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伤的芦苇-5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批斗，服毒身死。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哲学系教授沈廼彰在家服毒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死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无线电系六二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四十四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地质系六一级学生刘伟，准备回校办理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抓住，关押在四十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员打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去世。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物理系著名教授饶毓泰上吊身亡。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以上这些名单这还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北大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北大历史系学术力量堪称全国高校中历史系之首，却没有几个历史学家愿意去解开这个谜。在这张挂一漏万的名单上，既有国宝级的大学者、名声显赫的教授，还有学校的各级干部和职工；既有普通的无辜学生，还有莫名其妙死于非命的师生家属……这些冤魂至今仍然飘荡在北大的校园里。上面是死亡的情况，再来看看残酷的批斗以及北大的武斗情况。北大的武斗虽然不是全国最厉害的，其规模和惨烈程度都比不上后来武汉和重庆工人的大武斗，但北大的武斗却有“表率”作用。一旦连既有象征性的北大都陷入了武斗的泥沼，那么其他地方的武斗自然就蜂拥而起。北大的批斗和武斗，有如下这些大事：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六月初以来，各系各单位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截至今日，被乱打的干部、教师、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有“黑帮”分子四十五人，有错误缺点的一百二十人，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七人，好人六人。（该报告对“坏人”、“好人”的分类值得深思。）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一些人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置“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了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一天之内，被批斗的人就多达六十九人。（笔者本人在北大念本科的时候就是居住在三十八楼，但是住了四年，居然丝毫不知道此楼有如此“光荣”的历史。）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新北大》报道，自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内到北大串连的外地人员约有两百一十二万四千多人次。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校文革筹委会发布《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结合。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全校已成立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约三千余人。红卫兵在校内外“横扫四旧”，这期间，校内被抄家者有五百三十六户。临湖轩被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被改名为“反修园”，俄语系也一度被改名为“反修系”。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宣布，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并表示“要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夺权。”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校文革召开“彻底批倒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誓师大会。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吴子牧、宋硕、陆平、彭佩云、翦伯赞、冯友兰、朱光潜等被揪上台批斗，坐喷气式。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对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土必夺，寸土必争。”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和外校十八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王光英。李维汉、徐冰、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发言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天，是我们向刘少奇、王光英讨还血债的时候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聂元梓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学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携“康生办公室”介绍信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犯人，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了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有所谓的“百人专案”。该战斗队逐步达到一百二十五人。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校文革在校内五四广场召开有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控诉他们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罪行”。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新北大“八一兵团”和石家庄“揪斗崔田民联络站”共两百余人，冲进铁道兵司令部，抄家、抓人，并撬开保密文件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北大造反派头子高云鹏在汉中六五三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于是，发生了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二十九人死亡，三十余人受伤。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新北大“调查组”在东北四平参加了抢武器库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打伤、打伤五十七人。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聂元梓主持召开斗、批、改委员会，决定成立十四个直属校文革的专案组，其中包括陆平、彭佩云、翦伯赞专案组等。抽调八十多人搞专案组工作，并在四十四楼、第二体育馆、五斋、生物小楼、北招待所等处设立关押中层干部及师生的场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北大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三十六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这次武斗造成两百多人受伤。此后，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等又下令攻占了二十五、二十七、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六等楼群的井冈山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政香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断水、断粮、断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下令成立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专案组先后抓捕颜昌忠、韩琴英、徐运朴等十余名师生，进行演刑审讯和逼供，孕妇韩琴英被打流产。一九六八年四月，校文革将一百三十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新北大》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谁反对江青就叫他人头落地”，“牛辉林攻击江青，必须坚决镇压”。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两百一十八名。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由国政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改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风惨惨。一九六八年五月底，专案组负责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邓朴方被逼跳楼，高位截瘫，终身残疾。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二十八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了三场司机。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校文革在四十四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处及井冈山兵团在二十八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两大派系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许多群众伤残。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军队进驻北大后，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据校文革《情况简报》统计，有扎枪、长矛九百三十支，安全帽五百一十八顶，护身甲三百三十六件，铁棍两百根。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晨，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七百四十九支，铁棍七十一根，护身甲两百零八件，柳条帽四百三十二顶，弹弓八个，小口径子弹三十七枚。至此，北大的武斗才告一个段落。年轻的一代学子，谁能料到美丽的湖光塔影之间，当年曾经血雨腥风、人不人、鬼不鬼？年轻的一代学子，谁知道自己的学生宿舍，曾经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红卫兵刀剑相加的战场？年轻的一代学子，谁能料到自己所尊重的、风度翩翩的先生，当年曾经犯下过滔天的罪行？没有人愿意呈现这段历史，没有人愿意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忏悔。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而施暴的人像一股青烟一样消失了。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就很少有人再提及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而后人更是茫然无知。他们喝着可口可乐，唱着港台流行音乐长大，他们不再相信这段历史。他们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三皇五帝的传说。能因此而责怪他们吗？而对历史的规避、篡改，就是又一次的犯罪。罪行的恶劣，比起当年的罪行来，并无丝毫的逊色。剥夺后人对历史的知情权，就是对现实的不负责任。丧失了对灾难的警惕，灾难的降临就在眼前了。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一场双重的悲剧：产生罪恶与忘却罪恶的悲剧。但悲剧何以发生、何以恰恰在北大这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摇篮的学校里发生？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值得所有的老北大人和新北大人深思。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北大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并因此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产生过关键的影响。在这里，北大人的鲜血曾经为自由和民主而流。然而，同一所大学，在半个世纪以后，却成为暴力活动的重灾区，成为消灭自由和民主的急先锋。　　大学是一个社会里思想最前卫的地方。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有天然的不协调的品性。自大学诞生之初，就产生了对社会现实较强烈的反抗的一面。纵观二十世纪世界大学的历史，在东西方，大学都曾经显得动荡不安、风云四起。　　在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中，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美国各大著名学府中，在经历了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之后，青年的理想主义和新一代的社会良知终于被新的呼唤所唤醒。马丁·路德·金的那句“我们将会胜利”的誓言成为新一代学生积极分子的口号。黑人大学生沉毅的勇气成为大家的榜样和鼓舞力量。矢志以非暴力手段谋求改变的学生，纷纷到南方去参加争取公民权的游行。全国学生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赢得自由主义派父老的称赞和支持，连保守分子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自古以来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的梦想加强了这些学生的意志，这个梦想就是：站在好的、对的一面，同时证明自己不顾、反对甚至违反法律是正确的。就连向来以保守著称的哈佛大学，也成为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当他们的校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回到母校的时候，他们包围了他的汽车，并以他是哈佛出身为耻。　　在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中，也有偶尔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非暴力一直是主流的声音。全世界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流了这么多的血。西方大学生的学生运动，绝大多数都是自发的、自主的，很少像“文革”时期的北大一样，成为最高层政治斗争的筹码和工具。青春激情和受到官方鼓励暴力倾向相结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　　北大短短的一百年的历史，似乎是用鲜血写成的。有的血流得光荣、流得骄傲，有的血却流得冤枉、流得残忍。在“文革”时代，北大自己流了血，还把血痕向全国各地扩大，直到掀起血的海洋。　　在“文革”时代，北大已经成为邪恶的统治区，而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上，它已然“沦丧”了。这一时期，青春、激情和正义都已经沦丧了，赤裸裸的权力诉求主宰了美丽的燕园。没有人有心思欣赏湖光塔影，未名湖成了不少自杀者选择的葬身之所。　　吞噬了无数人鲜活的生命未名湖，你的湖水还清澈吗？你的波光还闪亮吗？这是北大的耻辱，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参与“文革”的大学和大学生、大学教授的耻辱。不承认这一耻辱，就是彻头彻尾的卑鄙。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溃疡的整体性爆发。直到此时，人们才恐惧地发现，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放出来以后再也装不进去了。　　在这场运动中，是否真正出手打过人，并不是并不是判断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　　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这个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就死死咬住自己没有动手打过人，从而拒绝进行任何的忏悔，并且张扬自己当年的纯洁性。实际上，打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比打人更加重要的是——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运动中，“我”的精神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许多人确实没有动手打人，但他们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参与了“打人”。对打人的行为表示了认同和默许，为打人的行为制造舆论上的支持，这是更深层次的“打人”。他们同样是“打手”——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打手。许多人正是充当了这种隐形的打手。他们在运动一结束，就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在一个新的时代获取新的资源。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先生在中文系学生刊物《启明星》的百年校庆纪念特刊上面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一点往事》。这篇小文章却是迄今为止最真诚、最朴实、最深刻地直面当年的罪孽的文章，它挖掘到了没有血迹的罪孽，它是一次对北大传统的重新梳理和重新认识，也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没有退路的质问和反省。一九六六年六月，学生来找洪子诚，让他去开会，没有想到是一次批判会。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使洪子诚陷于慌乱之中，脑子一片空白。学生说：“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学生们揭发说，第一、他这名班主任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第二、他重用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一个同学揭露他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时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这个学生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原来，洪子诚在评讲写作的时候，曾经说到写国庆游行的例子，说每个人的发现都是不同的，不要千篇一律地写准备、出发，写见到毛主席，最后回到学校……没有想到这就是“对毛主席有不满”。一年以后，洪子诚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临行前，他把一些日记烧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重读当年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自己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也曾经扮演过“批判者”的角色。一九五八年，北大正在进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文系受到冲击的是王力、高名凯、林庚、游国恩、吴组缃、王瑶等知名教授。洪子诚正在上二年级，他们班承担了批判王瑶先生的任务。他们找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用这个武器对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批判，把王先生的文章定义为“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写出了锋芒毕露的长文《文艺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创作”。临近毕业，洪子诚听王瑶先生讲课。先生在不久前刚刚批判过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具有王瑶特色的爽朗的笑声。课后，王先生又耐心回答学生的问题。洪子诚教授写道：“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该走的路。……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王先生道歉过，承认我们当时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我们的反省。”把一九五八年自己对王瑶先生的批判与一九六六年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联系起来，洪子诚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用佛家的说法，就叫做“报应”。“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角色的转变是轻而易举的。没有绝对意义的无辜者。而王瑶先生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洪子诚先生动情地写道“在王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最后，洪子诚教授回顾了北大的风云沧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已经走过一百年的路的北大，我们每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当大学沦落为暴力和权力的附庸的时候，大学便从文明的象征变成了权术的舞台。学者萧雪慧评论说：“权力强加的凌辱使某些大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它不再能无视社会权力机构的意向就重大问题独立而公正地发言，被迫地或者自愿地附和权势，干起精神上指鹿为马的勾当；传统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在政治入侵和强暴下荡然无存，教科书排斥和贬抑公理，美化无价值的东西，教学过程由师生之间通过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来传播和发展知识蜕变成教师的精神自虐和对学生的精神施暴。自虐表现为被迫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而自我糟踏，一方面屈就党同伐异的文化政策，把课堂变成政治大批判场所，另一方面粉饰太平，使人对社会现实的严峻性视而不见；施暴表现为向学生强行灌输一套颠倒的价值体系，取消学生对知识和价值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并取消他们对社会问题作出独立反应的能力。”这正是那段岁月中北大状况的真实写照。直面北大历史中的不健康的因素，我们才能够走上一条真正的“大学”之路。鲁迅先生在总结北大的校格的时候，曾经说过：“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北大不仅与外部的黑暗势力抗战，也与自身的黑暗势力抗战。北大内在于中国，因此不可能完全“出淤泥而不染”。北大必须彻底地清除自身的毒素，才能够重现当年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在另一个一百年的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抗战。北大与周星驰　　继金庸登上了北大的讲坛之后，周星驰也登上了北大的讲坛。这两位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人物，被一向高不可攀的北大接纳，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闻事件。有评论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星驰到北大比前几年金庸走进北大更有文化上的象征色彩。因为他比后者更能代表香港文化的商业性和艺术形态的市民化。”　　北大学子对周星驰的崇敬超过了他们的校长、超过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超过了大多数到北大的世界各国政要。当他走上百年纪念讲堂的讲坛的时候，上千名青春学子已经翘首以待多时了。尽管周星驰的国语说得并不流利，他的口才也远远比不上电影中的那个配音演员，但是挑剔的学子们却原谅了这一切。应一名提问学生的要求，周星驰和学生们一起背诵被女生们称为“爱情圣经”的那一段《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意外的是，连周星驰本人也记不清楚这段“名言”，他刚说了第一句就接不上第二句。而台下的学生们却倒背如流，齐声朗诵，仿佛当年朗诵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香港的无厘头文化，能够在遥远的北大校园内激起波澜，的确出乎于严肃的学院派们的意料之外。　　北大因为接纳周星驰而受到不少严厉的批评。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北大堕落”的说法不绝于耳。然而，作为近年来一直对北大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北大学子之一，我却对这一次的批评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金庸与周星驰以自身的文化创造，已经成为通俗文化中的“经典”。不管某些“严肃人士”如何不以为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千家万户，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和观众。当然，并不能说读者和观众的数量就与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含量成正比，但是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人们在阅读和观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这些都是应当关注和研究的文化课题。如果像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都以自命清高的姿态，拒绝面对传媒时代的诸多大众文化形态，学院与民间的沟通从何谈起呢？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那种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心理，才是对北大自身学术传统的背弃。　　北大的学术传统是什么呢？蔡元培先生说，北大应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的“大肚能容”，“容”的不仅仅是高深莫测的、故纸堆中的学问，而且应当包括对当下的、现实的、世俗的文化形态的关注、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北大的一批人文学者就曾经致力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并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那时候起，北大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化的研究就在全国学府之中独领风骚。今天，北大接纳以金庸和周星驰为代表的武侠作家和电影明星，也正是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呼应和继承，体现了北大对中国目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深切关注。与高高在上的严肃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另一极。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对于透视民众的心理状况、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描绘一幅完整的当代文化“地图”，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以不喜欢金庸的小说，也可以不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作为一名普通的受众，你可以对其不屑一顾；但是，作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北大，却不能对这类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北大对金庸和周星驰的关注，是北大“拆除门槛、有容乃大”的表现。与之相似，美国的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也频频登上哈佛、耶鲁等名校的讲坛，他们并没有降低这些名校的学术水准、危害这些名校的学术声誉，相反，他们给大学带来的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新奇的观察视角。打破象牙塔的封闭，改变俗与雅的对立，不仅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观念的创新和思想的自由。　　北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库”、乃至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正是因为它的自由、民主学术品格和宽容、多元的学术平台。真正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术，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学术；真正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化，是多元共生、相辅相成的文化。假如长期固守“精英”的姿态，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拒绝接受新兴的文化资源，北大不仅不会保持其“纯洁性”，反而会丧失其内在的发展动力。“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源头的活水，哪里来汩汩的清泉？　　近年来，北大确实遇到了危机和挑战。北大真正的问题是越来越忽略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虽然它们曾经给北大带来崇高的声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们的研究成果暂时不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某些急功近利的教育官员一味强调“创业”——也就是立竿见影地赚到大钱。所以，他们大办工商管理、计算机、生物等学科，而让无法赚钱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自生自灭”。然而，大师和大思想家都是在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中产生的，他们的出现，对于北大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北大最大的危险在这里，在这“众生喧哗”的背后——对北大的批评，理应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北大的讲坛上出现过金庸和周星驰，北大的学子迷恋这些通俗文化的“英雄”，只是几个热闹一时的新闻事件，给寂寞的媒体提供了“话题”，它们并不能改变北大深层的、内在的精神气质。那年我高考一转眼，高考对我来说已经是十年以前的陈年旧事了。在跨过高考门槛之后的十年里，我先后在北京大学念完本科和研究生，并且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今天的我与十年前的我相比，已经判若两人。然而，十年的时间并没有将我跟高考完全分割开来。高考之于我，宛如尘埃之于蚌——蚌分泌出眼泪将尘埃重重包裹起来，最后形成了一颗珍珠。尘埃固然是尘埃，但没有它也就没有珍珠，它也成为蚌的生命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没有高考、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没有北大给予我的丰厚的人文素养，又怎么会有今天的我呢？当我看到央视“生活”栏目中“高考，你准备好了吗”的专题节目的时候，当我看到“新闻联播”中考生们走出考场的沉重或轻盈的步伐的时候，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十年以前厉兵秣马、烽烟四起的高考“战场”。每年的七月，我都会遭受一次“身临其境”般的高考体验。今年，“生活”栏目的专题片制作得细致而贴心，对考生早、午、晚的食谱也作了精心的研究和安排，每一餐的营养成分计算得精确到多少多少“克”的地步。联想起当年我自己的高考来，我并没有享受到这种“总统级”的待遇。高考那三天，父母照常上班，餐桌上没有特别的变化。当然，还是增添了两个我喜欢吃的菜——回锅肉和油淋鸭。我所经历的高考，倒没有多少“黑色七月”、“一卷定终身”的悲壮意味。我从小成绩优秀，轻轻松松就能够得到全班第一名，在学习上从来没有让父母担心过，自然也不会感觉到来自父母或老师的任何压力。父亲只对我说过两句话：第一，考试是你自己的事情；第二，考试就好像平常做其他事情一样，不做则已，要做的话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得最好。除了家庭气氛的宽松以外，我之所以能够将高考“日常生活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跟一般考生不同，我 “有幸” 经历了两次高考——并不是第一年没有考上、第二年复读再考，而是在念高二的时候，我就跃跃欲试，在征得老师和学校的同意之后，“半合法半非法”地提前一年参加了一次高考。在高二的下半学期，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我匆匆地从高二的教室来到高三的教室，也就是从教学楼的二楼来到一楼——校方为了节省高三学生的时间，特意将高三的教室安排在一楼。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个靠前的座位，于是我便开始跟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师姐们一起上复习课了。相对于理科来说，文科的复习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历史、地理、政治这样的一些科目，更多的是记忆力的较量，而记忆力向来是我引以为自豪的长项。因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没有“成王败寇”的紧迫感，在拥挤而局促的教室中显得像一条自由的小鱼。听课之余，我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着高三同学们的喜怒哀乐：一张模拟试卷，可以让一个女孩微笑或者流泪；黑板旁边的“倒记时”牌，每天都在警示着高考的日渐临近；下课铃响了之后，老师“拖堂”的时间越来越长；体育课取消了，大家羡慕地张望着操场上生龙活虎的低年级同学。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加班加点到深夜，睡眠普遍都不足，到了炎热的下午，“瞌睡虫”们便倾巢而出，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人便被它们俘虏了。这时，老师少不了要猛拍几下“惊堂木”（一般是黑板刷子），同学们这才睡眼惺忪地清醒过来，继续听讲、继续做题、继续背书。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那也是一个短暂的夏天。人对时间的感受，在漫长与短暂之间游动着。有时候盼望高考推迟一点来到，这样使自己可以复习得更充分一些；有时候却又希望高考早一点来到，早日考完，早日结束这颗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高考那天终于来临了，而我的复习计划并没有得以“天衣无缝”地实施——复习和考试永远是一项令人遗憾的“艺术”。但是，高考既是一场智力和体力的比赛，又是一场心理素质的比拼。我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参与，一开始便比其他人领先了一步。这几天的考试，我都显得轻松自如，虽然也遇到过不会做的难题，但我并没有紧张出一身冷汗来。后来，高考的成绩公布了。比我预想的分数好点，但还不足以进入我梦想中的北大——参考前，我与中学就有“君子协定”，我保证只在志愿表上填“重点大学”的第一栏。我们中学当然不希望像我这样的优秀学生考进入二流、三流的大学。我没有被录取，但我的成绩已经让许多高三的同学眼红了。度过一个暑假，我又“背着书包上学堂”了。在这一年“正式”的高三里，我把每一本课本都背得滚瓜烂熟，各式各样的模拟题也做完了上百套。现在，总算能够“成竹在胸”了。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当我再次走进高考考场时，心中不禁暗暗发笑：一样表情严肃的监考老师，一样长长的、雪白的试卷，一样削得尖尖的特种铅笔，一样脸色发白的一群同学。不一样的，是我这个颇有沙场经验的“老将”。这是我的“二进宫”。这一年的天气，比前一年更加炎热。我的位置在教室的边上，下午明晃晃的阳光照射进来，真有些挥汗如雨的味道，不过我的心中却宁静如水。不出我所料，我自己很得意的那篇高考作文，被评为该年四川省仅有的几份满分作文之一，并作为“标准卷”印发给阅卷场上的老师们参考。其他科目的成绩也发挥得很正常，总成绩比“牛刀小试”的前一年提高了几十分。我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跨过高考的门槛，一条“光荣荆棘路”在我的面前徐徐展开。（本文刊载于《今晚报》2001年8月10日）1 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2 梁玉绳《清白士集》卷二十八。3 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三。4 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5 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6 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7 唐顺之《唐荆川精选批点史记》卷五。8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湾联经出版社。9 杨慎《史记评林》卷一百二十二。10 张云敖《简松堂文集》卷八《读酷吏列传》。11 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三。12 袁枚《随园随笔》卷二《诸史类》上卷《后汉书误仿史记处》。13 陈衍《史汉文学研究法》第25页。14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六。15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自序》，台湾联经出版社。16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自序》，台湾联经出版社。17 刘辰翁、倪思《班马异同》卷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