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视之，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去，与那个物连结；我将目一闭，能够记忆那物的形状，即是此力把那物拖进来绾住了。听人的话能够记忆，即是把那人的话拖进来绾住了。由这种方式，把耳濡目染与夫环境所经历的事项一一拖进来，集合为一团，就成为一个心。所以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似。一般人都说自己有一个心，佛氏出来，力辟此说，说：“人莫得心，通常所谓心，是假的，乃是六尘的影子。”圆觉经曰：“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们试思，假使心中莫得引力，则六尘影子之经过，亦如雁过长空，影落湖心一般，雁一去，影即不存。而吾人见雁之过，其影能留在心中者，即是心中有一种引力把雁影绾住的原故。所以我们拿佛家的话来推究，也可证明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是相似的。佛家说：“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成为种子，永不能去。”这就像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成为种子一般。我们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是由于地心有引力，即知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是由于人心有引力。因为有引力绾住，所以谷子豆子在田土中永不能去，六尘影子在八识田中也永不能去。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即知其无一不从外面进来。其经过的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够发明新理，但仍靠外面收来的智识作基础。犹之建筑房屋，全靠外面购来的砖瓦木石。假如把心中各种智识的来源考出了，从目进来的，命他仍从目退出去，从耳进来的，令他仍从耳退出去，其他一一俱从来路退出，我们的心即空无所有了。人的心能够空无所有，对于外物无贪恋，无嗔恨，有如湖心雁影，过而不留，这即是佛家所说“还我本来面目”。地球之构成，源于引力，意识之构成，源于种子，试由引力再进一步，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由种子再进一步，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则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由寂兮寥兮生出引力，而后有地球，而后有物。由寂兮寥兮，生出种子，而后有意识，而后有人。由此知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物理与人事相通，故物理学的规律可适用于心理学。心理的现象，与磁电现象很相像。人有七情，大别之，只有好、恶二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同。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其元素只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他相推相引的作用，是情的现象。能够差别同性异性，又含有知的作用。可见磁电这个东西，也具有知、情，与我们的心理是一样的。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忽然来了一个阳电，要分他的阴电，他当然把他推开。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忽然来了一个阴电，要分他的阳电，他当然也把他推开。这就像小儿食乳食糕饼的时候，见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一般，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至于磁电异性相引，犹如人类男女相爱，更是不待说的。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学，可当如磁电学研究。佛说：“真佛法身，映物现形。”宛然磁电感应现象。又说：“本性圆融，用遍法界。”又说：“非有非无。”宛然磁电中和现象。又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简直是物理学家所说“能力不灭”。因此之故，我们用力学公例去考察人性，想来不会错。甲 图孟子讲性善，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我讲厚黑学，说：“小儿见母亲口中有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走近来，就用手推他打他。”这两种说法，岂不是极端相反吗？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我们下细观察，即知小儿一切动作，都是以我为本位，各种现象，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将母亲与己身比较，小儿更爱己身，故将母亲口中糕饼取出，放入自己口中。母亲是怀抱我、乳哺我的人，拿母亲与哥哥比较，母亲与我更接近，故更爱母亲。大点的时候，与哥哥朝夕一处玩耍，有时遇着邻人，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更爱哥哥。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外省，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之规律，其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相像的。我们把他绘出来，如甲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是人心的现象，我们详加玩索，就觉得这种现象很像讲堂上试验的磁场一般。距磁石越近的地方，铁屑越多，可见人的情感与磁力相像。我们从甲图研究，即知我说的小儿抢母亲口中糕饼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原是一贯的事，俱是以我字为出发点，性善说与厚黑学就可贯通为一。上面所绘甲图，是否真确，我们可再设法证明：假如暮春三月的时候，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去游玩，走至山明水秀的地方，心中觉得非常愉快，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戚然不乐，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与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们心中很替落花悲戚，对于碎石不甚动念，这是甚么缘故？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对于落花更觉关情。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那种声音，入耳惊心骤闻之下，就会把悲感落花之心移向犬方而去了。这是甚么缘故？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自然会起同情心。我们游毕归来，途中见一只犬拦住一个行人，狂跳狂吠，那人持杖乱击，人犬相争，难解难分，我们看见，总是帮人的忙，不会帮犬的忙。因为犬是兽类，那人与我同是人类，对乎人的感情，当然不同。假如我们回来，一进门就有人来对我说：某个友人，因为某事，与人发生绝大冲突，胜负未分，我就很替这个友人关心，希望他得胜。虽然同是人类，因为有交情的关系，不知不觉就偏重在我的友人方面去了。我把朋友邀入室中，促膝谈心，正在尔我忘情的时候，陡然房子倒下来，我们心中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防卫自己，第二个念头，才顾及友人。我们把各种事实、各种念头、汇合扰来，搜求他的规律，即知每起一念，都是以我字为中心点，我们步步追寻，层层剥剔，逼到尽头处，那个我字，即赤裸裸的现出来了。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凡有两个物体，同时出现于我的面前，我无须计较，无须安排，心中自然会有亲疏远近之分。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终不外牛顿万有引力的定律。我们把它绘出图来，如乙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它的现象仍与磁场一般。我们绘这乙图，是舍去了甲图的境界，凭空另设一个境界，乃绘出之图与中图无异，可知甲图是合理的，乙图也是合理的。这两个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既是与磁场相像，与地心引力相像，即可说心理变化不外力学公例。孟子讲性善，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前已绘图证明，是发源于为我之心，根本上与厚黑学相通。他第二个证据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细细推求，仍是发源于为我之心，仍与厚黑学相通。兹说明如下：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自己畏死的表现。假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陡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个现象，即是怵惕。这是因为各人都有畏死的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会把畏死的念头放大，化我身为被追的人，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就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先有怵惕，后有恻隐，是天然的顺序，不是人力安排的。由此可知：恻隐是从怵惕生出来的，莫得怵惕，就不会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发源于我字。乙 图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我们把他绘为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之物，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我当然对孺子表同情，不能对井表同情。有了第一圈的我，才有第二圈的孺子。因为我怕死，才觉得孺子将入井是不幸的事；假如我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我也认为不要紧的事，不起怵惕心。看见孺子将入井，也认为不要紧的事，断不会有恻隐心。莫得我，即莫得孺子，莫行怵惕，即莫得恻隐，道理本是极明白的。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孟子看见怵惕心能放大而为恻隐心，就叫人把恻隐心再放大起来，扩充到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就生出宋儒的误会。宋儒言性，从恻隐二字讲起走，舍去怵惕二字不讲，成了有恻隐无怵惕，知有第二圈子孺子，不知有第一圈之我。宋儒学说，许多迂曲难通，其病根就在这一点。我们把甲乙两图详加玩味，就可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甲图是层层放大，由我而亲，而兄，而邻人，而本省人，而本国人，而外国人，其路线是由内向外，越放越大。孟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利用他，创为性善说。所以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斯心，加诸彼……推恩足以保四海。”力劝人把圈子放大点。孟子喜言诗，诗是宣畅人的性情，含有利导的意思。乙图是层层缩小，由石而花，而犬，而人，而友，而我，其路线是由外向内，越缩越小。荀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制止他，创为性恶说。所以他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说：“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人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生怕人把圈子缩小了。荀子习于礼，礼是范围人的行为，含有制裁的意思。甲乙两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甲图是离心力现象，乙图是向心力现象。从力学方面说，两种现象俱不错，即可说孟荀二人的说法俱不错。无奈他二人俱是各说一面，我们把甲乙二图一看，孟荀异同之点就可了然了。事情本是一样，不过各人的看法不同罢了。我们详玩甲乙二圈，就可把厚黑学的基础寻出来。王阳明讲的致良知，是从性善说生出来的。我讲的厚黑学，是从性恶说生出来的。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我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此两说何以会极端相反呢？因为同是一事，可以说是性善之表现，也可说是性恶之表现。举例言之：假如有个友人来会我，辞去不久，仆人来报道：“刚才那个友人，出门去就与人打架角孽，已被警察将双方捉去了。”我听了，就异常关心，立命人去探听。听说警察判友人无罪，把对方关起了，我就很欢喜。倘判对方无罪，把友人关起，我就很忧闷。请问我这种心理，究竟是善是恶？假如我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善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与人相争，与你毫无关系，你愿你的朋友胜，不愿他败，这种爱友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所谓博施济众，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谓民胞物与，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就须把他扩充起来。”假如我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恶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是人，和他打驾的也是人，人与人相争，你不考察是非曲直，只是愿友胜不愿友败；这种自私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扰乱世界和平的根苗。日本以武力占据东北四省，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墨索里尼用飞机轰炸阿比西尼亚，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即须把他制伏下去。”我们试看上面的说法，两边都有道理，却又极端相反，这是甚么缘故呢？我们要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只消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此心愿友得胜，即是第二圈。请问这第二圈，是大是小呢？孟子寻个我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小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大圈。荀子寻个人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大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小圈。孟子以为第二圈是第一圈放大而成，其路线是向人字方面扩张出去，故断定人之性善。荀子以为第二圈是由第三圈缩小而成，其路线是向我字方面收缩拢来，故断定人之性恶。其实第二圈始终只有那么大，并未改变。单独画一个圈，不能断他是大是小；单独一种爱友之心，不能断他是善是恶。画了一圈之后，再在内面或外面画一圈，才有大小之可言。因爱友而做出的事，妨害他人或不妨害他人，才有善恶之可言。愿友胜不愿友败之心理，是一种天然现象，乃人类之通性，不能断他是善是恶，只看如何应用就是了。本此心理，可做出相亲相爱之事，也可做出相争相夺之事，犹之我们在纸上画了一圈之后，可以在内面画一小圈，也可以在外面画一大圈。孟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张开点，在外面画一个较大之圈。荀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收拢点，在内面画一个较小之圈。若问他二人的理由，孟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小圈放大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放大，在外面画一个更大之圈。”荀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大圈缩小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缩小，在内面画一个更小之圈。”这些说法，真可算无谓之争。我发表厚黑学后，继续研究，民国九年，创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并绘出甲乙二图，因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都带有点诡辩的性质。同时悟得：我民国元年讲的厚黑学，和王阳明讲的致良知，也带有点诡辩的性质。甚么是诡辩呢？把整个的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说得条条有理，是之谓诡辩。战国策士，游说人主，即是用的此种方法。其时，坚白异同之说甚盛，孟荀生当其时，染得有点此种气习，读者切不可为其所愚。我是厚黑先生，不是道学先生，所以我肯说真话。力有离心、向心两种现象，人的心理也有这两种现象。孟荀二人，各见一种，各执一词。甲乙两图，都与力学公例不悖，故孟荀两说，能够对峙二千余年，各不相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孟荀两说就可合而为一了。孟荀两说合并，就成为告子的说法。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任从何方面考察，他这个说法都是对的。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可说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裁取半面以立说，成为性善说。遗下了半面，荀子取以立论，就成为性恶说。因为各有一半的真理，故两说可以并存。又因为只占得真理之一半，故两说互相攻击。有孟子之性善说，就有荀子之性恶说与之对抗。有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与之对抗。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把良知二字讲得头头是道。李宗吾说：“小孩见着母亲口中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近前，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我把厚黑二字也讲得头头是道。有人呼我为教主，我何敢当？我在学术界，只取得与阳明对等的位置罢了。不过阳明在孔庙中配享，吃冷猪肉，我将来只好另建厚黑庙，以廖大圣人和王简恒、雷民心诸人配享。我的厚黑学，本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何以王阳明受一般人的推崇，我受一般人的訾议呢？因为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心相喻，不许揭穿，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算是一种公例。我每向人讲厚黑学，只消连讲两三点钟，听者大都津津有味，说道：“我平日也这样想，不过莫有拿出来讲。”请问：心中既这样想，为甚么不拿出来讲呢？这是暗中受了这种公例支配的原故。我赤裸裸的揭穿出来，是违反了公例，当然为社会不许可。社会上何以会生出这种公例呢？俗语有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都想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龄？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钱？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通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是之谓“遇货添钱”。人们的习性，既是这样，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种公例。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说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荀子本来是入了孔庙的，后来因为他言性恶，把他请出来，打脱了冷猪肉，就是受了这种公例的制裁。于是乎程朱派的人，遂高坐孔庙中，大吃其冷猪肉。《孟子》书上有“阉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逐出孔庙也宜哉。呜呼！李厚黑，真名教罪人也！近人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说：“荀子在周末，倡性恶说，后儒非之者多，绝于一人左袒之者，历一千九百余年，俞曲园独毅然赞同之……我同主张性恶说者，古今只有荀俞二氏。”云云。俞曲园是经学大师，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经学，他著的性说上下二篇，若存若亡，可以说中国言性恶之书，除荀子而外，几乎莫有了。箴言为举世所厌闻，故敢于直说的人，绝无仅有。滔滔天下，皆是讳疾忌医的人，所以敢于言性恶者，非天下的大勇者不能，非舍得牺牲者不能。荀子牺牲孔庙中的冷猪肉不吃，才敢于言性恶。李宗吾牺牲英雄豪杰不当，才敢于讲厚黑学。将来建厚黑庙时，定要在后面与荀子修一个启圣殿，使他老人家借着厚黑教主的余荫，每年春秋二祭，也吃吃冷猪肉。常常有人向我说道：“你的说法，未免太偏。”我说：诚然，惟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等药也。药中之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当说道：“你的议论，很痛快。”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针之灸之，才觉得痛；针灸后，全体畅适，才觉得快。有人读了《厚黑丛话》，说道：“你何必说这些鬼话？”我说：我逢着人说人话，逢着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甚么？我这部《厚黑丛话》，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我不知过去生中，与孔子有何冤孽，他讲他的仁义，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我讲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我们两家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与孔子讲和好了。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子，提出两句口号：“厚黑为里，仁义为表。”换言之，即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从此以后，我的信徒，即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即是我的信徒，我们两家学说，永世不会冲突了。千百年后，有人出来做一篇《仲尼宗吾合传》，一定说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讳疾忌医，是病人通例，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荀子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医界就哗然，说他违反了公例，把他逐出医业公会，把招牌与他下了，药铺与他关了。李宗吾出来，大讲厚黑学，叫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这是自荀子而后，二千多年，都莫得这种医法，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子也。昨有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诧异道：“你怎么看这类书？”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人性是浑然的，仿佛是一个大城，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所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人性以告子所说，无善无不善，最为真确。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等语，请问此种说法，与告子何异？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民国九年，我创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种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所以“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体，何能混为一谈？至于你说的‘心理变化’，则是就用上言之，更不能牵涉到体上。”我说：我的话不足为凭，请看阳明的话。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心体即是性，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告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请问东流西流，是不是就用上言之？请问水之流东流西，能否逃出力学公例？我说：“‘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似乎不是穿凿附会。”阳明曰：“性，心体也，情，心用也。”世之言心言性者，因为体不可见，故只就用上言之，因为性不可见，故只就情上言之。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又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皆是就情上言之。也即是就用上言之。由此知：孟子所谓性善者，乃是据情之善。因以断定性之善。试问人与人的感情，是否纯有善而无恶？所以孟子的话，就会发生问题，故阳明易之曰：“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即用也，即情也。阳明的学力，比孟子更深，故其说较孟子更圆满。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我从性恶说悟入，同到无善无恶而止。我同人讲厚黑学，等于用手指月，人能循着手看去，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同我刺刺不休，等于在我手上寻月，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我的厚黑学，拿与此等人读，真是罪过。^v^v^v^v^v^v^v^v^v厚黑丛话卷四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两月前成都某报总编辑对我说：“某君在宴会席上说道：李宗吾做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把孔子的面子太伤了，我当著一文痛驳之。”静待至今，寂然无闻，究竟我那篇文字，对于孔子的面子，伤莫有伤，尚待讨论，原文于民国十六年载入拙著《宗吾臆谈》内，某君或许只听人谈及，未曾见过，故无从着笔。兹特重揭报端，凡想打倒厚黑教主者，快快的联合起来。原文如下：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之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我要表明我思想之过程，不妨把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底稿早不知抛往何处，只把大意写出来。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出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生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拚命去学。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见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肯听从，世间权势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每人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算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义，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杨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是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都是开国之君。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有个张士简，把他的文字拿与虞讷看，虞讷痛加诋斥。随后士简把文改作，托名沈约，又拿与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著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其初托名叶天士，及到其书流行了，才改归己名，有修园的自序可证。从上列两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岂能传到今日？周秦诸子，志在救世，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赐不少。我们对于他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还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就完毕，惟有关羽死了过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又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堪舆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看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我见，心中有了成见，眼中所见东西，就会改变形象，带绿色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绿色，带黄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黄色。周秦诸子，创了一种学说，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古人自然会改变形象，恰与他的学说符合。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他腓无肱，胫无毛，忧其黔首，颜色黎墨，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韩非子说：“禹朝诸侯于会稽，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俨然是恂恂懦者，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读魏晋以后禅让文，他的行径，又与曹丕、刘裕诸人相似。宋儒说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女，是个狐狸精，仿佛是《聊斋》上的公子书生。说他替涂山氏造傅面的粉，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又说他治水的时候，驱遣神怪，又有点像《西游记》上的孙行者，《封神榜》上的姜子牙。据著者的眼光看来，他始而忘亲事仇，继而夺仇人的天下，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简直是厚黑学中重要人物。他这个人，光怪陆离，真是莫名其妙。其余的圣人，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我们略加思索，圣人的内幕，也就可以了然了。因为圣人是后人幻想结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圣人的形状有种种不同。我做了一本《厚黑学》，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又逆推到春秋战国，也是相合的，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尽都是天理流行，惟精惟一，厚黑学是不适用的。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仿佛三代上的人心，与三代下的人心，成为两截了，岂不是很奇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假如文景之世，也像汉武帝的办法，把百家罢黜了，单留老子一人，说他是个圣人，老子推崇的黄帝，当然也是圣人，于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开国之君，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老子的心，“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黄帝的心，也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黄帝而后，人心就不古了，尧夺哥哥的天下，舜夺妇翁的天下，禹夺仇人的天下，成汤文武以臣叛君，周公以弟杀兄。我那本《厚黑学》，直可逆推到尧舜禹而止。三代上的人心，三代下的人心，就融成为一片了。无奈再追溯上去，黄帝时代的人心，与尧舜而后的人心，还是要成为两截的。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成了御赐的圣人，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一定会被庄子夺去，我们读的四子书，一定是老子、庄子、列子、关尹子，所读的经书，一定是灵枢、素问，孔孟的书与管商申韩的书，一齐成为异端，束诸高阁，不过遇着好奇的人，偶尔翻来看看，大学、中庸在礼记内，与王制、月令并列。人心惟危十六字，混在曰若稽古之内，也就莫得甚么精微奥妙了。后世讲道学的人，一定会向道德经中，玄牝之门，埋头钻研，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理牝欲牝种种名词，互相讨论。依我想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是（著者按：后来我偶翻太玄经，见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词，惟理牝欲牝的名词，我还未看见）。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诸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纪》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地说道：“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者就绝口不提。他们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器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么样。古来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质成，脚踏了圣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何以中间会产生鸱？清世宗呼允为阿其那，允为塞思赫，翻译出来，是猪狗二字。这个猪狗的父亲是圣人，哥哥是圣人，侄儿也是圣人。鸱猪狗，会与圣人错杂而生，圣人的价值，也就可以想见了。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忤不假，只怕“以至仁伐不仁”那句话有点假。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叫一个人当尸，向众人指说：“这就是所祭之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圣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就顺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把他当如尸一般，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尸撤消，惟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耶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三种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是多。在创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非薄汤武，司马昭也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此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时，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达尔文诸人，成一个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有人违反了他们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圣人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批评，如果我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我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蹉商，不许孔子、达尔文诸人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达尔文诸人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录天下：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划几根杠子。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智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智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以上就是《我对圣人之怀疑》的原文。这原是我满清未年的思想，民国十六年才整理出来，刊入《宗吾臆谈》内。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会发明厚黑学。此文同《厚黑学》，在我的思想上，算是破坏工作。自民国九年著《心理与力学》起，以后的文字，算是我的建设工作。而《心理与力学》一文，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点。民国九年，我定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又绘出甲乙两图，以后一切议论，都以之为出发点。批评他人的学说，就以之为基础，合得到这个方式的，我就说他对，合不到的，我就说他不对。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万事万物。我也自知不脱我见，但我开这间铺子，是用的这把尺子，不能不向众人声明。我们试就甲乙两图，来研究孟荀杨墨四家的学说：孟子讲“差等之爱”，层层放大，是很合天然现象的，便他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类话，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对于第一圈之我，则浑而不言。杨子主张为我，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论。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两家都不知：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孟言性善，荀言性恶，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我们只用“扩其为我之心”一语，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孟子言“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是自己畏死，恻隐是悯人之死。孟子知道人之天性，能因自己畏死，就会悯人之死，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因教人再扩大之，推至于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又未把“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提出来讨论，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就流弊百出了。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怵惕扩大即为恻隐，利己扩大即为利人。荀子知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譬如竹子，怵惕是第一节，恻隐是第二节。孟子的学说，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发叶。荀子的学说，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是怕他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以致生不出第二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各有见地，宋儒扬孟而抑荀，未免不对。我解释厚黑经，曾经“汉高祖之分杯羹，唐太宗之杀建成、元吉，是充其本然之厚黑。”这即是竹子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阳明所下流源二字，未免颠倒了。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人有为我之天性，他是看清了的，怵惕二字，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又说：“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知道自己有一个我，同时又顾及他人之我，这本是孟子学说最精粹处。无奈后儒乃以为孟子这类话，是对时君而言，叫人把好货好色之根搜除尽净，别求所谓危微精一者，真是舍了康庄大道不走，反去攀援绝壁，另寻飞空鸟道来走。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我字的代名词。孟子讲学，不脱我字；宋儒讲学，舍去我字。所以孟子的话，极近人情；宋儒的话，不近人情。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舍去了我字。韩昌黎里操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很为叹赏，这也是舍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未能彻底研究，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读史管见》读之，处处可见。孟子的学说，不脱我字，所以敢于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敢于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敢于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宋儒的学说，舍去我字，不得不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宋儒创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甚至有身蹈危阶，练习不动心，这即是铲除怵惕的工作。于是“去人欲，存天理”变成了“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怵惕为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样会有恻隐？何以故呢？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圆心也，圆心既无，圆形安有？怵惕既无，恻隐安有？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安坐轿中，漠然不动。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三十万，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吕希哲的轿夫，张魏公的部下，当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未免显违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会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往往谈笑自若，就是明证。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所以他的学说，才有这样的主张。把他学说的出发点寻出了，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亲。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忘了第三种，故创性善说。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故创性恶说。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隐指第三种现象；又用义理之性四字，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人的性只有一个，宋儒又要顾孟子，又要顾事实，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越讲得精微，越不清。孟子创性善说，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荀子创性恶说，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主张设法制裁，使不至为害人类。譬诸治水，孟子说水性向下，主张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时，诗者宣导人之意志，此疏瀹之说也。荀子说水会旁溢，主张筑堤，免得漂没人畜。荀子喜言礼，礼者约束人之行止，此筑堤之说也。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我们如奉告子之说，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苏东坡作《荀卿论》，以为：荀卿是儒家，何以他的门下会有李斯，很为诧异，其实不足怪。荀卿以为人之性恶，当用礼以制裁之。其门人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于是改而为刑名之学，主张严刑峻法，以制止轨外的行动。李斯与韩非同门，故其政见相同。我们提出性恶二字，即知荀卿之学变而为李斯，原是一贯的事。所以说：要批评他人的政见，当先考察他对于人性之观察。苏东坡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全集中论时事，论古人，俱有卓见，独于这篇文字，未免说外行话。学问是进化的，小孩对于母亲有三种现象，孟子只看见前两种，故倡善性说；荀子生在孟子之后，看见第三种，故倡性恶说；宋儒生在更后，看得更清楚，看见小孩抢夺母亲口中糕饼的现象，故倡物欲说。这物欲二字，是从《礼记》上“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两句话生出来的。物者何？母亲口中糕饼是也。感于物而动，即是看见糕饼，即伸手去抢也。宋儒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真算特识。所以朱子注孟子，敢于说：“以事理考之，程子较孟子为密。”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发明了一个气字，说道“论性不论气不备。”问：“小孩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气为之也，气质之性为之也。”宋儒虽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惜乎不能贯通为一。把小孩爱亲敬兄认为天理，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认为人欲，把一贯之事剖分为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说明也。宋儒造出物欲的名词之后，自己细思之，还是有点不妥，何也？小儿见母亲口中糕饼，伸手去抢，可说感于物而动，但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时只有赤裸裸一个怵惕之心，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忽然不见，这是甚么道理呢？要说是物欲出现，而此时并无所谓物，于是又把物欲二字改为人欲。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欲，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我心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也是人欲，在宋儒之意，提出人欲二字，就可把二者贯通为一了。他们这种组织法，很像八股中做截搭题的手笔。我辈生当今日，把天理人欲物欲气质等字念熟了，以为吾人心性中，果有这些东西，殊不知这些名词，是宋儒平空杜撰的。著者是八股先生出身，才把他们的手笔看得出来。宋儒又见伪古文尚书上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语，故又以人心二字替代人欲，以道心二字替代天理。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何以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故。因为凡人必有这种天性，故生下地才会吃乳，井在我面前，才不会跳下去。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换言之，即是人若无此种心，世界上即不会有人。道理本是对的，无奈这种说法，已经侵入荀子学说范围去了。据阎百诗考证：人心惟危十六字，是撰伪古文尚书者，窃取荀子之语，故曰侵入荀子范围。因为宇宙真理，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俱见得到，荀子见得到，朱子也见得到，故不知不觉与之相合。无如朱子一心一意，想上继孟子道统，研究出来的道理，虽与荀子暗合，仍攻之遗余力，无非是门户之见而已。细绎朱子之意，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心，爱亲敬兄是道心，人心是气，是人欲，道心是性，是天理，人心是形气之私，道心是性命之正。这些五花八门的名词，真把人闹得头闷眼花。奉劝读者，与其读宋元明清学案，不如读厚黑学，详玩甲乙二图，则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也，爱亲敬兄也，均可一以贯之，把天人理气等字一扫而空，岂不大快！最可笑者，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驱使，唯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意，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总而言之，宋儒有了性善说横亘胸中，又不愿抹煞事实，故创出的学说，无在非迂曲难通。此《厚黑丛话》之所以以不得不作也。予岂好讲厚黑哉，予不得已也。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害天理。王阳明传习录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皆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的讲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误点指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宋明诸儒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即是剜肉做疮的工作。其学说之不能餍服人心，就在这个地方。以上一段，是从拙作《社会问题之商榷》第三章“人性善恶之研究”中录出来的，我当日深疑阳明讲学极为圆通，处处打成一片，何至会把天理、人欲歧而为二，近阅《龙溪语录》所载“天泉证道记”，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阳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今既是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阳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把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由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忿然作色，正是恐增门人躐等之弊。传习录是阳明早年的门人所记，故其教法如此。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的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时时勤拂拭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本来无一物也，所谓顿也。阳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录》所讲的道理，几与六祖坛经无异，成了殊途同归，何也？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所见，是相同的。就真正的道理来说，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二说相合，即成为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样与荀子学说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请问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吗？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天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50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中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吗？性善说与性恶说，既可合而为一，则王阳明之致良知，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即可合而为一。人问：怎么可合为一？我说：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厚黑经》曰：“大好色终身慕少艾。”孟子曰：“五十而慕父母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厚黑经》曰：“八百岁而慕少艾者，予于彭祖见之矣。”爱亲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好色也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用致良知的方法，能把孩提爱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父母。同时就可把少壮好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少艾。昔人说：王学末流之弊，至于荡检逾闲，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把厚黑学致出来的原故。依宋儒之意，孩提爱亲，是性命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真是穿凿附会。其实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饮我食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其心理原是一贯的，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为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故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少壮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于是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主张，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个口，则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个口，则可以漂房舍，杀人畜。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装食物。我们把他制为碗盏好了。这个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生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自今观之，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以为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朱子注“生之谓性”章曰：“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原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绘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合理。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一切说法，离开生存立论，所以才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怪话。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说，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出诸伪古文尚书，作伪者系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的说法，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又要顾事实，又要回护孟子，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也。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告子不知何许人，王龙溪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告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与告子之交谊，当如子夏与子张之交谊，平日辨疑析难，互相质证。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交谊之深可想。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胸，左袒孟子，力诋告子为异端，而其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必引告子为同调，而斥程朱为叛徒也。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全是从需要生出来的。孩提所需者食也，故慕饮我食我之父母；少壮所需者色也，故慕能满色欲之少艾与妻子，出仕所需者功名也，君为功名所自出，故慕君。需要者目的物也，亦即所谓目标，目标一定，则只知向之而趋，旁的事物，是不管的。目标在功名，则吴起可以杀其妻，汉高祖可以分父之羹，乐羊子可以食子之羹。目标在父母，则郭巨可以埋儿，姜诗可以出妻，伍子胥可以鞭平王之尸。目标在色欲，则齐襄公可以淫其妹，卫宣公可以纳其媳，晋献公可以父妾。著者认为：人的天性，既是这样，所以性善性恶问题，我们无须多所争辩，负有领导国人之责者，只须确定目标，纠正国人的目标就是了。我国现在的大患，在列强，压迫，故当提出列强为目标，手有指，指列强，口有道，道列强，使全国人之视线集中在这一点。于是乎吴起也、汉高祖也、乐羊子也、郭巨也、姜诗也、伍子胥也、齐襄公也、卫宣公也、晋献公也，一一向目标而趋。救国之道，如是而已。全国四万万人，有四万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列强。根根力线，挺然特立，此种主义，可名之曰“合力主义”，而其要点。则从人人思想独立开始。有人问我道：“你既自称厚黑教主，当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据你说：你不懂外国文，有人劝你看西洋心理学译本，你也不看，像你这样的孤陋寡闻，怎么够得上称教主？”我说道：“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不惟西洋译本未读过，连西洋这个名词，都未听过，怎样会称至圣先师？你进文庙去把他的牌位打来烧了，我这厚黑教主的名称，立即登报取消。我再问：西洋希腊三哲，不惟连他们西洋大哲学家康德诸人的书一本未读过，并且恐怕现在英法德美诸国的字，一个也认不得，怎么会称西洋圣人？更奇者：释迦佛，中国字、西洋字一个都认不得，中国人的姓名，西洋人的姓名，一个都不知道，他之孤陋寡闻，万倍于我这个厚黑教主，居然在为五洲万国第一个大圣人，这又是甚么道理？吁，诸君休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正在划出厚黑区域，建立厚黑哲学，我行我是，固不暇同诸君哓哓置辩也。”我是八股学校的修业生，生平所知者，八股而已。常常有人向我说道：“可惜你不懂科学，所以你种种说法，不合科学规律。”我说：“我在讲八股，你怎么同我讲起科学来了？我正深恨西洋的科学家不懂八股，一切著作，全不合八股义法。我把达尔文的《种源论》，斯密士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评八股之法评之，每书上面，大批二字，曰：“不通”……w w w . 2 1 c o m i n g . c o m 收 集 整 理天下文章之不通，至八股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而不谓西洋科学家文章之不通，乃百倍于中国之八股。现在全世界纷纷扰扰，就是几部死不通的文章酿出来的。因为达尔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世界才会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因为孟德斯鸠的文章不通，我国过去廿四年，才会四分五裂，中央政府，才会组织不健全。人问：“这部书也不通，那部书也不通，要甚么书才通？”我说：“只有厚黑学，大通而特通。”幸哉！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学也！如果我懂了科学，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地喊：“达尔文圣人也，斯密士圣人也，孟德斯鸠圣人也，墨索里尼，希特勒，无一非圣人也。怎么会写《厚黑丛话》呢！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除非以我这《厚黑丛话》为新刑律，把古之达尔文、斯密士、孟德斯鸠，今之墨索里尼、希特，一一处以枪毙，而后国际上、经济上、政治上，乃有曙光之可言。中国的八股研究好了，不过变成迂腐不堪的穷骨头，如李宗吾一类人是也。如果把西洋科学家，达尔文诸人的学说研究好了，立即要“尸骨成山，血水成河”。等我把中国圣人的话说完了，再来怀疑西洋圣人。我之所以成为厚黑教主者，得力处全在不肯读书，不惟西洋译本不喜读，就是中国书也不认真读。凡与我相熟的朋友，都晓得我的脾气，无论甚么书，抓着就看，先把序看了，或只看首几页，或从末尾倒起看，或随在中间乱翻来看，或跳几页看，略知书中大意就是了。如认为有趣味的几句，我就细细的反复咀嚼，于是一而二，二而三，就想到别个地方去了。无论甚么高深的哲学书和最粗浅的戏曲小说，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视之，都是一样读法。我认为世间的书有三种，一为宇宙自然的书，二为我脑中固有的书，三为古今人所著的书。我辈当以第一种、第二种融合读之，至于第三种，不过借以引起我脑中蕴藏之理而已或供我之印证而已。我所需于第三种者，不过如是。中国之书，已足供我之用而有余，安用疲敝精神，读西洋译本为？我读书的秘决，是“跑马观花”四字，甚至有时跑马而不观花。中国的花圃，马儿都跑不完，怎能说到外国？人问：“你读书既是跑马观花，何以你这《厚黑丛话》中，有时把书缝缝里细微事说得津津有味？”我说：“说了奇怪！这些细微事，一触目即刺眼。我打马飞跑时，瞥见一朵鲜艳之花，即下马细细赏玩。有时觉得芥子大的花儿，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所以书缝缝里细微事，也会跳入《厚黑丛话》中来。我是懒人，懒则不肯苦心读书，然而我有我的懒人哲学。古今善用兵者，莫如项羽，七十余战，战无不胜，到了乌江，身边只有二十八骑，还三战三胜。然而他学兵法，不过略知其意罢了。古今政治家，推诸葛武侯为第一，他读书也是只观大略。陶渊明在诗界中，可算第一流，他乃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反之，熟读兵书者莫如赵括，长平之役，一败涂地。读书最多者莫如刘歆，辅佐王莽，以周礼治天下，闹得天怒人怨。注《昭明文选》的李善，号称书簏，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书这个东西，等于食物一般，食所以疗饥，书所以疗愚。饮食吃多了不消化，会生病，书读多了不消化，也会作怪。越读得多，其人越愚，古今所谓书呆子是也。王安石读书不消化，新法才行不走。程伊川读书不消化，才有洛蜀之争。朱元晦读书不消化，才有庆元党案，才有朱陆之争。世界是进化的，从前的读书人是埋头苦读，进化到项羽和诸葛武侯，发明了读书略观大意的法子。夫所谓略观大意者，必能了解大意也。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进化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而并且不好读书。将来再进化，必至一书不读，一字不识，并且无理可解。呜呼，世无慧能，斯言也，从谁印证？我写《厚黑丛话》，遇着典故不够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人问：何必这样干？我说：自有宇宙以来，即应该有这种典故，乃竟无这种典故出现，自是宇宙之罪，我杜撰一个所以补造化之穷。人说：这类典故，古书中原有之，你书读少了，宜乎寻不出。我说：此乃典故之罪，非我之罪。典故之最古者，莫如天上之日月，昼夜摆在面前，举目即见。既是好典故，我写《厚黑丛话》时，为甚躲在书堆中，不会跳出来？既不会跳出，即是死东西，这种死典故，要他何用！近日有人向我说：“你主张思想独立，讲来讲去，终逃不出孔子范围。”我说：岂但孔子，我发明厚黑学，未逃出荀子性恶说的范围；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未逃出告子“性犹湍水也”的范围；我做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未逃出我家聃大公的范围；格外还有一位说法四十九年的先生，更逃不出他的范围。宇宙真理，明明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能够细心观察，得出的结果，俱是相同。我主张思想独立，揭出宗吾二字，以为标帜，一切道理，经我心考虑而过。认为对的即说出，不管人曾否说过。如果自己已经认为是对的了，因古人曾经说过，我就别创异说，求逃出古人范围。则是：非对古人立异，乃是对我自己立异，是为以吾叛吾，不得谓之宗吾。孔子也、荀子也、告子也、老子也、释迦也，甚至村言俗语，与夫其他等等也，合一炉而冶之，无畛域，无门户，一一以我心衡之，是谓宗吾。宗吾者，主见之谓也。我见为是者则是之，我见为非者则非之。前日之我以为是，今日之我以为非，则以今日之我为主。如或回护前日之我，则今日之我，为前日之我之妈，是曰奴见，非主见，仍不得谓之宗吾。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滔滔天下，皆周程朱张信徒也，皆达尔文诸人信徒也，一听见厚黑学三字，即破口大骂。吾因续老子之语曰：“下下士闻道则大骂，不骂不足以为道。”日前我同某君谈话，引了几句孔子的话。某君道：“你是讲厚黑学的，怎么讲起孔子的学说来了？”我说：从前孔子出游，马吃了农民的禾，农民把马捉住。孔子命子贡去说，把话说尽了，不肯把马退还。回见孔子，孔子命马夫去，几句话说得农民大喜，立即退还。你想：孔门中，子贡是第一个会说的，当初齐伐鲁，孔子命子贡去游说，子贡一出而却齐存鲁，破吴霸越。以这样会说的人，独无奈何农民何。其原因是子贡智识太高，说的话，农民听不入耳，马夫的智识与之相等，故一说即入。观世音曰：应以宰官身得度者，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你当过厅长，我现厅长身而说法，你口诵孔子之言，我现孔子身而说法。一般人都说：“今日的人，远不如三代以上。”果然不错。鄙人虽不才，自问可以当孔子的马夫，而民国时代的厅长，不如孔子时代的农民。有一次我同友人某君谈话，旁有某君警告之曰：你少同李宗谈些“谨防你把写入《厚黑丛话》！”我说：“两君放心，我这《厚黑丛话》中人物，是预备将来配享厚黑庙的，两君自问，有何功德，可以配享？你怕我把你们写入《厚黑丛话》，我正怕你们将来混入厚黑庙。”因此我写这段文字，记其事而隐其名。我生怕我的厚黑庙中，五花八门的人，钻些进来，闹得来如孔庙一般。我撰有敬临食谱序一篇，即表明此意，录之如下：我有个六十六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我业已允许，写入《厚黑丛话》第一卷。读者想还记得，他在成都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备具极精美的肴馔，招徕顾主，读者或许照顾过。昨日我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我诧异道：“你怎么干这个事？”他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通，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通，现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而垂示子孙。”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踪所至，询之人民，你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事业。归而询知，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个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若乃尔！鄙人所长者厚黑学，故专读厚黑学，你所长者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与夫《资治通鉴》等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敬临闻言，颇以为然，说道：“往所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充烹饪教师，曾分‘薰、蒸、烘、爆、烤、酱、酢、卤、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滋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我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他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临深感余言，乃着手写去。敬临的烹饪学，可称家学渊源。其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精于治馔，为其子聘妇，非精烹饪者不合选。闻陈氏女，在室，能制咸菜三百余种，乃聘之，即敬临母也。于是以黄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清末，敬临宦游北京，慈禧后赏以四品衔，供职光禄寺三载，复以天厨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临之于烹饪，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有此绝艺，自己乃不甚重视，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不亦大可惜乎？敬临勉乎哉！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我尝笑：孔庙中七十子之徒，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外，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遑论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猪肉，亦可谓僭且滥矣。敬临撰食谱嘉惠后人，有此功德，自足庙食千秋，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孔子平日饭蔬饮水，后人以其不讲肴馔，至今以冷猪肉祀之，腥臭不可向迩。他日厚黑庙中，有敬临配享，后人不敢不以美馔进，吾可傲于众曰：吾门有敬临，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是为序。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于成都。近有某君发行某种月刊，叫我做文一篇。我说：我做则做，但有一种条件，我是专门讲厚黑学的，三句不离本行，文成直署我名，你则非刊不可。他惶然大吓，婉言辞谢。我执定非替他做不可，他没法，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读者只知我会讲厚黑学，殊不知我还会作各种散文。诸君如欲表章先德，有墓志传状等件，请我作，包管光生泉壤，绝不会蹈韩昌黎谀墓之嫌。至于作寿文，尤是我的拿手好戏，寿星老读之，必多活若干岁。君如不信，有谢慧生寿文为证。寿文曰：慧生谢兄，六旬大庆，自撰征文启事云：“知旧矜之而锡之以言，以纠过去六十年之失，乃所愿承。苟过爱而望其年之延，多为之辞，乃多持（慧生名）之惭且，益不可仰矣。”等语。慧生与我同乡，前此之失，惟我能纠之，若欲望其年之延，我也有妙法。故特撰此文为献。民国元年二三月，我在成都报上发表《厚黑学》。其时张君列五，任四川副都督，有天见着我，说道：“你疯了吗？甚么厚黑学，天天在报上登载，成都近有一伙疯子，巡警总监杨莘友，成都府知事但怒刚，其他如卢锡卿、方琢章等，朝日跑来同我吵闹，我将修一疯人院，把这些疯子一齐关起。你这个乱说大仙，也非关在疯人院不可。”我说：“噫！我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你把他认为疯子，我很替你的甑子担忧。”后来列五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之进京，他把印交了。第二天会着我，说道：“昨夜谢慧生说：‘下细想来，李宗吾那个说法，真是用得着。’”我拍案叫道：“田舍奴，我岂妄哉！疯子的话，都听得吗？好倒好，只是甑子已经倒了。今当临别赠言，我告诉你两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哪知他信道不笃，后在天津织袜，被袁世凯逮京枪毙。他在天牢内坐了几个月，不知五更梦醒之时，会想及四川李疯子的学说否？宣布死刑时，列五神色夷然，负手旁立，作微笑状。同刑某君，呼冤忿骂。列五呼之曰：“某君！不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大约列五此时，大梦已醒，知道今日之死，实系违反疯子学说所致。同学雷君铁崖，留学日本，卖文为活，满肚皮不合时宜，满清末年跑在西湖白云寺去做和尚。反正时，任孙总统秘书，未几辞职。作诗云：“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稷下竽方滥，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他对时事非常愤懑，在上海，曾语某君云：“你回去告诉李宗吾，叫他厚黑学少讲些。”旋得疯癫病，终日抱一酒瓶，逢人即乱说，常常独自一人，倒卧街中，人事不省。警察看见，把他弄回，时愈时发，民国九年竟死。我这种学说，正是医他那种病的妙药，他不惟不照方服药，反痛诋医生，其死也宜哉！列五、铁崖，均系慧生兄好友，渠二人反对我的学说，结果如此。独慧生知道，疯子的学说，用得着，居然活了六十岁。倘循着这条路走去，就再活六十岁也是很可能的。我发明厚黑学二十余年，私淑弟子遍天下，尽都轰轰烈烈，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偏偏同我讲学的几个朋友，列五、铁崖而外，如廖君绪初、杨君泽溥、王君简恒、谢君绶青、张君荔丹，对于吾道，均茫无所得，先后憔悴忧伤以死。慧生于吾道似乎有明了的认识了，独不解何以蛰居海上，寂然无闻？得非过我门而不入我室耶？然因其略窥涯，亦获享此高寿，足征吾道至大，其用至妙，进之可以干惊天动地的事业，退之亦可延年益寿。今者远隔数千里，不获登堂拜祝，谨献此文，为慧生兄庆，兼为吾党劝。想慧生兄读之，当亦掀髯大笑，满饮数觞也。民国二十四年元月，弟宗吾拜撰。后来我在重庆，遇着慧生侄又华新自上海归来，说道：“家叔见此文，非常高兴，说道：‘李先生说我，还要再活六十岁，那个时候，你们都八九十岁了，恐怕还活我不赢！’”子章骷髅不过愈疟疾而已，陈琳檄文不过愈头风而已，我的学说，直能延年益寿。诸君试买一本读读，比吃红色补丸、参茸卫生丸，功效何啻万倍！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后，我在成都会着一人，瘦而长，问其姓名，为隆昌黄容九。他问了我的姓名，而现惊愕色，说道：“你是不是讲厚黑学那个李某？”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在北京听见列五说过。”我想：列五能在北京宣传吾道，一定研究有得，深为之庆幸。民三下半年，我在中坝省立第二中校，列五由天津致我一信，历叙近况及织袜情形，并说当局如何如何与他为难，中有云：“复不肯，乞怜于心性驰背之人！”我读了，失惊道：“噫！列五死矣，知而不行，奈何！奈何！”不久，即闻被逮入京。此信我已裱作手卷，请名人题跋，以为信道不笃者戒。列五是民国四年一月七日在天津被逮，三月四日在北京枪毙，如今整整的死了二十一年。我这疯子的徽号，最初是他喊起的。诸君旁观者清，请批评一下：“究竟我是疯的，他是疯的？”宋朝米芾，人呼之为“米癫”。一日苏东坡请客，酒酣，米芾起言曰：“人呼我为米癫，我是否癫？请质之子瞻。”东坡笑曰：“吾从众。”我请诸君批评，我是不是疯子？诸君一定说：“吾从众。”果若此，吾替诸君危矣！且替中华民国危矣！何以故？曰：“有张列五的先例在，有民国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在。^v^v^v^v^v^v^v^v^v 厚黑丛话卷五 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月 去岁元旦，华西报的元旦增刊上，我作有一篇文字，题曰《元旦预言》。我的预言，是“中国必兴，日本必败”八个字，这是从我的厚黑史观推论出来，必然的结果，不过其中未提明厚黑二字罢了。今年华西报发元旦增刊，先数日总编辑请我做篇文字。我说：做则必做，但我做了，你则非刊上不可，我的题目，是“厚黑年”三字。他听了默然不语，所以二十五年华西报元旦增刊，诸名流都有文字，独莫得厚黑教主的文字，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民国廿五年，是中国的厚黑年，也即是1936年，为全世界的厚黑年。诸君不信，且看事实之证明。 昔人说：“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至今已二十五年，遗臭万年的工作，算是做了四百分之一，俯仰千古，常以自豪。所以民国二十五年，在我个人方面，也可说是厚黑年，是应该开庆祝大会的。我想我的信徒，将来一定会仿耶稣纪年的办法，以厚黑纪年，使厚黑学三字与国同休，每二十五年，开庆祝大会一次，自今以后，再开三百九十九次，那就是民国万年了。我写至此处，不禁高呼曰：中华民国万岁！厚黑学万岁！ 去年吴稚晖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约我同去会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呢？他读尽中外奇书，独莫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此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独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未见过。次迎吴先生，我也去了来，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未看见石狮子！我不去会他，特别与他留点憾事。” 有人听见厚黑学三字，即骂曰：“李宗吾是坏人！”我即还骂之曰：“你是宋儒。”要说坏，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坏人，要说好，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圣人。就宋学言之，宋儒是圣人，李宗吾是坏人，就厚黑学言之，李宗吾是圣人，宋儒是坏人。故骂我为坏人者，其人即是坏人，何以故？是宋儒故。 我所最不了解者，是宋儒去私之说。程伊川身为洛党首领，造成洛蜀相攻，种下南渡之祸，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莫有？宋儒讲性善，流而为洛党，在他们目中视之，人性皆善，我们洛党，尽是好人，惟有苏东坡，其性与人殊，是一个坏人。王阳明讲致良知，满街都是圣人，一变而为东林党。吾党尽是好人，惟有力抗满清的熊廷弼是坏人，是应该拿来杀的。清朝的皇帝，披览廷弼遗疏，认为他的计划实行，满清断不能入关，悯其忠而见杀，下诏访求他的后人，优加抚恤。而当日排挤廷弼最力，上疏请杀他的，不是别人，乃是至今公认为忠臣义士的杨涟、左光斗等。这个道理，拿来怎讲？呜呼洛党！呜呼东林党！我不知苍颉夫子，当日何苦造下一个党字，拿与程伊川、杨涟、左光斗一般贤人君子这样用！奉劝读者诸君，与其研究宋学，研究王学不如切切实实的研究厚黑学。研究厚黑学，倒还可以做些福国利民的事。 丙 图 宋儒主张去私，究竟私是个甚么东西，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子之语来解释。韩子原文，是“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圈子。私字古文作厶，篆文是厶，画一个圈圈。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故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即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谓之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这是环吾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子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弟兄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但国人在圈外，又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但还不能谓之公。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甚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甚么要吃我们？你也未免自私。泥土沙石问木道：你为甚么要吸取我的养料？你草木未免自私。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甚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地心也未免自私。地球又问太阳道：你为甚么把我向你牵引？你未免自私。太阳又可问地球道：我牵引你，你为甚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的牵引我？你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他徇私，他不牵引地球，地球也不知飞向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他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也就立即消灭。 我们从上项推论，绘图如丙，就可得几个要件如下： （1）遍世界寻不出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内人谓之公，范围外人，仍谓之私。 （2）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除不掉，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掉，如果除掉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无怪宋儒去私之说，行之不通。 （3）我们讨论人性善恶问题，曾绘出甲乙两图，说：“心理的现象，与磁场相象，与地心引力相像。”现在讨论私字，绘出丙图，其现象仍与甲乙两图相合。所以我们提出一条原则：“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想来不会错。 我们详玩丙图，中心之我，仿佛一块磁石，周围是磁场，磁力之大小，与距离成反比例。孟子讲的差等之爱，是很合天然现象的。墨子讲兼爱，只画一个人类的大圈，主张爱无差等，内面各小圈俱无之，宜其深为孟子驳斥。 墨子志在救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杨朱主张为我，叫他拔一毛以利天下，他都不肯。在普通人看来，墨子的品格，宜乎在杨朱之上，乃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认为杨子在墨子之上，去儒家为近，岂非很奇的事吗？这正是孟子的卓见，我非宜下细研究。 凡人在社会上做事，总须人己两利，乃能通行无碍。孔孟的学说，正是此等主张。孔子所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大学》所说：“修齐治平。”孟子所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等语，都是本着人己两利的原则立论。叫儒家损人利己，固然绝对不做，就叫他损己利人，他也认为不对。观于孔子答宰我“井有人焉”之问，和孟子所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来，此等主张，最为平正通达。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舍去我字，成为损己利人之行为，当然为孔门所不许。 杨子为我，是寻着了中心点，故孟子认为他的学说，高出墨子之上。杨子学说中最精粹的，是“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四语（见《列子》）。他知道自己有一个我，把他存起；同时知道，他人也有一个我，不去侵犯他。这种学说，真是精当极了，然而尚为孟子所斥，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儒家的学说，是人己两利，杨子只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失去人我之关联。孔门以仁字为主，仁字从二人，是专在人我间做工作，以我之所利，普及于人人。所以杨子学说，亦为孟子所斥。 我因为穷究厚黑之根源，造出甲乙丙三图，据三图以评判各家之学说，就觉得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了。即如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与夫“知行合一”，都可用这图解释。把图中之我字作为一块磁石，磁性能相推用引，是具有离心向心两种力量。阳明所说的良知，与孟子所说的良知不同：孟子之良知，指仁爱之心而言，是一种引力；阳明之良知，指是非之心而言，是者引之使近，非者推之使远，两种力量俱具备了的。故阳明的学说，较孟子更为圆通。阳明所谓致良知，在我个人的研究，无非是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事事物物上罢了。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说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道理，用力学公例一说就明白了。例如我闻友人病重想去看他，我心中这样想，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直射到友人方面。我由家起身，走到病人面前，即是沿着这根力线一直前进。知友人病重，是此线之起点，走到病人面前，是此线的终点，两点俱一根直线上，故曰：“知行合一”。一闻友病，即把这根路线画定，故曰“知是行的主意”。画定了，即沿着此线走去，故曰：“行是知的工夫。”阳明把明德亲民二者合为一事，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合为一事，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者合为一事，即是用的这个方式，都是在一根直线上，从起点说至终点。 王阳明解释《大学·诚意章》“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二句，说道：“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一个心去恶。”他这种说法，用磁电感应之理一说就明白了。异性相引，同性相推，是磁电的定例。能判别同性异性者知也，推之引之者行也。我们在讲室中试验，即知磁电一遇异性，立即相引，一遇同性，立即相推，并不是判定同性异性后，才去推之引之，知行二者，简直分不出来，恰是阳明所说“即知即行”的现象。 历来讲心学者，每以镜为喻，以水为喻，我们用磁电来说明，尤为确切。倘再进一步，说：“人之性灵，与地球之磁电同出一源。”讲起来更觉圆通。人事与物理，就可一以贯之。科学家说：“磁电见同性自然相推，见异性自然相引。”王阳明说：“凡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李宗吾说：“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吃乳吃糕饼，见哥哥近前来，自然会推他打他。”像这样的讲，则致良知也，厚黑学也，就成为一而二，二而一了。 万物有引力，万物有离力，引力胜过离力，则其物存，离力胜过引力，则其物毁。目前存在之物，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故有“万有引力”之说。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早已消灭，无人看见，所以“万有离力”一层，无人注意。地球是现存之物，故把外面的东西向内部牵引；心是现存之物，故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小儿是求生存之物，故见外面的东西，即取来放入自己口中；人类是求生存之物，故见有利之事，即牵引到自己身上。我们旷观宇宙，即知天然现象，无一不是向内部牵引，地球也，心也，小儿也，人类也，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的作用，消归乌有的，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他那向内牵引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除去的。宋儒去私之说，等于想除去地心吸力，怎能办得到？只好承认其私，提出生存二字为重心，人人各遂其私，使人人能够生存，天下自然太平。此鄙人之厚黑学所以不得不作，阅者诸君所以不得不研究也。 人人各遂其私，可说是私到极点。也即是公到极点。杨朱的学说，即是基于此种学理生出来的。他说道：“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即是“各遂其私”的说法；同时他又恐各人放纵其私，妨害他人之私，所以跟着即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这种学说，真是精当极了，施之现今，最为适宜，我们应当特别阐扬。所以研究厚黑学的人，同时应当研究杨朱的学说。杨氏之学，在吾道虽为异端，然亦可借证，对钝根人不能说上乘法，不妨谈谈杨朱学说。 地球是一个大磁石，磁石本具有引之推之两种力量，其被地球所推之物，已不知推到何方去了，出了我们视觉之外，只能看见他引而向内的力量，看不出推而向外的力量，所以只能说地球有引力，不能说地球有推力。人心犹如一块磁石，是具备了引之推之两种力量，由这两种力相推相引，才构成一个社会，其组织法，绝像太空中众星球之相推相引一般。人但知人世相贼相害，是出于人心之私。不知人世相亲相爱，也出于人心之私，人但知私心扩充出来，可以造成战争，扰乱世界和平；殊不知人类由渔猎，而游牧，而农业，而工商业，造成种种文明，也由于一个私字在暗中鼓荡。斯义也，彼程朱诸儒，乌足知之！此厚黑学所以为千古绝学也。 厚黑二字，是从一个私字生出来的，不能说他是好，也不能说他是坏，这就是我那个同学朋友谢绶青跋《厚黑学》所说的：“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故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我发明厚黑学，等于瓦特发明蒸汽，无施不可。利用蒸汽，造成火车，驾驶得法，可以日行千里，驾驶不得法，就会跌下岩去。我提出“厚黑救国”的口号，就是希望司机生驾驶火车，向列强冲去，不要向前日朝岩下开，也不要在街上横冲直撞，碾死行人。 物质不灭，能力不灭，这是科学家公认的定律。吾人之性灵，算是一种能力，请问：其生也从何而来，其死也从何而去，岂非难解的问题吗？假定：吾人之性灵，与地球之磁电，同出而异名，这个问题，就可解释了。其生也，地球之物质，变为吾身之毛发骨血，同时地球之磁电，变为吾之性灵；其死也，毛发骨血，退还地球，仍为泥土，是谓物质不灭。同时性灵退还地球，仍为磁电，是谓能力不灭。我们这样的解释，则昔人所谓“浩气还太虚”，所谓“天地有正气，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所谓“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种种说法，就不是得空谈了。倘有人问，灵魂是否存在？我们可以说：“这是在各人的看法：吾人一死，此身化为泥土，性灵化为磁电，可谓之灵魂消灭。然吾身虽死，物质尚存，磁电尚存，即谓之灵魂尚存，亦无不可。性灵者吾人之灵魂也，磁电者地球之灵魂也，性灵与磁电，同出一源。我所绘甲乙丙三图，即基于此种观察生出来的，是为厚黑哲学的基础。至于实际的真理是否如此，我不知道，我只自己认为合理，就写出来，是之谓宗吾。 我虽讲厚黑学，有时亦涉猎外道诸书，一一以厚黑哲理绳之。佛氏说：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边际，无终始；楞严七处征心，说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我认为吾人之性灵，与地球之磁电，同出而异名，则佛氏所说，与太空磁电何异？佛说：“本性圆融，周遍法世。”又说：“非有非无。”推此与磁电中和现象何异？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自序，开口第一句曰：“盈天下皆心也。”高攀龙自序为学之次弟云：“程子谓：‘心要在腔子里’，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间否耶？觅注不得，忽于小学中见其解曰：‘腔子犹言身子耳’，以为心不专在方寸，浑身是心也。”我们要解释黄高二氏之说，可假定宇宙之内，有一致灵妙之物，无处不是灌满了的。就其灌满全身躯壳言之，名之曰心，就其灌满宇宙言之，名之曰磁电，二者原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佛氏研究心理，西人研究磁电，其途虽殊，终有沟通之一日。佛有天眼通，天耳通，能见远处之物，能闻远处之语。西人发明催眠术，发明无线电，也是能见远处之物，能闻远处之语，这即二者沟通之初基。 我们把物质的分子加以分析，即得原子，把原子再分析，即得电子。电子是一种力，这是科学家业已证明了的。我们的身体，是物质集合而成，也即是电子集合而成。身与心本是一物，所以我们心理的变化，逃不出磁电学的规律，逃不脱力学的规律。 人类有夸大性，自以为万物之灵，仿佛心理之变化，不受物理学的支配。其实只能说，人是物中之较高等者，终逃不出物理学的大原则。我们试验理化，温度变更或参入他种药品，形状和性质均要改变。吾人遇天气大热，心中就烦燥，这是温度的关系。饮了酒，性情也会改变，这是参入一种药品，起了化学作用。从此等地方观察，人与物有何区别？故物理学中的力学规律，可适用到心理学上。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即是“思想与行为合一”。如把知字改作思想二字，更为明了。因为人的行为，是受思想的支配，所以观察人的行为，即可窥见其心理，知道他的心理，即可预料其行为，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又说：“中心达于面目。”又说：“根于心，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这都是心中起了一个念头，力线一发动，即依着直线进行的公例，达于面目，跟着即见于行事了。但有时心中起了一个念头，竟未见诸实行，这是甚么缘故呢？这是心中另起一种念头，把前线阻住了，犹如我起身去看友人之病，行至中途，因事见阻一样。 阳明说的“知行合一”，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行，只要动了看病人的念头，即算行了。他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知。”普通心理学，分知、情、意三者，这“好好色”，明明是情，何以谓之行呢！因为一动念，这力线即注到色字上去了，已经是行之始，故阳明把情字看作行字。他说的“知行合一”，可说是“知情合一”。 人心如磁石一般。我们学过物理，即知道：凡是铁条，都有磁力，因为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才显不出磁力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引导一下，内部分子，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我国四万万人，本有极大的力量，只因内部凌乱，致受列强的欺凌。我们只要把内部力线排顺，四万万人的心理，走在同一的线上，发出来的力量，还了得吗？问：内部分子，如何才能排顺？我说：你只有研究厚黑学，我所写的《厚黑丛话》，即是引导铁条的磁石。 我国有四万万人，只要能够联为一气，就等于联合了欧洲十几国。我们现受日本的压迫，与其哭哭啼啼，跪求国联援助，跪求英美诸国援助，毋宁哭哭啼啼，跪求国人，化除意见，协助中央政府，先把日本驱逐了，再说下文。人问：国内意见，怎能化除？我说：你把厚黑学广为宣传，使一般人了解厚黑精义及厚黑学使用法，自然就办得到了。 我发明厚黑学，一般人未免拿来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无所不用其极；对国人用黑字，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我主张翻过来用，对国人用厚字，事事让步，任何气都受，任何旧帐都不算；对列强用黑字，凡可以破坏帝国主义者，无所不用其极，一点不让步，一点气都不受，一切旧帐，非算清不可。然此非空言所能办到，其下手方法，则在调整内部，把四万万根力线排顺，根根力线，直射列强，这即是我说“厚黑救国”。 人问我：对外的主张如何？我说：我无所谓主张，日本是入室之狼，俄国是当门之虎，欧美诸强国，是宅左宅石之狮豹，请问诸君，处此环境，室内人当如何主张？ 世界第二次大战，迫在眉睫，有主张联英美以抗日本的，有主张联合日本以抗俄国的，又有主张如何如何的，若以我的厚黑哲学推论之，都未免错误。我写的《厚黑丛话》第二卷内面，曾有“黑厚国”这个名词，迩来外交紧急，我主张将“厚黑国”从速建立起来，即以厚黑教主兼充厚黑国的国王，将来还要钦颁厚黑宪法。此时东邻日本，有甚么水鸟外交、啄木外交，我先把我的厚黑外交提出来，同我的厚黑弟子讨论一下： 我们学物理化学，可先在讲室中试验。惟有国家这个东西，不能在讲室中试验，据我看来，还是可以试验，现在五洲之中，各国林立，诸大强国，互相竞争，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当日的春秋战国，即是我们的试验品。 春秋战国，贤人才士最多，他们研究出来的政策，很可供我们的参考。那个时候，共计发生两大政策：第一是春秋时代，管仲“尊周攘夷”的政策。第二是战国时代，苏秦“联六国以抗强秦”的政策。自从管仲定下“尊周攘夷”的政策，齐国遂崛起为五霸之首；后来晋文称霸，也沿袭他的政策；就是孔子修春秋，也不外“尊周攘夷”的主张。这个政策，很值得我们的研究。战国时，苏秦倡“联六国以抗强秦”之议，他的从约成功，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这政策，更值得研究。我国现在情形，既与春秋战国相似，我主张把管仲、苏秦的两个法子融合为一，定为厚黑国的外交政策。管仲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苏秦的政策，是始而成功，终而失败。究竟成功之点安在？失败之点安在？我们可以细细讨论。 春秋时，周天子失了统驭能力，诸侯互相攻伐，外夷乘间侵入，弱小国很受蹂躏，与现在情形是一样的。楚国把汉阳诸姬灭了，还要问鼎中原，与日本灭了琉球、高丽，进而占据东北四省，进而占据平津，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一般人正寻不着出路，忽然跳出一个大厚黑家，名曰管仲，霹雳一声，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帜，用周天子的名义驱逐外夷，保全弱小国家的领土，大得一般人的欢迎。他的办法，是九合诸侯，把弱小民族的力量集中起来，向外夷攻打，伐山戎以救燕，伐狄以救卫邢。这是用一种合力政策，把外夷各个击破。以那时国际情形而论，楚国是第一强国，齐虽泱泱大国，但经襄公荒淫之后，国内大乱。桓公即位之初，长勺之战，连鲁国这种弱国都战不过，其衰弱情形可想。召陵之役，竟把楚国屈伏，全由管仲政策适宜之战。我国在世界弱小民族中，弱则有之，小则未也，绝像春秋时的齐国，天然是盟主资格。当今之世，“管厚黑”复生，他的政策，一定是：“拥护中央政府，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然后进而联合弱小民族，把全世界力量集中起来，向诸大强国攻打。”基于此种研究，我国当九一八事变之后，早就该使下厚黑学，退出国际联盟，另组一个“世界弱小民族联盟”，与那个分赃集团的国联成一个对抗形势，由我国出来，当一个齐桓公，领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对诸大强国奋斗。 到了战国，国际情形又变，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并立，周天子已经扶不起来，纸老虎成了无用之物，尊周二字，说不上了。秦楚在春秋时，为夷狄之国，到了此时，攘夷二字更不适用。七国之中，秦最强，乎有并吞六国之势，于是第二个大厚黑家苏秦，挺身出来，倡议联合六国，以抗秦国，即是联合众弱国，攻打一强国，仍是一种合力政策，可说是“管厚黑政策的变形”。基于此种研究，我们可把日俄英美法意德诸国，合看为一个强秦，把全世界弱小民族看作六国，当然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以与诸强国周旋。 诸君莫把苏秦的法子小视了，他是经过引锥刺股的工夫，揣摹期年，才研究出来。他这个法子，含有甚深的学理。他读的是太公阴符，阴符是道家之书。古阴符不传，现行的阴符，是伪书。我们既知是道家之书，就可借老子的《道德经》来说明。《老子》一书，包藏有很精深的厚黑原理。战国时厚黑大家文种、范蠡，汉初厚黑大家张良、陈平等，都是从道家一派出来的。管子之书，《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所以管仲的内政外交，暗中以厚黑二字为根据。鄙人发明厚黑学，进一步研究，创一条定理：“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还读老子之书，就觉得处处可用力学公例来解释，将来我讲“中国学术”时，才来逐一说明。此时谈厚黑外交，谈到苏秦，我只能说，苏大厚黑的政策，与老子学说相合，与力学公例相合。 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明明是归到一个平字上。力学公例，两力平衡，才能稳定。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苏秦窥见这个道理，游说六国，抱定一个平字立论，与近世孙中山学说相合。他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和“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孙中山说：中国人，连高丽、安南等亡国人都不如，位置在“殖民地”之下，当名曰“次殖民地”。其论调是一样的，无非是求归于平而已。苏秦的对付秦国的法子，是“把六国联合起来，秦攻一国，五国出兵相救”。此种办法，合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之说。秦虽强，而六国联合起来，力量就比他大，合得到达尔文“强权竞争”之说。他把他的政策定名为“合纵”，更可寻味。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取纵的方向，向强秦攻打，明明是力学上的合力方式。他这个法子，较诸管仲政策，含义更深，所以必须揣摹期年，才研究得出来。他一研究出来，自己深信不疑地说道：“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果然一说就行，六国之君，都听他的话。《战国策》曰：“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又曰：“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你想：战国时候，百家争鸣，是学术最发达时代，而苏厚黑的政策，能够风靡天下，岂是莫得真理吗？ 管苏两位大厚黑家定下的外交政策。形式虽不同，里子是一样的，都是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都是合力政策，然而管仲之政策成功，苏秦之政策终归失败，纵约终归解散，其原因安在呢？管仲和苏秦，都是起的联军，大凡联军，总要有负责的首领。唐朝九节度相州之败，中有郭子仪、李光弼诸名将，卒至溃败者，就由于莫得负责的首领。齐国是联军的中坚分子，战争责任，一肩担起，其他诸国，立于协助地位。六国则彼此立于对等地位，不相统辖，缺乏重心。苏秦当纵约长，本然是六国的重心，无奈他这个人，莫得事业心，当初只因受了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的气，才发愤读书，及佩了六国相印，可以骄傲父母妻嫂，就志满意得，不复努力。你想当首领的人，都这个样子，怎能成功？假令管大厚黑来当六国的纵约长，是决定成功的。 苏秦的政策，确从学理上研究出来，而后人反鄙视之，其故何也？这只怪他早生了二千多年，未克复领教李宗吾的学说。他陈书数十箧，中间缺少了一部《厚黑丛话》，不知道“厚黑为里，仁义为表”的法子。他游说六国，纯从利害上立论，赤裸裸的把厚黑表现出来，忘却在上面糊一层仁义，所以他的学说，就成为邪说，无人研究，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用厚黑史观的眼光看去，他这个人，学识有余，实行不足，平生事迹，可分两截看：从刺股至当纵约长，为一截，是学理上之成功；当纵约长以后，为一截，是实行上之失败。前一截，我们当奉以为师；后一截，当引以为戒。 我们把春秋战国外交政策研究清楚了，再来研究魏蜀吴三国的外交政策。三国中，魏最强，吴、蜀俱弱。诸葛武侯，在隆中，同刘备定的大政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攻曹魏，合两弱国以攻一强国，仍是苏大厚黑的法子。史称：孔明自比管、乐。我请问读者一下：孔明治蜀，略似管仲治齐，自比管仲，尚说得去，惟他平生政绩，无一点与乐毅相似，以之自比，是何道理？这就很值得研究了。考之《战国策》：燕昭王伐齐，是合五国之兵，以乐毅为上将军。他是联军的统帅，与管仲相桓公，帅诸侯之兵以攻楚是一样。燕昭王欲伐齐，乐毅献策道：“夫齐霸国之余教，而聚胜之遗事也，闲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因主张合赵楚魏宋以攻之。孔明在隆中，对刘先帝说道：“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因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联孙权，然后北伐曹魏，其政策与乐毅完全一样。乐毅曾奉昭王之命，亲身赴赵，把赵联好了，再合楚魏宋之兵，才把齐打破。孔明奉命入吴，说和孙权，共破曹操于赤壁，其举动也是一样，此即孔明自比乐毅所由来也。至于管仲纠合众弱国，以讨伐最强之楚，与孔明政策相同，更不待言。由此知孔明联吴伐魏的主张，不外管仲、乐毅的遗策。 东汉之末，天子失去统驭能力，群雄并起，与春秋战国相似。孔明隐居南阳时，与诸名士讨论天下大势，大家认定：曹操势力最强，非联合天下之力，不能把他消灭，希望有春秋时的管仲和战国时的乐毅这类人才出现。于是孔明遂自许：有管仲、乐毅的本事，能够联合群雄，攻打曹魏。这是所谓 “自比管乐”了。不过古史简略，只记“自比管仲乐毅”一句，把他和诸名士的议论概行删去了，及到刘先帝三顾草庐时，所有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一一消灭，仅剩一个孙权，所以隆中定的政策，是东联孙吴，北攻曹魏。这种政策，是同诸名士细细讨论过的，故终身照着这个政策行去。 “联合众弱国攻打强国”的政策，是苏秦揣摹期年研究出来的，是孔明隐居南阳，同诸名士讨论出来的，中间含有绝大的道理。人称孔明为王者之才，殊不知：孔明澹泊宁静，颇近道家，他生平所读的，是最粗浅的两部厚黑教科书，第一部是《韩非子》，他治国之术，纯是师法申韩，曾手写申韩以教后主，申子之书不传，等我讲厚黑政治时再谈。第二部是《战国策》，他的外交政策，纯是师法苏秦。《战国策》载：苏秦说韩王曰：“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三国志》载：孔明说孙权，叫他案兵束甲，北面降曹，孙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我们对照观之，孔明的策略，岂不是与苏厚黑一样？ “联众弱国，攻打强国”的政策，非统筹全局从大处着眼看不出来。这种政策，在蜀只有孔明一人能了解，在吴只有鲁肃一人能了解。鲁肃主张舍出荆州，以期与刘备联合，其眼光之远大，几欲驾孔明而上之。蜀之关羽，吴之周瑜，吕蒙、陆逊，号称英杰，俱只见着眼前小利害，对于这种大政策全不了解。刘备孙权有相当的了解，无奈认不清，拿不定，时而联合，时而破裂，破裂之后，又复联合。最了解者，莫如曹操。他听见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落了。其实孙刘联合，不过抄写苏厚黑的旧文章，曹操是千古奸雄，听了都要心惊胆战，这个法子的厉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上面的研究，可得一结论曰：“当今之世，诸葛武侯复生，他的政策，决定是：退出国联，组织世界弱小民族联盟，向诸大强国进攻。” 我们倡出“弱小民族联盟”之议，闻者必惶然大骇，以为列强势力这样的大，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岂不触列强之怒，岂不立取灭亡？这种疑虑，是一般人所有的。当时六国之君，也有这样疑虑。张仪知六国之君胆怯，就乘势恐吓之，说道：“你们如果这样干，秦国必如何如何的攻打你。我劝你还是西向事秦，将来有如何的好处。”六国听他的话，遂连袂事秦，卒至一一为秦所灭。历史俱在，诸君试取战国策细读一过，看张仪对六国的话，像不像拿现在列强势力，去恐吓弱小国一般？六国信张仪的话而灭亡，然则为小民族计，何去何从，不言而决。 苏秦说六国联盟，是从利害立论，说得娓娓动听；张仪劝六国事秦，也是从利害立论，也是说得娓娓动听。同是就利害立论，二说极端相反，何以俱能动听呢？其差异之点：苏秦所说利害，是就大者远者言之，张仪是就小者近者言之。常人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害，虽以关羽、周瑜、吕蒙、陆逊这类才俊之士：尚不免为眼前小利害所惑，何况六国昏庸之主？所以张仪之言，一说即入。由后日的事实来证明，从张仪之说而亡国，足知苏秦之主张是对的。今之论者，怕触怒列强，不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恰走入张仪途径。愿读者深思之！深思之！ 苏秦与张仪同学，自以为不及仪，后来回到家中，引锥刺股，揣摹期年，加了一番自修的苦功，其学力遂超出张仪之上，说出的话，确有真理。孟子对齐宣王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这种说法，宛然合纵声口。孟子讥公孙衍、张仪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独未说及苏秦。我们细加研究，公孙衍、张仪教六国事秦，俨如妾妇事夫，以顺为正，若苏秦之反抗强秦，正是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 孟子之学说，最富于独立性。我们读孟子答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答“齐人筑薛”之问，答“事大国则不得免焉”之问，独立精神，跃然纸上。假令 孟子生今之世，绝不会仰承列强鼻息，绝不会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 宇宙真理，只要能够彻底研究，得出的结果，彼此是相同的，所以管仲“尊周攘夷”的政策，律以孔子的《春秋》是合的，苏秦“合众弱国以抗一个强国”的政策，律以孟子的学说，也是合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也说合纵是六国之利，足征苏秦的政策是对的。我讲厚黑学有两句秘诀：“厚黑为里，仁义为表。”假令我们明告于众曰：“我们应当师法苏秦联合六国之法，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一般人必诧异道：“苏秦是讲厚黑学的，是李疯子一流人物，他的话都信得吗？信了立会亡国。”我们改口说道：“此孔孟遗意也，此诸葛武侯之政策也，此司马温公之主张也。”听者必欢然接受。 大丈夫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我国以四万万民众之国，在国联中求一理事而不可得，事事惟列强马首是瞻，亡国之祸，迫于眉睫。与其坐以待毙，孰若起而攻之？与其在国联中仰承列强鼻息，受列强之宰割，曷若退而为弱小民族之盟主，与列强为对等之周旋？春秋之义，虽败犹荣，而况乎断断不败也。 晋时李特入蜀，周览山川形势，叹曰：“刘禅有如此江山而降于人，岂非庸才？”我国有这样的土地人民，而受制于东邻三岛，千秋万岁后，读史者将谓之何！余岂好讲厚黑哉，余不得已也，凡我四万万民众，快快的厚黑起来，一致对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快的厚黑起来，向列强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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