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和一般思想史研究不同，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是以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言论为中心，而我们的研究则以某一时段相关文献中含有表达某一观念的关键词例句为中心。也就是说，不再以流派、人物、著作为分析单元，而以例句为基本单元。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针对某一流派、人物的思想，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众说纷纭；而以例句为中心，对某一词汇在一个句子中的意义，研究者是可以达到共识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者在分析同一个例句，并结合上下文阅读时，对该词的意义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答案。这就带来一个以往研究中无法想象的结果，这就是观念史研究变得可以验证了，这是以往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不能做到的。具体的分析步骤是，首先找出指涉某一观念（或事件）的关键词，它可以是一个或一组；(26)接着利用数据库找出含有该词（或词组）的所有例句，并按不同年代的使用次数作出统计。原则上讲，对于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来说，某一时代所有原始文献是可以穷尽的，一般情况下，处理的历史文献愈多、愈全面，愈能够得到更符合真实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再对提出的所有例句进行意义分析，注重关键词的不同意义类型及这些不同意义在不同年代使用时的变化情况，统计不同意义类型在不同年代使用次数的变化，为观念在流传过程中的意义变化寻找语言学证据。最后，用上述经过分析的例句为基本素材，寻找支配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从以上步骤可以看到，该方法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其快速处理超出个别研究者所能掌握的大量文献和可以验证这两点之上的。尽管计算机数据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它仍然只是辅助性的。从选关键词开始，到以后的每一步，研究者的分析都起着主导作用。由于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去分析成千上万个例句，如同科学实验室分析大量数据一样，研究者在这一环节的工作甚为枯燥和艰辛，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基础性数据处理工作。第二，在完成大量数据处理和作出分析后，我们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到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对观念间的互动分析上来，即L（2）上，去发现观念在外来冲击下变化所遵循的逻辑；而一旦做到这一点，L（1）和L（2）怎样耦合就可以用经验证明。我们可以整体地抓住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行动又如何改变（反作用于）普遍观念的互动链。这样的分析是整合断裂碎片化的经验的研究，以便去寻找互动链的结构和模式。下面，我们会用具体案例来说明数据库方法对发现互动链的重要性。13.7 寻找观念与事件之间的互动链梳理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互动链的第一步、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是，对支配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进行准确的定位。只有完成这一定位，才能理解该事件对普遍事件的反作用，使真实的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呈现出来。我们以下就以辛亥革命为例，说明这一定位对梳理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数据库方法来做出这种定位。众所周知，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走向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它导致清王朝覆灭，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那么，如何为支配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定位呢？表面上看，支配辛亥革命的思想，无疑是革命观念的普及了。这类看法是早已写入历史教科书的定论，例如，把清王朝终结的历史看成是清末革命派对维新派和保皇派的胜利。但是，如果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角度来看，对于当时参与这一事件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为这一重大事件定位是不是符合真实呢？我们通过数据库方法对主导辛亥革命的观念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一定论大可怀疑。正如我们前面分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一样，某一事件发生之观念背景，往往是事后给予的名称，或用今日的观念对其进行想象的结果，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从事件发生的经过来看，辛亥革命的直接起因是铁路风潮，它本来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中央的经济事件。1911年盛宣怀继唐绍仪成为邮传部尚书后，3月5日他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铁路公债借款一千万日元，4月份载泽与四国银行团订立整顿币制、兴办实业、推广铁路计划，借款五千万元，用国有铁路作为抵押。这样，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疏陈商办铁路弊害，主张铁路干线国有，支路民营。5月8日奕劻的新内阁成立，盛宣怀作为邮传部长，决定执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5月9日皇帝上谕宣布，各省所有商办铁路收回由国家管理。这一政策牵连最大的是四川和广东两省。因为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绅商自行筹资修建成都到宜昌的铁路，当时绅士按占田多少强迫认购铁路租股，即凡有一亩田能收租的全是股东。(27)现在中央政府决定铁路干线国有化，直接损害绅士利益，于是出现了省谘议局与国家对抗的局面。四川绅士派出代表到北京，跪在地安门外，要求与摄政王对话，但是中央政府态度很强硬，将代表解回原籍。这时，四川绅士酝酿独立，于是中央政府派端方率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和第十一混成协，共一万七千人。1911年8、9月间，调动九千新军入川，留守武汉的约八千人，其中半数与革命党有联系，这就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机会。农历八月初九（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起义军对外声明，他们毫无排外之意，主张以往条约仍然有效，将中国建立成一个共和国。各国领使先后宣告中立。在起义二十天后，湖南、陕西独立，接着九江独立，广州将军凤山被刺，山西独立、云南独立、江西独立……整个南方相继独立，脱离清廷的管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起独立的是各省的谘议局。从以上过程来看，从事件的引发，到成功推翻清王朝的整个过程中，地方绅士起了关键作用。因此，早在1960年代末，就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实为立宪派社会行动的逻辑延伸，忽略立宪派的主流观念，是不可能真正认清辛亥革命的原因的。(28)而立宪派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因此，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主流观念系统，似乎不应该是革命观念。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武昌起义的爆发，肯定和革命党组织对新军的渗透有极大关系，而排满革命一直是革命党所主张的。而且，一些历史学家强调谘议局之所以闹独立，是因为1910年后广大绅士开始倾向革命，故将他们的行动归为革命观念的传播所致亦不无道理。为了判断主导“辛亥革命”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背后的普遍观念是不是革命，我们必须引进词语判据。因为任何普遍观念的流传都离不开语言，如果辛亥革命真是以革命观念为背景的事件，绅士立宪派转向接受了革命观念，那么，应该可以从统计上发现当时的文献中，鼓吹革命观念、使用“革命”一词的次数大大增加。但我们查询“数据库”1890至1911年“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发现，1911年恰恰是“革命”一词使用的最低谷。(29)这一语言现象，与1910年至1911年间正好是革命党活动的低潮这一历史现象相吻合。(30)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说将辛亥革命的发生归为革命思潮的支配，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即“辛亥革命”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支配其发生和展开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别的观念。那么，“辛亥革命”的命名又是如何作出的呢？“数据库”检索表明，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12年梁启超的“罪言”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辛亥革命之役，易数千年之帝制以共和。”(31)在这个句子中，梁启超第一次使用了“辛亥革命”词组，该句子的准确意义是指推翻数千年帝制、建立共和；“之役”是指武昌首义之役，也即1911年10月10日那天武昌革命军起义及随后的战事。我们在前面已简述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它是由绅士的护路运动，并利用省议会表达政治诉求，进而要求独立，清廷调兵镇压四川可能发生的民变，武昌空虚，革命军才能发动起义；首义发生后，主要不是通过战争，而是各省宣告独立而导致清廷垮台。也就是说，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是绅士政治力量起着主要作用，如此，我们就应该找出支配当时绅士的观念，才能为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观念定位。按照我们在第七篇文章中对共和主义的界定和讨论，(32)当时支配立宪派绅士观念的是共和主义，因此，我们说支配辛亥革命的观念是当时占社会主流的共和主义观念。据此，我们把推动辛亥革命背后的主流观念定为共和主义，它是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展开的产物。所谓二元论意识形态是指，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和绅士参与改革的合法性，清廷和广大绅士将公共领域和家族领域分开，认为两个领域之间互不相干。这样可以在公领域引入西政西学，而在私领域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正统；其结果是广大绅士阶层积极投身于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革命观念的传播因之受到遏制。绅士阶层利用各级谘议局聚集政治力量，多次发起召开国会运动，要求成为立宪主体。绅士阶层的这些行动与革命无关，而是合法的政治斗争。正如我们在有关研究中指出的，以绅士为主体的立宪派在和中央利益不可调和时，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会使他们放弃君主立宪而倾向共和。(33)因此可以说，引发辛亥革命的正是由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价值系统导出的共和主义。用共和主义而不是革命观念来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关键的是如何解释绅士及其政治势力对清廷的反叛。我们曾分析指出，在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中，儒家伦理仅在家族家庭等私领域有效，这样，就不能由“孝”推出“忠”；皇帝统治正当性只是基于习惯的权威。(34)王权的意识形态正当性在公共领域中大打折扣之后，一旦中央与地方发生利益冲突，君主立宪目标就自然被以绅士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共和主义取代。辛亥革命实为清末省谘议局的绅士积极要求召开国会，发起一次又一次挑战清王朝的行动的逻辑延伸。也就是说立宪派并不需要接受革命观念，就可以支持颠覆中央王权的行动。一旦找到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主流真实观念，一条连续的观念和社会事件的互动链便显现出来。如果把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主流观念视为革命，就很难发现该事件与之前和之后的事件间的联系，辛亥革命的发生只会意味着历史的断裂。而将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真实观念，还原为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背景下广大绅士接受共和主义，就会清晰地看到辛亥革命之前和民初重大事件之间的一致性。辛亥革命是立宪运动的逻辑延伸，而民初的共和政治亦是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的付诸实践，这样清廷的立宪和民初的共和联成一整体，它们都是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行动。正因为如此，一旦共和尝试失败，二元论意识形态就要对民初政治的失序负起责任，人们就会质疑并进而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以及作为其载体的绅士阶层，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爆发的思想原因。总之，通过数据库方法我们发现如下的互动链：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付诸实践，导致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该普遍观念实现的后果是建立民国及民初政治的失序；人们对这一后果的反思，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结果是用新的观念取代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这样，就能把断裂的历史解释整合为一整体。在该互动链中，L（2）为共和失败引发观念系统的巨变，这正是我们说的某种普遍观念实行带来的后果对观念的反作用。在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及孕育新观念的逻辑中，存在着我们所讲的“历史领域中独特的因果律”。13.8 “客观性”的新理解：超越不同的互动链在辛亥革命的案例中，可以找到支配事件发生的主导观念。但是有些事件，会涉及持不同观念的参与群体；在不同参与群体所持的观念中，不存在一个主导观念。事件发生后，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事件的记录、解读和反应也大不相同。这时，我们必须梳理出多条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的互动链，才能把握住历史展开之整体。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就是典型例子。众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和日本同时武装介入朝鲜东学党之乱的政治危机而引发的。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启了中国的转型时代。其实，它对日本和朝鲜近代思想的冲击同样巨大，只是支配中、日、韩三国参战的普遍观念不同，战争结果对观念的反作用亦不同罢了。也就是说，将甲午战争与观念相匹配，实为三个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在中、日、韩三国不同观念系统中，对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发生后三个系统对事件的记录、反应和解读，都遵循各自的逻辑展开，故存在三种不同的互动链。但它们同样代表真实的历史进程和记忆。以中国为主体寻找互动链，第一步是寻找支配中国参与战争的真实观念（价值系统）。朝鲜历来是中国藩属，中韩关系一直被界定为天下秩序中的朝贡关系。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攻陷全州，当时代表大清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向北洋大臣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而韩廷也发政府正式照会说，“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再次请求清廷派兵“速来代戡”。(35)到该年六月，当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东学党之乱已基本平定。日本为了留驻朝鲜，提出有关朝鲜属邦关系和内政改革的甲、乙两案，迫韩廷表态。这时李鸿章出于不能让韩廷否认宗属关系的考虑，给袁世凯发电讯稿说：“韩属华已千余年，各国皆知……如畏倭，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华必兴师问罪。”(36)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是以宗主国抚绥藩属惯例，意在维护天下秩序。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将促使中国卷入甲午战争的普遍观念界定为传统的天下观呢？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郭廷以早就发现，自同治中兴起，清廷朝野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37)无论是1870年代左宗棠征新疆，还是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国将领的积极进取，都表明1860至1895年间清廷的外交政策已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天下观来解释。1882年以后，袁世凯在朝鲜俨如总理大臣，对朝鲜内政作全方位的干预，已超出传统天下观规定的宗藩关系。我们利用“数据库”关键词得出的统计分析指出：准确地讲，在洋务运动时期，支配清廷和儒臣的普遍观念，已不再是传统的天下观，而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38)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是指将经世致用精神注入传统的天下观，以克服传统天下观的闭关自守，形成了既维护传统宗藩关系，又运用国际法与西方打交道的更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就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和对朝贡关系的维护而言，万国观和传统天下观相同：中国仍是万国的中心。因为万国观的核心价值仍是儒家伦理，朝鲜作为中国的周边藩属国家，清廷仍以传统天下秩序来界定其地位，这样，袁世凯处理朝鲜事务，从整体上来说是按天下观的宗藩原则。但是，按宗藩原则，宗主国不能过度干预藩国内政，而在朝鲜问题上，袁之所以不受限制，乃是出于万国观的积极有为心态。今天，我们看当事人反省和追究甲午战败责任的文献时，除了熟知的对清廷无能的指责外，还有另一些过去较少提及的，当时就有人把战争爆发归咎于中国过分干预朝鲜内政。例如，张佩纶就认为袁世凯是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他责斥说：“虽曰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39)一旦找到支配中国参与战争的观念，甲午战争就可以和洋务运动联系起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推动国防现代化的努力，其指导思想也是儒学的经世致用。清廷意识到为了保护中国和东亚天下秩序不受冲击，对朝鲜的干预就必须比传统天下观更为积极主动。也就是说，中法战争、左宗棠平定新疆，与1880至1890年代袁世凯驻朝期间对韩政的全面干预，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正因为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的领土意识和武装捍卫东亚残存的朝贡秩序同时成立，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国，必然会与企图向大陆扩张的日本发生激烈冲突，中日之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以日本为主体，处理该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得到的会是另一条互动链。日本称甲午战争为“日清战争”。它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远不如在中国具有传统和现代分水岭的性质，而只是明治维新后在琉球建新藩、进军台湾、征韩以及日俄战争等民族国家扩张过程中的一环，其支配思想可以称为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什么是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担任这场战争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在1895年出版的《蹇蹇录》一书中说，战争是由“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引起的。在中日交战之时，思想家内村鉴三就写了《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一文，称日中两国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的关系，日本军事侵略行动被说成是“义战”。(40)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中国和韩国视为落后甚至是征服的对象。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有“我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之恶友者也”的名言；(41)所谓的亚细亚之恶友，“然今所不幸者，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他深恐“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而有意以对中朝之评价来教训我日本”。(42)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提出“征韩”的观念。征韩是由“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统与儒教中的华夷思想的传统混合而成”；又加以现代包装，说成是“虽言征伐，亦非胡乱征之，欲遵世界之公理”。(43)因此，支配日本征韩和挑起1894年中日战争的普遍观念存在高度同一性，即来自日本近代思想变构的日本东亚（或亚洲）主义。一方面，日本面对中、朝两国时以新文明自居，高人一等，但与当时西方以新文明自居的帝国主义不同，日本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中，并不如西方帝国主义那样注重国际法。另一方面，当面对西方时，日本又会以最先进的东方、黄种人的代表自居，强调亚洲价值和西方对抗。这时，日本就成为东方的中心，突出东洋与西洋的分野，形成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亚洲主义”，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44)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头禅。“亚洲主义”作为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是支配1870年代征韩至1894年与中国交战及一系列扩张行为的主流观念。对于19世纪后半叶的朝鲜，“中日甲午战争”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又对应着什么样的观念呢？表面上看，朝鲜摇摆在接受中国的天下观和承认国际法条约关系之间，其结果是把战火引到自己国土并沦为日本殖民地。右议政朴珪寿的态度十分典型，他一方面批判“藩国无外交”，主张摆脱中国的天下一家，积极与西方国家缔结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指日本有征韩论，想入侵朝鲜，主张以朝鲜是中国“属邦”的名义来阻止日本侵略。朝鲜之所以对中国天下观采取这种工具性的实用主义态度，是有其思想背景的。早在明代，朝鲜已深受儒学影响，承认中国为天下中心，自称“小华”。但自清兵入关后，朝鲜士大夫认为中国已亡，视满清统治为夷狄，中国当然亦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朝鲜因继承并维护了儒学正宗，符合儒学道德秩序的天道，自然是天下的中心。在这样的思想史脉络中，当面临全球化冲击，又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时，在以朝鲜为道德秩序中心的观念视野下，无论国际条约还是对中国的朝贡都不具道德意义，两者反是争取朝鲜独立可利用的工具。我们称之为朝鲜独特的天下观。当时，朝鲜开化党主张向日本学习，保守派却接受中国的朝贡秩序，表面上看，两者背后似乎不存在统一的普遍观念。但事实上，两派都是以本国政治为出发点，在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主导思想都是工具性的，即都是朝鲜独特的天下观。在1880年代，韩国高宗为摆脱变质的朝贡体制和袁世凯对内政的干涉，一直艰苦地推进自主独立外交，于是特别注重和日本及其他国家签订条约。朝鲜政府于1881年派遣六十二名官员赴日两个月进行考察；回国后，其中十二人出任政府要职，推进朝鲜近代化。(45)1884年甲申政变的主导人物，发动打倒“亲清派”的政变时，他们的第一条政纲就是“废止对中国的事大礼仪”。(46)另一方面，一旦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面临日本入侵的危险时，另一派会立即根据朝贡关系用中国来遏制日本。朝鲜这种独特的天下观导致朝鲜在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在1876年，日本藉其船只在江华岛被袭击的事件，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该条约试图以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来否定中国的宗主权。该条约对朝鲜而言，有争取独立自主的意义。李鸿章为了牵制日本，一方面要求朝鲜自行公开声明为中国属邦，另一方面又介绍美、英、德等与朝鲜订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令中韩的宗藩关系得到国际承认。(47)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了《天津条约》，约中规定，朝鲜一旦发生变乱，双方在行文知照之后，均可出兵朝鲜，埋下了中日在朝鲜爆发军事冲突的导火线。(48)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时，日本就是根据《天津条约》向朝鲜出兵的。这时，对日本侵占朝鲜心怀戒惧的韩廷，自然反过来根据朝贡关系要求清国代为戡乱。这一连串事件和观念互动的展开，决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和日本民族主义无可避免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指出的：“作为出兵理由的、出于朝贡体制的‘上国—属邦’观念，在近代公法体制支配的国际社会中并不能确保其正当性，由此招来了日本出兵的国际事件。在近代，没能自己克服前近代朝贡体制的朝鲜，惹起了作为邻居的‘朝贡体制’的代表势力和‘条约体制’的代表势力的冲突，只能自食其果。”(49)这一分析，一语道破朝鲜引火烧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所持独特观念的结果。在1894年的军事冲突中，由于支配三方参与的理据并不一样，战争后果在中、日、韩三国引发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对于日本而言，“日清战争”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普遍观念的互动，反过来强化了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增强了其向东北亚扩张的信心，这就导致了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而日本打败俄国，又刺激日本20世纪上半叶在对外扩张道路上愈走愈远，最后发展到在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再看朝鲜。甲午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朝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争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目标。为了对抗日本，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韩国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优越性，非但没有被质疑，反而成为韩国民族认同的符号之一。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和朝鲜都不同。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曾对伊藤博文说：“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50)他说的“长夜”和“迷梦”，是指中国两千年来基本行之有效的儒家社会组织蓝图，现在看来是非变不可了。思想史家张灏把甲午战败定位为中国转型时代的开始，引发了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51)前面我们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是支配中国介入朝鲜，并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观念，为什么甲午战败这一事件反作用于万国观，会对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有两个前提：一是认为世界是由不同道德水准的国家组成的；二是中国儒家伦理在道德上优于世界万国。根据思想史内在逻辑，甲午战败使中国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万国的中心，这就会导致对儒家伦理的优越性产生质疑。正因为中国不再是万国中心，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制度，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维新思潮随之澎湃，由此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综上所述，找到支配中国卷入甲午战争的真实观念，使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把甲午前和甲午后重大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联成一个整体。太平天国和两次鸦片战争对儒学的反作用是经世致用的兴起，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甲午战败宣告了万国观、也即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思想意义在于证明了在民族国家竞争的现代化潮流中，儒家伦理是不可欲的。甲午战败后，中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变法潮流，从此，中国进入了大变动的20世纪。现在，我们对前面的讨论作一鸟瞰。本文一开始我们指出，学术研究的真实性通常是用客观性原则来保证的，即视研究对象和主体的观念系统无关，以及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但由于客观性原则对历史研究并无意义，故我们提出应该用拟受控实验的“真实性”取代“客观性”。接着我们证明，在历史研究中用拟受控实验的“真实性”原则，相当于去寻找支配重大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为此，我们提出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代替一般意义上的史实，以便将事件和与其相联的观念进行定位。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并不是排除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将对象视为如同物那样的存在）就可以做到的，而是去寻找支配该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并进一步分析该事件发生后又对该群体的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即它是如何改变支配该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由于改变了的观念系统通常又会影响人做出新的社会行动；新社会行动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又会对刚形成的观念系统结构产生冲击，如此循环往复以形成一条互动链。进而我们又指出，即使在同一重大事件中，对具有不同观念系统的不同参与群体，往往形成若干不同的互动链，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这样，为了寻找历史真实，我们不仅要研究涉及同一事件参与者的不同记录和表述，还必须分析不同参与者的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互动形成的不同互动链。研究者可以从一条互动链走向多条互动链，一方面意味着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成熟，另一方面亦是一种超越的历史视野的形成。读者或许已发现，从自身深陷在其中的单一互动链中跳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排除自己所处的观念系统对研究对象的笼罩而达到价值中立。我们又回到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上来了。这表明，并不是说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对历史研究和建立正确的历史记忆没有意义，而只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定位。准确地讲，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是排除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而是通过寻找支配其发生的真实观念，以达到可以超越该观念，使其转化为反思的历史意识。(52)2000年在加拿大成立的“历史意识研究中心”，指出研究“历史意识”和研究历史不同：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是在观察过去；而当我们研究历史意识时，则在研究人们如何看待过去。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随着历史事件距离发生的时间愈来愈远，对其辩论也就愈客观，其历史意义也就愈益凸显出来。(53)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正是对历史记忆的“客观性”的追求。历史学家之所以能保证今日之历史意识超过昨天，这是因为立足于今日对互动链的认识，我们比昨日较不容易受当下价值系统的迷惑，在对支配过去重大事件背后的观念定位上，更具反思性。同样，所谓价值中立原则，也并不是我们在评价历史时超越一切价值取向（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把自己坚持的价值放到不同互动链相应的多种价值系统中，使我们信奉的价值系统成为一种可以对比的，并且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存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多元的真实性，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盲目地深陷在一种价值系统中不能自拔。在对历史研究客观性原则重新定位时应指出，这一原则是认识到研究对象和主体的观念系统不可分离的情况下，研究者如何保证经验的可靠性（真实性），并在真实性前提下达到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所信奉的价值系统、所持的观念最大限度的分离；正是依靠这种分离，我们才能实现对特定价值系统的超越和走出特定观念系统的束缚，以追求思想的自由。显然，从这种客观性的新定位，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更为准确而复杂的“客观性”，可以简化为古典意义下的客观性？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它相当于如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不可分割的观念悬置起来，将历史事件当作不依赖主体的客观事实来处理？我们发现，与此相关的尝试促成了20世纪历史学中最具雄心的研究流派——年鉴学派的兴起。13.9 与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对话从方法论上看，只要那些与历史事件匹配的观念，至今（或任何时候）不曾被忘却或从未消亡过，那么，就可以用同样的观念去理解该事件的发生，这类事件是可以当作和观念无关的事实来加以处理的。事实上，历史学家处理某一大类历史档案，如市场物价波动、商号账目、海关进出口、出入境报表、天灾、突发事件造成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交通意外、运动场骚乱等，他们并不必深究记录者是在什么观念支配下将该现象记录下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在记录者的背后是没有观念支配的（哪怕是例行公事、填表格）。社会科学家之所以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观念和动机可以忽略不记，是因为支配（记录）这些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在历史上和今天相同或类似。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记录（以及参与）该事件可以放到今日所理解的意义世界中来想象，或者说与这些事件相匹配的观念从未缺失过。那么，一般来说，也就不存在恢复这些历史记录背后的真实观念的需要了。我们可以把这类历史记录当作独立于观念的存在，因而在研究中可以把观念悬置起来。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黑色”虽不能独立于观察者的神经系统而存在，但对于一切视觉正常的人来说，神经系统和对象耦合时颜色感觉是相同的。这时把黑乌鸦当作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客观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妥。早在19世纪，为了在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涂尔干曾对社会行动作过类似的定义。他提出的所谓“社会事实”，必须是可以独立于主体和观念的（或可以从研究者和记录者的观念系统中剥离开来），如同物体那样的存在。(54)众所周知，正是这一类“社会事实”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亦是鉴别社会科学理论真假的基础。显然，只要将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之观念视为一常数，L（1）即为亨佩尔定律。只要想一想经济学对“理性人”的预设，就可以理解经济学研究中为什么可以把观念悬置起来，经济学法则亦可以被表达为和观念史无关的。自涂尔干的学生布洛赫（Marc Bloch）开始，对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事实”研究终于在法国史学界全面展开，形成了盛大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方法论理据，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处理某类历史记录文件时，历史学家可以忽略支配这类事件的观念或将其悬置起来。年鉴学派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将大量的经济、社会生活记录视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年鉴学派认为，只有把任何个别事件和记录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才能被理解。这里所谓的社会环境，主要指其发生的日常生活背景，特别是把它和当时普遍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现象相联系。换言之，年鉴学派把“社会事实”的核心界定为每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处理大量这类历史档案来书写历史。我们知道，无论几百年前的日常生活和今日有多大不同，作为日常生活核心的吃、穿、用，均服从同样的日常生活逻辑；特别是它和市场经济相联系时，大多是可以用今日日常生活的逻辑来想象的（当然有时需用人类学田野方法来确认其真实性）。例如，中世纪的谷物交易今日当然不再存在，但左右其发生的各种因素仍然可以用今天的市场法则来判断。因此，在处理这类文献时，悬置记录者和研究者的观念，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出真实的解释。一旦把事件背后的观念悬置，在历史研究中发现的结构就与思想变迁关系不大了，这构成年鉴学派的第二个特点。这在勃罗代尔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勃罗代尔指出在历史展开中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与“结构”、“局势”和“事件”相对应。其中，“结构”为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因素，如地理、生态、社会组织等；“局势”指人口消长、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十几年和几十年变化的节奏；而“事件”为革命、地震等突发性事变。在“结构”、“局势”和“事件”三种历史时段中，“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进程只起微小作用。(55)换言之，所谓历史展开的结构，只能存在于“长时段”（la longue dureé）之中，“长时段”大多是市场经济法则和其展开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关系得到的统计规律。年鉴学派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不能较好地处理重大事件对长时段模式的影响。举一个例子，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无疑只能算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却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长时段的影响。又如，中国文化大革命亦是一国发生的大事件，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国人所持的普遍观念，就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近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勃罗代尔的历史模式中属于“局势”，而中国经济的起飞无疑是一长时段“结构”的一部分。但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看到“事件”决定“局势”，甚至影响长时段。其实，年鉴学派既然将观念悬置，当然亦不能处理事件改变观念所导致今后事件展开的长期思想背景的不同。正如美国学者派克（Harold T．Parker）指出的：“‘年鉴派’在改革一个大的社会跨越时间的历史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就。”(56)因为年鉴学派忽略了历史展开中的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这不仅导致年鉴学派在把握历史发展全过程方面显得不够说服力，而且也使得这一派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史（其前提还是经济形态不变）和社会史。正如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批评的那样：“就运用更为严谨的概念分析那些参与了特殊历史变革的有目的的人类行动而言，年鉴学派几乎无所作为。”(57)1968年，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发生的法国“五月风暴”中，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的主编一职，由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拉杜里（E．Le Roy Ladurie）接任。他们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倾向于把历史事件看成间断性的孤立事件，修正老一代年鉴学派着重于寻找连续性的总体史学。传统政治史和人物史，以及新兴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日益活跃。在某种意义上讲，第三代年鉴学派研究取向的转变，是力图再次回到“社会事实”中被悬置的普遍观念，以及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的事件研究中来。从方法论上来看，年鉴学派创始之初把普遍观念从历史分析中排除出去，现在又想将其塞进失去灵魂的历史事件中，令该学派的发展陷于自我矛盾。方法基础的瓦解，以至于很多人不再把他们看成年鉴学派，而冠之以“新史学”的名号。在方法论的自我矛盾中，年鉴学派的影响力逐渐式微，而和新史学同步的后现代史学风靡一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一旦意识到事件离不开记录者和参与者的价值系统，涂尔干式的“社会事实”不再是历史学主要处理的对象。历史研究开始竭力与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划清界线。1973年，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Hayden V．White）的《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后现代史学的登场。因为任何史料（包括目击者的记录）都离不开观念和价值系统，过去的记录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后现代史学出于这种看法，主张研究的第一步是解读作为文本的史料。怀特指出，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部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58)用1976年法国哲学家巴特（Roland Barthes）向世人宣布的“作者之死”的观点来看，不管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只有在原作者那里，文本才具有“一义性”；一旦作者死去，任何人在与文本相遇（encounter）时，都会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观念去解读该文本，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或记录者）赋予作品的意义结构（或表达的价值系统）对其他人（史学家或任何一个读者）不再成立。基于上述的认识，后现代史学得到一个结论：以往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或历史诠释，是毫无意义的。由于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根本无法再了解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充其量所能做到的，如1999年怀特在杜兰大学作题为“作为预期之实现的历史”（History as Fulfillment）的演讲时表述的那样：“历史研究的一个目的当然是重构性的，但是这种重构只能在建构的基础上达成，而这些建构所具有的想象性的和诗性的成分绝不亚于理性的和科学的成分。”(59)既然历史研究的过程和文学创作一样，历史论文和文学作品便没有本质的不同，即历史和小说（fiction）之间再不存在界限。换言之，从史料中我们无法肯定过去真的发生过什么，以及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这样，历史研究只能像文学那样，通过细小、局部的故事来想象和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福柯（Michel Foucault）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历史”两字，主张用知识的“考古学”（archaeology）或“系谱学”（genealogy）来取代“历史”。后现代史学虽赋予历史解释以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并把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从“社会事实”的古典客观性笼罩下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是取消了历史研究的意义。(60)表面上看，上述的推理无懈可击，但它和历史学家的直觉相违背。问题出在哪里呢？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很容易发现，后现代史学完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偷换，先把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中的普遍观念换成了个人持有的独特观念，进而再把观念转化为个人心灵感受和不可沟通的价值表达。我们在前面指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如果该事件记录仅仅和个人观念有关，我们称之为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当它和普遍观念或普遍存在的价值系统有关，我们则称之为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前者只是个体观念（心灵）史的一部分；而后者则为普遍观念演化史中的群体图像。当研究者认为个人比群体更重要，或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可以被化约为个人观念转化为行动之和时（请注意，并不是任何情况都可以把社会行动化约为个人行动之和的），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就变成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但是，即使是对于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只要满足“拟受控实验原则”，它同样具有真实性。这样，仍然可以把一个个个人的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综合成普遍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这正如用传记来验证普遍历史的真实性一样。后现代史学之所以可以用它否定历史解释的真实性，关键在于视个人持有的观念为不可沟通的。这实际上是把观念偷换成个人价值和感受而造成的误解。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指出：观念和个人价值不同，它是用关键词表达的思想，具有可传播性和可理解性（公共性）。也就是说，正因为别人可以理解观念所表达的价值（即使是个人独特的价值），社会行动才有可能发生。这也是拟受控实验可以运用的前提。后现代史学从文学著作中作者在文本注入价值的“一义性”出发，认为拟受控实验不能运用，这恰恰是混淆了社会行动的记录和个人情感体验（文学创作）根本的不同。金观涛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曾明确区别了两种基本征态：一种只对个人可重复，它对应着个人的主观真实；另一种是操作系统经验对所有人的可重复性，它才是受控实验证明的真实性。(61)显而易见，社会行动不是主观真实，主观真实只有在审美等个人活动中才存在。后现代史学是把审美活动中的主观真实套用到社会行动中来，才取消了对真实性的追求。正因为社会行动与个人审美等情感活动有本质差别，我们必须把社会行动的记录（如果它亦可称为文本的话）和个人审美活动的文本严格区别开来。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以及作者文本的“一义性”，涉及的都是审美过程。对审美过程再严格的记录，都不一定具有公共性。(62)这正是为什么同一文本对不同的阅读者会产生多义性的原因。而对于真实发生过的社会行动，它具有可理解性；即只要揭示支配其发生的观念，研究者就可以在思想上重演该过程，并将其和事件记录对照，以达到真实性之判定。任何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普遍观念或意识形态具有生命力时，大多数人并不会怀疑它存在的意义，以及其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真实性。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行动。一旦意识形态解魅，宏大历史叙事招人反感，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用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取代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时，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就变成一部部个体的心灵史，特别是那些原先易被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过程而忽略的个人历史。这种现象正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希望使那些无名氏免于湮没无闻，就需要一种从概念上和方法论上对历史的新探究，以便不再把历史视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一个许多个人都湮没不彰的宏大叙事，而将其视为一个伴随着许多个人中心的多侧面的流动。现在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历史，而是多个历史，或者多个故事则更好。”(63)这一切本无可非议，但在方法论上讲，并不能由此得到普遍历史为虚假的结论。总之，按我们提出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在处理史料时，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正好对应着两种简单化的倾向：前者是把普遍观念当作与事件无关而悬置起来，史料被视为具有古典客观性的“社会事实”；后者则是放弃对价值系统的可理解性要求，将普遍观念还原成个人主观感受和价值体验。这样，史料的解读变为主观真实，事件不再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针对这两种简单化倾向，我们认为，就需回到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之研究中来，不再对观念和历史事件作古典客观主义和主观真实的曲解。追求真实一直是历史学的目的，亦是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只是由于对什么是历史真实的理解有差异，使得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先是有坚持古典客观主义的年鉴学派，后是用主观真实的唯一性、多义性来取消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派各领风骚数十年。但近十几年来，后现代史学也后继乏力。今天，或许是超越这两种对立的时候了。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去还原支配历史事件发生的观念，只有通过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才能恢复历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在这十年研究探索中感到，把数据库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使得这种探索变得可以用术语演变来验证，从而使寻找历史的真实性变成可能。或许，只有经历了观念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破产，今天的人类才能知晓，历史既是人的自由意志展开，亦是人在追求目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的能动性如何受到限制。正是两者之间永恒的张力造成了历史展开过程的不可预见性，使人类的心灵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它亦构成了历史研究独特的价值。这使我们想起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愈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64)康德的这段话涉及“实然”和“应然”两大领域，我们不要忘记，唯有历史研究才能把这分离的两大领域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新世纪的历史学家面对人类经历的过去，可以如同康德那样抱着敬畏和好奇，去寻找那条追求历史真理之路。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1) 本文是2006年为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21世纪COE工程最终报告集》提供的论文（英文版题为“On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y: Database Methods and Paradigm Shift in Historical Research”，已收入New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ed. Shinichi Kawai [Tokyo: Universal Academy Press，Inc.，2008]，57-107；日文版题为“历史の真实性を论ず——デ一タベ一ス方式および历史研究のモデルチェンジ”，已收入加加美光行编：《中国の新たな发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8〕，页110—68）；收入本论文集时作出较大修改。本文谈史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最早于2005年12月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并以“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论观念史图像中的真实”为题发表在《新史学》，第十八卷第一期（2007），页87—120；谈甲午战争的部分，曾以“19世纪中日韩的天下观及甲午战争的爆发”为题发表在《思想》，第三期（2006），页107—28。(2) 罗素（Bertrand Russell）：“论历史”，载罗素著，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1），页2。(3) 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自然辩证法通讯》，总第六十期（1989），页1—2。(4)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页40。(5) Heinz Von Foerster,“On Constructing a Reality”，in The Invented Reality: How Do We Know What We Believe We Know? Contributions to Constructivism，ed. Paul Watzlawick（New York: Norton，1984）.(6)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62—63。(7) 金观涛：“奇异悖论”，页1—10。(8)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105—109。(9) 在中文里似乎不存在这种误导。用“客观”译objectivity始于日文，1899年梁启超第一次将该译法引进中文世界。梁启超：“自由书”，页39。(10) 柯林武德（Robin G．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174。(11) 怀特（Hayden V．White）著，刘世安译：《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上册（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页207。(12)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东方书社，1941），页37—38。(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754—55。(14) 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总第三十期（1995年8月号），页37。(15) 科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载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页158。(16) 详见本书第十一篇文章：“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17)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80—84。(18) 这里，C和Y可以是概率相关的。(19) Carl G．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 39，no．2（1942）：35-42．(20) 严格地说，第二种情况应表达为：在C条件下，行动者根据观念X，实现该观念之过程L（1）导致事件Y发生。C是外部条件，通常是不可控的变量。(21)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第十三期（1992年10月号），页13—25。(22) 下面我们谈到互为因果过程时，着重的是因果关系中结果反过来作为原因。因该关系对达到目的过程和“历史解释中独特的因果律”耦合亦成立，故我们不再对L（1）和L（2）作严格区分。(23) 请注意，社会对历史的整体性反思如何改变普遍观念，亦属于L（2）。这里，导致观念改变的不是一具体事件，而是某一时段发生的所有事件。(24) 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知识分子》（纽约），春季号（1987），页87—102。(25) 有关文章详见本书的上篇和中篇。(26) 找关键词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变迁的关系，我们不能用今天常用的关键词来代替历史上对应该观念和事件的词汇，而是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当时的用法。例如，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多把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称为“甲午战争”，但当时很少有这个用法，而是用“中日战争”、“黄海大战”、“日清战争”等。(27) 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页10。(2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29) 详见10.4节。(30) 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87），页144，表4-1。(31) 梁启超：“罪言”（1912），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十一册，页89。(32) 详见7.3节。(33) 我们曾论证，主导清末立宪和民初共和政治尝试的观念系统均为共和主义，详见7.3和7.4节。(34) 详见2.5节。(35)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46、349—50。(36)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66—68。(3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页182—87。(38) 详见6.3节。(39) 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页10。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94。(40) 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页48。(41) 野村浩一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110。(42) 信夫清三郎著，吕万和等译：《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158。(43) 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卷，页400—401。(44)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第三期（2000），页128。(45)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页122—23。(46) 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国际政治研究》，第一期（2006），页83—84。(47)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13。(48)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84—85。(49) 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页87。(50) 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页132。(51)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第五十二期（1999年4月号），页29—39。(52) 就以历史记忆为例，既然真实的历史记忆是由所有参与者（和观察者）的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动链构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往往会发生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了。不要忘记，人总是生活在某种普遍观念和价值系统中的，今日人们信奉的观念系统只是历史上形成观念和社会行动互动链之一环，这种互动无疑会不断持续下去而不会终结。由于我们对什么是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都和我们今天所信奉的普遍观念和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故当代人往往会根据今日价值系统重整历史事件和重构历史记忆。这不仅是因为新史料和新解释的出现，还是出于人们信奉价值系统的变化；也就是说，判断哪些事应归为重大历史事件也取决于不同时期人们的价值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这一切本无可非议，历史记忆作为人类知识和良知的一部分，总是随着普遍观念的演化而改变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新的价值系统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目的是为了使得历史记忆向更为真实的方向迈进，而不是用今日的观念去取代过去盛行的观念。这里，建立真实的历史记忆有两重含义：第一，恢复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背后的真实观念和价值系统；第二，过去的观念和价值系统必须在今日的价值系统之下被审视。事实上，只有做到这两点，人类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哪一种价值系统之中，才能发现过去和今日的局限。在历史记忆中，今日成为过去的镜子，而真实的过去又成为今日的镜子。这种价值系统真实性的互映，只有通过真实历史记忆的探索才能得到。在这意义上，支配历史上重大事件背后真实观念的每一次恢复，同时亦都是某种进步。因为一方面，在今日观念的反思之下，总有过去被隐蔽的方面被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正是梳理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以理解当代普遍观念如何形成，才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认识当代价值系统存在的盲点。(53) 萨勒（Sven Saaler）：“日本的政治、回忆和历史意识”，《二十一世纪》，总第九十期（2005年8月号），页32—37。(54) 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23—35。(55) 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承中译：“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48—78。(56) 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派克（Harold T．Parker）主编，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页540。(57) 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页85。(58)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650。(59) 转引自林同奇：“与怀特谈他的后现代史学”，《二十一世纪》，总第九十期（2005年8月号），页115—24。(60) “历史”一词的拉丁文hitoria源于希腊文istoria，一开始具有询问inquiry的意涵；后转化为询问的结果，变成知识的记载、纪录的同义语。15世纪后history的意义和作为想象事件的记录story分开，被视为“关于过去的有系统的知识”（organized knowledge of the past）。在维柯（Giam battista Vico）那里，过去的事件不再被视为特殊的历史，而是持续、相关的过程，甚至把history当作人类自我的发展。威廉士：《关键词》，页159—61。试问任何一种询问如果不是求知、求知不是认识真相，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旦历史研究丧失真实性追求，而和story合流，无疑意味着自身的死亡。(61)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70—73。(62) 金观涛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曾有一重要推论：并不是所有主观真实都具有公共性，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主观真实的。这时对其他人来说，某人的主观真实和虚构便没有明确界线。参见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61—73。(63) 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Hanover，N．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103．(64) 康德（Im manuel Kant）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195。附录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说明一、附录一按“数据库”收录的六类文献：“报刊”、“档案”、“清代经世文编”、“论著”、“来华外人中文著译”和“晚清西学教科书”编排；同一文献如收入不同的文集或汇编，仅列本库所录入的版本。二、每类文献大致按原出版年代或本库所用的重印版本所依据的版本年代排序，同时列明本库录入版本的出版资料；至于尚待考证出版年份的文献（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部分著述）暂付阙如。三、由于部分文献尚没有确实的出版时间，故作者依据“数据库”作出的某关键词按年代使用次数的统计，仍有极小的误差。一、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麻六甲：立义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广州，出版资料不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六合丛谈》（1857—1858），松江：上海墨海书馆；东京：白帝社，1999年影印本。《格致汇编》（1876—1892），上海：格致书院；南京：古旧书店，1992年影印本。《强学报》（1896），上海：强学会书局；上海：上海图书馆线装影印本。《时务报》（1896—1898），上海：时务报馆；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影印本。《实学报》（1897—1898），上海：实学报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知新报》（1897—1901），澳门：知新报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湘学新报》、《湘学报》（1897—1898），长沙：湘学报馆；台北：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昌言报》（1898），上海：昌言报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清议报》（1898—1902），横滨：清议报馆；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国民报汇编》（1901），东京：励志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外交报汇编》（1902—1911），上海：普通学书室；台北：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本。《游学译编》（1902—1903），东京：游学译编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新民丛报》（1902—1907），横滨：新民丛报社；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影印本。《湖北学生界》（1903），东京：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浙江潮》（1903），东京：浙江同乡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江苏》（1903—1904），东京：江苏同乡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安徽俗话报》（1904—1905），上海：上海东大陆图书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国粹学报》（1905—1911），上海：国粹报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民报》（1905—1910），东京：民报编辑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洞庭波》（1906），东京：洞庭波杂志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汉帜》（1907），东京：洞庭波杂志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云南》（1906—1911），东京：云南杂志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庸言》（1912—1914），天津：庸言报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甲寅》（1914—1915），东京：甲寅杂志社；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5年影印本。《大中华》（1915—1916），上海：中华书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新青年》（1915—1926），上海：上海群益书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每周评论》（1918—1919），北京：每周评论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新潮》（1919—1922），北京：北京大学新潮社；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少年中国》（1919—1924），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向导周报》（1922—1927），广州：向导周报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现代评论》（1924—1928），北京：现代评论社；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本。二、档案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1966。——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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