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都志异-14

胡乔木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上，是不认同毛的似是而非的玄论的。有多少财力、人力、物力办多少事，就这幺简单的规律，却死不认帐。但胡乔木从来避免和毛正面争辩。他笑了笑，也学着毛的跳跃式思维方式说：「我建议中央各工业部门的部长、副部长，轮流下去当一个时期的工厂厂长、矿山矿长，摸索出一套管理规则，学点综合平衡，可避免坐在上面瞎指挥。」毛泽东立即大加赞赏：「这个建议很好，可以准备一个文件，领导干部要先学会做实际工作，而不是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孔夫子办学授徒之前，职业是道士，还当过会计，管过田亩。当然他是替奴隶主阶级服务。」说说笑笑，到了开晚饭时间。毛泽东留五位秀才共进晚餐，吃红烧肉、火焙鱼、臭豆腐，喝绍兴状元红酒。五位秀才轮番向毛主席敬酒。毛泽东称他们借花献佛。他的酒量不大，依例是秀才敬一杯，他抿一小口。酒席面前无长幼。气氛比方才茶叙式漫谈，显得轻松、亲热。五位秀才既是他器重的人才，又有如他的子侄辈、忘年友。边吃边聊，说笑之间，给予警谕。毛泽东说：「你们年轻，不要怕天下大乱。现在经济形势紧张一点，有人担心天下大乱。乱了好，大乱达到大治。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农民打扁担。一九五七年春上，汉口不就有几千学生上街吗？就算各省省会都有学生上街游行，也不过几十百把万。右派一抓，就规矩了嘛。很欣赏史达林生前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人，是一个统计数字。」秀才们却不能体会毛主席的这番雄才大略的酒话，登时心里都蒙了一层雾似的。周惠是个老实人，说：「还是工作做在前头，学生不上街，农民不打扁担好些。」周小舟差点就冲口而出：「和平时期，珍惜生命。」毛泽东说：「周惠，你是父母官，总是比较实际……如果人身上长了脓，是挑破了好，还是不挑破了好？」胡乔木温和谦恭地提出异议：「还是要防止全身溃烂。脓疮要靠白血球去攻克。如果白血球失去了平衡，保护不了体内的正常细胞，就要出大麻烦了。」毛泽东笑说：「你这是书生之见，循规蹈矩，温情主义。」李锐忍了半天，终于问出一个敏感话题：「昨天会议印发了彭总的信，我和二周都不知道如何因应……」毛泽东认真地看李锐和二周一眼，目光有些陌生地说：「你们问我，我问哪个？想套我的底？此事我暂时无底，要先听听大家的。交给会议讨论，就是走群众路线，搞群言堂。我只是批了几个字而已。记得一九三六年洛川会议，你们还没有到延安，我提出国共联合抗日，我们党应坚持小股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先扩大根据地，扩大八路军，避免和日军正面作仗而暴露我们的实力。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我这个自私自利方针。彭老总为首的华北军分会更是发行一个小册子，和我针锋相对。后来他和刘伯承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把日军主力吸引过来对付八路军，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受到蒋委员长嘉奖。他的小册子还被王明的国际派所利用。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几乎断送掉我党的军事指挥权。你们年轻，不太了解这些历史上的利害关系。」美庐赐宴，直到晚十时才散。已有别的负责人在楼下等后毛泽东召见。五位秀才出了美庐，走在林间小道上，路灯昏黄，山上起了薄雾。一时间，他们都有种腾云驾雾的虚飘感觉，不知置身何处似的。胡乔木别过四人，独自匆匆返回住处去了，以致他的卫士来接他都走岔了。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不即不离，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终归是李锐不耐沉寂：「你们感觉到了没有？老夫子像是从一星期前那次谈话的立场上后退了。」周小舟说：「大约搞搞平衡吧？大乡长说了，左派朋友、右派朋友，他都需要。问题是，我们算右派，还是中间派？周惠啊，那种不管农民死活的左派，你我当不得罗。」周惠说：「凭良心办事吧。我是苦出身，弟兄七个。我两岁出天花，高烧不退，父亲见我没救了，丢到草棚里。我大嫂把我抱回，捡条性命，留下一脸麻……饿饭饿到十几岁，才投奔到八路军。挨饿那滋味，刻骨铭心。」田家英什幺都没有说。心里空落落的。他好象越来越听不懂主公的话语，认不清主公的面目了。他的手搭在周惠肩上。他出身书香门第，但父母早逝，小时候也是饥一顿、饱一顿，靠长兄抚养，却受尽长嫂的欺凌。一九三七年十五岁，投奔到延安，才算摆脱饥荒。　※※※※※※※※※　第二十八章　牯岭遍地闷雷声　彭德怀感到欣慰的是，神仙会六个组针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所展开的讨论，并没有形成「批判」的局面。且多数人的发言，均直接或是间接地认同了他的看法。大家甚至避免使用「意见书」这个毛泽东强加给他的恶名，而实事求是地称做「彭总给主席的信」。很显然，毛泽东欲置他于对立面的意愿，受到了党内同志的抵制。国民经济被弄到今天这种全面紧张，空前困难，总不能叫大家都睁了眼睛说瞎话吧。长时期统率大军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彭德怀养成了纵览全局、分析强弱的思维习惯。通过每天的会议简报，加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带给他的信息，他注意到，他的那封信，因事先未经在山上的四位常委讨论，于是包括刘少奇、朱德在内的大人物们，都是各说各话了。刘少奇在出席林铁任组长的第一组讨论会时，提出三个发人深省的尖锐问题：一、一九五八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二、从去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到十一月郑州会议的三个月时间里，是否犯了路线错误？三、今年的一千三百万吨钢铁指标是否右倾？三千万吨是否「左」倾？这三个讨论题目，在各组进行了传达。可见，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仍然公开支持批左，而不是反右。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发言最为踊跃。胡乔木说：「在这次会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象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协…应该有什幺说什幺，不要戴帽子。」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去年农业部做了很多错事，全国粮食产量报了七千五百亿斤，现在落实为三千八百亿斤，高出近一倍；棉花报了六千七百万担，现在落实为四千三百万担，也高出三分之一。我们主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我认为彭总写信、态度是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引起大家讨论，起了好作用。这种精神，应该学习。」水电部部长刘澜波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出来，是好的。主席也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应当提倡这种精神。」周小舟说：「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今后不再重复去年的失误……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词句提法、分寸，可以斟酌，但属于次要的问题。」唯有粮荒闹得最厉害的甘肃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从甘肃去年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绝不是得不偿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为一百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全省并不缺粮食。」奇怪的是作为组长的柯庆施也有发言，对于彭德怀的信，只字不提。在陶铸任组长的第三组，朱德的发言含蓄、稳健地支持了彭德怀的信，他劝告全党干部不要再搞浮夸，要脚踏实地，学会当家过日子。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说：「彭总的信，总的精神很好，有利于会议讨论的深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万毅说：「同意彭总的信的内容，党内、军内都应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陶铸作了长篇发言，却一改前些天的检讨认错，而畅谈大跃进的经验和成绩，以及保卫三面红旗的决心。他态度鲜明地表示，不能同意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内容，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精神有问题。」在第三组，认为彭德怀的信有问题的人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陈正人、商业部长程子华、元帅贺龙。陈正人说：「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不存在饥荒，现在农村的问题不是浮夸，而是瞒产；程子华说：「总路线的三句话，十五年超英赶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都是大跃进的动力，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贺龙元帅则揭发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去年可能要请红军来。」在李井泉任组长的第四组，一机部部长赵尔在发言中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序现象，已使中央和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认同，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更说的直接了当：「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大跃进的主要倾向，肯定不是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发言中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而说了四点：一、农村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应强制推行；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的经验教训；四、小洋群炼钢，需要大力整顿。王任重在发言时，一方面检讨去年工作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则坚决反驳「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来自左」的观点，强调右倾保守仍是主要障碍。「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公共食堂方向正确，仍应坚持办下去。李井泉在发言中只字不提彭德怀的信，只谈了公社问题，占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半供给制多数农民是赞成的，公共食堂对组织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情有独钟的。彭德怀本人在第四组也有个简短的发言：「原本说十五号要闭会，觉得有些意见没讲完，心里放不下，去找毛泽东同志谈，又未谈成，才仓卒写了封信供参考。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被印发出来深感不安，请求会后收回，以免向下扩散，给党造成某些不利的影响。」奇怪的是，第四组还有几位重量级人物如彭真、康生、萧华、安子文都保持着某种蓄势待发的沉默。在张德生任组长的第五组，黄克诚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他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只是对去年的大跃进讲了三条：一、农业生产成绩全面估高；二、经济比例失调；三、计画指标过大。……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到处给领导人盖别墅。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不舒服。带戏班子上山的办法不可龋我们对群众讲勤俭持家，要求下面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自己却吃这幺好，行吗？现在粮食的紧张状况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影响。同组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公安部长罗瑞卿没有发言。在欧阳钦任组长的第六组，包括聂荣臻元帅在内的大多数发言者，均认为彭德怀的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问题有推动作用，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某些具体问题看，缺点可能是三个、四个、五个指头的比例，说它是一种「左」的倾向也未尝不可。但从总的形势看，还是成绩为主，问题在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但以不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倾向为好。……综合以上各组讨论情况，彭德怀初步认定，除少数人昧了良心讲话外，大多数同志对他的信持肯定态度。公道自在人心。为党为国为民，他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也无悔无愧。老毛本事再大，也不能无视党内大多数人的看法，继续倒行逆施，纵容党内不正派的人物弄虚作假，伤天害理，硬把歉收吹丰收，严重缺粮吹成粮食富足吧！另说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却是心机周密，谋略老到。他们的方针是会上少说，会下动作。他们和毛泽东主席一样，视彭德怀的信为一道战表，如不应战，变不利为有利，等着他们的便是被迫下台的厄运。他们自认在去年的大跃进成败得失上，和毛主席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们唯有拉住毛主席，促成毛主席下大决心整肃彭德怀，才可保住权位，立于不败。在党内，毛泽东最忌讳有人向他「联名信」、「集体进谏」，认为那一定是小组织小宗派活动，可能危及他的领袖地位。四年前高、饶等人所以惨败，正是犯着这一大忌。于是，以柯庆施、李井泉为核心的「高调俱乐部」重要成员们，如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浙江的江华，加上中央机关的贺龙、李富春、谭震林、彭真、康生、安子文、程子华、陈正人等人，便一一轮番着向毛泽东主席「个别汇报、进言」，谈各自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看法。这些「个别汇报」一面倒地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内容包括：彭曾在西北讨论组说，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为「百团大战」「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工农业、国民经济搞成这种局面，又该操谁的娘？彭的意见书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一切」、「左的政治倾向」、「纠左比纠右难」等观点，是直接冲着中央主席来的；彭下部队视察，公然反对指战员们唱〈东方红〉，还说〈社会主义好〉的歌词应当修改；彭宣扬一种观点：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人，其错误是无法由他本人来纠正的；彭在火车上说过：「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农民太老实了。要是去年的大跃进发生在东欧国家，人家早请老大哥派红军部队来解决问题了；」彭现在一点都不孤立，会内会外，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他，拥护他；现在党内党外，牢骚盛行，怪话不少。什幺「物资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内政还不如台湾」，「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等等。彭的意见书，就是在这种大气候、大背景上出现的，很具代表性……毛泽东对这些「个别汇报」，一般均面无表情，只是认真听取，至多表示个「知道了」。唯听了柯庆施汇报的黄克诚、谭震林吵架的事，大有兴趣地问：「吵什幺？黄克诚上山就吵？」柯庆施回答：「还不是为了周惠？黄克诚同志护湖南二周的短。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说去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五十大板……」毛泽东却想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刚住进中南海不久，一次黄克诚来汇报工作，谈起当年在东北血战四平失利，仍然怒形于色：「至今不明白那次为什幺要打四平，以硬碰硬。我战前提出不打那个消耗仗，但没有人听。找林总反映多次，也不答复，结果吃那幺大的亏！」毛泽东不得不告诉黄克诚：「莫怪林彪，打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竟当面顶撞：「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悦地说：「整个东北战场，后来还是我们赢了。」黄克诚却仍不改口：「能够避免的代价，还是应该避免。四平血战，我们拚掉了一万多人。」柯庆施自然不知道毛泽东心里的这段曲折。毛泽东想了想，终于说：「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藉机出气。按他们几个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就是「压力」，就是不民主。大约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意。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嘛，既护帅，也护将，天经地义。」柯庆施说：「主席呀，现在会议的风气，是笼统、抽象地谈成绩，具体、形象地谈缺点，会上会下大谈特谈。这样谈下去，越谈越泄气，今后还怎幺跃进？」毛泽东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有看完……我看你们也不要着急，要能听坏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祝当然，我这意思，你暂时不得外传。」柯庆施温顺地点着头，明白这是向他交了底。主席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李井泉和谭震林。大约在主席心里，他柯庆施的耿耿忠心，也胜出李井泉们一筹。于是进而又说：「主席，我不能不向你报告，自彭的信被印发出来，你的几位秘书同志又大为活跃。」毛泽东问：「怎幺个活跃法？」柯庆施说：「我每天晚饭后散步，都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去了彭德怀和黄克诚的住处。近几天去过彭、黄住处的还有滕代远、谭政、张闻天……有人私下开玩笑，山上有个「湖南集团」。」毛泽东不以为意地说：「湖南集团？我看他们是开同乡会吧？很好，柯书记替我放起流动哨来了。」柯庆施说：「只是饭后散步，留意一下而已。」毛泽东问：「你不是讲我的几个秘书近些天又很活跃吗？」柯庆施说：「是说……前天晚上，乔木同志、伯达同志、小舟同志、冷西同志、李锐同志，都聚在田家英同志的住处，议论彭老总的信。他们正谈着，张闻天就进去了。」毛泽东警觉地瞪了瞪眼睛：「洛甫找他们了？怎幺议论的？情况不寻常，越闹越离谱。」柯庆施说：「李锐同志观点鲜明，称彭总伟大，全党全军，只有彭总写得出这样的信，是大英雄；周小舟表示赞同，称彭总功标青史，名垂千古；陈伯达同志说，彭老总功标青史是因他的战功，而不是这封信吧？吴冷西同志说，中国的历史太古老、太长远了，史籍浩如烟海，今人能在其中占上一两行文字，也就不错了；张闻天同志说，他正在准备一个长的发言，想到会上系统谈谈自己的意见；胡乔木同志说，彭总的信可能惹出麻烦来，大家不要高兴太早；田家英同志则是重复了一遍他回四川蹲点，反对高密植，受到李井泉同志批评的事，没有直接提到彭老总的信。」毛泽东忽又想到周惠：「周惠没有参加？」柯庆施说：「大约因为没有当过主席的秘书，没有进这个圈子。」毛泽东点点头：「他牢骚大一点，倒是个做实事的人……对了，你又是怎幺知道这幺详细的？利用散步的机会，去听了壁脚？从前我们湘潭乡下人结婚，新郎新娘进洞房过头一夜，邻里男女有去听壁脚的风俗，可算作一种性教育。」柯庆施红了红脸，连忙说出一个名字来。毛泽东笑笑：「啊，是他啊！他告诉你，你又来告诉我……这个书呆子，现在也不大来找我了。柯书记，你不要出卖朋友啊，这事我知道就可以了。注意保护他一下。你刚才反映的情况，大约谢政委他们也有所掌握。洛甫为什幺去找胡乔木、田家英？他的手越伸越长了。」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决心在会上做一个长篇发言：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剖析去年的大跃进带给全党的深刻教训。他深知这样做是知难而上，犯颜直谏，担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很可能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一是为着替那些他在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的安徽、江苏、广西等省区的饥民们请命，二是为着态度鲜明地支持彭德怀同志的信。既是共同的观点，就要有共同的担当。如果说，彭总的信表达出来的是忠诚正直的革命者的道德勇气，他张闻天的发言将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勇气了。田家英是位职务敏感、作风正派的后生晚辈，知道张闻天欲做一个长篇发言，而于深夜打电话提醒：去年大跃进的得失，总理已讲了，肯定得大于失，得是七个、八个、九个指头，失是一个、两个指头。也是主公定的基调。盼不要否定这一基调；关于国民经济三种所有制关系，少奇同志讲过话的，其中也传达了主公的看法；关于粮食产量、钢铁产量、食堂问题……张闻天知道田家英是出于好心，怕他惹祸，才提醒他这也不宜说，那也不宜讲：「家英啊，山上形势生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服从的不是权势，而是真理！」田家英在电话里说了声：「惭愧！你是前辈，我只是担心事情闹大，惹出雷霆之怒……」就在张闻天准备发言的当天早上，轻易不给他电话的胡乔木来了电话：「张闻天同志，听讲今下午你有一个长的发言？我的意见，你尽量短一点，有的问题点到为止。」张闻天问为什幺？胡乔木含蓄地说：「现在不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气候，家英也是这个意见，请体谅我们的心情、感受。」张闻天说声知道了，谢谢提醒，就放下了电话。他认为田家英、胡乔木都欲劝阻他的发言，生怕他和彭德怀一文一武，相互唱和似的！彭总写信，我发言，岂是为了我们个人名节？为的是天下苍生！那幺多省区的农民群众在饿肚皮，在逃荒，在患水肿病死去；而我们这些「为人民服务」、「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高官却聚在庐山当神仙，白天游山水，夜晚娱歌舞，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天地有正气，人间有忠魂。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柯庆施任组长的第二组，张闻天照着自己拟订的提纲，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他声音平缓，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却于平缓之中，字字金石，句句雷霆。其间柯庆施、曾希圣、张仲良、李富春、廖鲁言等人频频打断他的发言，驳斥他的「妙论」。他每次都很礼貌、很耐心地听完这些人的插言，但不为所动，继续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谈。同组的胡乔木、周小舟、周惠等人，则一面暗自佩服他的无懈可击的理论逻辑，一面也暗自替他捏两手冷汗，不知会招致什幺样的后果。他们还注意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列席会议做记录。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种普遍现象，认为缺点讲多了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恰恰相反，缺点定要讲透，不要轻描淡写。对群众的积极性应当有所分析。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积极性应当保护、鼓励；盲目的、缺乏理性的积极性则应防止、制止。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马克思说过，革命时期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并及时加以纠正。」柯庆施插言：「按洛甫同志的意思，我们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全党全民办了蠢事？」对于柯庆施的挑衅，张闻天不予理会，而说，「产生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些，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混淆了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大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真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上「右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等帽子。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高，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过大，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报废的半截子工程不少；去年一下子新招工人二千多万，给城市供应造成很大压力；工业战线人浮于事，有的甚至无活可干；企业产品不配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体现产品价值，半成品积压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萎缩。「全民炼钢」不单是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于九千万人上山，使农业蒙受损失，丰产不丰收。去年什幺事情都提倡全党动员，全民上阵，甚至要求「全民写诗」，「七亿人口七亿诗人」，搞得老百姓不厌其烦。」曾希圣插话：「大家都听到了，张闻天同志把去年的大跃进描写成一片黑暗，我坚决不能同意。」廖鲁言也随声附和：「去年辛辛苦苦干一年，被说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张闻天只是温和地看曾希圣、廖鲁言二位一眼，继续说：「对于去年出现的问题，应该从思想观点、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有节制。强调过了头，不顾实际情况和条件，就成为主观主义，精神万能。好大喜功也是可以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心办坏事、蠢事。」柯庆施插话：「洛甫同志，你是指去年的大跃进弄巧成拙？是坏事和蠢事？」张闻天不理会柯庆施的刁难，继续说：「领导经济工作，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不懂经济规律又看不起经济规律，公然说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教训，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不要再不懂装懂。」李富春插话：「你这是在教训党中央和毛主席。」张闻天又温和地看李富春一眼，继续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许多事情我们缺乏常识，又满足于外行领导内行。不能随意推翻事物的规律，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措施要有科学依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要学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吹出去了，又做不到，有损威信，失信于天下。」柯庆施插话：「你这是公然反对政治挂帅，反对超英赶美，我要和你辩论！」张仲良插话：「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一直在认真听取张闻天发言的周小舟和周惠，这时眼睛都睁大了：这个张仲良，还在红口白牙当众讲假话？去年甘肃粮食增产百分之四十一？你那个省明明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替你们紧急运粮，你却在庐山上如此厚颜。张闻天也了解甘肃当前的饥荒情况。他没有理会张仲良这种无耻的省委书记，继续说：「毛主席在四月上海会议上，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海瑞，敢于为民请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革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叫做五不怕。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反动派杀头流芳千古，被自己的党杀头却会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气氛、环境，使得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柯庆施眼神阴森地插话：「洛甫同志，你这是向党要求自由。你是不是觉得党内不自由？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有两种，资产阶级有了自由，无产阶级就会失去自由。」张闻天等柯庆施住了口，才又坚持讲了下去：「必须在全党干部中提倡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个问题对我们执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我们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决不能因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空气、集体领导、集体智能至关重要。根本问题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使之制度化……」李富春插话：「洛甫同志，你今天的发言和彭老总的信相呼应！当然你更有理论，比他更深刻、全面、系统！」张闻天见把他和彭总扯到一起，在发言的最后一段，干脆来了个坦承相认：「彭总的信，我是支持的。他是我们党的大英雄，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人物。他的信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本意是很好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不提可能好一点，提了也可以。去年全国大刮「共产风」，难道还不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脑子快，笔头活。散会时，他已替柯书记总结计算出来了：「张闻天的三小时发言八千余字，讲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损失」和「很大损失」，以及一大批「太高」、「太急」、「太多」、「太乱」等字眼。」　※※※※※※※※※　第二十九章　宁教我负天下人　毛泽东于当天晚上到小教堂跳过舞，回到美庐才读到张闻天发言的记录稿。是柯庆施命自己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誊写清楚之后呈上的。本来柯庆施还有话说，但毛泽东挥挥手，示意先去听听大家的反映，再来汇报不迟。不能不承认，张闻天的发言，从全民炼钢到公共食堂，从穷富观念到社会保险，从供给制到按劳付酬，从政治挂帅到经济规律，从思想方法到领导作风，从个人决定一切到党内民主生活……不愠不躁，从容道来，观点鲜明，逻辑缜密，举证确凿，具理论高度和大家风范。如果说彭德怀的信是一道战表，张闻天的发言则是一颗政治巨弹。洛甫啊，你和彭德怀一文一武，将相唱和，把我毛泽东逼到了死角。这是本人自一九三四年遵义会议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党内挑战……看来我毛泽东面前，也只剩下两条路：要幺公开承认去年的大跃进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是一次大的失败；要幺逆流而上，力挽狂澜，奋起反击，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中庸之道是没有的。反击之术，扬长避短，不在理论上和张闻天争高下。彭、张的要害，是在山上搞了小团体、小宗派，属反党性质。相信这一来，彭、张就有口难辩，还手乏力了。当然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饭要一口一口吃，牌要一张一张出。夜深雾冷。毛泽东思绪焦躁，在别墅内坐不住，叫上护士、卫士，外出散步。卫士长连忙找来手电筒、马灯等照明用具，一行人相陪着，出了美庐。依日常外出散步的队形，前面四名卫士提着马灯开道；拉下十来米距离，是护士小钟一手牵着毛泽东，一手挥着支大号电筒照路；之后五、六米远，再又是四名卫士殿后。山道上薄雾缭绕，空气清新而潮润。毛泽东默默前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每逢深夜散步，一定是党内出了重大事情。依照纪律，他们不能瞎猜，更不能打听。一行人沿着月照松林一路走去。前面有警卫中队哨兵的低声喝问。整个牯岭地区，都由毛泽东的卫队——中央警卫团第一中队的好汉们驻守。走走停停，不觉来到锦绣谷畔御碑亭。毛泽东提出进碑亭稍息。上碑亭有数级台阶，卫士们立即簇拥拢来，牵手的牵手，扶肩的扶肩，把毛主席搀扶进亭内。一时间七、八盏马灯把碑亭照的通亮。卫士长忙把手中的军大衣垫在石墩上，再请主席坐下。毛泽东望一眼那块当年朱元璋手书的〈周颠仙人传〉，忽然吟颂出一首古诗来：天日苍茫海气深，空来高处一登临。丹楼碧阁皆时事，只有江山古到今！护士小钟倚立在毛主席身侧，问：「是谁的诗呀？」毛泽东说：「北宋拗相公王安石的。王安石贵为宰相，鄙视过眼荣华，看重不朽功业。他变法革新，触犯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得罪了朝廷里的保守势力，最后以失败告终。去年我们的大跃进，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革，至今受到党内党外右倾势力的顽固抵抗，恨不能立即解散公共食堂，撤销人民公社……我就不信这个邪，部分地区缺粮，死了几个人，就以死人来压活人？荒唐得很！王安石还有一首〈江山〉，也很有自己的信念：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卫士长见毛主席吟颂了王安石的诗，心情好了许多，便从旁劝道：「主席，下半夜了，山风大了，雾冷露冷的，还是回去休息吧。」毛泽东看卫士们一眼，遂起了身，笑笑说：「好好好，你们也向我要起民主自由来了！回去回去，睡一大觉，民主自由就有了。」卫士们笑了起来。小钟仰起妩媚的脸蛋，挽起毛主席的胳膊，在十余盏马灯、电筒的映照下，返回美庐来。已是凌晨两点。美庐楼上，小钟陪伴着毛泽东。毛泽东依然毫无睡意。小钟留意到，书桌上多了一张毛主席和毛岸英的合影。她知道那是主席的长子，很英俊，听讲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却不知为什幺会突然找出这幺一张像片来。她劝主席服两片安眠片，上床睡一觉。毛泽东捏住小钟的手说：「今晚上安眠片不管用。我就在这沙发上躺一躺，回头还要看材料……一见钟情啊，你还是关上门窗，弹两支古曲，给我散散心吧。」小钟依言，取来琵琶，关紧门窗，之后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下，弹起一首南唐李煜的〈浪淘沙〉，边弹边唱：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廉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来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毛泽东和衣仰躺在沙发上，晃着手：「不好不好，我最讨嫌这个李煜了，亡国之君，吟亡国之音……另来一曲吧。」于是小钟温顺地弹唱起宋曲〈雨霖玲〉：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毛泽东终被缠锦缱绻的古曲催眠，口里吟哦着「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残月……」沉沉睡去。小钟放下琵琶，悄无声息地取过一张又轻又暖和的毛毯，给领袖盖上。千万不能惊动，不能劝他上床。若惊动了他，会大发脾气，再不能入睡的。这幺伟大的人，也有烦恼苦闷呢。第二天中午，毛泽东一觉睡醒，即召集他称为「十三人核心俱乐部」的人马开碰头会；贺龙、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富春、谭震林、康生、罗瑞卿、谢富治、安子文、陶铸、萧华、王任重。他把在山上的三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排除在外。毛泽东首先宣布：「现在山上流行自组俱乐部，已有什幺「低调俱乐部」、「高调俱乐部」、「军事俱乐部」，我们来个「核心俱乐部」。从明天——七月二十三日起，本主席指定由彭真同志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山上的政治局会议及神仙会议的日常工作。不是有人会下议论什幺一人说了算吗？从明天起换彭真坐庄，集体领导嘛。对不起，本主席的这点最后的决定之权，是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赋予的，也是全党一千八百万党员所赋予的。」贺龙、柯庆施带头鼓掌，其余人跟着热烈鼓掌。毛泽东接下来说：「不知各位感觉到了没有？神仙会局势出现了变化。是朝好的方向变？还是朝坏的方向变？暂时不予置评。凡事不宜匆忙做结论。昨天，在柯书记的第二组，洛甫大人做了长达三小时的精彩发言。唯其精彩，其主要内容，肯定已在山上的各路诸侯之间风传开来，各位都听到了些什幺？下面，请择其精要简告之。任重同志，你年轻笔头快，做个记录吧。贺龙元帅，你打头一炮？」贺龙烟斗不离嘴，拔下烟斗说：「好，长话短说。今早起散步，在如琴湖岸边碰到聂荣臻同志和叶剑英同志，都问我，洛甫昨天的发言算怎幺回事？那幺全面，那幺系统，像是早有准备呢。联想到彭总的那封信，他们想干什幺呢？」毛泽东点点头：「聂帅、叶帅警觉性高，也包括你贺帅。彭真同志有什幺信息？」彭真说：「上山几天，埋头看了神仙会前期的简报。甘肃的张仲良同志向我讲了件简报上没有刊出的事：彭老总曾在西北组讨论会上说，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的华北会议上，有人操了他四十天娘。不知彭老总为什幺要到山上来讲这个话？」毛泽东笑笑说：「很简单，他觉得吃了亏，想操回来嘛。要满足操娘的愿望。下面是柯书记。」柯庆施说：「洛甫昨天的长篇大论，要害是全面、彻底地否定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我和几位同志一再打断他，他仍坚持讲下去，顽强得很。彭、张两位的矛头都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和主席，他们的心大得很。」毛泽东说：「你柯书记是大左派啊，为什幺听不得右的高论？下面，从李井泉同志起，我不再一一点名，依次每位讲几句。」李井泉说：「山上的确出现了新情况，彭、张有野心，加上别一些同志，进行小组织、小宗派活动。有人称为「湖南集团」。」毛泽东略带惊讶地说：「「湖南集团」？在座的贺老总、李副总理、谭老板、陶书记，加上本人，都是湖南人啰！」李富春说：「这称呼不准确。我建议中央对彭、张二位进行严肃的反批评。」谭震林说：「他们有什幺资格称为「湖南集团」？恕我直言，黄克诚同志上山才四、五天，已和我吵了三架，都是为了去年的大跃进。我的看法，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搞在一起，要警惕山上真的出现「军事俱乐部」什幺的。」毛泽东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康生说：「从历史上看，彭、张、黄三同志都积极推行过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这次到了山上，又机会主义旧病复发。张的发言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罗瑞卿说：「同意谭震林同志的提法，要警惕山上出「军事俱乐部」。昨天，张闻天同志发完长篇大论，他的秘书担心会有麻烦，张却说，怕什幺？我的发言经过深思熟虑，他们驳不倒的。」谢富治说：「据了解，张闻天同志已将他的发言稿送彭德怀同志看过，并于昨晚上碰了头。彭夸奖张的发言深刻、全面、有水平，很过瘾。还有些情况，我想个别汇报。」毛泽东面无表情地朝谢富治点了点头。安子文说：「由于分工组织工作，自己对组织方面的情况比较敏感。我斗胆说上一句，山上山下，彭德怀同志都有拉队伍的迹象。有人甚至说，连中央书记处，现在也是一半对一半。」毛泽东扬扬眉头问：「有那幺严重？不见得吧。你是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一半对一半这话，不许外传。下面继续。」陶铸说：「洛甫的发言记录稿是今上午才从柯书记那里借到的，只借半小时，大家排着队等候，抢手得很。建议停止传阅，缩小影响。对洛甫同志，还有彭老总，我的态度是建议中央进行教育挽救，包括必要的思想批判。」毛泽东说：「陶书记的意见，同意一半。洛甫的发言稿，到时候由会议印发，奇文共欣赏，怕什幺影响？要相信多数人的觉悟，不要小家子气。下面继续。」萧华说：「张闻天同志的发言稿我还没有看到。但整个山上都是议论。程子华同志、甘泗淇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他们和我说：彭老总的信是迫击炮，张闻天的发言是机关枪。在战场上，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毛泽东说：「现在是迫击炮加机关枪，火力很猛喽。只剩下做记录的王书记了，你也说几句？请陶书记代为记录。」陶铸从王任重手中接过记录本。王任重说：「对去年的工作失误，我认真检讨，继续纠左；对彭老总、张闻天同志等否定大跃进的言论，我决不认同。特别是指我们去年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打死我也不承认。这不是善意帮助，而是冷嘲热讽。现在山上山下，都有一股风，指去年中央犯了左倾路线性质的错误。是不是有人意欲改变中央领导啊？」晚上，毛泽东服了三次安眠片，仍无法入睡。他无意像昨晚上那样，再让卫士、护士陪着，亮着马灯、手电筒外出散步。况且窗外起了大雾，白蒙蒙一片，什幺都看不见……翻来覆去，左考虑右考虑，觉得还是应当和少奇同志谈谈，通通气。毕竟，少奇挂名国家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于大雾中，由两名男服务员扶下汽车时，脚下仍有些虚飘。看来又是吃了安眠药，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这次，毛泽东也特意吩咐：「太晚了，光美就不用陪来了。」上楼，进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亲手泡了一大杯浓茶，帮助少奇同志清醒。再又递上一支烟，亲自给点上火。茶和烟都是解困之物。果然，少奇同志喝下浓茶，吸着烟卷，渐次清醒过来，竟问：我怎幺到主席这里来了？毛泽东笑说：「派车接你过来的……我也是出于无奈，又一次打搅你的清梦。洛甫在第二组的长篇大论，你看过记录稿了？」刘少奇「噢噢」两声，头脑里仍有些木木的。他忽然瞥见那书桌上，摆了张主席和长子岸英的合影。这张合影他很熟悉，记得是一九四六年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在枣园的窑洞门前所拍摄……他见主席等着回答，忙说：「看、看过，印象不深，议论倒是不少……」毛泽东盯住问：「你也听到不少议论？怎幺议论的？」刘少奇见主席目泛横蛮之色，登时身上打了个激凌，完全清醒了过来：「都讲洛甫的发言比彭总的信全面、系统、深刻，有理论，高水平。」毛泽东仍盯住问：「你、我怎幺办？是缴械？还是反击？」刘少奇又打一个激凌：「反击，当然要反击……问题是定为什幺性质？党内矛盾、斗争……」毛泽东目光犀利：「有人称他们为「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性质是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斗胆摇了摇头：「不能以地域称集团。此例一开，以后就会有「上海集团」、「四川集团」……性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要考虑。或许山上是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苗头，但就全党来说，仍是左的问题严重，何况十来个省区出现粮荒，已死了不少人。如果中央政策大转弯，只怕会对灾情雪上加霜，更难克服当前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毛泽东冷笑道：「你也是用死人来压活人呢。国家这幺大，人口七亿几，哪年不发生些灾情，死掉一些人？我一直怀疑，有的人把问题夸大，另有所指。不管怎幺讲，去年粮食还是增产了三到四成嘛，粮食长了翅膀，飞上天去了？怎幺就会闹饥荒、饿死人？」刘少奇见毛主席不肯承认起码的事实，只好嘀咕了一句：「各省都有统计数字报到中央……报灾情不像报高产，只会缩小，不会夸大，甘肃、河南、安徽情况最严重……」毛泽东不计较刘少奇嘀咕了些什幺：「好吧，考虑到你的看法，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如何？」刘少奇仍然固执己见：「少数几个同志的问题，小团体就小团体，军事俱乐部就军事俱乐部，最好不提反右倾。不然，大半年的纠左工作，白做了，还有后果……」毛泽东目光又有些放横：「你不同意反右倾？山上的问题山上解决，我已经和一些同志谈过话，都是这个看法。山上的文件不下发，行不行？甚至可以考虑另发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嘛。我现在是左右夹攻，身心疲惫。」刘少奇望着毛主席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恭顺地笑了：「主席考虑周到，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好……哟，都快天亮了。主席休息吧，不要太劳累，请保重身体。我近两天胃病又犯了，隐隐作痛，不服安眠片就睡不了觉。」毛泽东说：「我是服了安眠片也睡不了觉。你还有王光美照顾。」刘少奇问：「要不要安排蓝苹上山来住住？」毛泽东挥挥手，表示不予考虑：「这样吧，照顾你的身体，从今天起，由彭真主持会议，你和恩来可以轻松一下。」刘少奇起身告辞：「同意。今晚上我们所谈的事情，要不要先和总司令、总理通通气？」毛泽东显得很疲累、很厌烦地晃晃手：「开会宣布一下，不就都知道了？现在山上的民主，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是个值得历史学者重视的日子。早上八时，包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三位中央常委在内的山上大员们，几乎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会务组的临时通知：「九时正，在小教堂开全体会议，听毛主席讲话，不准请假、缺席。」临时通知，带点紧急、神秘色彩，又是上山后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因之不到九点，中央大员和各路诸侯一百多人，就都入场就坐了。像二日开幕式那天一样，没有布置主席台，只摆了张铺着白布单的桌子当讲台。台前第一排为政治局委员们的座位，也没有分座次。其余人员则不分区组，随意而坐。九时正，毛泽东主席在一群卫士及医护人员的簇拥下，从正门进入会常大家起立，鼓掌致意。毛泽东直走到小讲台前坐下。大家跟着落坐。毛泽东看一眼坐在前排的政治局委员们，转过脸去问卫士长：「彭老总在哪里？他来了没有？」卫士长忙打望一眼，俯身轻声报告：「来了，坐在最后一排，靠门边，罗部长也坐在那附近。」毛泽东轻声吩咐：「你去通知守卫，不散会，任何人不准开溜。」吩咐罢了，毛泽东朝坐在前排的彭真示了个眼色。彭真起立，转过身子，面对全体与会者宣布：「同志们，受中央主席委托，即日起由本人主持下阶段的会议。现在，请主席讲话。主席要求免俗套，不鼓掌。大家准备记录吧。」全场一派移椅子、掏本子、翻纸页的声音。毛泽东很响地喝一口茶，清清嗓门，说：「你们讲了那幺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啊？我也需要民主和自由。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和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幺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州军区某军政治部的材料，有那幺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不论什幺话都让他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为什幺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幺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幺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幺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幺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毛泽东在党内的即席讲话，从来是漫谈方式，洋洋洒洒，上下古今，铺天盖地。看似不着边际，实则收放自如，让你揣摩、体会，甚具斗争的张力，思想的杀伤力。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出来的，得到全国贫农、下中农的热烈响应，农民有了罗斯福所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怎幺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的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发明权在柯庆施，自己只是下了决心，有推广之责，北戴河决议写了上去，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了四十亿，叫「得不偿失」？去年钢铁指标完成了，怎幺算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放卫星，确是柯书记放了工业大炮，谭老板放了农业大炮，我也放了三个大炮，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他说如果光讲缺点、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讲到何年何月？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事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说，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中央、盛地、县四级干部，都在做检讨，大作特作。难道检讨得还不够？还要抓住那点左的失误不放过？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动遥他们是少数派。在大风大浪中，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称我们为秧歌王朝吗？去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届二次党代表大会，我都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动摇，我不赞成戴帽子。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那时的反冒进，算资产阶级的什幺性？当然，在座的周总理，那次反冒进，这次站住脚跟了，表现出乐观性、坚定性来了。相信陈云同志来了，这回也会站住脚跟。由另外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比如「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动摇起来，右起来的。毛泽东的长篇讲话，一反大半年来愿意纠左反左、检讨去年失误的承诺，转而全面肯定去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对缺点、错误一概不认帐。批彭之声，呼之欲出。他最后讲到：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委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到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幺英明呢？毛泽东脸不红，心不跳，当着中央大员和省市委书记的面，把去年他亲自上阵、一行发动的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声称自己「根本没有领导」！反正谁也不敢挑明，戳穿。他洋洋洒洒，妙舌生花，一路讲来，变谎言为真理，假象为事实。他最后说：如果讲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它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始作俑者是我，应当绝子灭孙。有人天天背后赌咒，我现在自己咒自己，还不行？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说法，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毛泽东说罢，起身便走。守候在过道两侧的卫士、医护人员赶紧过来簇拥着他。因为要走小教堂大门，各路诸侯们为了让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先走，都坐着未动。政治局委员们也暂时留在位置上，主持会议的彭真还要布置今后几天的小组讨论事宜。不少人还在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笔记本，彷佛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幺事。除了那几位「高调俱乐部」成员（毛泽东称他们为「多数派」），大多数与会者脑子里嗡嗡的，一时还真跟不上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彭德怀和罗瑞卿因坐在后排，而比毛泽东先出了会常罗瑞卿快步闪进旁边的树丛里去解决内急。也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来到风景名胜区里，从中央大员到各路诸侯都喜欢钻进树丛随时方便，施肥。彭德怀则站在小教堂外，背对着大门，彷佛在等候着什幺人。毛泽东步出大门，见台阶下站着彭德怀，便说：「那不是老彭吗？彭老总，你等等。我的讲话不合你的口味吧？我们可以谈谈……」没想到彭德怀转过身来，瞪着发红的眼睛，朝他一抡胳膊吼道：「谈个鸟！妈妈的屄！乡下已经闹饥荒，饿死人，你又要反右倾！你把你个人的面子看得比农民的性命还重！」毛泽东见彭德怀是被他击中了，老羞成怒了，无以自容了，失态失控了，反倒平静地问：「你动什幺粗口？操谁的娘？为什幺不可以谈一谈？」彭德怀一脸盛怒，浑身都着了火似的，完全没有了三军元帅的威仪风度，又是一抡胳膊，吼骂道：「谈个鸟！为什幺不承认乡下有饥荒？农民饿肚皮？妈妈的屄！岸英在朝鲜牺牲，你也记我的仇？没想到你记我这个仇……砍下脑壳碗大个疤！你可以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以负你！」吼罢，彭德怀如同一头凶猛的狮子，转过身子，大步走去。毛泽东站在台阶上，脸色苍白。簇拥在他四周的卫士、医护人员都呆住了。台阶下，罗瑞卿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恨不能立时追上去，把彭老总揪回来。可是毛主席没有下令。　※※※※※※※※※　第三十章　二十三日晚上事件　各路诸侯没有看到彭德怀元帅冲着毛泽东主席骂娘的那惊心动魄一幕。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四人离开小教堂会场时，刚过十一点，还有一小时才开饭，便不约而同地沿着山坡小道，朝大天池方向走去。谁也没有吭声，都心里空落落、闷沉沉的。太突如其来了，怎幺也没想到毛主席会有这个大转向，变反左为反右，视国计民生同儿戏，毫不念及天下荒年、百姓饥馑……毕竟是秀才文臣，思想敏感、神经脆弱些，都有种难以承受、难以适应的苦痛。大半年来，主席和中央一直让他们编写反左的简报资料，起草纠左的文件报告；现在摇身一变，又该让他们编写反右的简报资料，起草反右的文件报告了！工具，他们真成了一批没有自己好恶的文字工具……四人不觉来到大天池东侧的照崖亭。这是一座观景石亭，天气晴朗的日子，可以眺望到北面山下千里沃野，长江如练，白帆点点。此刻山下白茫茫雾漫云迷，万事万物混沌一片。李锐苦中作乐，吟颂一首唐人绝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陈伯达触景生情，也以他艰涩难懂的闽南口音吟颂一首唐人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庐山离武昌尚远。崔颢当年题书在黄鹤楼上的这首七律的惆怅情调，却很切合四位文臣眼下的心境，也是愁肠百结，万般无奈呀！照崖亭内侧的一块天然岩石上，刻有王阳明的那首著名的〈夜宿大天池〉：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田家英呆立在石刻前，忽然叹道：「这个王阳明，留下四句谶语，是不是预知到了四百年之后，庐山上会有这场朝夕之变？」吴冷西拍拍田家英的肩头：「算了，人家王阳明是大隐士，你、我这辈子，是做不了隐士的。」陈伯达在旁说：「对对，涉世太深，难以自拔……不对不对，我这话不算数，不算数。」李锐玩世不恭地说：「各位！你们看这亭子，肯定是新修复的，石柱上皆无联刻，我们来凑上几幅，记叙一下各自的心情感受？这幺好的地方无对句，太可惜。」田家英和李锐蹲到地上，各以一段烧焦了的松枝作笔，在泥地上写划起来。陈伯达和吴冷西躬下身子，边看二人写划些什幺，边在各自心里默想着章句。田家英心灵手捷，已写出一幅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李锐手中松枝一投，站起身子：「好个「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此景此情，此联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