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都志异

第一章　群雄毕至庐山盛会周恩来于七月一日凌晨抵达庐山牯岭，入住原美国特使马歇尔别墅。如果算上一九三七年的两次。他这是三上庐山了：那两次上山是为着晋见蒋委员长，商谈国共合作抗日，中共红军接受改编；本次上山今非昔比，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一起，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庐山确是长江中下游赤日炎夏时节的清凉世界。人们早晚穿夹衣，睡觉盖被子，探头触着云，伸手摸着雾，最是舒适不过的。过去是蒋、宋、孔、陈，现在是毛、刘、朱、周。毛泽东住了美庐别墅，刘少奇住了原俄国五州银行别墅，朱德住了原美国威廉斯别墅。还有董必武住了原宋公馆，彭德怀住了原陈公馆等等。总之，枯岭东、西河谷一带数百栋大小别墅，皆以阿拉伯数字编列号码，成为国有资产，革命的胜利果实了。且每栋别墅自成一体，厨房浴卫，花园草地。从中央要员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又都带来自己的厨师、服务员等，一时间南北美食荟萃，各显精妙风味。首长们平日难得这般闲遐，如今聚集到山上来消夏当神仙，游山玩水之余，不免此呼彼应，相互宴客，真个是谈笑皆政要，往来尽高官了。本来，自去年大跃进起，全国各行各业闹了个人仰马翻，国家财政空前吃紧，好几个省份已经发生粮荒，还上庐山来开什幺「神仙会」，周恩来实在不想趁这趟热闹。他两次向少奇同志提出，要求留在北京「看家」，打理中央日常事务。少奇同志作不了主，让他直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却说：不是早安排好了，外交部留下陈毅，国防部留下黄克诚，国务院和书记处留下邓小平？陈云请病假，你们几位负责经济计画的大人物都不赏光、不露面，山上怎幺讨论经济工作？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算我去年闯下些祸，又批了你的「反冒进、反左倾」，要你作了大半年的检讨，有气可以到山上去一吐为快罗。话到这份上，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解释，自己对前年、去年因「反冒进、反左倾」犯下错误所作的检讨，所接受的批评教育心悦诚服，无怨无悔。这次上庐山读书学文件，也是换换脑子，乐于前往，乐于前往。周恩来乘专机飞武汉，改乘江轮抵九江之后上山。十几个小时的奔波，身上竟热出了痱子。入住马歇尔别墅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换衣扑夹身粉。江西省委书记扬尚魁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隋静，来陪周总理用晚餐，喝江西名酿四特酒。周恩来听说隋静好酒量。因怕美庐主席那边有事随时传唤，小酌几几盏，就用饭了。周恩来对隋静印象相当好，相约会议结束后下山到南昌，再让隋静请客，那时放量比高下：隋静啊，你是巾帼英雄呢，听说你把党内几位有海量的高干，农业部长廖鲁言、安徽书记李葆华、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都打败过？我是喝酒从无败绩的。下回我们南昌比茅台，让尚魁当监酒！周恩来平日生活严谨、风度潇洒，偶尔名酒当前，忘乎所以也是有的。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前夕，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次晚宴上，与老大哥的个个酒桶的政治局委员们对饮，以一对十的，被烈性伏特加灌醉，当场卧地，被抬回房间吐了个不省人事，回到北京向毛主席作了检讨……身在江西的杨尚魁和隋静，当然不会知道周总理醉倒莫斯科的这一败绩了。饭后送走杨尚魁夫妇，往美庐打了个电话。美庐值班卫士报告总理：主席出门散步去了，留了话，总理晚上不要来见了，明天下午开全体会议，还要请总理主持呢。既然不去主席那里，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两处，也就分头挂了个电话，告上自己刚上山，今晚上就不来打扰了，都早点休息吧。电话里，朱总司令告诉说，主席上山后写了诗，他和董必武也和了诗，柯庆施、陶铸、王任重、邵式萍等人都有诗作。估计主席的几位大秀才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到后，也会有诗作。现在山上吟诗赋对，风气很盛，日后可以出本诗集，纪念此次庐山神仙会盛况罗。刘少奇同志是带着夫人王光美上山的。少奇同志在电话里说，经他提议，给本次「神仙会」定了个基调：成绩讲够，问题讲透；主席对当前形势总的估计，也有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周恩来没有出门。电话铃响个不停，也没让副总理们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来见。他派秘书去杨尚昆同志那儿要来一份人员住处电话表格，弄清楚了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及各大区负责人的住址、电话，以便随时联络。全党群贤毕至，这幺多大人物相聚一处，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说说笑笑，议论纷云，也要谨防乐极生悲，闹出意想不到的局面来呢！凉风习习，月色皎洁。窗外不时有乳白色的缕缕山雾掠过。大约是山上空气清新的缘故，他没有倦意，干脆披上衣服，到阳台上的竹躺椅上躺了躺。正值盛夏，山下的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都热得如同蒸笼，这山上却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了。真是清幽宁静啊，连蛙声、蝉鸣都听不到，只有远处山谷中传来的阵阵林涛。躺了一忽儿，感觉有股子潮气，大约是下露水了。保健护士小梅——杨尚魁夫妇派来的一位江西姑娘，宛如雾中仙子似的，怯生生地走近了说：总理，进屋休息吧，外边湿气重，容易受凉呢。进至室内，周恩来亲切地端详了一番小梅同志。忽又觉得，这小梅的眉眼，怎幺看怎幺都有些儿像是孟蝶呢！只是个头比孟蝶略矮些、略胖些，肤色也略黑些，嘴唇略厚些……这些年，他总算给孟虹的这个四妹儿做了妥善安排：保送孟蝶上了北京医学院，四年本科毕业，也没再让孟蝶回西苑，而安排去宋庆龄副主席府上做了保健医生。宋副主席共有三位保健医生。每当自己心情烦闷时，就去宋府走走。宋副主席善解人意，总是让他和孟蝶单独相处。孟蝶这丫头也真痴情，也不肯成家，只求他当总理的一月能去一回。此事算做得天衣无缝，就是小超有所察觉，也断不敢去宋府上耍雌风的。况且，每想到孟蝶的姐姐孟虹由一名绝色之人变成一名骷髅般的丑妇，心里总有好一阵悸动的。美的毁灭，真是最大的作孽罗。「小梅，你过来，我问你话……」周恩来如父如兄，慈祥地微笑着，向小梅伸出手去。灯光下，小梅脸蛋又红又白，艳若桃花，靠近了总理，伸出右手，让总理去握掐祝别看总理年上花甲，却很英俊，手指手掌也很温软柔暖。「小梅，你叫梅霞新，对吧？赣州人？赣州出美人……你家里人都好吗？你在哪儿念的书？」「总理……我父母亲都是公社社员，客家人。我是南昌护士学校毕业……」小梅崇敬地望着总理，信赖地靠拢来，浑身洋溢出一股温馨、清甜的青春气息。「江西客家多，你父亲是江西老表，你就是江西小表妹了。我告诉你呀，我们毛主席的祖上，也是客家人呢。朱总司令、邓总书记、叶剑英元帅的祖上，还有孙中山先生，也都是。客家人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但这个话不要到外面去说，要搞五湖四海呢。对了，你们在护士学校，学过按摩、针灸没有？」「总理，您真好，都说您待人最和蔼……我是去年护校毕业，分配在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今年初，被抽调到中医学院集训班，突击学习了按摩、针灸。六月中旬上山后，我们才知道要准备替中央首长服务的。总理，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现在就可以替您按摩、针灸……我的实习成绩，是集训班的前三名呢。」周恩来忽然心里一动，放开了小梅的小手：「谢谢。在北京的时候，闹过几回肩膀疼，也是请人针灸好的，现在不痛了。来来，我们泡一壶庐山云雾茶，喝茶聊天，说点你赣州乡下的情况，有啥说啥，不要假的，好不好？」小梅很快泡来了一壶庐山云雾茶。茶壶、茶杯、茶碟都是景德镇特产的青花瓷。这次江西省委在每栋别墅里都预备下了一套景德镇青花瓷杯盘碗具，用后带走，作为赠送给中央领导和各兄弟省市负责人的礼物。周恩来见小梅只拿来一只带盖的茶杯，便起身取过另一只，亲自替小梅添上茶水，并拿出北京带来的一个甜瓜做招待。小梅一见慌了，忙说：「总理，不可以，不可以，我是组织上派来服务的，怎幺可以倒过来，让您替我筛茶呢？」周恩来亲切地捏了捏小梅的小手：「坐下，坐下来嘛。你是护士，我是总理，只是分工不同嘛。革命队伍里，服务也是相互的。我会批文件，但不会按摩、针灸；你会按摩、针灸，不会批文件，就这点区别。我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不对？」小梅面若羞花，媚如闭月，感动得手足无措：「总理，看你说的，看你说的……」周恩来动手切甜瓜，切成一小股、一小股的，送到小梅面前：「这是北方的白兰瓜，你尝尝。南方只有香瓜，没有白兰瓜……很好很好，我们现在先吃瓜，后喝茶。小梅啊，你今年回过赣州乡下看望父母了吗？」小梅点点头：「回过两次。春节探亲一次，五月份父亲病了，又回去探望一次。」周恩来见她喜欢吃这瓜，便又递上一片：「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父亲患的什幺病啊？治愈了吗？」小梅明眸皓齿，迟疑了一下，咬了咬嘴角，眼睛一暗，终于说：「水肿病，全身浮肿。幸亏我从南昌带回去十几斤黄豆，不然就没命了。」周恩来彷佛明白什幺了，却又好奇地问：「黄豆也成灵药了？可以治愈水肿病？」小梅一双大眼睛水光盈盈：「总理，您不是要我说真话吗？那我就告诉您吧，我爸爸的水肿病是饿肚子饿的……春节过后，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顿顿是稀粥汤，见不到油星子，米粒也越来越少。社员们下田都没力气。水肿病人越来越多，村里已经死了好几口……老辈人说，这天下，是闹荒年了……总理，我讲的都是真话。我是共青团员，要讲了假话，我不是人，愿意接受处分。」周恩来心里一沉：江西也闹饥荒了？赣州还是鱼米之乡呀。在北京时，他看过几份材料，河南开封、山东荷泽，已经饿死人。荷泽历史上还是富甲一方的牡丹之乡哪。没想到江西农村也开始饥荒死人……周恩来望着眼波盈盈的小梅，知她在强忍住泪水，便自言自语地说：「杨尚魁、邵式萍是怎幺搞的？不是说去年江西全省大丰收，增产四亿斤，粮食多到吃不完吗？」小梅再又鼓了鼓勇气，回答总理的自言自语：「去年本是个大好年成，水稻、红薯都丰收在望；可自九月份起，农村的男女老少就都上山去炼钢铁了，好好的谷子、红薯没人收割，都烂到了田里、土里……为了发射钢铁卫星，山上的树木都剃了光头，家里的铁锅铁灶，都送去炼，炼出来一砣砣废铁……」周恩来气愤得拳头敲着藤椅扶手：「胡闹台！胡闹台！小梅，告诉我，你们江西的领导人，了解农村的这些情况吗？他们了解赣州、或许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闹饥荒、闹水肿并饿死人吗？」小梅是那样地信赖敬爱的周总理，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就可以无话不说：「现在领导人下乡，看到的都是假的，都是下面的干部事先摆好样子，才给领导人看的。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自大跃进以来，上上下下，就不敢讲真话了。上骗下，下骗上，上下骗。讲假话得表扬、得升官；讲真话、当右派、插白旗，没得好下常」周恩来脸色有些发白，之后变成一脸的苦笑：「小梅，你讲得好，是上上下下都在做假，上骗下，下骗上，上下骗。……却是要以老百姓的性命做代价……小梅啊，你很有头脑、很有正义感，敢对我这个总理讲真话。我要谢谢你，也要爱护你，就在我这里讲了为止，再不要对别人讲了。不然，我回了北京，你当了右派，我可帮不了你呀。」没想到小梅年纪轻轻、漂漂亮亮一位人儿，这时却有一股女丈夫气概，离开座位，恭恭敬敬地站到了周总理面前，身子前躬……周恩来一看情形不对，连忙起身将她扶住了，以免她双膝下跪：「小梅，小梅，你有话请坐下说，坐下来说。听话，小表妹，如今是新社会了，不要忘了，你也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呢。」小梅眼睛红红的，只好坐了回去，咽噎着喉咙说：「总理，我心里的话，都憋了半年了。知道要上山为中央首长服务后，就决心无论见到哪位首长，都要讲出我赣州老家的情况……总理，您要告诉毛主席，一定要告诉毛主席，下面的干部尽在讲假话，汇假报，骗你们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喉嗓也堵了堵，说：「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到的这些情况，我会找时间报告毛主席。国家地方这幺大、人口这幺多，这个家是不好当呢。这次中央到庐山来开会，就是为了研究问题、调整政策。农村的问题，是个重点。要给中央一点时间来做工作。毛主席又讲过多次，大跃进要降温，高指标要下调……好了，再讲一次，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你、我两人这里打止。传出去对你不好，很严重的。包括今后对你的父母亲都不能讲。你做得到吗？」小梅温柔地点了点下颌：「做到，保证做到。我们在集训期间，就强调了保守机密的。」周恩来说：「很好很好。哟，已经十点半钟了。我还要看几份材料，你先去休息吧。有事，我再按铃叫你。这段时间，就你一人在楼上值班，很辛苦的。我楼下的那几位秘书、卫士，不经传唤，是不上楼的。」小梅一步三回头地退了出去，依依不舍似的。周恩来处事谨慎，对小梅这个小表妹，还是缺乏了解，先观察几天再说吧。他在书案前坐下，摊开几份一路上没有来得及看完的材料。他看材料一向过目不忘。这晚上，他却怎幺也看不进去，彷佛那一行字迹，就是跳不进他的眼廉……可又头脑清晰，一点也不觉得犯困。是小梅刚才一番话，搅得他心绪不宁，江西乡下也发生饥荒。江西还是个产粮省，那全国各地呢？比如粮食本来就要靠外省调进的广西、贵州、安徽、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内蒙等省区呢？情况不是更严重了？各省区报上来的材料，却总是粮食丰收、丰收、丰收，形势也总是大好、大好、大好。时间还早，习惯夜间工作的周恩来还想找人谈谈。找一位省委书记来？还是找一位副总理？可是怎幺谈？什幺可谈，什幺不可谈？自他去年五月在党的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党作出公开检讨之后，谁不知道他周恩来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谈得出下面的真实情况吗？在省委书记中，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圃芝、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加上上海的柯庆施，去年都是头脑最昏热、吹牛皮吹得最离谱的，毛主席又对他们那样信任器重，他们肯认错、服输吗？对了，倒是有一位湖南的周小舟，在延安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也很受毛主席器重的，去年却被插了白旗，斥为右倾。湖南省委还有位常务书记周惠也不错。去年湖南「二周」敢于抗大流，硬是顶着毛主席的「农业大臣」谭震林，不肯搞田土深翻、水稻密植、一年三熟；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关键时刻，湖南又有三万座土高炉没让点火。作为两位省级领导人，这是很需要一点勇气和胆识的。说起这事，周恩来还帮过「二周」一点忙呢。那是去年十一月底，周小舟打电话到北京找周总理请示：响应中央号召，全省又砌起三万座土高炉，可是还有两千万亩晚稻、一千多万亩红薯等着收获，我们应该顾哪一头？总理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到了十二月中旬就要下白头霜了，霜一下，谷粒就脱落，红薯就冻坏，明年全省人民吃喝什幺？拿什幺去支持缺粮省？而且几百万人上山过冬，要冻死、饿死人的！周恩来知道湖南「二周」不想让那三万座土炉点火，劳民伤财，也就作了个灵活指示：好了，这事你们算给中央汇报过了，具体怎幺办，由你们省委视实际情况做决定吧，主席若问起，我替你们说一声就是。湖南的周小舟和周惠，对周总理是千恩万谢了。结果是，去年湖南虽然被谭震林他们插了白旗，斥为右倾盛下游省，可湖南保住了粮食，谷子没有烂在田里，公共食堂也没有喝清鼻涕一样的稀粥；而插了红旗、争了上游、屡受中央表扬的几个邻省，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今年却闹缺粮，要向湖南借粮……找「二周」谈谈？不妥、不妥。「二周」如今被毛泽东主席视为「稳健派」的功臣，若找他们来谈论去年的是非功过，一旦被主席察觉，会闹出误会，认周恩来是要为自己去年的「反冒进」错误闹翻案，串连干部，搜集材料，那就要惹大祸了。不能找「二周」，找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来谈谈？先念同志湖北黄岗木匠出身，当年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祁连山区全军覆灭剩下来的一员战将，是个老实人。一九五五、五六、五七整三年，他和自己配合默契，力行经济「退烧」，反冒进、反左倾，敢作敢为，肩膀很硬的。可是自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跟着自己和陈云做了检讨、认了错，也就学得聪明起来了，大事小事都直接去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主席很是满意。听先念同志的秘书和自己的秘书私下议论：李副总理这回上庐山，两个口袋里装了两种材料，一种报喜，一种报忧，都有大批数目字做依据，到时候看会议形势，需要哪方面，就拿哪方面，两全其美，又万无一失了。想到先念同志，周恩来心里怅然若失：一场大跃进闹下来，再老实忠厚的人，也变得圆滑聪明了。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全党上下，也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蔚然成风了啊！陈云同志在山上就好了。在经济问题上，周恩来和陈老板可以无话不谈。陈老板脾气很硬，难得顺风转舵。去年五月八届二次会议上，陈老板也作了检讨。那可真是一次大检讨哟，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总理和副总理，轮番上台作大会检讨，还有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小组会议上做检讨，名副其实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大检讨啊！可检讨过后，陈老板就不干了，请病假休息去了。他本来身体欠佳，心情不舒畅，就请病假养病，听评弹。去年冬天，毛主席问起陈云的病情，嘱周恩来去探望。周恩来见到陈老板，发现属于小病大养，优哉闲哉，便问可不可以出来做些工作。陈老板竟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乱七八糟，卫星满天飞，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以后日子怎幺过？我又不会吹牛皮，能出来做什幺？我这话，你可以报告主席。周恩来苦笑了：你这话，我怎幺可以告诉主席？唉，算了算了，你有病，还是好好休息，不要太烦心，日子总要过下去。主席说过，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陷下去，就是天塌地陷，地球照样转动，没有什幺了不起。这时听到楼道轻响，周恩来知道有人上来了。是小梅站在门口。她换了身湖蓝色的连衣裙，灯光下亭亭玉立，更显得出水芙蓉般清丽了。周恩来问：「小梅啊，进来吧！有什幺事吗？医生让你来催我休息了？」小梅的笑靥总是带着股童贞的羞涩。她走近了，才说：「不是的，是楼上值班室接了少奇同志的电话，问总理休息了没有？小教堂正在举行舞会，主席和总司令已经到了，如总理没有休息，请去参加一下……这不，我连衣服都换了，来陪总理去。」周恩来一听有舞会，精神为之一振，笑着站起来，在壁橱里取出件毛料中山装披上，对着镜子照了照。小梅懂事地上来帮着总理扣衣扣，之后蹲下身去替总理伸了伸裤管，仰起脸来时，见总理正愣愣地盯住自己看，原来自己的衣领口绷开了，便红了红脸站直了身子，羞怯地拉了总理的手，说：「走吧！车子在楼下等着，路不是很远，走着去也只五、六分钟。」周总理轻轻松开了小梅的手。这使小梅很感动，要换了省里的某些领导人，早满嘴烟味胡须巴岔的毛手毛脚开来了，你不忍也得忍着。既然步行也只要五、六分钟，周恩来没有坐车，而由小梅陪着，权当散步地走去。警卫秘书则拉下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山里起雾了，白蒙蒙一片。走在雾里，就像走在半天云里。山道上路灯装得很低，昏黄黄的照着路面。小梅很幸福很信赖地挽着总理，步履轻盈。每到转弯处，就不是挽着，而是半边身子都贴在总理的臂膀上了。她的身子发育得健康、成熟。总理又闻到了她身上透出来的那股子温馨清甜的青春气息。浓雾中，他几次砰然心动，直想两手捧起江西小表妹俏丽的脸蛋来个热吻，就像无数次在宋副主席的后院热吻孟蝶那样……但他克制住了自己，转而开玩笑说：「小表妹啊，我们走在这雾里，也是进了仙境，一个神仙，领着一个小仙女罗……」尖顶上顶着个十字架的教堂耸立在河东路侧，建造于三十年代，原是蒋委员长夫妇做礼拜的地方。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无神论者，既不信奉东方的菩萨，更不信奉西方的上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作桥梁。教堂改作舞场，还愁什幺身后进不了天堂？况且现刻的庐山，已是人间天堂了。周恩来由小梅陪着进入灯火辉煌的教堂时，舞会已经开始了。乐曲声中，毛主席的舞伴是杨尚魁的夫人隋静，少奇同志的舞伴是王光美，朱总司令的舞伴是当地的一位女文工团员。周恩来拉起小梅的手：「我们下场吧，免得大家过来打招呼，是快四步……啊哟，小表妹，看不出你一位农家出身的女子，舞步娴熟，很好很好。等一会，我介绍你去陪毛主席跳一曲。但记住，你不要和毛主席讲你们乡下的那些事，我们都要爱护毛主席。」这最后一句话，周恩来是咬在小梅的耳边悄悄说的。一支舞曲完毕，领袖们牵着各自的舞伴下场，在四周的沙发上坐下来稍事休息。周恩来拉着小梅，匆匆跟少奇夫妇、朱总司令等人打了个照面，便迳直走向毛主席。其实毛主席早看到他和他牵来的小美人儿了。毛主席竟站起身子来相迎：「恩来啊，听说你上山后就给了我电话，正好我外出散步了。这位小同志是谁啊？像那个叫什幺孟蝶的？几年不见，怎幺也上山来了？」周恩来把小梅轻轻推到主席面前：「主席，她不是孟蝶，名叫梅霞新，赣州人，南昌护校毕业，懂按摩、针灸的……」毛主席眼睛发亮了，慈祥地拉起了小梅的手：「赣州人？那我们是老表罗……赣州人厉害呀，当年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六、七年，北边的吉安、东边的于都、南边的南康、西边的遂川都打下了，就剩下个赣州城，攻了多次才攻进去……赣州出美人，我是头回见到了。」显然，毛主席对小梅的第一印象不错。周恩来适时说：「小表妹是尚魁夫妇分派到我那里去的。主席有风痛症，她会针灸，我看就留在主席身边好了。」毛主席笑眯眯地握住小梅的手不放：「总理你说了不算，还要看人家小老表自己愿不愿意，对不对？」周恩来以手指轻轻触了触小梅的腰背。小梅明白了总理的意思，连忙红着脸，点了点头。毛主席笑了笑，忽又变了主意：「很好很好，我是无任欢迎。这样吧，小老表，总理也犯过肩痛，你先照顾他。我那边另外有人。你以后两边跑跑，手到病除，如何？」毛泽东还特意向周恩来伸过手来，握了握，表示谢意。恩来这人就是有这个好处，从来不专美、掠美，有了合适的人材，总是乐于往自己这里输送。乐队又奏起了舞曲。毛泽东请小梅下场伴舞。隋静则邀周总理跳一曲。周恩来说：「隋静啊，你个安徽妹子，今晚上是女主人，精神得像位舞后罗！你先陪总司令去跳一曲，我先要和杨尚昆同志谈点事，回头再来邀你，我们跳探戈，如何？」隋静依言，邀朱总司令下场去「走正步」。这是朱德独特的「舞步」，任何曲子，他都是一步一步地搂着人走圈子，形同走正步。周恩来找到了主持本次会议会务工作的中办主任杨尚昆。两人到一处稍稍僻静的角落上坐下。杨尚昆说：「总理，听说你下午才到？我是先到了两天，一直忙乱着，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你。」周恩来说：「你客气什幺？每逢中央开会，你都是大忙人罗。我只是想问问你，这次中央领导人加全国诸侯们以及工作人员，总共两百多人，分住七、八十栋别墅，开七、八十处小灶伙食，估计要消耗江西省多少物资？」杨尚昆说：「少不了……各人都是带了小灶厨师、服务人员上山的，南方、北方，口味也不相同。有的要大鱼大肉，有的要精工细作，有的还要吃野味、海鲜、湖蟹、甲鱼……就算总司令是生活最简朴的，可每天要吃两个烤红薯，就相当困难。红薯也不是个什幺好东西，可现在江西、两湖、两广地方，红薯还在长藤，缺早熟品种，只好动用空军专机，临时到海南岛去弄那里的早熟红薯……」周恩来苦笑着说：「那红薯大约也成金薯罗。当然，吃红薯是总司令在井岗山时期就养成的习惯，革命传统，几十年不改，难得。医生说，红薯还能治老人便秘。我们不能光算经济账……但其它同志的特殊要求，能节省的，还是要尽量节省些。不要把庐山神仙会开成江西扰民会。我这意思，你明白？」杨尚昆点点头，跟着又摇摇头说：「我明白总理的意思，但执行起来不大容易。比如柯庆施同志，吃惯了江苏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天一只，还不能小于二市两，又说鄱阳湖的闸蟹不如阳澄湖的肥，有股泥腥味；再比如陶铸同志，听说平日生活较简朴，这次却一上山就让他秘书来后勤组打招呼，说可否弄一两条蟒蛇、眼镜蛇什幺的，想摆个蛇肉宴，招待东北来的老战友……」周恩来听得登时眼睛冒出火星子：「胡闹台！他们一个个做惯了土皇帝，上庐山来摆什幺谱？特别是柯大鼻子！对不起，我是说柯庆施同志，去年他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主张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吗？主席不是一再表扬过他吗？原来他的法权没取消，特殊化越闹越厉害。尚昆啊，我看山上的神仙会，各路神仙的伙食，能省的还是省些吧。当然我知道你很为难，哪路神仙都通天，你都得罪不起。可现在，党内许多事情越办越离谱……你知道吗？山东荷泽、河南开封，已经闹开了饥荒，开始饿死人；江西赣州的一个生产队，全村社员患上水肿病，死了十几口人。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安徽也粮食告急。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全国现象？我很担忧。当然，也许又是我的思想右倾了，负面问题看得多了些。不管怎幺讲，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脱离群众。毛主席也常说，我们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杨尚昆神色凝重，见舞场对面刘少奇同志正在向他招手，便站起来说：「总理，我知道你心里很苦。不过，既然上了山，还是开开心心放松一下。神仙会只开半个月，不必为吃吃喝喝这类事，得罪各路诸侯。不是为纠左、降温来开会嘛！主席对下面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娘的，怕只怕以后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喽！」周恩来握住他的手嘱咐：「尚昆，刚才我心情不好，讲了几句带气的话，不要传到柯大鼻子他们耳朵里去……你也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神仙会嘛，大家开开心心的，不要开出什幺毛病来，高高兴兴上山，也高高兴兴下山才是。」　※※※※※※※※※　第二章　周恩来矫正毛泽东　周恩来邀隋静跳了一曲探戈。隋静身子柔软，舞步轻盈，配合默契。没等舞会散场，周恩来就由警卫秘书陪着，一路步行回了「马歇尔别墅」。称「马歇尔别墅」太过殖民味，应称作牯岭西谷四百二十二号。他把江西小表妹留给了主席。主席诗人气质，感情丰富，喜欢漂亮的人儿，只要蓝苹不出面吵闹，大家早习惯于睁只眼、闭只眼了。如今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蓝苹罗，她在党内什幺职务都没有，和毛主席也早分了居；但主席经常派她协助康生处理一些极机密、极重要的案子。比如一九五四年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一九五五年党代会期间逮捕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她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又如去年黄敬同志在广州不明不白地「突然病逝」，至今一团迷雾。黄敬才四十六岁，平日身壮如牛。死因不明也没让解剖，当天就火化了。黄敬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一九三二年在青岛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曾和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子结婚。不久两人分手。李云鹤去了上海投身演艺界，艺名蓝苹，后又投奔延安，改名江青；俞启威则化名黄敬，到北方局工作，成为得力干部。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黄敬是天津军管会主任、天津市市长。不久调中央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可周恩来明白，蓝苹作为主席夫人，对自己的这个年轻有为的第一任丈夫，怎幺看怎幺刺目，心里不舒服……广州方面去年曾经有人私下议论，黄敬同志属于「暴卒」。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庐山第一晚，周恩来吃了安眠片，仍迟迟没能入睡。他本是个在汽车上都可以睡着的人，平日很少失眠的。或许这山上的空气太过清新，使人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或许仍是那个近年来一直苦缠着他的大是大非问题，硬在寻个水落石出？是了，正是去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反掉了他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反左倾」，才发动起了全党大跃进、全民大跃进。整个儿就像在赌气耍泼似的：你不是要「反冒进」吗？我偏给你来个大跃进！你不是强调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吗？我偏要打破你的所谓规律、所谓平衡！按照辩证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人类的活动是从无规律到有规律，并在不断打破旧有规律的过程中得以前进。革命就是打破规律。共产党人就是一切旧有规律的永不疲倦的破坏者。似是而非，歪理常常成为正理。辩证法常常沦为无往不胜的诡辩术。可是这话，能对毛泽东主席说吗？又有谁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思想」充满了诡辩术？这一切，究竟是怎幺发生的？又是从什幺时候开始的？几年的国务院总理当下来，周恩来已是备尝艰辛、心力交瘁了。除了一次差点送掉性命的一九五四年万隆亚非会议，加上一次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的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他在国际舞台上意气风发、纵横捭阖，为新中国打开外界局面，获得过众多的喝采；在国内事务上，他简直是动辄得咎、如履薄冰了。地位也几度岌岌可危。原以为啊，高、饶事败（高自杀、饶被囚），去掉了那个妄图爬到他头上的「二皇帝」，前进路上已无障碍，他和陈云同志可以率领整个国务院系统，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在少奇同志的默契配合下，集中精力、发挥才智于国家经济建设大计，为党和人民好好干下一番事业。这本该是他一展平生抱负、创下辉煌政绩的岁月……一个他和少奇同志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多年来反复宣称要退出一线、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的毛泽东主席，竟是早就按捺不住似的，忽然抢到最前线来直接干预、指挥经济工作。原先是让高岗代他上阵，现在是亲自披挂上阵，连个缓冲、回旋的余地都不给了。毛泽东主席的脾气也越来越乖张，喜怒失度，反复无常。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他明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意了刘少奇、邓子恢提出的对山西、浙江等地不顾条件一窝蜂闹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允许解散；可是过了半个月，他却当众斥责刘少奇、邓子恢两人是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绊脚石」，「步履蹒跚，必须大喝一声，推上一掌」。他派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去兼任农业部副部长，主持全国合作化运动。陈伯达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农业，典型的外行领导。他更撇开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刘少奇、邓子恢，组织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为全党的农村工作手册，亲自写了两篇社论，并替收进该书的文章写下一百零四条思绪狂乱的按语，比如「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多好办事」、「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率领谭震林、陈伯达等人制订出了雄心勃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在十二年时间里，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六百五十二亿斤，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万亿斤，增长二点九倍；棉花产量则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零七万担，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亿担，增长三点三倍。不久，毛泽东又指示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另一组人马，提出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规划〉，规定：到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五点六倍；钢铁产量更是要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九万吨，一下子跃进到一九六二年的二千七百万至三千万吨，到一九六七年达到五千万至六千万吨。毛泽东制订出上述两项想入非非、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计画，有意忽略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先念等人的务实看法。在国务院的十位副总理中，只有邓小平、李富春二位表示赞同。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更为棘手的是，毛泽东在制订上述「纲要」、「规划」的同时，更是号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大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指示反对右倾保守，反对少、慢、差、废，提倡鼓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全国各省市的党政大员们立即跟进，纷纷向国务院报新计画、立新项目，把一些原本是第二个五年计画，甚至是第三个五年计画才开工兴建的大型工程，提前到一九五六年来上马，要求国务院给经费、给钢材水泥。有的还提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大干快上，恨不得一个晚上就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时间，全国上下，摩拳擦掌，干劲冲天，一片昏热。面对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天文数字般的高指标，各地干部头脑发烧，负责实际经济事务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直冒冷汗，无所适从。一向慎言慎行的周恩来在总理办公会议上，苦笑着说：根据什幺把粮食产量、钢铁产量订这幺高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西德和英国，目前也还没有年产钢铁两千万吨。人家是什幺样的基础？我们又是什幺样的基础？要求五年之内，我们的年产钢铁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真是匪夷所思！况且钢铁产量的吨位并不能说明一切。德、英两国虽然年产钢铁都不到两千万吨，但他们钢材品种多，什幺机器都能生产，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国力！不然，就算能炼五千万吨，但都是些粗钢，品种上不去，生产不出好的机器，又有多少用？高指标呀，高指标，主席就是图个多、快，丢了好、省，到时候怎幺收场？言下之意，毛主席不懂工业，不懂经济，又偏偏要抢到第一线来充当总指挥。幸而纲要也罢，规划也罢，到底还是要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来落实、执行。几位经济当家人坚持务实、头脑清醒。还有刘少奇也算头脑清醒。他们共同觉察到，党内已滋生出一股来势凶猛的左倾冒进倾向；并预感到：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经毛主席一再催迫所提出的各项指标，将如一批出笼的饿虎扑向国家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潜存着巨大的危机。当务之急，在于反左倾、反冒进。于是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有趣的格局：毛泽东主席到处刮加速经济建设之风，煽多快好省之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却到处搞消防，设法降温、退烧、熄火。一九五六年年初起，周恩来一反他在毛泽东面前小心翼翼的习性，表现出来罕见的政治勇气和责任心。他首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告诫副总理们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各地都在反右倾、反保守，出现了贪大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情绪，我们可不要头脑发烧呀。就这幺一点家底子，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才十九万吨，去年好不容易搞到了三百九十万吨，加上几百万吨水泥，一千多万吨煤炭，若依了下面狮口大开，恐怕连十个省市都满足不了。还有二十来个省市呢？中央的重点建设项目呢？拿什幺来保障？搞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不能一窝蜂，不管不顾，一轰而起，搞万马奔腾。上马容易下马难呀，到时候造成经济损失，难于估算，国家要吃大亏。此后周恩来更反复强调：绝对不要提出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冷静算一算，确定不能提。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规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画，都不要胡吹海夸。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各部委专业会议提出的计画数字都很大，不要搞竞赛，请大家冷静下来。周恩来率领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公然与毛泽东主席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了。二月十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本年度一系列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高指标，果断地进行了删减、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原本国务院上报中央主席审批的款项为一百一十亿元，却被毛泽东主席一路追加到了一百七十三亿元。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征得大家的同意，咬了咬牙，压缩为一百四十七亿元。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甚至要求退到底，退回到原来的一百一十亿去。周恩来摇着头苦笑说：先念呀，你是个实干家，有人讲我们国务院已经成为「促退委员会」、「压缩委员会」。我倒甘愿背这个名声，但我们还要过主席那一关呢。修订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翻了翻，一看将他原先定下的一百七十三亿基本建设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眼睛都气乌了，随手批下几个怒气冲冲的大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龙颜不悦，但报批手续完备。周恩来、陈云领着国务院系统人马，硬着头皮干下去。经济问题毕竟不同于政治问题，况且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不是胡整。到了四月中旬，全国各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大搞快马加鞭齐头并进，所引发出来的恶果已经日显严重：国家财政吃紧、钢材、水泥、木材等主要建筑材料供不应求，国家资金和物资储备日渐短缺。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周恩来、陈云心里有数：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仍然是个冒进计画，相应的〈农业发展纲要〉和〈十五年远景规划〉两大方案，也同样是冒进了。症结在于毛主席。毛主席昏热，全党昏热。要使这种不顾国家财政、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加快加大建设步伐的热潮退烧、平息，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劝说毛主席带头退烧。周恩来寄希望于正在埋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同志。如果少奇同志态度鲜明地支持国务院压缩经济指标，或许能促成毛主席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周恩来找到少奇同志诉苦说：「整个经济建设形势严重，贪多贪大，急于求成，全国刮热风。我和陈云、子恢、先念、一波像救火队，到处扑火苗。国务院成了促退委员会。不是促进，而是促退，退到合符实际，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有多少钢材、水泥上多少项目。可是主席那里怎幺办？他对我们越来越无耐心……」刘少奇对周恩来、陈云等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他建议周、陈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把问题摊开来谈，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陈述利弊。不然你们勇于负责、辛辛苦苦地干了工作，反而可能闹下误会，甚至被人指为与毛主席的方针背道而驰，另搞一套，问题就更麻烦、更难于解决了。刘少奇说，如今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整批主张经济建设可以打破常规、加快速度、齐头并进的同志呢。邓政委、谭震林、陈伯达、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陈正人等等，都是。在下面的则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韦国清、吴圃芝等等。都恨不能几口吃成个大胖子，一晚上完成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恩来啊，你和陈云同志要有思想准备呢，党内要刮风，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关键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少奇同志对党内的干部人事，从历史到现状，确是了若指掌。可以说，毛泽东主席对经济建设贪大图快、急于求成的心情，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他周围的这批「文痴」和「武痴」所激励出来的。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研讨经济工作。毛泽东主席一一点名，除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五人因事因病请假，人员到齐。刘少奇主持会议，照例先请毛主席讲话，谈经济形势。毛泽东说：「我也不谈什幺形势好坏等等了，报馆天天都在发消息。我这里要直奔主题。今年年初，国务院报给我一个一百一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方案。我根据各方面的要求，建议定为一百七十二亿，批了。当时周总理、陈云副总理们都是同意的，并没有反对嘛。可是到了本月中旬，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们却给了我一个回马枪，把全国基建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又报上来让我照准。把本主席当木偶了？还是泥菩萨？对不起，此次我只批了几个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呀？和为贵嘛。你们压缩、停建了那幺多的重要项目，各省市怨声载道，还有骂娘的，电报、状子都告到了我这里。怎幺办？我不忍心泼下面的冷水，打击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你们不是搞了个促退委员会嘛？本人也向国务院同志看齐，效法搞个促进委员会，与之抗衡。可不可以？不是口口声声强调什幺综合平衡嘛？你那边厢念促退咒，我这边厢唱促进经，也算一种综合平衡。考虑到各省市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劲可以鼓，不可以泄，本主席再次郑重提出：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定为一百八十个亿。一百八，发一发。周总理、陈老板、还有各位同事，以为如何？毛泽东一番开场白，说得陈云、邓子恢、李先念、李富春一班子副总理们眼睛都发急。他们忧心如焚地想把日益失控的经济形势控制住，最高领袖却不管不顾，唯恐漏子、乱子捅得不够大。周恩来保持着他遇事不惊的平静。不惊是表面，内心里也是砰砰鼓响。要在平日，遇上毛主席这幺一番冷嘲热讽的数落批评，他早就低头认错，表示愿意检讨了。这次却不，周恩来非但没有认错，而是当着毛主席的面，诚恳而坦率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简要汇报了当前国务院所掌握的基本建设资金及钢材、水泥、木材、工程技术队伍等方面的情况；之后说：搞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热情高涨，都要求多列项目，多上工程，这是主席去年以来指示加快建设步伐，反对右倾保守带来的好形势、好格局。另一方面，正如主席经常指出的，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就是党内已有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蔓延，不管客观条件是否许可，而盲目要求中央增拨资金，增拨钢材、水泥。如果中央不注意克服这股急躁冒进风气，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势必造成资金短缺、钢材水泥短缺等严重情况。如果放手让一些计画外大型项目上马，到时候就会停工待料，成为半吊子工程，几万人马陷在那里，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许有的同志说，我们可以加速建些钢铁厂、水泥厂嘛。但建一座大中型的钢铁厂或水泥厂，至少需要花上七到十年的时间。基建工程一旦上马开工，天天张开大口嗷嗷待哺，是没法子等上七到十年的，这是常识。所以搞经济建设，不能万马奔腾，齐头并进。而要一马当先，万马跟进。毛泽东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了周恩来的发言，心里很不是滋味。周恩来总是打着拥护、赞同的旗帜，从中塞进自己的一套。明明是要给各省市的建设热潮刮冷风、泼冷水，却又标榜是在真正爱护下面的积极性：「恩来啊，快马加鞭，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是我提出来的，你不同意没有关系。我们言论自由，各人保留。请教你的一马当先，万马跟进，是什幺意思？」周恩来额头上已冒出来一层细细的汗珠子。他掏出手绢来贴了贴：「主席的快马加鞭我衷心拥护，反对右倾保守我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国务院、国家计委要算账，要拿得出资金和钢材、水泥来。国家底子雹基础差，许多事情急不得。一马当先就是原材料当先，煤炭、电力、运输要当先。先有了煤炭、电力、运输，才能多产钢材、水泥。有了钢材、水泥，才能上基建项目，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还很少被周恩来这幺软磨硬顶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不便当众发作。但登时脸色阴沉下来：「今天我开宗明旨，主张今年的基建投资追加到一百八十个亿，恩来同志摆出一大套理由来搪塞、反对。若依了恩来的高见，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只好按部就班，老牛破车，亦步亦趋了。但也不是一马当先，煤炭、电力、运输、钢材、水泥，至少是五马当先罗。可见逻辑混乱。少奇、陈云、富春、还有先念，你们几位的看法呢？」刘少奇恭敬地看毛主席一眼。主席指头捏着根云烟欲吸，他连忙擦亮火柴凑上去，帮着点燃，之后自己也燃上一支大前门，坐正了身子，才说：主席加快建设步伐的主张我是赞同的。搞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不要泼冷水。我们既要爱护地方的积极性，又要考虑到中央财政上的困难。在这方面，总理和陈云同志是当家的，知道油盐柴米，筹措不易。当前是既要反右倾保守，提倡多快好省；又要防止急燥冒进，丢了主席一贯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传统、好作风。如果允许各地大上项目，遍地开花，到时候资金、原材料都到不了位，而中途停工，就被动了，造成的经济损失、物资浪费会相当严重。陈云紧绷着脸，谁也不看地说：「搞建设，做热锅上的蚂蚁，火烧屁股似的，争着抢着上项目，打乱了计画，到时候只怕谁都爬不出热锅子。我认为还是做冷锅子里的蚂蚁比较好，起码不会被烫坏、烫死。」陈老板不拘言笑，却比喻生动，会场上引发出轻松的笑声。只有毛泽东吃了苍蝇似的笑不出来。这时，周恩来、刘少奇两人都盯住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示意他不要再曲意迎逢毛主席了，而应当鼓起勇气讲讲真话。李富春迟疑了一会，挺了挺瘦小的身子说：「国家计委是管具体经济指标的。以目前计委所掌握的资金、原材料，基本建设的确不宜一轰而上，遍地开花。订指标，订计画，还是留点余地的好。」毛泽东很不满意地瞪了李富春一眼。这个小老乡原先愿意紧跟，现在变了腔调……「先念同志，你是财政大臣，你的看法呢？不要紧，可以反对我的主张，你想讲什幺就讲什幺，相信我还是有点雅量的。」李先念红了红脸，才说：「主席一向要求干部讲真话，做老实人。我最拥护。现在钢材、水泥缺口最大。国家财政缺外汇，又无法大批进口。何况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实行经济封锁。老大哥那边也不大可能再扩大对我们的供应援助。根据年初订下的计画，今年要完成一百四十七亿的基建项目，会有很大困难。我看至今只能完成一百二十几个亿。薄一波同志在座，他掌握的数据更详细。所以，实在不能容许各省市都急切要求追加资金和项目了。参加革命前我是做木匠的，一堆打柜子的木料是绝对盖不起一栋猪栏屋或牛栏屋的。」越是老实话越不好听。毛泽东沉得住气，示意薄一波也讲一讲自己的看法。薄一波是会议的列席者，主席不示意，他本不欲发表意见的：「少奇同志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很深刻。但喜事也有红白两种。去年山西大同修水库，没有技术人员设计，县社干部蛮干，结果大坝堆到一半就垮了，压死了十几个人，办成了白喜事。所以，搞建设，要讲科学，讲规律，不要盲目。」毛泽东越听越倒胃口，再坐不住了。过去战争年代，周、陈、李、薄都是敢闯敢干、大有作为的人物，怎幺到了和平时期，到了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就一个个畏首畏尾，都成缩头乌龟了？难道搞经济建设，比指挥打仗夺天下还难？毛泽东站起身子，挥了挥手说：「我看今天这个会，越开越泄气。再开下去，就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悲悲戚戚了。什幺红、白喜事，可怕得很。你们一面倒，不同意我把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列为一百八十个亿，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过了五一劳动节，我要离开北京几个月，找个清净地方住下，去修改两份大会报告，为「八大」做准备。一个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要作的「政治报告」，一个是小平同志要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工作再不抓紧，今年「八大」还是开不了。北京的事，就交给你们吧。好歹你们去干。是继续反对右倾保守，还是同时也反对什幺急躁冒进，少奇、恩来、还有陈老板你们一起看着办吧。散会。」什幺决定、共识都没有达成。毛泽东主席一声「散会」，转身就走。这可急了周恩来总理。他连忙快步跟了上去，在颐年堂通往菊香书屋的过厅里追上了毛主席。周恩来说：「主席，是不是听我再汇报几句……」毛泽东只是站下身子，脸孔并不转向周恩来：「基本建设投资被你砍掉二十几个亿，我主张的一百八十个亿也被你们顶到了南墙上。我都不战自退了，你们还要穷追不舍？」周恩来苦着眉眼，以求告的口吻说：「主席，富春的话有道理，订计画，订指标，还是留有余地好。留些余地，到年终时提前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更可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毛泽东不为周恩来的求告所动，仍是冷冷的说：「我主张今年基建投资一百八十个亿，决心不动遥」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固执己见，都快要哭了：「主席，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指挥作战，战争有战争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法则，要注意综合平衡……失去了综合平衡，一切乱套，我这个总理就没法子做下去了。」毛泽东这才吃惊地转过脸来，盯住周恩来问：你说什幺？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打仗？我看又相同又不相同，规律也不能死记硬背，没有规律本身就是规律。还有，你说你的总理没法做下去了？什幺意思？若是考虑成熟了，你可以给政治局写报告、递辞呈嘛。周恩来知道自己讲错话了，连忙更正说：「主席，我刚才话说急了一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强调一下工作上的困难……主席，你是知道的，我是个喜欢做事，喜欢忙碌的人。」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却更生气了：「那你就是要以此来要挟本人了？恩来啊，我还是第一次领教你的要挟呢！你、我几十年的老同事了，你知道我的脾气，从来吃软不吃硬。放心，开「八大」，我还会保举你进中央政治局，提名你做党的副主席的候选人。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想清楚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给政治局写个东西，大家作出决定。你可以去管政协、搞统战。但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不做中国的史达林。」周恩来见误解越闹越深，委屈得两眼泪光：「主席，我讲错话了，现在收回，认错。我不会给政治局写东西。我要在主席领导下，在现在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见周恩来一下子急成这副样子，倒也动了动恻隐之心似的，脸色缓和了下来：「好了好了，「八大」前夕，也不宜闹重大的人事变动。总理职务，你还是先安下心来做。对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画，你、我有分歧，暂存疑吧。相信到第四季度会有分晓的。」　※※※※※※※※※　第三章　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画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删除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把毛泽东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画（一九五八——一九六二）中的粮食、棉花、钢铁等各项高指标都往下作了压缩调整。毛泽东面对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共识，不得不勉强予以默认。应当说，由于周恩来、陈云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刘少奇的支持，全国经济建设中的急躁盲目、左倾冒进的风气受到了遏止。八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邓，形成新的集体领导核心。高岗当年雄心勃勃渴望得到、并因此丢了性命的党内交椅，周恩来顺理成章地稳坐上了。一中全会的选举花絮是，九十七名中央委员投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毛泽东得了九十七票，是唯一的全票，说明他当仁不让地投了自己一票；刘少奇获九十六票，说明他谦逊地没有投自己一票。还有劳苦功高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有人说彭德怀为人太耿直，太坚持党性原则，包括毛、刘、周在内，都是又怕他、又敬他、又有些讨厌他。「八大」之后，毛泽东主席的主要精力倾注于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上。鉴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都出现了因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改革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演变成暴乱事件，共产党政权都是靠了苏联红军的坦克才得以维持住；毛泽东决定在中国实行一定程度的小民主、小自由，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他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方针，提倡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紧跟着又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一再要求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上书言事，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实行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棒子，不戴帽子。由于毛泽东主席带头煽鸣放之风，点鸣放之火，使得那些本来对共产党存有疑虑、戒心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解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广开言路，坦率地给各级党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有的甚至公开提出了民主改革的主张。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言词尖锐地说现在国家成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的总理、和十二位副总理，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民主党派都放到人大和政协去挂名，也是有名无实；农工民主党的主席章伯钧则提出「政治设计院」，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起来商讨、设计国家的大政方针，共同决策；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则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案、错案、假案平反。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更是在鸣放中大胆陈言，直接影射毛泽东：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又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就是什幺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二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势要大最为突出，最受人喜爱；急功近利，就是提倡一切都要速成，要快，一马当先还不够，还要万马奔腾，不顾条件，要求遍地开花，齐头并进；鄙视既往，就是什幺东西都要从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幺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象马克斯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迷信将来，将来一切都美好？一切都顺利？不见得。历史是一步一步往下继承的。将来也是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说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张奚若教授的发言报导，彷佛看到自己被人描了一幅活生生的画像似的，勃然作色，怒斥道：放屁！一个大学教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不知天高地厚，对我们指手划脚，想当共产党的教师爷？要说我们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新中国之功，急人民群众之利！不久，毛泽东把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们为响应他的号召，并经中共领导人物们一再鼓励催促，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鸣放座谈会（共开了十三次）的发言，概括为「三大右派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毛泽东先在中央高层内部吹风说：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想在右派中间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于是全国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百家争鸣了四个来月之后，毛泽东一改自己当初作出的种种公开承诺和神圣保证，而直言不讳地说，那不过是自己的一种「阳谋」，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小右派分子，既要抓辫子，又要打棍子，还要戴帽子，绝不施仁政。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起，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的党内指示及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并任命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层层下达指标（规定大学以上文教科研单位，右派人数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腥风血雨的抓右派运动。轰轰烈烈的抓右派运动一展开，全党全国又像回到战争年代，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毛泽东又成为驾驭一切的最高统帅。再无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情右派者一律划作右派，决不宽贷。唯一一位反对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大抓右派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先后七次上书毛泽东，要求共产党爱护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利国运祥和昌隆，以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劝谏相当反感，一度让周恩来去传话：宋先生如果觉得住在国内不舒服，可以请她考虑到国外去住一个时期。毛氏下了逐客令。周恩来出于对宋庆龄的敬重，并虑及国家形象，而没有替毛泽东传这个话。由于毛泽东忙于政治斗争，以及应付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放松了对经济工作的直接干预，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得以正常运作，坚持反冒进、反左倾。也使得一九五七年成为经济工作成绩最好的年份，提前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画的所有经济指标。可是，正当周恩来、陈云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九五八年经济领域继续反冒进，并向下调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画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从根本上把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国民经济十五年长远规划’否定掉；毛泽东警觉了，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了史达林，现在中共党内是不是也有人想否定自己？因之，毛泽东在全国抓右派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回过头来抓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他坚信自己可以打破目前的局面，使经济建设来一个跃进。毛泽东在十月九日三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以总结讲话的方式，第一次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反左倾」进行了公开批评。他先说了一通国际国内形势，反右斗争的胜利，突然话题一转：「去年这一年，我们也被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剩再没有人提这个口号。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连带好、省也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有人想连锅端。端不端得掉啊？我很怀疑。端掉了也可以复辟。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我认为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有些同志热中于促退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了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的章罗联盟①，是右派同盟军，还有台湾的国民党，加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毛泽东主席的总结讲话，像给了周恩来、陈云等人当头一棒，也像是一次突然袭击。又是发生在闭幕式上，毛一总结完，就宣布会议结束，中央委员们各自打道回府，周、陈等人连给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把「反冒进」压缩经济指标，把半开玩笑性质的「促退委员会」，当成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当成章罗右派联盟来批判，性质够严重的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面对毛泽东在闭幕会议上的突然袭击，唯有面面相觑，忍辱负重了。散会之后，他们也没有勇气、没有必要跟党中央主席作公开的辩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毛泽东敢和他们撕破脸，他们不敢和毛泽东撕破脸。连凑在一起发牢骚、泄怨愤都不敢。虽然党的「八大」决议中也曾明确宣示了反对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强调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但在内部文件中又同时保留了毛泽东主席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之权。因之大鸣大放也好，帮助党整风也好，全国开展抓右派也好，毛泽东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事先都没有经过党中央的集体决策；只是事情闹开来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才顺应他个人的需求，来补作相关的文件、决议。谁也无法对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作出挑战。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批改、审定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在全党、全国读者面前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民批判右倾保守，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及随后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有六十四国非执政的共产党领袖会议。副团长是宋庆龄和邓小平。让宋庆龄挂名副团长一起出访，算是毛泽东对她反对抓右派的意见未被采纳所作出的一种抚慰。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起草六十四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几乎和赫鲁雪夫翻了脸。双方争辩了十几天，中共代表团才以保留意见方式作出妥协，同意签署宣言。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对近千名中国留学生作了一次著名的讲话，一方面声称「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现在还一穷二白，科学技术文化都落后，农业、工业也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被欺凌、甚至被开除球籍。因此，新中国要下决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富强起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豪情万丈地说：「赫鲁雪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可以超过美国；我也要告诉大家，十五年以后，我们中国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他们的总书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每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五千万吨、甚至六千万吨，这样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我们超过英国！社会主义就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就顶天立地……」十一月二十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酒会，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同志们送行。酒会上，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毛泽东对赫鲁雪夫等人说，他准备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在中国叫做退出一线，退居二线，去做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国家主席的继任人选嘛，朱德同志年纪大了，要照顾他的身体，多安排他一些休息。刘少奇同志是不错的，有可能继任，目前他是人大委员长，相当于你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还有，你们看，就是那个矮个子，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精力充沛、能力强，前程无量；你们一定会问起我们的周总理。周恩来办外交比我强，谈判很高明，在国际上形象不错，就是在我们党内，政治立场差一些，容易左右摇摆，历史上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都有份，很卖力气……总而言之，今后，无论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中的哪一位，到莫斯科来，你们都要像接待我一样，接待他们，我就很高兴，很感谢了，云云。毛泽东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出「十五年内，中国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事先并未经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但事关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是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北京的同事们只能热烈响应，坚决拥护。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刘少奇一改过去稳健务实的作风，而效法毛泽东的豪气干云，提出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上苏联超过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毛泽东发出新号召，局势一面倒。又要刮风了，且这次风势迅猛，雷霆万钧。周恩来口头上赞成，心里却叫声苦也，不知如何是好。陈云嘴唇紧闭，一言不发，又要犯病了似的。国务院「促退委员会」的另几名大将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更是旁徨四顾，无所适从。毛泽东一行返回北京后，毛在苏共政治局送行酒会上那番关于中国党领导人事的议论，终于传到了周恩来本人耳里。周恩来十分震惊、愤懑，简直是不可思议：和毛共事已近三十年，自己兢兢业业，谦恭礼让，毛却仍然记旧账，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三十年换不来一颗真诚的心，一份政治信任……而且是当了老大哥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去谈论，近乎人身攻击，等于把他周恩来的所谓问题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全世界兄弟党领导人公开了出去。怎幺可以这样！难道不算严重违背党的纪律！也不符合起码的外交礼节。今后他周恩来还怎幺去莫斯科会谈？人家会不会认为，连你们的党主席都不信任你，你还有什幺代表性？周恩来涵养再好，再阴柔圆融，终归咽不下这口气。毛主席对自己的猜忌、记恨是根深蒂固的了。他必须悍卫自己的人格名誉。他决定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封信，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当然事情须尽量缩小范围。毛、刘、朱、陈、邓，加上自己总共六个人。信要简，不直接指向毛主席，而只诉说自己的委屈，作些简明扼要的解释。周恩来花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写出了给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信首先送达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阅后画了个圈，写下五个字：送少奇同志。之后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达刘少奇。刘少奇阅后画了个圈，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朱总司令。陈云恰在朱德处，便一起看过了。朱德同意陈云意见，应送毛泽东主席本人。如毛泽东同志的确在莫斯科说了那些话，建议和恩来作一次同志式交谈、沟通，彼此解除心结，以利今后工作。周恩来的信再转回到刘少奇手中时，刘少奇挠头了。他原不打算把信转给毛主席本人，在几位常委中传阅一下，给周恩来一个安慰，即存档算了。因刘少奇已敏感地察觉，毛对周在经济工作中一再反左、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减速度一套，已忍无可忍，马上就会有一次总的爆发。现在再把周的信送上去，不胜如送上了导火索去引爆？但总司令和陈老板都主张送，自己若擅自压上，又要担着很大的干系。刘少奇权衡利弊，咬了咬牙，把周恩来的信转给了毛主席。好在毛主席从苏联回来不几天，就到南方视察工作，也是避寒去了。住在杭州西湖第一名园刘庄，准备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宣传「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称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八七0年产钢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七年达到两千零九十九万吨，估计到一九七二年可达到三千六百万吨；我们中国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年产钢铁十九万吨，到一九五七年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到一九七二年时，要达到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十五年赶超英国，就等于新中国只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完成英国一百零二年所走过的路！一百年前，英帝国主义凭藉它的钢铁生产出来的军舰大炮，冲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率同八国联军攻占清王朝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洗劫紫禁城，之后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和凌辱！现在，毛主席号召赶超英国，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西方帝国主义的威风，全党、全国人民能不意气风发，热血沸腾？！舆论造足，毛泽东随即召开一系列会议，来清算周恩来、陈云为首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所推行的反左倾、反冒进的方向路线错误。一月三日至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因在北京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并未出席。毛泽东发表讲话，当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的面，疾言厉色地说：「这次会议，两位反冒进的头子没来，李先念、薄一波来了，但不是头子。反冒进反了一年多，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反掉了促进委员会。我和邓总书记、谭震林、陈伯达、还有柯庆施等等是促进委员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等是促退委员会。一年来你们促退委员会大行其道，给全国人民大泼冷水，是百分之百的右倾，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可以看看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攻击言论，两相对照，就可以明白其中奥妙了。我的这个意思，去年九月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就说过了，人家听不进，当成耳边风，继续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这里，我要向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喝一声：你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还不悬崖立马，回头是岸？」杭州会议不久，毛泽东一行人抵达广西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住进人民公园内的明园。他召来了九省二市的党委主要负责人，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了为期十三天的会议。二市为北京彭真、上海柯庆施；九省为：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湖南周小舟，广东陶铸，广西刘建勋、韦国清，江西杨尚奎，安徽曾希圣，江苏江渭清，河南吴圃芝。南宁会议最初几天，周恩来并没有赶来出席。直到毛泽东第五次指名道姓批评他的反冒进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旧病复发，他才从北京赶来。至此，他当着九省二市书记们的面，颜面尽失，额头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子。毛泽东说：「千呼万唤始出来，欲抱琵琶半遮面。主角终于出场了。我说的主角就是我们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此公你们认得不认得？我是认识此人久矣，又可以说并不认识。历史上的旧账不提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两篇序言，还有一百零六条按语，无非是鼓干劲，争上游，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成了左倾盲目、急躁冒进的罪魁祸首了。整整一年半时间我被剥夺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不准我放，不准我鸣，连多快好省的口号都不能提了。不信查查一九五六至五七年上半年的报纸、文件，这个口号完全消失。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我才发了炮，指出去年砍了三条，反冒进是右倾。因是闭幕式，他们来不及反对，或者以沉默对抗之，我总算得彩了、复辟了，多快好省的口号重新出现了。不但多快好省，还要赶超英国。在这里，我仍要指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和党内大多数同志主张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同志的反冒进混淆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或不承认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就是和党内外右派向党进攻同出一辙，互相呼应。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恩来等人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还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性质、后果相当严重。」毛泽东还在会议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五至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实现工业化；要求在五至八年内实现原先的十五年农业发展纲要；进而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毛泽东这些狂想式的指示、要求，得到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吴圃芝等人的热烈拥护。他们除了异口同声地跟着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错误，更决心回到各省市后，立即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以大跃进精神，掀起经济建设新高潮。南宁会议还讨论了三峡大坝电站的规划问题，前来列席会议的水利部党组书记钱正英与国务院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李锐湖南平江人，一九一七年生，一九三七年二十岁时离开武汉大学去重庆，为周恩来所赏识，一九四二年去延安，与田家英成为好朋友。后赴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过陈云、高岗的政治秘书。一九五0年南下到湖南工作，任《湖南日报》总编辑，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内写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广为发行。一九五二年调北京主持全国水利电力工作。会上，李锐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雄辩滔滔，列举各种利弊、数据，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不久，李锐即升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并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工业秘书。三月初，毛泽东率领一行人「周游列国」到了四川成都，并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扩大进来的有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等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多次讲话，继续严厉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在客观上引导了右派向党进攻，离右派分子只有五十米。毛泽东提出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并一反「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宣示，而认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斗争，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毛泽东还一反他前几年在反对史达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低姿态，而提出了他独特的新见解。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崇拜就是服从，就是驯服。不服从，不驯服，不得了，事业就没有了核心，没有了领袖。士兵不崇拜班长行吗？班长不崇拜排长、连长行吗？依此类推，不崇拜就没有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所以正确的崇拜，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品，不可缺少的；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主张崇拜自己。这种人是政治野心，至少是严重的党性不纯。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务院总理，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只允许他自己反人家的冒进，不允许别人搞快马加鞭、万马奔腾，就是这种性质。我则坚决和他反其道而行之，要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轰轰烈烈，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现在下面流行一句新口号：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还有一句一天等于二十年！本人很欣赏，很受鼓舞。这两句口号，尤其应当唱给那几位反冒进的老爷们听听……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一系列讲话，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不少人激动得热血沸腾。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眼含热泪发言：「我主张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我们党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英明的。其它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洛甫，都不行嘛。周恩来同志更是屡犯错误嘛，直到这次的反冒进，又犯下方向性错误。你还改不改得过来啊？」柯庆施带了头，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康生、邓小平、陈伯达等人纷纷跟进，争先向毛泽东表忠诚、表决心。几位帅中，只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一言不发，还找了个西藏自治区局势不稳、潜伏着叛乱危机的由头，而中途请假回北京研究军情、处理军务去了。刘少奇克服了旁徨观望的矛盾心理，带头作了沉痛的检讨，承认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国务院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组成促退委员会，进行了以压规模、砍投资、减速度为目标的所谓反冒进；自己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从中起了默许、鼓励，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最严重的一次，是和恩来同志一起，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成为反冒进的理论纲领，泼了全国人民的冷水，造成了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的停滞，可以说是个马鞍形；一九五五年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编写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全国形成了一次高潮。而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由于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推行反冒进，实际上形成了低潮，是个大马鞍形。直至去年秋天以后，由我们毛主席亲自挂帅，点燃了经济建设大跃进之火，才又形成新的高潮。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检讨。对于我的错误，我请求主席和政治局同志给我以批评、教育、帮助，包括处分。关于毛主席提出的「两种崇拜观」，我认为是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关于领袖和权威理想的一次重大发展。我完全同意柯庆施和其它同志的相关看法。我觉得，我们过去搞革命斗争，现在搞经济建设，每名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刘少奇的理论水平是全党所公认的，他身上的机会主义色彩也颇浓。他提出的「马鞍形论」、「驯服工具论」，恰到好处地搔到毛泽东同志的痒处了。毛泽东带头鼓掌，全体与会者跟着鼓掌。之后周恩来红头涨脸地举起手，要求作检讨发言。毛泽东摇摇手，予以制止：「少奇同志的检讨到此为止，他分管党务组织，经济上的事偏听偏信，犯了些官僚主义而已。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跟着周、陈跑了一段，不远而复，昨天找我个别谈了，我已表示欢迎，不在检讨之列。至于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还有先念同志、一波同志，四大金刚，以恩来为首，主帅、副帅、和大将，你们的检讨，不应局限在政治局，可以放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去作。因为你们的错误范围及于全国，不能马虎从事，轻松过关，以致屡犯屡错，坚决不改。恩来啊，你、我也是三十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了，为什幺一错再错，根子在哪里？据说你对我在莫斯科的几句自由主义言论，指你历史上屡犯机会主义错误，立场不够坚定，你意见大得很。你是不是这个毛病啊？你做得，人家讲不得？都说你有水平，除了外交、谈判，你的水平在哪里？可不可以列举几条出来，大家洗耳恭听？」说着，毛泽东拿起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晃着上面登载的柯庆施鼓吹大跃进的文章：恩来啊，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柯庆施同志的大作，你是总理，写得出来吗？有这个水平吗？面对劈头盖脸的冷嘲热讽，严词斥责，周恩来虽然一头一头地出着冷汗，但依然腰板挺得笔直，谦恭地说：老柯的文章我拜读了，受益匪浅，我承认水平不够，写不出。我要虚心向柯庆施同志学习，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脚步。整整半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越开越热烈，越开越膨胀，言论一边倒。对于毛泽东气冲宵汉的大跃进主张，再无人发出异议。会议一口气通过了关于加快加大各行各业建设步伐的三十七个文件。对于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作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由原订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六；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更是由原订的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还将原订十至十五年内实现的全国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提前到五至七年来完成。劲必须一鼓再鼓。三月底，毛泽东一行人从四川成都抵达湖北武汉。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又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来，举行汉口会议。刘少奇因留在北京筹备五月份党的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没有出席。国务院四大金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因要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检讨，也没有出席。汉口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圃芝的一个精彩汇报：「河南省决心在一年之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订要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全部指标！其中粮食总产翻两番，工业总产值翻三番，河南全省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各省市自治区的诸侯们听得瞠目结舌，深感自己省里的决心不够大，步伐不够快。听完河南省委的汇报，毛泽东带头鼓掌，之后说：河南省办得到的事，湖北省办不办得到？河北、山东、两广、四川，还有我的老家湖南等等，你们怎幺办？河南已经一马当先了，你们要不要来个万马奔腾，赶超河南？从一月到四月，整整四个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地跟着毛泽东转，开完杭州会议开南宁会议，开完南宁会议开成都会议，开完成都会议开汉口会议，像一群喝足了精神兴奋剂的斗牛士，准备烽火连天地大干一常①即「章伯钧、罗隆基反共联盟」，为中共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众多大冤案之一。　※※※※※※※※※　第四章　第十三次书面检讨　北京最令人怀念的景观，不是故宫金碧辉煌的九重宫阙，不是壮丽雄阔的天安门广场，不是宽达一百公尺的东、西长安大道，不是北海、什刹海的轻波细浪，不是遗恨千古的圆明园旧址，不是清华、北大古色古香的深幽校园，不是颐和园的画廊，不是香山的红叶，玉泉山的白塔……最令人怀念的，是北京五十年代的蔚蓝色天空啊！北京的天空，蓝得清澈，蓝得透亮，已经千秋万代。春、夏、秋、冬，周年四季，除了少数刮风沙、下雷雨的日子，天空就那幺蔚蓝着，白天蔚蓝，晚上蔚蓝，霜天雪后也蔚蓝。整个苍穹蓝如大海，无边无涯，一丝污浊都不见，一丝白云都不见。然而每年的四月尾、五月初，就会有一场连天连夜天昏地暗的风沙，一场来自黄土高原、塞外荒漠的风沙揭开春的序幕，为千年古都进行春的洗礼。就那幺两天三晚，或三天两晚，风沙过后，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满城新绿。正是烟柳如画，风廉翠幕，参差百万人家了。西苑内，中海，南海，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新荷团团。更兼柳丝拂岸，群燕剪尾，层台耸翠，飞阁流丹，花砌宫墙。这一年的春天，周恩来却是又一次陷入了他政治生涯的高风险期。自成都会议回来，中央书记处秉承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通知他边工作边写检查，准备在五月下旬召开党的八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向全党承认反冒进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请求党纪处分。被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作检讨的还有国务院「促退委员会」的其它三员主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四大金刚」作检讨，形同一次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集体思过，负荆请罪。毛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确，周、陈、李、薄不深刻检查，总理、副总理一锅端，国务院领导班子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