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了-3

书摊营收有限，诗人曾一度饿昏倒地，简锦锥善意地给他提供一些热食，傲骨诗人却坚持自己买单，只喝得起一杯咖啡。但这从此开启了明星咖啡馆与作家的联系。许多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在骑楼下买书后到二楼的咖啡馆喝杯咖啡、阅读，有时也和周梦蝶一起聊聊。　　当时，买上一杯咖啡，可以坐上一日，许多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流连于此埋头写稿，比如三毛、黄春明、林怀民、白先勇、陈若曦、楚戈、方明、刘大任、王祯和、陈映真等人，《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文学刊物也曾在此编辑讨论。　　白先勇曾经写过一本散文集，便名为《明星咖啡馆》。他说：“台湾六十年代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馆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地萌芽、开花。”　　据说白先勇最爱二楼楼梯口靠近柜台的座位，因为那里适合偷偷观看一屋子众生像。不知道他的代表作《台北人》所描述的一个个鲜活人物，是否其中有曾穿梭过明星咖啡的身影？　　暂时的谢幕　　1950年代，台海情势紧张，几个白俄罗斯人于1958年时曾经动念将明星卖掉，或许因为位于城隍庙正对面，在中国习俗里是正冲，一卖两年没有人敢买，明星才得以持续营业。　　后伏尔林和列比洛夫陆续移民海外，因为怕艾斯尼失去工作无法留在台湾，1964年，简锦锥独资把咖啡馆顶了下来，并正式改名为“明星西点咖啡”。“明星”名称是从其俄文店名“Astoria”而来，“Astoria”是俄语“宇宙”之意，明星正是星海中最美丽的那颗星。　　简锦锥请艾斯尼当顾问，并把艾斯尼接到家中照顾，一直到他过世。那时艾尼斯年纪已大，身体衰弱的他坚持每天到明星，一个人坐在固定的座位上喝喝咖啡、吃点点心。艾斯尼过世后，明星咖啡馆依然保留他的位置，每天放上点心和咖啡。　　即使白俄罗斯人离开后，原正的滋味仍在明星封存。这归功于简锦锥惊人的记忆力，列比洛夫曾让他看过一次调制俄罗斯软糖的过程，后简锦锥凭记忆调配，味道竟然“一模一样”。　　80年代台湾经济逐渐起飞，股票高涨至一万二千点。全民炒股的热闹反而成了明星咖啡馆衰亡的主要原因。简锦锥回忆道，当时股票族占据了所有的桌子，作家反而找不到位置坐。　　与此同时，因台北市逐渐往东区发展，曾经独一无二的西门町的娱乐、休闲功能被取代，逐渐没落，种种原因再加上自身体力日衰、女儿旅居外国后，咖啡馆无人接手，1989年明星咖啡最终谢幕。　　1949-1989年长达四十年，明星咖啡这闪亮的台北之光，暂时熄灭了。一楼的面包厂依然在，二楼则租与居仁堂素食馆。面包店的经理说，这十五年间，不断有客人跑来要喝咖啡，频频询问不是说休息三年吗？怎么一晃十五年了，依然不见咖啡馆踪影？归国战俘（5）重生　　咖啡店关门了，原以为这个号称“台湾近代文学永远的地标”四十年的传奇篇章，就此逐渐淡出台北人的记忆。但世事难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让明星的老主人们想起了它。　　咖啡馆现在的负责人王先生说：“在当年明星决定关门后，所有桌椅通过前政大校长欧阳勋与诗人罗门等人的帮忙，放到埔里的仓库。就是因为“九·二一”大地震，我们看到了埔里当地房舍颓倾的惨状，才想到了当年那一大堆桌椅还放在那儿呢！”　　这些旧的桌椅，勾起了几个人对明星的怀念，也种下了重新开业的火花。2003年，“明星旧址失火”引发台湾文艺界关注，让明星这个名字从大众的记忆洪流中浮出了水面。此后，这想法一发就不可收拾，明星真正开始筹备复业。　　在歇业十五年后，明星咖啡馆于2004年5月重新营业，简锦锥从埔里搬回明星第一代旧桌椅，这批桌椅经历六十年风霜与“九·二一”大地震，色泽质地却一如当年，他还找出藏在家中的俄罗斯杯盘，找来老师傅用手工做出的和当年一模一样的铁窗、木窗，咖啡馆的位置也仍在武昌街七号。　　新开业的明星的装修仍旧一如以往：优雅的欧式格调，由熟悉的大理石桌及靠背皮质沙发和蕾丝窗帘，营造出一种怀旧的氛围。只是楼梯从木板材质改成了更结实的石材——这是为了防火。　　走上明星咖啡厅二楼，灯光昏暗，墙上挂满老照片，包括林怀民年少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年轻而英气。这个年轻羞涩的少年曾经也是明星的常客，那时就一心执着舞蹈。明星也见证了他的成长过程。林怀民曾说：“没有明星，即使后来有云门舞集，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还有许多明星早年白俄人所留下来的照片、画作、文物等。在楼梯口的柜子上，更有一本本作家所提供的书籍与刊物，许多书本中都有该作家的签名。这样珍贵的原版作者签名书籍，却在明星公开陈列，有些书已经就此消失不见了。“没关系，借回家就借吧，我们也没有什么借阅登记，一切都看借阅者自身的诚实，必要时再跟作者要一本就是了！”这是明星的豪气。　　店里依旧卖着需要熬煮四天才得一锅的俄式罗宋汤。红酒般的颜色以甜菜熬成，将汤放隔夜，让汤汁鲜美的滋味融入蔬菜里，汤头呈现漂亮鲜艳的金红色，吃来香甜入味。尽管已隔岁月，明星还是很有文化气息，吧台上放着一叠彩色宣传单，一看原来是免费分发台北的艺文资讯。　　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周梦蝶、白先勇曾经使用的位子，甚至，位子上还坐着他们本人。有人就曾这样记录去明星喝咖啡的经历，“瞧！”王先生指着最角落的地方：“周老正在他的座位上接受访问呢！”定睛一瞧，真的是快九旬的周梦蝶，正在遥想当年的豪情壮志。　　有些时代、有些人已经走远了。老客人回来点上一杯咖啡，追忆似水年华，也有祖父母带着孙儿，来到他们年轻时驻足的地方，亦有年轻人来这里寻找历史，新的世代创造着新的时代，然而明星仍然在这里。 ■　　1917　　俄国发生“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白俄人乔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身为皇室贵族颠沛流离哈尔滨，三年后辗转到上海法租界。　　1920　　白俄人布尔林洛维奇（Petter Noveehor）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设“明星咖啡馆”。　　1949　　白俄人乔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结识台北人简锦锥，并于武昌街一段开设“明星西点面包店”，为当时西门町唯一的西点面包店，轰动一时。　　1950　　于二楼开设“明星咖啡馆”，成为当时外国人首屈一指的西餐厅，尤其是俄国人蒋方良女士，更爱于此会见俄国人士，回味俄国料理。聆听家乡音乐。　　1952　　朝鲜战争停火，由于情势未明，布尔林等人移民至澳洲等地，明星股权首次重组。　　1959　　明星诗人周梦蝶先生出场，周梦蝶开始在明星一楼卖书，所卖书本包含诗集、哲学、经济、散文、小说等，甚至还包含禁书，吸引不少文学同好，逐成风气。　　1960　　房地产权移转，明星股权二次重组。　　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定期于明星咖啡馆聚会。　　1966　　《文学季刊》创刊，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等人时常在明星三楼校稿讨论内文，黄春明之子国珍甚至被称作“明星之子”。依据黄春明的小说《看海的日子》因而诞生，后以此为基础，改编成电影作品《看海的日子》。　　1980　　周梦蝶先生因胃病开刀，结束20年来在明星一楼的书摊生涯。并转至2楼明星咖啡馆继续与文学爱好者聚会。　　1989　　明星2楼咖啡馆暂时停业。　　2001　　明星二楼素食店发生大火，所幸没有发生重大灾情，经媒体披露后，许多老客人纷纷来电关心。　　2004　　明星咖啡馆重新开幕，2004年5月开始试卖，7月盏灯再现，邀请马英九及文坛重量级作家，如周梦蝶、黄春明、龙应台、林怀民、隐地、罗门、蓉子、陈若曦、李瑞月、刘秀美、楚戈等人出席开幕茶会，媒体相争报导，再次确立了明星咖啡馆为文艺沙龙的地位。　　2009　　明星60周年庆，创办人简锦锥出版新书《武昌街一段七号》，记录自己在明星的回忆。　　昔日精致优雅的明星现在隐于街巷之间，多了一分市井气息。图/林蔚文　　明星咖啡馆（Astoria Café)，摄于1960年，台北市武昌街，右边靠脚休息即摆书摊的周梦蝶。图/林蔚文　　1950年代，俄国人在明星咖啡馆举办新年派对。左一为蒋经国、左二为蒋方良、左三即是明星创办人之一艾斯尼。翻拍馆内的老照片/林蔚文　　明星咖啡馆中的老照片。翻拍馆内的老照片/林蔚文　　诗人作家周梦蝶当年就在靠右边的柱子摆书摊，他放书架的位置，老早被变电箱、水管等占据了，不会像现在卖衣的这样把门面全挡住了。图/林蔚文　　美国西部的中国“扑克新娘”（1）1923年，爱达荷州格兰治镇上一时轰动，因为有位中国老太太骑马进了城。这就是波莉·贝米斯，她在偏僻的鲑鱼河谷农场上住了50年，从未坐过汽车，更不知道电影是什么，当地报章称她为“现代的瑞普·凡·温克（Rip Van Winkle）”，也就是美国的刘姥姥。但她却成功使自己成为小镇备受爱戴的人——在那个排华的年代，这尤其不易。■亦水　　2010年3月，《纽约时报》推荐书单中出现一本追述美国早期华工史的书《扑克新娘》（The Poker Bride: The First Chinese in the Wild West）。此书作者克里斯托弗·科贝特（Christopher Corbett）是一名记者兼历史学家，他在此书中记录了一个在美国西部生活的中国女子的一生。　　这个女子名叫波莉·贝米斯（Polly Bemis），她1853年出生在中国华北，被人贩子卖给美国一家酒店的老板。后来美国白人查理·贝米斯在一场扑克赌博中从该酒店老板处赢得她，两人相爱并结婚。　　她或许是生活在19世纪爱达荷州的中国女子，第一个或者也是唯一一个被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这个美国西部的中国老太太作为奴隶来到美国，却最终成为自由人，并分享了淘金者年代的西部生活。她去世后，开始有历史学者试图寻找她，造成一小股“波莉热”，她的生平先是被编成电视剧，1991年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千金》。她所生活的农场也已经成为历史遗产保护地之一，网上还有攻略介绍如何找到她当年居住的小屋。波莉成为传奇，并非因为她做了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是她作为一个普通人，融入了美国西部的历史，成为美国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在淘金潮中来到爱达荷华　　最初一位搜寻波莉故事的是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生于旧金山的她从1979年开始收集关于波莉的资料，两年后完成一本传记小说《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这书名暗示了波莉的身份：从她缠足的方式来看，她应该是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的“千金”；也暗示了华人来到美国的目的——淘金。　　林露德的著作唤起了许多拓荒者对波莉的记忆，许多人寄送自己保留的关于波莉生活的照片、报纸、杂志、未发表的日记给她，希望以此记录波莉，以及他们自己那个逝去的淘金岁月。　　波莉原名拉鲁·纳顺，她初来到美国之时，正值爱达荷州淘金热开始之际，爱达荷位于美国西北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唯一的优势是山高林密、矿藏丰富。1848年成千上万淘金者经过这里去加利福尼亚。1860年爱达荷州的奥罗菲诺溪也发现了金矿。于是荒凉的爱达荷开始因淘金者而兴旺，波莉所到的沃伦就是“淘金小镇”之一。　　这些小镇里，一个重要的群体便是华人——在那个时代，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越过大西洋到香港，比横越大陆传到美国总统耳朵里还要快一点。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中国，便有无数人追寻着美国的“金山”，渡过大洋来，有些是自愿，有些不是。　　最初中国人不被允许在金矿工作，直到淘金热后期此禁令才得以放松。但这些华人大多数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留着辫子、穿着马褂，喜欢聚居，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并不试图融入美国社会。因此，美国人很少会了解某个个体的“中国人”。在波莉之前，大多数美国人知道的华人仅限于章安兄弟，这是一对胸部连体兄弟，被称为“暹罗双子”。他们借着自己特殊的身体情况在马戏团表演，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后在北卡罗来纳州购买了一块土地，与一对美国姐妹结婚。美国西部的中国“扑克新娘”（2）在波莉来到美国的时候，声势浩大的排华运动已日益崛起。美国报纸开始警告公众小心“黄潮”。部分原因是由于“便宜的中国劳工”从白人手中抢走了工作，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多数华人移民不愿尝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这一时期，中国女子来到美国后多蓄在“候宰栏”中等待拍卖，然后被迫从事*业。“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科比特写道，“中国女孩的价格在100美元到1200美元之间浮动，1岁女孩的价格是100美元，14岁是1200美元——因为人们认为14岁是女孩从事*业的最佳年龄。”甚至在*业中，中国女孩也是处在最底层，在肮脏、拥挤的棚屋、猪圈里做皮肉生意。　　波莉·贝米斯开始也是这群女孩中的一个，但她却拥有与她们不同的命运。她嫁给了一位美国男子，成为自由民，并作为西北部美国拓荒者的一员，成为爱达荷州甚至美国人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沃伦，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梦想　　沃伦海拔四千英尺，非常寒冷，在冬天的时候，雪厚得无法通车，使这个小镇与外界隔绝。留在沃伦的美国人大都做着艰苦的体力劳动，渴望着淘到金子，为自己置下一片庄园。他们和来沃伦淘金的中国人其实差不多，都是为了谋生糊口，只是一些横越大陆，一些跨过太平洋。　　沃伦的人口随着金矿被发现的数量波动，但中国人被允许进入此地后，他们成为这里的主要人口。小镇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两旁错落着酒吧、舞厅、旅舍、旅馆和商店。这里大概就是在1872年7月8日波莉被带到这里时，所最先看到的地方。就在她刚刚到来的时候，有个陌生人对她打招呼道：“哈，波莉来了”，并且把查理叫了出来，介绍道：“查理，这是波莉。”从此，波莉正式成为拉鲁·纳顺的名字。　　在中国人迁移到爱达荷州的头10年（大部分是从加利福尼亚，或者建设太平洋铁路的人们中来的），仍然受一定歧视，比如他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交每月四美元“采矿税”。周日中国小孩不能出门，以防被出来打猎的白人男子当目标打死。　　但毕竟在美国西部如此艰苦的环境，人们都是挣扎着求生存，更容易彼此接纳。在沃伦，中国人和白人的生活必须有交集：一起在矿下工作、交换补给、甚至参加娱乐活动。洪金（Hong King）是波莉的主人，他管理着一家酒吧兼赌，这里也是“白人和华人交集”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波莉煮饭、打扫、端咖啡、陪客人跳舞，可是决不出卖自己。　　所有对波莉年轻时的描述都提到了她惊人的美貌，即使到了老年，她仍被称为“充满智慧和魅力的”。当波莉的“智慧”不足以帮助她逃离她不想做的事情时，她就会从后门逃进查理·贝米斯——波莉后来的丈夫，他也做着和洪金同样的生意——的后门，而贝米斯“从未让她失望”。　　“扑克”改变的命运　　由于当时的华人移民是一个游离在政治家和记者视野之外的群体，因而对这段历史的生动叙述尤为难得。不过这些叙述，也归功于无数的拓荒者将自己的回忆拼凑起来。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波莉，是活在无数人们记忆的一个中国女子。　　波莉之所以有名，更多是因为她被称为“扑克新娘”。她和查理·贝米斯相爱，并且被他以一副扑克牌赢到手，然后两人结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西部片喜欢的牛仔与美人的浪漫故事。美国西部的中国“扑克新娘”（3）不过真实情况未必如此，波莉和贝米斯两个人何时相爱并不确定，但在1880年，他们已经一起住了。波莉并不在经济上依赖贝米斯，她为矿工洗衣服，还开了一家小小的寄宿公寓。镇上的年轻人喜欢在她哪儿吃饭，尤其是跳舞之后。　　贝米斯如何获得波莉，是一个流传许久的传说：贝米斯和洪金在赌牌，洪金运气很糟，输掉了一切可以输的东西，最后拿波莉作为了赌注。不过波莉的很多朋友也坚持扑克之说是个传说，波莉本人也从不承认自己是个“扑克新娘”。　　波莉令诸多拓荒者印象深刻，更多的是因为她迷人的个性——这是个很有性格的中国姑娘——她长得漂亮，却坚持不放低自己；她曾经在一个嘟嘟囔囔的食客面前挥着餐刀，嚷着“谁不爱我的咖啡”，成功停止了他的抱怨。在那个排华的年代，她用自己的性格和脾气征服了身边的美国牛仔、矿工们。　　小镇邮递员的妹妹也是波莉的好友，她说：“当贝米斯将她从那个中国人手里弄出来的时候，她非常非常高兴。”“中国人”指的是洪金一个人，还是整个中国人社区并不清楚。波莉应该很高兴不再受谁统治，她与贝米斯的关系是否让她不得不放弃与整个中国社群的关系不得而知。或许她很高兴可以在唐人区以外生活，因为她的北方背景使得她在语言上、习惯上，都和沃伦镇其他大部分来自南方的中国人不同。　　“扑克新娘”的故事无论真实与否，并未导致“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将他们关系合法化的，是1892年的《基瑞法案》（Geary Act）。该法案称：所有在美谋生的华人均属非法入境者；他们必须在一年内领取居留证，否则将被驱逐。波莉对被遣返的恐惧是非常明显的。为了使她身份合法，贝米斯1894年8月13日与波莉结婚，这年波莉41岁。讽刺的是，当时爱荷华州还禁止白人与非白人结合，不过为他们典礼的主持人本人就娶了一个印度妻子。由于贝米斯的努力，波莉1896年拿到居留证。其上的照片是从一幅大照片上歪歪斜斜地剪下来的，她说那是她的“结婚照片”。　　鲑鱼河谷的生活　　波莉初访美利坚时，正逢西部淘金潮，数千华工赴美求生。当金潮退去，大多数人选择海归，回国。美国西北内陆荒原上便再难见到中国人的身影。　　结婚之后，波莉和贝米斯沿着鲑鱼河向下，去了距离沃伦17公里的地方。鲑鱼河两岸山崖陡峭，被称作“不归河”，他们在河谷间找到一小块平地，建了一幢两层小楼。据说贝米斯买下了这块地，不过历史学家没有发现地产交易记录里有这一笔。　　在《扑克新娘》一书封面还可以看见波莉晚年在牧场饲马的照片，背景是雪山青松，遍地皆白。这个峡谷有250哩长，6000尺深，他们的牧场仅有15亩可以耕种的土地，但在波莉精心照管下，种了李、桃、葡萄、樱桃、草莓、黑莓、谷物、西瓜和各种蔬菜，还养若干鸡、鸭和一条奶牛。　　即使离开了沃伦，波莉仍未离开人们的生活。这对夫妇因为好客和慷慨而声名远播，贝米斯摆渡人过河不收钱，还把他们带回家来过夜。客人走的时候会带很多给沃伦镇的老朋友——馅饼、蛋糕、水果和蔬菜。冬天河流封冻时，人们会从沃伦到他们家住几天，享受波莉的厨艺，很快贝米斯农场就被叫成了波莉的农场。美国西部的中国“扑克新娘”（4）关于波莉农场的生活有很多故事，比如波莉在贝米斯玩纸牌的时候命令他去装满她的劈柴箱；而他在她工作时，叫她来看蚂蚁搬家，然后她说，贝米斯，如果你不像蚂蚁那样工作，我们将变成穷光蛋。　　1909年，他们的邻居查尔斯·舍普（Charles Shepp）与彼得·克林卡默（Peter Klinkhamer），买了河对面的地。在寂静的山谷里，有邻居是好事，舍普帮她写下要买的种子，帮她测量尺寸，订购新的服装。后来他们安了电话，便每天通话，“你今天捡了几个鸡蛋？六个？我捡了十个”。“今天抓了多少鱼？没有抓着？你不行！你们几个周日过来，我来做我今天抓到的大鱼”……　　舍普喜欢记日记，其中保留了很多关于波莉生活的很多细节。1922年8月，有一天舍普的日记记下了波莉的不幸：“贝米斯的房屋毁于火灾。我用牙齿把查理拖出。失去了泰弟（Teddy，波莉的狗）。大约在4点钟我与波莉把老人安顿好。困难的时光。未能救出一丁点财物。”当时克林卡默不在，他从外地一回来，便连夜过河为波莉找回坛子、面粉和30只鸡。　　1922年10月22日，火灾两个月以后，舍普记道：“贝米斯于凌晨3时逝世。我们在晚饭后安葬了老人。”几天后，他写道：“波莉去沃伦了，彼得跟她一起去，带着4匹马。”　　舍普的日记通常只记事实，未描述波莉的伤心之情，实际彼得之所以把波莉带回去，是因为觉得波莉和中国人在一起可能会开心点。不过，显然，波莉已经住不惯沃伦，她很快就想家了。有一天早上，舍普和彼得起来发现波莉的房屋冒出炊烟，他们划船到对岸发现波莉徒步走了17英里回来了。　　舍普为波莉建造了一个小木屋，而且还亲手为她制作了床、桌、椅、娱乐用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还重新拉了电话线。　　波莉的遗产　　为了减轻波莉的悲伤，朋友们把波莉带去见外面的世界。1923年8月她首次离开偏僻的牧场，乘汽车前往格兰基维尔访问早年熟识的友人。在这座城市里波莉第一次看电影，也第一次看到一只“说话鸟”（鹦鹉，波莉称之为talkee bird）。这个老太太出山成为《爱达荷华州自由报》（Idaho County Free Press）的大新闻，放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报纸的编辑还采访了她，将她比作“现代的瑞普·凡·温克（Rip Van Winkle）”。　　1924年波莉又到更为现代化的博伊西旅行，她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有轨电车，第一次乘电梯。她评论此次旅行说：“我丈夫说，我们将看不到铁路，随后他死了。现在我看见大的市区商店，电车在马路中间跑，我欢喜这些，但看得太多使我太累。”　　年近八十的波莉依然很有精神，接待客人，并且出去访友。1932和1931年的探险者们说，波莉“很有活力”。有人记录道：“她已经忘记如何说中文”。　　1933年8月6日，波莉未能起来接邻居的电话——她病了。在9个小时的颠簸旅途后，波莉被送到爱达荷州立看护中心，已经意识不清。据波莉护士的女儿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穿着布鞋、棉布裙子，戴着一只铜耳环——另一只已经丢了。　　她的一个护士写道，波莉知道自己“太老”，很难恢复，但仍然对生活保持着兴趣，尤其是对孩子，每当小孩儿的声音出现在屋里，她皱巴巴的脸都发光了。美国西部的中国“扑克新娘”（5）在看护中心住了3个月，1933年11月6日下午3点30分，波莉去世了。她本想安葬在鲑鱼河边自己的农场，但由于冬天来到，舍普与彼得未能及时赶到，她被安葬在格兰基维尔的公墓。　　1933年11月4日，即她病逝前两天，《俄勒冈人》报上刊载了她的故事，是曾经护理她的夏娃·维弗尔写的。此后西北地区许多报纸刊登的波莉讣闻，都引用了这篇文章。　　1943年，圣吉尔楚德博物馆接受了克林卡默捐赠的第一批“波莉藏品”（Polly Collection），包括夜礼服上的自制金纽扣、结婚证书、三套衣服、一顶女遮阳帽、一条棕色披肩、许多钩针织品、朋友赠送的银器、几件首饰，还有若干照片，其中有一张波莉在雪山牧场的照片。爱达荷历史协会也保存着波莉的婚装照片：对襟短袄、绸缎长裙，白手套，完全是西方服饰，只有面庞仍然是一张中国妇女的脸。　　如果波莉的故事没有被发掘出来，或许这些，这将会成为她留下的唯一痕迹。但如今波莉已经成为美国西部历史上最著名的华人女性。“正像所有扑克游戏中的赢家那样，波莉·贝米斯总是幸运的”。然而被人记住、被人用口、用笔、用电影和电视、甚至历史遗产保护之地来将她的生活留下，这，或许才是波莉·贝米斯的真正幸运之处。 ■　　《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剧照，此电影以波莉为原型，克里斯·库柏和赵家玲主演。　　结婚时波莉身着盛装的照片。　　克朗代克河淘金国家历史公园，当年西部的淘金地因为其承载的历史，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图/CFP　　在美国的中国人一家。　　伴随金价的上涨，900美元每盎司的价格使得淘金这一行当急剧升温，人们纷纷涌入加州寻找黄金。不少旅行社也推出了淘金行的业务，他们提供顾客全套淘金的工具，并与金矿合作，指导顾客淘金技巧。图/CFP　　波莉在农场中，和她的两匹马，她的个头不高，被形容成“还没一把笤帚高”。　　《扑克新娘》作者克里斯托弗·科贝特。　　张仃简介　　1917年　　出生　　1932年　　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1938年　　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1945年　　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标　　1950年　　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　　1955年　　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　　1957年　　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　　1981年　　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后离休　　1999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仃欣然复出，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　　2010年2月21日　　因肾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4岁　　张仃先生二三事（1）王鲁湘　　2010年2月21日上午10时，张仃先生驾鹤西归，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一位标志性的人物谢幕。　　尽管五个月来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觉得恍惚，一个我追随了23年的可爱的老头，真的就不在了吗？难道以后我去门头沟他的“大鸟窝”看他，那张帆布摇椅上就真的空无一人了吗？任由我们随意聊天，那个兀自翻着《书法大字典》的老头真的再也不会突然抬头冷不丁说一句：“鲁湘你今年多大了？”　　一 焦墨缘　　张仃先生长我40岁，认识他是在1987年夏天，先生正在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办焦墨写生山水画展。我刚从北大分配到首都师大工作，一路之隔，便常去看展。先生和夫人灰娃临时住在研究院的小青砖楼里，于是相识。　　先生皓发银髭，不怒而威，声名早就如雷贯耳。交谈中我不免有些诚惶诚恐。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谈了观感，随即点燃烟斗，话题一转，向我问起有关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知识，这让我大感意外。我在北大读书时翻译过有关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文章，专业上不生疏，于是精神放松，侃侃而谈，不觉已到掌灯，先生一直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叭嗒几下烟斗。　　我当时吃惊的是年岁这么大的老艺术家怎么会对弗洛依德学说感兴趣，并为老人的好学和不耻下问而感动。几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有批评家认为他的焦墨山水画是一种深度生命焦虑的宣泄。当我深入到张先生焦墨山水创作的原点时，我确实震惊了。　　那是1974年深秋，已被扫地出京的张仃先生和前妻陈布文先生回京养病，托学生在西山卧佛寺旁的樱桃沟找到一间废弃的农舍，草草收拾一下就住下了。这一年先生57岁，胡须头发全白，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一个一辈子同色彩打交道的画家，却开始厌恶颜色，尤其见红就晕。家人不得已，连床单被罩都统统翻过来。终日枯坐无事，就把随身携带的一本巴掌大小的册页拿出来翻翻，那是1954年江南写生回京，在荣宝斋买的黄宾虹焦墨写生山水册，“*”造反派抄家时，藏在身上躲过一劫。就这么翻着看着读着，忽焉心有所动，向村里学童借来笔砚纸墨，起身向萧瑟秋林走去，越走越深，直至西山深处。　　一张张浅黄色的元书纸上，香山的古寺、断桥，樱桃沟的山石、流泉，镶红旗的村落、农舍，一一落诸焦墨。其中一张速写上题着：“记于11月7日六级大风中。”摧枯拉朽，林木震荡，天寒地冻，个头小小的先生兀自一人，独立寒秋，手握管锥，面对大风起兮的莽莽群山，那是怎样一种孤独、超拔、寥落、微茫的心境啊！那个大红大绿热热闹闹的装饰画家张仃涅■了，一个寂寞清绝的焦墨山水画家张仃出世了。　　因此，谈论张仃焦墨山水，永远不要以为这是一种语言的设计，一种美学的追求，或者，一条方便机巧的捷径，一种为风格而风格的安排。不，它绝对是灵魂的挣扎和生命自我的拯救，从地狱的劫火中爬出来，带着灼伤，也带着疗救的痕迹。正因为如此，时隔13年，张仃先生会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北大研究生询问弗洛依德学说。　　1990年一个春日的傍晚，在红庙中央工艺美院宿舍，我第一次看到了这本把先生从炼狱之火带向清凉世界的小册页，随即写了一篇文章《焦墨缘》，发表在台湾的刊物上。张仃先生二三事（2）二 山水写生　　从1990年起，我常陪张仃先生去各地写生。山水写生，在今天的美术界不仅不时尚，而且莫名其妙地常遭诟病，好像写生是艺术的原罪。先生不理这一套，每年都出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所去之地，有著名的山水胜地，更多是穷乡僻壤或谓之穷山恶水之地，有时就吃住在老乡家里。　　记得有一次在山西中条山区连续几天写生，突然觉得全身乏力，腿都迈不动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老乡煮了几个鸡蛋，吃下去力气就恢复了，原来是缺营养。先生出生于辽西北镇医巫闾山下，命中注定与山水结缘。他对山水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其可观可游可居，在我观察，似乎有一种准宗教情怀的敬畏。只要进山，他就兴奋莫名，精神头几倍于常人。　　在山里，所有跟随先生的人都比他年轻，却全都跟不上他的节奏。每天清晨，总是他拿手杖来敲大家的门，而此时他可能已在周边转了一圈，画了几幅速写了。晚上，我们都累得早早歇下了，先生却还要整理收拾白天的写生稿，有时还要给当地写书法。上路时，司机旁的副驾座永远是他的专座，视野好，可随时见景停车。70多岁的老人，只要上车，绝无困意。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车上打过瞌睡。当一车人都鼾声如雷时，他依然目光炯炯，像一个机警的猎人搜寻他的猎物。但他会照顾人，只要多数人在睡觉，他不会轻易叫停车，只是在大伙儿都醒来后轻轻说一句：“刚才几处好景你们都错过了。”　　先生看景的眼光与一般山水画家不同，重点在近景的村落与农舍，对耕耘的土地尤为热爱，我称之为人文山水。一定要本色，人、建筑、生产、生活及其环境，要浑然一体。我想，这一定同他的童年记忆有关。　　我陪同先生回过辽宁黑山县芳山镇老家，东北辽阔的土地，犁出的深深的田垅，安详的屯子，背景是远处的群山——这几乎成为一个图式，无论在哪里，只要见到这样的景致，先生都会驻足眺望，那眼神，就像在回忆自己的故园和母亲。他不是单纯的模山范水，他所画的山水都是生活化的山水，是以人为本的山水，是以人的生活场景为中心的山水，是对人类栖息环境的诗意赞美。感动他，使他怦然心动并专注的对象，都烙印着人类抗争命运的痕迹。　　他之所以对太行山情有独钟，从1992年到1997年先后六次深入太行；他之所以对西北山水一画再画，都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命运格外悲怆，人与山水环境共同缔造出生命的史诗，朴素而辉煌，平淡而深刻，一如他的焦墨山水画的艺术品质与格调。　　三 回延安　　1992年春节，张仃先生和夫人灰娃回陕北访旧，我带一个摄制组跟随采访。在榆林，我们找到了张先生当年率抗日艺术小分队住过的老屋，老屋主人还有印象。在榆林，抗日艺术小分队除了印刷张贴汉蒙两种文字的抗日漫画，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参与了国民政府的成吉思汗迁陵大典，从鄂尔多斯迁往更内地的甘肃榆中。　　迁陵大典的美术设计都是张先生搞的，迁陵队伍前面抬着的巨幅成吉思汗画像，是张先生就地取材，画在一块大门板上，水粉再刷桐油，俨然一副油画标准像。张仃先生一定预料不到，以后很多这类大典的美术设计会落到他头上，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张仃先生二三事（3）在佳县黄河边的桃花渡，我们同乡亲们一起点燃萝卜灯，一起转九曲黄河阵。在延安，我们居然找到了灰娃当年住过的窑洞。桥儿沟鲁艺所在的教堂作了仓库，先生徘徊良久。当年初到延安，革命队伍对这个没有任何组织介绍而来的国统区文艺青年有点冷淡，傲气十足的张仃愤怒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随即回信，让张仃持此信找周扬，在延安鲁艺安排任教。因此，张仃先生在革命队伍的第一份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安排的。　　在延安张仃先生最好的朋友是萧军、艾青，还有塞克、杜矢甲。萧军是东北同乡，身上有胡子气，又是鲁迅的年轻哥们儿，俩人性格投缘。萧军比张仃还狂，他公开对延安的*领袖说，我萧军一支笔管两个党，一边管着国民党，一边管着共产党。艾青是几年前一道在苏州反省院坐牢的狱友，又是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交给张仃，由张仃利用尚未失效的国民党护照，一路带到延安来的。艾青喜欢张仃先生艺术风格中的现代气息，到处给张仃做广告，“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应该说，艾青这句影响深远的广告词，对于张仃走上装饰装帧装潢的艺术道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欲罢不能。延安所有机构，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生产的、文艺的，只要有需要设计的活儿，首选就是张仃。张仃的摩登设计，出现在延安青年剧院的牌楼上，出现在文抗协会俱乐部的装修上，出现在化妆舞会上，出现在大生产运动的陈列会上。土得掉渣儿的延安黄土高坡，因张仃而时尚。　　灰娃告诉我们，塞克、张仃、杜矢甲，是延安著名的“三大怪”，穿着奇特，性格怪异，行事不同于革命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但孩子们都特喜欢他们。“三大怪”经常结伴散步，也是延安一道风景，塞克像个哥萨克，张仃穿着大皮靴，杜矢甲披件羊毛毡大氅。有时行至某首长窑洞前，卫兵照例大喝一声“干什么的？”张仃火气最旺，跨前一步揪住哨兵大喝一声“你他妈干什么的？”　　就是这么一位特立独行脾气火爆的自由艺术家，在延安的革命熔炉里，被反复■火，锻打成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大事件、大转折，张仃先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座谈会所在的杨家岭礼堂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井台上结满厚厚的冰。先生伫立良久，思有所忆，心有所感，遂做《老井》一图，题曰：“壬申岁始，走访杨家岭，瞬间半世纪。旧地重游，群星陨落，石屋尚存，井台冰封，泉水喷涌，可煮小米饭果腹，可烹茶论艺。寒冬已过，将有雁群飞鸣长空，大地复■”。礼堂外面有一幅放大的老照片，是毛泽东、朱德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人士的合影，没有官本位的排座次，大家随便站坐。在人堆中，我们找到了穿青色衣服的张仃先生，一个毛头小伙子。　　这次陕北之行，激发出一个老战士的情怀。满目河山，先生似乎回到当年抗日烽火的金戈铁马。一道时间的闸门打开，所到之地都能唤起他的回忆。有趣的是，这次陕北之行的作品全部是焦墨设色，用色非常浓重，感情极其充沛，所有题记也都染上了当年的时代风云，以至于这批描绘陕北的山水作品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内涵。　　那年的陕北是异常寒冷的。无定河与黄河都千里冰封。在无定河边写生时，气候是零下23度，从冰河上刮来的冷风如刀般割着裸露的皮肤。张先生坐在河边画着童家山的窑洞。我把绒帽给他套上，灰娃又找来个塑料袋套在他头上，这样，张先生坐在那儿就显得很滑稽。可还是冷得不行，几分钟就得起身跑步暖和身子。如此多次，坚持画完。　　在《无定河》题记中先生写道：“抗战爆发，余赴内蒙曾经此河。河边岩石竟一片殷红。匆匆已过半世纪，又值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居安思危，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在陕北转了一大圈后回到关中，又进秦岭，正月十五登秦岭主峰太白山，途中阻于积雪。张先生于积雪之中安放下他的小马扎，掏出本子开始写生。我站在他身后挡风，感觉今天老人的呼吸不正常，比平时粗急。伸手一摸额头竟然烫手。糟糕，发烧了。立即下山回西安住进医院，急性肺炎！这一住就是40天，好险！这年夏天，先生铺开一张六尺大宣，画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太白奇峰，万古积雪》。题记是这样的：“壬申早春探秦岭太白主峰，天寒路滑，未能览其全貌。时至盛夏，以意为之。”对自己发着高烧雪中写生之事，只字未提，却还在遗憾“未能览其全貌。”这就是张仃，一位真正的大山之子。　　纸短言长，这样的故事还很多。谨以此文沉痛悼念最可爱的人张仃先生。■　　2010年2月21日，著名美术家张仃逝世。　　张仃的作品。　　张仃的焦墨山水画。　　军人余戈：找回普通人的历史（1）从宏大叙事到普通人的所见所闻，军人余戈试图改变历史的叙述方式。■本刊特约记者 冯翔　　“狗日的。”　　“这些狗日的。得像他们这样才行。”军人余戈又说了一遍，羡慕地盯着电脑屏幕——几个西装革履的老人，精神矍铄，面对镜头挥舞双手，侃侃而谈。　　老人们是日本二战侵华老兵，在接受NHK电视台的采访，回忆他们当年在中国滇西松山战场上侥幸生还的经历。从那场战役中幸存的日本老兵只有十几个，但每个人都接受了大量的访谈，还有人出了书。　　这一点是余戈心中长久的痛。为了写一本关于松山战役的书，他做好了采访至少一百名中国老兵的准备。当年，在松山坚持到了最后，成为胜利者的中国军人有一万多。　　结果，他发现：在世的老兵寥寥无几，且多为风烛残年，再也无法完整、清晰地将大脑中埋藏数十年的记忆复述出来。　　最后，他成功采访的中国老兵，不到5个。　　微观战役　　那本书最后还是出了，名为《1944：松山战役笔记》。至今出书7个月，加印四次。总印数三万本。　　如果从这场战役的“知名度”来看，三万本的销量很没道理。甚至写这本书的价值都很值得怀疑。中国投入两万多兵力，攻打三个月，全歼日军一千余人——不到二战日军战死总人数的千分之一。而己方战死却达七千多人。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惨胜。价值何在？　　这本书的读者会告诉你——这场战役是二战中，日军在亚洲战场上的第一场“玉碎战”——被全部歼灭的战役，也是中国军队第一场成功的攻坚战；说它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战区的成败得失都不过分。而写它的这本书，是一本把战争放到显微镜级别研究分析的“微观战史”。从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蒋介石，一直到参加一场白刃战的一个士兵的一个动作。　　这位读者叫孔云峰，昆明小有名气的“黑风”登山协会会长。他从网上知道余戈写了这本《松山战役笔记》后，几乎跑了昆明所有的书店，最后才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发现，且只有四本。2010年3月11日，他揣着这本书来到松山，与来访的余戈不期而遇。　　之后，他们到当年中日两军激烈厮杀的战场上结伴而行。每到一个地方，余戈就掏出他那本书，高声吟诵此处当年血战的壮烈情景。孔云峰说，那种情景，他今生恐怕不会再有，“太奢侈了”。　　之所以说奢侈，是因为余戈身边的随行阵容：王选，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戈叔亚，著名民间二战史专家；两位大校，分别是步兵战术专家和野战筑城专家；云南当地龙陵县的文体局局长及测绘、史志、口述、文物、本土向导等人，外加从北京、昆明赶来的各路媒体记者，近20人。　　他们都是与余戈一起来进行一次“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当地政府要把这块66年前的战场，改造为今日的旅游胜地。余戈因为这本书成为理所当然的受邀者。　　找回普通人的历史　　一周之后，余戈回到北京，坐在他满是军事书籍的办公室里接受本刊采访。　　身体魁梧的余戈架着一副眼镜，说高兴或激动了就带出几句陕西口音。他的名字本身就像军人，事实上他确实是军人世家，但他不总用这个提法。他的外祖父是杨虎城西北军的军医，参加过西安事变；父亲也是军医，参加过新中国一个重要导弹基地的奠基。他本人是雷达士官出身，至今军龄25年，身份是《军营文化天地》的副主编；妻子也是军人，军衔中校。军人余戈：找回普通人的历史（2）对自己这本书出版后发生的事，余戈并不觉得意外。该书出版后，他的电子邮箱收到一封信：“先生之作，非仅还历史公正而已，实乃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也。”署名是钱文忠，复旦大学教授。　　之所以获得如此评价，是因为余戈的这本书打了一个反差——与中国历史书传统的反差。　　中国的历史书传统总是宏大叙事，最后留下的肯定是大人物的名字，大事件的结果，而那些鲜活的细节、卑微的普通人，改变历史的一个瞬间，肯定是最先被删除的内容。历史总是一副阶级斗争的严肃嘴脸。　　在余戈看来，这种历史的研究方式太粗线条了。事实上，每一个士兵都值得重视——他们才是战争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一次，余戈决心改变。　　从2004年，他发现“原来云南有这样一场伟大的战役”开始，他便着手搜集资料——那些当年的军事报告。军事报告们沿袭了中国人写历史的一贯风格，从中只能查到部队番号——如第71军新编28师、第8军荣3团这样的字眼，以及其指挥官的名字、战斗持续的时间以及最终结果。某一场战斗是怎么发生的？某一个士兵是怎么死的？某一个至关重要的战术是谁提出的？……这些问题，统统找不到答案。　　怎样找出那些湮没的，鲜活的血和肉？余戈采取的办法之一是：上网。　　百度，Google，雅虎，一起被他用来搜索这场战役的关键词。“松山”“腊勐”“龙陵”……，以及部队番号和人名。抗战胜利50和60周年时，全国许多媒体都在寻访各地的老兵，做了一些回忆当年抗战情形的报道。有关松山战役的部分，许多都被他拿来主义了。　　比如——　　2002年，一位参与过松山战役的老兵杨金继——当年他是荣3团七连的中尉副连长——口授的*，由他的孙子发到猫扑网上。其中，提到中国军队采取坑道爆破方式，炸掉日军核心碉堡时，有如下文字：“只见松山主峰上空一朵蘑菇云冲天而起，把主峰整个大碉堡托起数米后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　　而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当年参与挖坑道的第八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老兵张羽富，他的回忆是：“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这两段鲜活的文字，就是最可宝贵的材料。两个当事人都在场，他们的记忆可以相互验证，又与正式战报中参与这次战斗的部队番号、战术手段完全切合，可以采信。　　靠着惊人的逻辑整合能力，余戈把老兵们的记忆碎片组成了一条条相互证实的证据链条，并尽可能细地勾画出一幅尽可能细，以至于有些残忍的立体画卷。“普通人的历史”得以找回。　　《超限战》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为《松山战役笔记》作序，“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　　抢救式采访——晚了　　“我自己很清楚，惭愧得很呢！”余戈说。“但是就国内的具体环境来说，我尽到最大努力了。”　　世界著名军事纪实小说，反映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日》作者瑞恩是余戈心中的标杆儿。这位美国记者不仅亲身参与了诺曼底登陆，并在战后与3000个老兵取得了联系，亲自采访了其中的700个。在那一天的诺曼底，德军与盟军双方的任何一场战斗，他都有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最真实的记录。军人余戈：找回普通人的历史（3）这种好运气和毅力，令每一个战史研究者艳羡。尤其是余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生在中国，他已经错过了太久太久。　　2009年8月16日，他在三联书店举办的《松山战役笔记》读者见面会上激动地说：如果我能采访到当年参加过战役的老兵，不用多，只要一百个，我这本书，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瑞恩做战史研究的时代，是在二战刚结束的五十年代中期。二战老兵们几乎全部健在，美国又毫无战争创伤，他有充分的精力和条件去欧洲各个国家采访二战老兵。《最长的一日》得以辉煌问世。而同期，中国对外参加朝鲜战争，对内正在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而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完成了经济腾飞，开始腾出手来对那场战争进行反思时，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们已经死掉了一批。但大多数人仍是60多岁，思维也仍然清晰。　　此时，好不容易才回复常识的中国仍在举步维艰。承认“国民党也抗战了”这样一个常识，用了十多年时间。　　松山战役幸存的十几个日本老兵，每个人都接受过媒体的访谈，还有人出了*。余戈收集到了一张日本NHK电视台采访这些老兵的节目光碟。他们个个精神矍铄，记忆力极好。余戈写《松山战役笔记》，许多鲜活的细节就是从这些老兵的*中摘来的。他非常痛苦：一个战胜国的军人研究这段历史，竟然严重地依赖于战败国军人的回忆！他亲身采访到的中国老兵不足5人，而且在采访质量上，也无法与日本老兵相提并论。　　现在，余戈们才有精力和条件，想对那场战役的亲历者们实施抢救式采访。晚了。　　参加过松山战役的中国军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假设有20岁——1925年出生，如果能活到今天，已经至少85岁了。这个年龄的老人，想要从头脑中把记忆完整地、优质地提取出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余戈根据“拿来主义”找到了线索，然后亲身去采访这些老兵，结果发现：他们即便还在世，也都已经表述不清了。历史和现实在他们的脑海中纠结在一起，像一团被搅拌得极其冷酷的钢筋混凝土。　　“得像这帮狗日的（日本老兵）这个状态，才能清晰地复述历史。咱的老兵都跟犀利哥似的。” 余戈望着电脑屏幕恨恨不已。“现在咱们对老兵已经谈不上什么采访了，也就是个临终关怀吧。”　　何况，他们还要历经抗战胜利后的许多磨难——四年内战，“三反”“五反”“反右”“*”，以他们的国民党军人身份，注定逃不过这许多政治风暴。余戈的外祖父就是在“*”中惨遭毒打，于1968年含恨自尽的。士可杀，不可辱。那一代国家的军官们，多少都会受些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那一年，余戈正好出生。　　遗忘之后　　写《松山战役笔记》的最初动机，余戈是通过一堆“鬼子破烂”逐步积攒起来的。平时上班，他挎的包就是一个日军军官用过的军用挎包。现在的他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抗战文物收藏家。“我是一个战胜国家的军人，这些东西等于是我们的战利品。”他说。　　在去年8月那次见面会上，他又展示了一件珍贵的文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写的一幅汉字：“踊跃破南京城”。　　弄到这幅文物，他只花了人民币约四千元。日本对二战军用品的态度与中国截然不同。尽管都保存得很好，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两三代人之后，这些东西就很可能流落街头。大部分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是：先弄清楚，然后尽快忘掉。军人余戈：找回普通人的历史（4）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好与之相反——在长久的遗忘之后，积极性又起来了。　　龙陵县，松山的所在地，几十年来一直在跟那场战役发生关系。当地农民挖地下的炮弹皮炼钢时，收集到了很多未爆炸的炮弹。有16人先后被这些炮弹炸死炸伤，其中一对父子先后遇难。　　现在，龙陵县的目的很明确：将当年的松山战场，改造成一个国内独一无二的“国家级战争遗址公园”。他们找了清华大学的规划组，人家建议先做一次“抗战历史资源普查”，这才请来了余戈。余戈的第一个建议便是：将全县所有经历过松山战役的老人做一次普查，对他们进行抢救式采访。　　当地政府的这种积极让余戈也很自得。当年松山战役的战场，现在成了他这本书最大、最集中的出售地点。他们一次就买了一千本《松山战役笔记》，摆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供旅游者购买。　　据说，已经快卖完了。　　“咱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昨天的”　　《看历史》：我们很震惊和难过的一个事实是，松山战役，日军以一千二百多人的步炮混合部队，抵挡了二十倍于己的中国军队达三个多月，并杀死我方七千余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中国军队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意义何在？你在书中也没有解释。这是不是出于避讳？　　余戈：首先是日本人的工事坚固。我在《松山战役笔记》中记载了日军核心碉堡顶层的构造：原木——钢板——三层汽油桶——六七层原木和钢板交错覆盖，然后再在上面盖一米五厚的泥土。经过反复测试，即使连续数枚五百公斤的炸弹直接命中，也无法对工事造成损害。中国军队尽管有美军的强大空中优势、炮兵支援，也在如此坚固的工事面前无能为力。　　而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的素质奇差，极大地加大了伤亡。　　我们总说，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力量大。实际上，从1943年开始，我们的主要兵源区都在日本人手里了。由于兵源不足，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少年兵，以及大量被强拉入伍的壮丁。这些士兵不要说武器和训练，连充足的食物都无法供应。军官的战术素养更是糟糕。　　在松山日军那么坚固的碉堡面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麻痹轻敌，情报不力，误以为山上只有寥寥三四百敌人。结果被大量杀伤后又添油式地增兵，白白损失士兵的生命而没有换来经验；中级军官指挥进攻的队形极其密集，连战壕都不知道挖；落实到每个士兵身上就酿成血淋淋的后果：冲锋时都挤在一起，日军的机枪一打就是一串；躲避时只能躲在开阔地里，日军掷弹筒一发下来，就打死好多人。　　松山战役的意义是这样的：当时中国的外界通道全被截断，驼峰航线杯水车薪，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唯一一条能接受外援物资的路径，但松山正好在滇缅公路周围，有数公里的环绕。山上的日军扔个手榴弹都能截断这条公路。松山打不下来，公路就不通，中国的抗战就进行不下去。而且当时中国军队正在围攻腾冲、龙陵，人数占绝对优势，就是重武器缺少弹药，松山打不下来。弹药怎么运？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这样还是需要打松山。松山就是卡在中国人嗓子里的一根刺，必须拔掉。　　虽然此后不久，日本就投降了，滇缅公路没有发挥太久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当初不应该打松山战役的理由。军人余戈：找回普通人的历史（5）我没有解释得很细，是因为确实找不到相应的资料记载，中国军队产生伤亡时的具体情形，尤其是个人的回忆。要再写得详细，那就只有依靠想像力了。　　《看历史》：松山战役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反响，甚至知道的人都很少？为什么遗址能保存到现在？　　余戈：这场战役被长期忽视和冷落，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且是一连赶上几个不利形势。　　松山战役结束不久，蒋介石就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闹翻了。史迪威嫌蒋介石政府*、无能、低效，要求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作为职业军人，史迪威考虑的只是战争的胜负。他不懂得中国人的隐秘政治心理：那样的话，即使获胜，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明，他视此事为人生极大之屈辱。　　哦，你看过《拥抱战败》？那书的责任编辑和我这本书的是一个人，叶彤。日本人被麦克阿瑟统治得服服贴贴，但放到中国来肯定不好使。他们原本的文化积淀给他们的脸面不是很多，谁好他们就学谁。而且他们是战败国，已经丢面子到极点了。我们这个社会是又不行，又要面子。　　此事的后果是，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松山战役也不再被提起。台湾方面，比较愿意塑造的“洋典型”是陈纳德，这个人对中国人的心理揣摩很好，比较受欢迎；蒋介石一提史迪威就痛恨不已，谁敢提他？　　五十年代，滇缅战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孙立人在台湾被诬告“兵变”，遭到长期软禁，这段历史被进一步打入冷宫。然后，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1979年被美国宣布断交，台湾就更恨美国抛弃它了。断交的时候，台湾还第一次开放了大溪资料室（即蒋介石的私人资料室）给历史学家梁敬淳，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借古讽今骂美国背信弃义。这个书有点像咱们的“*”时候出的一些书，是先定好调子，再去找论据。　　台湾的历史研究受政治影响的程度，比咱们大陆这边儿丝毫不差。　　那个战场主要在云南龙陵县，是个特别偏远的地方，全县98%都是山区，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所谓山高皇帝远，一般中央闹运动，到它那儿就只是一种形式了。所以什么大炼钢铁、破四旧之类的，都没有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址造成特别大的损害。正因为太偏远，发展经济也很不容易。　　《看历史》：你是一个军人，又是一个民间历史研究者，这两种身份是否互有帮助？　　余戈：作为军人，我肯定有比其他民间历史研究者更优越的条件。不过这可不是因为我这身军装，而是因为这个身份给我的其他一些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南京有个单位，收藏了很多档案。我听说以后就去了，想复印一份做研究。根本没门儿。按理说，这历史档案都是国家的，你应该对我们公民开放吧？还不，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想了一个什么招儿呢？往出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个武警中队给他们负责看守。这就行了！我回到北京就开始找，先找武警总部的朋友，托私人关系联系到江苏省武警总队，然后又联系……最后联系到那个武警中队。中队指导员领着我又去了，这下态度马上就好了，行！但是也没全让我印完。你看，要不是军人，我上哪儿去找这层关系？但这并不是军人身份直接给我带来的。　　美国、日本为什么历史研究那么透彻？人家的历史档案全都放在图书馆里，普通公众想看，随时去就是了，这样就培养起一大批民间的历史学家。台湾过去也不让看，现在让了，听说有人去他们还挺高兴，还给你泡咖啡呢。　　大陆研究历史，就得靠民间研究者，我们自己托关系、找门子、搞档案。　　从建国一直到“*”结束，大陆都没有条件研究。80年代，个人史、口述史的概念还不存在，做史学的都习惯于做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做文学的写报告文学，依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际上都是听说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事迹以后，有了情绪和一定事实基础，根据想像编出来的。　　咱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昨天的。昨天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好像总是有点儿让人羞愧。因为很多原因，让你没法去回忆很多东西。等过了几十年，你想回忆，过去了。 ■　　民间抗战史研究者戈叔亚与余戈在松山。图/孔云峰　　2010年3月，余戈一行在松山农家发现的日军机炮弹。图/孔云峰　　在关山阵地，余戈与两位军事专家现场研究。图/孔云峰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描写的惨烈的南天门战役，其原型就是滇缅战争历史上著名的松山战役。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