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借我一生作者：余秋雨旧屋与旗袍(1)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将近十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划入慈溪的。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惟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一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多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二十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妈妈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我相信，从小习惯了上海思维的妈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诵读一家私信，一开始一定很不习惯。她会用眼色询问上门来求她读信的那个妇人，要不要请别人离开一下。　　那位妇人一定不会理解妈妈的眼色，妈妈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开始移过信纸。读信时，妈妈会把声音尽量放轻，但她发现，越轻，凑过来的脑袋就越多，而他们口中吐出的劣质烟气也越是呛人。时间一长，她也就放开了声音。妈妈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对高地地的人来说，却是奇装异服。　　结婚那天下轿，穿的是织锦缎旗袍，酒红色中盘旋着宝蓝色，让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村里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乡下人历来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妆看成又高又远的事，即使从眼前擦过，也只当戏文传奇，不会用寻常目光评判。美丽的婚服穿过一次也就压到箱底去了，没有机会再穿，成了一个缥缈而匆忙的回忆。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还是穿着旗袍，只不过换成阴丹士林的，一色正蓝，与织锦缎那件一样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这身旗袍拎着篮子到河边淘米、洗菜去了。　　在妈妈看来，阴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这身旗袍的颜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装都要单一，而且料子也极普通。　　妈妈出门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总能看到窗口、门边星星点点注视的目光。她以为是乡亲们对新人好奇，便红脸低头，用微笑打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烦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来自上海，当然看不出妈妈的旗袍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这个儿媳妇处处让她顺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才传达出了一个村庄对一种服装的嘀咕。　　孝宏爷爷坐在草垛边的石墩上，叫了一声妈妈的小名。这小名，是他从祖母的呼叫声中听来的，他与祖母同辈，这么叫很合适。　　妈妈停步，恭敬地等他说话。　　他说：“你这种穿法是朱家的，这里不这么穿。”　　妈妈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没有听懂他的话，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孝宏爷爷其实是个很轻松的人，平日里习惯说说笑笑，一点也不想摆长辈的架子，看到我妈妈发愣，就笑了，说：“你看这里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裤干活的。你这身，又不过节又不做客，太齐整。”　　在我们乡下，“齐整”这个词，含有漂亮的意思。　　妈妈“哦”了一声，点点头，便转身回家禀告祖母。祖母一听就来气：“就他管得宽！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话虽重，口气却是打趣式的，祖母说的时候还笑出声来了。　　“痴子”也就是疯子，是指孝宏爷爷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蛰居在我家西边邻屋的楼上。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渴望见到又最害怕见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轻多了，我见到时大概也就是四十多岁吧，偶尔下楼来，不讲话，也不给谁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静地轻声自语着什么，走不了几步又上楼了。　　记得我五岁时有一次从山里采了一大把杜鹃花回来，在后门正遇到她下楼。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鹃花一会儿，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两只花来送给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细看了一下，却立即塞回到了我手里，转身便上了楼，没发出一点声音。　　前妻疯了，孝宏爷爷又续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妈妈大三岁，却长了一辈，她干练爽利，丰腴白净，是村子里的一个人物，如果用现代传媒的语言来定位，算是“该村妇女界的言论领袖”。小阿婆是从北边的新浦沿嫁过来的，那里靠着海，有渔业、盐业、航运业，这比我们村里开化。据说小阿婆还见过在整个浙北、浙东都鼎鼎有名的强势士绅王尧辉先生。王尧辉的强势，在于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区的盐业，这可是身价无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间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见过！光凭这一点，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诉乡亲:“连王尧辉家的佣人也吃得起馄饨。”然后她细细讲述馄饨是什么。非常薄的面粉皮子，包住了一点点最新鲜的肉馅儿，水一煮，薄皮子像云一样飘起来了。乡亲们一听，心也飘起来了。　　孝宏爷爷把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实在让村里人佩服不已。他总是坐在村头草垛边的石墩上，晒着太阳，调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但是，别人不敢反过来调笑他，一是因为他辈分高，二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样一位妻子。连妻子都能随口说说王尧辉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这位孝宏爷爷，不能接受我妈妈的旗袍。难道，连见多识广的小阿婆也没穿过旗袍？王尧辉家如此豪门，女眷如云花团锦簇，小阿婆没穿过总也见过吧？　　妈妈问祖母，祖母想了想，说：“她当然见过，却真没见她穿过。新浦沿再怎么，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长裤吧？”妈妈征询祖母的意见。　　“其实随便，都可以。”祖母说。　　妈妈改穿长裤的第三天，孝宏爷爷又在草垛边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说：“你这长裤也不对，太瘦，这里的裤子要宽大。也不能长到脚背，只能到膝盖下面。”　　这次妈妈不理了，仍然穿着长到脚背的瘦长裤，过几天又轮换成旗袍。后来自己缝了一条裤子，宽大了一点，但还是长到脚背。　　乡亲们天天晚上聚到我家来，看妈妈读信、写信，时间一长，也都习惯了她的旗袍和瘦长裤。读信写信，是在读写一座村庄。　　妈妈快速地进入了村庄的内心。　　其实远不止是这座村庄。读信、写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闯荡者营造起来的，来自浙江农村的闯荡者又显得特别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远龙山镇农村的那个闯荡者就当上了海商会会长，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热闹的一条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数闯荡者都没有出名，他们中的一小拨来自我们村庄，平生只有我的妈妈在不断地书写着他们的名字。　　终于，妈妈发现，外出的闯荡者也都不识字，收到乡间妻子来信后还要请别人来读。这让她愕然了。　　她原来以为自己是一对对夫妻间惟一的“传话者”，因此尽量把妻子们的委婉心语细致表述，谁知，这种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达。对方找到的读信者一定是男人，他们能传达这些哀怨村妇的隐隐心曲吗？　　那么上海，浙江农村为了造就你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价，实在太大了。　　妈妈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两端之间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恒的，但她要做点事。　　几年读信、写信的结果使她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义务在这些村子间办识字班，在年轻人中扫除文盲。以前已经有一些小媳妇想识字来找她，她觉得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像样一点。　　东边一里路之外的桥头已有一所简陋的小学，办在一个破败的尼姑庵里，但是，当时那里招生太少，要收学费，一般农村青少年进不了。妈妈知道，要吸引大家来上识字班，第一个条件是不收学费，第二个条件是上课时间要顺农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后或不出工的日子里上课。　　这样办，她粗粗一算，来的人会很多，光她一个人来教，吃不消。　　要找一个人来帮忙。　　有文化，能教书，愿意尽义务，完全没有报酬，又必须是一个女的，出来教书不影响家庭生计……　　这样的人，在当地农村，哪里去找？　　终于，她想到了自己娘家——朱家村，西边半里地之外的斯文富贵之地，只能从那里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妈妈去朱家村找人有点不便，但妈妈一直缺少政治意识，心想义务教人识字，这样的好事谁会反对呢？　　找到的那个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个“破产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轻妻子。　　朱炳岱被划为地主也是因为父辈的家声，到他自己已没有地产。他的妻子身材娇小、美貌惊人，比妈妈小一岁，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与小阿婆一样。姓王，叫王逸琴。　　在妈妈还没有嫁到余家时，王逸琴已经嫁到朱家村了。妈妈一直说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说妈妈的气度更大一点。妈妈出嫁前与王逸琴谈过两次话，彼此印象都好，妈妈也由此知道她文化不低。　　现在，妈妈抱着我，敲开了王逸琴家的门。　　开门见山，妈妈对她说：“你帮帮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轻人都不识字。我打听了，别的一些村也是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办一个识字班吧，我教语文，你教算术！”　　王逸琴说：“亏得你还想到我。”　　妈妈说：“这事没有报酬。”　　王逸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别人都不喜欢我到外面走动。”　　妈妈笑了，说：“我还是地主的女儿呢。”　　王逸琴问：“万一人家拖脚怎么办？”她说的“拖脚”，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检举、揭发，我们那里把“拖”字发音成“得唉”。她的意思，如果有人检举、揭发，有一个地主的女儿和一个地主的妻子一起办了一个识字班，一定有什么不良目的，该怎么办。　　妈妈回答道：“有人拖脚，我们歇手。”　　“脚”和“手”对仗，说出口之后妈妈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了。　　那么简单就说定了，王逸琴把妈妈送到她家东首的竹园边。妈妈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美丽的少妇，问：“你这旗袍是上海做的吗？”　　“我没去过上海。这旗袍是在娘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说。　　“新浦沿人穿旗袍吗？我婆家一个长辈亲戚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看不惯我穿旗袍，说那里只有王尧辉的家眷才穿。她还见过王尧辉本人。”　　耳边传来轻轻的声音：“王尧辉是我爸爸。”妈妈对王逸琴更敬重了。倒不是因为知道了她美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原因，而是因为她在父亲还非常得势的时代居然没有让大家知道她是谁的女儿。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困难，必须由王尧辉本人作出决定和安排，因此，妈妈对王尧辉先生也产生了几分尊敬。　　识字班在我家东门口的堂前开办。妈妈亲自在高地地一家家动员，一些青年听说可以不交学费、不误农活就能识字，地方又那么近，都抢着要来。妈妈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到邻近的村庄如车头、田央里、顾家村、陈家村去看看，有没有也想进班的人。她想，人多人少同样上课，多一个人识字总好一点。谁知这么一来，人就太多了。开班那天，人一批批来，挤在小小的堂前，桌椅就不够，临时到村子里各家各户去借。　　借桌椅的事搅动了全村，有两个女孩子忽发奇想，觉得我家西边邻屋楼上孝宏爷爷那个疯了的前妻屋里，一定有一些空置不用的桌椅，也就壮着胆子蹑手蹑脚上去了。　　她们小心地向那位安静的疯女人说明来意，疯女人一直低着头，没有表情。两位女孩子站在屋子里四周一看确实有几条空置的长凳，就说：“阿婆，我们先搬走了，上完课马上来还。”见疯女人没有表示反对，就去搬了。　　刚向凳子挪步，发现满地都是一些浅黄色的奇怪物件，蹲下身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惟妙惟肖，生动可爱，密密层层铺了一地。　　两个女孩子抬起头来看了疯女人一眼，心想你长年不下楼原来在编织这么一个热闹的世界。最后，她们搬出长凳时忍不住又对疯女人说：“阿婆，你编得太好了，那么多，送我们两个吧。”疯女人仍然没有说话，但似乎嘴角有一点轻微的笑影。两个女孩子也就一人扛了两条长凳，各拿一件麦秆小动物下楼了。　　堂前乱过一阵，妈妈开始讲课。她把一块深色门板当黑板，拿着几支从半里外的小学要来的粉笔，教几个最简单的字。这在村里算是一件大事，男女老少都拥过来看，许多纳鞋底、抱小孩的妇女也都挤挤地站在边角，高高低低都是人头，嗡嗡喤喤。妈妈知道，这样下去没法上课，要另换地方。妈妈讲了一会儿之后，王逸琴开始讲算术。她显然比妈妈更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经常停顿，但还是讲了下去。突然，她发现站着的妇女都把头转向了一边，全场突然肃静。大家注视的，是一个头发不整却表情木然的女人。　　王逸琴面对这个场景不知所措，妈妈一看也吃了一惊，是西楼的疯女人，她也下楼听课来了。疯女人的存在，使全场不再喧闹，但大家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到老师身上，这一点，王逸琴很快明白，她无法在这种奇怪的安静中把课讲下去。　　散课之后，妈妈把自己刚刚作出的决定告诉王逸琴：识字班到祠堂里开，那里桌椅很多，地方很大，只须叫两个学员去打扫一下就成。　　王逸琴的心思还是留在刚才那个表情木然的女人身上。　　妈妈说：“她是疯子。”　　王逸琴说：“不知怎么总觉得脸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妈妈说：“不可能，她从来不出门。”　　正说着，小阿婆过来了，热情地挽着王逸琴的手问：“听口音你也是我们新浦沿人吧？哪家？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王逸琴笑一笑，回答说：“那我们是同乡了，我离开那里已经很久，现在住在朱家村。”　　“这下你有穿旗袍的伴了。”小阿婆笑着对妈妈说。旧屋与旗袍(2)从此，识字班就开办在祠堂里了。那里离村庄有点距离，村民不会去挤，疯女人更不会去。但是，在堂前开班的第三天，我家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祖母对妈妈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妈说：“那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识字班其实办得很苦，大多是，下雨下雪，不能干别的活了，就上课。两个女子撑着伞，在泥路上走，从来都是她们等学员，没有让学员等过她们。妈妈平日不在乎打扮，但每次去识字班前总要在镜子前梳妆打扮一下，因为会遇到王逸琴，其实王逸琴也是同样。　　她们去识字班，必定都穿旗袍。祠堂在田野间，两个女子从不同方向同时到达，完课时一同出来，站着说一阵话，又朝不同方向回家。由于她们总是比大家先来后走，因此一眼看去，田野上常常只是她们两个女人的身影，悄悄走拢，悄悄分开。　　识字班办了三年。这三年间，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个丈夫又去世，她就实在悲痛得没法教下去了。　　妈妈说：“她的人太好了，她的命太苦了。”没了她，妈妈一人就没有办法把识字班支撑下去，只得解散。　　妈妈从此很少再穿旗袍。而且，再也不愿踏进祠堂。　　识字班不办了，妈妈天天晚上一如既往，要给乡亲们读信、写信。我家的前间，还是夜夜拥挤。夜夜拥挤，还有一个很琐小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村里很少有人家舍得点一盏油灯。除了这间屋子，全村早已沉入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测。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会离开这间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间的船坞、树杈、坟堆、桥基、蟹棚、芦荡、苜蓿地、河埠头、风水墩都充满了影影绰绰的鬼气，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种裹卷着巨大恐怖的吸引。我想，我应该感谢这些夜晚。一个开始曾被小伙伴们称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压压的人群烧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这种无所畏惧的“幼功”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当时妈妈并不清楚我在夜间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但有很多迹象告诉她，她的这个幼小的儿子对什么也不胆怯。这一点对她可能有一点误导，后来她对我的几个弟弟，也从来不在胆怯的问题上作任何考虑。很多作家描写过的在童年时代听到响雷一头扎在妈妈怀里的情景，在我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一定会比响雷更让家人吃惊。回想起来我妈妈自己也够大胆的，因此年长以后读布莱希特的作品《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六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我向他们摇摇手。　　走过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才二十多岁，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他母亲都会有的担忧。　　真是“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他小朋友都胆小，那就是西屋楼上的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麦秆编织的小动物，只有我不敢上楼。为什么？说不清。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 ：“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 ：“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 ：“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 ：“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 ：“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 “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较简单。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叠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０００纯诗句枕边得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戴黑边眼镜的青年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专案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高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说 ：“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难道能否认，这不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负责人喊一声“你无耻！”让全场吓了一跳。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出口！广大革命同志，你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出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晕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说出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了全部贞操。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教授已经满头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毛主席诗词讨论会。毛主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道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地？因此你提出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毛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一位记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右，你说了一句有关刘少奇的奉承话。在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了，由他们自己站出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两次嗓子，讲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蓝色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文革’以来，大家热衷于批判走资派，但是大学和其他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这话初一听有一点逻辑，发言者感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动，口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是假权威，不是权威！我们战斗队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从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论文、教材中找出他们是假权威的证据六百多条，真是触目惊心！这六百多条证据，将在《红卫兵战报》和《上海工人造反报》上同时刊登，现在，请我们的副总指挥选读其中一小部分。”　　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副总指挥。那个人拿起一本书，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说文解字”。说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翻边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夹着很多白纸条。他的发言时间太长了，终于有一个穿着红背心的学生冲上台来，大声地背诵毛泽东语录来阻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但台上那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种快感。　　…………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刹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钟，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 ：“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 ：“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叠《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才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才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联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 “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叔叔走了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他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 ：“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