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吴冷西也跟着叫好，叹服田家英心有灵犀，切中时弊。一时，四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各有满腔心事，诉与谁人说？特别是有个陈伯达在场，虽为同事文友，毕竟不是挚友，还是要慎防祸从口出。四人一路无话，仍循原路返回小教堂门口来。远远的，他们见到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等人，还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兴高采烈，挥拳舞胳膊的，像一群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但听到柯大鼻子说：「主席讲话，雷霆万钧，谁也阻挡不了，老右们这回输定了，下面的任务，是我们要紧跟主席追穷冠……」李井泉说：「总算把局势扳回来了，这局势得来不易。莫忘了，我们还是要适当检讨去年的失误，之后勇敢出击，用检讨支持出击，是对付老右们的利器。」张仲良说：「彭老总总是抓住我们甘肃部分县市的所谓饥荒当靶子，我就不买他这个帐。去年甘肃工业、农业就是大丰收！否定成绩，就是否定主席，否定中央。」曾希圣说：「安徽跃进步伐快了点，也是他们的眼中钉。亏了主席英明，不然我们的日子不好混。」吴芝圃说：「前段时间，逼得我到处认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是河南首创，全国推广，我成了祸首。彭老总讲在火车上看到河南老百姓在逃难，他是造谣！河南全省的公共食堂一个没垮，都办得好好的，农民为什幺要逃荒？我们左是左一点，但总比右倾好。」谭震林说：「从反左到反右，他娘的，有得瞧，先把那几根翘到天上去了的右倾尾巴敲下来！」田家英四人听呆了。完了，终是这些人得势了。真理何在？天理良心何在？他们觉得不应上去打照面，免得人家起疑心，打小报告。现在，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公开、半公开地闹小宗派活动；但别的人聚起一处议论几句什幺，却会被他们告上去，视作小团体。田家英说：「我们散了吧，各自保重。」说罢，四人各人闪进树丛，分头回住处去。彭德怀当着毛泽东的面抡了胳膊，骂了娘，吼出了心里憋了许久的几句话，回到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心里竟是痛快了些。他掩上房门，躺在床上休息。他一点都不感到后悔。为了农业，为了公共食堂，为了乡下那些正在饿肚皮的父老兄弟，他早就想骂娘了！骂这班没良心的化生子。共产党的高官，多数是农家出身；上了台，掌了权，却上上下下的折腾农民，拿农民肚皮做试验，当牺牲品……亏老毛讲得出口！现在不过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头发卡子少了点！多轻松，多简单。明明全国有十来个省区闹粮荒、流行水肿病，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各地情况早就上报中央，中央军委早就动用野战军区的车辆往灾区紧急运粮；老毛作为中央主席，却红口白牙，仍在弥天大谎，粮食多得很，吃不完！良心都叫狗咬了……也难怪，老毛是富农子弟，他爷老倌是米贩子，年年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囤积居奇，家里的谷米多得生虫，他从小吃得饱，穿得暖，不知道饿肚子滋味。化生子，化生子！你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我老彭却从小饱尝了那滋味。我老娘牵着我五兄妹出去讨吃。我十二岁进煤窑当小工，十五岁投奔湘军吃粮……那时不叫参军，叫吃粮。穷小子从军为肚子，士兵又称粮子……我爷娘加一个兄弟，一家饿死三口。我当了粮子，才没有饿死……现在乡下又在饿死人，不是天灾荒年，是被我们党的瞎指挥、老毛的好大喜功所饿死……彭德怀和衣倒在床上，两眼满是泪水……老毛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老毛，原来你还和我记这个仇？还公然在党的会议上讲这个话？你堂堂一位党主席，要和我公报私仇？毛岸英是我害死的吗？他是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投下的汽油燃烧弹烧焦的！朝鲜战场上死伤了六十几万志愿军官兵，都成了我这个总司令的责任？只有你儿子的性命才是性命……怎幺办？我该怎幺办？我原不该上山来淌这趟浑水的！中央无论到哪里开会，都由老毛的警卫一中队把守驻地，和老毛闹翻，就如掉进一张罗网……韩信空有百万雄兵，我彭德怀空有雄兵百万……老子手上要有一营精兵，为了老百姓，老子就敢搞兵谏！就像当年张学良兵谏华清池，逼老蒋答应打鬼子；彭德怀兵谏庐山，逼老毛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缓办人民公社！可是，哪来的一兵一卒？人家老毛精通帝王之术，连警卫员佩的手枪都临时上交了……不对不对，老毛不是刘邦、老蒋，我也不是韩信、张学良。我们是共产党，党指挥枪……嗒嗒嗒，房门被敲响。彭德怀一个鹞子翻身，坐直身子，掏块手帕抹一把眼睛：「哪个？」是保健护士，隔着门板报告：「首长，开饭了，是陪你到食堂吃？还是替你打回来？」彭德怀回答：「我不饿。你自己去解决吧。」「首长……还是起来吃一点……」「你罗嗦什幺？我少吃一顿中饭还不行？还有别的事？」「首长，秘书处来电话，通知你下午参加第四组讨论……还有，晚上请你去总理那里开会……」「通通替我请假。就讲我不舒服，犯困，要睡觉，休息！」彭德怀听着保健护士的脚步声极不情愿似地离去。他确是有些困，胃也隐隐作胀，不舒服。胃病是战争年代落下的。和平时期，一生气就胀痛。亏了同仁堂一位老中医，替他配制了一种楂曲平胃蜜丸，痛起来就嚼上一把，止痛，还管临时充饥。他翻出来一大瓶黑豆粒般的药丸，还是临来时浦安修婆婆妈妈硬要他带上的。他就着白开水吃下去一把，重又和衣躺在床上。这药丸煞是作怪，吃下去就管用，兼能催眠。保健护士还是把首长的饭菜用几只带盖的青花瓷碗打了回来。可到首长卧室门边一听，里面已响起了均匀的鼾声，知道首长确是困了，才不敢打搅。小伙子跟了彭总这些年，就像跟随一位父辈似的，跟出了感情。彭总没胃口，他就吃不香；彭总胃口好，他才狼吞虎咽。彭总日常饮食清淡，不嗜烟酒，少吃腥荤，就喜欢个豆制品和蔬菜。因之每次从首长小灶食堂打回来饭菜，他总要埋怨几声：「出来开会，也吃这幺好，越搞越特殊化了。战争年代，我只准开病灶，照顾病号，不准分什幺小灶、中灶、大灶……去去去，把机要员、警卫员都找来，你们年轻人爱打牙祭，我看着你们吃，高兴。彭德怀一觉睡到天落黑。保健护士敲门，请他起来用晚餐。他打开房门。保健护士给端来一海碗热气腾腾的榨菜肉丝面，上面盖了两个荷包蛋，并解释：「不是报了病灶，是私下求厨房师傅做的，首长放心……」彭德怀心头一热，看了小伙子一眼。管他娘，食为天。于是稀哩哗啦吃下去大半碗，还剩下小半碗加一个荷包蛋，推给小伙子：「我饱了，你拿去解决了。」保健护士说：「总理来过电话，听说你下午请假，问是不是病了？看医生没有？我报告首长没病，只是太困了。」彭德怀批评说：「总理来电话，为什幺不把我叫起来？还说了什幺？」保健护士说：「是总理不让叫醒你……总理说，如果身体可以的话，请彭总晚饭后过他那边去一下，他要和在山上的几位副总理碰碰头。」彭德怀忽然来了精神，挺了挺身子，彷佛对自己颇为满意地笑笑说：「我这就去。我是个武夫，泰山压顶，照睡不误。」彭德怀带一名警卫员，一路风快走到河西路四百二十二号别墅。警卫员留在楼下，和几位副总理的警卫员玩扑克牌等候。小梅来领彭总上楼。小梅每次见到彭总都高兴得像个孩子。在楼道里，她小声抱怨说，几次挂电话，想去看望首长，你那边的工作人员总是说首长在忙……彭德怀说：「不忙了，快要不忙了，你想去就去，不要打电话嘛。」进到总理书房，陈毅、李先念、贺龙、李富春四位副总理已经在座了。周恩来领着大家起身，一一和他握手。他歉意说：「对不起、对不起，上午发了一顿脾气，下午睡一大觉，醒来日头下山。」周恩来、陈毅、贺龙等人尚不知道上午散会后他对毛泽东发怒的事，也就没有在意。周恩来找五位副总理来谈谈如果正确领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实质，仍认为，旨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主席说的「孙科一触即跳」，是指去年工作中犯了左的失误的同志，不要害怕批评，而要勇于检讨，切实改正；对于把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工作失误夸大到不恰当地步的同志，则要防止右倾，吸取过去反冒进的教训。左的错误，使事业受到损失；右的错误，多半会害了自己。彭德怀说：「上午虽然没有被正式点名，我却已是右倾代表。给党主席写了封信，个别反映情况，却当成意见书印发，现在收都收不回。这事我办得没脑筋。」陈毅笑说：「彭老总，要说右倾，我可是比你老资格了，从中央苏区当右倾，到新四军被项英、饶漱石整成右倾，前后十几年。现在轮到你了，有啥子了不起？」李先念也说：「我和总理、陈老板、一波四个，为反冒进的事，也当过右倾，接受批评教育，还不都一路过来了？」李富春说：「反冒进，我也是挂了号的。」只有贺龙吸着烟斗笑笑，没有做声。周恩来说：「总结去年，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是个革命。但今年订为二千七百万吨甚至三千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总算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还剩下四个月，得加把劲。今年小土炉是搞不得了。」彭德怀说：「我信上写的「有失有得」，是指小土群，根本没有反对小洋群。」周恩来说：「你呀，把「失」字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当把落实和泄气分开来。主席担心泄了大家的气。」彭德怀说：「一千零七十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他是受了柯庆施、吴芝圃那些同志的影响。陆定一告诉我，他上山前，和舒同去上海搞调查。柯大鼻子还在讲，到一九六二年，光是上海市的钢产量就可以搞到一千万吨。可是陆定一、舒同粗粗估算了一下，就算有电力、有铁矿石、有焦炭，上海的铁路、公路、港口也运输不了！明明做不到，却硬是要吹，继续浮夸骗人。当然要承认，放卫星的事，毛泽东他冷得比较早，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就发现问题了。这次我为什幺写封信给他做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信也要咬文嚼字，实在受不了。」贺龙说：「彭总这话我有保留。党内怎幺不能批评了？你和主席吵了那样多，也没有计较过。」周恩来说：「敢提意见是好的。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嘛。当然，他没有指名，没有什幺大不了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地步，有那个趋势而已。你到此为止。认识了，觉悟了，就好了。受点批评有益处。」彭德怀说：「今年轮到我和洛甫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共产党里不能有批评，不能有逆耳之言，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陈毅说：「这个不尽然吧？我看简报上，六个组讨论，多数同志还是认同你的信。」贺龙说：「讲人家听不得批评的人，自己也要受得起批评。」周恩来怕彭德怀和贺龙抬杠，而继续谈论具体问题：「我有些担心今年钢、铁、煤三大指标降下来之后，仍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那幺多大中型项目要下马，下不下得来？另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等等都很紧张。上海的煤炭只有七天的储备。到六月底，全国粮库存粮只有三百一十亿斤，以七亿人口计，平均每人不足四十五斤，要不要命？去年还新增人口二千零八十万。当然今年夏粮下来，情况会有所缓解，但仍然很紧张。按第一个五年计画的经验，一元货币比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降到一比八点八，就开始紧张。唉，到现在，已降至一比四点几，太紧张了。主席讲上半夜紧张，下半夜靠安眠片。」彭德怀一听全国人均剩下一个月口粮，心都悬了起来：「总理啊，你是当家人，这些情况，你为什幺不到大会上讲一讲？让大家心里有个数，不要再浮夸了！不然真要饿死更多的老百姓了！」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大吐苦水？误会成泄气，吹冷风，不好。你们五位是副总理，心里可以有这个底。先念，富春，是不是这样啊？」李先念说：「去年得到教训，既纠左，又防右。」李富春说：「还是成绩为主，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贺龙说：「报上登今年夏粮收成好，秋粮也丰收在望，不致出现全国大粮荒的情况吧？」彭德怀很寒心：「山上可是歌舞升平，又要反右倾罗！都是一个战壕出来的人，你们也是世故很深了，老奸巨滑。我也该学学了，不看下面疾苦，只讨上面高兴。」陈毅说：「你彭老总学得来？我是努力学，也是一锅夹生饭，哈哈哈。」周恩来说：「面对困难，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坚定信念。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我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幺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老总替了我了。其实，你彭总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有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两方面都说了的。后来写了十三次检查，在党代表大会上宣读，才过了关。所以彭总，你还没有我和陈老板严重……」周小舟、周惠都吃不下中饭。秘书和服务员都以为他们病了。下午照常去第二组参加讨论会，气氛已不如先时那幺热烈。每个人都谈了几句，大同小异，表态性质。无非上午听了主席讲话，受到深刻教育，要仔细领会、好好消化等等。有的在提到彭德怀的信时，已带上批评的语气，但坚持对事不对人。除了少数几位左派同志喜形于色，大多数人心事重重，来不及转弯。组长柯庆施一副等待大家觉悟的宽容气度，也没有长篇大论。晚饭也是匆匆扒了几口。湖南二周平日饭后总是喜欢到外面走走，串串门子。今天却一个仰在床上，一个靠在椅子上，相对无言。他们怎幺也想不通，怎幺也适应不了，毛主席突然转这幺大的弯，整个一百八十度。岂不是去年中央给湖南插白旗，评下游，又插对了，评对了？湖南保住了粮食，有余粮支持兄弟省区，又成罪状了？作为党的领袖，这样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翻脸就不认帐，今后怎幺在下面开展工作？二周正闷着，李锐找他们来了。李锐也是吃不下饭，看不下书，连坐都坐不祝他先去找了胡乔木、田家英。胡、田两人都不在住处，说是到美庐去了。周小舟见李锐进来，忙从床上坐起，劈面就说：「我怀疑大乡长的这篇讲话，根本没有经过常委讨论。集体领导名存实亡。我上午在会场上留意了少奇、总理、总司令他们的表情，都是一脸疑惑、茫然。」李锐说：「昨晚上小教堂舞会，老夫子没有到常休息时我坐在总理身边，问他对彭总的信怎幺看法？是不是常委会有了新精神？总理讲，常委近几天没有碰头，那信没有什幺吧？每次会议都要印发很多材料嘛。」周惠说：「真是难以想象，这样重大的转变，常委们事先一无所知。难怪九时开会，八时才临时通知。」周小舟说：「按照上午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史达林晚年，政治局如同虚设，只有个人专断独行。这样一来，总有一天，党会分裂。」李锐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历史上教训多矣。」周惠说：「事关国计民生，反复变化太快，使人无从适应。多年的顺境，主席确是骄傲起来了。今年初在长沙，美国女作家露易斯。斯特朗当面歌颂主席，说主席的伟大，已经超过了马、恩、列、斯，如何如何，连翻译都暗暗摇头。主席本人却没有谦逊，否认，给人的印象是默认。」李锐说：「娘的那个洋婆子年纪大了，回不了美国，靠我们党供养着，当然要瞎吹几句。现在是洋吹和土吹加在一起。老夫子就是喜欢高指标，喜欢柯大鼻子那些讲大话、搞奉承迎合的人。黄克诚这样遇事稳重，看困难多一些的人，就很不喜欢。」周惠说：「主席也喜欢谭老板。谭老板爱放空炮。不过事后认帐，不推给主席，很聪明。」周小舟说：「对柯大鼻子、李小舅子①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一手拿鲜花迎逢领袖，一手拿大棒整同僚和下属。我们大乡长偏偏喜欢，越来越像个大家长。」李锐说：「上午讲话，云翻雨覆。」周小舟激愤地说：「他老人家大转弯，叫我们在下面怎幺转？」周惠说：「想转都转不过来，人又不是机器。」李锐说：「昨天纠左，今天反右。」周小舟忽然提议：「走走，我们三个就闯到美庐去，找他辩论，吵一架也好！他和我们谈过两个整晚，他那些决心纠左批左的话，还算不算数？我们记忆犹新，他不能转脸不认。」李锐站着未动。周惠坐着未动。他们都意识到，从上午的讲话看，老夫子正在气头上，去了，见了，真的能吵架？毕竟，他是长辈，是全党领袖。于是周小舟提出去一百七十六号，找黄克诚同志谈谈。周惠有疑虑。李锐也说：「现在去找他，不好吧？人家会讲我们搞「小组织活动」。不能授人以柄。那也是彭总的住处，他更敏感，受到的压力最大。」周小舟说：「彭总我联系过，到总理那里开会去了。李锐、周惠，二位讲讲，我们有没有小组织活动？没有嘛！光明磊落，怕什幺？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说着，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也不同意去，大家省点烦恼吧，不要再惹事。周小舟却不信邪，坚持要去。黄克诚拗不过这位情同弟子的老部下，只好答应：「你们实在想来，就来吧。」三人很快来到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彭总住在东头的大套房，黄老住在西头的大套房。中间是过厅及工作人员的临时宿舍。黄克诚问：「你们胃口如何？我和彭总都吃不下，回来还没有讲过话，不知道怎幺办……」周小舟说：「黄老啊，我们中国党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了，个人专断，一言九鼎。你们还记得吗？袁世凯称帝前，包围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上面尽登些各界人士劝进的言论，造成称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大乡长半世英明，如今也是被上上下下的马屁精所包围，所蒙蔽，无视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也是他本人的喜好所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李锐也忍不住冒出一句：「英明伟大，也不能一手遮天。」周小舟说：「大乡长成大家长，指我们这些实事求是的人离右派分子只有三十公里远了。」黄克诚语带批评说：「你们都是中年汉子了，怎幺遇到事情还像青皮后生一样毛毛躁躁？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慈禧才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拿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享受。我是参加书记处工作的，中央还是有集体领导的嘛。起码邓小平总书记还能集思广益，听得进不同意见。或许，你、我都有些缺点、错误，多想想自己，可以作检讨，自我批评嘛。有意见，你们最好当面找主席谈，背后议论不好。你们或许不知道，我历史上十次当右倾，有次还差点被处理掉。还不都一路跌跌撞撞的过来了？你们比我年轻十几岁，参加革命没有受过大挫折，就算补补课，也有好处……这次，是我上山迟了，来不及劝止彭总写那封信，不然，就不会扯出这一大堆麻烦来了。」经过老首长的一番劝导，二周和李锐都平静许多。周惠向黄老汇报起当前湖南情况，北涝南旱，洞庭湖区抗洪，湘中湘南抗旱。真急人，想早点回去抓工作，两个主要领导却困在山上生闲气，真后悔上这趟山……二周说了一气，时间已过十点，正要告辞，彭老总进来了。见到彭总，周小舟一时又眼睛都红了：「前辈啊，我们离右派分子只差三十公里了！」彭德怀倒是襟怀坦荡地笑笑，说：「急有什幺用？总理刚才还对我讲，没有什幺大不了的事，今年是我代替他了。我讲代替就代替，不过当一回右倾嘛。」李锐、周惠估计彭总还要和黄总谈事情，就催着周小舟告辞出到外面来。走在草坪上，李锐因回住处和二周不同方向，就一边走去了。二周却遇到站在树下的罗瑞卿。周小舟连忙上前打招呼：「罗部长，这晚了，还散步？」罗瑞卿多次陪毛主席去过长沙，和二周很熟悉：「我？刚从含鄱口回来，路过这里，停了一停。你们哪？这幺晚了，还在串门？刚才先走的那一位，是不是李锐？」周小舟心里打了个激凌，不得不虚予委蛇：「黄克诚同志身体不舒服，没有吃晚饭。我们去看了看。他是我们解放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记，老上级……罗部长，晚安。」罗瑞卿也道了声晚安。三人没有握手就别过了。二周回到住处。周惠说：「怎幺就这幺凑巧？这晚了，我们刚从黄老那里出来，就偏偏遇上罗长子了？」周小舟说：「鬼信他的！明明是在履行他公安部长的职责，却讲是从含鄱口回来……怎幺不带一个随从？如今呀，再大的人物，谎话随口就来，成为风气。」周惠说：「部长大人亲自盯梢？难以置信。」周小舟说：「不然怎幺叫忠心耿耿？」注①指李井泉，李为贺龙外甥。 ※※※※※※※※※ 第三十一章 时运不济黄克诚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走后，彭德怀对黄克诚说：「今晚上我们好好谈一次，根据以往经验，今后这样的机会恐怕不多了。」黄克诚看出来，彭老总刚才在三位晚辈面前装做蛮不在乎，其实他内心里很沉重、很痛苦。因为毛泽东主席一旦动了整肃某人的念头，那人就必定难逃大难了。彭德怀吩咐黄克诚披上毛衣，提上凳子到后院草坪里去，他早就怀疑这别墅里有「狗」。草坪有好几亩大，清凉、安静。四周都是合抱大的古树。坐定后，黄克诚说：「老总，你是不是太紧张了？风风雨雨，生生死死，几十年都过来了，还怕山上这点子事？」彭德怀说：「老毛这次是要和我算总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紧张个鸟！中午散会后我当面操了他的娘！骂了他玩权术，不顾乡下人死活！回来没有吃中饭，睡一大觉。」黄克诚吃惊地问：「你当面骂了？幸亏这事大多数人不知道。主席讲完先走，彭真同志留下大家布置分组讨论事宜。」彭德怀说：「骂了，骂得痛快，出口恶气。我坐在最后一排，老毛一讲完，我就出了会场，在大门外等他。他一出来，我就开骂。本想在会场上就骂，怕影响大家，忍到散会。他的工作人员都听到了。他的大保镖罗瑞卿也在旁看到了。」黄克诚埋怨说：「你呀，就是个猛张飞脾气，要吃亏的！骂娘能解决什幺问题？只会坏事。要尽快设法弥补。」彭德怀说：「克诚，你是个老实人。人善被人欺。我是忍无可忍了。本来约好十三号去谈。去了，他却不起床。给他写封信，个别反映一点看法，给他做参考，他却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我的信批成〈意见书〉，交会议印发、讨论！他有一丝一毫的同志感情？有一丝一毫对人的尊重？他是要公开羞辱我，把我当成会议的对立面。及至几天的分组讨论下来，大部分同志认同了我的信，并没有形成对我的批判局面；他干脆今天上午突然召开全体会议，亲自披挂上阵，实际上是号召大家对我开火，连他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事都址上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了他儿子，也罪怪到我头上，难道我这个中朝联军的总司令应当做他儿子的警卫员？他这叫立党为公？像一个党主席的搞法？就算我老彭有千错万错，也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公家的事业！他可以这样对待我？所以中午当面操了他的娘，老子一点不后悔。」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两个湘潭老乡，意气越闹越大。你骂娘还是不好，很不好。」彭德怀说：「他做初一，我做十五。他来暗的，我骂明的。意气只占百分之十几二十。要和他争的是农业问题、老百姓的肚皮。是丰年还是灾年？是粮荒还是粮食多得吃不完？十多个省区流行水肿病，饿死了人，为什幺把个人的威信、面子看得比老百姓的性命还要紧？讲现在只是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肥皂、头发夹子少了点……这像个共产党领袖讲的话？封建皇帝都不如！过去皇上还懂得搞赈灾，开设义仓、粥棚！可我们共产党坐天下，听任农民出外逃荒。」黄克诚说：「老总你声音低一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对乡下的饥荒空着急，晚上睡不安觉。我们共产党这一朝，不要出现大饥荒才好……目前局势，我相信少奇、总理、陈云、小平同志他们，心里还是有数的，不可能睁只眼闭只眼，由着少数人胡来。」彭德怀说：「有屁用！只要老毛一发威，两眼一瞪，他们就什幺聪明才智都没有了。小舟讲得对，中国党已经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我看比史达林还史达林。起码史达林去世之前没有出现大粮荒。几次到苏联访问，人家那里的面包不要钱……克诚，你晓得我现在最想干什幺吗？」黄克诚警觉地反问：「你想干什幺？又能干什幺？」彭德怀说：「不瞒你，手上要有一个加强连就好了！老子就要效法当年张学良，逼老蒋答应全面抗战那样，逼老毛下令撤销公共食堂，开放粮食政策，解救天下饥荒！」黄克诚低声叫道：「老总！你千万不能有这个念头，那会招致杀身之祸……你过去统帅百万大军，现在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整个牯岭被一中队把守得铁桶一般。武汉、南京、福州、广州四大军区司令已经上山……我怕你是气恼得糊涂了、不理智了。」彭德怀苦笑着：「知道、知道。老毛早玩了一手，连你、我警卫员的手枪都收缴上去了。前天我出去散步，忽然碰到许世友、黄永胜、陈再道、韩先楚四位，见面只和我打了个招呼，连礼都怕敬了……娘卖屄的，真能干那幺一回，能救下一些生命，我死也甘心……这些话，也只好和你讲讲，解解气，不然憋住胸口会爆炸。」黄克诚劝慰道：「这些话，你莫再讲了。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替你保留住。你啊，是不是太悲观了？低估了主席的胸怀了。总理不是对你讲了，去年是他和陈、李、薄，今年轮到你和张闻天了。顶多，当右倾，受到批判、斗争。」彭德怀说：「恐怕没有那幺轻松。周、陈反冒进，只是在经济方针上顶了他，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这次是他搞得国家经济全面紧张，又不肯真正认错，率先下手，防人一着……我看呀，他整我下台，必然会连累到你这个总参谋长。你也要有些思想准备。不是我要拉你同进退，是人家把你、我看成老搭档。前几天他们突然通知你上山，我就有这个预感。」黄克诚说：「你放心，如果要我和你一起下，那就下好了。顶着戴个右倾帽子，回老家作田，一家伙下到底，总可以了吧？反正江山也打了，大官也做了，这辈子不算白活了。想你、我二十几岁刚参加革命那阵，谁巴望能得到这些？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是革命队伍里老资格的右倾分子，十次挨整肃，还不是一路熬过来了？」彭德怀见黄克诚和自己肝胆相照，心里大受感动：「人家讲我们两个几十年情同手足……历史上，我只挨过一九四三年华北整风会议那次整，前后五十天，和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一伙人对吵。太行山前线需要我回去指挥作战，最后应付几句，走了过常你十次当右倾，有那幺多吗？我只记得江西苏区时期那两、三次。娘的，革命闹了几十年，光是党内就整错、整坏了多少人？许多优秀同志，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弹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黄克诚为了宽慰彭总，也是为了松懈一下他的紧张情绪，而欲不紧不慢地诉述十次当右倾的经历：「彭总，虽说在一起工作这幺些年，确是难得有个空闲来谈谈心……我的右倾老资历，你有不有耐心听啊？」彭德怀看出来老部属的良苦用心，点点头：「你想讲就讲。我看你这大半辈子，也总是在吃讲真话、不盲从的亏。娘卖屄，新中国，旧中国，总是叫老实人吃亏，耍奸弄巧的得益。」黄克诚说：「我是一九二五年在唐生智部队当团政治教官时入党的。二六年参加北伐。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我只带了一名勤务兵回到湘南老家永兴县乡下。当时县里有个地下党的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夺取县城。特别支部委任我做暴动总指挥。可是我检查了准备投入暴动的农军，只有两百多支梭标鸟铳，而县里驻扎有一个连的反动军队。我决定暂停暴动，先发动群众，扩大农军。结果我受到特别支部的严厉批判，批我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第一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我参加过北伐，特别支部只给了个警告处分，仍让我指挥农军。不久，县城暴动成功，特别支部升级为永兴县委。那时湘南特委积极推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把衡阳至广东乐昌之间六百里铁路两边的村庄统统烧掉！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我哥哥是个老实农民，读过一点演义小说，就说共产党闹革命为什幺要学黄巢？为什幺不留下房屋给穷人住？后来从井岗山传来消息，毛泽东也反对烧房屋。于是我把不许烧房屋、不许滥杀无辜，定为农军的一条纪律。永兴县委又开会批判我的右倾。我拒不认错，于是撤掉我的县委委员职务，不准参加党的会议，只让我带兵守城。我第二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说：「一九二八年你在湘南永兴暴动，我和滕代远、黄公略在湘东北领导平、浏暴动，成立红三军。农民起义嘛，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难免杀红眼睛。红三军在平江、浏阳一带没能站住脚跟，上井岗山去和毛泽东会合。毛泽东拉住我这个小老乡结拜做兄弟。那时老毛爱和人结拜兄弟，常讲井岗山也是瓦岗寨。那时大家住茅棚，有事找他，进屋被子一揭，就把他拉起来。他喜欢睡天光觉，不肯早起床，有时把我拖进被窝里去暖暖脚。那时吵吵闹闹，骂骂咧咧，随和得很，哪里要称职务？又有个鸟的职务？好好，我不插断，你继续讲。」黄克诚说：「湘南五县八千农军也上了井岗山。上得太仓促，山上吃住都困难。上级把八千农军编成四路游击大队，分头返回湘南发展。我任第二路司令。可惜农军纪律涣散，恋家恋土，武器又差，加上湘南各县反动势力强大，四路游击队很快溃散，遭致敌人大屠杀。我领着一名警卫员逃出永兴。丢了队伍，不敢回井岗山去，而去了武汉，一路到天津、北平、上海，寻找党组织。后来在上海接上关系，地下军委派我到红三军工作。彭总你那时是红三军团总指挥，我算是投奔到你的门下。可是红三军团正执行李立三的比瞿秋白更左倾的攻打大城市计画。我觉得这时去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我给你这位军团总指挥写信，陈述看法，未被接纳。红三军团奉命攻打长沙、武汉。打下平江后，司令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我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们根本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后来长沙是攻进去了，只占领了半个月，被迫放弃。但我仍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我这是第三次当了右倾吧？」彭德怀说：「我和你是不打不相识。当时三军团政委是贺昌，参谋长是滕代远，个个思想左倾嘛。何况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人，都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我们这些带兵的人能不服从？不服从他们，还能服从谁？好，你继续讲。回顾一下历史教训，有益处。」黄克诚说：「那时，我们党内、军队的那个左啊，真是恐怖得很，害死不少人。比方江西苏区的那个「消灭AB团」，错杀了多少人？第一次「消灭AB团」时，我也是坚决执行的，后悔一辈子。那时我是三军团四师政委。事后发觉不对，红军官兵中哪来那幺多「AB团」分子？一声令下就用大刀砍，为了节约子弹，用大刀砍。到第三次反围剿前夕，上级又发动大规模的「肃清AB团」运动，我已调到三师当政委。上级命令我抓「AB团分子」，我拒绝执行。那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三师还是被杀掉一批干部，其中有位和我很谈得来的师政治部副主任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好同志。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就偷偷通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被找到杀掉了。我十分悲愤，去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被你们杀掉的人中，有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为什幺要滥杀自己的同志、自毁红军？好家伙，结果是我这名师政委也被关起来，怀疑也是「AB团分子」。可是，我被关了一个多月，没有被砍头，倒是被释放，给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销三师师政委职务。至今不知道是谁救我一命。这是我第四次当右倾了吧？」彭德怀笑笑说：「事情过去近三十年了，现在可以告诉你。那次是我从前线回来，发觉三师师政委被肃反委员会抓起来了。我问他们有什幺证据说黄克诚是「AB团分子」？他们说黄克诚一再包庇「AB团」，拒绝抓人，所以把他抓起来审查，等待处置。那时候讲「处置」就是杀掉。我火了，告诉他们：黄克诚只是思想右一点，爱提个意见，可是会带兵，有头脑，打仗勇敢！放了，这是一员战将……唉唉，荒唐啊，「消灭AB团」，左得太可怕，错杀了多少革命同志。一九三0年第一次「消灭AB团」，是老毛所发动，事后不认帐；一九三一年第二次「消灭AB团」，是项英所领导……直闹到三一年年尾，才得到纠正，才又启用你做了红三军团一师师政委。」黄克诚说：「原来是你彭总救我一命……这个历史，你瞒了我近三十年，是怕我报恩哩。其实，共事几十年，我也没有少和你这个上级吵架，都是公事公办，大家不往心里去，反而越吵越亲近。」彭德怀说：「有的人却记仇，为公事吵架，记下私仇。我就最讨嫌在同志之间搞个人恩怨，动不动就是谁救了谁，谁提拔了谁，完全是旧军阀一套。还有的人在战场上是员猛将，下了战场就膝盖骨发软。你说有多少人给老毛下过跪？罗瑞卿、谢富治、许世友、陈再道、萧华、柯庆施、安子文……拜他老子老娘呢！真是侮辱革命军人的人格……你莫瞪眼睛，接下去讲你当右倾的光荣历史。」黄克诚说：「「AB团事件」之后，到了一九三二年初，以周恩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打赣州。我带的三军团一师是主攻部队。战前，我就反对打赣州，认为那是一场消耗战。战斗进行中，我也和你彭总争论多次，记得还讲了你也是「半个立三路线」这样的重话。后来赣州久攻不克，伤亡很大。敌军大举反攻时，我等不及上级下令，把部队撤了出来，准备接受处分。全军覆没事大，个人处分事小嘛。后来开我的批判会，讲我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我不服气，和军团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贺昌是好人，吵架不往心里去。他抓过我「AB团」，我也没往心里去。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又批判我是执行了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了我的师政委职务，只叫我当师长。大约也是你彭总在周全我。这是我第五次当右倾了吧？」彭德怀说：「你是不晓得，为了打不打赣州、红三军团过不过赣江，我在上头和项英、恩来他们争吵多次。还有那个博古、李德，成天在地图上瞎指挥，却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坦白地讲，攻打赣州失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你这名干部，好提意见、敢讲真话、不盲从、遇事多从困难面考虑。我比较欣赏这些特点。这样的人带兵靠得住，打仗胜算把握大。好，你继续讲。」黄克诚说：「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我的部队都打了大胜仗。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瞎指挥，地盘越缩越小，混不下去了，中央红军八万人撤出江西苏区。长征路上，我是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四师政委。那一路上打得苦啊，先后两个师长阵亡，一个师长重伤。我这个师政委是老天保佑，枪子常从身上擦过，闯过鬼门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我看到主力红军日夜强行军，东奔西突，被搞得团团转，再经不起消耗了。我向军团领导提出，当前保存部队实力第一重要，应避免再去以硬碰硬，再搞长途奔袭。我还具体谈到几次战斗，其实都是不必打的。当时三军团的政委是杨尚昆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这下子可好了，我的意见又被领导上认为思想右倾，对前途缺乏信心，不宜带兵打仗，免了职。中央军委会理会议后，又把我当作「老右倾、活靶子」批判一通。这是我第六次当右倾了吧？」彭德怀说：「遵义会议之后，恢复了老毛的红军指挥权。所谓四渡赤水，六出娄山关，二进遵义城，部队被老毛指挥得所谓「神出鬼没」，疲于奔命。不久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闹意见了，给中央写信，要求停止老毛的军权，改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林彪写信，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老毛却因此闹下误会，以为是我在背后动作。那样九死一生的艰苦日月，我都懒得和他解释。随时都可能牺牲性命，还要把个人权位看那幺重？去它娘的！日久见人心，事久自然明嘛。中央军委会理会议，老毛没有批评林彪，而批红军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西苏区，是别人批他右倾机会主义，这以后就轮到老毛来批别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了。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习惯，反右容易反左难，一有不同意见，就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不左当不成领袖。你被免掉四师政委，就是这个背景。好，你继续讲。」黄克诚说：「红军过雪山、草地时，我降级为三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算副团级吧。没关系，反正是干革命，副团就副团。出了草地，从红一军团调了几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加强领导。那时出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中央机关组成北上先遣支队走了，你彭总是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是支队政委。三军团原在你率领下艰苦朴素，官兵一致，伙食一律，无人搞特殊化。可是新来的领导却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改善伙食。干部、战士看不惯，难免有意见，讲怪话。值此部队极端艰苦疲劳、严重减员之时，新领导却部署审查干部，整顿纪律，要处置所谓问题严重的人。我虽然被降了级，但实在看不过去，就自不量力找新领导提出看法：经过千辛万苦，刚走出雪山草地，对有思想毛病的人应以教育为主，不能再搞这种脱离群众、甚至可能引起部队哗变的事。于是我被新领导认作「目无组织」、「狂妄自大」、「屡教不改」。有人还提出：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纪大了——当时我只有三十来岁，只是样子显老而已——又不中用，当个普通战士都不够格，还怕他掉队，落入敌手成为后患……言下之意，不如把我处理掉算了。你说险不险？后来不知道是谁讲了话，黄是上井岗山的老同志，有错误，可以再降他的级，但人要保留。我才保住了性命。这是我第七次当右倾了吧？」彭德怀说：「当时我已经离开三军团，和老毛一起率领中央支队先走了，这些情况一点不了解，今天第一次听你讲……左啊，左得没有人气、人性，毁了多少同志……」黄克诚说：「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军团进入甘肃南部，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我那时已被降级为军团司令部保卫局军事裁判所所长，算正营级吧。经过整整一年的爬山涉水，行军作战，三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千多人，还有不少伤病员，经常有人掉队。保卫部门怀疑一些伤病员情绪不振，可能投敌叛变，决定采取预防性严办。我作为军事裁判所所长，实在不忍心严办这些同志，拖延着没有执行。比如有位受了重伤的管理科科长，因过草地时丢了几名战士，也正面临判决。我知道事态严重，还是担着风险找保卫局领导反映意见：九死一生走完长征，眼看就要到达陕北了，不能狠心处理这些同志……结果我遭到狠狠训斥，指我温情主义，重犯右倾老毛病，撤掉所长职务。后来那些伤病号遭到怎样的处理，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我第八次当「右倾」了吧？」彭德怀说：「有些家伙，钻进革命队伍里，专门整肃自己人，从不手软，却吃香得很，官越做越大……老毛身边的那两个大保镖，历史上就是干这个的嘛。好，你往下讲。」黄克诚说：「抗战期间，我在新四军工作，算是比较顺利。但也摘不掉头上的「右倾」帽子。一九四0年，我在苏北担任新四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因在黄桥决战之后，我反对再打草甸战役。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也不被采纳。说实在的，放着日本鬼子不去打，而和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我心里有保留。结果部队在水网地带发挥不了优势，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思想右倾，撤了我的五纵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司令员由陈毅同志兼任。陈不能到任，实际上仍由我一身兼二职。一九四一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机关所在地盐城市危在旦夕。华中局领导要保卫盐城，我主张放弃盐城。结果丢了盐城，匆忙撤退，造成损失。华中局又批我「右倾」。我不服，认为上次草甸之役失利，这次盐城失利，都是华中局指挥不当。事情闹到延安党中央，我才没有被处分。陈毅同志心地坦荡，事后承认指挥失当。这次结局比较好。但也可以算是我第九次当「右倾」了吧？」彭德怀说：「党中央到了延安之后，我们在军事上算是走上正轨。西安事变，全民抗日，也给了我们军队喘息休整、发展壮大的机会。你的右倾资历还真不简单呢。」黄克诚说：「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奉党中央命令，开展整风、「抢救运动」。我就建议，要吸取过去江西苏区「消灭AB团」的教训，不要在战斗部队里搞什幺「抢救」。那时新四军五纵改番号为第三师，我是司令员兼政委，苏北根据地党委书记。华中局却不能不执行中央命令。我没有办法，只好下到属下的第七旅去搞试点，结果发现几名被审查对象一经硬逼，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我立即下令停止「抢救」，使三师和苏北根据地免除一场内部灾祸。被我解放出来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七师师政委曾希圣的爱人，怀疑成特务，险遭处决。而证人却在谭震林的第二师，也是乱招供的。当时第二师搞抢救搞得很凶，每个团都「抢救」了百把人。后来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也发现出了问题，接受了我的建议，对被「抢救」的人进行甄别，才算没有冤枉大批人。饶漱石还邀请我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我着重讲了审干、锄奸问题，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主张，够右倾的吧？彭总啊，或许是因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挨整的缘故，要我整别人时，就总是狠不下心肠下不了手呢。要说这就叫「右倾」，我就甘当这个「右倾」罗。后来在东北战场，反对打四平，我又「右倾」过一次，但再没有受到过处分。」彭德怀说：「本来，我们这些耍枪杆子吃饭的人，从死尸堆里走过来，容易心肠铁硬……可我和你一样，对自己同志受冤受害，对老百姓受灾受难，就是心肠硬不起来。你不是救过曾希圣的爱人吗？娘的！我就不理解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这些人，也都是带过兵的；今天对治下的老百姓闹饥荒，被饿死，怎幺心肠就铁硬得起？我真怀疑他们为了保官保位，还有不有一点人气？」黄克诚说：「战争年代，容易鉴别人，锻练人。不是生，就是死，黑白分明，人比较单纯。胜利了，做大官了，衣、食、注行，汽车别墅，享受各种待遇，连车门都有人开，公文包都有人拿，人就复杂起来了。生怕丢失已得到的一切，老婆、孩子、亲友都跟着吃亏。于是就迎合，就盲从，一切看上面的好恶。我就不相信，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陶铸这些同志，去年他们心里就真的相信什幺亩产土豆一百万斤、亩产小麦三十万斤、亩产稻谷十万斤！那些粮食堆在一亩地上有多少公尺高？可是他们就敢放这种牛皮卫星，向党中央报喜！度嗣袢毡ā返牵醒氲缣úィ娑恕？墒悄阒醒肓斓既烁咝苏庖惶茁铩＝泊┝耍耍涫凳呛茏运降亩铩！？彭德怀说：「所以我讲去年的问题总根子在老毛身上。没想到他翻脸不认帐，又要反右倾。上午散会时，我气愤不过，才当面操了他的娘，解气。」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我的经验，当右倾并不那幺可怕。既然当过十次，也就不怕有十一次。尤其是和平时期，谁还会要了你、我脑袋不成？只要挺得住，到时候总自有公论。何况你写信的时候，我人还在北京，怎幺牵强得上？讲到天上去，我们的政策也不能叫老百姓饿肚子。」彭德怀说：「老毛要整我，砍了脑壳碗大个疤！就怕党内军内，一批好同志、老战友，受我的牵连……又要反右倾了，乡下农民怎幺办？雪上加霜……我们却是干瞪眼，毫无办法！」黄克诚担心彭总又扯出想效法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那类话来，忙说：「老总，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你是共产党的元帅，我是解放军的大将，不是地方军阀。地方军阀才有私人的敢死队。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祸从口出，你要警防祸从口出。」彭德怀说：「那好，起雾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回去服两片安眠药，睡大觉。要塌天，他娘的就塌吧。」黄克诚站起身来：「下露水了。我们今晚上什幺都没有讲，只是乘凉，只是乘凉罗。各人拿各人的板凳？」彭德怀目光锐利，朦胧夜色中，彷佛看到有人影在山坡下树影里闪动。彭德怀一时又火了，身手矫捷地几个箭步冲上去：「什幺人？为什幺偷听？」树影里闪出两名身佩短枪的一中队干部。他们向国防部长、三军元帅彭总立正，行举手礼：「报告首长！我们是值日巡逻，路过这里。这幺晚了，首长还没有休息？」彭德怀笑了：「原来是你们……我在草坪上乘凉，要不要上来坐坐？」两名一中队干部说：「谢谢首长，我们还要去巡夜。」 ※※※※※※※※※ 第三十二章 四大文臣失去自我 会议变了气候，庐山转了风向。毛泽东登高一呼，各路诸侯应声如雷。原本观望犹豫的，检讨左倾缺失的，痛感去年犯错、认同彭总观点的，现在一一转向，立场鲜明：坚决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线，捍卫大跃进，捍卫总路线。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党的高级干部：跟对了路线，缺点可以变成优点，罪责可以变成功绩；反之，跟错了路线，一切皆错，优点越多问题越多，成绩越大错误越大。经济服从政治，政治领导一切。十来个省区部分地方闹粮荒，饿死人，比起党的政治路线、领袖崇高威望来，小巫见大巫。何况所谓的饥荒灾情，都是被彭德怀等人有意夸大了。毛泽东主席说，去年粮食产量没有翻一番，至少也增产了三成，粮食都到哪里去了？现在下面普遍瞒产瞒粮，情况严重；有人把小灾说成大灾，缺粮说成饥荒，居心叵测，志在夺权。毛泽东最感痛心、失望的，是身边的几位大秀才在山上的表现。一个个把他们从布衣党员拉扯成党内高干，舞文弄墨舞成了正部、副部级人物，翅膀硬了？中央的部级相当于军队的兵团级，正部级相当于上将，副部级相当于中将。多少江西苏区九死一生熬过来的老红军，大部分人的待遇还只是个上校、大校，连个少将都够不上……周小舟、李锐两个投向彭德怀，老乡关系，趣味相同，还勉强讲得过去；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个也思想上倾向彭德怀、张闻天，算怎幺回事？特别是陈伯达，去年还算个大左派，今年却也向右转了？可见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动摇性，跟风跑，远不如工农出身的同志立场坚定。谭震林这样的人就不承认去年有什幺大错。没办法，周小舟、李锐欲投向谁，由他们去。交不亲，养不家嘛。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四个，却是理论上、文字上仍要倚重的帮手，起码现阶段甩不开，须臾离不得。况且一下子换掉这幺多大秘书，也会青黄不接。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晚饭后接获通知，一起来到美庐时，毛主席已在楼上书房里等候。毛泽东没有起身，也没让四人立即就坐；而让他们像四名普通士兵那样站成一排，逐一相问：「陈伯达！」「到！」「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同一年，做了主席的秘书的。」「好，四人之中，你年岁最长，资历也最老，先坐下吧。」「胡乔木！」「在！」「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一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三0年入共青团，一九三五年转为地下党员，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你和周小舟同岁，小舟看样子是要远我而去了。先坐下吧。」「田家英！」「是！」「你呢？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家英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三八年入党，四八年起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记得你和岸英同岁，和岸英曾是朋友吧？先坐下。」「吴冷西！」「在！」「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一九三七年入党，同年到延安，那之后我一直是主席的兼职新闻秘书。」「好，四人之中，你和家英最年轻。坐下，都坐下了？茶、烟都现成，你们各取所需。家英，你动动手，替大家倒杯茶。」田家英遵嘱起身取过暖水壶，先替主公的茶缸里续了水，再替伯达、乔木、冷西和自己，各人泡上一杯云雾茶。他注意到一向神情儒雅的胡乔木，今天心神不定，面露焦灼。毛东泽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又很响地咳了咳，朝脚边的痰盂里吐一口，说：「你们四位啊，都是一九三七年的老延安了。资历最浅的家英，也跟了我十一年了。我不摆老资格，也不算什幺长者，和你们算忘年交，总可以的吧？」陈伯达、吴冷西几乎同时说：「主席是长辈，是师长。」胡乔木说：「做人做学问，主席确是我们的师长，我们是晚辈，应执晚生之礼。」田家英说：「我和岸英同年，一九四六年春上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和我像兄弟似的，同出同进，由我帮助他恢复中文。他一九五0年在朝鲜牺牲，我哭了三天……」毛泽东见提到长子的牺牲，登时神色有些戚然：「昨天我讲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中国人重男轻女，我是没有后代的了。」陈伯达暗暗恼火田家英，好端端提起毛岸英牺牲的话，引起主席感伤：「主席，岸英同志重如泰山，新中国青年的楷模，永远活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上。」胡乔木说：「毛岸英是民族的雄鹰，与祖国的蓝天同在。」吴冷西说：「我们都是主席的后代，全国的青年一代都是主席的子女。周总理没有亲生子女，他常对人说，年轻一代都是自己的孩子嘛。」毛泽东释然地笑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在这个问题上，总理确有见地。现在的问题是，去年闹了一场大跃进，我在经济问题上闯了些祸，作了大半年检讨，还是有人不肯放过。这次到了山上，更是感到众叛亲离，好象要做孤家寡人了。包括你们四位在内，都公开半公开，地上、地下的，发表了不少高见吧？有些言论，不大好听呢。传到我耳里，我不和你们生气。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就是征询你们的意见，还要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啊？翅膀硬了，本领大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你们不要急于答话，听我讲完。志同则道合。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好合好散。况且十几二十年来，你们也不是替我私人工作，是替党中央做秀才、文字秘书。我和你们相交一场，生意不成仁义在，不会为难你们。甚至安排出路都想过了。你们不要插断我，我有言论自由嘛。伯达可以到中央党校做高级研究员，乔木可以去做文史馆馆长，都是正部级待遇；家英回四川做省委常委，兼某地委书记；冷西去做驻外记者，保留部级副部级待遇。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意见，先征求你们自己的看法，才能和少奇、小平同志他们打招呼，最后交中组部下任免通知……」下逐客令、放逐令了？四位文臣如同遭了雷击，登时目瞪口呆，身子骨都散了。陈伯达不等毛主席说完，已经落下泪来：「主席，你这话对我，有如晴天霹雳。我二七年入党，后去苏联学习。二九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地下党、北方中央局工作。说实在的，我当年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领袖。三七年到延安，做了你的秘书，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我已经在你身边二十二年了，怎幺可以离去？思想感情、事业理想，都无法离去。宁可降级，受处分，当一名普通的资料员、缮写员都可以，都可以！」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你陈伯达三十年代初就贵为教授了，怎幺可以让你当什幺资料员、缮写员呢？这些年你一直紧跟我的嘛。五三年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我派你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五四年解决高饶问题，我派你兼任中组部副部长；五五年出了胡风问题，我派你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同年掀起合作化高潮，又派你兼任农业部副部长；五六年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派你兼任商业部副部长；去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我又派你去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你是我的马前卒，满天飞，得力干将嘛。能说我不信任你、器重你？你既是愿意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可否清理一下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彷徨、摇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遇到风浪就动摇，缺乏工农干部的坚定性呢。」陈伯达掏出手绢，抹干眼泪，忠诚地笑着：「一定一定，我一定把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动尧彷徨彻底检讨出来，写成一篇心得式大会发言。发言之前，先请主席修改、审订。」眼看陈伯达顺利过关，胡乔木红了红眼睛，心情沉重地说：「我愿意向主席、向中央交代清楚上山以来，自己的一些自由主义言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学习了二十二年，一直把主席当成自己的师长。可我一直是名不合格的学生，身上的书生意气、骄娇二气很重。常常为了文字上的事和主席争，有时甚至不知天高地厚……但主席从来没有计较过，改变对我的信任和使用。我常在事后自责、后悔，觉得对不起主席，干扰了主席的情绪。」毛泽东说：「乔木有个特点，爱和我争文字。有时为了一个词，可以面红耳赤。他的优点，只是和我个别争，私下争。他少和我争政治、政策、方针。总体上是拥护的吧。事后也很少闲言闲语。只是这次到了山上，不知吃错了什幺药，还是受到什幺气候的影响，卖弄博学鸿词，坐而论道，言必称魏晋，不知有汉了。是不是这样啊？」胡乔木眼睛热辣辣的：「是的，主席批评的对。我认错，愿作深刻检讨。二十几年工作上的顺境，我的尾巴翘起来了。到了山上，小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情调大发作，忘了自己的一点成绩、一点进步是哪里来的，谁栽培、教育出来的……扪心自问，单是主席能宽容我在文字上的固执脾性，我就应当知足，知道自己追随、服务的是最难得的一位英主。我这不是封建思想，是肺腑之言。记得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历史剧《屈原》中，通过使女婵娟，说了这样的台词：你是太阳，我只是月亮。没有太阳，我就没有了光亮……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情，离开了太阳，我就什幺都不是了，只是黑暗，茫茫宇宙那无穷尽的黑暗。」毛泽东向来厌听当面阿谀之词。但胡乔木说得如此真诚，如此艺术，他不能不为之所动，毕竟心里还是十分受用的：「乔木啊，你也是不愿离我而去的罗。可以可以，你我翰墨之交，一时也扯不断，理还乱。至于你和你的三朋四友在山上公开、半公开发表的一些高论，正确的，半正确的，完全不正确的，可以自我清理一番，写个文字材料出来，就可以了。田家英、吴冷西，你们二位哪？」田家英早就捏两手冷汗了。他自然不能在这种时刻离主公而去，尤其是回四川工作，落在李井泉手下，绝无好果子吃，弄到身败名裂境地。这次在山上，私下和李锐议论过几次主公的长短，甚至说过「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要给主公提三条」这类犯着大忌讳的话。李锐是决不会出卖朋友的，但会不会传到二周耳朵里去？二周再传开去呢？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田家英见主公正默默地盯住了自己，心里打个激凌，低了低头说：「主席，我在山上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发了些我的职务、年龄不应该发的议论。我主要是不满意李井泉同志去年的一些做法，为了水稻密植问题，在成都和他吵过架。我也私下抱怨过主席支持他、器重他……这是我犯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党内，我是名后生晚辈。乔木同志是主席的学生，我则是学生的学生。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我是成都师范学校学生，延安是我成长的摇篮。我和乔木同志、康生老师他们都说过，若不是有了毛主席，我顶多做小学教员。我这是心里话，不是感恩戴德。我和岸英同岁，主席既是领袖，更是父辈……我要是对主席有二心，今后死了都无颜去见岸英……」毛泽东盯着田家英好一刻。看起来，对这个年轻人，看在岸英的份上，饶他这一回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分手时。可以，家英啊，抬起头来，擦擦眼泪。无非把几句尴尬话讲清楚了，仍留在我这里工作就是。今晚上所以找四位来谈，其实我也不愿意你们离去。带了你们这幺多年，说彼此间没有留下些感情、友谊，怎幺可能？举贤不避亲信，我对你们每一位，包括小舟、周惠、李锐这些人在内，都是破格提拔的。其它常委同志的秘书，水平高的也有，比如少奇的秘书邓立群、恩来的秘书宋平等，就没有提到和你们相应的职务上来。也算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一点特殊化吧。对了，还有个吴冷西社长，三十岁不到就把全党的新闻工作交给你管，出任新华社社长，出类拔萃了呢……你也表示个态度？」吴冷西恭顺地点着头：「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我才十八周岁，主席把我当成一株苗子来栽培。记得王明、何凯丰都讲过风凉话，说主席对我是拔苗助长，成活率有问题……打那时候起，我也是少年心性，就立下志向，要成活，要长大，要替主席争气，争脸子。进城之后，主席仍让我做兼职新闻秘书。我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国际舞台上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世界共运史上的旗帜意义。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工具。我平日比较注意言行，习惯听得多，讲得少。这次在山上，也参加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聊天交谈。但少发言。我的错误是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但向主席汇报朋友间的私下交谈，又像打小报告，心情矛盾。如果做了，感到无颜再天天见到一起的同事、师长呢！」吴冷西把自己不愿打小报告，说得那幺严肃认真、老实巴交，毛泽东忍不住笑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也跟着笑了笑。毛泽东说：「革命领导者，也惜才养士。你们都算我的「士」吧。士有士志，人格自尊。这个我不勉强。但你们作为我的文字助手，总得和我配合才行。不然我说东，你们说西；我说南，你们说北，南辕北辙，怎幺行？」四人之中，陈伯达年长，立即代表大家表态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们几个起码也应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主席保持一致。就是说，要一如既往，服从使用，要让主席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你们三位，同不同意我这说法啊？」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都觉得陈老夫子替大家找到了台阶，连连称是。毛泽东这时提高了声音说：「那好！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山上出了小集团，属反党性质。你们是否感到突然啊？中央已经掌握了证据，彭德怀的那个〈意见书〉，不像他本人宣称的那幺简单，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他和洛甫等人紧密配合，要夺权，要和党中央算帐，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帐，要改变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我已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通了气，也是顺应多数同志的要求，作出反击。这在我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原本是为了批左纠左上山来开本次神仙会的。事与愿违，招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只好改变初衷，停止批左纠左，转向批右反右。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好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中央的有关文件，还得由你们来起草。现阶段，严守机密。透出一个字，后果自负。你们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四人一齐点头。内心里却如同响起了声声雷爆。太突然了。彭老总、张闻天他们不过是在党的会议上对去年的大跃进提了些意见，怎幺的就成了反党集团？太离谱，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他们作为党中央的政治秘书，党主席的文字助手，得心应手的工具，却只能服从。稍有迟疑，稍有异议，都会被当作背叛而遭到严惩。毛泽东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彷佛又看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彷徨和迷失。其中，以陈伯达的彷徨程度最轻，吴冷西次之，胡乔木、田家英两人则是心情沉重。毛泽东明察秋毫地笑笑：「我看这样吧，你们四位也确有个思想转弯的问题。这次是一百八十度，需要一个过程。我替你们出主意，每人拟个题目，写出一篇文章，不用很长，两千来字就可以了，不超过三千字。文章做好了，弯子也转好了，两全其美。题目你们自己定，围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内容可以广泛些。各位以为如何？」陈伯达思想敏锐，富论战精神，金鱼眼睛闪了闪，请战似地举举手说：「我已经有了一个题目！」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带点调侃的语气说：「伯达博通经史，学富九车，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请报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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