召集起来。眼前的父亲还是这个样吗？他现在站得相当的直，穿着平整的、带金链扣的蓝色制服，像商业学校的侍者穿的衣服一样。衣服的领子高而且硬，上面露出一个有力的夹下巴。浓密的眉毛下一双黑色的眼睛射出神采奕奕的光辉，他的零乱的白发向下梳理，梳得十分精细而且光亮生辉。沙发离他较远，他把帽子扔到沙发上，帽子飞越房间呈抛物线。他的帽子上绣有金线交织的字母，这也是一个银行制作的。这时父亲把长制服的下摆往后一掀，两手插在裤兜里，脸色阴沉，朝格里高走来，他也许甚至不知道要干什么。他终于不同寻常地跷起了双脚，他的靴底很大，这使格里高感到惊奇，但他没有停留，他深知，自从他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起，父亲对他总是最为严厉，并且把这看成是理所应当的。父亲一会儿停着，一会儿急步向前，一会儿又不动弹，格里高总是逃着，就这样，父子两个在房间里兜圈子，但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也没有因为他的速度很慢而出现追赶的情况，所以格里高暂时就停留在地板上。有时候，他担心由于父亲的狠毒会挡住他逃往墙上、逃往天花板上，格里高心里想，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也支持不了多久。因为父亲每走一步，他的腿就得运动无数次。像以前一样，格里高对于自己的肺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很明显，他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了。他摇摇晃晃，集中力量准备急步爬行，这时他几乎没有打开眼睛，思绪迟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除了急步爬行逃跑外还有什么自救的办法。他几乎忘记了墙壁是广阔的天地，当然，这里的家具都配有许多精细雕刻的尖利的边角——这时飞过来一个什么东西，刚好经过身边，轻轻地滚了几滚，滚到他跟前，那是苹果；紧跟着，第二个苹果向他飞来，格里高由于惊呆了，他站着不动，继续逃跑已经没有用处了。因为父亲已经决定轰击他。父亲从餐具柜上的水果盆子里取满了一袋子苹果，他并不计较准确与否，只是向格里高一个一个地扔苹果，这些红色的小苹果像带了电一样在地上互相滚到一起，又互相撞击开来，一个扔得较轻的苹果擦着了格里高的背，但没有伤着他。紧接着而来的一个则打中了他的背，格里高要继续爬着前进，好像由于地点的更换，这种令人惊奇的、不可置信的痛苦可以消失，然而他脑子完全糊涂了，感到像钉在地板上一样，他躺下了。在躺下以前，他仅仅看了最后一眼，母亲抢在叫喊的妹妹之前出现了。她穿着衬衫，因为她在昏迷中，妹妹给她解开了衣服，以便呼吸畅通一些。母亲朝父亲跪下。母亲的裙子本来是向上卷着的，她跑着的时候一束一束地掉到地上，挡着路，她就这样跌跌撞撞踩着裙子奔向父亲，抱着他，抱得那么紧——但以格里高的视力，看不到这幅情景。她的双手抱着父亲的后脑，求他饶儿子一命。　格里高得这种严重的变形病已经一个多月了——苹果依旧还在地上，因为谁也不敢去取走。苹果搁在那里作为一种虐待的纪念——这似乎使父亲自己想起，尽管格里高目前变成这个可怜讨厌的样子，但还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可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他。应该对他尽家庭的义务。家里应该吞食这个苦果，应该容忍，除了容忍，不能有别的。　虽然由于格里高受伤，也许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像一个伤残人一样，横穿房间暂时需要好几分钟——往高处爬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按照他的看法，他也得了一种足够的补偿，靠近晚上时，客厅的门被打开了，他已经习惯于进行敏锐的观察，可长达一二个小时。这时他躺在黑暗中，从客厅往外看，看不清楚，他就躺在他的黑暗的房间里观察，而全家则坐在桌子旁边，全都处于灯光之下，他可以看着他们并听他们的谈话，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家里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是听之任之。　当然，往日的谈笑风生没有了，这使他有点神往的想起了以前出差在外的情况，他住在小旅馆房间里，劳累不堪，一头扑向潮湿的被褥。客厅里现在变得非常的安静，晚餐后父亲坐在单人沙发上很快睡着了，母女俩相约保持安静。在灯光下母亲向前弯着腰，继续缝制模特公司的高级内衣；妹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当售货员的工作，晚上正学速记和法文，以便能谋得一个更好的职位。有时候，父亲醒来了，好像他根本不知道他睡着了，他对母亲说：“你今天又缝制了多久？”然后他又立刻入睡了。而母亲和妹妹则相视而笑，可她们显得疲倦。　父亲在家里也穿着他那一套侍者制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顽固，他的睡衣挂在衣钩上毫无用处。他穿得整整齐齐，靠在沙发里假寐。好像随时都在准备着对付差使，等待上司的吩咐；这样一来，他的制服也就很快失去了开始时的鲜艳，虽然母亲和妹妹精心洗涤也无济于事。格里高经常整个晚上看着他父亲那件越来越肮脏的衣服，不过那制服上的镀金钮扣由于经常的擦拭倒显得光辉夺目，这位老人就是穿着这种极不舒服的衣服，安详地睡觉。很快就十点钟了，母亲小声地给父亲说着什么，想把他弄醒，说服他到床上去，因为这里睡不好，他明早六点就得上班，睡个好觉对父亲来说是必要的。但父亲很固执，这是他当侍者以来养成的脾气，他坚持还要在桌子旁边睡一会，尽管他入睡是很有规律的，但要他从沙发上移到床上去得费很大的劲。这时母亲和妹妹想小声劝说他挪窝，一刻钟过去了，他还是慢慢地摇着头，闭着眼睛，不起来。母亲拽着他的袖口，在他耳朵上说了些柔声细语。妹妹也离开了作业本帮母亲的忙，但这对父亲来说都不起作用，他在沙发里睡得更熟了。直到母女两个抓住他的腋下，他才睁开眼睛，一会儿看着妹妹，然后说，“这是一种生活，是我的晚年的安静。”在两个妇女的扶持下，他很费事地起来了，好像他本身具有重量，他由两个妇女引他到房门，在这里向她们表示：自己走。他就这样自行继续前进，妹妹急忙放下钢笔，母亲也将手中的缝纫机具放下，紧跟着在父亲后面，准备继续帮助他。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忙于工作，非常劳累的家庭里，除非绝对必要，谁有时间来关心格里高呢？家庭开支日益紧缩，厨娘已经开销掉了，一个高大的，骨瘦嶙峋的老女佣满头白发，在早晚最忙的时候各来一次。母亲除了缝纫工作外，包揽了其它所有的家务事。甚至连母亲和妹妹以前只在重大活动和节假日才戴的各种各样的首饰也都卖掉了，这是格里高在母女俩平常谈话提到首饰价钱时听到的。不过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不能搬家，这套房子就目前情况而言是太大了，现在不能搬家是由于没有找到怎样迁居格里高的办法。但格里高看得清楚，这不仅仅牵涉到他，迁居格里高的困难并不能阻拦搬家的事，因为可以为格里高找一个合适的箱子，上面钻几个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运输了。阻碍家里更换房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彻底绝望。他们认为在家里的亲戚和熟人圈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遭受到如此重大的不幸。基于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想搬家。世界对于穷人所要求的，他们都照办了，做到了极限。父亲和银行小职员共进早餐，母亲作出牺牲为外人作内衣，妹妹依照顾客的吩咐在柜台内忙来忙去。　但家庭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格里高只觉得背上的伤口又痛开了。当母女俩送父亲上床后返回时，她们就不干活了，坐到一起，相互对视。现在母亲指着格里高的房间说：“格蕾特，把那儿的门关了。”格里高又在黑暗之中，而旁边的母女俩却泪水交流，或者流干了眼泪互相凝视。　格里高白天和晚上都睡不着，有时候他想在下次开门时他要对家中事务像以前一样重新负起责来，他的这种思想，经过一段长时间后，又出现了。老板，公司代表、店员、学徒以及好些反应迟钝的仆役，他还想起了其它公司两三个朋友以及省里一个旅馆的同居女友。他还有一种美好的浮光掠影的回忆：就是那个鞋帽公司的女出纳，他曾经严肃地向她求过婚，但太迟了——所以这一切都和陌生人或者忘记了的人搅到一起了，这些回忆帮不了他，也帮不了他的家，毫无意义，如果自己消失掉了，他才真是高兴。接着，他又没有关心家庭的心情了。他感到愤怒，家里给他的给养太差了。虽然不能想象自己的胃口如何，但他有一个计划，就是怎样进入餐室，即令不饿，无论如何要去那里找点合适的东西吃，不要想象人家可能帮什么大忙。妹妹早上和中午去公司上班之前，总是用脚将一些随便什么样的食物，踢进格里高的房间，不管格里高喜欢不喜欢吃——大多数情况是原封未动——晚上妹妹将扫帚一摇，这些食物全部扫地出门。房间的清扫工作总是在晚上进行，但不再是很快就完了。这里一堆尘土，那里一堆废物，沿着墙壁留下的肮脏的线条。妹妹进到房间时，格里高爬入专门画好了的墙角，为了是通过这个位置使妹妹有内疚的感觉。他也许躺在那里一周之久，妹妹也不会给他打扫，她和他一样也看到了那些脏东西，但她下决心要撵走他。妹妹有一种新的感觉，即打扫格里高的房间，只是她的工作，全家也有这种看法。有一次，母亲对这个房间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她用了好几桶水才扫干净——房间里的潮气影响了格里高的健康，他宽展着自己，痛苦地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这次扫除使母亲自己也受到了惩罚，还没有到晚上，妹妹已经注意到格里高房间的变化，她好像受到严重的伤害，不顾母亲举起手来恳求她不要这样，她还是冲到了客厅，气得发抖地哭了起来。在沙发里的父亲当然大吃一惊，先是一惊，其后也无可奈何地看着，等他们回过神来，母亲右边的父亲就责怪母亲，没有让妹妹自己去打扫房间，左边的人则对妹妹大声叫喊，今后不准妹妹打扫那间房间。父亲由于激动而不知所措。母亲便拖他去卧室。妹妹正抽泣着。格里高在里面则出于愤怒发出丝丝的响声。谁也没想到关门，让他看到了这场家中的风波。　妹妹工作劳累不堪，但还和以前一样侍候格里高，尽管很不耐烦。母亲再没有代妹妹进过格里高的房间，然而他却并未受到忽视。因为老女佣，这个在长期生活中得力于身子骨硬朗的寡妇已经承担了这头痛的工作。她毫无任何好奇心，有时偶尔打开格里高的房门，她一看到格里高就吃惊地将双手交叉搁在小腹上，站着不动。格里高被生人看见也大吃一惊，虽然没有人赶他，自己却开始这里那里胡跑，自此以后她总是在早晨或晚上将门打开一点，看看格里高，她一直这样做，从未耽误。开始她也叫他过来，并且说上一句她认为是表示亲切的话，如：“过来一下，蜣螂！”要末就是：“看看这个老蜣螂！”对于这样一种招呼，格里高总是不予回答，而是不动地停留在原地，好像这房门压根儿没有开过。她没有任意打扰他，而是每天打扫他的房间！有一次大清早，外面下着滂沱大雨，也许这是春天到来的信息，雨打在玻璃窗上，这时这个女佣又开始了她认为亲切的称呼。格里高很愤怒，他慢慢地，步履蹒跚地转向女佣，这是一种攻击的姿态，但女佣并不害怕，仅仅举起了在门旁放着的一把椅子张大嘴巴站在那里，好像她手里的椅子砸在格里高的背上时嘴才闭上去。当格里高又拐弯时，她说：“啊！不再过来了吗？”说着将椅子静静地放回墙角。　格里高现在几乎什么也不吃，只有当他偶尔经过食物旁边时，他才好玩似的尝那么一口，含在嘴里达一小时之久，然后大部分又吐出来。开始他觉得这是他的房间的现状的悲哀，这使他吃不下，但是随着房间发生的变化，他又很快释然了。他们已习惯于将人家不吃的食物搁进来。这类东西多得很。因为家里已将一间房间租给了三个人，这房间的第一批房客。——有一次格里高从门缝中看到，三个都是络腮胡子——他们很讲究整洁。因为他们租了一间房间，不但在他们的房间里，在全家，特别是在灶房里都被他们占满了。他们不能忍受垃圾和废物。此外，他们还带来一些自己的家什，由于这些原因，就出现了许多剩余的东西，既没有人要，又不愿意扔掉。所有这些东西都移到格里高房间里，而且厨房里的炉灰箱，废物箱也搬到这里来了。凡是现在不用的东西，女佣总是很快地一古脑儿挪到格里高的房间里。格里高总是有幸看到这些废物和女佣那只挡着他的手，女佣可能想以后有时间或机会，便将这些东西取走，或者总的一回清理出去。但这些东西从第一次挪进来以后，始终原封未动。开始他被迫地放弃在这些废物之间的空地上爬行，要爬行，没有这些空间是不行的；后来由于消遣的需要他就在这些空地上漫游，之后又劳累不堪并且感到伤心，只好不动弹了。一休息就是几小时。因为房客有时在客厅里用晚餐，所以客厅通向格里高的门往往是关着的。不过格里高也不在乎这张门开或不开。有时候，门是开着的，他也不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观察，而是躲在最黑暗的角落，家里人对此自然没有注意到。有一次女佣将这张门打开了一点，当房客晚上进入客厅，把灯点着时，门仍是开着的。他们高高地坐在桌子旁边，这在以前是父亲、母亲和妹妹坐的地方。房客们展开餐巾，手上拿着刀叉。门里立刻出现了母亲，她端着一碗肉，紧跟着的是妹妹，她端着一碗土豆，土豆切成片，叠了许多层，叠得很高。这些菜肴热气腾腾，房客们弯着身子察看端到他们跟前的菜，像是看看到底是什么内容。实际上坐在中间的那个房客还用刀子割了一块，似乎向其他两人显示自己是内行。他要确定肉煮烂了没有，是否还要送到厨房里加工，他满意了，母亲和妹妹紧张地对视之后，开始松了一口气，笑了。家里人在厨房里用餐。父亲回来了，他在进入厨房之前，摘下帽子，先到客厅向房客们作了一个优美的弯腰姿势，表示致意，并绕桌一周，房客们全体起立。长满胡子的嘴，喃喃而语。父亲走了，他们都默默地吃着。使格里高惊奇的是在各种吃饭的声音里最突出的是嘴嚼声，他们好像在向格里高显示，若要吃饭，就得有牙齿，只有漂亮无牙的下颌什么也吃不成。“我想吃东西，”格里高满怀忧愁地想，“但不想吃这些东西，要像房客们吃的那样。我要死了！”　恰恰在这个晚上。——格里高没有回忆，在整个晚上听到了演奏小提琴的音乐——这音乐来自厨房，房客们吃完了晚饭，那个中等个儿的房客拿出了报纸。他给另外两个房客每人一张，他们正在靠着椅背看报，并且抽着烟。当小提琴开始演奏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他们站起来，用脚尖着地走向前房门，他们挤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听厨房里传来的音乐。父亲在叫喊：“拉提琴会不会影响先生们的休息？不拉了吧！”“相反，”那个中等个儿的人说，“可不可以请这位小姐到我们这儿来，在房间里演奏不是更舒适更愉快吗？”　“啊！好的，”父亲叫道，好像他本人就是小提琴的演奏者。房客们退到房间里等候。很快，父亲拿着乐谱架，母亲拿着乐谱，妹妹抱着小提琴，他们一起出来了。妹妹静静作好演奏的一切准备。父母，以前从未将房间出租过，为了表示客气，也不敢坐在沙发上。父亲靠着门，右手插在制服的两个钮扣之间，一个房客递给母亲一把椅子，母亲把椅子搁在房客偶尔搁过的地方，那是在边边上，一个角落里，她坐下来了。　妹妹开始演奏，父亲和母亲从两旁注意她的手的动作，格里高受琴声的吸引，也敢于冒进了，他的头已经出现在客厅里。　最近他很少顾及会不会被别人看见，关于这一点，他已经无所谓了。以前他对此很注意，并且为此而骄傲；其实，现在他更应该躲起来。因为他房间里到处都是尘土，小小的动作也招来满身的脏物。粘液、头发和剩饭盖满了他的背，沾满了他的周身，他以前，白天的时候，好几次在地毯上仰面朝天也很胆怯，如今他满身脏物，还在客厅干净的地板上活动，他也太无所顾忌了。　自然也无人注意他，家里人完全忙于小提琴的事，房客们则相反，他们开始将双手插进裤子口袋，从后面靠近乐谱架，以便能看清乐谱，他们注意到肯定有什么东西干扰了妹妹，他们立刻小声议论，低着头回顾窗口，他们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房客们停在窗户那里，果然出现了清楚不过的场面：好像他们是在假设听一场优美的、轻音乐似的小提琴独奏，可是很失望，他们显得听够了的样子，只是出于礼节，在默默地忍受着，他们抽着烟，烟雾从他们鼻孔里冒出来，他们将烟雾朝上空吹去。表现了极其的不耐烦，似乎要求停止演奏。但事实上妹妹演得多出色啊。她的脸向旁边低去，伤心地、考证似地看着乐谱。格里高又向前爬了一段，将头和地板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以便和房客们的眼光相遇。他想，他要是一个甲虫，音乐能如此感到他吗？他好像觉得再往前爬就是朝看见了的、但不认识的食物那儿爬去。他决定向他妹妹那儿爬去，在他妹妹的裙子上拉扯，暗示她应该回到他的房间里去，因为她不值得替他们演奏，这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感谢这种演奏，他不会让她再走出他的房间，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让她再走出他的房间。他的令人可怕的外形第一次发挥了作用，他要出现在他房间的各个门边并且向不满意小提琴演奏的房客们发出怒吼。　妹妹不是被迫地，而是自愿地留在他格里高身边，她会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倾听他的意见，他也愿意向她提供自己的看法，他就曾经毫不动摇地要送他妹妹上音乐学院深造。要不是发生这种倒霉的事，他肯定在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了吗？向大家宣布他的决定，而不考虑任何反对的意见。宣布以后，妹妹一定激动得泪流满面。我要站起来吻她的脖子，她自从到公司工作以来，脖子上既无衣领，也无饰带。　“萨姆莎先生，”中等个儿的房客对父亲喊道，不多说一句话，用食指指向正在慢慢爬行的格里高，小提琴沉默了。中等个儿的房客先是摇着头看着他的朋友们，然后又向格里高看去，父亲觉得目前急需要做的事不是赶走格里高，而是先安抚房客。尽管如此，和讨论小提琴的演奏相比，房客们并不更急于讨论格里高的出现，父亲急匆匆向房客们走去，张开双臂想把房客挤回他们的房间，而同时又以他的头部的动作将房客们的视线引向格里高，这样一来房客们便有点儿生气了。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有一个像格里高这样的邻居，他们是为此而生气呢，还是因为父亲态度不好而生气呢？弄不明白，他们要求父亲解释，举起手臂，不安地捋捋他们的胡须，慢慢地退向他们的房间，妹妹由于突然中断了小提琴的演奏而神思恍惚，她的那漫不经心悬着的手依然拿着琴和弓，看着乐谱，好像她还在继续演奏，好一会她才回过神来，将乐器放到母亲的双膝之上，跟到隔壁房间去。母亲由于哮喘病，肺的负担太重，仍旧坐在原位上。房客们在父亲的推搡之下很快就靠近隔壁房间了。可就在他们进入房间之前，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床上的被褥，经过妹妹的熟练操作，扬起来了，很快整理好了，人也溜出来了，又是由于太故执，父亲忘记了对房客们应有的尊重，他继续推搡他们，直到进入房门；中等个儿的房客大发雷庭，跺着脚，以此阻止父亲继续前进。他还说：“我声明，”这时他举起手来看着父亲，也看着母亲和妹妹，“考虑到这个住宅，这个家里存在着这样令人厌恶的情况，”——这时他朝地板上坚定地啐了一口——“从现在起解除租房协议。当然，我住了多少天，我也决不少付一个子儿。但是，我还是考虑是否向您提出一些——请您相信——可以理解的要求。”他沉默着，向前看着，好像他在等待着什么。事实上他的两个朋友也插上一句：“我们从现在起也解除协议。”于是中等个儿的房客拉着门的把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父亲踉踉跄跄，以双手探索着走向沙发，坐下来。他伸展着身子，好像他要和平常一样坐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但他频频点头和摇晃不定，这就表明他根本没有睡着。在整个时间里格里高安静地躺在原地，房客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他的。格里高没有实现他的计划，他很失望。他又感到很虚弱，这可能是饥饿引起的，失望和虚弱使他不可能行动，他又担心，下面将要发生一场针对他的风暴，他等待着，有恃无恐。连小提琴演奏出事他也不在乎。母亲发抖的手指将小提琴从膝盖上抖出来了，提琴咔嚓一声掉下来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说，作为开场白，她用手往桌上一击，“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了。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可看到了。在这个怪物面前，我不说出我兄弟的名字。我只说，我们必须试试，要摆脱它。我们把它当人侍候，容忍。我相信，没有人会责备我们。”　“你是绝对正确的，”父亲说。母亲还是呼吸不利索，带着一种张惶失措的眼神开始向她前面支撑的手气闷地咳嗽。　妹妹急匆匆走向母亲，扶着她的额头，父亲由于妹妹的话似乎有了一定的思路。他坐下了，摆弄着桌子上他那顶侍从帽，这顶帽子从房客吃饭时，就搁在桌子的两个茶杯之间。　他间或看着安静的格里高。　妹妹专门对着父亲说：“我们要试试，要摆脱他。”因为母亲正在咳嗽，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会将你们两人折磨死的，我已看到了这一天，这一天要来的。我们大家都这样辛苦工作，可不能在家里忍受着这种没完没了的痛苦，我再不能忍受。”说着，她嚎啕大哭，以致她的眼泪流到了母亲的脸上，她用手机械地将眼泪从母亲脸上擦掉。“孩子，”父亲同情地说，带着明显理解的表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妹妹耸耸肩膀，表示没有什么办法。刚才嚎啕大哭时，她好像很有信心，有办法摆脱格里高，而现在却相反，显得无计可施。　“要是他能懂我们的话就好了，”父亲半提问似地说。妹妹在哭泣中有力地举起手来表示：“那是不可想象的。”“要是他能听懂我们的话，”父亲重复着。他闭着眼睛，虽然内心接受了妹妹的说法，但他还是说：“那我们也许可以和他达成协议，但是这样——”“他必须走人！”妹妹叫喊起来，“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只能寻找摆脱他的办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他就是格里高，这种看法就是我们的不幸，但是他怎么可能是格里高呢？他要是格里高，他就会看出人和这样的动物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就会自愿地离开。我们虽然没有兄弟，但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将怀着敬意想念他。可这个怪物跟踪我们，驱赶房客，很明显，他要霸占全家，让我们到街上去过夜。父亲，你看！”她忽然大叫起来：“他又开始了！”这时她甚至以一种使格里高莫名其妙的吓人动作离开了母亲，从沙发上走开了，好像宁愿让母亲去牺牲，也不愿意坐在格里高的旁边，她急匆匆地走到父亲后面，由于她的表现，父亲也激动起来，也站起来了，将手臂抬起了一半以示保护妹妹。格里高根本没有想去吓唬谁。他只是开始爬回自己的房间，而这些动作又很显眼。因为他很痛苦，拐弯的时候头部必须帮助进行。他好多次将头抬起来，又磕在地板上，他停下来扫视周围，大家似乎都很明白他要爬回自己的房间，那实在是一个可怜的时刻。大家沉默而伤心地看着他。母亲躺在沙发上，由于疲倦，眼睛几乎是闭着的。父亲，妹妹坐在一起，妹妹的手搁在父亲的脖子上。　“现在我也许可以拐弯了，”格里高想，并且重新开始往回拐。这个动作使他气喘吁吁，这里、那里他都得休息一下，况且也没有人催他，一切都由他自己调度。他奇怪，为什么到他房间的距离这么远，他弄不明白，以他这么虚弱的身子，刚才爬了同样的距离，怎么并没有注意到距离的远近。他只想到快点爬行，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时家里人既没说话，也没有叫喊，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爬行。直到爬到门口，他才回过头来，也没有全回过来，因为他觉得脖子发硬。他还在看着他后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妹妹站起来了。他对母亲看了最后一眼，他几乎已经完全入睡了。　他还没有进入房间，门立刻就关上了，还上了门闩，锁上了。背后这一系列的动作吓了他一跳，吓得他的那些小腿往里紧缩。这样迅速关门的人正是妹妹。这时她笔直地站起来，脚尖点地，往前一跃，格里高根本没有听到她过来的声响，当她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时，她对父母叫喊道：“终于进去了。”　“现在怎么办呢？”格里高问自己，并且环视四周。他立刻发现，他目前根本不能动弹了，他以前觉得用那些细小的腿爬行前进很不自然，如今也不以为怪。此外，他还觉得很舒服，他原来的确全身都很痛，但他现在觉得这疼痛越来越缓解了，终于都消失了。他的背碰到了腐烂的苹果，苹果的霉烂点波及周围。他带着爱心和感动回忆家庭，并坚定地认为他必须从这个家里消失，这种看法的坚定性比起他妹妹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他陷入了空洞而安静的沉思。教堂已第三次敲响了晨钟，黎明开始了，他正经历着窗外破晓的时光，他的头无意识地完全地低垂，他已经鼻息奄奄了。　大清早女佣来了，她和往常一样，急速地，有力地敲着各个房门——以前就有人请求她不要这样做，她一来，大家就不能睡个安静觉了——女佣像往常一样，先要去格里高的房间简单地看一眼，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她想，他有意安静地躺在那里，回味自己的遭遇。她相信，格里高或许是有某些理解能力的。她将长扫帚拿在手中，想用它将格里高从门里往门外扫，让他感到痒兮兮的。她稍为动了一下格里高，但格里高此时已无反应，没有任何抗拒，也没有移动位置，这时女佣才有所感觉。当她了解真象以后，张大了眼睛，嘘了一口气，但没有停留多久，立刻撞着卧室的门，在黑暗中大声叫喊：“你们来看一看，死了，他躺在地上，完全死了。”　萨姆莎夫妇端坐在床上，还没有弄清女佣报告的内容，他们端坐床上努力镇静自己。然后他们各从自己这一边急速地下床。萨姆莎先生披着被子，他的太太穿着睡衣一起走进格里高的房间。这时客厅的门开了，自从家里招了房客后，格蕾特就一直睡在客厅里。她已穿好了，好像她根本没有睡似的。她的苍白的脸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　“死了吗？”萨姆莎太太说，并且疑问地望着女佣，虽然她亲自来验证了，并且事实上也无须验证就可以了解。“我是这样看了，”女佣说，并且为了证明她的看法，她用扫帚将格里高的尸体向旁边掀动了好长一段距离，萨姆莎太太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拿回扫帚，但终于没有拿回。“现在，”萨姆莎先生说，“现在我们要感谢上帝！”他在胸前画十字，三个女人也画十字。格蕾特，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格里高的尸体，她说：“你们看，他多瘦啊！他已经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什么食物拿进去都是原封未动地退回来。”事实上格里高的身子完全是一种扁平的样子，而且显得枯干。大家现在才知道，他已不再能伸腿了，也不能转动他的目光了。　萨姆莎太太带着忧伤的微笑说：“格蕾特，你进来一下，”格蕾特看了一下尸体，便走进父母的卧室。女佣关上了门，将窗户打开，并将窗扇全部敞开，尽管是大清早，新鲜空气里还夹杂着一种温暖的气息，那已是三月末了。　三个房客从他们的房间里出来，他们吃惊地扫视周围，寻找早餐，“早餐在哪儿？”中等个儿的房客愁眉苦脸地问女佣。女佣将手指放在嘴边，迅速而且默默地向他们示意目前发生了事故，他们想进入格里高的房间，而且事实上也进去了。　他们双手插在那快要穿破了的背心的口袋中，这时房间里已经完全亮堂了。他们站在房间里，站在格里高的周围。　这时卧室的门开了，萨姆莎先生穿着他的侍者套装，左手边是他的太太，右手边是他的女儿，脸上有些微哭过的痕迹，女儿的脸间或压在父亲的手臂上。　“请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家！”萨姆莎先生指着门对房客说，这时母女俩还站在他的左右。　“您这是什么意思？”中等个儿的房客有点惊慌地说，并且甜甜地微笑着。另外两位房客双手搁在背后，并且两手互相摩擦，像在等待着一场大论战，而这场大论战肯定以对他们有利而告终。“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的意思很清楚。”萨姆莎先生回答道。并且和立于左右的母女形成一条线，一起走向这个房客。这位房客首先安静地站在那里，然后看着地板，好像他要将整个事情在脑子里重新整理一下。“那我们就走吧，”这个房客说，并且看着萨姆莎先生，好像他在突然而来的谦卑之中要求萨姆莎先生为自己的决定作出新的和解，萨姆莎先生张大眼睛，仅仅是频频点头。紧接着这位房客立刻大步走向前房。他的两位朋友双手也不动弹了，听了一会儿，就跟在中等个儿房客的背后蹦跳着前进。萨姆莎先生不无担心，于是他赶在两位房客之先进入前房，这样就隔断了他们与中等个儿房客之间的联系。到了前房，三位房客从衣架上取下他们的帽子，从放手杖的地方取了他们的手杖，他们默默地鞠躬致意，然后离开住宅。像前面表明的那样，一种无法解释的不信任感使萨姆莎先生和两个女人一起走到了过道，他们靠在栏杆上看着这三位房客虽然慢慢地，但连续地下了楼梯，看着他们在每一个拐角处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越往下走萨姆莎一家越是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这时迎着三个房客而上的是一个肉店的伙计，头上顶着东西，高傲地循梯而上，已到了房客们的上面。萨姆莎先生和女人们立刻离了栏杆，大家轻松地回到了家里。　他们决定今天休息和散步，他们今天也理应休息了。这甚至是绝对的需要。他们坐在桌子旁边写着三封信，萨姆莎先生写给经理部，太太写给户主，女儿写给老板，一齐告假。这时候女佣来告诉他们，她要走了，因为她早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开始，这三个人只是点点头，也没有注意什么。及至女佣仍然一直不走，大家才生气地往上看。“怎么啦？”萨姆莎先生问。女佣站在门里微笑，倘要问个究竟，好像她给这家报了个大喜讯，事情才得以处理。她帽子上一小撮鸡毛向各个方向摇来晃去。萨姆莎先生在她来家帮工的整个期间，对她帽子上的这一小撮鸡毛非常讨厌，萨姆莎太太问：“您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萨姆莎太太跟前，女佣一般来说还是很自重的。“这个，”女佣回答，她脸上挂着友好的微笑，不能立刻继续说下去。她终于说了：“关于这个，怎样处理隔壁的东西，你们就不必考虑了，已经收拾好了。”格蕾特和母亲俯伏到信纸上好像要继续写信的样子。萨姆莎先生注意到了。女佣正要详细叙述全过程，萨姆莎先生手一伸，坚决要求她不要说下去了。因为不让她说，她就急了，这是她历来的性格，她一幅受气的样子，叫喊道：“再见，各位！”掉头就走。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离开了这所房子。　“晚上就解雇她。”萨姆莎先生说，但她的太太和女儿都没有回答他。萨姆莎先生所以要解雇她，因为他认为，女佣又打扰了他们难得有的宁静。母亲和女儿起身走向窗口，呆在那里彼此抱着，萨姆莎先生坐在沙发上朝她们转动着身子，并且观察了一会儿她们母女二人。然后喊道：“过来，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你们现在得稍为照顾一下我了吧。”两个女人立刻顺着走到他跟前抚慰他，很快将信写完了。然后三个人离开了家，几个月来没有做的事也搁在一边，他们坐电车到城里去。电车里射进了温暖的阳光。他们舒服地靠在座位上谈话。他们的前景，经过仔细推敲，完全不坏，因为三个人都有工作。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是有利的，特别对以后是有保障的；目前最能改善状况的办法当然是更换住房，他们要一套较小的、便宜的住房，这住房的地点要更好一些。而且要比格里高找的目前这一套住房更实用。当他们聊天时，萨姆莎夫妇看到他们变得更加活泼的女儿，几乎同时想起她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所受的折磨，两颊变得苍白了，尽管如此，女儿变成了更漂亮和更丰满的姑娘。萨姆莎夫妇由谈话转为沉默，两人的目光相碰，彼此都会意了，他们想到，是为她找一个好对象的时候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新梦想的一个印证。当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女儿第一个站起来，显现出了她年轻的身材。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流放岛上一幕“这是一架奇特的机器，”军官用带有几分赞赏的目光看着那架自己十分熟悉的机器对科考旅行家说。看来旅行家只是出于礼貌才接受了营地司令官的邀请，来观看对一个因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执行处决的。整个流放地上对这次处决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反正，在这个四面被光秃秃的山岗隔绝、遍地黄沙、深深的小山坳里，除了旅行家和军官之外就只有这个犯人和一名士兵了。犯人长了一张阔大的嘴巴，头发纷乱、面孔不洁、表情麻木。士兵手里拽着一根沉重的铁链，其下分出几条细点的链子，分别捆在犯人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这些小铁链之间又有铁链相连。犯人看起来像只奴性十足的狗，叫人以为可以放开让他在周围山岗上随意乱跑，而临刑前只要打个口哨他就会转回来似的。　旅行家对这架机器兴趣不大，在军官忙着做最后的检查时，他有点漠不关心地在犯人身后踱来踱去；军官一会儿钻到深深埋入地下的机器的底部，一会又攀着梯子去检查上边的部件。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让机工干的活，可这位军官，不管他是这架机器的忠实崇拜者也好，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这种工作无人可派也好，他却干得非常起劲。“现在一切就绪！”他终于喊道，从梯子上爬了下来。他疲惫不堪，张着大口呼吸，还把两条女人用的手绢塞在军服的领口里。“在赤道地区，这种制服实在是太厚了。”旅行家说，却没有像军官所期望的问问机器的事。“那是，”军官说，一边在一个准备好的水桶里洗着他那油污的双手，“可它代表着祖国，我们不想忘记祖国。——不过，现在请您看看这架机器，”他马上接着说，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指着机器。“到此为止，前边还离不了人去动手，往下都是机器自个儿干了。”旅行家点点头，跟在他的后面。为了留有余地，军官又说：“当然啦，故障还是会有的；虽说我今天不希望出现任何故障，毕竟要对之有所估计。机器要连续运转十二个钟头，就是出点故障，也是些小毛病，立马可以排除。”接着，他从一堆藤椅中抽出一只，递给旅行家，问道：“您坐下吗？”这位不好推辞，就坐了下来。他坐的地方是个坑缘，不经意地朝坑里看了一眼。坑不太深。挖出的土在一边堆成了一堵墙，另一边上就是这架机器。“我不清楚，”军官说，“司令官是不是已经给您解释过这架机器。”旅行家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这可正中军官的下怀，因为这下他可以亲自做解说了。“这架机器，”军官握住他依着的连杆说：“是我们前任司令官发明的。一开始实验我就跟着他干，事无巨细，一直到机器搞成，我都参加了。当然了，这个发明的荣誉完全归于他一个人。您听说过我们的前任司令官吗？没有？那么，要是我说整个流放地的建立都是他的杰作，也并不为之过分。我们，他的这些朋友还在他在世时就相信整个流放地已经十分完美，他的继任者脑子里就是有一千套新构想，至少在他死后多年也别想对之有丝毫的改动。我们的预言果然应验了：新任司令员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可惜您没有见过前任司令官！——不过，”军官停了一下说，“我在这儿东扯西扯，却忘了说面前他的这架机器。您看见它有三个部分。随着时间的前进，各个部分都有了通俗的名称。底下的部分叫做‘床’，上边的部分叫‘绘图员’，而中间这个悬浮部件则叫‘耙子’。”“耙子？”旅行家问道，他并没有十分专心地听。阳光热辣辣地洒在这光秃秃的谷地上，人很难把精神集中起来。他觉得军官更加令人敬佩。虽然他身着可以参加阅兵式的军上装，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肩章，身上挂满了绦带，却神采飞扬地讲解着。而且一边说着话，一边拿着一把螺丝刀这儿拧拧，那儿紧紧。那个士兵却和旅行家一样，显得心不在焉。他把锁犯人的铁链绕在自己手腕上，一只手支着枪杆，耷拉着脑袋，无所用心。对此，旅行家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军官讲的是法语，而法语当然是士兵和犯人都听不懂的。然而，让人奇怪的是犯人却竭力去听军官的解说。他双眼朦胧欲睡，目光却盯着军官，随着他的手指移动，现在，旅行家打断了军官的解说，他也像军官一样看着旅行家。　“对，是叫‘耙子’，”军官回答道，“这个名称很恰当。上边安的针像耙齿一样，虽说只局限在一块地方动作，非常地巧妙，但整体上动起来跟‘耙子’一样。不过，这您马上就会明白的，犯人就放在这儿这张‘床’上。——我是想把机器先解说一遍，下边再开动机器让它自动进行。然后您就能更好地理解整个过程了。而且，‘绘图员’里面有个齿轮磨损得很厉害，机器一转动，就‘嘎吱’、‘嘎吱’响个不停，你说话连自己都听不清楚；遗憾的是在这里很难弄到备用件。——好，我说了，这就是‘床’。上边铺有一层棉絮，一会儿您就会知道它的用处。犯人脸朝下放到棉絮上，当然是赤身趴在上面了；这是捆犯人双手的皮带，这是捆脚的，这儿的是捆脖子的，这样就可以把犯人紧紧捆住。我刚才说过，犯人是趴在‘床’上的，所以床头这儿有这么一小块毡团，很容易调节，让它正好塞进犯人的嘴里。这样就可以下让犯人叫喊，也免得他咬烂舌头。犯人当然不得不把这块毡团咬住，不然脖子就会给皮带勒断。”“这是棉絮？”旅行家问着俯身去看。“是的，没错。”军官微笑着答道，“您自己摸摸。”他拉起旅行家的手顺“床”摸去。“这是一种特制的棉絮，所以看起来眼生。它的作用我下边还会说到。”这架机器已经多少引起了旅行家的兴趣。他一只手搭在眼睛上遮着阳光，顺着机器朝上看着。这是个庞然大物，“床”与“绘图员”大小相当，好像两只深色大箱子。“绘图员”装在“床”上方约两米高的地方；两者之间的四个角上撑着四根铜柱，在太阳光下褶褶发光。“耙子”连着一条钢带，悬在两个大箱子之间上下浮动。　军官对旅行家方才的漠然态度几乎毫无觉察，似乎却注意到了他开始表现出来的兴趣，所以他停住解说，让旅行家有时间静心观察。犯人也学着旅行家的样子，由于无法将手搭在眼睛上面，只好眯起毫无遮蔽的双眼朝上望去。　“那么说，犯人趴在了上面，”旅行家说着，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叉起了双腿。　“对，”军官说着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用手在发烫的脸上一摸，“现在请注意！‘床’和‘绘图员’上都装有电池，‘床’本身需要电池，‘绘图员’上的是供‘耙子’用的。只等上面的人一捆好，‘耙子’就启动了，幅度虽小，却以极快的动作上下左右同时抖动着。您在医院里也一定见过类似的机器，只不过我们这张‘床’的全部动作都是准确地计算好的，因为它们必须与‘耙子’的动作配合默契，处决的真正执行就交给了这个‘耙子’。”　“这个人是怎么判决的？”旅行家问。“这个您也不知道？”军官惊愕地反问道，又咬紧了嘴唇：“对不起，也许是我解说得不够条理，请您千万不要见怪。因为以往司令官习惯于自己做解说，可现任司令官却逃避这种光荣的义务。但他对像您这样一位高贵的客人，”——旅行家摇着双手表示不敢受此殊荣，可军官仍然坚持说——“对这样一位高贵的客人连我们判决的形式都一字不提，倒也是件新鲜事，这——”一句脏话到了嘴边，他却忍了回去，只是说：“这事没有通知我，这不能怪我。反正，只有我才能讲清楚我们的各种判决形式，因为我这儿有”——他拍拍胸前的口袋说——“老司令官亲笔绘的有关草图。”　“司令官亲手绘的草图？”旅行家问道：“难道他是个全才？他是军人和法官，又是设计师、化学家和绘图员？”“的确是这样，”军官目光凝视、面显沉思地点着头说。然后他仔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觉得还不够干净，不能就这样去掏图纸；于是走到水桶跟前，把双手再洗了一遍。这时他才拿出一个小皮夹子，说：“我们的判决不算太重。只是把犯人违反的戒条用这个‘耙子’给他写到身上。比如说，要给这个犯人，”军官用手指着那个人，“写到身上的是：要尊敬你的长官！”　旅行家朝犯人瞥了一眼；只见在军官指他的时候他垂着头，好像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要听出点什么。但他那张因双唇紧闭而鼓起来的嘴巴却不停地翕动，明显地暴露了他什么也听不懂。旅行家本来有许多东西要问，见他这样，就只问道：“他知道对自己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回答说，正想往下继续解说，却给旅行家打断了：“他不知道对自己所做的判决？”“不知道，”军官再次答道，接着顿了一顿，仿佛等待着旅行家对自己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然后说：“告诉他没有必要，他会亲身体验到的。”旅行家本不想再说什么，却感到犯人把目光投向了他，像在问他是否能赞同所描述的司法程序。于是抬起本已后仰的身子向前探了探，又问道：“他毕竟是判了刑的，这一点他总该知道吧？”“也不知道，”军官说，并且对着旅行家微笑，似乎他现在期待着旅行家把他憋在肚子里的稀奇古怪问题再提一些出来。“不知道？”旅行家说着在额头上揩了一把，“就是说这个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辩护顶不顶事了？”“他根本就没有替自己辩护的机会，”军官说着把目光转向了一边，好像他是给自己说话，不想因为讲这些他自己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使对方难堪。“他肯定有过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的，”旅行家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　军官看出他解说机器的事有被耽误的危险；于是，他走到旅行家面前，拉起他的胳膊，一只手指着犯人，犯人觉得众人都朝他看来，就把身子绷得笔直——士兵也拉紧了铁链——军官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这块流放地上被任命为法官。虽然我还年轻。因为在以往任何惩罚事务中我一直给前任司令官当助手，对这架机器也最熟悉。我处事的原则是：罪责无可置疑。别的法庭是不可能奉行这条原则的，因为他们那里人多意见杂，而且上边还有更高一级的法庭。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或者说在前任司令官在世时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新任司令官曾经露过干预我执法的意思，可直到今天为止，我却成功地抵制了他，而且往后我仍然办得到。——您大概想听我把这个案子讲清楚；和其他案子一样，也非常简单。有位上尉今天早晨报案说，这个配给他作勤务兵、睡在他门口的人值勤时睡着了。因为他的责任是，每个小时钟一响，就要站起来在上尉门口敬礼。这肯定不是什么繁重任务，但却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他既当警卫、又做勤务，从那一方面讲，都得时刻保持清醒。昨天晚上，上尉想查看一下他的勤务兵是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钟敲两点时，他开门一看，发现这个人蜷成一团正在睡觉。上尉取来马鞭照脸就抽。这家伙不但不站起来向上尉求饶，反而抱住主人的双腿摇着他大嚷：‘扔下鞭子，不然我咬死你。’这就是案情的经过。一个小时之前上尉找到我，我记录下他对案情的陈述，接着填上了判决词。随后，我命令给这个人锁上铁链。这一切手续非常之简单。要是我先把这个人传来审问，那可就乱套啦。他会撒谎。我要是拆穿他的谎话，下边他又会编出新的谎话来圆谎，如此下去，没完没了。现在我抓住他，叫他跑不掉。——现在都解释清楚了吧？不过时间不等人，该开始进行处决了，可我对这架机器的解说还没有搞完呢。”他再次把旅行家按到椅子上坐下，回到机器跟前又开始讲起来：“诚如所见，‘耙子’与人体形状相配。这个‘耙子’对着人的身躯，这两个对着双腿。这个小小的尖刀是留给头部的。您明白了吗？”他亲切地对着旅行家俯下身问，摆出一副准备做最详尽解说的架势。　旅行家眉头紧皱，看着耙子。对司法程序的解说没能使他感到满意。不过他得承认，这里毕竟是流放地，采取非常措施在这里是必要的，这里的一切都得按军队上的一套办。不过，他对新任司令官寄有一丝希望。这位司令官虽说行动缓慢，却显然打算实行一套这位军官那狭隘的思想无法理解的新程序。出于这种考虑，旅行家问道：“司令官会来参加处决吗？”“不一定，”军官回答说。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触动了他的痛处，脸上亲切的表情尽失形态，“正因为如此，我们得抓紧时间。虽然有违心愿，十分抱歉，我却不得不简单点解说了。不过，等明天机器重新擦洗干净之后——机器会弄得很脏，这是它唯一的缺陷——我可以给您补上细节上的解释。那么，现在只拣最重要的说。犯人摆在‘床’上、‘床’开始颤动时，‘耙子’就朝着犯人的身体往下落。它会自动调节，让‘靶子’上的针尖刚好触及皮肤；调节过程一完，这根钢绳立刻绷得笔直，就像根钢棍。下边正式开始了。没有经历过的人从外部是看不出各种刑罚之间的区别的。‘耙子’工作起来外表上好像都一样。它颤动时刺破随之颤动的人体的皮肤。为了使每个人都能检查判决的执行情况，‘耙子’是用玻璃做成的。当时为了把针刺安到‘耙子’上，技术上还碰到了一些困难。可是，经过多次试验后，还是搞成了。我们没有让困难给吓住。现在谁都可以透过玻璃观察到字是怎么写到人的躯体上的。您愿意走过去点看看‘耙子’上的针吗？”旅行家缓缓站起来，走过去弯下腰去看‘耙子’。“您看，”军官说，“有两种针，排列形式各种各样，每支长针旁有一支短的。也就是说长针写字，短针向外喷水，把血冲掉，使字迹清楚地显现出来。冲出的血水经这儿的小槽沟进入这个主槽，再通过那个排水管流到坑里。”军官用手指仔细地沿血水流经的路线指了一遍。为了尽量显得逼真，他把双手伸到水管出口处做着接水的手势，这时候旅行家抬起脑袋，手向后摸着，想退回到椅子上去。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看到犯人也跟着他随着军官的邀请走过来，到近处观看‘耙子’的配置。犯人把攥着铁链、昏昏欲睡的士兵往前拖了一点，也把身子俯在玻璃上。只见他张着狐疑不定的双眼正在追寻两位大人刚才在观察什么，却因为听不懂解释而一直莫明其妙。他躬着腰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一双眼睛不住地在玻璃上溜来溜去。旅行家想把他撵走，因为他的行为很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军官却一只手紧紧地挡住他，另一只手从土堆上抓了一个土块朝士兵扔去。士兵浑身一震，睁眼一看，见犯人如此胆大妄为，就扔下枪，脚下鞋跟往土里使劲踩稳，用力把犯人往后一拽，犯人一下子倒在地上。然后士兵低下头，看犯人套着铁链“铛啷、铛啷”地怎么挣扎着翻身。“把他拉起来，”军官吼着，因为他发觉旅行家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到犯人身上去了。旅行家不由得把身子从“耙子”上俯过来，只不过是想弄清犯人怎么样了。“好好伺候他！”军官又是一声大吼。他绕过机器跑过来，亲自下手抓住犯人的腋窝底下，在士兵的帮助下——犯人的脚不时地滑溜——把他拖了起来。　“现在我全明白了，”当军官回头再次向他走来时，旅行家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没有讲呢，”军官抓住对方的胳膊朝上指着说：“‘绘图员’里面有一个齿轮组，控制着‘耙子’的动作，但它的排列依判决书的图样而异。我现在还沿用老司令官的图样。就在这儿，”——说着，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纸来——“但是很抱歉，我不能把它交到您手里，这是我拥有的最可珍贵的东西。请您坐下，我就这么拿着让您在近处看，您肯定能把什么都看清楚的。”他举起第一张让看。旅行家本想说几句赞许的话，可他却看到满纸尽是像迷宫一样乱七八糟地交错在一起的线条，要找出个空白点都不容易。　“您看吧，”军官说。“看不懂，”旅行家回道。“写得很清楚嘛！”军官说。“写得非常高明，”旅行家应付地说，“可我读不了。”　“对了，”军官说，笑着把皮夹子放回衣袋里。“这可不是给小学生用的仿格本。得花很多功夫去读，像您这样的人肯定终究会读懂的。当然，这不能是简单地写上几个字；不是要一下子把人杀死，而通常要延续十二个小时；计算好了第六个小时是转折点。因此，一定得给真正的文字四周点缀上许许多多的花纹；文字本身只不过像个窄窄的腰带在身体上绕一周；身体其余部分都是留给装饰性图案的。您现在可以理解‘耙子’和整个机器的运作了吧？——您瞧着！”他跳上梯子，把某个轮子转动了一下，朝下喊道：“注意，往边上让让！”说着，整个机器动起来了。要不是那个轮子“嘎、嘎”地响，那可就十分完满了。轮子发出的声音使军官感到意外，急得他对轮子挥起了拳头，然后抱歉地对旅行家摊了摊双手，很快从梯子上爬下来，从下边观察着机器的运行。还有点地方不大对头，这只有他能察觉出来。他又爬上去，两只手伸进绘图员里面去摸，随后，为了尽快地下来，他不用梯子，而是抱住一根铜柱溜回了地面。为了让对方在机器的轰隆声中听清自己的话，他对着旅行家的耳朵大声嚷道：“您明白整个过程吗？‘耙子’开始写字啦；等犯人背上第一轮字写完，棉絮层就开始转动，缓缓地把犯人翻到另一侧，好让‘耙子’能在新的地方写字。这时，因写字而刺破的部位被置于棉絮上，由于棉絮是特制的，可以立刻把血止住，准备好让‘耙子’把写的字再加深。‘耙子’边上的尖角在犯人的身体继续转动时就把伤口上粘着的棉絮撕下来甩进坑里，‘靶子’又可以继续工作了。就这样，‘耙子’在长达十二个小时里把字愈写愈深。头六个钟头里，犯人几乎跟往常一样活着，只是熬着疼痛。两个钟头之后取掉毡团，因为犯人再没有力气喊叫了。‘床’头这儿这个电加热的钵子里盛着热米粥，只要犯人有那个雅兴，可以用舌头舔着吃。从来没有一个人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可是见得够多啦。只是在第六个钟头上犯人才失去了进餐的兴致。然后我就跪在这儿观察着这一幕。最后一口粥犯人很少咽下去，只是在嘴里倒来倒去，就吐到坑里去了。这时候我得赶紧缩下身子，不然的话，那一口脏物就会啐到我脸上。第六个钟头里犯人是多么安静哟！连最蠢的家伙这时也灵醒了。这个过程由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　“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个钟头才能最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至此，法庭处决完毕，然后我们，我和士兵，将他黄土一掩了事。”　旅行家一直把耳朵朝着军官，双手插在衣兜里观察着机器的动作。犯人也在瞧着，却一窍不通。他身子微微下弯，紧紧盯住摆动着的针。这时，军官向士兵打了一个手势，士兵在犯人身后一刀划开他的衬衣和裤子，衣服当下就往下掉；犯人想抓住下落的衣服，把自己的光身子遮住，士兵却一把抓住他向上举起，抖掉了他身上的残衣破片。军官关上机器，于是，在这突然出现的寂静中犯人给摆在了‘耙子’底下。解开了铁链，却捆上了皮带；起初犯人几乎觉得是一阵轻松。可接着‘耙子’向下落了落，因为犯人是个瘦子。针尖碰着他时，全身皮肤一阵颤疏；士兵忙着绑他的右手时，他盲无目标地伸出了左手，可手伸出的方向正好是旅行家站着的地方。军官一直从旁边看着旅行家，像是要从他脸上看出对这次处决的印象，因为他至少对这次处决做了一番粗略的解说。　捆手腕的皮带断了；可能是士兵捆得过紧。军官得下手了，士兵把断了的皮带拿过来给他看。军官也向他走过去，回过头来对旅行家说：“这架机器零件很多，免不了这儿断了，那儿裂了；但却不能影响对它的总体看法。再说，马上可以换上新皮带；这回我要用铁链；当然，这样做右臂上振动时的柔性会受到些影响。”他一边安放铁链，一边又说：“如今用来保养机器的经费大大削减了。前任司令官主事时，有那么一笔维修机器的专用款子，我随时可以动用。那时这里有个仓库，里面各种零配件应有尽有。我承认，用这些东西时，像新任司令官所宣称的，我是有些大手大脚，我说的是从前，不是现在；可新司令官是在利用一切借口来诋毁原有的一套。如今，他亲自掌管机器用的那笔款子，而且，假如我派人去领新皮带，还得带着断了的皮带作证据，新皮带还要十天以后才能发下来，可拿到手的都是劣等货，用不了多久。这段时间里没有皮带怎么让机器动起来呢，这可就没人管了。”　旅行家自忖：态度明朗地干涉别人的事务，总是不可取的。他既非流放地上的人员，也不是统管这块地方的国家的公民。要是他对这次处决指手划脚，甚或加以阻挠，人家会对他说：你是个外国人，一边悄着去。那他可就无言以对了，只能赶紧解释，说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怎么啦，因为他旅行的目的只是想考察，决非要改动别国的司法规程等等。但这儿的事情实在叫人不忍撒手。司法程序的不公正、判决的不人道是明摆着的。谁也说不上这里关系到旅行家的什么个人利益，因为犯人与他素昧平生，既非他的同胞，也毫不乞求他的怜悯。旅行家持有上边官府的荐文，在这儿受到了礼仪周全的接待。至于说他应邀观看这次法庭处决，似乎是明显地在暗示他，要他对这个法庭程序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特别是他听得清清楚楚，司令官不支持这种司法程序，而且可以说对这位军官怀有一种敌意。　突然，他听到军官怒吼一声。军官好不容易刚刚把毡团塞进犯人嘴里，犯人忍不住一阵恶心，眼睛一闭，呕吐起来。军官急忙把犯人的头从毡团上提起，想把头按向土坑；可是晚了，脏物吐在机器上，向下流着。“都怪司令官！”军官喊着，气得抓住铜柱在摇，“把我的机器弄得脏得像个猪圈。”他举起发抖的双手给旅行家指着面前的狼藉场面。“哪一次我不是给司令官不停地解释上好几个钟头，希望他明白，行刑前一天不能再给犯人吃东西了，可宽厚的长官就是不听。犯人带来之前，司令官周围的女士们总是用糖果把他肚子塞得满满的。他一辈子都靠吃臭鱼烂虾过来的，现在呢，倒得吃糖果！这倒也无可厚非，我不愿说长道短，可三个月前我就打了报告，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发给新毡团呢？这块毡团上百人临死前衔在嘴里，上面什么东西没有？犯人怎么能够张口咬住它而不恶心呢？”　犯人把头垂下，显得很平静，士兵忙着用犯人的衬衣拭擦机器。军官向旅行家走过来，这位似乎有某种预感，向后退了一步，可军官抓起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我想和您说几句掏心的话，”他说，“可以吗？”“当然可以，”旅行家答道，垂下眼睛悉听。　“您现在有幸观赏的这个法庭程序和处决过程，在我们这块流放地上再也没有人公开支持了。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也是老司令官这份遗产的唯一继承者。把这一套再怎么扩大一下，这我已不敢奢望，维持现状已费尽了我全副精力。老司令官在世时，整个营地上都是他的追随者；老司令官使人信服的本事我也学到了一点；可他手中的权力，我却一点没有；正因为如此，那些追随者都不闪面了，他们人倒是不少，可没人敢承认。要是在今天这个行刑的日子里您走进茶馆，四处听听，您也许听到的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这些人全是老司令官的追随者，但在眼下这位司令官的管辖下，在他持有现在这种观点的情况下，这些人对我毫无用处。现在我问您，就是因为这位司令官和那些影响着他的女士们，这样一项毕生杰作，”他指着机器，“就得完蛋吗？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吗？哪怕是个外国人，在我们岛上只呆几天，就可以袖手旁观吗？现在一点时间不敢耽搁，人家正在准备对我的司法权提出挑战；司令官的官邸里正在开会，却没有召我去参加；连您今天的来访也能证明整个事态；他们胆怯，就先把您这个外国人打发来了。——以往的处决场面多气魄呀！行刑前一天，整个山坳里人挤得满满的，都是来看热闹的；一大早，司令官和他的女士们就到啦；军号声响彻营地；我向司令官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出席的人——大官们都必须到场——排在机器的四周；这一堆藤椅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点可怜的遗物。机器擦得锃亮；几乎每次处决我都得到新的备用零件。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观看的人一直挤到山岗那儿，全都立起了脚尖在看——犯人由司令官亲自摆到‘耙子’下面。今天让一个普通士兵干的事，那时候是我这个大法官的工作，这使我感到光荣。现在处决开始了！没有一丝噪音干扰机器的工作。有些人不再注目观看了，而是闭着眼睛躺在沙地上；大家知道：正义得到了伸张。一片寂静中只有透过毡团传来犯人的呻吟声。如今机器已经无法弄得犯人大声呻吟，口里的毡团一堵，外面什么也听不到了。那时候写字的针滴出一种腐蚀性液体，现在也不让用了。好，终于到了第六个小时！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在近处观看的要求。司令官英明地指示说要特别照顾儿童；而我却由于自己的身份可以一直呆在机器跟前；往往是蹲在那儿，两边一手抱着一个孩子。我们大家多么痴心于受刑人脸上那幸福的表情，我们又是如何挺着面孔接受这终于来临又正在消逝的正义之光的沐浴啊！那是什么年月哟，我的伙计！”军官显然忘记了他是跟谁说话；他拥抱了一下旅行家，把脑袋贴在了人家的肩膀上。旅行家茫然不知所措，不耐烦地越过军官的脑袋朝前看去。士兵搞完了清除工作，现在正把铁盒子里的米粥往电热钵里倒。犯人一看见粥，伸出舌头就舔，他似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士兵一再把他的嘴往一边推，可能是还不到该吃的时候。可士兵却把自己一双脏兮兮的手神进钵子，捧起热粥，当着犯人那贪婪的眼睛吃了起来，真是一点不顾体面。　军官很快控制住自己。“我并不是要您同情我，”他说，“如今，要让别人相信那个年月的事是办不到的。再说，机器还工作着，起着它本身的作用。虽然孤零零地挺立在这个山坳里，它仍然显示着自己的作用。最后，尸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轻柔缓缓地落进坑里，尽管已不像当年有数百人像苍蝇那样簇拥在土坑四周。那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土坑边装上一圈结实的栏杆，现在早拆掉了。”　旅行家想避免与军官照面，就漫无目标地四下瞅着，军官以为他在观看山坳里的荒凉景象；所以军官抓住他的双手，移动身子，想追回他的目光，并且问道：“您明白事情的不光彩之处了？”　可是旅行家没有应声。有那么一会儿军官也没有纠缠他；军官两腿叉开，双手插在腰上，两眼凝视着地面，静静地站在那里。然后，他向旅行家鼓励地笑着说：“昨天司令官向您发出邀请时，我就在旁边，听到他在邀请您。我了解这位司令官，马上就明白了他邀请您的居心。虽然他大权在握，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制止我，可他还不敢，不过，他一定是想让我先领教一下您的，一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判断。他的小算盘打得很精；您到我们岛上才第二天，不了解前任司令官和他的思想路数，您思想上全是欧洲那一套，也许您总的来说是反对死刑的，特别反对这种用机器行刑的方式。再说，您也看见这次处决没有公众参加，用的又是一架有些破损的机器，显得多苍凉啊！——总之，（司令官这样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您不是很容易地就得出这一套程序是不可行的结论了吗？对这一切（我仍然按司令官的思路说）您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因为您笃信你们那多次考验过的信念。当然啦，许多民族的奇风异俗您都见过，也懂得尊重它们，因之很可能不会像在你们国家那样为反对这种法律程序而大声疾呼。其实司令官也根本不需要这样，不经意地、只不过随随便便地丢上一句话就够了。只要表面上迎和了他的本意，符不符合您的信念根本无所谓。我敢肯定，他会十分巧妙地来套您的话。而且那些女士们会坐成一圈，竖着耳朵听；您大概会这么说：‘我们国家的法庭程序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我们那儿在判决前先要对被告进行审问’，或者‘我们国家除了死刑还有其他刑罚’，或者‘我们那儿只是在中世纪时有过刑讯逼供’等等。这些话都是对的，在您看来很自然，都是既不触及我们的法庭程序，又不得罪人的话。可是司令官对这些话会做何反应呢？我想象得出：他，我们好心的司令官，立刻把椅子一推，大步步向阳台，我可以看见他的那些女士们一窝蜂跟着他涌出来，我都能听得见他的声音——女士们称之为雷鸣之声——好，现在他说话了：‘一位受命审查世界各国法庭程序的伟大的欧洲学者刚才说我们这套沿用古老传统的执法程序是不人道的。遵照如此重要的人士的意见，我自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程序的存在了。我命令，从今天起……’等等，等等。您想挡住他，说他说的这些话不是您讲的，您没说我的程序不人道，相反，以您睿智的眼力看来，这套程序是最为人道的、最符合人类尊严的，而且，您非常赏识这架机器——但是太晚了；您到不了阳台上，上面让女士们挤满了；您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您想大喊；可是，一只女人的手会掩住您的嘴——于是，我和司令官的杰作就完蛋了。”　旅行家不得不忍住自己的笑意；原来他认为很难做答的题，竟是这么简单。他闪烁其词地说：“您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影响；司令官看过我的介绍信，知道我并非法庭程序方面的行家。要是我要谈自己的看法，那也只是一己之见，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重要，比起司令官的高见来更是一文不值了；据我所知，司令官在这块流放地上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他对这套程序的看法诚如所言，那恐怕无需我尽微薄之力，这套程序的末日也就到了。”　是不是军官听明白了呢？没有，他还没有听明白。他不停地摇着头，回头朝士兵和犯人匆匆扫了一眼，那两个吓了一跳，赶快停住不敢再吃，军官走到旅行家跟前，不看他的脸，而是瞅着他上衣上的什么地方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些：“您不了解司令官；一定程序上可以说，您是他和我们大家——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么说——都可以接受的人；您的影响，请相信我，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听到让您一个人出席这次处决时，我确实是满心欢喜。司令官这种安排是想给我一个打击，但我却要使之对我有利。您不听别人的嘀嘀咕咕，不避鄙视的目光——这在参观的人多时总是难免的——，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听完了我的解说，参观了机器，现在就要观看处决过程了。您肯定已经做出了判断；假若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一看处决就全部一目了然了。现在我对您有个请求：　帮我来对付司令官吧！”　旅行家不让他说下去。“这我怎么可能呢？”他脱口喊道，“这根本不行。我帮不了您，也不会妨碍您。”　“您能够的，”军官更加急切地重复说。“我有个计划，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您以为您的影响有限，可我知道已经够了。我承认您的话不错，但为了能保留下这一套程序，即使您的影响真的有限，难道没有必要试一试吗？那就请听听我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是您今天在流放地上尽量不谈自己对这套程序的看法。如果没人直接问到您，千万不要说话；即使说，也要短，要含混；让人觉得您不喜欢谈这个问题，您心里烦，如果一定要让您公开讲的话，您会大发雷霆、骂起人来的。我不是要您撒谎，绝不是；只是要您应付两句，比如：‘是的，我观看了处决的过程’，或是‘我听了全部解说’。就这些，不用多说。要流露出您的厌倦不满情绪，尽管司令官不高兴，理由也多的是。当然，司令官对这些会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并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正是我的计划的目的。明天司令官官邸里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由司令官主持，全体高级官员都参加。司令官当然已经学会了把这类会议搞得引人注目。盖了一座楼厅，上面总是坐满了观看的人。我不得不出席会议，但心里十分反感。不管怎么样，您肯定会接到邀请的；要是您今天照我的计划行事，那就会急切地请求您参加的。不过，假如您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而未接到邀请，您就得要求他们请您；这么一来，保准您参加定了。到明天您和那些女士们坐在司令官的包厢里。他不时地抬头向上望望，确信您的确坐在那里。开始讨论的都是各种各样无关紧要、可笑的事情，不过是给听众做做样子而已——多是有关码头修建的事，除了码头还有啥事！——下来就提到了法庭程序的事。假如司令官不提，或不马上就提，那我就想办法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站起来，报告说今天的处决已经执行。话不多，就报告这一句。虽然在这种场合报告这件事不合时宜，但我要这样做。司令官像往常一样，亲切地微笑着说声‘谢谢’，现在他已经按捺不住，立刻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刚才，’就这样或是跟这也差不多地开始说话了，‘报告了处决的事。对此我只想补充一句，就是有位伟大的学者正好也亲临了这次处决，对他这次使我们整个流放地感到无尚光荣的访问诸位均已知悉。连今天这次会议也因为他的出席而更加富有意义。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听听这位伟大的学者的意见，看看他对这种传统的处决方式以及处决前的法庭程序有什么看法呢？’此言一出，自然是掌声四起，众口称颂，嗓门最高的是我。司令官向您鞠了一躬，说道：‘那我就代表大家请您宣示高见。’于是您走到包厢护栏跟前。请把双手放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不然那些女士们会抓起您的手，用手指摩摩挲挲。现在终于到了您说话的时候了。不知道这一时刻到来之前我怎么耐得住。您演说时根本不必限制自己，实话实说，大肆喧嚷；身子俯在护栏上边。大声嚷，对着司令官大声嚷着说出您的看法。说出您的坚不可摧的看法。可是，或许您不愿意这么干，这不符合您的品性；你们国家里碰到这种情况人们的举止完全两样，也行，就这已经足够了，您根本用不着站起来，只说这么几句话，轻轻地说，只让您下面的官员刚好听见，这就够了；您根本不用自己去提什么参观处决的人不多啦，齿轮‘嘎、嘎’地响啦，皮带崩断啦，毡困令人作呕啦等等，不用，其它一切都夸我。请相信，要是我的发言没有把他赶出大厅，也会迫使他跪下承认：老司令官啊，我服了您啦。——这就是我的计划；您愿意帮我实现这个计划吗？您当然愿意啦，还不至此，您非帮我不可。”于是军官抓住旅行家的两只胳膊，吐着粗气，盯住他的面孔。最后几句话他简直是在嚷，连士兵和犯人都回过头来看；虽然他们什么也听不懂，却停住不再吃粥，嚼着嘴里的东西，把目光投向旅行家。　对旅行家来说，他的答复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他一生经历的够多了，在这里根本不会犹豫不决，他基本上是个诚实人，也无所畏惧。　尽管如此，现在面对士兵和犯人，他却一时间犹豫了。终于他开口了，它不能不说话：“不行。”军官两眼眨了几眨，目光一直未离开他。“您愿意听我解释吗？”旅行家问道。军官一声不吭地点点头。“我不赞成这种程序，”旅行家这么说，“还在您向我说心里话之前——这种信赖当然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滥用——我已经考虑过我是不是有权干预这种程序，我的干预会不会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我清楚办这种事得先向谁说：当然是找司令官啦。您使我对这一点更清楚了，却没有加强我的决心，相反，您的真诚信念虽不能动摇我的看法，却也使我感动。”　军官仍是一言不发，转身朝着机器，握住一根铜柱，身子稍稍后仰，向上看着“绘图员”，好像在查看是否一切正常。士兵和犯人看起来相互间像是已经熟了；犯人给士兵发了一个信号，尽管他全身捆得紧紧的，很难动作；士兵向他弯下身去；犯人悄悄对他说了几句话，他点头听着。　旅行家走到军官跟前说：“您还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虽然我要向司令官谈我对这套程序的看法，但不是在会议上谈，而是俩人私下谈；我也不会在这儿久呆，让人家把我拉去参加什么会议；明天一早我就离开，或者至少要上船。”看起来军官并没有仔细听。“这么说，这套程序并没有使您信服，”他自言自语地说，微微一笑，好像老人在笑孩子的无知，而在微笑的背后才是他自己实实在在的深思。　“那就该是时候啦，”他终于说道，突然看着旅行家，两眼明亮，蕴涵着某种恳求、某种希望参与的召唤。　“该是什么时候啦？”旅行家不安地问道，但却未得到回答。　“你自由啦，”军官操着犯人使用的语言对他说。犯人一开始不敢相信他的话。“现在，你自由啦，”军官说。犯人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生气。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军官的一时高兴呢？会不会是这位外国游客使他慈心发现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满脸狐疑，不过也时间不长。管它呢，只要允许，他希望真的获得自由，他开始在“耙子”容许的范围内使劲地摇动起来。　“你给我把皮带挣断啦，”军官喊着说。“别动！我们把皮带给你解开。”他给士兵打了个手势，两个人就动手解皮带。犯人不作声，却暗自在笑；一会儿把脸向左朝着军官，一会向右朝着士兵，也没在忘记朝旅行家看上一眼。　“把他拖出来！”军官命令士兵说。因为上方有“耙子”，这就得多加几分小心。犯人急不可待，结果背上给擦破了几处。可从这时起，军官就不大理睬犯人的事了。他走到旅行家跟前又掏出那个小皮夹子，在里面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了要找的那张纸，拿给旅行家看。“您看看吧，”他说。“我看不懂纸上的这些东西。”“您把这张纸仔细看看，”军官说着走到旅行家身旁，想和他一起读，看到这样不行，就把小手指抬得高高的，仿佛这张纸不能触动似的，顺着纸面一划，好让旅行家顺着手指划的方向往下读。旅行家也尽力去读，想从中看出点东西，至少可以让军官高兴高兴；可他也是无能为力。于是军官开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标题，接着又连起来读。“写着‘要公正！’”他说。“现在您可以读啦。”旅行家向纸面凑得很近，军官怕他碰着纸面，赶快把纸往远处挪了挪；虽然现在旅行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非常清楚，他仍然是一点也看不懂。“写的是‘要公正！’”军官再说了一遍。　“也许是吧，”旅行家说，“我相信上边是这么写的。”“那好，”军官说，至少一定程度上是满意了，然后拿着那张纸爬上梯子；他小心翼翼地在“绘图员”里把纸放好，然后显然是在对齿轮箱进行彻底调整；这是件很麻烦的事，要动的齿轮肯定很小；有时军官把整个脑袋都伸进“绘图员”里面，他得非常仔细地把齿轮箱检查一遍。　旅行家站在下面，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干，脖子都僵了，眼睛给满天的太阳光刺得发痛。士兵与犯人一起忙乎着。犯人的衬衫和裤子刚才扔在坑里，士兵用刺刀给挑了上来，衬衫脏得不得了，犯人拿到水桶里洗着。一会儿，他把衬衫和裤子穿到身上，结果士兵和他俩人忍不住大声笑起来，因为衣服后边刚才都让刀子划成了两半。也许是犯人觉得自己有义务让士兵开开心，所以穿着他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在士兵面前转着圈，而士兵蹲在地上，乐得双手在膝盖上拍打着。但是，碍于面前有两位上等人，他们还是克制克制自己。　军官在上边终于搞完了，他微笑着把各个部分扫视一番，这回把“绘图员”上一直开着的盖子也给扣上，走下梯子，先朝坑里一看，再看看犯人，满意地看到犯人已经把衣服拿了上来，然后走到水桶跟前去洗手。这才发现水脏得令人作呕，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现在洗不成手了。最后，他把手插进了沙土里——这样做虽不能让他满意，但也只好凑合了——，随即站了起来，开始解军服钮扣。解着解着，原来插在衣领后面的两块女人用的手绢掉到了手里。“这是你的手绢，拿去吧，”他说着把手绢扔给了犯人。然后他又向旅行家解释说：“女士们的赠品。”　尽管他在脱去军上装、随后一件件脱光身上衣服的时候明显地匆匆忙忙，但对每件衣服却非常珍惜，甚至特地用手指抚摸军装上的银色丝绦，抖了抖一条穗子，把它摆正。与这种一丝不苟的做法不大相称的是，他刚把一件衣服整好，虽然有些勉强，却是猛地一下扔进了土坑。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短剑和短剑挂带。他从鞘中抽出短剑，把它弄断，然后抓起断片、剑鞘和皮带，统统扔进了坑里，他扔得很猛，坑底里发出了这些东西碰撞的声音。　现在他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旅行家咬住嘴唇一声不吭。虽然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他无权阻止军官的任何行动。如果说军官所眷恋的这套法庭程序确实已经到了该废除的时候——或许这是旅行家干预的结果，旅行家本人也觉得有义务这样做——那么，军官现在做的就没有一点不对；处在他的地位，旅行家也会这么做。起先士兵和犯人没弄清出了什么事，开始时连看都没有看。犯人非常高兴地收回了手绢，但也没能高兴多久，因为士兵一个突然而迅速的动作把手帕抢到了自己手里，塞在身后的皮带上；反过来犯人又想从士兵那儿再抢回来，但士兵却非常机警。所以，俩人半真半假地吵起来。直到军官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时，才引起了他俩的注意。特别是犯人，他好像已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刚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现在要降临到军官身上了。也许会一发而不可收，很可能是这位外国旅行家下的命令，这真是报应。自己虽然只受了半截子刑，仇却要彻底地报。他裂开嘴巴无声地笑着，笑容挂在脸上，不肯退去。　军官呢，已经转身走向机器。虽说大家都知道他很熟悉机器，可现在看见他怎么摆弄机器、机器又怎么服服帖帖，仍然叫人感到吃惊。他只是把手凑近“耙子”动了一下，“耙子”就上下起落了几下，直到把位置调得刚好容下他自己才停下来；他只在“床”边上抓了一下，“床”就抖动起来；毡团对着他的嘴，只见他实在是不想咬进嘴里，可也没有犹豫多久就认了，张口咬住了毡团。一切就绪，只有皮带吊在两边，显然没有使用的必要，军官根本不需要上绑。这时犯人发现皮带松着，以他看，不捆皮带处决手续就不够完善，于是向士兵使劲挥挥手，俩人跑过去给军官捆皮带。军官本来已经伸出一只脚去蹬启动“绘图员”的手柄；看到这两个跑过来，就把脚抽回来，让他俩给自己把皮带捆上。可是现在他够不着手柄了；不管是士兵还是犯人，谁都不知道手柄在什么地方，旅行家又是铁了心站着不动。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皮带刚一捆好，机器自己就动起来了；“床”颤抖着，针在皮肤上跳动，“耙子”一上一下地起落。旅行家已经盯着看了一会儿，却想起“绘图员”里有个齿轮是要响的；然而一切正常，连一点嗡嗡声都听不到。　机器静静地工作着，静得叫人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旅行家朝士兵和犯人看了看。犯人显得比士兵更活跃，一切都让他感兴趣，一会儿弯下腰，一会儿直起身子，一直伸着食指给士兵指这指那。旅行家觉得很不舒服。他本来决心呆到这儿看到底，可看到这俩人的样子却受不了了。“你们回家去吧，”他说。士兵可能早就准备走了，可犯人觉得这一声命令简直是对他的惩罚。他合起双手哀求让他留在这儿，后来看到旅行家摇着头不肯让步，干脆就跪倒在地上。见命令这会儿不起作用，旅行家就要走过去把他俩赶走。突然他听到上面“绘图员”里面有响声，抬起头来向上望去。是不是那个齿轮又出故障了？但是，根本不是那回事。“绘图员”的盖子缓缓向上升起，最后完全打开。一个齿轮的齿露出来，渐渐升高，很快，整个齿轮暴露出来，仿佛是有一股巨大的神力把“绘图员”往一起挤压，弄得整个齿轮在里面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了；齿轮自己转动着跑到“绘图员”边上，往下掉去，直直地落到沙地上，停住不动了。可是上边又冒出来一个齿轮，后边跟着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和大小难分的齿轮，一个个都跟第一个一样，滚动着掉到了沙土地上。他总以为这下“绘图员”这给掏空了吧，突然间又冒出来一堆，数量特多，跌落下去，在沙地上滚动几下就宁息了。这个场面使犯人完全忘记了旅行家的命令，齿轮使他狂喜不已，他总想接住一个，推推士兵，要他帮忙，可是他立刻吓得缩回了手，因为后边紧接着又是一个，反正刚开始时把他给吓退了。　相反的是旅行家却心神不安；显然机器会变成一堆废铁；它那平静安宁的运转只是一种假象。他觉得这会儿应当照顾军官，因为他再也顾不了自己了。可是滚动着的齿轮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根本就忘了顾及机器的其余部分。然而现在，当最后一个齿轮从“绘图员”上滚落地下、他弯腰去看“耙子”时，他却看到一幕新的、更让人窝火的意外事。　“耙子”不是在写，而只是向下戳；“床”不再翻动人体，而是抖动着把人体向上往针尖上推。旅行家想插手，可能的话，就把整个机器停下来，这毕竟不是军官所希望进行的那种动刑场面，这简直是形同凶杀！他刚伸出双手，却见“耙子”叉着军官那已经刺穿的躯体向上升起，往一边转去，而这种情况通常只有到了第十二个钟头才会出现。鲜血，纯纯的血在向外淌，流成了几百条小河，连水管也失去了作用。现在连最后一个动作也卡住了，军官的身体没有从长长的针上脱开，鲜血直流，悬在土坑上方而不落下。“耙子”要回复原位，却好像没有摆脱本身的负荷，就老是停在土坑上方。“过来帮帮！”旅行家向士兵和犯人喊道，自己先抓住军官的双脚。他想自己在这头把脚向下压，那两个应该在另一头抱住军官的头，想这样缓缓地把军官从针刺上卸下来。可那两位犹豫着不肯过来；犯人干脆背过身去；旅行家只得走过来强迫他俩到军官头部那儿去。这时候，他却极不愿意地看见了死者的脸。军官的面孔一如生前，看不到一丝死后应得的解脱；别人在机器里得到的，军官却没有得到；他双唇紧闭，眼睛圆睁，仍具生命的气息，目光平静而充满了信念，一根粗粗的铁刺穿透了他的额头。　当旅行家后边跟着士兵和犯人走到流放地最早的房子跟前时，士兵指着其中一所说：“这就是茶馆。”　这所房子底层是一间又低又深的窑洞式屋子，四壁和顶棚让烟熏得漆黑。整个门面朝着街道敞开着，流放地上除了司令官的宫殿式建筑以外，其他房子全都破烂不堪，这家茶馆也不例外，但它却给旅行家一种回顾历史的印象，他感到了历史的威力。他向前走了几步，在两位陪伴者的跟随下，穿过门前街上的空桌子，吸着屋子里面流出来的阴凉、潮湿而带有霉味的空气。“老头子就埋在这儿，”士兵说道，“牧师拒绝在公墓里给他一块地方。一段时间里定不下来，该把他埋在什么地方，最后才把他埋在了这儿。这事军官肯定没有向您透露过一个字，当然啦，因为他觉得这事让他丢尽了脸面。有几次他想在晚上把老头子从这儿挖出来，可每次都给人赶跑了。”“墓在什么地方？”旅行家问，因为他不能相信士兵的话。士兵和犯人，俩人立刻一齐跑到他面前，胳膊一伸，指向墓地的所在。他们领着旅行家一直走到背墙跟前，那里的几张桌子旁都有人坐着。看来都是些码头工人，身强力壮，留着短短的大胡子。没有一个人穿外套，衬衣也是破破烂烂的，这是一群贫苦而倍受屈辱的人。旅行家走过时，有几个人站起身来。靠墙挤了挤，迎着他看。“是个外国人，”他们在旅行家四周互相低声说，“他要看坟墓。”他们把一张桌子推到一边，桌子底下确实有一块墓碑，一块普普通通的碑石，很矮，正好可以藏在桌子底下。上边的碑文字母很小，旅行家只好跪到地下才能看清。碑文是这样写的：“此处安息着老司令官。他的那些现在已不能附名的追随者为他修墓立碑。有预言道：若干年后，老司令官将会复活并从这所房子出发带领他的追随者收复这块流放地。保持信念，耐心等待！”读完碑文，旅行家站起来，发现汉子们围了他一圈微笑着，仿佛他们与旅行家一起读完了碑文，觉得碑文荒唐可笑，正期待着他亦有同感。旅行家装得视而不见，散给他们一些零钱，等桌子放回原地，就离开茶馆向码头走去。　士兵与犯人在茶馆里碰到几个熟人，就给留了下来。但他们肯定是立刻摆脱了这些人，因为旅行家才走到通往小船那长长的石阶的半道上，他们就赶来了，大概他们想在最后一刻强求旅行家带走自己。旅行家正在和一位船主就送他上轮船的事讨价还价，这两个沿石阶直奔而下，一声不吭，因为他们不敢声张。等他们跑到底下时，旅行家已经上了小船，船家正好撑船离岸。他们本来可以跳上小船，可是旅行家从船板上拾起一根沉沉的、打着结的缆绳威赫着，使他们不敢尝试一跳。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新来的律师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律师，他是布采法卢斯博士。从他的外表很难看出他曾经是马赛多尼亚的亚历山大的战马，不过要是了解底细，就会发现一二。前不久，在露天台阶上我亲眼目睹到，一个极平凡的法院勤务员以职业赛马迷的眼神吃惊地注视着那律师高抬大腿拾级而上，脚踩得大理石台阶登登作响。　办公室基本上同意聘用布采法卢斯。人们对他的看法有点离奇，说是因为布采法卢斯在当今社会制度里处境困难，同时也由于他的世界历史价值，所以他无论如何值得帮助。如今——这无可否认——不存在伟大的亚历山大。虽然有些人知道怎么杀人，也不乏越过宴桌用长矛刺中对面的朋友的灵巧；另外，许多人嫌马赛多尼亚大小，所以都咒骂父亲菲利浦。然而，没有人，根本没有人能带领大家到印度去。当年，印度的大门就可望不可及，但是，它的方向却被国王之剑所指明。今天，这些大门的方向已完全不同了，而且变的更宽、更高。没有人指出其方向，许多人虽然握剑在手，但只是为了挥舞挥舞而已，顺着其所指，一片茫然。　因此，像布采法卢斯那样，一头钻进法典堆里也许的确是最好的办法。他自由自在，像骑士的两腰无拘无束，借着宁静的灯光，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隆隆声，一页一页地翻阅研读着我们古老的典籍。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乡村医生我陷于极大的窘境：我必须立刻启程到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看望一位重病人，但狂风大雪阻塞了我与他之间的茫茫原野。我有一辆马车，轻便，大轮子，很适合在我们乡间道路上行驶。我穿上皮大衣，提上出诊包，站在院子里准备启程，但是，没有马，马没有啦，我自己的马在昨天严寒的冬夜里劳累过度而死了。我的女佣现在满村子里跑东跑西，想借到一匹马，然而我知道这纯属徒劳。雪越积越厚，行走越来越困难，我茫然地站在那里。这时那姑娘出现在门口，独自一人，摇晃着马灯。当然，有谁在这种时候会借他的马给别人跑这差事？我又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知所措。我心烦意乱，苦恼不堪，用脚踢了一下那已经多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门开了，摆来摆去拍得门枢啪啪直响。一股热气和类似马的气味扑面而来，里面一根绳子上一盏厩灯晃来晃去；低矮的棚圈里有个人蜷曲蹲在那里，脸上睁着一双蓝眼睛。他葡匐着爬过来，问道：“要我套马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弯下腰，想看看这圈里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女佣站在我身旁，说道：“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我们两个都笑了。　“喂，兄弟！喂，姑娘！”马夫喊着，于是两匹健壮的膘马相拥而现，它们的腿紧贴着身体，漂亮的马头像骆驼一样低垂着，仅靠着躯体运动的力量从与它们差不多大小的门洞里一匹跟着一匹挤了出来，但马上它们都站直了，长长的四肢，浑身散发着热气。“去帮帮他，”我说，听话的女佣便急忙过去给马夫递挽具。可是，不等她走近，马夫就抱住了她，把脸贴向她的脸。她惊叫起来，跑到我身边，脸颊上深深地留下两道红红的牙印。“畜生！”我愤怒地喊道：“你想挨鞭子吗？”但转念又想，他是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而且在大家拒绝我的时候自愿来帮助我。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并不计较我的威胁，只是向我转了一下身体，手里不停地套着马车。“上车吧，”他说。一点不假，一切已准备就绪。我发现这套马车非常漂亮，我还从来没坐过这么漂亮的马车呢。我高兴地上了车，说道：“不过，车我来驾，因为你不认识路。”“那当然，”他说，“我压根就不跟你去，我留在罗莎这里。”“不！”罗莎直喊，然后，预感到无法逃避的厄运的降临，跑进屋里。随后，我听到她拴上门链发出的叮铛响声，又听见锁子被锁上；我看见她还关掉了走廊的灯，又迅速穿过好几个房间，关灭了所有的灯，以使自己不被人找见。“你跟我一起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不去了，不论怎样急迫。我不能想象为此行而把那姑娘送给你作为代价。”　“驾！”他吆喝一声，又拍拍手，顿时，马车就像激流之中的木块一样奔出。我听到马夫冲进我家里时屋门震裂的声音，然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所有感官只觉得一阵呼啸风驰电掣般掠过，但这瞬间即逝，因为，那病人家的院子就好像紧挨着我家的院门，我已经到达了。马儿静静地站在那儿，雪也不下了，只有月光撒满大地。病人的父母急匆匆迎出来，后面跟着他姐姐。我几乎是被从车里抬出来的。他们七嘴八舌，而我却不知所云。病人房间里空气污浊，令人无法呼吸，废旧的炉子冒着烟。我想推开窗户，但首先我要看看病人。他消瘦、不发烧、不冷、也不热，两眼无神。小伙子没穿衬衣，盖着羽绒被。他坐起身来，抱住我的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道：“医生，让我死吧。”我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没人听见这话。病人的父母躬着身子呆站在一旁，等候着我的诊断。他姐姐搬来一把椅子让我放下诊包。我打开包，寻找工具。小伙子不断地从被窝里向我爬过来，提醒我别忘了他的请求。我抓出一把镊子，在烛光下试了试，然后又放回去。“是啊，”我渎神地想：“在这种情况下众神相助，送来了需要的马匹，又因为事情紧迫而送来第二匹，更甚者，还送来了马夫——”这时，我才又想起了罗莎。距她十里之遥，而拉车之马又无法驾驭，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救她，怎样才能把她从马夫身下拉出来呢？现在，那两匹马不知怎么已经松开了缰绳，又不知怎么把窗户从外边顶开了，每匹都把头伸进一扇窗户，不受那家人的干扰，观察着病人。“我要立刻返回去。”我想，好像马儿也在催我动身。但我却任凭他姐姐脱掉我的皮大衣，她以为我热得脑胀。老人给我端来一杯郎姆酒，并拍了拍我的肩膀。献出心爱的东西表明他对我的信任。我摇了摇头，在老人狭隘的思想里我感到不适，仅鉴于此我拒绝喝那酒。他母亲站在床边叫我过去，我走过去，把头贴在小伙子胸口上，他在我潮湿的胡须下颤抖起来。那边，一匹马对着屋顶大声嘶叫。我知道的事已被证实：小伙子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有点供血不足，他那忧心忡忡的母亲给他喝了过多的咖啡。然而他却是健康的，最好干脆把他从床上赶下来。我并不是救世主，让他躺着吧。我供职于区上，忠于职守，甚至于过分；我薪俸微薄，但却慷慨大方，乐于帮助穷人，另外，我还要负担罗莎的生活。如此看来，小伙子也许是对的，我也想去死。在这漫长的冬日里，我在这里干什么呀！我的马死了，而且村子里又没人借给我一匹。我得从猪圈里拉出马来，如果不是意外得马，我就要用猪拉车了。事情就是这样。我向这家人点点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相信的。开个药方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与这些人互相交流沟通，却是件难事。现在，我的探诊也该结束了。人们又一次让我白跑一趟，对此，我已习惯了。这个区的人总是在夜里来按门铃，使我备受折磨。然而这次却还要搭上罗莎。这个漂亮的姑娘，多年来生活在我家里而没有得到我多少关心——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必须马上认真考虑一下，以克制自己，不致对这家人发火，虽然他们不管怎样也不会把罗莎还给我。但当我收拾起诊包，把手伸向我的皮大衣时，这家人站在一起，父亲嗅了嗅手里那杯朗姆酒，母亲可能对我深感失望——是啊，大家到底想要什么呢？——她满眼泪水，紧咬嘴唇；他姐姐摆弄着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于是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承认这小伙子也许真的病了。我向他走过去，他对我微笑着，好像我给他端来了最美味的汤——啊，这时两匹马都叫了起来，这叫声一定是上面所安排，用以帮助我检查病人——而这时我发现：的确，这小伙子是病了。在他身体右侧靠近臀部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的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花送你走向死亡。这家人都很高兴，他们看着我忙这忙那，姐姐把这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告诉父亲，父亲又告诉一些客人。这些人正踮着脚尖，张开双臂以保持平衡，从月光下走进敞开的门。“你会救我吗？”小伙子如泣如诉地悄声问我，伤口中蠕动的生命弄得他头晕目眩。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总是向医生要求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已经丧失了旧有的信仰，牧师闲居家中，一件接着一件撕烂他们的法衣，而却要求医生妙手回春，拯救万物。那么，随他们的便吧：我并非不请自到，如果你们要我担任圣职，我也就只得顺从。我一个年迈的乡村医生，女佣被人抢去了，我还能企望什么更好的事情呢！此时，这家人以及村子里的老者一齐走过来脱掉了我的衣服；一个学生合唱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在屋前，用极简单的声调唱着这样的歌词：　“脱掉他的衣，他就能医，　若他不医，就致他于死地！　他只是个医生，他只是个医生。”　然后，我被脱光了衣服，用手指捋着胡子，侧头静观着众人。我镇定自若，胜过所有的人，尽管我孤立无援，被他们抱住头、抓住脚、按倒在床上，但我仍然这样。他们把我朝墙放下，挨着病人的伤口，然后，都退出小屋，并关上了门；歌声也嘎然而止，云块遮住了月亮，暖暖的被子裹着我，马头在窗洞里忽隐忽现地晃动着。“你知道，”我听见有人在耳边说，“我对你缺乏信任，你也不过是在某个地方被人抛弃了而不能自救。你没有帮我，反倒使我的病榻更小。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不错，”我说，“这是一种耻辱。但我现在是个医生，你要我怎样呢？相信我，事情对我也不容易。”“难道这样的道歉就会使我满足吗？哎，也许我只能这样，我一向都很知足。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我来到人世，这是我的全部嫁妆。”“年轻的朋友，”我说道，“你的缺点是不能总揽全局。我这个人去过附近所有的病房，我告诉你，你的伤并不那么可怕。伤口比较深，是被斧子砍了两下所致。许多人将半个身子置于树林中，却几乎听不到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向他们逼近。”“事情真是这样吗？还是你趁我发烧在欺骗我？”“确实如此。请带着一个工职医生用名誉担保的话去吧。”他相信了，安静下来不再做声。然而，现在是我考虑自我解救的时候了。马匹依然忠实地站在原位，我很快收集起衣服、皮大衣和出诊包，也顾不上去穿衣服。马儿如果还像来时那样神速，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从这张床上一下就跳上我的床。一匹马驯服地把头从窗户中退回去。我把我那包东西扔进车里，皮大衣丢得好远，只一个袖子紧紧挂在一个钩子上。这样就可以啦。我飞身上马。缰绳松弛下来，马匹也没有互相套在一起，而马车则晃晃悠悠地跟在后面，再后面皮大衣也拖在雪地里。“驾！”我喊道，但马并没有奔驰起来，我们像老人似的慢慢地驶过雪原，耳后久久地回响着孩子门那新而谬误的歌：“欢乐吧，病人门，医生已被放倒在你们的床上！”　我从未这样走进家门。我丢掉了兴旺发达的行医工作，一个后继者抢走了它。但无济于事，因为他无法取代我。在我家里那可憎的马夫正在施行暴虐，罗莎是他的牺牲品。我不忍再往下想。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里，我一个老人赤身裸体，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四处奔波，饱受严寒的折磨。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后面，而我却够不着它，那伙手脚灵活的病人呢，也不肯动一动指头帮我一把。受骗了！受骗了！只要被夜间的铃声捉弄一次——这永远不可挽回。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马戏团顶层楼座上假如是一位体质纤弱，“呼哧”喘气的女马术骑手坐在晃动着的马背上、面对情绪高昂的观众、一连数月毫不间断地让狠心的班头挥动马鞭赶着在马戏场上颠簸奔跑、在马背上呼呼作声、扭动腰肢、频频抛着飞吻；而且，假如这种场面在乐队与风扇那毫不停息的嗡嗡声中，在那气锤似的手掌击出的、此起彼伏的掌声伴随之下一直迈向那不断敞开着的灰色未来——或许就会有一位顶层楼座上的年轻看客穿过楼座顺着长长的楼梯急急向下跑去，冲进马戏场，在那始终力求与场上合拍的乐队的铜号声中大吼这么一声：停！　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是一位肤色白皙、面颊红润的漂亮女士在那充满自豪感的拉幕员为她打开的幕布之间飞速而出；由于全神贯注地捕捉她的眼神的团长像动物一样迎着她呼着粗气；把她小心翼翼地扶上灰斑白马，就像是在送自己最钟爱的孙女登上前途莫测的旅程；下不了决心举起鞭子；又终于狠下心，“叭、叭”地发出了信号；大张着嘴巴，跟在马旁边跑着；一双眼睛紧盯着女骑手做各种跳跃动作；又无法理解她的艺术技巧；操着英语呼叫着试图对她发出警告；怒气冲冲地提醒手持藤圈的搭档们要千万留心；在女骑手做三连空翻前，大张着双手招呼乐队停奏；最后把小美人从颠策的马背上扶下来，吻着她的双颊，不歇气地接受着观众的敬意；当女骑手本人由团长扶着、高高地立起脚尖，在扬起的灰尘包绕之下，仰起小巧的头颅、大张起双臂，邀马戏团全体人员与她分享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因为场上实况如此，顶层楼座上的这位看客便将脸往护栏上一搁，如同沉浸在一场沉重的梦境之中，在全体演员登场谢幕之际不知不觉地哭了起来。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