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断代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本文的出发点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制约和种种机遇，对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里提出一个推测性的描绘模式。 然而，要谈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运用眼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不再时兴的历史分或模式。60年代的老战士们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复一年的戏剧性的变化，思考程问题来要比其前辈更具历史意识，这一存在事实，我们且不去管它；以代分类对我们的意义现在已经变得像对19世纪晚期的那些俄国人一样了（他们依照十年一段来划分人物类型）。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现在发现以一种历史叙述来维护他们当下的立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于是阿尔图塞主义的局限便开始呈现了出来”，等等）。好了，这里不是从理论上为历史写作中的分期进行辩护的场合。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近似和同质性或同一，对于他们。我们可以很快答曰，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先搞清历史上所谓主导或统识为何物的前提下，特异——雷蒙·威廉斯称之为“残存”或“崛起”——的全部价值才能得以评估。在此，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境的结构范围之内发生的。 然而，林林总总彼此颇有不同的对立理论也会影响到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选择上。如果历史分期批判对历时性之种种潜能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潜能使牵涉到共时性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要在挑选出来加以关注的历史变化的不同层面间建立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本篇叙述所称要就60年代说些有意义的话，就是要对其中的仅仅四个层面做一简要的勾勒：哲学史，革命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以及经济循环（基本限于美国、法国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内）。这种选择似乎不仅是要不加区别地赋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同的历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唤起那至少自斯宾格勒以来已被认为是滥用的建立同构关系出的实践幽灵——这种类比平行论（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种程度上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等同”于切·格瓦拉的政治实践。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像诗歌写作这样特殊且高级的现象就不能像“现实生活”那样同等生动地显现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也许，由于诗歌创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状态下进行，近似一种实验室的情状，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一个旧式有机历史的叙述是通过在远为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间建立起相似和同构关系来求得“表现性的”统一，这与本叙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认为这种种层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断裂（break）和其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同构关系。于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断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层次在其间按各自内在的规律而发展）的节奏和推动力提出一个假设。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这种历史的或叙述程序里的弱点，结果却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让人能够对组成叙述的单个线条作某种“核实”。我们有时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领域——对历史可作无限多样的叙述阐释，推一的限制是来自实践者（其所谓的原创性取决于其推出的新史学理论的新颖度）的慧眼机巧。于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发现针对一种活动领域（如认识、美学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规则竟然在一个远为不同、似乎毫不相干的领域又再现了出来，从而戏剧性地、令人吃惊地得以“证实”。本文中将要论及的经济层面就是这种情形。 无论如何，下文将会表明，这里要给出的完全不是传统叙述意义上的60年代史。然而历史再现正像其远亲线性小说一样，确实处在危机之中，原因也极其相像。“解决”这一危机最聪明的方法不是把历史写作同时当作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和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予以全盘抛弃，而是——如在现代主义的美学中那样——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重新组织其传统的手法。阿尔图塞的提议似乎是这种局面下最为明智的办法；鉴于老式的叙述或“现实主义的”历史写作成了问题，史学家就应该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概念，至少这将是本文的冒险尝试。1．第三世界的开始以发生在英属和法属非洲土地上的伟大的非殖民化运动作为第三世界朋年代的开端，似乎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议。最能表现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征都要晚于此，无论是反文化意义上的吸毒和摇滚，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学生新左派和大众反战运动，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事实上，以政治上来说，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治文化模式的意义，如在象征性的毛主义定的第三世界主义。此外，它的反战活动所针对的正是要遏制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战争（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贝尔登·菲尔兹提出，涌现出声势最为浩大的学生运动的两个第一世界国家——美国和法国——所以成为得天独厚的政治空间，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身陷殖民战争之中，虽然法国新左派是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冲突解决之后）。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外是那在许多方面都堪称第一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运动——新兴黑人政治和民权运动。它们不能说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是起于1960年2月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发生的第一次静坐。然而，或许可以证明，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运动，而且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运动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种运动不断交流，相互影响，贯穿了整个这一时期，其作用无可估量。 加纳的独立（1957年），刚果的创痛（卢蒙巴于1961年1月遇害身亡），继1959年戴高乐主义者的公民表决之后法属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独立，最后，阿尔及利亚革命（其内在的顶点——1957年1一3只发生的阿尔及尔战役，以及196Z年通过外交方式达成的解决——或许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标在我们的概要上）——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后来人所熟知钻60年代阵痛政诞生： 并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人居住：其中五亿是人，十五亿是土著。前者拥有字词； 其余的仅是使用它…… 萨特《（地球上的可怜人）前言》于是，60年代便是所有这些“土著”成为人的时期，内外告报：第一世界内部的被殖民者——“少数族裔”，边缘族和妇女与其外部的属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样。这一进程可以见三经得到了多种多样的描述、每一种都暗含了一种“历史观”和对60年代本身独特主题他的解读：按照克罗齐历史是人类自由史的观点，这个进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经典的黑格尔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识苏醒的过程；可以最后卢卡契的或更加马尔库塞式的关于一个无阶级类新型“历史主体”（黑人、学生、第三世界民众）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构想，或可以是关于赢得以世界舞台上前所未闻的新型集体声音说话之权力以及同时把迄今声称为你代言的中间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的构想（萨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里意味深长地先提了出来）；与此同时，也不要忘了还有那更加严格意义上的自决或独立的政治修辞，或关于新型集体“身份”的更具心理学和文化意味的修辞。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新型集体“身份”或“历史主体”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为可能的历史情境里，尤其是要把这些社会和政治新范畴（被殖民者、种族、边缘性、性别等等）的出现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种种社会抵抗都包纳于内的那更加普遍的范畴，即传统的社会阶级观，所面临的某种危机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从思想上而是应该从体制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若是以为是社会阶级过抽象概念、尤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观里构缺陷导致了这似乎是新兴无价级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义购想法。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体制上的一场危机，借此，一个真正的阶级政治得以表达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样的不够完美。在这一方面，美国橄榄球联盟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在1955年的合并，可以被视为把60年代新兴社会和政治能量加以释放的一个根本性的“可能性条件”：这一合并是麦卡锡主义的胜利，它保证了把共产党人从美国劳工运动中驱逐出去；它加强了美国资方与工联之间达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会契约”；它开创了一个白人男劳力的权利优先于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数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后者在一个旧式工人阶级政治的传统体制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这样，他们将从社会阶级里被“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紧张而矛盾意义上（比如，在圈地的语境下）的解放，他们脱离了旧体制，从而“得获解放”去发现社会和政治表现的新形式。 美国共产党曾是美国社会里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实亡向人提示了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机是由麦卡锡主义下的镇压和因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而在苏联集团内引发的“革命”所“决定”的。欧洲共产党那里也将发生类似但又具体有别的相应事件。尤其是在法国，在经历短暂一刻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是由东欧国家的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之后，随着赫鲁晓夫本人的倒台及其种种实验在1964年的最终失败，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现了：自1919年的图尔会议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实际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独立地构想革命著作（“我们了解它的一切，我们并不太喜欢它。不过没有共产党，从政治上讲就什么也做不成”——这些旧式的立场，萨特在其政治新闻写作，尤其是《共产党与和平》里给予了经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义重新复活，各种意识形态面貌的超议会组织，所谓的“小团体”，跟着新兴毛主义形式大量涌现，展现了一种同样“摆脱”了传统阶级范畴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两个关键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给予注意。实际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那至关重要的导火索——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明确表明革命不仅仅是个历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馆的藏品，而是真实可以达至的——一是来自这样一个民族：其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们对斗争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决不可能抱有的一种同情和手足情谊，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说。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征意义仍然暧昧含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与经典列宁主义革命或毛主义的经验都不相同的一种第王世界的革命，因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战略，即游击中心理论（相关情况，下文再谈）。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将来临的60年代不是对旧式社会和概念体系的肯定，而是一个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时代。 与此同时，个人见证似乎清楚地表明，对美国的许多白人学生来说，尤其是对日后新左派里的许多积极分子而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在剥夺国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败坏议会进程方面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标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传递给年轻一代领袖的彻底终结，以及某种大众或公民理想主义新精神的戏剧性的破灭。至于说到表象下的实情，现在看来，鉴于其保守主义和反共立场，在“导弹危机”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赌博，以及他对美国身陷越南所要担负的责任，公众对肯尼迪当政的那种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这并不很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前是，肯尼迪政权留给60年代政治发展的遗产很可能就是关于青春和“代为”的那套词藻。他利用了这套词藻，而这套词藻又在他身后流传了下来，辩证地成了美国学生和年轻人可以用来阐发政治不满情绪的表现形式。 这些便是60年代的“新兴”社会力量得以像在现实中那样发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条件”，它们既存在于传统工人阶级的政治体制之内，也存在于使国家权力合法化的领域里。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这些新兴力量。它们最终做命运也似一种方式标志了60年代的结束：“第三世界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终结大半是发生在中国的热月之前．其时人们正意识到了发生在非洲许多新兴独立国家里日渐蔓延的制度性的腐败；而且拉美政权，在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以后，几乎完全军事化了（后来发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胜利自此便被认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第三世界主义的”；而越南在美国人最终撤离后从美国人意识里消失之干净就像阿尔及利亚在1963年伊维安和约签署后便从法国人的意识里消失了一样）。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里出现了一股向更加内部的政治回归之势是肯定无疑的。这一点，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法国1968年5月爆发的事件都可以作证。但是，美国人的运动不仅与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展而来的进步党工会型团体的毛主义的鼓舞有着有机的联系，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战本身里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着有机的关联，所以，随着战争的逐渐平息和征兵的停止，整个运动也将失去其动力。在法国，左派的“共同纲领”（1972年）——当今的社会党政府即源发于此——标志了朝着葛兰西模式和一种与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渊源关系的新型“欧洲共产主义”精神的新转向。最后，美国的黑人运动，随着其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一种与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连的意识形态——的枯竭，也就在这同时步入了危机之中，妇女运动也与这种第三世界的鼓舞有着一些渊源。但在1972－1974这段时期内，它也将被日渐阐发成相对有别的意识形态立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出于上面列举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终结定在1972－1974这段时间似乎也说得过去。关于这个总体“断裂”的问题，本文末尾将会再度提及。眼下我们必须完成的是对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历史的整个动力的描绘，尤其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动力或“叙述线条”对第一世界60年代的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力（或是通过直接干预，如民族解放战争；或是凭借外国政治模式的脸力，非常明显的就是毛主义模式；或最后是由于某种两个世界共同面对且以相对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的全球动力）。 当然，此刻正好可以观察第三世界新兴力量的“解放”何以像这个词常常表现得那样暖昧不明（自由是脱离旧的制度）。说得更尖锐一些，非殖民化在历史上是与新殖民主义携手并进的；老式帝国主义那体面的、不情不愿的、或暴烈的终结当然意味着一种压迫形式的终结，但它也明显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发明和建构——象征地说，就像大英帝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而代之。现在正是回忆这些明显的事实的时刻。顺便说一句，当下流行的权力和压迫的修辞（福柯是这些修辞学家里影响最大的人物，但是从经济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已经发生了）所以最终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与形形色色的权力和压迫“拼搏”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但是除非把它们与经济剥削的功能关系阐发出来，也就是说，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于经济的之下，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它们（在另一方面——尤其从本文历史化的视角来看——60年代中期的人们感到必须用一种关于权力、压迫、权威和反权威主义等等这样物化了的政治语言来表达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所设计的实践，这显然会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和社会征兆：这里，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以其对社会主义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种种构想——提供了一个有趣又奇特的侧面材料）。与此同时，关于集体身份的种种构想，特别是关于后结构主义发出的征服言语，赢得以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说话之权利的口号，也可有类似的一说：以你自己的声音说出新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满足它们；说并不一定就是从他者那里获得一个黑格尔式的承认（或至少哪怕是在严酷凶险意义上的承认，即他者现在不得不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你考虑进去，且发明出新方法来对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现在看来，对60年代抱有这种典型的修辞或意识形态幻像的“唯物主义核心”也许可以在对文化革命（现已脱离了其褊狭且成为历史的中国现象）自身性质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的矛盾或辩证的结合，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从经济的角度，对另一个进程（其开端与我们提出的整个60年代的总体开端正好同时）的性质作一反思。这个进程通常是用农业技术“革命”的中性但却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谓的绿色革命：化学手法新用于施肥，加紧的机械化战略，以及那顺理成章的对进步和创造奇迹的技术（据称注定要把这世界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的颂扬（顺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对应于绿色革命的是赫鲁晓夫那灾难性的“处女地”实验）。但是这些却远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对外出口——实际上由肯尼迪家族所倡导——也不是一个慈善而利他主义的行为。19和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对后者传统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改造。确切地说，这些生产方式大多并未触及，“仅仅”是被一个更加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结构加以利用。正是这些陈旧农业生产方式的飞地性质，结合了占领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种暴力——货币的引进，建立了一种在相当时期内有益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隶属关系。绿色革命把“资本逻辑”的这种渗透和扩张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古老村落结构和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现在被系统地加以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的农业，其效应与第一世界历史上资本崛起过程中的圈地时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灾难。村落社会“有机的”社会关系已遭破坏，一大批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被“制造了出来”，他们流向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扩展可以为证），而农业劳力新的、更加产业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旧的集体或传统的形式。这种暧昧的“解放”必须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借以颂扬资本本身之动力或借以称赞英国对印度之占领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那全部的辩证矛盾立场加以描绘。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构想成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汹涌浪潮里，全世界都挣脱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枷锁镣铐的时刻，这完全是一种神秘的简单化。抵抗是因最终不满老式帝国主义的结构而发；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为绿色革命的新型渗透而起。前者本身也还受到了一个以前曾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崛起称霸这一历史景观的影响，即日本在二战初期对老牌帝国强权所取得的横扫一切的胜利。埃里克·沃尔夫在其写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纪农民战争》一书里，强调了存在于抵抗的潜能，一种革命精神的发展以及与那更加绝对蚀气丧志的资本的社会和经济逻辑保持某种基本距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如下所述的最终的暧昧性放下这一话题，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为资本和第一世界强权在全球退败的一个时期，但我们也能同样容易地把它构想成一个资本借助崭新生产技术和新型“生产方式”的全副武装，开足马力创新扩张的时期。现在仍需看清的是，这种暧昧性以及第三世界农业发展的更大特殊性与发达国家自身在60年代所展现的动力是否有任何对等之处。2．他性的政治如果哲学史不是被看作某一系列不受时间限制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永恒之中有限的立场，而是被认为是试图对一个本身处在不断辩证转化中的历史和社会本质加以概念化的历史，其僵局（aPOrias）和矛盾把所有承接相继的那些哲学都标为明确的失败，但从这些失败中我们却可以迅速读出它们遭遇挫败之对象的某些性质，那么，对而今那高度专业化学科的更加有限的轨迹作一扫描，以寻求“真实”或“具体”的60年代本身那深层节奏的征服，似乎也不是非常牵强的举动。 就这一时期的哲学史而言，有一些影响广泛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这样的：统识性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及其基本上是现象学的观点）逐渐让位于通常被含糊地称作“结构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让位于各种各样的新的理论尝试，这些尝试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经验”，即它们发现了语言或符号（在这个领域里，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仍然是相对常规或传统的）的首要性。结构主义影响最大的典范杰作似乎根本就没有哲学性，但与新语言学本身一起，却可以被视为是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和雅克·拉康对人类学和心理分析所做的语言学的改造。然而，结构主义的鼎盛时刻却是一个天生不稳的时刻，有成为一种新型普遍科学的使命，否则就会作为另一种思想时髦而烟消云散。于是，结构主义鼎盛时刻的分类产品一方面可以被视作是对一种科学主义、对纯粹的方法和分析技巧（在符号学里）的精巧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可以看成是把结构主义的方法改造成积极的意识形态，其间伦理的、政治的及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从迄今为止更具认识论色彩的“结构主义”立场推断出来的。这最新的发展当然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后结构主义，同福柯、德鲁兹、德里达等这些熟悉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个范式虽然在关联指涉上明显是法兰西的，却又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这一点可以从经典法兰克福学派在哈贝马斯的著作里经由交流题源发生的类似演变作出判断；或从实用主义当下在理查德·罗蒂著作里的复兴看出，这种复兴带上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美国“后结构主义”的色彩（皮尔斯毕竟是大大领先并超过了索绪尔的）。 哲学体制的危机和哲学家经典政治使命（萨特于此是我们时代的最高体现）的逐渐消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关乎所谓主体的死亡：不仅是单个自我或个性，而且还有最高的哲学主体；不仅是我思，而且还有伟大哲学体系的作者。把萨特看成是传统哲学最后的系统建构者之一当然可以（但至少经典存在主义有一面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即虚无中存在性选择和自由的英勇哀婉性以及尤其是加级那里的“荒谬”）。我们有些人也是通过早期萨特里的辩证因素来到马克思主义这里的（萨特本人在其后期更具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里又转而走上了这条道）。但是总的说来，他的著作里被他自己以及他人给予最丰富的实践阐发的成分还是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他对黑格尔的主仆意节的令人震惊的改写，他把观看（Look）构想成我与其他主体相互联系、斗争的最具体的方式，即在我那“为他人的存在”之中我的异化，其间，我们每个人都徒劳地试图通过观看扭转局面，把他者那恶毒的异化目光变成我那同样具有异化力目光的审视对象。萨特在《批判》一书中将继续在这块看上去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竖起一个更加积极的团体动力的政治理论：两个人之间的争斗现在辩证地变成了团体本身之间的斗争。然而《批判》是一本前瞻性的著作，其意义和重要性直到1968年5月以后才最终得到承认，而其丰富的后果影响实际上直到今天甚至也未被完全认识到。在本文中现在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即《批判》没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没能完成那计划好的大道，可从存在经验的单个主体直达完全形成了的社会阶级。在组建小团体的那一点上它停了下来，最终也主要是对小型游击队（在60年代后期）以及微型团体（在这一时期结束时）的意识形态有些用处：这一轨迹的意义很快就会清楚明白了。 然而，在的年代的开端，萨特的观看范式以及单个主体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也将引人注目地被挪用于一个很不相同的政治斗争模式，即弗兰兹·法农在《地球上的可怜人》（1916年）一书里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所作的那影响巨大的想像；其间，观看那对象化的逆转被富于启示想像地改写成为奴隶反抗主人的救赎暴力行动，这一刻，在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中，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这些等级位置被强行倒转了过来；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从的意识，面对狼狈鼠蹿的殖民者，获得了集体身份和自我肯定。在此意味深长的是，一个一直曾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体（“唯我论”的问题，单个主体或“我思”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落入尘世，成了一种爆炸性的、令人瞠目的政治意识形态：正统存在主义的旧哲学体系脱落下一块，完全落入哲学系之外，进入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实践和恐怖的天地里。法农的伟大神话，无论在感觉害怕的人还是感觉振奋的人，当时都同样可以把它解读为不负责任地号召诉诸盲目的暴力：现在回顾起来，且参照法农的其他临床工作（他是一个精神病专家，治疗着殖民化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恐惧和磨难的受害者），法农的神话则可以更恰当地被看作是对文化革命整体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革命是指对被压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阶级所实施的集体再教育（或甚至是集体心理分析）。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被剥削的劳苦阶级都已把卑贱性和顺从内在化为一种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则是打破这一亘古习惯的一种策略。对于这一更加庞大的有争议的问题，葛兰西与威廉·赖希、法农与鲁道夫·巴罗所做的贡献今天可以说正像毛主义的更加官方的实践一样的丰富。3．题外傍话毛主义一然而，提及这一重大的新关联，自然就要说几句尴尬却又无法避免的题外话：毛主义乃是助年代一切伟大新兴意识形态中最丰富的思想，在本文中，它朦胧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始终占据着中心。然而由于其多价性，我们既不能把它利落地塞插进任何一个地方，也无法正面详尽地论述之。当然，我们理解，当中国的转向把“毛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时，为什么国内外的左派激进分子在被毛主义的教条弄得疲惫不堪之后，必然集体地长松了一口气。但是，当理论是这样剧烈地同国家政权的实际利益脱钩的时候，它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条件被解放的。与此同时，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目前这场论争的象征性领域既是左派幸存者的选择，同样也受到右派的左右：当下遍及全世界的宣传攻势要把毛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加以斯大林化，从而败坏其名誉（中国文化大革命已被改写成东方的另一个古拉格），所有这一切，请看清楚，都是要把60年代笼统地扔进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图的一部分。不经深思熟虑，顺便把这一领地的任何一块丢弃给那“另一边”，这可不是审慎的举动。 至于普通所说的西方第三世界主义的那些更加可笑的特征——对马克思的1848年的革命家们的一种充满异国情调或者东方主义的现代翻版（这些革命家“焦急地召唤1789年大革命的精神出现，来为自己服务，并从他们那里借来名称、战斗四号和全套行头”）——这些现已普遍遭到了更加厉害的嘲讽，就像里吉斯·德布雷所说：“在法国，寻求政治现代性的哥伦布们以为跟着戈达德的《中国人》，他们在巴黎就战前了中国，而实际上他们是到了加利福尼亚。”然而，极其矛盾和引人着迷的是中苏决裂所引发的无法预见的意外后果：中国新的修辞一心要把苏联政府骂成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结果竟会奇怪地把这些口号的阶级内容抽空。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词语的滑动和置换：与“资产阶级的”相对的新词将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革命的”；下这种政治判断的新条件不再是靠阶级或党派关系，而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你与特权、与中产阶级的奢侈和乡间别墅，与经营收入和其他外快的关系。我们得知，毛泽东个人的月“薪”约为一百美元。像一切形式的反共产主义一样，这种修辞当然可以核反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如“官僚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等所挪用。但重要的是要弄明白，这起先不过是战术和修辞上的变化如何在西方的激进分子看来开始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新空间。这个空间后来在“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句口号里得到了明确有力的表述。而到60年代末，在一个最令人震惊又无法预见的历史转折之中，妇女运动将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这个空间，建立一个无法预测的新延安，直到现在依然还是坚不可摧。4·哲学的萎缩法农的鲜明斗争模式有长处也有局限，这是由殖民情境那相对的简单性所决定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之：首先是见于“民族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因为随着奴隶取得对（已是从前的）主人的象征又实质性的胜利，“他性的政治”也走到了极限。于是那博取集体身份的修辞便无处可去，而只能走入一种分离主义的逻辑里。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后来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就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样板（魁北克省的文化和语言独立的矛盾会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然而，新组建的团体（我们在此借用萨特在《批判》一书里的描述）要存在下去，要制造并保持一种集体凝聚力和身份，就需要有外在的敌人，就此而言，上面所说的结果便也是矛盾的。最终，由于缺乏旧式帝国主义时期那种鲜明的善恶对立局面，这第一轮抵抗所艰难赢得的集体自我定义就会分裂成面对面的微型团体的一个个小而更加舒适的统一体（官方的政治派别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法农模式的式微也可以从很快将成为其“结构主义的”批判的角度加以描述。按照这一观点，法农模式仍然是建立在单个主体概念之上的，虽然这些主体是神秘的、集体的。因此，它是拟人化的同时又是透明的，意思就是在大的集体对手之间，在主人和奴仆之间，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没有任何干预的东西。可甚至在黑格尔那里，总还有个第三项，也就是物质本身，那奴隶被迫要加以劳作并在整个剩余的历史里借以默默无闻获取漫长超脱的原材料。然而，60年代的“第三项”与此却很不相同，仿佛这十年早期阶段里那些旷日持久的经历逐渐侵蚀进了参与者的大脑，留下了一个特定的教训。在美国，那是无休无止的越战；在法国，那是令人震惊且貌似不可战胜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动力，以及法国共产党那似乎摇撼不动的惰性和对非斯大林化的抵制。到处可见传媒机器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巨大扩张。这个教训完全可以被说成是在迄今敌对且“透明的”政治实践里发现了体制本身的不透明性。这种体制是彻底超越个人的，有它自己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不是个人行为或意向的那些动力和逻辑（像萨特在《批判》里加以理论化的称之为“实践惰性”且依照可相抗衡的“结构主义”），会具有明确的“结构”或“共时体系”之形式的那种东西，一个不具人格的逻辑王国，照此以观，人类意识本身不过是一个“结构的效应”。 依据这种解释，新的哲学转向便很少会从唯心主义的角度，被解作是对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了不起的发现（符号），而是被看作是反映一种根本的原型政治和社会经验的征兆，是某种新的、坚实的、未被概念化的抗拒性客体的冲击。旧有的概念无法处理它，它便逐渐发出了一整套新的问题系。以语言学或信息论的编码把这一新的问题系加以概念化也许便可为归因于传媒革命中突如其来的各式信息的爆炸，有关详情将在下一部分交待。我们在此只需说这里有一种历史的反讽意味在就行了：这一时刻在本质上是西方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电子、核能）——换句话说，是在人类以实践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迈出的新的完整的一步。对此，哲学上的呼应却是以一种被正式称作“反人本主义的”并关心思考什么超越或逃脱了人类意识和意向的思想给予概念化的表达的。与此相仿，19世纪晚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人力战胜自然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跃进——也是表现与“现代性”或文化里的盛期现代主义相联系的形形色色虚无主义的时刻。 在本文的语境里，60年代中后期阿尔图塞的实验是各式“结构主义”里最发人深思和促人联想的一种，因为它是惟一具有明确政治性的，惟一确实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具有非常广泛政治影响的。阿尔图塞主义的情况在此只能概括地述说一下，其最初的矛头所指有两个方向：一是反对未被清算的斯大林传统（在阿尔图塞自己的著作里被策略地代称为“黑格尔”和“表现性因果律”）；一是反对东欧在马克思早期手稿里的异化理论基础上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企图的“透明性”。阿尔图塞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体制”、对“实践惰性”的不透明所做的深入思考，这一点或许可以由阿尔图塞本人在60年代过程中对这一目标所做的三个连续的表述滑出，即关于主导结构”的表述（见《保卫马克思》），关于“结构因果律”的表述（见《阅读（资本论）》），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表述（见同名文章）。相比之下，往往很少被人记起但只要读一下《保卫马克思》就应该非常明确的是，这一新的问题系源自于毛主义本身，尤其是源于毛泽东的《矛盾论人这篇文章描绘了各种对抗和非对抗性矛盾构成一个复杂既定的、多元决定的局面这样一种概念。 阿尔图塞的“理论生产过程”重新铸造着毛主义的“原材料”，由此而来的修正可以用社会生活层面的“半自律性”这个问题和口号加以表达（这个问题在文章开篇就已经提了出来）。这一准则包含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元论或“表现性因果律”——各个“层面”被等同合并，粗暴地混为一谈（经济生产上的变化将与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一样”）；另一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先锋哲学，这种哲学发现就如此这般地谴责有机整体概念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但从中得出的结果却是后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对尼采的异质性的颂扬。不同层面或实例具有半自律性（政治和国家政权的事例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概念将引发巨大的反响（突出地体现在尼科斯·普兰查斯的著作里），因为它似乎反映了二战以来国家官僚体制的巨大扩张，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独立于为大企业服务的那种传统而简化的实用工具性），以及由政府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展现的活跃的政治斗争的新领域，并提供了将其理论化的方法。同样，我们也可以诉诸这个理论来为文化领域的半自律性加以辩护，尤其是一个半自律的文化政治，从戈达尔的电影和境遇主义到1968年5月的“欢庆”以及这里的易比上运动（甚至连所谓“恐怖主义”的那些形式也许都包括在内：它们的目标已不再是传统的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具有教育或传递信息性质的示威，如“迫使国家暴露其法西斯的本质”）。 然而，一手要打开种种层面的半自律性，同时又把它们全部找在某种“结构整体”的终极统一性里（带着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最终决定性），这种努力在其自身的能量推动下，在其自身详尽阐发的对整体性批判的离心力的作用下，却朝向有违初衷的方向发展（这在英第斯「Hindess」与赫斯特［Hirst］的轨迹上表现得极为醒目）。将要出现的不仅仅是各种层面的异质性——自此而后，半自律性就会干脆转变为自律，且可以想像，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失去中心又“精神分裂”的世界里，种种事例之间也许真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出现这样一个概念，即与这些层面中每一个相称的斗争（纯粹的政治斗争，纯粹的经济斗争，纯粹的文化斗争，纯粹的理论斗争），彼此之间或许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随着阿尔图塞式机器这样最终的“熔化”，我们便到了（仍然是当代的）微型团体和微型政治的世界里——理论上有局部或分子政治的不同叫法，但种种概念无论怎样不同，都被明白地看作是对一种“整体化”的老式阶级和党派政治的摒弃，这一点在妇女运动的挑战里体现得非常明显。其独特的新策略和关怀对许多承继下来的传统的“公共”或“官方”政治行为，包括选举政治，都不作理会（或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就破坏或败坏其名誉）。法国女性主义把“理论”本身视为本质是“以知识获取权力”的男性事业而加以摒弃（特别请见吕斯·伊里加雷的著作），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这特别的“哲学萎缩”过程中的最后一刻。 然而，阿尔图塞主义的命运还有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将是我们以下转向对60年代文化领域之变化进行讨论的过渡。它牵涉的是“理论”这个口号在整个助年代逐渐取代“哲学”这个老词的意义问题。对于符号的“发现”，对于其与语言相关主题的发展（如在关于理解在本质上是一个共时过程这个概念里——它影响了像上面所描述的阿尔图塞式的相对非历史的“结构”的建构），现在要与对符号实践，对“结构主义”文本里语言本身的修正联系起来，自此而后被称作“理论”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学科里的著作。这一发展或变化有两个特征需要加以强调。第一是哲学著作传统典律发生危机或曰典律的消失（这是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体制进行争论的必然结果）而产生的影响。自此以后，新的“哲学”文本的意义将不再是被嵌入到哲学传统的问题和论争之中，这就是说其基本的“互文性”指涉是随意的，是应每一个新文本的出现而结成或解散的专门性聚合。新的文本一定必须是对其他文本的评论（实际上，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现在对需要加以解释、重写，以新的方式建立内在联系的一组文本的依赖将变得更加厉害），然而，那些文本却是来自最遥远而不沾边的学科（人类学、精神病学、文学、科学史），选择的方式看上去是任意性的：芒福德与安托南·阿尔托并排；康德与萨德比肩；前苏格拉底哲学，施赖伯总统，莫里斯·布朗肖的一本小说，欧文·拉铁摩尔论蒙古，以及一大批晦涩的出自18世纪的拉丁文医学专著。以前叫“哲学”的职业由此而被重建和置换：既然现在已不再有可以据此有意义地提出新立场和新陈述的哲学问题传统，这类著作便趋于成为可以叫做元哲学的东西，做的是很不相同的事：协调一系列既定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符码或能指系统；用专门参考著作之集合形成的话语来制造出一种话语。“哲学”由此变成极端偶然应景的东西：不是立志去表述具有更大“真理”价值的一个命题、一种立场或一个体系，而是生产一本元书（metabook），到下一个季度便为一本不同的元书取代。我们倒该把这叫做用后即扔的理论（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演变，其自身伟大作品经典的危机和消失——最新的发展已经扩大包容了曾经难以驾驭的盛期现代主义的杰作——与此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这一点在本文的下一节将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当代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在所谓再现批判里的特殊主题。通过勾勒这一特征的种种效应，我们或许可以对以上所说有一个不同的把握。用再现批判的字眼来说，传统哲学现在将被视为一种再现的实践——哲学文本或体系（误入歧途地）试图表达某种自身以外的东西，即真理或意义（如今以系统里“能指”之“所指”的面目出现）。 然而，如果再现的全部美学标准是形而上学的和意识形态的，那么哲学话语便再不能抱有这样的使命了。它必须只能是另一个文本，添加进了现在所设想的无限的文本链之中（不必都是语言的——日常生活是个文本，衣着是个文本，国家政权是个文本，整个外部世界——我们曾经坚称是有“意义”或“真理”，而现在已被轻蔑地说成是指涉或“所指事物”之幻觉的外部世界——就是所有文本的不确定的叠加）。据此，当下流行的“物质主义”的口号在哲学和理论领域响起时便有了意义：物质主义在此意为对“意义”或“所指”（构想成与其语言表达方式相分离的思想或概念）丧失了任何信仰。无论一个“物质主义”的哲学在这一方面会是怎样的吊诡，一个“物质主义的语言理论”将会明确地改造“理论”的功能和运作，因为它展现了一种新的动力，其间不再是思想，而是文本，物质文本在相互进行着斗争。这样界定的理论（这个词现在大大超越了过去所说的哲学及其特别的内容，这一点以后会变得清楚明白的），对自身使命的设想使不是发现真理、批驳谬误，而是围绕纯粹语言表述的一场斗争，试图把用字词表达的命题（物质的语言）表述得无法暗含多余的或意识形态的效应。既然这个目标明显无法实现，理论的实践所带来的——在1967－1968年阿尔图塞主义的鼎盛时期表现得极其引人注目——便是以在文本化表述的物质性能指中开展永久性的游击战这种新形式向意识形态批判作剧烈而过分的回归。然而，随着哲学变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实践，我们便触及到了一项非置其于贯穿这一时期的普遍文化嬗变的语境便无法完全理解的发展。在这个语境里，“理论”将最终被理解为必须统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定（或半自律的）形式。5．符号的历险后现代主义是描述60年代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框架，但这里我们不可能对这一众说纷纭的概念作详细讨论。因为这样，势必要涵盖下面一些主要特征：（首先是）主体的“死亡”（包括创造性主体“作者”或“天才”）这一后结构主义主题“类像文化”的本质和功能（“类像”概念是德勒兹和鲍德里亚从柏拉图那里发展来的，用以表达一个可再现的客体世界的某些特性；它并非复制或复制式的再现，而是指一种“没有原件”的假象泛滥）；“类像”与媒体文化或“景象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有两种关系：（1）形象或“物质的”或最好说是“字面”的能指的独特新地位：媒介原先的感官丰富性被从这一物质或字面存在性中抽取出去（而在这一辩证关系的另一极，主体原先的个体性及其“笔画”特征也同样被抹杀）；（2）从作品的时间性中产生的一种“文本性”美学，一般被描述为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时间感；最后是对所有深度概念，尤其对历史性本身的遮蔽，以及随之出现的拼凑（pastiche）艺术和怀旧艺术（法国人称之为“仿古风”），也包括对哲学中相应的深度阐释模式（各式各样的阐释学以及弗洛伊德关于压抑、关于表层和潜层的观念）的取代。 这类特征描绘一般要反对那种经验主义态度，这种观点认为所有这些特征都能在不是这种就是那种的鼎盛现代主义类型中找到很多。而确定何为后现代主义的困难之一确实就在于它与鼎盛现代主义间的这种共生或寄生关系。实际上，随着迄今在中产阶级中一直声名狼藉，面B可增，既乏和谐之美，又无道德是非之论，而且反社会的波希米亚式鼎盛现代主义逐渐变为经典，随着它升为所有高雅文化的形象代表，而最重要的则是随着它在学术机构中备受相牵，后现代主义便成为艺术家们开辟新的创作空间的一种渠道——这些艺术家们目前深受诸如反讽、复杂性、含混性、密集的瞬时性，尤其是美学及乌托邦意义上的不朽性这些今后（日益）具有霸权地位的现代主义范畴的压制。同样，鼎盛现代主义也是从先前具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即古典市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象征语言或表达方式）那里赢得了其自律性。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本身曾经历了一种重大变化：它曾变成“自然主义”并随即产生出大众文化的各种表达方式（当代畅销书的叙事机制即是一项自然主义发明，而且是法国文化出口的奇迹之一）。此后，鼎盛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使在一种辩证对立和互为关联中发展。而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在于它们之间对立关系的削弱及高雅与大众文化形式的某种新的合成。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特性最终必须从文化本身的社会功能方面来理解。如上所述，不管盛期现代主义有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在一种中产阶级的维多利亚时代或附庸风雅的“镀金”时代的文化中，它总表现出一种对抗性和边缘性。虽然后现代主义在上面提到的各方面（试想一下“朋克”摇滚和黄色读物）同样令人反感，但它绝不具有同样意义上的“对抗性”；实际上，它构成了消费社会本身的支配性或霸权性美学，更有意义的是，它还几乎为消费社会的商品生产充当了各种新形式新时尚的实验室。所以，要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个分期范畴，就得事先假定即使上面列举的“所有”形式特征都早已出现在先前的盛期现代主义中，一旦当它们成为一种文化“支配因素”，并伴随明确的社会经济功能时，这些特征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这里，我们最好还是把我们的描述术语（或“代码”）转换成看似更传统的文化“领域”一词。这个概念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在那篇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杰作《文化的肯定性特点》中提出的（附带说一句，“文化领域”这一概念在德国哈贝马斯、耐格特和克鲁格那里是个当代术语；他们这一范畴体系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层次”和“实例”也形成有趣的对照）。这里马尔库塞是在重述（德国）古典美学中的一种悖论式的辩证观。他们把“游戏”及“无目的的目的性”看作是超越于金钱和商业活动这个经验世界之上的一个美和文化的乌托邦领域，认为它通过自身的存在来谴责“现存世界”整体性的能力具有一种巨大的批评否定价值；同时又通过它在社会和历史问的结构性分离和相对自律而放弃了它对现存世界的政治干预能力。 行文至此，已隐约暗示出与前一部分谈到的自律与半自律问题的重合。但是要把马尔库塞的辩证法历史化，我们就得充分考虑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领域（或曰层次、实例）的自律性所可能受到的不断限制和消弱；我们还得找到某种途径来描述这一可能出现这类变化的进程，以及文化当初曾处于“自律”或“半自律”状态的前一进程。 这要求我们诉诸另一种（未曾叙述的）我们今天一般都熟悉的分析代码，因为它涉及到现在已成经典的结构性概念“符号”及其构成要素——能指（物质性喻体或形象——声音或印刷文字）和所指（心理形象、意义或“观念性”内容），以及此后一直被排除出此统一体，但却像幽灵般有着一种（幻象或观念形态的）残余影响的第三要素——符号的外在指涉对象。这里我们姑且不论符号概念的科学价值，因为我们关注的一方面是把它历史化，把它解释为（历史）阶段发展中的一种概念症候；另一方面则“把它启动起来”，以看一下其内部结构的变化是否能提供某种能表示这一阶段中整个文化领域内变化更迭的恰当的小比例尺的象征或心电图像。 这类变化已经由“指涉对象”在符号这一新结构性概念的“可能性条件”中的命运暗示出来（但要注意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含糊性：搞符号理论的人经常时而把指涉行为与能指所指之外的一个“真实”物体相连，时而认为所指——或者意义，或有关一件事物的观念或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这个指涉对象，从而丧失其纯洁性。下文我们还会谈到这点）。索绪尔在符号学革命的起始阶段喜欢把所指与能指间的关系描述为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在逻辑上一脉相承并自然被同样经典化的一部作品中，博尔赫斯甚至把“再现”概念想像为一张指涉精确的地图，从而使它与客体紧密相连，难辨真伪。然后，作为一个绝妙的结构主义象征的“麦比乌斯带”，第二步便成功地把其指涉物完全剥离，从而获得一种虚空中自由漂浮的封闭空间，一种绝对的自我指涉性和自我环绕性，而指涉物的全部残存迹象，或任何外在性，都被从中胜利地抹掉。 从一种更折衷的观点看，尽管这一进程似乎是符号本身固有的，却需要一种解释代码作补充。这就是与资本本身的逻辑一致的一个更普遍的物化和分裂进程。但就其本身来看，符号的内部震荡有效地象征了一般文化转型过程的初级阶段；这一文化必须在其开始阶段（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就把自己与其“指涉物”这一现存社会历史世界本身分开，只是在随后的用年代，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阶段，才进一步发展为某种新式的、更为突出的、自由漂浮、自我指涉的“自律”状态。 现在问题集中在“自律”这一术语及其经过阿尔图塞限定后的悖论性“半自律”概念。这里的自相矛盾性在于，本身就是一个“自律”的统一体的符号，作为一个与指涉物相分离的领域，可以保持当初的自律性，以及它所要求的统一和连贯，惟一的代价是须得保留一个虚幻的指涉物，使其幽灵般地暗示一种外部存在，因为这可表明一个闭合空间，一种自我限定，以及一条主要边界。马尔库塞自己那痛苦的辩证法把这点戏剧性地表达为一种有趣的来回波动：他那自律性的美和文化之域既回到某种“现实世界”来对它进行评判和否定，同时又把自己与此现实世界彻底分开，变为一灵虚幻景，一些软弱无力的“理想”、“无限性”等等。 符号历险的这第一阶段错综复杂，故需要对其景独特的文化生产本身作一些更具体的甚至图解式的说明。经典性的法国“新小说”（尤其罗伯一格里耶的作品）或许可当此任。“新小说”在60年代初期确立了自己的新式语言，用一系列叙事片断进行系统性变奏以瓦解（艺术）再现，但又在某种意义上逗弄刺激了对（艺术）再现的渴望，从而证实了后者的存在。 但一个美国背景的例子似乎更贴切，各如美国诗歌中就有一些类似的东西可与盛期现代主义的后期经典形式相关联。这就是华莱土·史蒂文斯的诗歌，它在1956年作者死后就逐渐在高等院校中确立了地位，从而实现了一种比文略特和庞德那些仍然不够纯粹（即更具观念性和政治性）的诗歌更纯洁更精髓的诗歌语言理想，故可视为60年代早期的文学“大事”之一。正如弗兰克·伦曲夏所说，《在超越新批评》一书中，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作为一种规范性和支配性角色，其价值大部分来自此书对诗歌实践和诗歌理论的日益融合： 这首不断发展的诗，把诗的理论展现为 诗的生命“史蒂文斯”这个名字于是既成了美学和美学理论的集中地和完满实现，又是美学理论的例证和最理想的阐释对象；而该理论或美学观正是上文所说的对文化领域的“自律性”的肯定，对诗歌想像超越它所创造的“现实”这种至高力量的评价。因此史蒂文斯的作品提供了一种奇特的可让我们观察文化的自律化过程的实验室境状：对其艺术发展的细致考察（限于篇幅，这里我们按下不表）将表明最初对诗歌“野性思维”，即对那些巨大的前意识“原型”的运作的“关注”，是如何开启一个浩瀚的内心世界，如何使其中事物的“形象”和“观念”开始逐渐被事物本身所代替。但史蒂文斯这一经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巨大的体系性，即其中运行的一整套宇宙的对立关系既复杂得无法也为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模式，却又与其精神上息息相通，而它在思想的象征秩序中的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被预先给定，并在“诗性想像”，亦即“客观精神”或“客观文化”领域中，某种突出的非人格化自由联想力量那种不动感情的探索才被发现。这种考察还进一步表明地形对这一进程的策略性限制，显示出一种把事物的观念和形象简化为事物的名称。并最终简化为无法分解的地名的倾向，其中越富“异域情调”越受青睐（如基韦斯特岛、俄克拉荷马、犹卡坦半岛和爪哇等）。这里．一种诗意的“全面性”开始描绘出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一种古怪的模仿和“类比”，其中有关第三世界的材料具有同样战略意义，被同样边缘化，却必不可少（很像阿多诺当年表明勋伯格如何无意识中用十二专体系在形式上模仿出了资本的“总体体系”）。正是思想中对世界体系的“真实”全面性所进行的无意识复现这点，使得文化作为一个封闭自足、名副其实的“体系”把自己分离出来，即复制出来，同时又漂浮在真实世界之上。关键由于史蒂文斯的诗缺少实质性内容，他的诗歌才最终具有了一种彻底的自我指涉性，把诗歌创作机制本身作为其主要题材。这正是多数伟大的盛期现代主义作家们的共同倾向，并最戏剧性地体现在新近的现代主义建筑评论，尤其有关“国际风格”的评论中。那些巨大的纪念碑式物体通过在周围败落的城市给村“背景”上凸现一种原政治的乌托邦色彩的变革精神来构成自身的存在，或如文丘里所说的，（这些建筑）最终必然只展现并达说它们自己。对我们来说，这也解释了史蒂文斯的诗歌肯定会给许多严肃读者带来的困惑，即其中丰富的词藻和具有试验意义的空虚感和意义贫乏（后者还可归因于史蒂文斯诗歌想像的非个体性，以及诗歌中主体面对或背衬其景观之静止客观世界的那种本质上是沉思我想和体认世界的态度）。 但更重要的是，盛期现代主义冲动这一典型运动需要从观念上解释自己，而这种理论补充大致被描述为一种存在主义的（具有最大程度的虚构性及仍然住客体世界的无意义而且无法被人类想像所救赎等等）。这是史蒂文斯诗歌中最索然寡味的那一方面，但却与其他存在主义类型（如萨特《恶心》中的树根）一道表明，必须保留一条决定性的接缝或联系环节来使偶然的“外部世界”这个无意义的指涉对象刚好鲜明到能在语言中予以克服：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像在史蒂文斯这里那样把这一根本点如此清楚地演绎出来，通过黑马、天使及太阳自身的眼睛——即使这最后残存并逐渐消逝的指涉点像地平线上的矮子星那么遥远，若不是通过不断追问诗歌和诗想像的整体使命，它们也不会完全消失。所以，史蒂文斯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文化领域“自律性”的内在矛盾性：符号只有保持半自律状态才能获得这种自律性，而文化领域要在现实世界之上具有绝对意义，就必须保留最后一丝外表或外部世界的感觉来作为复制品或想像中的副本。 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这点得以说明：当我们在第二阶段完全合乎逻辑地归结出指涉对象本身就是个神话，本不存在时，这第二阶段从此便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其发展轨迹从先前的“新小说”到索尔斯的小说或那些真正“精神分裂”式的作品，或者说是从推崇史蒂文斯到讴歌约翰·阿什伯利。（这一阶段虽构成一种彻底断裂这可被定位于1967年，原因后面将要讲到），但我们更应把它理解为辩证性的，也就是说，它应被看作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过程，其中“同一种”力量当达到某一极限状态时，会在其当前的延展中创造出一种质的不同效果，而且似乎全产生一个全新的体系。 这种力量被称为物化，但现在我们还可以把它着手与我们先前用过的另一种比喻语言联系起来：在第一阶段，物化把符号从其指涉对象那里“解放”出来，但这种力量并非丝毫无损地被释放出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它仍继续其分离工作，（最终）渗透进符号内部，把能指与其所指即其真正意义分开。这种游戏已不再属于符号领域，而更是纯粹的字面能指从其所指即它们原先的意义这些镇重物下解脱出来后，现在在所有艺术（甚至在哲学中，如前文所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文本性，并开始设计某种由纯能指构成的终极语言幻景；而这种幻景也更经常与精神分裂式话语相关（实际上，拉康理论中精神分裂——在这种语言障碍情况下，句法时间坍塌，并在身后留下一系列空洞的所指，而这许多的绝对时刻构成一永恒现在——提供了一种更有影响力的解释，以及对后现代主义文本实践的意识形态确证）。 所有这些必须通过对全部现今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经历进行具体分析，得以详尽阐明；但我们这里可以一边结束眼前的论证，一边推出第二阶段——能指文化或影像文化——对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文化领域“自律性”这整个问题的意义。因为这个自律之域自己并不能逃过导致传统符号解体的这一强化过程：如果其自律性取决于它有无可能保持（阿尔图塞意义上的）“半自律”状态，是否可能与某一最终指涉对象保持最后一丝联系（或者用阿尔图塞的话说，保持真正的“结构整体”的最终统一），这点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那么显然在新文化阶段中，一旦思想气球赖以系泊的最终指涉对象现在确已割掉，文化将不再具有自律性，而符号也不可能再有一个自律游戏之域。符号在半空中的破裂又决定了它终将落回一种现已绝对碎片化的无政府社会现实；语言的碎片（纯粹能指）现又重新落回世界，正如散落在锈迹斑斑的老化设备和破政建筑物间的那许多废旧物品一样，布满这片商品的景观，点缀着“巅狂的纽约”这一正处危机中的后现代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拼贴画城市”。但在马尔库塞那里，所有这些还可用不同的术语表述：随着作为一个自律空间或领域的文化的式微，文化本身重新落回世界，但这不仅没使其消失，反而导致了它惊人的扩张，直到文化与一般社会生活浑然无间：现在所有的层面都“同化”了，而且在这个景像、形象或类像的社会中，所有事物最后都是文化（产品），从上层建筑到基础结构本身的机制。如果这一发展接着把现在的新文化政治——在一个文化和政治都被赋予了功能性、结构性的深刻变动的社会制度中——这一新葛兰西式问题及时提上议事日程，它也提出了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在严格意义上曾被称为“文化”的问题，因为文化产品已变成日常生活本身的偶然性经验。6．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岭中如果我们不能揭示其中明显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对这一实验室境况的某种人为简化，在完全不同并且遥远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发现强烈的相似之处甚至相应关系的话，所有这些将不过是围绕着一个非常专门（或“高雅”）领域的冗长的题外话。我们现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这类完全不同的现实中看到的正是对一种共有历时节奏或“遗传密码”的复制。 从一开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独创性，声称它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革命实践，是一种全新的革命理论。实际上，与切·格瓦拉密切相关并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那本极有影响的小册子《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得以系统地理论化的“游击中心”理论就声称自己（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既反对那种更传统的列宁主义政党实践观，又不赞成中国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夺取政权的经验（后来这被命名为“毛主义”，而中国自己“革命内部的革命”，或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直到古巴策略的命运被决定以后，才为外边的世界所瞩目）。 德布雷的书告诉我们，这种以游击队的移动性据点或革命的“休息厅”为中心的“游击中心”策略，还可被视为第三项，既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模式（本质上乃“城市”无产者起来反抗当权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中国农村的农民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且与法农那种争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互相认可的斗争理论也极少相似之处）。“游击中心”或游击行动，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关于”乡村和城市：当然从地理上说，它是以乡村为阵地，但却不像延安那样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区”，不论蒋介石军队还是日本占领军都鞭长莫及。它实际上并非位于农耕地带，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岭的荒野这种第三项或无名地，既非城市又非乡村，而是游击队在其中不断迁徙移动的全新环境。 古巴策略与其空间对应物的奇特构思对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因素的理论说明方式有直接影响。既非城市也非乡村：令人费解的是，由于同样原因，游击队本身也被理解为既非工人也非农民（更不是知识阶层），而是某种全新的东西：革命前的阶级社会当然对此并无任何（现成的）范畴来描述：他们是一些新的革命主体，是在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些社会材料毫不相关的游击斗争中铸成的，现在却基本上超越于这些阶级范畴之上（正像这一古巴理论阶段大张旗鼓地声称要超越基于阶级范畴的旧革命观念一样，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义也好，还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及农民意识，或者是列宁的知识分子先锋队思想）。 德布雷的书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游击“中心”——其运动性使其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地理观——本身就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改造过的革命社会的一个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战士并非仅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还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员和先锋队式的政党等辅助角色。这两种角色在这里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范畴都弃而不用。这样一种新出现的革命“空间”观念——处于“真实”的政治、社会和地理概念上的乡村、城市及历史社会阶级（所构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时又作为一个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一种预示——可被称为一种实际上的乌托邦空间，一个黑格尔所说的“倒置的世界”，一个自律性的革命领域，其中那个作为背景的现实世界被扳正并改造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尽管有各种实际用处，这一强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壮地牺牲在玻利维亚之前，就随着1966年秘鲁和委内瑞拉游击战争的失败而耗尽了活力。很偶然的是，这次失败将伴随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种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痴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带有毛泽东思想色彩的）“自身境况”，即美国的反战运动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种有效地取代“游击中心”论的是由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Tupamares）发起的所谓的“城市游击战争”，可见，当时旧游击中心乌托邦空间的崩溃，以及政治以一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实践方式重新回到世界这点——这次是力图强调国家政权本身的特点，而不是像传统革命运动那样为最终与（现政权）对抗而发展——在这里将被解释为某种与上文描述的符号最后阶段具有结构一致性。 但这里必须作些限定说明。首先，这种新型的政治活动显然将获得某种类似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那样的悲剧意义和影响力；后者现在的影响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区的结果，它将成为60年代后期革命实践的一个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征。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拼死抗争又不断受难的民族所进行的斗争不应为世界别处那些采取同样策略的极端分子负责。极端分子的普遍结果（不管在拉美、美国的“反谍计划”，还是新近在德国和意大利），只能使国家政权这一（阶级）压迫机构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战士们（主要是那些急于通过自愿行动强行创造一种革命局面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状况所做的错误评价与国家对这类挑衅行为的主动利用之间的客观一致性表明，我们通称为“恐怖主义”的东面必须经过复杂而严格的辩证分析。一位洁身自好的左翼战士远离这类策略的行为诚然明智（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在19世纪就确立了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义传统），我们还应记住“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种意识形态素（ideologene），因此必须予以抵制。随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灾难片的泛滥，大众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的形象——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对剧烈社会变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时，现代惊险小说和探险故事的内容还表明，恐怖主义身上的“恐怖主义者形象”已开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疯狂”行为这一旧形象来作为构筑情节时的一种未经检验而看似“自然”的动力——也标志着这一伪概念的意识形态实质。如此理解，“恐怖主义”便成为一种集体情结，是美国政治无意识的一种症候式幻想，这本身就需要进行解码和分析。 至于事情本身，尽管有种种实用目的，但当1973年智利政变及几乎所有拉美国家沦为不同形式的军事独裁政体时，就已宣告终结。后来这类政治运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现肯定至少要归根于这两国的法西斯过去，归根于战后历史清算的失败，以及6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对此的强烈道德反感。7重返“最终决定性实例” 前一章中的两破“断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则靠近1973年——现在将作为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对整个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设。从第二次断裂开始，在1972－1974年这一大致时间段内的其他一系列似无关联的事件已表明这一阶段不仅在相对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进政治层面上具决定意义，更标志着既年代在全球意义上的正式终结。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国停止征兵并从越南撤军（1973年）意味着反战运动这种群众政治的结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机——这可大致认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解体算起——似乎与我们提到的另一次断裂相关，这在下文另有论述）。而在法国，共产党和新社会主义党签署的“共同纲领”（以及当时与“欧洲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口号的走俏）似乎标志着对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随后的这类政治行动的一种策略性反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随着“赎罪日战争”的结束，石油武器出现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开始实行另一种打击。与此同时，在更宽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那些与官方过往甚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美国）也开始从他们在过去的十年中所受的惊吓和自卫姿态中回过神来，并重新开始对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还没结束对）进行一系列大肆攻击。列昂纳尔·屈瑞林的《诚实与真实》（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种阿诺德姿态来号召大家奋力逆转幼年代那种反文化的“野蛮主义”（当然，随后他从“自恋主义文化”角度来分析诊断60年代关于“真实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样影响很大）。同时，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种具体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的“知识分子”却与众不同，开始反思越战的失败，以便从美国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发来提出新的全球战略。他们建立的“三边委员会”至少将象征性地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重新得势。同时广为流行的一个新术语“多国公司”则是另一种症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们的，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业已意识到必须在公众眼里成为醒目的“历史主体”及世界舞台上看得见的一员——试想一下“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时美国政府由于插手越南而被严重烧伤了手指，一般是不情愿再冒这类风险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确终结点似乎应该放在1972—1974年这个大致时间段内。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忽略了进行分期或“加标点”的一个决定因素，而这一新材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层面”和“实例”这两个概念上来；意味深长的是，它们在我们讨论经济时一直缺席。因为1973—1974年间正好经济危机袭击世界，其冲击力一直影响到今天，并且给整个战后阶段尤其6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划上一个决定性的句号。当我们在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经济标记——1966年德国的经济衰退及一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样命运——我们也许将能更好地、更正规地用概念来把1967－1968年左右已经开始在哲学、文化、政治等层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叙述”的那样）显现的这第二次断裂的意义明确化。 由于经济“层面”本身确认了来自60年代其他社会生活层面和实例抽样的这种分期式阅读，我们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了。第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适应于现阶段，尤其当活跃的政治范畴似乎不再与社会阶级有关，而传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似乎总体上已陷入“危机”时。第二个则涉及某种“统一的场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诸如第三世界农民运动及第一世界大众文化（或实际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学、文化这种思想和上层建筑层面，以及群众性抵抗运动和政治实践层面）这些遥远的现实也许能以某种条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联系起来。 恩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所做的开拓性综合将为这两个问题同时提供一种假定性答案。这本书特别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循环的一种复杂体系，而其最为人熟知的那个由经济繁荣、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及复苏构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释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断裂。 但曼德尔对197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叙述来自（经济危机是一个）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这一更具争议性的观点。由于这一周期超越了个人的生理节奏和限度，显然人们更难以亲身经历或现象学式地理解它们。这种“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这一假说的苏联经济学家命名），在曼德尔看来，从18世纪迄今已历四个轮回，具体特征是生产技术的量子式飞跃带来了总体利润率的决定性提高，直到新生产过程的优势被充分发挥并耗尽，这一循环才归于结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环是以计算机技术、核技术以及农业的机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产方面）为标志的：曼德尔是从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从战后算起。他还认为，随着1973－1974年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这最近一次长波的动力业已告罄。而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然而，这一假说的扭力不仅在于它对确认我们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种理论用途，还在于它对这最新一次资本主义扩张浪潮所作的切实分析，以及曼德尔对整个发展系列所作的一种真正马克思式的阐释。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发展表明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已届末日，因此需要这种或那种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譬如消费社会理论及后工业社会理论之类）。 我们已经描述了新殖民主义是如何以彻底的新技术为其（理论）特征（农业中所谓的绿色革命：新机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学肥料及植物杂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实验），而资本主义正是以此来改变它与殖民地间的关系：从旧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到（现今的）市场渗透，摧毁了古老的乡村社区，从而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新劳工备用库和流氓无产者阶层。这些新型社会力量的战斗性既是农民从他们古老自给自足的乡村中获得“解放”的结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更稳定但更闭塞的地区开展的自卫运动：他们已正确认识到这种比原先殖民军队更彻底的渗透和殖民方式，从而奋起反抗。 现在正是在“机械化”进程这方面，曼德尔将把60年代新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现的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诸如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媒体社会之类的称呼联系起来： 晚期资本主义并非代表了一个后工业社会，而是历史上第一次构成一种“广义的普遍工业化”。机械化，标准化，劳动力的过度专门化和分工化，这些过去只是决定了实际工业中的商品制造领域，现在却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农业一步步被工业化，流通领域（诸如信用卡之类）就像生产领域一样；娱乐休闲行业如同工作组织一样，都被工业化了。 在最后一句中，曼德尔提到了他在别处称之为上层建筑的机械化这一点，也即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渗透文化本身；媒体就是此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他的描述：从总体上说（尤其是6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构成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其中前资本主义最后所残存的内、外地带——即先进世界的内部、外部那些没有商品化的或传统空间的最后遗迹——现在最终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资本主义因此可被描述为一个在古典资本主义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域最终被消灭的阶段。于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体制重构。 有了这样一种叙述，我们关于60年代的“统一场理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发现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经济、意识及文化领域，都是单一进程在起作用，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解放”和“控制”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辩证”进程。我们现在可以最后完整地描绘一下这一阶段的特征了。 最简单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无疑仍是大家的一种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形象对（理解）这一进程是最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的民族像一个原子，……当这原子的核被击碎时，（积聚的）热能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这一形象唤起了一种真正的平民民主从旧的封建乡村结构的废墟上，从这些结构特征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体中崛起。但裂变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性能指”的解放会是一幅确实可怕的景象；而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自己也曾在他自己发动的这一进程的终极后果前退缩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时刻，正当“上海公社”建立时，他便下令中止摧毁党委机构这类行动，从而有效地逆转了这场集体试验的总方向（现在看后果更加明显），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恢复和各类政权机构压迫性力量的复兴。 但现在所要面对、遏制和控制的是些新的（社会）力量，旧的方法对它记不再起必然作用。我们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个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的扩展，同时带来社会能量的巨大解放，带来未经理论化的新力量大量释放的阶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数族裔”构成的种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有地区主义、学生、妇女运动中一批新的具有“剩余价值意识”的斗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力量。这些新被释放出的力量似乎不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个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经济结构这一古典制约因素。但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对于整个60年代来说，它仅是瞬间的客观现实和（从80年代的高度来看）历史幻象——也许最好从资本主义制度由一种基础结构向另一种的转换所促成的上层建筑运动和游戏这方面来解释。60年代在这种意义上便是在以一种通货膨胀的规模发行着上层建筑的信用票据，是对黄金这一指涉标准的普遍放弃，是对不断贬值的能指的大量印制。随着60年代的结束，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所有那些旧的基础结构帐单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征将是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延伸形式来使那些曾赋予60年代以无穷活力的解放力量成为无产者，换言之，（新型阶级斗争）将延伸至世界的边远角落及各地方结构的最细微形态（譬如各个高等院校）。这里的统一性力量就是今后的全球性资本主义这一新使命，人们甚至期望它会把那些抗拒这一进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体化。最终这也是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以及对其阶级分析形式与60年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政会现实不相适应这一事实的解决办法：如果“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主体仅增的阶段不再“正确”，那么当由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强迫变成无产者以及阶级斗争抵抗形式构成的这些黯淡现实，全都在一个新扩展的世界规模上慢慢重获自己的存在时——目前它们似乎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定会重新成为真理。新左派何时是新的如果我们不能揭示其中明显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对这一实验室境况的某种人为简化，在完全不同并且遥远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发现强烈的相似之处甚至相应关系的话，所有这些将不过是围绕着一个非常专门（或“高雅”）领域的冗长的题外话。我们现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这类完全不同的现实中看到的正是对一种共有历时节奏或“遗传密码”的复制。 从一开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独创性，声称它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革命实践，是一种全新的革命理论。实际上，与切·格瓦拉密切相关并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那本极有影响的小册子《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得以系统地理论化的“游击中心”理论就声称自己（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既反对那种更传统的列宁主义政党实践观，又不赞成中国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夺取政权的经验（后来这被命名为“毛主义”，而中国自己“革命内部的革命”，或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直到古巴策略的命运被决定以后，才为外边的世界所瞩目）。 德布雷的书告诉我们，这种以游击队的移动性据点或革命的“休息厅”为中心的“游击中心”策略，还可被视为第三项，既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模式（本质上乃“城市”无产者起来反抗当权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中国农村的农民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且与法农那种争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互相认可的斗争理论也极少相似之处）。“游击中心”或游击行动，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关于”乡村和城市：当然从地理上说，它是以乡村为阵地，但却不像延安那样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区”，不论蒋介石军队还是日本占领军都鞭长莫及。它实际上并非位于农耕地带，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岭的荒野这种第三项或无名地，既非城市又非乡村，而是游击队在其中不断迁徙移动的全新环境。 古巴策略与其空间对应物的奇特构思对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因素的理论说明方式有直接影响。既非城市也非乡村：令人费解的是，由于同样原因，游击队本身也被理解为既非工人也非农民（更不是知识阶层），而是某种全新的东西：革命前的阶级社会当然对此并无任何（现成的）范畴来描述：他们是一些新的革命主体，是在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些社会材料毫不相关的游击斗争中铸成的，现在却基本上超越于这些阶级范畴之上（正像这一古巴理论阶段大张旗鼓地声称要超越基于阶级范畴的旧革命观念一样，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义也好，还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及农民意识，或者是列宁的知识分子先锋队思想）。 德布雷的书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游击“中心”——其运动性使其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地理观——本身就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改造过的革命社会的一个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战士并非仅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还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员和先锋队式的政党等辅助角色。这两种角色在这里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范畴都弃而不用。这样一种新出现的革命“空间”观念——处于“真实”的政治、社会和地理概念上的乡村、城市及历史社会阶级（所构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时又作为一个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一种预示——可被称为一种实际上的乌托邦空间，一个黑格尔所说的“倒置的世界”，一个自律性的革命领域，其中那个作为背景的现实世界被扳正并改造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尽管有各种实际用处，这一强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壮地牺牲在玻利维亚之前，就随着1966年秘鲁和委内瑞拉游击战争的失败而耗尽了活力。很偶然的是，这次失败将伴随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种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痴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带有毛泽东思想色彩的）“自身境况”，即美国的反战运动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种有效地取代“游击中心”论的是由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Tupamares）发起的所谓的“城市游击战争”，可见，当时旧游击中心乌托邦空间的崩溃，以及政治以一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实践方式重新回到世界这点——这次是力图强调国家政权本身的特点，而不是像传统革命运动那样为最终与（现政权）对抗而发展——在这里将被解释为某种与上文描述的符号最后阶段具有结构一致性。 但这里必须作些限定说明。首先，这种新型的政治活动显然将获得某种类似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那样的悲剧意义和影响力；后者现在的影响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区的结果，它将成为60年代后期革命实践的一个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征。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拼死抗争又不断受难的民族所进行的斗争不应为世界别处那些采取同样策略的极端分子负责。极端分子的普遍结果（不管在拉美、美国的“反谍计划”，还是新近在德国和意大利），只能使国家政权这一（阶级）压迫机构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战士们（主要是那些急于通过自愿行动强行创造一种革命局面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状况所做的错误评价与国家对这类挑衅行为的主动利用之间的客观一致性表明，我们通称为“恐怖主义”的东面必须经过复杂而严格的辩证分析。一位洁身自好的左翼战士远离这类策略的行为诚然明智（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在19世纪就确立了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义传统），我们还应记住“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种意识形态素（ideologene），因此必须予以抵制。随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灾难片的泛滥，大众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的形象——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对剧烈社会变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时，现代惊险小说和探险故事的内容还表明，恐怖主义身上的“恐怖主义者形象”已开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疯狂”行为这一旧形象来作为构筑情节时的一种未经检验而看似“自然”的动力——也标志着这一伪概念的意识形态实质。如此理解，“恐怖主义”便成为一种集体情结，是美国政治无意识的一种症候式幻想，这本身就需要进行解码和分析。 至于事情本身，尽管有种种实用目的，但当1973年智利政变及几乎所有拉美国家沦为不同形式的军事独裁政体时，就已宣告终结。后来这类政治运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现肯定至少要归根于这两国的法西斯过去，归根于战后历史清算的失败，以及6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对此的强烈道德反感。7重返“最终决定性实例” 前一章中的两破“断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则靠近1973年——现在将作为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对整个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设。从第二次断裂开始，在1972－1974年这一大致时间段内的其他一系列似无关联的事件已表明这一阶段不仅在相对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进政治层面上具决定意义，更标志着既年代在全球意义上的正式终结。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国停止征兵并从越南撤军（1973年）意味着反战运动这种群众政治的结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机——这可大致认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解体算起——似乎与我们提到的另一次断裂相关，这在下文另有论述）。而在法国，共产党和新社会主义党签署的“共同纲领”（以及当时与“欧洲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口号的走俏）似乎标志着对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随后的这类政治行动的一种策略性反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随着“赎罪日战争”的结束，石油武器出现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开始实行另一种打击。与此同时，在更宽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那些与官方过往甚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美国）也开始从他们在过去的十年中所受的惊吓和自卫姿态中回过神来，并重新开始对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还没结束对）进行一系列大肆攻击。列昂纳尔·屈瑞林的《诚实与真实》（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种阿诺德姿态来号召大家奋力逆转幼年代那种反文化的“野蛮主义”（当然，随后他从“自恋主义文化”角度来分析诊断60年代关于“真实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样影响很大）。同时，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种具体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的“知识分子”却与众不同，开始反思越战的失败，以便从美国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发来提出新的全球战略。他们建立的“三边委员会”至少将象征性地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重新得势。同时广为流行的一个新术语“多国公司”则是另一种症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们的，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业已意识到必须在公众眼里成为醒目的“历史主体”及世界舞台上看得见的一员——试想一下“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时美国政府由于插手越南而被严重烧伤了手指，一般是不情愿再冒这类风险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确终结点似乎应该放在1972—1974年这个大致时间段内。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忽略了进行分期或“加标点”的一个决定因素，而这一新材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层面”和“实例”这两个概念上来；意味深长的是，它们在我们讨论经济时一直缺席。因为1973—1974年间正好经济危机袭击世界，其冲击力一直影响到今天，并且给整个战后阶段尤其6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划上一个决定性的句号。当我们在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经济标记——1966年德国的经济衰退及一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样命运——我们也许将能更好地、更正规地用概念来把1967－1968年左右已经开始在哲学、文化、政治等层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叙述”的那样）显现的这第二次断裂的意义明确化。 由于经济“层面”本身确认了来自60年代其他社会生活层面和实例抽样的这种分期式阅读，我们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了。第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适应于现阶段，尤其当活跃的政治范畴似乎不再与社会阶级有关，而传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似乎总体上已陷入“危机”时。第二个则涉及某种“统一的场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诸如第三世界农民运动及第一世界大众文化（或实际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学、文化这种思想和上层建筑层面，以及群众性抵抗运动和政治实践层面）这些遥远的现实也许能以某种条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联系起来。 恩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所做的开拓性综合将为这两个问题同时提供一种假定性答案。这本书特别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循环的一种复杂体系，而其最为人熟知的那个由经济繁荣、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及复苏构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释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断裂。 但曼德尔对197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叙述来自（经济危机是一个）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这一更具争议性的观点。由于这一周期超越了个人的生理节奏和限度，显然人们更难以亲身经历或现象学式地理解它们。这种“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这一假说的苏联经济学家命名），在曼德尔看来，从18世纪迄今已历四个轮回，具体特征是生产技术的量子式飞跃带来了总体利润率的决定性提高，直到新生产过程的优势被充分发挥并耗尽，这一循环才归于结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环是以计算机技术、核技术以及农业的机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产方面）为标志的：曼德尔是从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从战后算起。他还认为，随着1973－1974年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这最近一次长波的动力业已告罄。而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然而，这一假说的扭力不仅在于它对确认我们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种理论用途，还在于它对这最新一次资本主义扩张浪潮所作的切实分析，以及曼德尔对整个发展系列所作的一种真正马克思式的阐释。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发展表明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已届末日，因此需要这种或那种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譬如消费社会理论及后工业社会理论之类）。 我们已经描述了新殖民主义是如何以彻底的新技术为其（理论）特征（农业中所谓的绿色革命：新机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学肥料及植物杂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实验），而资本主义正是以此来改变它与殖民地间的关系：从旧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到（现今的）市场渗透，摧毁了古老的乡村社区，从而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新劳工备用库和流氓无产者阶层。这些新型社会力量的战斗性既是农民从他们古老自给自足的乡村中获得“解放”的结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更稳定但更闭塞的地区开展的自卫运动：他们已正确认识到这种比原先殖民军队更彻底的渗透和殖民方式，从而奋起反抗。 现在正是在“机械化”进程这方面，曼德尔将把60年代新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现的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诸如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媒体社会之类的称呼联系起来： 晚期资本主义并非代表了一个后工业社会，而是历史上第一次构成一种“广义的普遍工业化”。机械化，标准化，劳动力的过度专门化和分工化，这些过去只是决定了实际工业中的商品制造领域，现在却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农业一步步被工业化，流通领域（诸如信用卡之类）就像生产领域一样；娱乐休闲行业如同工作组织一样，都被工业化了。 在最后一句中，曼德尔提到了他在别处称之为上层建筑的机械化这一点，也即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渗透文化本身；媒体就是此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他的描述：从总体上说（尤其是6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构成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其中前资本主义最后所残存的内、外地带——即先进世界的内部、外部那些没有商品化的或传统空间的最后遗迹——现在最终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资本主义因此可被描述为一个在古典资本主义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域最终被消灭的阶段。于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体制重构。 有了这样一种叙述，我们关于60年代的“统一场理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发现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经济、意识及文化领域，都是单一进程在起作用，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解放”和“控制”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辩证”进程。我们现在可以最后完整地描绘一下这一阶段的特征了。 最简单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无疑仍是大家的一种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形象对（理解）这一进程是最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的民族像一个原子，……当这原子的核被击碎时，（积聚的）热能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这一形象唤起了一种真正的平民民主从旧的封建乡村结构的废墟上，从这些结构特征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体中崛起。但裂变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性能指”的解放会是一幅确实可怕的景象；而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自己也曾在他自己发动的这一进程的终极后果前退缩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时刻，正当“上海公社”建立时，他便下令中止摧毁党委机构这类行动，从而有效地逆转了这场集体试验的总方向（现在看后果更加明显），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恢复和各类政权机构压迫性力量的复兴。 但现在所要面对、遏制和控制的是些新的（社会）力量，旧的方法对它记不再起必然作用。我们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个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的扩展，同时带来社会能量的巨大解放，带来未经理论化的新力量大量释放的阶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数族裔”构成的种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有地区主义、学生、妇女运动中一批新的具有“剩余价值意识”的斗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力量。这些新被释放出的力量似乎不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个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经济结构这一古典制约因素。但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对于整个60年代来说，它仅是瞬间的客观现实和（从80年代的高度来看）历史幻象——也许最好从资本主义制度由一种基础结构向另一种的转换所促成的上层建筑运动和游戏这方面来解释。60年代在这种意义上便是在以一种通货膨胀的规模发行着上层建筑的信用票据，是对黄金这一指涉标准的普遍放弃，是对不断贬值的能指的大量印制。随着60年代的结束，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所有那些旧的基础结构帐单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征将是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延伸形式来使那些曾赋予60年代以无穷活力的解放力量成为无产者，换言之，（新型阶级斗争）将延伸至世界的边远角落及各地方结构的最细微形态（譬如各个高等院校）。这里的统一性力量就是今后的全球性资本主义这一新使命，人们甚至期望它会把那些抗拒这一进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体化。最终这也是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以及对其阶级分析形式与60年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政会现实不相适应这一事实的解决办法：如果“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主体仅增的阶段不再“正确”，那么当由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强迫变成无产者以及阶级斗争抵抗形式构成的这些黯淡现实，全都在一个新扩展的世界规模上慢慢重获自己的存在时——目前它们似乎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定会重新成为真理。第一章斯坦利·阿伦奥维治 我所指的60年代是从1962年开始的。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会运动，纽瓦克的和平与社区组织，以及改革民主党的政治，这些都是50年代后期的“现代”。那个时代，南部新的公民权利运动崛起，北部黑人社会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爆发，类似于我们今天核裁军运动的中产阶级和平运动也愈演愈烈。那时，公民权利运动已经进人对抗阶段（绝食静坐和争取自由的游行），尽管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声音此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视，离黑人争取权利运动的高涨也还有五年的时间。 脱年代的头几年仍然浸染着50年代的文化气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乐进入城市之后，摇滚乐的音乐形式便出现了，但是迪伦（Dylan）仍然弹奏着无电声放大的吉它，而甲壳虫乐队在音乐舞台上还几乎没有踪迹。那个时代的“高雅”文化继续散发着现代的真诚和文学的激情。聚集在雪松、白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里的报头士们基本上还不能够被郊区的人们所接受，他们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来的力量经常被认为是他们的音乐与众不同的地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强烈地指斥一个社会把其优秀分子变为麻木无能的人，而有着严重俄狄浦斯情绪的凯鲁亚克（JaCkKerouac）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取代麻省的洛维尔，于是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霍姆斯创作了《走开！》，随即就隐身于大学校园教书去了。与50年代后期为数众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作品一样，他的作品只是辉耀一时的烛光，而不是能够引发一场运动的持久的火焰，事实上，经历了“垮掉派运动”，只有凯鲁亚克、金斯堡，以及旧金山市的佛淋盖梯还依然活跃，他们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了；到了50年代后期，他们的反叛精神已经退化为一切失败了的浪漫主义的政治和艺术所共有的那种玩世不恭、惊世骇俗的特征。 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党派评论》（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评思想的重要杂志，虽然杂志的代表人物放弃了这份刊物，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家取而代之已经相当久了。在这些新进作家的脑海里，贾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费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开创的传统已经模糊不清了，他们这一代人更偏爱特里林那以“真实性和真诚为精髓的美学。特里林美学的这一精髓已经脱离了献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杂志创办人在政治上的激进。 1962年前，我经常出入于白马酒吧，在那儿，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饭桌旁。当时，他笑听着布伦丹·贝汗酒醉后讲的故事和知识阶层的政治难民们之间热烈的交谈，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尽管50年代坝区的难民大批地离去，但我们这些人仍然留在这些城市里，有的为服装工人联合会工作。那时，这个工人联合会正想通过吸收热烈而激进的年轻人来使自己重新活跃起来。前社会党革命派领袖、现任联合会培训协会会长泰勒（Gus Tyler）在那时就已经值得工人领袖们现在仍然没有明白的道理：领导者脱离了群众，就谈不上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泰勒的试验，也许可以称之为约翰·刘易斯主义（JohnjL．Lewisism），在冷战自由主义的社会条件下失败了。激进的煽动者如塞达瑞斯、布鲁姆沃尔克等人大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完全不愿意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会运动，除非领导者允许他们发动产业工人中那些正在壮大却没有组织起来的部分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还不了解合作的精神已经在工会领导者的心里扎下了很，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用来挽救工业使其免于崩溃的实际方法。 塞达瑞斯为把僵化的国际妇女工人联合会（IL－GWU）引入一个有组织的主动出击、进行斗争的运动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后的结果却令他感到沮丧，不过，他为自己杰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个宣泄口。他与几个同事组成了工会代表联合会（FOUR），不走发动群众的道路，从而使积极分子的概念长期从工会的词语中消失。这使在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老一辈社会主义者异常震惊。塞达瑞斯认为，如果一个工会失去了阶级斗争的理想甚至于不再有对新社会的憧憬，那么它至少应该能够向它的干部支付一份还过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环境。今天，“会中之会”的思想已经吸引了厌烦了的广大工会官员的注意力。许多国际工会已经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当然，服装工人联合会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由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会代表们组成的工会领导核心坚持自我牺牲的原则。 培训协会被解散了，但却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进青年中最具献身精神的人加入，工会不能指望再度成为美国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许会有人认为，60年代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因其在一种双重意义上背离了密尔斯（C．Wrisht Mills）所说的劳工形而上学（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劳工运动视为全球社会变革的闪电律；在与资本进行斗争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劳动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想勾画出他们的希望。 麦卡锡时代（the McCarthy era），劳工运动斗争性的明显衰退，消费者社会的出现——这一切都没能吓倒这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他们每星期五都在白马酒吧灌上几加仑啤酒，与披头士们和过去文学激进运动的老兵们在拥挤的房间里推推搡搡地走动着。那是惟—一场没有被30年代反苏浪潮摧毁的文学激进运动。当然，其最后的休息地是所谓的“文化自由议会”（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则是《遭遇》（Encounter），但却不是50年代的《评论》或《党派评论》。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许是一切记者和编辑中最伟大的人，最后竟然成了极端保守的杂志《读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这次转向右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并不随波逐流。他们试图与欧文·克利斯托尔派、锡德尼·胡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离，对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现一劳永逸地证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社会主义都优越。例如，有一个小团体团结在《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周围，这份刊物是欧文·豪（IrvingHOwe）和刘易斯·寇泽（Lewis Coser）于1952年创办的。还有一个更小的团体跟随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帜下，这是朱利叶斯·雅各布森为在知识分子中保留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而作出的尝试。从一种角度看，豪与正在从先前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数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断：不管资本主义多么可怕，斯大林主义以及东欧都代表着一种更糟的选择。但是，豪仍坚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在自由剥削和极权主义的对立中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他的同龄人则在一种有组织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们的信仰。 国际共运发生了后斯大林危机，紧接着，美国共产党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报告，之后，这一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了。当时，由于认识到政治镇压是法西斯主义的预演，美国共产党实际上已转入了地下，因此，相对地说，美国激进青年多未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产党，但仍为其保守和谨慎的行事态度而忧虑。党内的争论和随后斯大林罪行的公之于众使我们的心情无法平静，党内左派明明白白的错误也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非常渴望与某些激进势力有联系，但并不想加入美国共产党，特别是因为党的右翼已被和平主义者马斯特（AJ．Muste）关于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组建政党的呼吁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几个夜晚，我乘船渡过哈得沙河，去听取各个托洛茨基派别中左翼的意见。被称为右派的共产党领导人同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个新左派的前景展开了讨论。他们讨论了与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保持独立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不断坚持民主权利的必要性，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不断努力以图重新活跃劳工运动的必要性，也讨论了对迅速发展的和平运动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必要性。自从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败了的竞选中吸纳了禁止核试验的原则以后，和平运动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与总书记尤金·丹尼斯的中间派曾经结成联盟阻碍过共产党民主化改革的实现，因而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中间引发了一场是否同少数有改革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保持关系的争论。同时，1959年，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业民主联盟认为到了该对涂于瘫痪的学生组织进行重组，使其恢复组织活动的时候了，于是请联盟在密歇根大学的分会负责这一任务。作为一个团结的口号，“工业民主”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这是那个时代的并发症。学生领袖哈伯和汤姆·海登因此坚持这一组织中的学生社团的名称应该改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他们二人与工业民主联盟的主席麦克尔·哈灵顿所持政治观点相同，但是坚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常委们都应该更保守一点。我第一次在白马酒吧见到哈灵顿时，他正处于文学的新托洛茨基阶段。他的文学批评比他的政治荣文更有名气。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的观点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相信能够在工人社会权利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劳工党的组织。他支持其组织中广泛存在的“第三阵营”社会主义独立联盟的立场，而不是亲西方路线的《持不同政见者》。 作为一个受到以前人民阵线影响的工会分子和民主党积极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与哈灵顿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争论过后来导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哈灵顿一豪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有关问题：我的观点是，劳动人民和工会主义者除了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反腐败引发了对党纲和党章进行改革的运动，运动的多样性以及50年代后期的和平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为新联盟的产生提供了机会。新联盟起码要经受得住党内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战。当时哈灵顿持传统的第2方立场，在世纪之交就已被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接受。助年代的后期，哈灵顿的思想又改变了，但他不久便发现，新的激进派在他和豪离开的地方又振作起来。 因为纽约是一个民主的大本营，纽约的民主党员们更为关注的是党内的领导权问题，而不是击败共和党的问题。在初选阶段而不是在大选阶段，意识形态和权力就受到了质疑。由一些工会活动分子（主要是服装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师组成的自由党早就失去了权力平衡的作用，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954年大选的灾难性表现之后，美国劳工党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积极分子现在已经加入了改革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的主要问题是它能否成为一个大众自由党，也就是说，在制定党的政策方面，它能否发动起职业的选民来。 这些就是这架政治机器的最后岁月，它既是一种文化的形式，也是结构更加严谨的政治权力。这架机器建立在机构资助的基础上，公民就业的社会服务系统的引人，社会总体服务系统的职业化，都使这些资助机构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于此，战后，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民以及这架机器的选民基地越来越郊区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汇一百零八街的一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里用晚餐的时候，发现酒吧提供日本饭食，却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这是上西区的人开始向郊区移动的一个早期现象。同样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只是艺术家们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纳了后来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拥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尔德，费尔柴尔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记者；艾德·考什，一个拥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律师；萨拉·斯科思考夫，一个年轻的职业政治家，我还是青年民主党的领导人的时候，在新泽西州的伊塞克斯县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中见到过她。 约克维勒（York Ville）曾经是德国的机械师和匈牙利的劳工们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国塞斯特斯各普一样的工厂。50年代初，我就曾经在里面工作过。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很时髦的东区。该区在议会中的利益是由温和的洛克菲勒共和党来代表的，但该地区仍然有一个工人选民支持的很有实力的民主党地方组织。这些地区来了一个年轻的左派律师，他同约克维勒领袖们以及党的老战士哈灵顿一起从事改革运动。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师马克·雷恩（Mark Lane），专门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来毫无希望的刑事案。他对引起公众注意有着准确无误的感觉，能够凭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众的政治想像力，他拥有一种非凡的才华，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职业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来就有一种特别生气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谈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对广大听众的时候，他的言辞才会激烈起来。在约克维勒的莱克星顿大街，他在贫民屋中租了一间房，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与他那作演员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玛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们是经由他的姐夫比尔·努周介绍认识的。比尔·努周是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的一名官员，他也曾一度荣耀过，在50年代后期出任过这一命运不佳的兄弟会的主席。他实际上已成为纽约劳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该会没有放弃工会运动，但现在他只是兄弟会在当地的一个业务代理。努周要求我为雷恩进入州议会出一份力，虽然我当时住在新泽西的纽瓦克，但我还是答应了他。现任民主党领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为在维托·莫坎托尼奥的左翼党失势之后跟随着爱尔兰和意大利高政治家的东哈莱姆地区波多黎各选民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马克·雷恩由于为贫穷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赢得了声誉。 雷思后来在立法界度过了短暂而有光彩的一段时间，也因此成为引人争议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绩就是揭露共和党议会发言人卡利奥和一帮商人为掩盖丑闻而制定的非法计划。那个丑闻后来导致卡利奥下一次选举失败，而雷恩本人则一跃成为推行廉洁政府的政治家和和平运动活动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内的支持者举行小规模的会议，以决定他是否应该寻求第十九选区改革民主党的提名。这个选区是“U”形，开始于西区，接着在巴特雷弯过来，最后到达下东区。里奥纳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这是在几近传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萨皮奥（Carmine De Sapio）领导下，仍然强有力的民主党政治机器的一个产物。法布斯特恩并不比纽约议会代表团中其他议员更差。他在这架政治机器之外的政治基础是下东区十分传统的犹太社会。但这一曾经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于人员向郊外和向布鲁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涌入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击败了萨皮奥本人，第一次赢得了西区大多数俱乐部的控制权。其他严重的挑战在切尔西（Chelsea）地区加剧。在这一地区，新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负责的合作机构正在取代码头的贫民窟。为了同法布斯特思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须完成改革运动，虽然在阿尔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张改革的立法者，但他还不是这一地区的居民，该地区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请我做他的竞选经纪人。我们一起进入了一个较上层的权力圈子，这个圈子里有那时还没有着穿竞选的哈灵顿，刚刚宣布参加议会竞选的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还有曾在维托·莫坎托尼奥的组织中做过头头、现在在约克维勒民主党的俱乐部里表现活跃的沃勒斯特恩。从一开始，雷恩就被指控为是外乡人，身边都是一帮来自外地的政治投机者。但是，他的竞选活动受挫是由于另一个也许是更致命的弱点：他总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一个组织去战斗，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如果不是全不相干，也是次要的。因为改革运动是一种反体制的联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党内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主要是指接受资助方面。简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种适用于专众人士亿社会极分，以确保被选举出来的官员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最优秀的人士会得到这些工作。在这些问题上，雷恩说得很响亮，但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过多地注意了那些推举候选人的人。他以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参选，虽然在一开始议会竞选的时候，他不得不广泛地使用反腐败的主题。1962年春，我们试图通过提出加强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不断提高对贫穷的关注，以及改善本区摆展居住条件和工作状况的重要性等问题来猛烈攻击那些改革派。事实上，在竞选的最后，所有候选人都对霍恩翩纲领作出反应，认为越南问题是令人费解的，不正常的。不过，就运动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纽约、伊里游、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党显然是站在党的自由派的立场上，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控制的问题，而越南问题、核武器和公民权利与该宗旨并无多大关系。另一方面，雷恩认为议会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地方，程序问题使他毫无耐心。 改革运动是美国政治新风格的一个早在体现，大批中层职业人士和小工商业者参加了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这使民主党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成为一个超越领导人联盟的劳工、黑人、职业政治家和一部分资本家的群众组织第一次有了可能。在这里，中心问题是纯洁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权利和经济公平，虽然，毫无疑问，运动会成为解决这些传统问题的手段。实际上，这一新的政治阶层的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就是其典范人物，来自南达科他的历史教师乔治·麦克高文（George McGovern）获得了总统提名，成为政治家。 雷恩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失败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议会的席位。他的以经济公正问题至上为基点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他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无休止地秘密调查这种相当古怪的方式重新进入了60年代的话语中。 整个60年代，我都与伊夫林·利奥普尔德（EvelynLeopold）保持着友谊。雷恩竞选的时候，他正在参加考什竞选的那些主要的活动。考什是代表村独立民主党参加竞选的，当时，伊什林与数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住在西区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编辑道格拉斯大学学报的时候遇见他们的。海登那时是《密歇根日报》的编辑，正组织大学学报的编辑们争取公民权利。我第一次来到二十一街，是汉伯接待了我。他是当地居民，现在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他身上沾满了油墨，哈灵顿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视为有经验可信赖的顾问一类的人物。与他的妻子凯西（Casey）住在公寓里的海登和哈灵顿一样是有着爱尔兰天主教背景的中产阶级的半西方人。像哈灵顿一样，他举例说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带出教堂，但却不能把教堂从孩子心中带走”。 汤姆和艾尔那时正在为这个相对年轻而又规模很小的组织筹备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个会议将于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伦港举行。汤姆负责起车组织的政治宣言。他刚从南部旅行回来，在那里的一次公民权利的游行示威中，他被当众好揍一顿，这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家生命投人冒险的人。作为第一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他显然是最知名也许还是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但他决不是唯一的一个。他使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运动体现了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参加这一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圣诞节和夏季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其他时间人们通过信件、电话和两位全国性的领导人的校园访问来保持联系。由于它的一些成员也是那时很有实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活动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学里的重要政治家、编辑，所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尽管它在数量上还无足轻重，但还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就公民权利问题组织了有成效的干部会议。它成为不断发展的大学改革运动，特别是学生争取参与校园决策的斗争的一个真正讲坛。它也为学生和平运动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学生和平联合会的成立。 当时，我可能误解了民主改革运动，但是，我不会弄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道德至高无上的信条。这是60年代意识形态的主旨最为清楚的表达：力图让生活充满一种现世的精神和道德内容，赋予日常生活以个人意义和目的。 改革民主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都相信他们自己是新的历史的主体。学生作为黑人或作为一个新的阶级的他信条只不过是这一代人把自己与旧的劳工哲学区分开来，宣布自己有能力来命名那压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种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资料，后由海登写成的《休伦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个自由争论的轮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公正的问题。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后的一代，这一代不仅为自己拥有最优秀的头脑而骄傲，而且也宣称自己具有的主体性。 “参与民主”，为“人民”而奋斗以“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一目标明确地反映了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太年轻而又远离直接权力的学生无法担当民主改革的选举大任，但是他们痛骂那些现存的机构。这是一个用他们自己的机构来取代原有的控制机构制度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只是在取消现存政治权力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实际上已经和伊夫林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们从办公室下班回家，我从工会回来，我们会马上投入到关于劳工运动、公民权利、民主党和肯尼迪政府的长时间讨论中去。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政治团体，他们承认他们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寻找同盟军。海登试图从瓦尔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联合汽车工会（UAW）得到资助，于是他去了底特律与他会面。但是，尽管让学生组织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汉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鲍伯·罗斯（BOb R。88）和其他人并没有讨好工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相信劳工党和自由党的联合在美国的政治中是没有前途的。他们确实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属于过去的力量，应该被废除掉。通过妥协和寻求暂时的联盟，他们确实在寻找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来促使美国进入一个民主的乌托邦。第二章在这一意义上，《休伦港宣言》在延续美国民主政府的传统观念、个人主义伦理、社会公正和拒绝社会主义话语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过完全忽略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与旧有的左派决裂了。在白劳德伯爵（Earl Browder）于30年代提出“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之前，就有人尝试发明本土的激进话语。这里原来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或工人阶级统治，但是却有“参与民主”和米尔斯（MillS）、维伯伦（Thorstei Veblen）的传统；拒绝表述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带来这一切的并不单单是冷战，而是一种与激进的过去、宗派的争论、外国的亚文化和毫无结果的计划从根本上决裂的热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去并非令人反感，只是它与现在的目的毫无关系。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促成组织的团结——海登和他的朋友们明白这一点。 这一新左派的历史学家经常嘲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任何会议上都花一半的时间先讨论会议议程、确定争论的原则。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有时把这种奇怪的程式归咎于他们的缺乏经验或是缺乏切实可行的政治文化。这种批评误解了新左派的本质。用一个词来概括，新左派的本质就是“过程”。这表明一种宗教体验的回归和昨天红色政治之抽象概念的倒退。人们极其详尽地制定出个人的和程序问题，以此作为一种把个人的东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种凭感情而言是凭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创造一个社会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国性会议就是一种魔咒的放纵和泛滥。修辞的重复，程序的争论，道德对善、和平等的召唤都是建设社团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心理的政治体验。在将传统的政治相互影响变为人们所描述的“运动行为”当中，“过程”扮演着泻药的角色。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党走向分裂。 从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一名顾问，我与其他人一起被困禁在会议室内。这一工作实际上从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那时我的兴趣还不足以把我带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上来。我是被《休伦港宣言》的余辉卷入这些会议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杜波依斯俱乐部也向会议派来了一个观察员。他是个叫做马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伙子，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们认为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当一个善意的共产党人被允许旁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大会的消息传到工业民主同盟那里的时候，顿时一派哗然。会议（已经成了新左派传统的一部分了）期间，哈灵顿和其他委员严厉痛斥学生民主社会党领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由于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有过亲眼目睹共产党统治美国左派那种痛苦的经历，作为忠实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委员会的结论是共产党不只在各种问题上犯有错误，而且它在会议上的出现也不利于民主左派的重建。这不是一个政治差别的问题，而是一个民主和专制能否共存的问题。 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袖们干脆同意禁止共产党人参加以后的会议，这一事件就会平息下来，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决议允许他们参加进来。但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却选择了把整个事件当成新老左派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正面冲突之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寻找其他可能的渠道与劳工党和自由党进行接触。前工会组织者、当时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雷·布朗（Ray Brown）、我、还有其他几个人被邀请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主持研讨会，随时准备作他们的顾问。那时，我29岁，雷·布朗比我大一点。大部分学生已经进入研究生院或为自由组织和和平组织全职工作，年龄相差不过五到八岁，但却是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帮助他们是因为我们和他们都相信一个新的运动正在诞生，如果不摆脱过去的束缚，它就不会成功。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样，我相信共产党有些令人生厌，而且也相信反共产主义是50年代灾难的根源，劳工和进步运动由于在对待像苏联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的偏见已经严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赖特·密尔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维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样，相信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运动只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义的主张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不同情美国共产党和苏联，但是这一代人是从人所共知的麦卡锡时代那些政治压迫、知识审查的黑暗日子中诞生的。据信，美国共产党受到的迫害并不全是因为它同苏联的关系，还因为它在美国主要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在这一意义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为一支“反对”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坚持冷战应对民众参与民主的机会遭到破坏负责，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种表面现象，是将美国人的梦想归纳为一致性仪式的一种隐喻。在对一种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对麦卡锡时代恐怖政策所寻求的政治补偿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是不得已才为共产党的权利辩护，它也明白，共产党本身对民主制度并无威胁，因为这个党还很弱小，事实上，为了生存，它还不得不维护这些制度。 但是，新的运动注定要拒绝以前人为榜样，它既不选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路来作为其创始人在麦卡锡时代投降之后从道德上进行补偿的历史替代物，也不选择30年代梦幻破灭了的激进知识分子所走的冷战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后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表达。他们的思想主要指向恢复业已衰退了的美国民主制度。更确切地讲，是建立人人参与的新制度以取代现存的官僚机构。问题是如何利用已经存在于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颠覆因素。对于新左派来讲，如果不是否定的话，谈及苏联遗产的问题就毫无意义；旧左派的各种团体对实际上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特点偏执地坚持被认为是左派在美国生活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新左派非常关注种族问题、第三世界革命问题，把公民权利和独立运动与恢复民主联系起来，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将有助于重建中产阶级的道德。 多数新左派都对一种集体遗忘症负有罪责，他们拒绝这样的思想：历史知识和生活传统能够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认为行动和体验高于历史和记忆。在这一方面，他们有一个广泛传播的信条：“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他们还认为老人们很自然地会以某种方式被记忆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所困，是应该被埋葬的一代人。类似这样的观点只能给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仅仅如此，还有一种被萨特称之为“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执的恐惧。换言之，承认行动的极限就是对失败的追求。毫无疑问，这一谬论产生了一系列的灾难。不走运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有一个经济研究和行动计划（ERAP），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去干涉黑人贫民区和白人底层聚居区的活动，这产生了很强的宣传效应，但对居民们却没有任何的好处。1963年，海登和卡尔·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战略性的文件《迈向穷人的多种族运动》。 在这份文件里，通过将学生和其他中产阶级类型的研究和组织技能与穷人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需要和要求结合起来，他们为一个多种族的联盟进行辩护。作者相信穷人这一“阶级”是不同于工人阶级的。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诸实践，从而使经济研究和和平计划进入了纽瓦克、巴尔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学生运动也进行了没有多少种族色彩但同样鼓舞人心的努力，他们在黑人孩子中实行扫盲计划，援助1964—1965年冬天哈莱姆地区的罢工。但是，文件中没有说明的概念是：白人只有通过帮助黑人获得自由才能够有所补偿。这一责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国传统的废奴主义概念一样不再新鲜。 社团组织、选民登记（主要由南部黑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j组织）和教育计划向自由党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发起挑战，从而为广大参与者提供参与的便利。学生激进分子为改善居住条件、工作和收入状况而斗争，反对酗酒和吸毒，矛头直指自由民主专制的一面。 这些计划大多在数年间便告终止了，但它们却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教训。拿纽瓦克计划来说，在帮助实施经济研究和和平计划的时候，我扮演了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纽约抗租罢工得到发展，我出任纽瓦克的克林顿·希尔睦邻委员会的副主席，一直干到1963年。这是一个以保留社区多种族特色、提高生活条件为宗旨的组织。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该委员会成功地抵制了联邦负责的城区重建计划，从此声名鹊起。联邦城区重建计划是由多个公司和自由党人操纵的计划，是政府改进陈旧的老城区的关键步骤。虽然该委员会在这一变化迅速的城市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减缓人口迁移的进程，但是，我们正在抵制的人口和经济的力量十分强大，难以阻挡。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决定向校外组织作出承诺的时候，在许多人当中，他们找到了我，咨询应该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员会邀请了他们协助工作；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无意安排的结合。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组自称为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并在该城市的南华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学生组织与委员会之间很快便产生了冲突。委员会把很多有兴趣以实施准则和其他方式保留邻居关系和财产价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视为自己的成员，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把这些对象看成既有限又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因而与委员会分裂，逐渐将其所称的辖区移到希尔下区，那里的人们更贫穷，房屋更破烂不堪。在那儿，他们不仅划定了一块地盘，而且还分清了与委员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他们认为贫穷的人和工人阶级的居民经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阶级的居民希望邻居更安全，学校更好，街道更清洁，路灯更亮。而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地区生活，儿女缺吃少穿，靠领取社会救济金过活的穷人则需要政治权利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因而，对于这些绝望的选民来说，更适合他们的形式是联合会而不是委员会。委员会在选区政治中陷入困境的时候，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则因为大多数来自下层的成员没有进行投票登记而主张直接行动。这不是一个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团结最多数居民的问题（这是委员会的政策），而是一个弄清穷人与富人、人民与国家之间差异的问题。后来，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被迫为它在选区政治中获得的利益进行辩护，围绕着候选人和议程的具体问题，他们达成了传统的联盟。但是，这一组织在单一问题联合基础之外就社区组织的新政治进行了阐释。一个联合会不再包含贸易或艺术的内容，而是一个社团，一个大众从分离达成融合的场所。 不论从宗派主义还是政治渊源来讲，这一革新都是惊人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义倾向和个人的权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经成为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的领导人。但是，真正使这一组织有意义的却是它创造性地融合了传统的象征（如“社团”和“联合会”），承认穷人自我表现的需要。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一代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为后人向流行的再规模式进行挑战提供了榜样。在美国政治中对新左派进行阐释的并不是他们建立的组织，而是对民主和集中对立统一的结构，对利益和社团对立统一的结构，对选举和参与对立统一的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为60年代后期多层次的运动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空间。 这是一代人的运动，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或具体利益、具体问题的运动。这是由他们父辈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战后流向郊区的移民和职业社团邻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儿，幸福成为经济安全和最大量消费的同义词。作为一种反应，新的一代试图创造多种不同的政治，试图创造一个乌托邦社区；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新的政治是这种公有社会冲动的产物。一些人在南部乡间的贫民区里寻找这种社区，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区里寻找。一个小的但是重要的群体在中心城市里建立了一种反文化：东村的艺术，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和佛蒙特的农业，明尼苏达和纽约州的手工业。这些先锋派运动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迹，但是，他们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注定会被对手所吸收。因此对自由社会的批评便采用了这一运动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间里寻找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在自给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基础上，保持一种互补的经济。 也许会有人反对说公有社会的运动是天真的，它们的成功，大的方面讲，取决于美国长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讲，取决于越战产生的经济膨胀。确实，“参与民主”的观念、理想社会的观念、反文化的观念是过于武断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也是过于具体的。但是，将其特征归结为阶级根源，或者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作为自我陶醉或更坏的东西而一笔勾销，实际上就是从社会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事物。 在60年代确实有两种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从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组织传统的选民的人。第二类是文化的激进主义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尤为重要的摇滚乐手及他们的听众。对他们来讲，性爱革命是一种政治运动。辨别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即使它们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们之间也还存在着相互明显的敌意。文化激进分子认为，国家及其机构内部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自由，是与众不同的自由，从政治方面讲是脱离政府的自由。这一信条并不妨碍他们的政治行动，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园和其他地方进行吸烟聚会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动，这些公开的违法行为明显表现出他们蔑视一切的态度；在下东区、旧金山的黑什伯里和其他城市搞建筑艺术和文化社团；在咖啡馆朗诵诗和故事；新的衣着方式，新的性标准，以及暗中传递毒品的音乐会等等。 像“性、毒品和摇滚乐”这样的口号没有能够遍及60年代社会现实的很多阶层，经济的反传统文化群体，村落和各类其他社区最终屈服于人际间的争吵、外部的经济压力，或政府机构的挑拨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都无关紧要。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的不是这一代人那种误把人数增加当作是政治权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赋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这些越轨的行为只不过是历史遗忘症的表面现象。美国的过去和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样神秘，在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也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一样重。区别在于美国人普遍认为，只有那些光荣的部分才构成他们的传统，是美国人就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因此，新左派在双重意义上是美国式的：它试图为今天创造一个新的过去，而不是追寻真正的过去。它用一种尼采的方式宣称他们的愿望终获实现，并有无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来。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迹，从根本上不同于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法国，“一切力量在于想像”的口号代替了所有的传统关怀。 当时，学生和青年运动的很多老朋友都惊讶于新活跃分子的傲慢与自大。我们把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界线的忽略归于他们的缺乏经验、傲慢和妄自尊大。当然，这些大多是准确的。海登对批评无动于衷；卡尔·惠特曼，这个真正发起纽瓦克计划的人，其说教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样为他们的组织无所不能这样的幻觉所困扰。这些因素都是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团体，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自由之声和反战活跃分子，以及北方学生运动之中产生反对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为他们带来了成绩。1965年4月，华盛顿爆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反对越战而举行的宏大示威游行。但是，该组织没有针对这一事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人士和激进分子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而像马斯特、斯陶顿·林德（Stoaushton Lynd）、杰利·鲁宾（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为四月游行和壮大的反战队伍进行联络工作。令人震惊的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仍然相信他们的未来有赖于在穷人和边缘团体中间建立地方组织。这一观点的主要传播者是海登，此人后来成为有名的反战活跃分子。 1964年，维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办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从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麦迪逊带到了纽约。杂志是由学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导下发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学的历史教授；现在人们广泛认为是他领导了美国历史文学创作派，也被人称为修正主义派。威廉斯与瓦尔特·米尔斯一起公开敦促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跃分子同一切传统激进主义方式决裂，特别是同把神圣的历史权力赋予工人阶级的那些信条决裂。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于美国左派的命运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50年代后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学生。他们当中有些是来自年轻的共产党国家的难民，像维因斯坦、戴维·易金斯（Dave Eakins）、马提·斯克拉（MarlySklar）、麦克尔·雷伯维茨（Michael Leibowitz）和罗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轻历史学家，很多人还太过年轻，不能够胜任领导50年代业已组织起来的左派。但是，他们同情激进的政治家。总的来说，这可能是那个时期所有美国大学中拥有最多有才华、有头脑的追随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为一个新的左派的发展提供知识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个议题在新的年代一到来的时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尔斯的《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作为这一知识分子先锋组织在《休伦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尔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美国新左派的信条：放弃劳工哲学；不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陷入涉及苏联、中国或者任何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争论；重新发掘美国传统，特别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承诺以及平等和团结，反对大公司在美国生活所有方面的统治；支持国外的民主自由运动，但不支持任何具体形式的政府——这些只是简要的指导性原则，它们成为《左派研究》的纲领。 这一项目历时七年，以提纲挈领的方法对美国历史和现代政治进行的一次具体的考察。维因斯坦担任领导，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他几乎为杂志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钱，另外也因为他对威廉斯和米尔斯起草和制定的主要原则最忠诚。在他所研究的美国社会主义历史的领域里，他采用了这些思想来研究历史上团结的和分裂的左派：选举与直接行动，苏联的问题，阶级与区域政治，民主党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改革斗争，群众党与先锋党。虽然他以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也许正因为此，他发现左派右派对戴伯斯党的背叛导致了美国左派的失败。态度坚决地抨击战前老一辈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确实，从一开始，《左派研究》就试图在美国重建一个多倾向的社会主义团体，以便能够成功地争取到选区席位，为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业以及公民权利和其他社会运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语境中，美国左派分裂为两派。一派想恢复列宁主义，使列宁主义人道化；而另一派则认为社会主义过时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来取代它。威廉斯一米尔斯一线因斯坦的立场似乎是一个严肃而又站得住脚的选择。 在最早的几期里，斯克拉写了一些关于威尔逊时代的精彩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义的根源。斯克拉认为作为对公司经济活动的规范，这些改革表达的决不是大众对资本的权力，相反，它是国家和大企业重新结合的信号。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由国家操纵的州际贸易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是竞争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领域垄断进程的手段，其结果不会出现更多的大众权力，相反，只会更少。 威廉斯、科尔克（Gabriel Kolko）和维因斯坦等作家合写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国家》（1966）发展了斯克拉社会福利政策的观点，形成了美国20世纪的新观念。“共同自由主义”可能成为6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信条。此外，20世纪的平民党、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团体不是有意无意地被当成客观的社团主义者就是被斥之为受到严重误导，拒绝明确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代替社团政治。通过显示社团本身也需要改革——虽然这一点已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夸张——新左派历史学家还希望说明人民阵线政治毫无意义，而共产主义者却根据这种政治认为民主党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切实可行的政治舞台。因为，举例说，如果新政只是脱离轨道的极端主义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么，30年代共产党的成功无疑是社团自由主义的左的面孔。斯克拉和威廉斯为传统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战摧毁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受到了来自斯大林主义的致命伤害之前，共产党一直是一支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的、强有力的力量。他们认为就算可以无视共产主义对工业联盟的贡献，那么不管工业联盟是否从工人的观点中获益，它都与社会主义的观点毫不相干。《左派研究》并没有走得很远，并没有对劳工哲学进行抨击，因为它的大多数编辑仍然相信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但是，尽管它们经常罢工，经常与个别雇主发生纠纷，它确实认为美国工会是社团自由组织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对手。 在维因斯坦到东部去了以后，因为大部分的编辑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里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克桑达尔（Lee Baxandall）以及海伦·克莱莫（Helen Kramer）开始寻找新的编辑。在他们到达后没多久，《左派研究》组织了一个欢迎会，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后期，当我还是纽约一个中学活动组织者的时候就认识维因斯坦了。我是立足于东北地区的石油、化工和汽车工人的国际代表。他邀请我加入《左派研究》编委会，我答应了。在那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编委会的活跃分子。吉恩·基诺维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编委会；同年，美国作家诺姆·伏鲁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们的聘请，他在英格兰居住时曾是《新左派评论》的编委。此外还有作家兼批评家、伏鲁西特的大学朋友阿兰·楚兹（Alan Cheuse）。此时的海登呆在纽瓦克，历史学家林德则刚刚离开了耶鲁大学。第三章编委会从一开始就因思想路线的不同而有了内部的分裂。看到一个由知识分子和活跃分子组成的组织出现了分裂是会感到有些离谱，但是ig65年以后的每一次会议都反映了这一组织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类似的争端。最主要的问题是60年代新的社会运动和团体有多么重要，他们应该如何对待。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几乎不掩示自己对学生、反传统文化群体和公民权利组织的轻视。充其量不过居高；闲下地对他们作出一到和蔼可亲的姿态。其主要任务是针对当时的重要政治斗争提供不间断的社会主义分析，用武断而又尖锐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美国的过去进行评估。在刊物的政治态度方面，我基本上与维因斯坦站在一起，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必定会否定垄断资本主义，刊物应该用具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代替美国的激进主义。同时，作为各种新运动的参与者，我担心基诺维斯的老左派主义会摧毁刊物对各派创新精神能够很快接受的特点。不幸的是，与在美国左派问题上的很多其他争论一样，这些争论太过经常地形成对立：不是新的社会运动，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虽然有人尖锐地批评仅左派的立场）。 最后，大家都同意对各种组织以新闻报道和调查的形式进行批评。我为《左派研究》撰写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关于劳工运动和社团组织的，是从社团自由主题的角度写的。其观点总是向改革派清楚地显示没有采纳日晚的社会主义或反垄断观点的激进组织和社团的本质。经常得到伏鲁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认为运动就是一切。虽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个托派分子，出身于一个有名的左翼学者家庭，但他深受马斯特激进的反战主义观点影响。由于历史学家们奇怪地低估了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领导的组织的重要性，所以，对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动进行回顾还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里，马斯特是卫斯理教派一个传播社会福音的牧师，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美国劳工党。这一组织在1934年托勒多那场著名的汽车工人罢工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那场罢工是为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的三场斗争中的一场。在一次尝试问托派分子进行合并的灾难性的惨痛经历之后，马斯特向着宗教左派的立场后退了半步。从30年代后期到1968年逝世，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和平主义组织，最有名的是和解联谊会（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战争抵制者联盟（WarResisters League）、种族平等联合会（CORE）。一战期间，地劝告一些应征入伍者从良心上反对战争。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成为和平运动中反战派的继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帮助明确了核裁军运动的目标并抵制征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为制定反战联盟的无例外原则而奋斗，以使共产党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进派都能同独立的左派、自由党，甚至是社会民主党一起战斗。在这一原则下，将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到了50年代，马斯特成了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时他还是有卓越才干的激进分子的组织者。他的观点问共产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根本的冲突。虽然化尊重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进步的立法议员们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导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将其作为实现社会变革最好最道德的对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义在美国最杰出的倡导者；但同时他又实行一种独特的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用以领导美国激进的现实政治斗争。表面上看，马斯特实行或建设实行一种不确定的组织方式，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干预，包括和平、公民权利运动、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诸多方面。他以个人的声望与正在发展壮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关系。他平静而坚定的谈话方式，他在政治上明显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轻的人，特别是正在寻求社会自由党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进分子。他在50年代业已衰竭的左派主义中发出一种不同的声音。对他来说，直接行动不仅是达到具体目的的激动人心的策略，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边，你就正担负着见证人类不平等，见证创造一个理想社会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经超过建立一个可以共享的公共设施，打破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林德就深受马斯特的影响，我也一样。 马斯特自己有其隐含的理论，认为学生／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员是一种历史的力量。虽然工人阶级已经显示了在经济公平和社会和谐方面的热情，但是，马斯特仍然在寻找另一些愿意为拯救人性献身的人，愿意为唤起人们注意社会不公平、发动改革而奋斗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随者——中产阶级——的力量。这些追随者中，有些成为公众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志大多仍然默默无闻，他们是职业的政党工作人员，极富创造性，愿意为了理想长时间工作，同时可以只拿很低的薪水。 马斯特死的时候，他的合作者分裂为不同的思想倾向。“走向和平”组织的鲍伯·吉尔摩（Bob Gilmore）顽固地滑向和平运动的右翼，变得越来越反共，在风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为这一组织的主流。贝雅·拉斯丁在与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组织了华盛顿大游行、独立组织了纽约激进分子群体之后，成为菲利浦·兰道夫协会（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协会走向黑人自由运动中好战派的对立面。拉斯丁总是徘徊于激进的反战主义和对联合阵线（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极端的忠诚之间。最后，他与工人联合会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阵营里，在60年代民主解放运动觉醒的时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义信仰。作为主要的和平主义活动分子，他超越了马斯特；但是，他缺乏后者的权威和妥协的才能，同时也缺乏使一个组织保持思想灵活的必要素质。 我第一次遇到马斯特是在1963年，那时我任矿工委员会的主席，正在寻找名人为我们捍卫肯德基矿工权益的努力助阵。涨时，矿工们正被控以阴谋罪接受审判；他们未经许可便发动了罢工反对公司以及他们自己腐败的工会。马斯特当时在一些宗教圈子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帮助我们联络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长、民主党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此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环脾气的治斗士。但是，直到反战运动早期的那些日子，我才逐渐认识了马斯特。我们坐在一起，协调委员会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员会开始得到发展壮大，随后就爆发了勇敢的、纪律严明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华盛顿大游行。我们都住在上西区，是邻居，因此我经常在会后驱车到他西90号公寓的家。我了解到，大众心目中那个神圣的、性情有些暴躁的斗上形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马斯特是一个战略思想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绝对他相信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是大众激进运动的关键。他要求我也相信这一点。 后来，我成了和平劳工网络的一分子。那时，六十五区的锡格·伦斯（Sid Lens）、托尼·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卫·利文斯顿（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联工人联合会的高尔曼（Pat Gorman）、服装工人联合会的弗兰克·罗森布鲁姆（Frank Rosenblum）．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伊米尔·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资助下进行网络的组织工作。马住其是石油化学工人联合会的常委之一，很显然，他也是反战运动中劳工党最有才能的群众活动组织者。当时，我对他的谨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过批评，但是他能够听得进各方意见。鉴于美国工人长期以来的反共情绪以及他们认为战争工作会消灭失业现象的态度，鉴于乔治·米尼（GorgeMeany）对任何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公开表示敌意，马佐其因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当然，我早就退出了，因为1966年之前，在工会内外的反战活动中，我已经变成了公众人物了。 在马斯特的影响下，1965年8月，林德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会议，其目的是为了给许多正想发动穷人、学生和黑人的新团体提供一个论坛。《无人代表者的议会》，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旨在抗议有代表参与的政府的虚伪，宣称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动而不是传统的政治参与。该书促成了新反战运动第一个全国性协调委员会的建立。这是一个由我和杰利·鲁宾、弗兰克·艾姆普斯帕克（Frank Emp。pah）领导的委员会。 林德和海登与旧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于具体问题，而是在于后者依赖政府行动、立法方法以及机构组织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进分子一样，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新型的社会文化关系，而不是重组经济所有制原则。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早期的政治经济权利下放、创建非官僚形式、“让人民决定”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以及用“社团”代替“社会”报p遵循托尼斯对于这两个词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导者，政府应该被视为一个为争取社团、和平以及有关“人民”的其他问题而奋斗的场所，而不是一个达成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过，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废除政府的权力。 尽管林德那种缓慢的道德说教式的西海岸话语有的时候让纽约人觉得无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编委会的内部分歧并不是因为成员的性格各异，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分歧。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的确是因政见不同而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是，他们仍然分别是彻头彻尾的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者。而海登和林德则对“运动”这一概念有着极深的宗教式信仰，他们争论说《左派研究》应该报道正在出现的社会运动中的活动；这一论点得到了其他委员会成员的赞同。论辩的中心议题是杂志究竟有没有权力和责任去批评这些运动。海登尤为坚持，认为外面的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们在当代政治话语里的中心地位，并置身于普遍的解放运动。 这涉及到杂志作用的中心议题。这些年以来，《左滋研究》也许是数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响以及拥有最多读者的一种刊物。虽然发行量并不是很大，但它所刊发的文章却广为人们所讨论。它的编辑都是运动中全国知名的人物。它的观念被认为是最前卫的。维因斯坦、基诺维斯，还有我都把这本杂志看作是一个公认的新社会主义党派的理论喉舌，这一新党派将在运动的主要活动分子中逐渐获取领导权。放弃了旧有的左派组织在我们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组织一个大众的社会主义党的希望。这个大众社会主义党可以推选自己政府部门的候选人，担当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并最终在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中建立影响。海登、林德和伏鲁什特认为，这些与现实太过脱节。他们及新的激进的一代并不想把自己局限于主流政治这个圈子里。相反，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方式，通过行动去证实他们的社会存在和个人存在，去建立一个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制基础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从这些论战中，你可以看到导致运动在60年代后期走向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维因斯坦认为，没有政治方式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经常是精确的批评却没能应对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论点。在他们看来，要建立运动，必须为好多议题而奋斗；这并不意味着想要去改变现存的社会，而只是想提供另一种可能性。维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旧左派明显错误的经济决定一切的论调；海登和林德则对政治本身发起了挑战，认为政治作为一种控制的形式，其压迫性远甚于经济剥削。 我们这些委员会里的社会主义者也没能驳倒新激进主义的第二条原则：对个人绝对控制权的渴望；个人的权力已经被代表制的政府、工会官僚和非个人的大机构系统地剥夺。新左派意欲将权力重新还给个人（这一提法同通常会混为一谈的“还权于民”不同，后者是黑人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口号，其中个人利益是附属于集体利益的）。在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后来的吉尔斯·德鲁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责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导一种微观自由政治来对抗维因斯坦、基诺维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观政治。 维因斯坦最终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强化了诸如阶级斗争、社团又由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马斯特的妥协立场的，他对萌芽于个体性的、精神恢复的和爱的运动更感兴趣，此时的他对从理性主义的概念，即联盟、联合及政党集团发展而来的政治策略不感兴趣。革命将重塑我们的人性、让我们回归自己，并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重建我们的“人种’L运动必须以尊重其主体尊严为基础、否则它就将不可避免地倒退回传统的利益团体政治里。激发这种理论的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义左的传统，而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林德后来同爱丽斯·林德合写了一本书《等级和档案》，他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在这本书中，工人们自己站出来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奋斗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编委会内部的分歧日益扩大。当林德、海登和伏鲁西特知道已无法控制维因斯坦的立场时，他们最终还是辞职了。维因斯坦随后于1967年解散了杂志并迁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后，在那里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即现在的《社会主义评论》），这是一份寻求一个新政党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维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组织了新美国运动（NAM）。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包含了公有社会和传统激进政治的原则。从一开始，新美国运动就更接近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而不是议会政治的思想。它有一个相对保守的对手。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是由哈灵顿、豪和其他人于同一年建立的。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反倒比维因斯坦自己的组织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一样，林德和海登也是严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运动首先必须是一场美国的运动。这种左的孤立主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全球美国垄断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如尊重。他们都想在美国传统之上建立运动；问题是。他们发现的传统是相互对立的。林德推崇梭罗，而海登在密歇根写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莱特·米尔斯的。虽然维因斯坦从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一书中受益良多，并一直饶有兴趣地追读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基诺维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经改造过的意大利派的列宁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信仰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推崇葛兰西（Gramsci）；但是，他也对建立一个有朝一日可以对执政府权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感兴趣。1964年，当他还是拉特各斯大学资历不深的历史教按时，就宣称他看好越南的全国解放阵线，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然而，在60年代以后，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跃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看不破激进运动两派日益扩大的分歧，最终倾向于当时流行的反知识主义潮流，我们则变得日益以对理论的需求来解释一切。对海登来说，理论贬低了具体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所称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也不甚了了。维因斯坦几乎算不上一个理论家；基诺维斯关于理论话语的观念又太过传统，不足以让对手严肃对待。事实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家都是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不过，杂志也的确刊登过真正理论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有两篇文章是关于作为新社会斗争形式的社区联盟的，它们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哈罗德·克鲁兹（Harold Cruse）对共产党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虽然片面但却精彩的历史性的批评。马丁·斯克拉尽管已不再参与杂志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几篇文章中仍然从历史的角度成功地阐述了社团自由主义。 在最初的几年里，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内的几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渐卷入了一场重要而局部的运动——反战斗争。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战争的逐步升级，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注意。随着1968年大选的来临和。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海登、秋林格、鲁宾和阿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战领袖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那个夏天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的选举。民主党的许多人并不在乎实际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议深深地动摇了民主党之后，有些人确实被选举政治所吸引。但是，运动的组织者多数是马斯特的学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老领袖如雷尼·戴维斯（Rennie Davis），文化激进分子如霍夫曼，他们仍然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抗议和对抗将清算我们文化中的罪恶：反战运动是一个表达大众意愿、揭露选举代表制的虚伪、发动人们起来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机会。只有少数人把运动作为改变国内权力关系，建立一个新的反帝联盟的手段。 那时，战争被广泛认为是我们的文明堕落的表现，是和资产阶级理性与科技理性一样无用的表现。反战示威，直接冲突，是一种补偿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芝加哥与警察进行搏斗的时候，年轻的运动也在走向分裂。此时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是一个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在全国拥有数万成员，但也受到宗派争吵的困扰。争吵是从1967年一个毛主义派别进步工人党的加入运动开始的。进步工人党组成于1960年，是晚近从共产党派生出来的一个组织，它的产生部分是因为中苏分裂的结果，部分是因为持不同政见的人认为共产党是毫无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进步工人党发现学生运动远不是中上层阶级子弟的娱乐，对其进行政治介入确实是有价值的。进步工人党使一贯质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成员们第一次不得不宣布他们的政治不只是把模糊的民主激进主义和强烈的反战立场进行一般地结合。进步工人党推出了他们精心设计的马列主义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它从未准备背离自己的组织而加入当时还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组织。因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们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驾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学生活动分子已经毕业，加入了反战行列、工会、社团组织、学术研究，或者进入了自由主义的主流政治和职业。原有的新左派主义者大多已经进入了媒体。那时，不得不站起来回敬进步工人党的是全新的一代领导人。有一段时间，他们试图重新阐释上一代领导人留下的不够明确的思想理论：青年是一个阶级，是历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锋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早期的领导人从不认为他们那一代人是“先锋队”或“历史的主宰”。对他们而言，历史的主宰是“人民”——穷人、黑人——简单地说，是英和反国家的立场进行辩论外，他们不愿意更进一步。他们的后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思想的斗争，只能面对坚定而又有能力的进步工人党。此外，在要组织政治上的反对党的形势下，谁都不能否认毛主义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成就有着明显不同的毛主义对女权主义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黑人走向激进。它还成了那些放弃改良主义却又无法认同苏联的多数激进分子的庇护所。 类似“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这种论辩，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为人所知是因为这次讨论是公开的，有着直接的组织影响力，并且，发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里。从1965年以来为反战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入党现在向它挑战，指责它以最低要求的口号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而把广泛的思想政治问题留给了（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列宁主义先锋队——这是一种对欧洲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意无意的直接反对。其他组织也这样干涉。到了60年代末，整个独立的左派都在争论是否把不同的组织转变成一种党的前期形式，如果转变的话，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对应于激进运动的较大的分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成四个主要的派别。第四章第一种倾向是革命青年组织，它马上一分为二。第一个派别后来变质为“他下气象”、“草原之火”等组织。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处于革命前的形势下，按照旧有的观念，争取政治权力的武装斗争即将爆发。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见的力量是受压迫的黑人大众和被忽视的反传统青年。这一联盟坚持以示范性的暴力行动来反对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将最终摧毁现有制度。现在，批评家们经常认为“地下气象”组织是虚无的、幼稚的和不负责任的、偏执妄想的。某些低级刊物还因其性试验、精英主义和滑稽可笑的行为指责它们。但是，他们会感到，“地下气象”的成员是他们整个这一代人共产主义无政府冲动的延伸。他们误读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团体一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政府和大企业中被压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预言法西斯主义会随时出现。结果，他们从事冒险的、象征式的暴力行为，以表明现有制度的脆弱，显示他们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有时是田园诗般的行为与重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理想是完全脱节的：假如一个人接受了多元主义只是权威的另一种形式这样的前提，那么这些来自明显封闭的自由主义话语世界的“行为批评”还是有情可原的。 对现存世界的总体批评需要对全体人口进行广泛的调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这样的例子。“地下气象”的悲剧在本质上并不是由它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国完全错误地等同于上述国家所造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它们怎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一个错误。部分原因就在于社团建设的性质。像其他社团一样，它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话语，加强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种“家庭式”的表达。正像每一个家庭都会产生一套行为准则、价值、习惯，“地下气象”组织的人也坚持它的成员必需接受加入组织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组织的时候必需的严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严格的对组织的忠诚高于一切的制度。组织有效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现实，以适应它对现实的介入方式。“地下气象”组织继承了新左派的傲慢与自大，并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唯我论的形式。他们的感情、观念和思想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表现的。他们变成了在学校、在街道等待着指导把他们送入战斗行列的广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气象先锋队——的论坛。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义者，都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注定不能够为历史作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他们已经被人利用了。地下气象派的暴力最为激烈地表现在语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动如银行爆炸上。这些青年被一种深厚的正义感所驱使。后来，他们又被明目张胆的取代主义鼓动起来。群众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导师，而地下气象家族也不得不对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觉醒。 革命青年组织的另一个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强调工人阶级和黑人，而不是青年，应该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副主席卡尔·戴维森（Carl Davidson）、麦克尔·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鲍伯·埃维肯（Bob Avakian）的领导下，这一组织痛斥新左派的美国观，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就是说，采取与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党对立的态度。党的组织形式也遵循相应的路线。这是对早期新左派的彻底反驳，是进步工人党的镜像。组织里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动声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为是的风格。有一段时间，我们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电影，但像所有的重放电影一样，它已经失去了原始的语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业已存在的主流派作为第二个倾向逐渐回到了左派自由主义政治，虽然当初他们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这些人是社团的组织者：麦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后来组织了“麻省公平负担协会”；保罗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们建立了中西部学院，训练社团和“公民行动”的组织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动联络会的领袖，后来建立了争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协商会；当然还有海登本人。 历史地看，这一群体在人民阵线的意义上讲是老左派。他们的任务是把像环保主义分子、工人阶级的外围组织这样的新选民带入工人自由党的联合中，并为民族政治议程带来新的议题。后来有一个为安全、干净、廉价的能源而奋斗的议题成为70年代布斯领导下的联合政治的中心议题。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可能是这一主流倾向的典范形式。它联合了“能源和利用”组织、工会和公民团体，开展了反对大公司运动，反对那些应该为提倡和制造核能负责、为提高石油和电力价格向立法委员施加压力的大型公用设施部门。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是新的公民组织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的基本榜样。除了反对大公司这一点，新公民团体大多拒绝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近几年，公民行动联络和联合组织已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名义重新加入了当地的民主党政治，对扭年代和40年代的进步政治在原有指导思想方面进行了重新改造。但是，从一开始，选举政治就附属于超国会的立法机关和街道活动。虽然60年代涌现出很多主流的东西，但是它们把这一些统统抛在身后，而在民主党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种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须向是新女权主义组织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谈及。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和反对男性新左派性别主义中形成的极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组织和各种各样的反传统文化群体都有一个基本看法：对一个男性领导者来说，女性是油印员，冲咖啡、做饭的人和床上伴侣。在早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虽然女性在成员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忆不出任何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当运动进入社团组织或群众反战活动时，女性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担任负责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经有过的话，她们也很少被当作领导。至于社会反应方面，我记得有几个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组织白人母亲从事社会救济工作的凯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贝蒂·加曼（BettyGarman）；纽瓦克的吉尔·汉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确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领袖。但是，我也同样确信，她们受到了大量的辱骂，人格也受到过侮辱。在《左派研究》编委中，在主要的反战联盟中，在反传统的文化团体中，我们只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权主义运动远非一代人的特征；它代表着、发动着、体现着女性本身作为一个大的性别团体的利益。 第四个倾向虽然规模很小，但并非不重要。有这一倾向的团体保持着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会的目标和美国社会的民主革新。杰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鲁斯（Bruce）、凯西·布朗（Kathy Brown）、保罗·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兹·易文（Liz Ew。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作家和公共活动家。在思想方向上，他们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确实是反政府主义者和反官僚主义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这一倾向。对于我们来说，新左派的两个悲剧是列宁主义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义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回到了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罗莎·卢森堡（Rusa Luxemburg）、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及后来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在新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摒弃了无效的政党政治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努力保留工人委员会的反议会、或至少超议会的观念。我们赞扬削平代后创意大利未经工会允许的突然罢工，我们从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灵感。 这一倾向并不是一次运动，但很多新刊物都有着同样的观点。一些地方组织的活动都是通过它们得到启示的。最终，这种新马克思主义激发了其在大学里的复活。这种倾向虽然逐渐消失，但是今天它作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在激进分子中仍然在广泛的活动范围内保留了下来。 60年代，我退出了工会，决定与我过去的职业政治生涯告别。1966年，我被指控“在劳工运动中领导了共产主义反战的阴谋活动”，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于是，我在新左派组织中的正式活动便结束了。出于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学和原子能行业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对右翼的压力作出了反应，把我派往加勒比执行一项组织任务，这样便避免了不得不开除我的局面。最后，我向组织清了假以撰写《虚假的承诺》一书。而后来，我回大陆旅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尼克松（Russ Nixon）建议我去看一看纽约反贫穷组织的人们。接着，我接到了前工会人士、机械师、就业部的部长助理鲍伯·什拉克（BObSchrank）的雇请，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厌倦了旅行和汽车旅馆，厌倦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虽然对我来讲，工会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部分，但劳工领导人的生活已不再属于我了。 作了一年的计划开发者之后，我成了下东区就业计划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社区活动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员，我又打发了随后两年的时光。党派或工会组织陶醉于激进派的道路，我选择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条道路。作为公民的行动，下东区不能够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组织，其大多数活动已经在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中组织起来。当我们为抵制戴维·洛克菲勒在曼哈顿下区建设高速公路而展开斗争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在贫民区开展合作公寓运动并在60年代末的一个炎热的金季里与警察搏斗的时候；当我们向城市当局和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为年轻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奔走的时候，所有活动以当地的意大利人为同盟军，以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波多黎各人为基础的。组织者是从分散于社区各处多个社会机构中招募来的。这是社区活动的黄金时代，我们通过为尼克松设计穷人收入保障计划以取代约翰逊漫天边际的反贫穷运动，促使莫尼汉（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会混乱和下层社会组织问题发表了讲话。 莫尼汉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误解》提到了1970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的一个专题小组讨论会，我和哈灵顿都参加了那个关于反贫穷计划的价值的讨论。我有些随意地提到该计划最好的特点是聘用了很好的组织者，而莫尼汉就此作为证据，认为计划被无可救药地引入了歧途。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各种以穷人的需要为指归的计划是整个60年代最有趣的特点之一。这些计划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活动（自经济危机以来第一个救济金权益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支持，使城区复兴计划没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培养出了一代组织人才。他们通过工人农民的斗争以及公共事业领域尚未完成的组织，与公民权利、反战和学生运动中的组织者一起，几乎重新恢复了工人组织的活力。 这些社团组织者之所以不选择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反对自我治理的社会的权力主义意识形态，毛派和托派的立场给他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宁本人创立的列宁主义又不适用于我们社团的建设。我们相信，美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国际主义的，尤其应该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斗争考虑过来；但是我们更相信，它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美国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正置身于最活跃的反战派的行列，对孤立主义的人民党主义的危害性有着充分的了解，因此，试图重温美国共产党历史恶梦的危险更让我们心有余悸。 “新共产主义者”侵入工厂组建工人先锋队，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没有成功，虽然从逻辑上讲，他们也时有收获。他们制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精心制定了击败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党在革命到来的时候会像1919年一样背叛工人阶级。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为了象征性地消灭敌人，他们使用着暴力的语言。 各种托派团体相比较而言就相当理性，他们拒绝用暴力行事，并不预言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但他们既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也强调先锋队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会工作更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支持卡车司机国际工人兄弟会、钢铁工人和电信工人联合会中最进步的普通工人暴动，并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义的背景。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改革斗争中反对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好斗分子，而对于这些人，诚实的契约和民主的工会是一种限制；而那也可能成为这种“打入内部论”本身的限制。 70年代，左派的一个重要派别“消失”了，成为与之相近的激进主义，包括为反对核武器及其控制机构的斗争，女权主义为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斗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主的各类学科中确立了地位的学术研究。经常地，我们会失掉作为激进派的特征，这种特征并不是由宗派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后存在下来的数个社会主义派别所构成。很多激进分子都感到民族运动爆发的时机已经过去，左派也没有机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思想倾向；它已变成了仍然回响在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中的一种亚文化，一种美国生活，但在别处，它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拥护者。 60年代后期，我已经成了那时新左派的主要周刊《卫报》的专栏作家，当时，它是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就激进派的策略进行辩论的地方。很显然，我的任务就是拓宽由群众运动创造的左派公众领域，媒体也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写两类文章：时事政治和劳工运动发展的分析，以及历史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连载文章。内容有马尔库塞（Marcuse）的哲学，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工会的命运，美国左派的状况等等。同时，我在下东区为争取城区空间的斗争中仍然活跃。 在我而言，60年代结束于一群《卫报》编辑的抗议，他们抓住生产方式，抗议《革命青年运动》第二期那篇论新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派别的文章。这些抗议人士是“地下气象”的同情者，或是独立的反权力主义者。1970年3月，我在群众团体创建的另一份短命的报纸《解放了的战士》上面发表了一篇谴责两个派别搞宗派主义的文章，就此放弃了我的专栏，结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参与了在东哈莱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计划，这也许是使义务教育运动经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动。为了在现行权力结构之内争取空间，等待下一次机会，我们尝试向官僚发起长期的进攻。那些建立新组织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磨灭掉这种感觉：这是一场防御战。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保存我们60年代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绩。我知道，事情在变得更好之前总是会先变得更坏。 假如资本主义没有违背它向移民和本地青年许以美好生活的诺言，那么，30年代的经济危机确实不会产生一个广受欢迎的左派。因为美国梦是经济安全的同义词。于是资本通过封闭经济机会的边界而摧毁了社会契约。当然，年轻工人的经济状况已经比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被收容在胡佛村的年长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有了一份工作，这并不就意味着尊严：做这一时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耻辱。到1933年，在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中发展的群众组织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人，被纳入新的产业工会和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手工业协会。 60年代的造反运动是由另一种被破坏了的契约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间重建美国梦的努力中社会制度的高度成功产生的结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从本体验过文化的匿乏，这使他们有可能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种族歧视和贫穷视为后期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信号。这些想法事实上是中产阶级对郊区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为经济安全的代价，消费社会要求其白人阶级、中产阶级受益者接受当前社会为历史的最后阶段。、对于新的历史主体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代价：基于平庸生活的一种快感。 战争的结束把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大众的视线中移走。当活跃分子被迫回到经常以本地为基地的单一问题的运动的时候，或者通过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取代别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动权的时候，这一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几年前，彼得·科莱坎克（PeterClecak）告诉过我，60年代永不磨灭协成就是它带来了文化的变革，尤其是建立了关于性爱、性别和种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战略上的失败是要建立传统政治权力的新制度，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那时候，该组织虽然不能在全国，也应该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当选的独立选民。这些无疑会减少我们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进攻中所承受的损失。然而，尽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胜利，自由党整个一代人背叛了他们最为珍视的信仰，民主党内进步联盟也分崩离析，但是，他们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历史出现倒退的制度和思想。当然，正像布莱希特提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所写的那样，我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我们的司法制度曾经充斥着因果报应的教条，也一度让总统更有可能为自己宁肯在国库囤积十亿吨奶油也不愿拿出来让饥饿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扰乱农产品价格的行为进行辩护。尽管格林纳达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实行门罗主义，“蒙提祖马的客厅”（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欢迎，的黎波里的海岸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保守党固守着政治权力，控制着20年代还没有出现的公共政策话语。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动乱表明了形成一种声音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多么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只会留给一个安全的制度，而压迫并不是必须的。真正的检验是看工人是否通过牺牲辛苦所得来接受制度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中产阶级是否仍然有投身职业的激情，少数派和妇女是否同意她们已经永远地被击败了的结论。也许，那些仍属于60年代无可争议的遗产的其他世界将会像童年一样从记忆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会团体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扮演中心的角色，那么，它们还存留于我们这个时代，提醒着我们：与反动派的最大压迫正好相反，与社会理论所做的最为悲观的预测也正好相反，未来并没有死亡，它只是正在休息。法国的毛主义第一种倾向是革命青年组织，它马上一分为二。第一个派别后来变质为“他下气象”、“草原之火”等组织。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处于革命前的形势下，按照旧有的观念，争取政治权力的武装斗争即将爆发。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见的力量是受压迫的黑人大众和被忽视的反传统青年。这一联盟坚持以示范性的暴力行动来反对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将最终摧毁现有制度。现在，批评家们经常认为“地下气象”组织是虚无的、幼稚的和不负责任的、偏执妄想的。某些低级刊物还因其性试验、精英主义和滑稽可笑的行为指责它们。但是，他们会感到，“地下气象”的成员是他们整个这一代人共产主义无政府冲动的延伸。他们误读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团体一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政府和大企业中被压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预言法西斯主义会随时出现。结果，他们从事冒险的、象征式的暴力行为，以表明现有制度的脆弱，显示他们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有时是田园诗般的行为与重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理想是完全脱节的：假如一个人接受了多元主义只是权威的另一种形式这样的前提，那么这些来自明显封闭的自由主义话语世界的“行为批评”还是有情可原的。 对现存世界的总体批评需要对全体人口进行广泛的调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这样的例子。“地下气象”的悲剧在本质上并不是由它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国完全错误地等同于上述国家所造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它们怎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一个错误。部分原因就在于社团建设的性质。像其他社团一样，它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话语，加强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种“家庭式”的表达。正像每一个家庭都会产生一套行为准则、价值、习惯，“地下气象”组织的人也坚持它的成员必需接受加入组织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组织的时候必需的严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严格的对组织的忠诚高于一切的制度。组织有效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现实，以适应它对现实的介入方式。“地下气象”组织继承了新左派的傲慢与自大，并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唯我论的形式。他们的感情、观念和思想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表现的。他们变成了在学校、在街道等待着指导把他们送入战斗行列的广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气象先锋队——的论坛。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义者，都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注定不能够为历史作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他们已经被人利用了。地下气象派的暴力最为激烈地表现在语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动如银行爆炸上。这些青年被一种深厚的正义感所驱使。后来，他们又被明目张胆的取代主义鼓动起来。群众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导师，而地下气象家族也不得不对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觉醒。 革命青年组织的另一个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强调工人阶级和黑人，而不是青年，应该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副主席卡尔·戴维森（Carl Davidson）、麦克尔·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鲍伯·埃维肯（Bob Avakian）的领导下，这一组织痛斥新左派的美国观，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就是说，采取与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党对立的态度。党的组织形式也遵循相应的路线。这是对早期新左派的彻底反驳，是进步工人党的镜像。组织里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动声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为是的风格。有一段时间，我们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电影，但像所有的重放电影一样，它已经失去了原始的语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业已存在的主流派作为第二个倾向逐渐回到了左派自由主义政治，虽然当初他们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这些人是社团的组织者：麦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后来组织了“麻省公平负担协会”；保罗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们建立了中西部学院，训练社团和“公民行动”的组织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动联络会的领袖，后来建立了争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协商会；当然还有海登本人。 历史地看，这一群体在人民阵线的意义上讲是老左派。他们的任务是把像环保主义分子、工人阶级的外围组织这样的新选民带入工人自由党的联合中，并为民族政治议程带来新的议题。后来有一个为安全、干净、廉价的能源而奋斗的议题成为70年代布斯领导下的联合政治的中心议题。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可能是这一主流倾向的典范形式。它联合了“能源和利用”组织、工会和公民团体，开展了反对大公司运动，反对那些应该为提倡和制造核能负责、为提高石油和电力价格向立法委员施加压力的大型公用设施部门。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是新的公民组织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的基本榜样。除了反对大公司这一点，新公民团体大多拒绝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近几年，公民行动联络和联合组织已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名义重新加入了当地的民主党政治，对扭年代和40年代的进步政治在原有指导思想方面进行了重新改造。但是，从一开始，选举政治就附属于超国会的立法机关和街道活动。虽然60年代涌现出很多主流的东西，但是它们把这一些统统抛在身后，而在民主党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种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须向是新女权主义组织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谈及。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和反对男性新左派性别主义中形成的极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组织和各种各样的反传统文化群体都有一个基本看法：对一个男性领导者来说，女性是油印员，冲咖啡、做饭的人和床上伴侣。在早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虽然女性在成员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忆不出任何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当运动进入社团组织或群众反战活动时，女性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担任负责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经有过的话，她们也很少被当作领导。至于社会反应方面，我记得有几个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组织白人母亲从事社会救济工作的凯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贝蒂·加曼（BettyGarman）；纽瓦克的吉尔·汉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确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领袖。但是，我也同样确信，她们受到了大量的辱骂，人格也受到过侮辱。在《左派研究》编委中，在主要的反战联盟中，在反传统的文化团体中，我们只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权主义运动远非一代人的特征；它代表着、发动着、体现着女性本身作为一个大的性别团体的利益。 第四个倾向虽然规模很小，但并非不重要。有这一倾向的团体保持着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会的目标和美国社会的民主革新。杰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鲁斯（Bruce）、凯西·布朗（Kathy Brown）、保罗·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兹·易文（Liz Ew。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作家和公共活动家。在思想方向上，他们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确实是反政府主义者和反官僚主义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这一倾向。对于我们来说，新左派的两个悲剧是列宁主义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义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回到了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罗莎·卢森堡（Rusa Luxemburg）、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及后来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在新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摒弃了无效的政党政治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努力保留工人委员会的反议会、或至少超议会的观念。我们赞扬削平代后创意大利未经工会允许的突然罢工，我们从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灵感。 这一倾向并不是一次运动，但很多新刊物都有着同样的观点。一些地方组织的活动都是通过它们得到启示的。最终，这种新马克思主义激发了其在大学里的复活。这种倾向虽然逐渐消失，但是今天它作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在激进分子中仍然在广泛的活动范围内保留了下来。 60年代，我退出了工会，决定与我过去的职业政治生涯告别。1966年，我被指控“在劳工运动中领导了共产主义反战的阴谋活动”，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于是，我在新左派组织中的正式活动便结束了。出于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学和原子能行业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对右翼的压力作出了反应，把我派往加勒比执行一项组织任务，这样便避免了不得不开除我的局面。最后，我向组织清了假以撰写《虚假的承诺》一书。而后来，我回大陆旅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尼克松（Russ Nixon）建议我去看一看纽约反贫穷组织的人们。接着，我接到了前工会人士、机械师、就业部的部长助理鲍伯·什拉克（BObSchrank）的雇请，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厌倦了旅行和汽车旅馆，厌倦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虽然对我来讲，工会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部分，但劳工领导人的生活已不再属于我了。 作了一年的计划开发者之后，我成了下东区就业计划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社区活动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员，我又打发了随后两年的时光。党派或工会组织陶醉于激进派的道路，我选择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条道路。作为公民的行动，下东区不能够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组织，其大多数活动已经在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中组织起来。当我们为抵制戴维·洛克菲勒在曼哈顿下区建设高速公路而展开斗争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在贫民区开展合作公寓运动并在60年代末的一个炎热的金季里与警察搏斗的时候；当我们向城市当局和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为年轻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奔走的时候，所有活动以当地的意大利人为同盟军，以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波多黎各人为基础的。组织者是从分散于社区各处多个社会机构中招募来的。这是社区活动的黄金时代，我们通过为尼克松设计穷人收入保障计划以取代约翰逊漫天边际的反贫穷运动，促使莫尼汉（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会混乱和下层社会组织问题发表了讲话。 莫尼汉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误解》提到了1970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的一个专题小组讨论会，我和哈灵顿都参加了那个关于反贫穷计划的价值的讨论。我有些随意地提到该计划最好的特点是聘用了很好的组织者，而莫尼汉就此作为证据，认为计划被无可救药地引入了歧途。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各种以穷人的需要为指归的计划是整个60年代最有趣的特点之一。这些计划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活动（自经济危机以来第一个救济金权益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支持，使城区复兴计划没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培养出了一代组织人才。他们通过工人农民的斗争以及公共事业领域尚未完成的组织，与公民权利、反战和学生运动中的组织者一起，几乎重新恢复了工人组织的活力。 这些社团组织者之所以不选择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反对自我治理的社会的权力主义意识形态，毛派和托派的立场给他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宁本人创立的列宁主义又不适用于我们社团的建设。我们相信，美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国际主义的，尤其应该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斗争考虑过来；但是我们更相信，它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美国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正置身于最活跃的反战派的行列，对孤立主义的人民党主义的危害性有着充分的了解，因此，试图重温美国共产党历史恶梦的危险更让我们心有余悸。 “新共产主义者”侵入工厂组建工人先锋队，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没有成功，虽然从逻辑上讲，他们也时有收获。他们制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精心制定了击败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党在革命到来的时候会像1919年一样背叛工人阶级。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为了象征性地消灭敌人，他们使用着暴力的语言。 各种托派团体相比较而言就相当理性，他们拒绝用暴力行事，并不预言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但他们既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也强调先锋队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会工作更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支持卡车司机国际工人兄弟会、钢铁工人和电信工人联合会中最进步的普通工人暴动，并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义的背景。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改革斗争中反对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好斗分子，而对于这些人，诚实的契约和民主的工会是一种限制；而那也可能成为这种“打入内部论”本身的限制。 70年代，左派的一个重要派别“消失”了，成为与之相近的激进主义，包括为反对核武器及其控制机构的斗争，女权主义为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斗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主的各类学科中确立了地位的学术研究。经常地，我们会失掉作为激进派的特征，这种特征并不是由宗派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后存在下来的数个社会主义派别所构成。很多激进分子都感到民族运动爆发的时机已经过去，左派也没有机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思想倾向；它已变成了仍然回响在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中的一种亚文化，一种美国生活，但在别处，它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拥护者。 60年代后期，我已经成了那时新左派的主要周刊《卫报》的专栏作家，当时，它是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就激进派的策略进行辩论的地方。很显然，我的任务就是拓宽由群众运动创造的左派公众领域，媒体也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写两类文章：时事政治和劳工运动发展的分析，以及历史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连载文章。内容有马尔库塞（Marcuse）的哲学，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工会的命运，美国左派的状况等等。同时，我在下东区为争取城区空间的斗争中仍然活跃。 在我而言，60年代结束于一群《卫报》编辑的抗议，他们抓住生产方式，抗议《革命青年运动》第二期那篇论新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派别的文章。这些抗议人士是“地下气象”的同情者，或是独立的反权力主义者。1970年3月，我在群众团体创建的另一份短命的报纸《解放了的战士》上面发表了一篇谴责两个派别搞宗派主义的文章，就此放弃了我的专栏，结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参与了在东哈莱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计划，这也许是使义务教育运动经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动。为了在现行权力结构之内争取空间，等待下一次机会，我们尝试向官僚发起长期的进攻。那些建立新组织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磨灭掉这种感觉：这是一场防御战。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保存我们60年代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绩。我知道，事情在变得更好之前总是会先变得更坏。 假如资本主义没有违背它向移民和本地青年许以美好生活的诺言，那么，30年代的经济危机确实不会产生一个广受欢迎的左派。因为美国梦是经济安全的同义词。于是资本通过封闭经济机会的边界而摧毁了社会契约。当然，年轻工人的经济状况已经比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被收容在胡佛村的年长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有了一份工作，这并不就意味着尊严：做这一时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耻辱。到1933年，在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中发展的群众组织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人，被纳入新的产业工会和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手工业协会。 60年代的造反运动是由另一种被破坏了的契约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间重建美国梦的努力中社会制度的高度成功产生的结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从本体验过文化的匿乏，这使他们有可能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种族歧视和贫穷视为后期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信号。这些想法事实上是中产阶级对郊区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为经济安全的代价，消费社会要求其白人阶级、中产阶级受益者接受当前社会为历史的最后阶段。、对于新的历史主体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代价：基于平庸生活的一种快感。 战争的结束把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大众的视线中移走。当活跃分子被迫回到经常以本地为基地的单一问题的运动的时候，或者通过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取代别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动权的时候，这一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几年前，彼得·科莱坎克（PeterClecak）告诉过我，60年代永不磨灭协成就是它带来了文化的变革，尤其是建立了关于性爱、性别和种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战略上的失败是要建立传统政治权力的新制度，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那时候，该组织虽然不能在全国，也应该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当选的独立选民。这些无疑会减少我们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进攻中所承受的损失。然而，尽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胜利，自由党整个一代人背叛了他们最为珍视的信仰，民主党内进步联盟也分崩离析，但是，他们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历史出现倒退的制度和思想。当然，正像布莱希特提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所写的那样，我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我们的司法制度曾经充斥着因果报应的教条，也一度让总统更有可能为自己宁肯在国库囤积十亿吨奶油也不愿拿出来让饥饿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扰乱农产品价格的行为进行辩护。尽管格林纳达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实行门罗主义，“蒙提祖马的客厅”（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欢迎，的黎波里的海岸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保守党固守着政治权力，控制着20年代还没有出现的公共政策话语。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动乱表明了形成一种声音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多么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只会留给一个安全的制度，而压迫并不是必须的。真正的检验是看工人是否通过牺牲辛苦所得来接受制度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中产阶级是否仍然有投身职业的激情，少数派和妇女是否同意她们已经永远地被击败了的结论。也许，那些仍属于60年代无可争议的遗产的其他世界将会像童年一样从记忆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会团体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扮演中心的角色，那么，它们还存留于我们这个时代，提醒着我们：与反动派的最大压迫正好相反，与社会理论所做的最为悲观的预测也正好相反，未来并没有死亡，它只是正在休息。概述本世纪用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本文探讨的类型是法国的毛主义，即文中所称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herarchcd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虽然在美国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国的读者却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们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既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他人的经验。国家的独特性不应该使人认为一种斗争的相关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种斗争的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没有这种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这需要以知识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狭隘的地方观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不接受这次政治运动的立场或行动，但你必须承认这些议题具有跨国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图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 法国的左派力量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很强大，但是它仍然拥有在西方世界里也并不逊色的不平等经济结构。阶级分歧很深且随处可见。不过，法国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并不仅仅表现在国内；因为法国就像美国一样，在军事上表现得十分积极，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里。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法国曾经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终以1954年奠边府的失败而告终。1956年至1962年，法国再次卷入战争，想使阿尔及利亚成为它行政管辖区的一部分。法国将它的军事实力从当初在西非拥有殖民地的时候一直保留至今。 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不同的，不论在由谁来打仗还是在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的影响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有明确决定不允许征用本地士兵；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却是可以在本地征兵的。印度支那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而阿尔及利亚战争却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戴高乐领导下更为专制的第五共和国的形成。它还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学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专制政权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在1962年战争结束之后仍然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了60年代更加广泛的青年激进运动的主要刺激因素。这场战争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结构丧失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比如说教育体系，开始被看成是一个输送年轻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轻人输送到军事官僚机构，去打那些帝国主义的战争，或是把他们输送到公营或私营的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在压抑的垄断体系中变成一个勉强维生、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这种对自己命运的无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过时对人的桎梏，在激进的青年中产生的感受远不止是对整个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 这种异化扩展到传统的左派政党，戴高乐主义者也未能例外。因为正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高·莫莱特的领导下，才真正开始了阿及利亚战争。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1956年首相莫莱特还与英国和以色列一起进行了干预。于是，莫莱特的党——社会主义法国国际组织（SFIO），今天社会党的前身——就公开站出来鼓动青年不仅要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共处，还要加入这个国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义军队中去。即使传统的反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也有了污点，因为它的议会代表团投票同意给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以紧急权力，还投票同意了战争期间的军队预算。此外，党的领导人还放弃了激进的反战运动，因为那被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策略。 激进的青年也因此与这两个党疏远，被引向其他的组织，如反战运动的主要力量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社会主义联合党——这是一个新党，由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民主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创立；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尽管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在1963年至1965年间实际上是由一帮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所控制：不断渗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受意大利更有独立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影响“陶里亚蒂主义者”，以及毛主义者。 首先是在对付反战示威上，其次是在对付教育问题引发的示威上，戴高乐主义的政权使用了更明目张胆的镇压措施。大规模警察的武力不仅第一次被用来对付工人和穷人，而且被用于对付走上街头表示抗议的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子女。为了限制合法的反对派活动的范围，戴高乐主义政权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是这种违法活动的一种，他们拒绝了那些掌权的人对“合法性”的限定。 帝国主义战争，非合法化，压迫和激进化，所有这一切表明，法国和美国惊人地相似。但是法国有一个广泛的历史悠久的左派，而像毛主义者这样的一些运动既反抗资本主义，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经建立的左派政党对工人阶级控制。与美国不同的另一点是法国的工人阶级中有着很广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本上传统。这些在1936和1968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对工厂的控制权的大罢工中有力地表现出来。 这一传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主义的一个方面，即提出这样一种怀疑：不管一个组织为了大众利益多么有献身精神，它总会有一种把组织利益与大众利益混为一谈的不良倾向。这与法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卢梭的见解十分相似。他曾认为，如果需要，行政的结构应该从群众中找到方向，应该向他们负责。在毛泽东的语言里，这被称为“群众路线”。‘群众应该向党学习，‘这是列宁的模式；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模式就被改变为党向群众学习，对群众负责。这里的群众指的是中国农民阶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行政人员、教授和官员回到农村和车间，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的传统，为反对特权的毛主义提供了灵感的源泉。美国既没有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激进传统，也没有一个有很大的特权的左派党。美国的毛主义不是以反对这种党的背景出现的，而是在组织松散的、基本上是反传统文化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于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这些特点及反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反应是否定的，美国的毛主义团体在结构上是等级制的，而在道德上则是“无产阶级的”而非“反传统文化的”。与法国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最相像的美国团体是“地下气象组织”，但其指导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而不是具体的毛主义的方向。记住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转入讨论法国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发展过程的具体方面。一、法国1968年前的毛主义1．法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丧失 法国毛主义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反映了60年代代与代之间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产党，60年代早期是这个党的困难时期。以主席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为首的领导层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与陶里亚蒂领导的不那么教条的、更“现实的”意大利党的立场比较起来，这就显得非常荒唐可笑。意大利模式为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法国党看成是僵化的、没有学习能力的党提供了依据。 但教条主义并不是实用主义的反面。在国内，这个党被认为是严重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虽然该党一直坚持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其议会代表团却投票同意授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以特别权力，也同意了军队的预算。这个党坚持战争应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严厉谴责了那些援助或上街游行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组织。实际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负责的示威游行。它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实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是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在党内得到了贯彻执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 此时，该党并不希望出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中苏的分裂。中苏的分裂发生在1962年，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青年反战运动达到了高潮。中国把非斯大林化运动者作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所采取的右倾修正主义立场。在他们眼里，斯大林确实应该为暴政和树立个人崇拜承担罪责，但是斯大林实际政策的主要内容还是好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对其修正主义立场进行自我标榜的一件外衣。 法国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它既忠诚于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诺走世界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党的路线，现在，在这二者之间，法国党完全被套住了。 应该了解，在法国共产党内，对斯大林的忠诚并不完全是从上而下强加于人的一种现象。对于很多普通成员，特别是二战期间处于地下状态的活跃分子，斯大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抛弃而后独立对付希特勒的领导人，在那之后，他还是带领苏联人民以高昂的代价抵抗纳粹最后取得胜利的人。在很多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加入了维希政府之后，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和苏联在东方的抵抗有着相似的特点。很多人因此尊敬斯大林，就像他们尊敬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一样。这种支持斯大林的基础经常被忽视。60年代的年轻一代也很难明白这一点。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体验过二战战火，没有以同样绝望的心情期待过苏联在东方前线的胜利的美国人，更难以理解这点。 最后，法国党的领导要求克里姆林宫作出更多的解释，和其他大多数党比起来，法国党用了更多的时间来修改政策，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非斯大林化，并在苏联和中国党发生了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冲突时，为苏联进行辩护。 2．独立自主的毛主义运动开始 在中苏决裂前，很多法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兴趣，有的还是法中友好协会会员。当然，在中苏两党关系仍然亲密的时候，这些都不会有任何问题。接受非斯大林化和与苏联党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党，都使亲中国党的法国党人土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开始建立了“马克思一列宁主义阵营”，这一阵营是亲中共人士用以抵制非斯大林化，抵制反中国的立场的一种手段。在他们看来，非斯大林化和反中国是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到了1964年，这些人已经可以在党内坚持他们的立场了。经过了从1964年到1967年间两次不太集中的筹备阶段之后，他们于第二年建立了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DCMLF）。这个党马上得到了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承认。 比起法国共产党内的毛主义分子来，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中的青年毛主义分子能够继续留在联合会中的时间要长一些，比起联合会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陶里亚蒂主义者，他们就更久一些。对他们来说，斯大林主义不是感情的问题，对上一辈的人才是。虽然他们受到党员阿尔图塞对党领导批评的影响，虽然他们强烈反对党支持密特朗参加1965年的总统竞选，但他们并未发出批评声音。与仍然留在党内的阿尔图塞一样，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毛主义分子显然仍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声音，以避免党无可挽回地背离马列主义“科学”。’ 1965年后期，对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毛主义分子的清洗运动开始了。1966年2月，一个叫做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的组织由这些被清洗或将被冶洗助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毛主义分子建立起来。开始它很谨慎，并没有在党的领导面前挥舞小红书或毛泽东像。但是在阿尔图塞立场正式被党的中央委员会否决之后召开的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四月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散发了全面抨击中央委员会立场的小册子，党也借机立即完成了对毛主义分子的整肃。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成员都比较年长，主要是工人，他们认为，青年和几乎全是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需要与党保持一种从属关系，但年轻的学生们拒绝了。有人提出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足以担当组织群众斗争的任务，针对这一点，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回应说，他们所不知道的工人的直接经验，可以通过走到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来获得。这是一个被毛主义分子称为“调查研究”的技术问题。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结构被认为太封闭，不能够保持这种投入群众中去的开放作风。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于是纠缠不清，互相指责对方是精英主义。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没有在原则上否定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只是否定了它在特别斗争阶段的适用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这有助于法国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反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提议；这就是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年轻的红卫兵抬高为革命的捍卫者，反对党内的中年干部，反对官僚队伍中、军队中，以及大学中那些被指责亵渎了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的人。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观念的拒绝和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最终依赖于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群众路线”理论相同的合法的原则。 但是没过多久，这两个组织内部都因党的问题而出现分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毛主义分子的松散的“大联盟”应配以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中有些人则开始担心正在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支持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因而相信通过保持距离他们自己才真正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因此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内部，一次“清算主义”的潮流逐步展开，而正是在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的过程中，爆发了1968年的学生反抗运动。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完全失去了平衡，其激进分子走上街头，不是去设置路障，而是要求拆除路障。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他们，对抗就是没有意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更支持学生，有些同情者还站到了路障上。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占领工厂，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便试图加入到运动中去，通过组织“长征”深入到工厂支持工人以扩大运动。但是，这并没有挽救他们的组织。清等主义分子认为，1968年起义之所以没有推翻政权，是因为缺乏一个有纪律的党愿意和能够在起义失控的时候指明方向，于是他们获得了广泛支持。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里曾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被赶了出去。有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文本世界的研究以寻求指导，另外一些人直接加入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还有另外一些人另辟蹊径，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二、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法国人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一个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我们考察的一些反对等级制度的团体。前者被称为马列主义者（不用说共产党不会接受这种称呼作为精确的称呼），而后者被称为毛主义分子或更简单地称为毛分子。这不只是一种用以分别事物的语言手段，而是一种划分等级的方法。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者设法把毛的名字从反等级制度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后来的反等级制度组织中偷走，在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1968年暴动之后被宣布非法）努力转入地下以求生存的时候，他们通过大胆而引人注目的举动这样做了。 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其特征是组织形式灵活，拒绝任何文本正统观念的约束，采取非常对立的姿态。在这些组织中有两个尤其重要，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存在的时间短得多，但在短暂的时期内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或VLR） “革命万岁”是一个不过几百人的小组织，在1971年7月前就消失了。‘与大多数毛主义组织一样，“革命万岁”派成员到工厂里组织工人，虽然“革命万岁”的激进分子在巴黎地区近二十个工厂进行发动工作，但它的特别目标是巴黎第十五区的雪铁龙汽车制造厂。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因为雪铁龙汽车厂素以公司的团结和很严格的纪律著称。 “革命万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以哲学家勒菲弗尔提出的“日常生活”概念展开。’这一概念被“革命万岁”在其报纸《宇宙》中予以精心阐述。其重点的重点在于生活的性欲望方面（雷希［WilheimRetch］重点阐述过的）。《宇宙》已出16期，是第一份广泛发行的法国左派分析性问题、妇女解放、同性恋问题的出版物。这些内容后来证明是导致“革命万岁”组织垮台的原因。第12期是特别粗俗很亵的一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革命万岁”深入工厂开展活动的人抗议编辑部出版了对他们执行任务完全没有帮助的东西。白求恩、毛主义书店都拒绝卖这种书，政府也予以禁止。政府也以有伤风化控告同意担任该刊物名誉编辑的萨特。 后来的四期集中分析了法国极端左派的清教态度，认为它不愿意或不能够看出任何真正的革命解放都必须同性压迫、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作斗争。应该重新呼吁在法国至今没有可以等同于美国“反传统文化”现象的东西。法国左派主要是在社会和文化上都很传统的人。虽然“革命万岁”因采取这一立场使自己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它是在帮助确定反传统文化现象出现的阶段，到70年代中期，法国的确出现了这种现象。根据香米·海丝的观点，法国妇女解放运动（UFL）和同性恋（FHAR）运动都源于“革命万岁”的经验，而且最初是由前“革命万岁”激进人士领导。三、无产阶级左派运动的本质1968年9月，一股称作毛主义自发者（Maospontex）的非清算主义分子建立了一个叫“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同时，一份名为《人民事业》（CDP）的报纸开始出版。“无产阶级左派”成为最有攻击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行动队，而《人民事业》报便成为它的大众的信息队。 前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左派”，在开始时并没有吸收很多人。但它得到了一次在数量和力量上壮大的机会，1969年2月和3月间，南泰尔“3·22运动”的一些激进分子加入到它的行列。“3·22运动”在1968年巴黎大学南泰尔校区的起义中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虽然它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倾向毛主义和法兰克福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人们的联盟，但其主要声音和公众形象主要是由丹尼尔·科思一本迪特，著名的“红色丹尼”）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一起建立的。有一些骑墙派，他们在清算主义和自发的毛主义的争论中，决定加入无产阶级左派。 60年代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无产阶级左派和《人民事业》引起了法国权力机构的极大不满，于是被宣布为非法，报纸编辑被起诉并被投入了监狱。这一次，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与有伤风化并无关系，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指控。 在成立的最初两年里，无产阶级左派试图调和“反权力主义的青年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分歧。它派其成员深入到费林斯的雷诺汽车制造厂，因为这个厂在1968年曾发生革命。政府和这个国有工厂的管理层以及法国总工会设在当地的机构都对这个工厂的政治工作很敏感。冲突转化为暴力斗争，这个在1968年起义中被警方镇压过的工厂又一次出现警察的行动。 中学的组织和发展也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的方式一样。无产阶级左派采取了一种不定型的二战形象，鼓励高中学生加入无产阶级左派非武装的暴力斗争中去。”不仅到贫林斯和其他工厂，也深入到移民区和工人阶级的郊区。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生活在最初两年里代表了运动组织结构的顶点。这一阶段，在国家、地区，以及局部层面上都没有一个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召集和协调阶段性的“工人大会”以做出各项决议。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们相信，他们正在致力于消除群众与领导人之间在决议制定方面的差别，工人大会被认为达到了最大的政治平等。虽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目标，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比别人更有影响的人物，这些“领导人”的性别比例很不协调，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无产阶级左派中的人并没有与“革命万岁”中的人显示出同样的敏感性。 政府越来越厌烦毛主义分子在工厂里制造出来的麻烦。但是解雇和逮捕激进工人并不管用，因为总是还有激进工人取而代之。即使运动早期组织得比后来更严密一些，但仍然有些过于杂乱，政府要直接攻击并非易事。 因此，1970年3月，政府决定打击无产阶级左派组织的最显眼也最够得上手的机构——报纸。《人民事业》的两名编辑勒布里（Le Bris）和勒当泰科（Le Dantec）被逮捕并被告上法庭。警方还开始控制这份报纸，攻击和逮捕卖这家报纸的报贩。单只是卖报就会被判一年监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权。 在勒布里和勒当泰科被逮捕后，一位名叫阿兰·吉斯玛的前大学教师——教授联合会的领导人，也是1968年起义中三个最著名人物之一（另外两个是科恩·本迪特和学生会领袖雅克·桑法日）——成为《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由于参加1968年的起义活动被从教学岗位上解雇了，他先靠拢到“3·22”组织的周围，后于1969年上半年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1968年起义爆发后，戴高乐主义者通过了“反破坏分子法”（Lot Ant一Gasseur），按照这一法律，吉斯玛遭到逮捕。根据这一法律的条款，任何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任何参与组织示威游行的人，都要对其行为负责。那是在审讯勒当泰科的前两天，一些团体组织集会。吉斯玛发表了演说。审判那天肯定也会有一次示威活动。警察禁止了这次示威活动——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但不管怎样，示威活动还是举行了；警察强行驱散了群众；有近490人被捕；吉斯玛以煽动罪被指控，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被杀或被指控谋杀，政府逮捕吉斯玛的过程与芝加哥过去抓捕和惩罚无政府主义者的手法是相同的，当时，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在秣市大屠杀（the Haymarket Massacre）现场。 不过，与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吉斯玛并不是被吊死的。自由民主显示了它较为人性的一面。他被判并执行18个月的监禁，其中有5个月要单独关押。勒布里已经被判了8个月监禁，勒当泰科被判了一年。这两个人被判服刑仅仅因为他们编辑《人民事业人除了对《人民事业》的编辑处以监禁外，政府还在吉斯玛的审判期间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并没有消失，它改名为“前无产阶级左派”。《人民事业》报也没有停止出版。相反，在吉斯玛被捕后，萨特再次担当了一份出版物的名誉指导，这一次是《人民事业人出版人马斯佩洛（Francois Fran－cois Maspero）也走上街头加入到卖报的行列。这是公开地向政府挑战，逮捕和审讯这些世界知名的人士显然不能用逮捕和审讯不怎么知名的年轻激进分子的办法。马斯佩洛被逮捕，但只是以无证营业的轻罪勒令停止；至于萨特，政府就根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相信，有一种内在辩证正在发生作用，因而运动在某些时刻“自然地”到达了某些阶段，而这是一种他们和政府都完全控制不了的辩证逻辑。所以，虽然坚信高度自愿主义的“行动政治”观念，运动仍然有一种强大的非自愿主义的成分。例如：政府对无产阶级左派的禁令会使下一个“自然的”地下阶段到来。即使政府没有禁止无产阶级左派，在环境和运动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动力中，还会有其他因素促使这一阶段的到来。 1970－1971年的主题变成了“扩大抵制”，重点放在地方、边远组织的行动上。这些组织有的已经存在；有些就必须从零开始。工厂的基层委员会还是原来的范畴。但1971年春天，新激进分子的罢工力量正在工厂里建立起来，以便切实可行地对付压制基层委员会工作的企图，惩罚那些虐待工人的老板和管理人员。委员会还在中学里组织起来。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也建立起来，最后，一个支持无产阶级左派的广泛的组织网络建立了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红色救援者”（SecourRouge），由马斯佩洛领导，参与和积极的支持着中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萨特。还有“人民事业之友”，这一组织的人卖报以扩大《人民事业》的支持者队伍。“真理与公平委员会”有一些不同。它并不像前二者那样从事非法的行动。他们调查、确定并公有资产阶级法律不公平的实例，它们如何被扭曲使用来损害被剥削者、维护富人和有权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来评价统治政权的方法是统治阶级不会也不可能用来评判自己的方法。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现在遵从肯尼思·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对“运动”的界定，而不是遵从一种形式组织。“根据内在的转变及其针对外在环境的行动，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都是法国左派方面最有活力的人们。他们的行动几乎总是戏剧性的。他们有时甚至就是故事影片中的素材，尤其是在毛主义或同传毛主义的导演们手里，例如让一百克·戈达尔，他执导的《中国人》并与他的合作者让一皮埃尔·格林合导的更广为人知的《一切都好》。“此外，由于萨特、马斯佩洛和其他文艺界名人的支持，由于，吉斯玛的号召力和1968年特殊的氛围，人们便不难理解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戏剧及其勉力。现在让我们从四个不同方面更近距离地审视被禁前后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的具体活动。四、行动中的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1．雷诺被袭 运动中最大胆最危险的是工厂工作。无产阶级左派和后来的前无产阶级左派在全法国许多工厂里开展活动，包括里昂的布朗特和贝利耶厂、南特的巴蒂诺厂、邓科克的造船厂，以及北部的煤矿。不过，位于巴黎附近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制造厂是一个特殊的目标。 首先，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想恢复和扩大破坏活动，这种活动在工厂内已经进行，而且是用当时工人激进运动全面发展的一个部分。其次，他们想从秘密破坏活动转向更加公开的反对“政府恐怖主义”的运动。“这使毛主义分子陷入了与法国总工会公开的直接的冲突。法国总工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努力把工人工作的重心放在面包和黄油问题上。 在各种工厂鼓动组织了接近十二个斗争委员会（基本上采取1968行动委员会的模式）之后，毛主义分子进行了他们第一次大的战役，引发了法国总工会的怒火。为了回应地铁票价的上涨，毛主义分子把工人组织成大的集团。他们跳过拐角栅栏，拒绝付乘车费，八个地铁警方官员试图干预，被他们粗暴殴打、追赶，最后都跑掉了。法国总工会抨击毛主义分子殴打公共事务工作人员。毛主义分子拒绝承认警察拥有无产阶级一般雇员的任何特点，警察只被视为已有秩序法律标准的维护者。为了回应毛主义分子的行动，大批正规警察被部署到工厂附近的地铁站，警察以暴力进行了报复。 毛主义分子在一次反对工厂食堂肉价上涨的运动中也触犯了法国总工会，这次肉价上涨有法国总工会直接参与，因为它控制着食堂的管理委员会。毛主义分子散发小册子反对涨价，呼吁采取行动。有些工人打了饭不付钱，这和地铁事件中使用的是同一种策略。毛主义分子与法国总工会激进分子在食堂里爆发了战斗，毛主义分子宣称受到一大批移民工人的支持，指控法国总工会吸收了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人帮助自己同毛主义分子开战。虽然毛主义分子在地铁和食堂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感到已经揭开了法国总工会不关心工人利益的官僚机构的真面目。 在这些最初的运动之后，毛主义分子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工作过程本身。他们采用一种任务轮流的策略，对按照劳动等级分工的工资区分提出挑战。每一特定单位中的工人要教会下一个工人如何完成他的或她的任务。当每一个工人都能够从事任何工种的时候，所有工人就要求付予他们最高的薪水，因为他们具有同等的资格。 他们也鼓励与监督人员直接对抗。工人们开始自己计时，而不接受监督人员的命令。抱怨工作质量的监督人员被迫在那个岗位上代替工人，自己动手劳动。任何被认为是对工人或示威者非常专横的行为或对移民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行为都会受到反警察工人组织的惩罚。有些监督人员被殴打，至少油漆车间的一个工头被人当头浇了一桶油漆。 对管理人员的暴力抵制增加了，与法国总工会的冲突也不断升级。但是一个对法国总工会毫无好感的反等级的毛主义组织甚至攻击无产阶级左派的做法太不分青红皂白，以至有两次在工厂里看到任何穿着白罩衣的低级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也进行攻击。 越来越多的工厂警察被增调到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工厂加快了对政治活动人士的解雇，不管参加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动。一些被解惑的工人被交给驻守在工厂门口的正规警察，被指控犯了罪。另外一些刚刚被解在和开除的工人则进行反饥饿罢工。提供道义方面支持的两个重要人物是萨特和女演员西蒙·西格诺雷（Simone Signoret）。前者被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设法输送进工厂进行检查，但很快被警察驱逐上去；后者去看望反饥饿罢工的工人以表示支持。就在西格诺雷支持无产阶级左派这次具体行动的时候，她的丈夫获坦（YvesMontand）正与简·方达（Jane Fonda）一起拍一部对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戏剧化地表示支持的影片——《一切都好》” 冲突到1972年2月和3月间达到了高潮。23岁的前雷诺汽车厂工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被埃尔·奥维尼（P．Overney）和他的许多政治上活跃的同志一起被开除，他于2月25日星期五回到了工厂门口，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人进出工厂的时候向他们散发小册子。他与工厂安全部门的一个头头特拉莫尼先生发生了口角。特拉莫尼站在离奥维尼很近的地方，拔出枪，打死了他。 次日，雷诺厂的工人发现工厂被准军事警察完全包围了。他们检查每一个工人手里的报纸。知道星期五枪杀事件并参加过示威游行反对枪杀事件的五个工人被开除。星期二，成群结队的警方再次包围了工厂，又有四个工人被开除。星期四，在枪杀事件前后被开除的十一名工人又设法回到了工厂，公开呼吁工人起来抵抗。他们遭到特拉莫尼的保安人员的攻击，并被交给了警方。五个人被控触犯了反破坏分子法。 但是，对于自己的人被枪杀，对于激进分子及其支持者被开除，毛主义分子并不满足于只是抗议。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突击队——新人民抵抗运动奥维尼团体——把比朗古尔最重要的人事官员诺各热特（RobertNogrette）抓住并扣押在秘密的处所。毛主义分子以前曾把工厂老板关押起来，直到他们同意妥协为止。在雷诺汽车厂的一个附属厂里，他们把老板踢出了工厂，让他在厂外呆了几天。但是对诺各热特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更严重的事态，引起了蓬皮杜（Pompidou）总统的注意和谴责。 作为释放诺各热持的交换条件，突击队组织要求撤销对交给警方的工人所加的刑事指控，所有在奥维尼死后被开除的工人恢复原来的位置。他们从来没有威胁要杀死诺各热特。尽管实际上警察找不到他，也不会妥协，但大约48小时后他还是毫无损伤地被释放了。毛主义分子希望工会谴责这一行动，工会这样做了。但是不清楚他们是否想到另一方面来的压力，即在奥维尼死后举行的大规模街头游行和示威中曾宣布与前无产阶级左派团结起来的大部分其他极左派团体的否定反应。“甚至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最富对抗性，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关系很好的一个组织——大多数极左派组织一起公开批评这一箭动。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当时是拉丁美洲游击战术的重要支持者，它认为这一行动在法国的政治背景下毫无意义，特别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毛主义分子还不想把诺各热特杀死。实际上，那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谢各热特被毫无损伤地释放了，因此这次事件以后，在雷诺汽车厂几乎没有可能再展开政治工作了。 2．在移民中开展工作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第二个重点是针对大量的移民工人进行工作。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聚集于最低下的工作，因此工资待遇也最低——有时与他们的实际技能或实际从事的工作根本不符。因此他们也最难以承受消费的增加，如地铁票价、食品价格和房租。毛主义分子希望通过抗议价格上涨，推行岗位轮换的方法，从肉体上惩罚那些对阿拉伯人、黑人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监管人员，他们将赢得移民工人的支持，引发更大规模的激进行动。 另一个旨在吸引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工人的方法，是在工厂里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员会。开始，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对印度支那的战争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们自己的“越南根据地委员会”对南越的临时革命政府和北越政府的努力表达了毫无批评的支持。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把他们引入一系列的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之中，他们曾一度占领了越南驻巴黎大使馆，并在上面升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子。但是，在前无产阶级左派阶段，他们的任务重点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巴勒斯坦问题，以更能吸引他们想要接近的移民工人人口。实际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回归家园几乎是惟一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给予了充分重视的非法国人的问题。 然而，毛主义分子并不限制他们接近移民工人人口以在工厂内把他们发动起来的努力。从1968年成立时起，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就开始注意移民工人的困境，这些工人被迫住在遍及法国的贫民窟（bidonivilles）里，但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区。bidon一词意谓桶（如油桶），贫民窟的小屋就是用这种材料做的，它们被粘在一起构成屋顶和墙壁。暖气、卫生间或自来水在这种临时凑合的结构里是见不到的奢侈品。这些无疑带来了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高发病率，尤其是肺结核。 毛主义分子在贫民窟的几个方面都很活跃。在谴责这种贫民窟存在的同时，他们坚持在摧毁贫民窟之前，应该提供可以接受的中转房给这些移民工人居住。他们还试图避免美国的模式——更新城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阿让德的斗争尤其竭尽全力。阿让德是巴黎的一个郊区，共产党控制着这里的市政府。支持无产阶级左派的团体“红色救援者”试图提供一些服务设施，因为公共部门提供的不足或根本就没有提供。在一个毛主义分子突击队组织的一次更公开化的行动当中，最时兴的食物店遭到袭击，美味食品被分发给贫民窟的人。虽然创立于1970年的一个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也开始在贫民区开展工作，但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组织。这些团体一起呼吁国内外注意这些恶劣条件的存在，而这种活动无疑对法国政府决定在极短时间内拆除它们起了重要作用。到1975年，几乎所有的贫民窟都消失了。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既在大城市正常的移民居住区展开工作，也在专门为移民建造的居住区展开工作。在前一种居住区里，他们围绕着警察骚扰、白人种族主义暴力，以及房东们不负责任等问题组织活动。最常用的方法是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强占空闲的房屋。1975年，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帮助郊区的法国工人阶级家庭用的就是这种办法。在为单身移民工人或离开家庭、一年之中有十一个月单身住在法国的移民工人专门建设的住宅区里，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鼓励和支持移民与住宅管理者（很多人是从殖民地退役的前军事人员）的种族歧视展开斗争，争取对房屋的控制权，坚持要求适当的维修，抵制房租上涨（管理者强行向居民征收定期上涨的房租）。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早期工作，以及它以前的阿拉伯人成员和反制度的毛主义法国共产主义（马列）联盟的成员的继续工作，在引起全国居民房租大罢工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经营这些住宅的最大的公司竟连续四年无法收齐房租。 3．走出城市开展工作 上面提到的这一切行动都发生在城市。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走出了城市的社会环境，找到了一个比以前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通过三种方法来发动城区以外的群众。首先，创建后的第一年，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组织郊区和小城镇的商人设置路障，以抗议他们认为不利于他们的1969年立法。有些左派人士包括萨特批评毛主义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商人一起同警察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左派被指责支持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行动，而是右翼布热德主义的再现。 其次，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和南部的奥辛塔尼（Occitanie）支持民族主义运动。70年代后期，科西嘉的民族主义达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但70年代早期和中期，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人民最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独立的愿望。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支持这些反对现状的斗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比美国的毛主义分子所面临的种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一方面，他们知道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相当反动的，他们不想让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运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把任何具体的结构强加于他们。他们选择把他们视为非殖民化的斗争，认为这样他们可以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特殊组织。实际上，这正是毛对中国之外的国家的革命运动所采用的那种灵活的态度——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走自己的道路。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分子在走出城市的环境方面所作的最活跃的尝试，是1971年和1972年在布列塔尼东南部的卢瓦尔一阿特兰蒂克所发起的两次夏季运动。这个地区的激进农民曾把他们的粮食运进城市，倾倒在大街上，在马路上设置障碍，占领加工厂，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访问的农业部长拘押起来，后经警方解救才被释放。上面这些运动很多都需与警察展开肉搏。 在此之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曾千方百计与郊区的人口建立接触，1970年和1971年，他们组织了一个实际计划，招募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走出城市，到农民家里生活。这样做有两个具体的政治动机。一是反击政府1968年以来针对极左派而进行的宣传活动。青年革命者要让农民看到，尽管在政府控制的电视上，他们看到也听到过有关1968年起义的事和1970年政府因此而制定了“反恐怖分子法”，但他们决不是想使法国陷入混乱的人。这是一次公关的任务。 另一方面，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城里人，就像农民不大了解他们一样，他们也不大知道郊区生活和郊区的人。他们要通过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从第一手资料入手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情。夏季计划的制定也是为了“调查研究”。根据这种实际经验他们得出结论：小的农场主和佃农受到通货膨胀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巨大压力。科技效率的确证和国际欧洲资本主义市场所施加的压力，只能看成是力图让小的农场主离开土地，使土地落入那些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它的富人手中。西欧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被谴责为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毫不关心，而毛主义分子则努力展示出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尊重： 在最穷的农民中，很多人都有一片他们赖以可怜地生存下去的土地。他们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对他们说“财产是偷来的”，从他们手中把土地抢走，是不可想像的。某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在中国，据说为了证明土地集体化的优越性，那些想单干的人也可以单干，直到他们自己看到自己错了为止。这是惟一说服他们的方法。 后来，吸引农民亲近土地的主要的不是钱，而是土地代表的东西，灵魂的投资。在城里，在工厂，工作是毫无人性的。一个人为别人、为老板工作，在闷热中跟着流水线的速度运转。他们制造汽车或机器的部件，但看不到最后的结果。谁都不会对工作有一种控制感。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也是对劳动的热爱，通过劳动他能创造出自己能够控制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 今天小农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并不像“小资产阶级自私的要求”那样，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提供的高价和议会代表席位来解决。他们正在通过越来越多的新型的斗争，走向一个进步的未来，与人性的发展相一致。由于小农的敌人与人民大众的敌人越来越趋一致，所以他们发现在这个工人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自己并不孤单。 卢梭和蒲鲁东的作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更能体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对农业生活的高度评价。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没有区分用益权和所有权的不同。范鲁东采用了卢梭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希望能够允许这种与土地的特殊关系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得以保留。与蒲鲁东试图通过为小范围的农民提供国家信贷以保留乡村个人主义的努力相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把中国农民公社的集体化模式视为一个乐观的答案。但是，他们感到只有没有土地的小农自己加入集体化，这一方案才是切实可行的。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一样都厌恶在集体化形式方面的官方强制行为，否认托洛茨基在农民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 4．犯人的权利 在上面提到的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行动中，很多都是非法活动。因此，毫不奇怪，从1968年6月1日到1972年3月20日间共有1035名极端左派分子被内务部长马瑟林到人监狱，此外还有些被审前拘押但没有宣判，而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还超过了定额。但即使在监狱里，这些毛主义分子也找到了另一个发动斗争的舞台。 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是要求政治犯的地位，这一地位使毛主义分子能得到法国法律规定的某些权利。一旦他们的要求获得承认，毛主义分子便要求一切犯人都应享受到更人道的待遇。政府的反应是否认在法国有政治犯，认为这一要求是哗众取宠的花招。 犯人的要求得到了高墙外的支持，“红色救援者”和被关押的激进分子的家庭组织了声援示威游行。在某些情形下，这些示威行动使更多的人被捕和被关押。审讯被利用作为论坛，现在拘押在狱中的人的父母或以前被拘押的人士可以谈论监狱的条件。1970年9月1日，30名毛主义分子犯人开始绝食行动，要求承认他们政治犯的身份，结束毛主义分子一入狱就被狱方单独关押的惯例，还要求有一个所有政治犯可以聚会的公共场所，一个更自由的探监制度，全面改善拘押条件，包括结束狱警对犯人的骚扰。 在绝食和声援的示威游行继续进行的时候，政府在某些有关前拘押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到9月22日，所有就审判拘押问题进行绝食的人（吉斯玛除外）都被转入监狱医院。9月28日，法庭给予一个因在墙上写口号已被单独关押三个月的人以政治犯的地位。但是，犯人待遇的改变似乎仅限于审前被拘押者，因为吉斯玛本人在十月判决后又被单独关押了很久。 犯人生活条件及其反抗的信息主要通过两个重要的途径传达给公众，即马斯佩洛的出版社和《人民事业》报。马斯佩络出版了题为《政治犯说的话》的小册子，向公众宣传了绝食活动的情况。马斯佩洛在第二个月刊登了吉斯玛在法庭上的证词的摘录。这些材料的发行面极为广泛，如果毛主义分子通过他们的小出版社“自由出版社”来宣传，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公众获知狱中毛主义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消息的另一个途径是9月24日巴黎体育馆滚石乐队的音乐会。在大群的听众面前，灯光暗了下来，一个毛主义激进分子拿过麦克风，解释为什么毛主义分子进了监狱，他们在那儿正做些什么。接着滚石乐队唱起了“街头再上”。差不多在绝食活动发生一年后，1971—1972年的冬天，法国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监狱暴动。很难说那些暴动与毛主义分子的煽动有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事实是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仍然在监狱中宣传，其组织和报纸都支持反对法国监狱基本条件的暴动，这已变成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那时，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从未宣布“发起”过什么事情。他们只是宣称方法和诚心诚意的支持。他们为已经由大众开始的斗争提供了力量。五、理论还是实践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列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毛主义似乎明显地反对理论。其运动从计划实施方面来看毫无具体性可言（如：它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计划或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过渡计划是无可比之处）；它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神圣的；而且，它相信在群众支持的实际行动中比在任何理论文本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除了实践高于文本理论——这也是毛本人在《实践论》一文中提出的——还有三种信念构成了无产阶级左派运动的轴心。 l. 反对等级制度 对于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分子来说，反对等级制度有双重内容。从革命运动本身的角度出发，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确信列宁提倡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等级形式是精英主义者的形式，会从结构上把自我指定的先锋队从群众中割裂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一个党注定以一种高度指导的方式接近群众，它会带着先进的理论武器来，以用来建立一个指导者的资格。虽然毛试图把民主集中制的党与他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但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感到必须作出一个选择。至少，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在实践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等级制度的党的拒绝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任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要在很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开展他们的运动。等级制度意味着长期不变，至少是想永远保持。这是摆在社会主义“阶段”理论面前的根本困难，因为这种理论假定受控制的、有时间限制的等级结构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运动被认为是对群众的一种暂时的帮助。这些毛主义分子认同卢梭的观点：等级制度造成固定化，固定化的结构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他们自己的集团意志与广大群众的普遍意志之间的矛盾。 等级制度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维持对人民群众控制的方式。在产业工厂内，等级制度是加于工人的一种纪律形式。职业的等级分类制度旨在让一些工人相信，他们比别人能干，比别人聪明，报以应该高一些，地位也应该高一些。它不仅被用来分化法国本地的工人阶级，也被用来推行种族主义。阿拉伯和非洲黑人移民工人被认为天生低下，只能聚集在划分阶梯的底部。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人类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分工。但是，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也有一个盲点，这就是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尤其敏感。其次，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分析接近于推翻等级、劳动分工和科技等概念。例如，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费利浦·奥利维埃写道：“在车间与‘权威’斗争就是与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作斗争，尤其是与其诡计之一的‘科技’作斗争”。马克思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从劳动分工的危害中使人性获得解放成为可能的一种现象，而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至少含蓄地认为科学技术、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是必然联系着的事物——如果不从同一的角度来看不是同一事物的话——它们是不平等和异化的基础。这一分析与某些早期乌托邦作家如傅立叶或当代反科技的作家如雅克·伊鲁尔（Jacques Ellul）和西奥多·罗扎克的分析更为接近，其接近程度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分析。 2．斗争的构成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毫无顾忌地拒绝了一种清楚的阶级分析。当他们谈论群众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全体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人。当他们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们与任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人都站在一起。 与阶级对阶级、一分为二的分析最早的分裂，产生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对1968年反对设置路障的立场所作的自我批评。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立场是，在工人投入斗争之前，一切都毫无意义。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创造人，不得不修正他们的做法，即放弃自解放运动以来最激烈的巴黎街战，实际上，1968年工人是由学生和青年人带动起来的。 这里的教训是，任何站起来反抗的人都必须得到支持。他们完全忘掉了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的不信任，特别在移民和现有体制下似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反叛青年中招募人员进行组织活动。后者的活动范围是街道而不是工厂。但革命活动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单一的领域。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支持农民设置路障，把农产品倾倒在城市街道上，以抗议资本主义共同市场政策对他们的压榨。商店店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一起并肩战斗——尽管他们的支持者萨特批评说这次斗争的内容不是进步的。他们支持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分裂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而言，问题不是一个人所属的阶级和所从事的职业，问题是：“这个团体投入战斗了吗？”他们相信战斗是意识得以体现的地方。一个团体或一类人在斗争面前不是“进步的”这一事实，对他们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通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学到更多的东西。 相反，如果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即使那些人是靠工薪生活，薪水微薄，也只能是敌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完全不同意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批评：在殴打工厂安全人员、地铁警察或正规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在打击工人。一个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指责他们不加分别甚至攻击下级监工，对此他们同样无动于衷。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来讲，任何身穿象征监工身份的白色罩衣的人，都是等级控制体系的同谋，都应该是合法的斗争对象。谁都不应该成为警察或老板。以生产过程中人们所起的作用为基础的阶级对阶级的分析，因而让位于一种围绕着是统治制度的同谋还是反对统治制度的分析。 3．斗争的性质特征 虽然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实际上支持一切在统治制度下感到受剥削的人的斗争，并不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如何，但仍有两个定性的标准用以判断某些斗争何以比另一些先进。 标准之一是非法性。尊重法律的约束代表着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国家投降，而不用消耗国家的任何费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以及劳工联盟的荒路被认为是使统治制度的合法化。他们接受并遵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同谋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跳出这一馅饼的推一道路就是拒绝按照现有规则来进行游戏，不断地超越法律的范围。非法的行动打破了围绕既有标准进行竞争的伪装，公开迫使政府展现它的压迫性。因而以非法活动为中心的对抗，对那些确实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压迫本质的人是一种教训；不能让资本主义进行统治而不受到任何挑战。 标准之二是创造性。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回顾了大学里的某些职业，特别是巴黎美术学校，它们被作为解放和创造性工作的范例。被动的职业被认为于革命思想的扩展没有帮助而被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形下——这在1968年削减工厂职业当中得到说明——时间对政府有利，也有利于被看作反革命力量的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但是像美术学校里那样主动的创造性的职业（在美术学校曾创立了独立自治委员会，生产出革命的艺术作品），被视为是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里的职业原型，这些职业场所里的生产关系必须加以改变。这里人们会想到，“真理与公平委员会”是一个由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建立的组织，但它并未超越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界限。毋宁说，这些委员会的作用是揭露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本身的虚伪和自相矛盾。有趣的是这一点是福柯指出的，他的批评根据是，委员会的形式（法官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毫无创造性，完全是资产阶级法庭的翻版。另外很有趣的是，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用很传统的列宁主义的话——在社会主义斗争中，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形式不得不被用来反对它——为这一形式进行辩护。虽然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非列宁主义者的激发，但它并＊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在受到明显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挑战时，它仍然会运用更列宁主义的逻辑为自己辩护。六、无产阶级左派的结束1968年创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组织的那些人和1969年从“3·22”组织中退出加入到该组织的那些人，从未想像组织会永远存在。它只是一种促进和激励，只要群众自己走上了创造性的非法斗争道路，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组织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 1973年黎浦罢工中，贝尚松手表厂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夺取了领导权和生产管理权，这使大部分老一代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相信，产业背景下的斗争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另一方面，那一年的智利政变也使他们相信，除＊中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不只是游民无产者、农民和小城镇商店店主——被纳入社会变革的工作之中，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可能被他们摧毁。1973年黎浦和智利的综合影响，使前无产阶级左派和《人民事业》的老激进分子放弃了组织上的最后假象，停止出版这份报纸。他们倡议把工作重心转到“文化工作”上，再推而广之，深入到社会问题和社会环境方面。一些较年轻的激进分子没有看到黎浦、智利和清教主义运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把老一代清教主义分子视为被激烈的斗争活动和压迫冲昏了头。他们极力保持足够的连贯性，在创办人离开了报纸之后的四年时间里，继续不定期地出版和发行《人民事业》。但1973年以后，试图把无产阶级左派继续维持下去的人们手中，该报再也没有出现早年的活力。七、什么保留了下来？在记忆中这次运动是什么样子？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是60年代的产物。它以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于1968年自发性的起义。其复杂理论的完成是在“3·22组织”中曾坚守街垒的活动分子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毛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时候。后者曾因自己没有出现在街垒上，进行过自我批评，实际上他们曾坚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垒路障。 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成员已经远远弥补了他们在路障之夜的消极表现。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连德政府的倒台一类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不管是否接受结构道德的观念作为唯一反对取代主义的可靠保证，不管是否同意青年人的观点认为过火行为和压迫使老一代领导人耗尽了热情——老一代领导人倾向于把自己等同于组织，不能够充分地克服自己的控制欲，不能让别人来领导运动——不论人们如何解释这种境况，事实是老一代激进分子的影响现在已遍及许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个人的语境。 吉斯玛与一些同他最相熟的同道发起了一个公社。他们认真考虑了原“革命万岁”的信息，开始实验改变家庭结构、生活和工作安排。这一实验涉及到按照乌托邦社会主义尤其是傅立叶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向修正马克思。 另外，左派反传统文化的《解放》日报社接近一半的职工是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组成的，《解放》日报创办于1972年底，萨特是其无处不在的形式上的编辑（在高压阶段他也曾被要求宣布自己是《大家》和《人民事业》的编辑）。这里，正如雷米·赫丝（RemiHess）所指出的，这些人的努力也与“革命万岁”在其报纸《大家》上的努力惊人地相似。“通过一种不同的但更加努力的方式，这些人现在成为更大的反传统文化群体中的一员。“革命万岁”从1969年到1971年就尝试把反传统文化运动引进法国，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毁掉了这个组织。 还有其他以前的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干这一行，从事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或更民族化或种族化的具体运动。一些前阿拉伯成员已经转入纯粹的阿拉伯团体，如“阿拉伯移民工人运动”，他们几乎完全在移民环境中开展工作。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勒当泰科正努力从其出生地布列塔尼的历史思想和民间文化中寻找一个新的政治方向，他相信其中适当地融合了对集体的关怀和对个人的尊重。 但是那些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原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属于一个叫做“新哲学家”的团体。作为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ddreGlucksmann）和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和勒当泰科、吉斯玛同是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等人，已经不再修正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而是作为知识分子从过去的实践中脱离出来，对其进行回顾，转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更为系统的批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这种放弃是极左运动一直属于小资产阶级运动的最终证据。这当然是托洛茨基分子、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以及法国共产党都会同意的少数几件事之一。 但是不管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整个现象人们会怎样评价，它的鲜明的法国特点无疑令人感到震惊。它拒绝在工厂内部以一种等级的政治制度和对行动及明显分裂的强调来束缚工人，这使它与工团主义理论家索列尔（GeorgesSorel）的思想十分相似。在评价农村生活和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与卢梭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有着共同的看法。它还与蒲鲁东一样，既不喜欢等级的权力主义，也对乌托邦思想家傅立叶的劳动分子持否定态度。 因此，无产阶级左派运动代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与法国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法国的实践和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对其发生、发展和结束产生过影响的当代西方理论家中老一辈的人（阿尔图塞、萨特和福柯），都是法国人。除了智利政变之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所有作为理论参照的事件都是法国的。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可能对“自治论者”（autonomist）、“自动还原论者”（antored uctlonls），甚至愈大利的城市游击队产生过启发作用，但无产阶级左派运动本身却几乎与外部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即使是登在《人民事业》刊头的表示与外界有着象征性联系的毛的小照片，有一段时间也被撤了下来，因为他太外国化。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是极左派中最有特色的法国人运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吸引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的法国人民的想像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激进传统的综合，但这一综合是由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代人呈现出来的，而这代人竟是从第三世界的一个理论家和实践者那里汲取了灵感。摇滚与记忆中的政治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是60年代的产物。它以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于1968年自发性的起义。其复杂理论的完成是在“3·22组织”中曾坚守街垒的活动分子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毛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时候。后者曾因自己没有出现在街垒上，进行过自我批评，实际上他们曾坚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垒路障。 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成员已经远远弥补了他们在路障之夜的消极表现。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连德政府的倒台一类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不管是否接受结构道德的观念作为唯一反对取代主义的可靠保证，不管是否同意青年人的观点认为过火行为和压迫使老一代领导人耗尽了热情——老一代领导人倾向于把自己等同于组织，不能够充分地克服自己的控制欲，不能让别人来领导运动——不论人们如何解释这种境况，事实是老一代激进分子的影响现在已遍及许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个人的语境。 吉斯玛与一些同他最相熟的同道发起了一个公社。他们认真考虑了原“革命万岁”的信息，开始实验改变家庭结构、生活和工作安排。这一实验涉及到按照乌托邦社会主义尤其是傅立叶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向修正马克思。 另外，左派反传统文化的《解放》日报社接近一半的职工是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组成的，《解放》日报创办于1972年底，萨特是其无处不在的形式上的编辑（在高压阶段他也曾被要求宣布自己是《大家》和《人民事业》的编辑）。这里，正如雷米·赫丝（RemiHess）所指出的，这些人的努力也与“革命万岁”在其报纸《大家》上的努力惊人地相似。“通过一种不同的但更加努力的方式，这些人现在成为更大的反传统文化群体中的一员。“革命万岁”从1969年到1971年就尝试把反传统文化运动引进法国，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毁掉了这个组织。 还有其他以前的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干这一行，从事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或更民族化或种族化的具体运动。一些前阿拉伯成员已经转入纯粹的阿拉伯团体，如“阿拉伯移民工人运动”，他们几乎完全在移民环境中开展工作。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勒当泰科正努力从其出生地布列塔尼的历史思想和民间文化中寻找一个新的政治方向，他相信其中适当地融合了对集体的关怀和对个人的尊重。 但是那些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原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属于一个叫做“新哲学家”的团体。作为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ddreGlucksmann）和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和勒当泰科、吉斯玛同是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等人，已经不再修正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而是作为知识分子从过去的实践中脱离出来，对其进行回顾，转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更为系统的批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这种放弃是极左运动一直属于小资产阶级运动的最终证据。这当然是托洛茨基分子、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以及法国共产党都会同意的少数几件事之一。 但是不管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整个现象人们会怎样评价，它的鲜明的法国特点无疑令人感到震惊。它拒绝在工厂内部以一种等级的政治制度和对行动及明显分裂的强调来束缚工人，这使它与工团主义理论家索列尔（GeorgesSorel）的思想十分相似。在评价农村生活和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与卢梭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有着共同的看法。它还与蒲鲁东一样，既不喜欢等级的权力主义，也对乌托邦思想家傅立叶的劳动分子持否定态度。 因此，无产阶级左派运动代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与法国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法国的实践和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对其发生、发展和结束产生过影响的当代西方理论家中老一辈的人（阿尔图塞、萨特和福柯），都是法国人。除了智利政变之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所有作为理论参照的事件都是法国的。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可能对“自治论者”（autonomist）、“自动还原论者”（antored uctlonls），甚至愈大利的城市游击队产生过启发作用，但无产阶级左派运动本身却几乎与外部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即使是登在《人民事业》刊头的表示与外界有着象征性联系的毛的小照片，有一段时间也被撤了下来，因为他太外国化。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是极左派中最有特色的法国人运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吸引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的法国人民的想像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激进传统的综合，但这一综合是由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代人呈现出来的，而这代人竟是从第三世界的一个理论家和实践者那里汲取了灵感。第一章西蒙·福里斯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60年代的名声都不好。它是保守党列在仇敌名单上的主要靶子。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其同事而言，60年代是最糟糕的时期。这不只是一个党的政治观点，1964－1970年在英国执政的工党政府就宣称，60年代是造成动荡的原因，更是广泛动荡产生的结果。英国60年代的病症表现在文化方面；从人们对于极端自由主义的膜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公众放任不顾，个人则自我放纵，极端自由主义者陶醉于不要为任何后果负责的快感之中。事实上，从保守党的角度来看，后果是让人震惊的。社会的安定（老人与家庭，教堂与等级，文化与国家的权威）渐渐受到破坏，英国社会民主最终沦为一个软弱无力的、空想社会改良的、福利的国家（就像药片一样），被用来避免任何道德阐释的制度，模糊商业活动中规则所起的作用。 这种对于60年代进行的抨击有一个葛兰西式的怪圈。像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一样，保守党的思想家们清楚地意识到思想、文化、常识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对知识分子也给予了同样的关注。他们用一系列知识分子的背叛行为来说明极端自由主义的危害和后果。这些知识分子中处于中心的是教师、律师、牧师、艺术家、批评家、政治家、学者。他们纷纷来赶这场流行文化的时髦，陷入即时而起的激情之中，对年轻人则作出献媚的举动。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代际关系的倒置，这种关系标志着英国人纪律和进取精神的长期缺乏。尽管也赚取国外的收入，但披头士们以他们的轻浮以及活泼乐观的声音掩盖了民族意志缺失的真相，从而成为民族英雄。 今天阅读着这些议论，人们心中会涌起一种怀旧的感觉，保守党所说的事件正好是我认为当时会发生也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有点讽刺的是，这种对60年代回顾式的纪念应该来自右派，而以现在左派的观点来看，反传统文化的理论似乎像是狂热的理想主义，革命青年运动的理论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浪漫的姿态。但是，怀旧只对感情起作用，对争论毫无影响，而我突然记起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情感，是能够产生所有这类后果的唱片、声音、歌曲和旋律。 不妨以60年代的一个重要象征、披头士的唱片“胡椒中士”为例。我们现在能够弄到的不过是一套装有褪色的流行艺术封套内的流行歌曲的唱片而已，但在当时，唱片是一件大事，是经过最精心设计的一件大事。事实上，大众还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制作人乔治·马丁说，它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改变了只能把娱乐的声音制作成为效果艺术（如音乐、雕塑）才能流传下去的状态”。肯·泰南写道：这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代表了一个新的青年运动——既不分阶级也不分年龄的运动。流行音乐有一个新的目的，那就是从快感中产生一种乐观主义的政治，把被动的消费转变为一种主动的文化。这样的野心产生于作为超级明星的披头士。他们不仅是技巧境熟的流行音乐家，而且还是技艺高超的大众艺术家，他们自觉地精心设计着演出的效果。“胡椒中士”决不只是另一种慢转唱片。在1967年街头的声音中，他们创造着自己的风格，披头士赋予这些声音一种形式，一种美学的形式。他们把乐观主义态度具体地体现出来，同时也给了歌迷们藉以判断价值的东西。披头士不是一种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而只是这一文化运动的象征。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能够敏感地成为时尚的追随者。他们的重要性在于利用他们公众人物的身份将英国刚刚诞生的嬉皮士思想合理化。 “胡椒中士”不是第一支摇滚慢转唱片（鲍勃·迪伦于1965年制作了第一张摇滚慢转唱片），但它最清楚地标志着流行歌曲向摇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流行音乐获得了阐释。其最重要的地方是“进步”性。从朴素的摇滚歌手和流行小调的作者到精妙的作曲家和敏锐的词作家，披头士的生涯就是这种进步的很好例证。显然，《生命中的一天》比《她爱上了你》有着更多的意味，考虑的不止是少年歌迷感兴趣的问题。换句话说，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在影响上，摇滚乐都是比流行歌曲更富雄心的音乐。摇滚的倡导者（例如在《滚石》杂志上）写出了唱片在政治和诗学方面的意义；摇滚音乐既代表了一种颠覆性的社会群体（把反传统的青年的声音公众化），也实现了复杂的个人梦想和情感。摇滚不仅能够打动听众，使其投入，而且还是一种马上就可以体验的刺激。 这种意识形态最终成为销售修辞的一个绝好来源，沉溺于摇滚意味着要购买大量唱片，不断发展的摇滚信仰在驱使人们购买新唱片方面甚至比大众对趋势和时尚的关注更可靠些。但是当时我对摇滚并不怎么亲近。那时（1967，1968），很明显，摇滚在政治上也具有“进步性”。摇滚的情感是美学设想和社会设想的结合，通常表现人们的趣味，但却受到来自大众文化的尖锐的批评，主要是含蓄地（有时公开地——通过马尔库塞）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关于摇滚的争论集中表现在商业的利诱，文化向商品转化，音乐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和抗议转化等问题上。摇滚的艺术宣言同其政治宣言是不可分割的，连最没有思想的乐队向观众提供的也不只是娱乐。 这是一段短暂的光阴（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到阿尔诺蒙特音乐节？）。到60年代末，我回忆起英国左派想当然地认为摇滚本身没有意识到自己反传统文化的特点（虽然最直接宣泄情绪的政治唱片仍在涌现）。在英国，或快或慢，显然有一种从地下组织向托派，从年龄向阶级政治的转变。性、毒品和摇滚乐被当作中产阶级的、男性的嗜好摒弃了，少数评论家一方面不再怀疑把摇滚纳入休闲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再对摇滚观众的分化抱有什么疑问。总之，摇滚宣称自己不同于流行音乐，摆脱了大众文化的逻辑，这些宣言最后都成了毫无根据的东西。摇滚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纳入商品生产的过程之中：摇滚社会只不过是一个易于控制的消费者群体而已。 这一结论——传统的左派是这样对你说的——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摇滚（特别是60年代的摇滚）的分析。例如，它重新强调已有些过时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当时，作为一种对被动消费观念的挑战，被人们体验着的音乐，现在又被拿来确证他们自己，一些在对其他文化形式讨论中失去信誉的概念（真实、现实主义），仍然在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讨论中占据中心位置。因此在1976一1977年间，英国左派对朋克带来的崭新的音乐有了兴趣。朋克被解释为企图抓住唱片生产的一种尝试，是阶级利益在普通人心中的反映。就在朋克被选定的时候，就在其观众走向分裂的时候，英国左派又对它失去了兴趣。所以流行音乐仍然被阐释为逃避主义—一这一描述好像预言了进一步关注的需要——正如在60年代一样。那时音乐方面发生的一切在今天大众文化的批评中似乎根本算不上什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摇滚音乐家的宣言（正像前文我已提到的，不管怎样，它根据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叙述）取的是其表面的价值（例如进步的思想），因而其失败也就容易暴露。人们不曾考虑的是该宣言是否认识到最初流行音乐的政治，而这意味着对大众60年代的记忆的一种独特的否定。兴奋，改革的意义和目的，解放的体验在感情上的加强，这些都被作为不真实而摒弃了，因为接着发生的事情——正像60年代我们服用毒品的那种真正混乱的思想效果一样，被我们笼统地提到毒品“必然”的罪恶后果掩盖了。于是摇滚的失败也成为同样必然的事情——这使我们有可能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全都受骗。因为现代历史的、神话的和记忆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角色，现在这尤其是一个问题。抨击6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为重构英国人的常识凭添了一种尝试，左派温和的反应也因此逐渐被摧毁。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时刻提防着极端自由主义，不愿纪念肥年代，也许存在着很多原因，但是不去表现积极的内容就是放弃必要的争论，拒绝60年代还在持续的影响。嬉皮士的思想、嬉皮士的音乐也许受到了破坏，但是它在青年人中，在休闲文化中存在了下来，在我们从工作岗位的斗争向失业线上的挣扎的转变中，其重要性还有所加强。拉斯塔法80年代的爵士乐演奏最接近60年代“感恩而死”乐队的音乐会。 我对60年代的批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笔良好的音乐遗产，但同时也留下了很坏的理论传统——我不怀疑摇滚的成就，但却不相信它的宣言。问题不是摇滚没有破坏流行音乐的形式，而是它的思想家根本误解了那种形式的意义。至于摇滚思想家，我指的不是摇滚批评家们，而是传播摇滚常识的人们，音乐家、新闻工作者、推广单位、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唱片制作人，他们把销售阈过程带入文化过程，提供制作人和消费者解释他们选择都使用的方式。摇滚批评不仅是关于音乐的批评，更发展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评。实际上，的年代末美国和英国最敏锐的思想家似乎站在摇滚文化的边缘，他们的立场无视通常的摇滚话语，拒绝接受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之间的在发。 在1976－1977年关于我已提到的朋克问题的争论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了。批评家明确欢迎朋克音乐，因为它蔑视摇滚音乐的情感、“摇滚”事实上是朋克音乐的敌人，比资本主义这个敌人还要分明些。常被抨击的“老家伙”在唱片公司、无线电台和音乐报刊里工作。70年代末，“摇滚人”是骂人常用的词，是拒绝唱片和表演者的一种简短的方式。“摇滚人”不仅指一种声音（以吉他为主的“进步”布鲁斯是基本的参照点），而且还是一种态度，把流行音乐当作一种真诚的符号，一种社团的标志，一种文化反抗的形式。虽然从后朋克的观点来看，任何表现性、集体性或反商业的音乐宣言都显然是错误的，但反应不是要拒绝音乐，而是要拒绝这种宣言。那些以呈现“真实”表演的音乐家正在回避波普政治的有趣话题——音乐和意义、歌手和听众人为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正是波普的人为性使它成为一个矛盾的场所。问题不是文化与商品的对立，而是商业文化的矛盾。 从这一观点出发，60年代从事摇滚音乐的人们看起来有着非同一般的纯真。我在记忆中仍然相信“自然”（是否广泛地应用于音乐、性和欲望），它与正在出名的后朋克的设想形成情感的对照；后朋克的设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建构的（也是可以解构的），欲望也是如此，而且音乐中只有被阐释的快感，舍此再无其他。现在流行音乐似乎必须是即时的（而不能是延时的），只能表现自身（不是青年，不是阶级，也非亚文化），而这必须是关于它如何产生效果的任何讨论的起点。这无疑是对60年代的重新观照。例如，“胡椒中士”给了我快感，并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嬉皮士艺术作品，而是因为它是现代派的最后胜利。它是时髦的伦敦音乐，一种购物的风格，消费的声音（男人时装店，锡塔琴的回响和周六下午的购物中心，以及王子路卡那比街的交通噪音中强烈的模糊音）。第二章我现在意识到所有我喜欢的60年代的歌曲都是现代派的歌曲——演出像艰苦的工作，工作也确实艰苦——如金克斯、小面孔和硬石等乐队的那些活泼躁动的歌曲。后朋克流行音乐的情感之根在于这些讽刺的遥远的唱片，在于他们把形式作为内容来使用。这游戏是把波普的规则应用于任何课题——既挖掘灾难，也显示爱和混乱。关于流行歌的流行歌——理论家已经出现（大卫·波文开始了他未来作为流行歌星的事业，布莱恩·费利正在与理查德·汉密尔顿一起研究波普艺术）。 英国60年代最好的流行乐队是“谁人乐队”，因为皮特·唐申德是最聪明的理论家。《谁出卖了》（The Who Sell Out）（注意这个名称）是较快有趣的唱片，比“胡椒中士”的观念更尖锐，对流行音乐应该如何制作有着更清晰的意识，唐申德的歌曲就是关于作为商品的音乐的。这一乐队同一个真正的电台（非法的伦敦电台）保持着联系，吸收他们的广告短诗，也写他们自己的广告——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的歌可能完全和广告一样，“欢迎到我的生活中来，笃笃笃！”《谁出卖了》是一支流行音乐艺术的慢转唱片，是乐队的一种嘲讽的表达方式，乐队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人们注意到其本身也是一种产品这一事实，但这种方式又否认了这一点。通过提供自己的商业背景，“谁人乐队”与其保持了距离。但是，唐申德认为少年的团结和激情正来自这种商业的表现。就他来看，《谁出卖了》的真正反讽是少年的反叛已经赢得胜利。现代派的一代尚未变老，但他们已经占据了流行乐坛（因而有了伦敦电台），随着流行音乐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关于快感定义的争论就转变了立场：现代派成为主流，风格派成为嬉皮士，波普派就转变成梦幻效果。 梦幻般的流行音乐也像现代派那样关心如何让演出效果更加帅气。但从速度到粗犷，尖刻的转变意味着一种美学的转变。快感变得更轻松，感官的空间比情感的直接性更为重要，舞台动作不再是摩登少年对自己躯体的强烈关注，而是更加抽象地沉浸于声音之中。梦幻基本上是精英主义者的梦幻，梦幻般流行音乐的快感在于它能吸引每个人加入到精英的行列。音乐是友好的，它的神秘依然是由各种方法再加上简单的节拍形成。 像所有波普运动一样，流行音乐中也存有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对民主的推动，让每一个人都愉悦地尝试；另一方面又追求独特性，表现的是一种个性的差异。和以前的运动比起来，流行音乐在音乐语言方面，在暗示和表达思想的符号方面，在对自己的宣传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样的表达方式，嬉皮士语言中那绝对的影响力，使流行音乐的崇拜者走向坚定的反传统文化的立场，而反传统文化就意味着艺术的自觉，这种自觉不是赚取金钱的自觉，而是追求艺术创造性方面的自觉。嬉皮士音乐家开始广泛地仿效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如作家、画家、诗人；即使是在他们宣称自己高于听众的时候，他们也假定听众在文化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克里姆（Cream，起这样的名字是为了强调他们的精英地位）这样的音乐家会进行长时间的即兴演出，用复杂的和声和开放的旋律展示他们的技艺，这是在三分钟的流行歌曲中做梦也无法听到的。流行歌星开始从娱乐圈转向了文化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控制了流行音乐，把它作为另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段。 流行音乐家作为艺术家的这个自我定义，标志着流行音乐在思想上向摇滚乐的转变。出现分歧的问题是音乐制作的目的，是取悦于所有听众还是取悦于一部分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音乐家政治地（因为主动地、严肃地）表现自己的时候，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执着于流行音乐是否有感染力的政治问题，如快感的问题，逃避的问题和平庸的问题。 同样一种态度的转变也表现在美国流行音乐的历史重心的问题上。美国摩党派流行音乐的基地是洛杉矶。60年代中期的洛杉矶就好像是英国伦敦的翻版一样——在它的精品店和俱乐部里，在广播和唱片方面，摆的、卖的都是最新的英国风格。洛杉矶60年代最畅销的唱片是巴福娄·斯普林菲尔德（Buffalo SPringfield）乐队的《不论真假》（For What It’s Worth），它与其说是对日落大道上青年被警察镇压的抗议，不如说是对他们为风格而战的纪念。 巴福娄：斯普林菲尔德的词作者和歌手斯第尔丝（Sieve Stills）和尼尔·扬（Nel Young）是以流行歌手开始他们的音乐生涯的，他们转入流行音乐是甲壳虫乐队对美国音乐最重要的影响例证之一（自从鲍勃·迪伦以来）：成千上万的梦幻破灭了的摇滚迷们在50年代末就放弃了少年音乐，开始关注成年人的流行歌曲，此时被英国的声音征服，相信摇滚乐仍然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形式，美国甲壳虫迷们甚至还提出，正是这种对大众广泛的吸引力使摇滚乐成为一种迫切需要的、密切相关的政治媒体。正如鲍勃·迪伦不久发现的，没有什么音乐比无线电台一首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更有魅力。到了1967年，美国的城镇又一次到处都是未来的流行歌星，少年车库乐队和朋克乐队，他们用自己的版本演绎着后甲壳虫乐队、伯德乐队、后亚德伯德乐队那梦幻般的流行音乐——模糊的声音，电子十二弦琴，尖声的喊唱。 问题是，与此同时，在校园里，在俱乐部里，抗议的歌星和诗人正以与波普根本没有联系的方式使用着新摇滚的声音。大众对摇滚的使用越来越意味着采纳波普的形式，却拒绝波普的语境；而在美国，从波普到摇滚的转变则意味着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胜利。美国关于摇滚的争论主要来自旧金山那种自觉地反波普、反商业化的社区。我记得正在出售的关于旧金山的歌曲（如斯科特·麦肯齐的《旧金山》，“花工乐队”的《让我们到旧金山去》，艾里克·伯顿的《旧金山的夜晚》。它们像它是和阳光、鲜花一样的自然的产物，但又是方便得到的，就像所有的波普一样，打动年轻人的心弦。我第一次听音乐会是“感恩而死”乐队在伯克利的演出，演出一结束我就难时离场了，我感到非常震惊，就我摩登少年对流行音乐的趣味而言，这次演出看上去和听上去都是那么邋遢。旧金山社会的基础不是流行音乐，而是艺术。旧金山的音乐没有波普的形式，而是像布鲁斯、民乐和爵士乐这样的非波普艺术形式，都是针对那些非波普的问题而发的。旧金山的声音是垮掉的一代的声音。 垮掉的一代对后甲壳虫的发现，是因为他们按照摇滚的节拍比跟着当代爵士乐那种知识化的声音更容易朗读诗歌。如果英国的姐皮土运动有时给人的感觉像是经历了更富足更矫饰的青年时期之后，50年代少年们的自我发现又回来了，那么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我感觉就像是垮掉的一代的幻想在经历了更富足更少负罪感的青年时代之后的再一次回归。从对抗传统文化方面看，旧金山的声音中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意义松散的抒情诗配合着意义松散的音乐）。旧金山乐队的音乐满足了尖酸刻薄的听众们的需要。它是散乱的、响闹的、复杂的和粗野的；它使用的是简单的旋律和节奏，但是经过电子混音，使声音听上去更加复杂。旧金山乐队似乎总是在残酷地下决心要让他们的听众精疲力竭；我们的目的是在朦朦胧胧中跟着一个主题，一个旋律，一个声音。 这是一种有着新型听众的新型流行音乐，反映出大众休闲的一种新型结构。嫁皮士的思想本身就强调了音乐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流行音乐通常商业行为的独立性，但是，从旧金山音乐中出现的最为明显的事物就是一种新的商业化风格，结果使旧金山湾区最有影响的人物不再是音乐家，而是企业家。汤姆·唐纳休（TomDonahue）是发起成立摇滚音乐台的电台主持人，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是推广商，他制定了露天摇滚音乐会的规则，詹·维纳（Jam Wenner）是“滚石”的发起人。此前，最有影响的摇滚音乐会的主办者都是圈外人土，他们利用明星进行投机赚钱，就像克劳乃尔·派克（Colonel Parker）利用艾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Presley）那样。旧金山的组织者正好相反，他们是从新型的听众中出现的，因而就以“摇滚圈”来掩饰摇滚市场内的剥削现象。这一事实在政治上的意义不是摇滚被收买了，而是这种收买的关系被掩盖了。流行音乐的商业化已经很明显，流行音乐迷们永远都没法忘记自己消费者的身份。与之相反的是，摇滚迷们能够把购买唱片当成一种团结的行为。 这种思想最终的表达是摇滚节。与传统的小型流行音乐演出不同，摇滚节并不为乐迷们把一切都端出来，而是在演出时间、演出规模、演出背景，及其对民乐传统的借鉴等方面，力图以物质的方式提供音乐以象征表达的共同性的经验。这给明星们带来了新的负担：他们必须让自己的名字直接为观众所知晓。由于在运用情感抓住观众方面的能力，詹尼斯·乔普林（Jams JOplin）可能是我见到的最杰出的表演者。台上的演出给人的感觉是她很相信我们，一点也不压抑自己（唱片中，她在技巧和想像力方面的弱点是很明显的）。总之，摇滚表演开始意味着既不是取悦观众（流行音乐的风格），也不是再现自己（民乐的风格），而是粗野地展示欲望和感情，像是对着自己的恋人和朋友一样。另一位伟大的音乐节的表演者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他的吸引力在于他在演出中显然无拘无束地对快乐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并与他一起分享的。 乔普林和亨德里克斯为摇滚演出确定了细致的标准，满足观众对感情的需要，以保证他们有一种置身真正的事件中的感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对摇滚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保证夜复一夜、场复一场的演出在情感上的效果（答案是技术音响和逐渐调动起来的一整套摇滚乐表现情感的符号）；如何把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联系起来，因为摇滚的观众不希望二者之间存在分别（答案是忘掉观众，否认有这么一种独立的公众角色存在——音乐家很快发现只是进行愉悦自己的表演，他们就可以赚到很多钱）。第三章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受，在受到鲍勃·迪伦激励的歌手和词曲作者身上是最为明显的。过去，总是有歌手在写自己的歌，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流行音乐制作人。举个例子，保罗·安卡的《戴安娜》中，除了那些泛泛的任何人都可以用的（这是流行音乐的关键）陈词滥调之外，从未被认为表现了他自己的经历。迪伦和他的继承者们带入流行乐坛的是真实的观念。民间歌手总是被拿来与流行歌手对照，这是因为他们写和唱的都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政治世界，个人情感的真实世界。双手和词曲作者给摇滚带来的是现实主义的传统。结果是立竿见影的。歌手和词曲作者那自白的方式，他们所假定的透明所带来的魅力给摇滚带来了一种道德主义——伪造情感（这一点是后朋克的思想，是流行音乐演出中的快感和全部关键所在）在美学上成为一种犯罪，对音乐家判断是他们的开放性、诚实性和敏感性，就是说，音乐家是被当作真实的可知的人来判断的。问题再一次不在于演出者通过成为明星而卖出了摇滚演出，而在于他们就像不是明星一样地表现了自己。这样就避开了一个重要的流行音乐的问题。 在流行意味着什么的争论中，在对待乐迷的态度上，流行音乐同样在逃避着责任。最明显的例子是道尔斯兄弟，他们是反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最为激进的代表。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作为一个诗人的自我形象不仅指他的抒情诗，而且还指他的个性，以及他对自己音乐理解的执着。他抓住了衰落时期的浪漫主义理想，那是莫里森在摇滚演出中的体验而与听众的体验无关。莫里森自我陶醉的音乐形式确实让人必须接受，但是，作为感觉的一种来源，摇滚的听众对他来说越来越不重要。最后，他为摇滚乐留下的是一种蔑视的风格，这是老一代放荡不羁的观点在加利福尼亚的闲饭，认为无论招致多少普通人的厌倦，一个艺术家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正是莫里森的以自我为中心使他成为60年代的一个代表人物（现在仍然是英国青年摇滚歌手的榜样）。他宣称，正是通过自我陶醉的过程，通过对卓越和极端的追求，摇滚成为一种艺术的形式。道尔斯的音乐实际上相当平庸（这也是它有时会很有效果的原因），我认为，比起他们的矫揉造作来，这种平庸仍然是60年代的一个较为有趣的方面（虽然在莫里森继续被神化的时候，这种区别越来越难以分辨出来——作为一种文化人的矫饰，这种矫揉造作已经充斥了流行音乐的行列。 就意识形态而言，60年代仍然是一个音乐具有伟大意义的时期，但在当时，它只是一系列不大起眼的小事件而已。那时，摇滚当然对我的生活非常重要，但只是对我的个人生活而不是对我的公众生活。摇滚没有使我走上政治，而是使我的政治成为背景音乐，成为一个把愤怒、希望和欢乐的声音表达出来的长期的渠道——摇滚社会是一个情感的社会。音乐以它的公开性、模糊性对60年代产生影响。一些乐手（如道尔斯兄弟、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等）很可能同时成为反战组织和越南美国士兵团结和热情的来源。流行音乐的政治在于人们如何对待它，如何运用它来抓住一个时代，阐释一个时代，如何在官方的知识背景中择取意义。如果流行音乐为了公众的目的而发出了个人的抱怨，它也应该为了个人的目的提供公众的话语。其效果取决于它通过各种不同情景进行回应的能力。摇滚理论家们完全弄错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宣称音乐是一个重要的公众现象，对音乐家自我地位的认识产生误导。约翰·列农（JOhnLennon）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摇滚乐变成了一种官方的文化，失去了它的神秘的一面；那些本来应该表达短暂的颠覆情绪的歌也太正统，以至于谁都不想唱它。流行歌曲可以探讨的政治问题——把个人生活当成公共结构的那些方式——也因摇滚“运动”的梦幻被扔在了一边。 影响我的60年代的那些歌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们的“真实性”，而是因为它们的好玩（轻松）。正是司各特·麦肯齐（Sco材McKenzie）的《旧金山》里的那种十足的傻劲，才让嬉皮士的生活看起来如此富有吸引力。这些歌曲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并不需要比进步的摇滚乐更精确地记录属于助年代的社会氛围、改革的思想和可能。助年代的音乐让我发笑，它暗含着某种无所谓的意思——费尔·斯拜克特和沙滩男孩（Beach Boys）的肥皂剧，鲍勃·迪伦转入可以表达一种新的声音的摇滚，滚石乐队的《乞丐的盛宴》中来自政治外围人士的讽刺的评论。即使汽车城音乐不大符合60年代音乐的范畴，但其思想和灵魂是以60年代英国音乐实践为核心的。灵魂的音乐对我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因为通过它，我理解了我的欲望和幻想。陷入爱情并不一定就得伴有奥第斯·雷丁（Ons Redding）的《我的姑娘》，但是却由它给出了很好的阐释。 我这里描述的是现在与60年代一样多的流行音乐的意义和运用。使60年代与众不同的不是这种音乐运用变化了，而是这种流行音乐的意义正处于宣称与摇滚完全不同的个人风格的艺术家，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民歌手，以及嬉皮士们闪电般的进攻之中。我并不真的相信他们，但毫无疑问，他们的活动提高了音乐的重要性。认为这与进步有关是一种误导。流行音乐是一种进步的形式，但是说摇滚无论如何都高于流行音乐，它能做到流行音乐做不到的事情，这样就掩盖了摇滚也是一种表达片刻个人愉悦的音乐方式的事实。 这并不是说音乐有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像所有大众传媒一样，其效果取决于它的社会语境。音乐是一种如此有力的板机，能够马上勾起情感的记忆。怀旧也许是较为广泛地使用奇怪记忆的地方。音乐记忆的政治——努力去决定音乐那时意味着什么，现在为什么重要———由于它的双重背景而变得复杂起来。演奏“胡椒中士”就是既要把它作为现在的音乐（在集体摇滚和后朋克流行音乐的背景下）来听，也要把它作为那时的音乐来听（记忆，我的事情中美好的部分，1967年夏天的音乐）。那时，我们正处于转变之中，“胡椒中士”似乎表达了更欢快的感觉。而现在（70年代以后，住压抑，右派发起新的进攻）我不禁要认为那次转变为那个时代划了一个句号。我一直在听的60年代的唱片是《地下丝绒和尼可》，在当时我甚至都想不起要听。 旧金山思想家拉尔夫·格利森在听了“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乐队在旧金山的一次演出之后曾经写道；“安迪·沃霍尔的‘不可缺少的信用卡’不过是对旅游节所有搭便车的旅游作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浓缩。”而沃霍尔反驳说，他不关心如何鼓舞和代表一个社会，只想鼓动群众起来看一看发生的事情。他被“地下丝绒”所吸引是因为他们制造出了让人如此难以忍受的噪音。对他来说，他们不是一个摇滚组合，而是一种对摇滚组合的评价，奇迹是，不管怎样他们的音乐是杰出的。娄·里德（Lou Reed）的歌唱出了放荡的文化青年生活中黑暗的一面——病魔、金钱和毒品，嫉妒、痛苦和性。约翰·凯勒（John Cafe）用文本的重复表达一种先锋派的压抑，对轻微的不和谐的单调产生撞击。“地下丝绒”乐队运用了噪音和尖叫，声音是沙哑的，响亮的，不那么欢快的，其音乐不是从旋律、联唱和合唱产生出来，而是由即兴的、重复的乐段组成，这些重复产生了层叠的效果，使音乐既押韵又和谐。它的每一首歌都在嗓音和尖叫之前运用了一小组不断互相撞击的单音，这是它惟一表现出逻辑的地方。 “地下丝绒”的音乐与大多数60年代的声音不同，在这种音乐中，我们发现不到任何逃避的东西。它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表达，丝毫都不逃避。这也是它对70年代流行音乐批评敏感性的发展产生如此深厚影响的原因。这里的敏感性指的是对形式政治的敏感性。“地下丝绒”仍然代表着音乐政治应参与斗争的思想，这斗争首先要创造意义，要阐释流行音乐的能指不断变化中那些仍然保持不变的事物。那时。它的第一张慢转唱片像“胡椒中士”一样提出了流行音乐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所作力的新看法，但在甲壳虫的音乐里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地下丝绒’”那里则成了一切都是不确定船。 用如此悲观的态度来重新思考60年代是矛盾的，但在回顾中，我发现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摇滚革命远非易事，它宣告了一个没有斗争的乌托邦。现实中一切那是不确定的，包括爱、性、欢乐和权力，人们不断进行着从中重新获取信心的尝试。当流行音乐的政治真正卷入（那时就卷入过，这是我们在回忆中必须记住的）日常生活和这种寻常的尝试的时候，便激起了混乱和无序。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受，在受到鲍勃·迪伦激励的歌手和词曲作者身上是最为明显的。过去，总是有歌手在写自己的歌，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流行音乐制作人。举个例子，保罗·安卡的《戴安娜》中，除了那些泛泛的任何人都可以用的（这是流行音乐的关键）陈词滥调之外，从未被认为表现了他自己的经历。迪伦和他的继承者们带入流行乐坛的是真实的观念。民间歌手总是被拿来与流行歌手对照，这是因为他们写和唱的都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政治世界，个人情感的真实世界。双手和词曲作者给摇滚带来的是现实主义的传统。结果是立竿见影的。歌手和词曲作者那自白的方式，他们所假定的透明所带来的魅力给摇滚带来了一种道德主义——伪造情感（这一点是后朋克的思想，是流行音乐演出中的快感和全部关键所在）在美学上成为一种犯罪，对音乐家判断是他们的开放性、诚实性和敏感性，就是说，音乐家是被当作真实的可知的人来判断的。问题再一次不在于演出者通过成为明星而卖出了摇滚演出，而在于他们就像不是明星一样地表现了自己。这样就避开了一个重要的流行音乐的问题。 在流行意味着什么的争论中，在对待乐迷的态度上，流行音乐同样在逃避着责任。最明显的例子是道尔斯兄弟，他们是反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最为激进的代表。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作为一个诗人的自我形象不仅指他的抒情诗，而且还指他的个性，以及他对自己音乐理解的执着。他抓住了衰落时期的浪漫主义理想，那是莫里森在摇滚演出中的体验而与听众的体验无关。莫里森自我陶醉的音乐形式确实让人必须接受，但是，作为感觉的一种来源，摇滚的听众对他来说越来越不重要。最后，他为摇滚乐留下的是一种蔑视的风格，这是老一代放荡不羁的观点在加利福尼亚的闲饭，认为无论招致多少普通人的厌倦，一个艺术家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正是莫里森的以自我为中心使他成为60年代的一个代表人物（现在仍然是英国青年摇滚歌手的榜样）。他宣称，正是通过自我陶醉的过程，通过对卓越和极端的追求，摇滚成为一种艺术的形式。道尔斯的音乐实际上相当平庸（这也是它有时会很有效果的原因），我认为，比起他们的矫揉造作来，这种平庸仍然是60年代的一个较为有趣的方面（虽然在莫里森继续被神化的时候，这种区别越来越难以分辨出来——作为一种文化人的矫饰，这种矫揉造作已经充斥了流行音乐的行列。 就意识形态而言，60年代仍然是一个音乐具有伟大意义的时期，但在当时，它只是一系列不大起眼的小事件而已。那时，摇滚当然对我的生活非常重要，但只是对我的个人生活而不是对我的公众生活。摇滚没有使我走上政治，而是使我的政治成为背景音乐，成为一个把愤怒、希望和欢乐的声音表达出来的长期的渠道——摇滚社会是一个情感的社会。音乐以它的公开性、模糊性对60年代产生影响。一些乐手（如道尔斯兄弟、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等）很可能同时成为反战组织和越南美国士兵团结和热情的来源。流行音乐的政治在于人们如何对待它，如何运用它来抓住一个时代，阐释一个时代，如何在官方的知识背景中择取意义。如果流行音乐为了公众的目的而发出了个人的抱怨，它也应该为了个人的目的提供公众的话语。其效果取决于它通过各种不同情景进行回应的能力。摇滚理论家们完全弄错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宣称音乐是一个重要的公众现象，对音乐家自我地位的认识产生误导。约翰·列农（JOhnLennon）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摇滚乐变成了一种官方的文化，失去了它的神秘的一面；那些本来应该表达短暂的颠覆情绪的歌也太正统，以至于谁都不想唱它。流行歌曲可以探讨的政治问题——把个人生活当成公共结构的那些方式——也因摇滚“运动”的梦幻被扔在了一边。 影响我的60年代的那些歌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们的“真实性”，而是因为它们的好玩（轻松）。正是司各特·麦肯齐（Sco材McKenzie）的《旧金山》里的那种十足的傻劲，才让嬉皮士的生活看起来如此富有吸引力。这些歌曲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并不需要比进步的摇滚乐更精确地记录属于助年代的社会氛围、改革的思想和可能。助年代的音乐让我发笑，它暗含着某种无所谓的意思——费尔·斯拜克特和沙滩男孩（Beach Boys）的肥皂剧，鲍勃·迪伦转入可以表达一种新的声音的摇滚，滚石乐队的《乞丐的盛宴》中来自政治外围人士的讽刺的评论。即使汽车城音乐不大符合60年代音乐的范畴，但其思想和灵魂是以60年代英国音乐实践为核心的。灵魂的音乐对我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因为通过它，我理解了我的欲望和幻想。陷入爱情并不一定就得伴有奥第斯·雷丁（Ons Redding）的《我的姑娘》，但是却由它给出了很好的阐释。 我这里描述的是现在与60年代一样多的流行音乐的意义和运用。使60年代与众不同的不是这种音乐运用变化了，而是这种流行音乐的意义正处于宣称与摇滚完全不同的个人风格的艺术家，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民歌手，以及嬉皮士们闪电般的进攻之中。我并不真的相信他们，但毫无疑问，他们的活动提高了音乐的重要性。认为这与进步有关是一种误导。流行音乐是一种进步的形式，但是说摇滚无论如何都高于流行音乐，它能做到流行音乐做不到的事情，这样就掩盖了摇滚也是一种表达片刻个人愉悦的音乐方式的事实。 这并不是说音乐有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像所有大众传媒一样，其效果取决于它的社会语境。音乐是一种如此有力的板机，能够马上勾起情感的记忆。怀旧也许是较为广泛地使用奇怪记忆的地方。音乐记忆的政治——努力去决定音乐那时意味着什么，现在为什么重要———由于它的双重背景而变得复杂起来。演奏“胡椒中士”就是既要把它作为现在的音乐（在集体摇滚和后朋克流行音乐的背景下）来听，也要把它作为那时的音乐来听（记忆，我的事情中美好的部分，1967年夏天的音乐）。那时，我们正处于转变之中，“胡椒中士”似乎表达了更欢快的感觉。而现在（70年代以后，住压抑，右派发起新的进攻）我不禁要认为那次转变为那个时代划了一个句号。我一直在听的60年代的唱片是《地下丝绒和尼可》，在当时我甚至都想不起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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