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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革命观的成熟带来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是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的正当化和斗争哲学的兴起。必须指出，本来“革命”这个词就和彻底根本改变相联系，一旦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其哲学基础，革命的流行也意味着使用暴力为正当观念的普遍化和以斗争为人生意义的兴起。辩证法中的发展观来自于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哲学。黑格尔将任何规定性和其对立面（该规定的否定）的共存，视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将西方革命观念中的进步和求新价值纳入黑格尔的发展哲学，任何一种本质规定性的自我否定（对立面的斗争）将成为进步的原因。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之内涵就和质变，以及事物的矛盾性或内部激烈斗争等同，点滴之改良因不是质变，也就和革命对立起来。自中国式革命观念成熟后，凡不主张革命的，就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我们来看一下与“革命”不同或相反的“改良”和“反动”两个词。“改良”这个词本身包含事物经改变成为良好之意，本来是很难赋予否定性价值的，如1903年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说法：“法兰西有改良内阁之美举。”(61)但是因改良是量变而不是质变，注重改良就是反对革命。因此对于革命派而言，“改良”成为“不要革命”的代名词，我们可以在后期的《新青年》中看到许多批判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章。这也是暴力正当化和斗争哲学兴起最明显的证据。“反动”这个词自19世纪下半叶就在中文语境中出现，一开始是一个科学术语，用于指涉反作用和反动力，很多场合是作为中性词汇。反作用与反动力是否正当，取决于推动力的正当性。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光绪皇帝和少数维新知识分子推动，慈禧太后搞政变是对改革的反动，如1901年梁启超所说：“清议报起于戊戌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今上皇帝百日维新之志事，忽大挫跌，举国失望，群情鼎沸。自兹以往，中国遂闭于沉沉妖雾之中，其反动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62)随着推动力指涉对象不同，“反动”有时指对代表外国人入侵的反抗，其意义又是正面的，如梁启超曾这样论述：“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63)当推动力价值中立时，“反动”亦无价值倾向。例如胡适曾这样说：“我说这段话，并不是说一切学理都不配作根据。我但说：大凡一个哲学家的学说，百分之中，有几分是守着师承的旧说；有几分是对于前人的革命反动。”(64)这里“反动”和“革命”并列，没有负面意义。但是，在中国当代革命观念形成以后，强调对立面斗争的革命导致进步，“革命”作为其中正面一方，亦代表事物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反动”就代表矛盾双方斗争中阻碍进步的一方，它一定是反革命。随着1919年后马列主义革命观的勃兴、暴力正当化，“反动”一词获得确定的负面含义，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词。马列主义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并将其运用到社会发展，提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的含义不仅与激烈改变、强调斗争等含义合而为一，而且与革命观念中用暴力夺取政权之意义相联，从而推出用暴力改变社会秩序具有不可取代的正当性。列宁曾将革命和暴力相联系。(65)19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阐述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歧时，将自己视为列宁主义的继承者，指苏共放弃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来论证其背叛列宁主义。在叙述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时，《红旗》杂志的文章明确指出：“所谓革命，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66)这里的革命被等同于暴力，主张用非暴力改造旧社会则被斥为修正主义。十分有趣的是，该定义在暴力前面加了“革命”这样一个限定词。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循环定义，因为暴力斗争也是“革命”的本义之一，这样就发生用革命来定义“革命”。然而，详细分析《红旗》杂志的定义，可以发现用于限定暴力的“革命”一词，实际上是革命观念的另外几重意义。它们就是革命观念中原先包含的进步观念，即整个唯物辩证法哲学。《红旗》杂志对“革命”的定义实为暴力正当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暴力正当化导致的斗争泛滥而言，中国式的革命观比列宁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把个人道德投向社会制度，甚至和整个宇宙秩序联成一体以形成天道的传统，我们称之为将宇宙规律、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整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结构。所谓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形成，是把拟佛学的革命道德注入天人合一结构，其后果是革命斗争成为终极关怀和修身方式，即革命人生观之形成。所谓以革命为终极关怀，一方面就是以取消一切差别为理想道德境界，代表这种革命道德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67)另一方面，道德最重要的特征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以这种革命道德应付诸行动，就是参加革命，并用斗争作为纯化道德意志的修身方式。把斗争和终极关怀相联系，可以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来概括。故我们亦可以称革命人生观为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把革命斗争作为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意味着将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斗争同时也就成为纯化无产阶级道德的修身方式。毛泽东据此发明一种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让广大党员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纯化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以达到革命目标。也就是说，基于这种中国式革命观念，通过发动批判对立面来进行外部和内部的革命斗争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从此，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成为中国革命展开的有效方式。这是一种中国式的革命观，它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从1940年代毛泽东思想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在建立政权之后，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党内路线斗争，也发动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推行的。也就是说，斗争哲学和批判对立面的修身运动，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展开的整个过程中，这正是中国式革命观念实行的逻辑。(68)本文剖析中国式革命观念的形成及其整体结构，一方面是为了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接受马列主义的本土思想根源，另一方面是想强调中国式革命观和马列主义革命观念的区别。马列主义的革命观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中国式革命观中阶级斗争不仅具有上述意义，它还是新道德，是纯化道德意志进行修身的核心。由于这种新道德是终极关怀，所以它不会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停止，而会随着道德教化而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批判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狠批私字一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中国，而没有出现在苏联或其他国家，其原因正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式的马列主义。其核心中国式的革命观念有着与儒学传统一脉相承甚至更强烈的追求高尚道德色彩，把造就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看成是红旗永不落地的最后保证，这样才会发生“文革”这样要求把每一个人改造成无产阶级圣人的运动。10.7　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总结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当代革命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了。只要撇开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到，革命观念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中一直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中国传统革命观念转化为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归为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所谓选择性吸收，是指中国文化不改变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自身的意义来想象并接受外来观念。如中国传统“革命”的意思是改朝换代。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没有被质疑，“革命”一词很少在政治文献中出现，士大夫使用这个词时大多用于描述动乱、易姓等传统含义。即使用它来译revolution，亦是用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来想象法国大革命，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选择性吸收的尝试，它实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传统组织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之努力。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必定被学习阶段所取代。第二个阶段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和逆反价值注入传统观念的结构。所谓学习，是全面或部分引进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和价值，它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经的阶段。1898至1915年，“革命”一词摆脱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意义，获得西方革命观念中进步、彻底变革、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等种种现代含义。在第二个阶段革命观念所获得的诸种新含义中，某些意义是中国特有的，这就是逆反价值成为革命的含义。如来自谭嗣同冲决网罗、将破除一切差别视为新道德，成为“革命”的新意义。正如我们在第二篇文章所说，第二个阶段是儒学部分退出公共领域，中国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观念层面上的表现。第三个阶段是“革命”的各种意义重新依据某种模式整合为一种整体，它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中国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失败，导致中国新知识分子对前一段学习结果进行反思和重构。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新的天道，这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获得科学的支持和合理化、用马列主义语言表达的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当代革命观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基础。所以说中国当代革命观既不等同于西方，也与马列革命观有别，它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在西方冲击下的变构。这样，第三个阶段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重构。五四以后，形成了以中国当代革命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并且重新实现社会整合，中国也由以儒家伦理为根据的传统社会演变为由革命意识形态统摄一切的政党—国家。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中国文化对王朝更替的自我意识，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兴起则是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失败的产物，由农民革命来实现社会再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机制的变种。我们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论述了新意识形态如何再次整合中国社会。因为革命在中国当代思想中相当于新道德，革命意识形态把中国组成一个超级科层社会和革命道德共同体时，必定是斗争哲学的张扬和批判对立面群体修身运动的大规模展开。认识中国现代革命观形成的三个阶段，对理解中国当代思想的形成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极为重要。因为一谈到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通常都会将其看作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问题上尤其如此。学者谈到当代政治观念，通常都将其视为起源于西方，中国当代思想的形成似乎应该是一个纯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从我们分析中国式革命观的起源和形成，却可以看到，它也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用发愤图强、积极有为的精神去破除儒家伦常等级与差别，它亦表现为儒学入世精神与佛学平等价值之结合。新道德意识形态之所以能用来实现社会整合，是源于中国在学习西方制度的过程失败、不得不借助传统文化本土资源，从而使中国当代革命观念成为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动员的巨大力量。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和西方以及俄国革命的种种差别，还可以通过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兴衰理解革命和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关系。西方革命观念含有对进步之推崇，对彻底、整体变革旧秩序的肯定，本是启蒙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列主义革命观的兴起更是对19世纪西方现代思想危机的响应。中国当代革命观和马列革命观的差别，特别是中国当代革命观在20世纪盛极一时，反映了西方冲击下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机制与传统社会王朝更替的现代变构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20世纪末，随着共产革命的衰落和对集权主义带来灾难的普遍认识，与彻底变革相联系的激进主义革命观念也开始受到批评，“告别革命”似乎成为20世纪末的普遍潮流。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否定文革、推行改革开放，似乎是世界性告别革命的一部分；然而，只要我们着眼于中国式现代（或当代）革命观念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差别，就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提出的问题或许更为深刻。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是斗争哲学和革命人生观，它以取消一切差别这种新道德为终极关怀。事实上，正是斗争哲学泛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暴露了中国式革命新道德和做无产阶级“圣人”的不可欲，才导致中国当代革命乌托邦观念的解体。20世纪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全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和难以遏制的腐败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人生观作为一种新道德，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特有的现象，它是宋明理学追求天理世界的现代表现。这向我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人可以在社会制度变革层面告别激进革命，但是否可能在道义上特别是道德境界层面“告别革命”？————————————————————(1) 本文曾以“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为题发表在《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2005），页1—51，作者金观涛；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修订，增加了分类统计表和例句。(2)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一书，是目前为止对中国革命观念作最详细考察的著作，但该书并没有对中西革命观念的差别作系统研究。(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三篇下，页107。(4) 《周易》“乾”卦“各正性命”之语，孔颖达疏为：“命者，人所禀受。”《周易兼义》，卷第一，页10—11。“说卦”中这样论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王弼注：“命者，生之极。”《周易兼义》，卷第九，说卦传，页183。《左传·成公十三年》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二十七，成公十三年，页460。《毛诗·周颂》：“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郑玄笺为：“命，犹道也。”《毛诗注疏》，卷第十九，引自《十三经注疏》，第二册，页708。(5) 《周易注疏》，卷第五，“革”卦，页111。(6) 我们可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二程是不同意“王者革命”说的，他们曾这样论述：“元年标始年耳，犹家人长子呼大郎，先儒穿凿不可用。或言绝笔后，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时唯可尊周，孟子时方可革命，时变然也。前一日不可，后一日不可”。朱熹编：《二程外书》，卷九，春秋录拾遗，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六百九十八册，页321。二程认为，孔子时代周祀未绝，所以不存在革命的理由；而孟子主张革命是因为他所在的战国时代，周祀已绝，“世衰道不行”；即在道统灭绝、尚未建立之际，方可革命。道统未绝、或者重建道统之后，都不存在革命的理由；所以才有“前一日不可，后一日不可”之说。十分有趣的是，明代吕楠在解释二程的革命观时，将其注为“革命在人心上看”。吕柟：《二程子抄释》，卷七，王苹春秋录第二十六，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六百九十八册，页204。他将革命的根据归为人心，在明末清初“心”是和气有关的概念。因此，也可以说“革命”开始和“气”发生了联系。(7)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页202。(8) 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语汇の研究》，页396。(9)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页30—36。(10) 黄遵宪曾这样写道：“五月盗刺参议大久保利通（以其变法专制故也。凶徒石川县士岛田一郎既就缚，犹自鸣得意曰：吾为国除害矣。先是明治二年参与横井平四郎为十三津川乡士所要杀横井盖尝主张革命论者，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亦遭刺杀。凶徒怀书自首，乃责其练习西洋兵法云。）”黄遵宪：“国统志三”，《日本国志》，第一，卷三，页46。(11) 何如璋：《使东杂咏》（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119。(12) 例如我们可看到如下议论：“第日本自维新以来，儒教所重孝弟之道，废而不讲”。张坤德译：“某报馆访事与伊藤问答节略”，《时务报》，第四册（1896年9月7日），页16。(13) 梁启超：“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续第七册）”，《时务报》，第八册（1896年10月17日），页2。(14) 程起鹏译：“日本三十年间米价涨落情形”，《实学报》，第十二册（1897年12月14日），页11。(15) 梁启超：《自由书》，页24。(16)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1898年1月底），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222。(17) 古城贞吉译：“欧洲党人倡变民主”，《时务报》，第十册（1896年11月5日），页29。(18) 古城贞吉译：“政党论”，《时务报》，第十七册（1897年1月13日），页23。(19) 无涯生：“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第三十一册（1899年10月25日），页1—3。(20) 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1898年7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308。(21) “万国平和同开盟说源流考”，《清议报》，第十五册（1899年5月20日），页9。(22)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页109。(23) 转引自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102，注释1。(2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页223。(25)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三，页662。(26) 梁启超译：“佳人奇遇”，页103。(27) 梁启超：“自由书”，页33。(28) 无涯生：“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第三十一册（1899年10月25日），页2。(29) 树立山人：“尊革命”，《清议报》，第九十四册（1901年10月12日），页17。(30) 邹容：《革命军》，页651。(31) 谭嗣同：《仁学》，页343—44。(32) 在传统用法中，“平等”也指级别相当，“平行”也有近似含义。(33) 谭嗣同：《仁学》，页333。(34) 谭嗣同：《仁学》，页334。(35) “《天义报》启”，《复报》，第十期（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818。(36) 汉一：“毁家论”，《天义报》，第四期（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916—17。(37) 朱谦之：《革命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38) 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1917年4月1日），页1—3。(39)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页12。(40)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323。(41) 梁启超：“释革”（1902），载《饮冰室文集之九》，第四册，页40—41。(42) 中国之新民：“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四十六至四十八号合本（1904年2月14日），页1。(43) “痛定痛”，《江苏》，第三期（1903年6月25日），页4。(44) 大陆之民：“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续第三期）”，《浙江潮》，第六期（1903年8月12日），页18。(45)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四期（1903年6月25日），页2。(46) 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一号（1905年11月26日），页48—49。(47) 参见7.3节。(48) 详见2.4节和7.3节。(49) 近代史研究者常为如下问题所困惑：清王朝是被革命党武装起义推翻的，但为何1908至1911年恰恰是革命党活动的低潮？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165—66。我们用绅士公共空间的扩张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里的“革命”一词使用次数的分析进一步证明我们提出的论点。(50) 梁启超：“盾鼻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页85—98。(51) 在第一阶段除谭嗣同《仁学》外，不存在有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倾向的文字。这表明，谭嗣同的《仁学》是中国式革命观萌发的最早著作。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革命观仍是中国传统意义下的易姓或改朝换代，但已开始用“革命”来指涉法国大革命。发人深省的是，以谭嗣同《仁学》为萌芽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之诞生，和用“革命”指涉法国大革命几乎同步；这无疑证明了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受到西方冲击后的变构。换言之，现代革命观念在中国有其自身的起源。(52) 我们可以用同样方法计算1900至1911年同时包含“革命”、“平等”、“独立”这几个关键词文章的比例。“数据库”中1900至1905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达703篇，提到“平等”的文章为546篇，提到“独立”的有1103篇。同时提到“革命”和“平等”的有210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30％，占提到“平等”文章的38％。同时出现“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关键词的文章有142篇，占提到“革命”总文章的20％。这一统计证明，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观念之出现在文本上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统计1905至1911年的相应比例，其结果与1900年至1905年大致相同。提到“革命”的文章有667篇，涉及“平等”、“独立”的分别为455篇和889篇。同时包含“革命”和“平等”这两个关键词的有202篇，占有关“革命”文章的30％，“平等”文章的44％。同时出现“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关键词的文章有127篇，占有关“革命”总文章的34％。这两组比例大致相同，证明可将1900年至1911年归并为同一阶段。在该阶段有一半左右提到“革命”的文章都同时主张平等和独立。(53) 邹容：《革命军》，页651。(54) 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一期（1906年10月18日），页13。(55) 统计“科学”、“革命”这两个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时候科学变成革命正当性的基础，从而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数据库”中1900年至1905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有621篇、提到“科学”的文章有315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有92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15％、提到“科学”文章的29％。1906年至1911年间提到“科学”的文章有226篇、提到“革命”的文章有667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文章有90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13％、提到“科学”文章的40％。这说明第二阶段前期提到“革命”的文章涉及“科学”甚少，而提到“科学”的文章涉及“革命”的也不多。但1906年后两者的相关性开始增加，分析相关例句可发现，科学和革命的相关性只表现在将科学视为革命，但科学并非革命之根据（除无政府主义者外）。而在《新青年》杂志中，1915年至1918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有145篇、提到“科学”的文章为173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文章有43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30％、提到“科学”文章的25％。这个比例与1906至1911年相差不多，到1919年至1926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有314篇、提到“科学”文章达208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达147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47％、提到“科学”文章的71％。这一统计表明1919年后提到“革命”的文章中四成涉及“科学”，而提到“科学”的文章中居然有七成是论述“革命”的。这是前两个阶段不可思议的现象。再进一步分析这些文章，可发现上述统计说明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已成为革命的理论根据。(56) 参见本书第九篇文章：“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57)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典型性的论述：“依马克思经济学说看来，社会主义是始于空想而成为科学。而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底学说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又是始于行动的社会主义而成为实行的社会主义。”山川均著，李达译：“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1921年5月1日），页2。(58) 金观涛、刘青峰：“试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页167—200。(59)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论证的出发点是人生之苦，这与佛教的思想很相似。佛教把苦之根源归为“无明”，即人的意向性指向对象。而康有为完全肯定意向性，甚至赞扬入世有为的精神，他把苦的根源视为规定性的存在，即规范限制和各种差别。康有为将其归为九界（也就是九大差别），那么救苦之道就是要积极去破除这九界。康有为这样论证没有苦的理想社会：“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康有为：《大同书》，页102—103。这里理想社会形态完全由取消一切差别这一新道德规定，它是拟佛学道德价值的社会投射。(60)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288。(61) 辟支：“宪政发达史”，《浙江潮》，第八期（1903年10月10日），页10。(62) 任公：“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页6。(63) 任公：“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页7。(64) 胡适：“旅京杂记”，《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页253。(65) 列宁在解释考茨基（Karl Kautsky）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说：“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另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中说过：“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页224。(66) “列宁主义万岁”，《红旗》，1960年4月16日。(67)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275—337。(68) 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总第四十期（1997年4月号），页21—34。下篇：方法论在宏大叙事不再时兴的今天，探讨历史研究所追求的真实性和方法论还有必要吗？本篇共收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通过对《新青年》杂志中提到的重大事件的挖掘和统计，分析普遍观念和社会事件之间的互动，重新阐释五四激进知识分子抛弃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的原因。在这一研究中，我们提出了“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一重要新概念。第二篇文章分析了一个更为细致的案例，即清廷1905年废科举这一事件和现代汉语中“科学”取代“格致”的关系，以显示新方法在揭示“事件”、“观念”和“语言”之间关联的可能性和潜力。最后一篇长文是以历史真实性问题为焦点，展开历史研究方法讨论。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认识和把握历史真相，是因为当事件转化为历史记忆（记录）时，不可能是完整无误的；更重要的是支配该事件发生的观念往往没有在记录中保存下来。而如果后人不了解支配历史事件发生时的观念，即使对事件记录的考察再详细，也无法接近真实。凡是历史上盛行过的观念一定会留下使用语言词汇的痕迹；而要找到表达某一观念的关键词的语言学证据，就必须处理极大量的文献。但在计算机工具出现前，这是个别研究者几乎无法做到的事情。近年来，包含历史文献的大型专业数据库的建立及其在研究中应用的尝试，使得观念史研究可以用语言证据（经验）去检验。这时，方法论的重要性也再次凸显出来。当我们用计算机数据挖掘呈现历史记录中保存下来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时，可以清理、分析出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行动反过来改变普遍观念的互动链。这篇文章试图探讨不同于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和后现代史学的新研究方法。十一　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1)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形象，往往像铁路的转辙手一样，决定了利益的动力所推动的行动之轨道。——韦伯11.1　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讲起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知识精英纷纷告别革命，在一般人心目中，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但我们仍然认为有重新探讨这一命题的必要。一方面，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于如何界定五四运动的性质，一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不在该领域引进新研究方法，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周策纵在他有关五四运动的奠基性著作中，将其界定为启蒙思潮和爱国主义结合的产物，“五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名词。(2)但早在197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从参与者还是思想传承上讲，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当时启蒙思潮的关系并不大。(3)启蒙价值如科学、民主、世界主义，是1915年开展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调，而触发五四事件的是爱国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启蒙和反帝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研究者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这样，为什么会发生五四事件就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象征着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换言之，重新检讨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蕴涵着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放弃自由主义的重大信息（如果五四知识分子早期所执著的信念真的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话）。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以《新青年》为案例，利用数据库方法，探讨重大事件与观念演变之间的互动，力图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引进一种新探索。一般说来，如要探讨事件如何影响普遍观念，首先必须明确界定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原因，然后从复杂的因果关系中阐明普遍观念变化的逻辑。对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历史学家早已作过详尽的分析。正如吕实强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爆发实为国人对日本侵略进逼的悲愤，特别是与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期盼、《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带来的失望有着极大关系。(4)将这种见解投射到思想观念演变领域，似乎更可以强化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正是巴黎和会这一重大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民主国家一直是自私自利地根据本国利益行事，他们所谓的公理即普遍人权和民族自决，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这种认识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转而亲和马列主义。(5)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起因与巴黎和会有关。巴黎和会确实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但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权利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相比，这次事件并不特别严重。那么，为什么巴黎和会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从来，人们对某一件事的反应并不仅仅是由事件本身决定，而且还取决于当时普遍观念对事件的解读。自1895年甲午战败后，西方列强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但这并没有妨碍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把西方民主国家作为效法对象。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物竞天择是公理，从中可推出弱肉强食；故在很多人心目中，公理和强权并不对立；另一方面，虽然当时视国与国平等为公理内容，但在争取中国平等地位时又大大受挫，人们也只得无奈地慨叹：“强权世界忘公理，开演生存起竞争。”(6)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报刊言论中就有谈到弱国本来就无外交，“有强权无公理，此世界之公例”。(7)既然在国际格局中从来是“公理不敌强权”，那么，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对公理和强权关系的理解发生某种重大变化，巴黎和会的结果才会成为学生上街抗议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幻灭的原因。实际上，早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即1918年协约国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公理观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如陈独秀是这样论证公理与强权的关系的，他说：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8)陈独秀指“公理战胜强权”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也就是人们的共识，是世界潮流，一反之前“公理不敌强权”的论调。只有当要与西方列强讲公理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的情况下，听到《凡尔赛和约》内容无视中国的权利时，他们才会觉得被西方欺骗了。因此，研究新知识分子告别自由主义的原因，必须进一步追问他们何时、为什么会彻底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一个只强调个人权利、鼓励竞争的社会，固然可以不断发展，最后却会导致危及全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血腥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而且影响到对《凡尔赛和约》的解释，并进一步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观念的建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就不可能对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的观念变迁有真正的认识。上述分析表明，仅仅立足于历史洪流某一时刻的横断面作深入而细化的研究，是不可能找到当时引起普遍观念变化的真正原因的。要理解为什么五四事件是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理念的转折点，就要找到新知识分子发起五四抗议的原因；这样，除了研究他们对巴黎和会的反应外，还必须分析支配参与者的公理观念。而这种公理观念的形成，则是基于更早的事件带来的冲击。换言之，某一事件之所以会改变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因为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造就了这一观念。一旦进入这一思路，分析重大事件对普遍观念的冲击，就变成一连串无穷的追问，研究者将陷入一张不断扩大的历史事件与观念转变的大网之中。为了研究某一时期普遍观念变化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因果链中所有过去的事件找出来。但是，历史研究并不可能处理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那么，当这张因果网变得十分复杂且不断扩展时，是不是会使得研究者无法着手分析呢？我们认为，并非所有事件都和普遍观念变化有关，只有那些和人的价值追求强烈相联，以及和理想社会蓝图有关的事件，才会反反复复参与到观念建构之中。为了研究事件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这就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它是指该事件的参与者或观察者在自己的观念图像中有明确定位的事件。研究事件如何影响观念，首先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并确定与我们研究对象有关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集合。既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指那些在观念系统中有定位的，而且和人们普遍价值系统不可分离的事件，那么它就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就引出第二个难题：我们又如何客观地研究它呢？11.2　什么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如何界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曾把“社会事实”（social fact）定义为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个人对它感知的客观存在。他认为只有这种如同物一样的客观存在，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方法曾经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我们提出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则不是这样。简单说来，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一般社会事实有如下两个区别：首先，只有当该事件的参与者、观察者或回忆者的参与、观察或回忆动机跟某种理念有关，而且他们的动机被某种共同观念所支配时，对于他们而言，该事件才构成某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而与之并存的大量事件，如天灾、交通事故、运动场骚乱、市场物价波动等，只要它们并不直接参与改变人们的观念，大多属于社会事实而不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其次，正因为导致普遍观念改变的不仅是社会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与该事实相对应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故同一社会事实对于不同的观念系统，可以是不同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例如，朝鲜战争爆发是客观事实，但对于朝鲜、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而言，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在各国观念史图像中的定位也不同。此外，同一群体在不同的时段，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可以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观念系统来讨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样一来，研究事件如何改变（或产生）观念，我们要处理的就不再是社会学家所研究的社会事实，而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它是主客观交融的产物，这就与马克思主义典范中观念与事实的关系大不一样了。马克思主义典范观念虽然注重客观事实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但观念只是反映客观事实；而我们所说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则强调事实与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即观念通常会支配人的社会行动，这种社会行动又会变成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进一步影响到观念系统。对于某一特定的观念系统（包括产生和衰亡）而言，必定存在着一些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我们只能根据观念系统的结构和变迁的逻辑，来界定哪些社会事实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既然这种对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研究，很难如以往研究客观事实那样将其看作和主观世界（人的观念）无关的存在，那么人们必然会问：我们又如何进行相对客观的研究呢？众所周知，只要某种观念真的普遍存在过，由于观念的表达和传播离不开语言词汇，我们总是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该普遍观念存在的语言证据，并可用文献多少和表达该观念的关键词使用情况来判断其普遍性和影响力。此外，一般说来，观念的变化对应着表达该观念的词汇或语言意义的变化。这样，所谓客观地把握普遍观念的变化的一个可行办法，就是利用当时的重要文献，把表达普遍观念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同理，我们认为，那些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如在历史文献中被记录得愈详细、提及次数愈多，就表明它同观念系统的联系愈紧密、愈重要。正如某种普遍观念对应着固定的关键词一样，人们也经常对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进行命名。因此，如果对那些反映普遍观念变迁的词汇做出记载次数和意义的统计分析，是研究观念变化的客观方法，那么，我们只要研究文献中记录了哪些事件，特别是统计被历史命名的事件的使用次数，并分析它和当时普遍观念变化的关系，也就成为比较客观的研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方法了。自1997年起，我们开始把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应用于思想史研究之中。与本书中篇用关键词统计分析研究某一组关键词所代表的观念变化的论文不同，本文侧重于分析文献中对事件的记录，探讨研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观念互动的方法。学术界公认《新青年》知识群体思想的变迁，可以作为五四新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典型，那么，根据上述必须用反映普遍观念变迁的文本来界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一原则，我们选择了《新青年》中被记录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并考察了“数据库”中《新青年》提及的主要历史事件，然后再分析当时人们对事件的评价及其如何与观念互动，以勾画事件如何影响观念变迁的历史图像。我们利用“数据库”把《新青年》中提及的大小历史事件（同一事件的不同提法，归为同一事件）按提及的次数做出统计，得到表11.1。(9)一般说来，事件被提及的次数愈多，代表当时的人愈关注它。如表11.1所示，在《新青年》中，巴黎和会被提到共87次，如果用被提及次数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重要性之指针，它只占第七位，尚有六大事件的重要性高于它。这些事件依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448次）、十月革命（287次）、复辟（133次）、义和团（128次）、法国大革命（93次）和新村运动（90次），表明这六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比巴黎和会更重要。因此，考察导致《新青年》知识群体观念产生变化的原因，起码还应包括这六大事件。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为准确，本文把表11.1中列出的所有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都作为考察对象。(10)表11.1　《新青年》中所提及的十一项大事11.3　事件在观念系统转化中的定位用数据库方法研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第一步是作出某一事件按时间顺序的被提及次数，并据此分析不同时期人们如何评价该事件。应该指出，不同的观念系统所注重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并非完全相同，其提及次数可能差异很大。例如，马列主义看重的某些社会事实，对于自由主义则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对同一社会事实，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因此，当普遍观念从自由主义转化为马列主义时，这一类社会事件必然面临再评价。其后果是，相应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在文献中的使用次数和人们对它的价值取向会发生改变。如果某些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对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同样重要，那么当观念系统转化时，这类事件被提及的次数不会有太大变化。有些事件仅仅是观念系统转化的触媒，它对于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都不重要；这一类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仅仅出现在观念系统大变革的短暂时刻，事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是说，一旦得到某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被提及次数的时间分布，并结合各时段对该事件的评价，就可从统计上初步确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观念系统转化的关系。表11.1所列《新青年》提及的十一项重要事件，按发生地点又可分为世界事件和国内事件两大类。我们先分析世界事件被提及次数的分布情形。图11.1为“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法国大革命”、“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在《新青年》各卷中的提及次数。从中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是：在1919年这一知识分子思想转化的关键年头，“巴黎和会”的提及次数相当少；要到1921年以后，也即在《新青年》知识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巴黎和会”才被大量提及。这说明巴黎和会虽然是诱发五四游行的直接导火线，但如果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这样一来，如果我们承认巴黎和会是不可忽略的影响五四知识分子观念转化的重大事件，那么，从逻辑上讲，必须更重视在表11.1中所列出的、提及次数比它更多的另外六大事件。图11.1　《新青年》中“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华盛顿会议”和“巴黎和会”的使用次数一般来讲，人们认为是“十月革命”这一重大事件促使中国知识界转向以俄为师，走上全面社会革命的道路，但从图11.1可见，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及其后一两年，它被提及的次数极少，这表明当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对这一事件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也是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是19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这表明，十月革命是革命话语勃兴之后，才在观念史图像中被重新定位而受到重视的。因此，我们不能如以往那样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应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社会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当然，这不是否定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应该对“十月革命”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给出更准确的定位，这一定位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或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十月革命的重要性才日益显现，并对中国现代观念系统转化发生极大的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作为社会革命的成功样板，促使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中国式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11)那么，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对《新青年》知识群体观念系统的冲击又如何呢？从图11.1可见，“法国大革命”在1915年至1922年间被提及的次数一直变化不大，到1922年略有升高，1923年后又降至原来水平。这说明，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知识群体不论是以前认同自由主义还是以后接受马列主义，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重视程度变化不大。这样，某些学者提出的因推崇法国大革命而导致新文化运动后期激进主义兴起的观点，就显得相当粗疏了。准确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一开始（甚至可以说是自戊戌变法以后）就一直被重视，故探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影响，便必须放宽历史视野，追溯到新文化运动之前。我们应该把新文化运动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以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现代革命观念为何会在1915年后兴起，使得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思想和以前不同。(12)表11.1所列事件中，使用次数最多、变化最大的是“世界大战”，因此，我们认为它才是构成《新青年》知识群体观念史图像中最重要的世界事件。图11.1显示，其使用次数有四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16年，这时“一战”正在进行中；第二个小高峰是1918年，协约国获胜，欧战结束；第三个高峰为1920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第四个高峰为1923年后，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新青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分析这四个高峰时期对“一战”的评价，可以发现存在着极大差异。在《新青年》中，1916年对世界大战的描述和报道大多属于中性，如高语罕在1916年谈道：“现在国家在国际间之位置”，因为“轮轨发轫，交通频繁”，造成“国际纠纷，与日俱进”，这种描述并不一定视协约国为正义、德国为邪恶；他忧虑的是“欧战初起，波及亚东，东邻乘隙，要索忽来”，(13)也就是说，他更关心“一战”造成西方列强均势被破坏对中国构成的影响。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协约国明显已作为正义的一方，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引用陈独秀的言论，明确指出德国战败意味着“公理战胜强权”。高一涵则更为乐观，他“征之于最近西人舆论而可信者”，居然相信：“于是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14)可是，到1920年，高一涵完全改变了之前对协约国胜利可以为世界带来人道和平的国家主义的看法，他对欧战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欧战一开……全世界的人都一个个极力发挥他的兽性，就是生平以阐明真理自命的人，和世间尊重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那些讲人道博爱的宗教家，都没有一个不为自己国家曲辩，不说人家国家的坏话。”(15)其中流露出对西方那些以真理自命的人的极大失望。到1923年，《新青年》知识群体则从马列主义观点看欧战，从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欧战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指出它不仅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邪恶战争，而且还用对欧战的态度来区分正确与错误，甚至作出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划界。由上述分析和统计可以看到，“世界大战”确实是当时观念史图像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图11.1中“世界大战”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被提及的次数存在着几个高峰，绝不是偶然的。随着“一战”的发生、进行和结束，《新青年》记录了其作者群对这一事件不断反思、评价变化的轨迹。只要进一步查看这几个高峰时期的相关例句，就可确定不同年代的人们对其作出的不同评价。它正好揭示了《新青年》知识群体几次思想转折，并反映出思想演变的内在原因。11.4　重大历史事件与观念的互动我们在前面引述陈独秀的一段话来说明《新青年》知识群体公理观的变化，它是巴黎和会的结果导致五四运动的思想前提；而公理观的变化又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有关。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学生上街及抛弃自由主义主要是由“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这两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引起呢？我们认为，不能仅看国际事件的影响，还必须结合该时期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来观察。对照图11.1，1918年“世界大战”和1919年“巴黎和会”被提及的次数，都远比这两年“拳匪”和“复辟”被提及的次数少。(16)这显示当时《新青年》知识群体除了关心国际局势外，更注意国内发生的事。如果说世界事件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那么，国内事件对观念影响更为巨大。这样，研究《新青年》知识群体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原因，除了讨论上述的世界事件外，还必须涉及其他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在表11.1中其他尚未考察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都是国内事件。五四运动前，提及最多的是“义和团”和“复辟”这两件大事。特别是“复辟”，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时，也即袁世凯称帝事发时，“复辟”就引起强烈关注；在1917至1918年间，“复辟”被提及的次数更多。这表明1917年张勋带两万辫子军进京复辟帝制的事件，对知识分子思想造成很大的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对复辟事件的关注一直持续到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就是说，帝制复辟事件一再在观念系统转化时期被反反复复提及，可见它对知识分子造成的思想冲击是多么持久。我们知道，《新青年》群体对帝制复辟的评价，一贯持坚决否定态度。他们除关注复辟事件外，还进一步寻找复辟的社会及思想基础。为什么说寻找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是和“一战”同样重要的，导致《新青年》知识群体观念系统发生巨变的原因呢？关键在于，如果说“一战”暴露了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国际秩序的虚妄，那么，对袁、张相继复辟帝制事件的反思，则直接导致新知识分子怀疑民初引进的共和政治，并颠覆了其思想基础。我们曾经论证过，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中国引进类似于西方共和体制失败的象征，它成为新文化运动爆发的直接诱因。张勋复辟更加深了学习共和制度失败的挫折感，由此引发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中用“民主”取代“共和”的过程。(17)这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指称的变化，还反映了《新青年》知识群体对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之根据的否定。《新青年》群体的批判矛头是指向帝制复辟的，那么，复辟的思想根据又是什么？复辟派主张所谓虚君共和，这种政治保守主义主张的理论根据是：中国要求生存、求发展，赶上西方，就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局面；鉴于当时国情，要稳定就必须恢复帝制。对复辟的批判，必定要否定其思想基础，以陈独秀、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群体认为儒家伦理应为复辟负责。当时的共识是民初共和政治的混乱导致了复辟，如果再往前追溯，民初共和主义也是20世纪最初十年清廷立宪的思想基础。这样，就需要猛烈批判那种把私领域道德和公共领域道德视为互不相干的中西二分二元论观点。(18)反对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则导致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共和主义作为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随着该意识形态的消亡而丧失其正当性。因此，从大方向来看，是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相结合，导致了《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思想发生巨变，放弃自由主义正是这一巨变的一部分。我们再简要分析一下“义和团事件”与《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关系。应该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事件只是一种历史记忆。从文本上看，1918年提及该事件的次数相当多。这是因为，当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看到克林德碑的报道，勾起了人们对十几年前事件的回忆。1918年陈独秀重提义和团，他引用罗惇融的文章，先讲“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揭示出义和团是中国响应西方冲击时出现的反西方意识；又说：“义和团自谓能祝枪炮不发，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向东南拜”，(19)这一面则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象征。当时大多数有关义和团的议论，都有上述代表性言论的两个要点。我们可以看到，1918年对义和团的反思，是与反对复辟一起出现的，同属全盘反传统主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义和团”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通过全盘反传统主义和普遍观念发生关系的。而到1921至1924年，义和团事件又再次被提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也已被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分赃。在这种视野下，我们已看不到对义和团排外和愚昧的批评，代之而起的是把义和团视为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五四运动的发生，不仅是新知识群体对西方国家希望的幻灭以及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显示，还是对改造中国新力量的寻求，这就成为对义和团事件从部分批判到全面肯定的原因。在表11.1所列举的《新青年》提及的重大事件，其中最后两件事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两件事和其他事件不同，它们均涉及自我指涉。如前分析，新知识群体对西方列强认识的观念转变，促使他们对巴黎和会的结果作出于5月4日那一天走向天安门广场抗议的行动。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观念转化的过程中，五四运动自身也立即变成观念史图像中的重大事件，马上被赋予意义。一般说来，社会事实转化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但“五四运动”这个词却几乎是立即被使用。它最早出现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致电中，其电文首谓：“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20)1919年5月20日，《晨报》就将5月4日发生的事件称为“五四运动”，(21)罗家伦认为它是“再造中国的元素”。(22)人们赞扬五四运动，是因为被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这些改造中国的新力量所震撼。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直接结果，是全国学生联合会应运而生。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召开会议。一下子，全国学生组织起来了，中国出现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造力量。10月，国民党人张宁在给当时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信中写道：“观于北京大学数月来之举动，我西南数十万雄兵所不能为者，而彼能为之。”(23)这反映出在当时人眼中的学生比兵还厉害。中国用“丘八”来指当兵的，后来学生被冠以“丘九”的称号。李剑农也认为：“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24)中国顿时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国”。学生甚至被称为“学匪”，市民一听到“闹学生”，会视为“拳变”再现，奔走相告，唯恐避之不及。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学生由于整天在街上闹事，被称为“满口新名词，胸无点墨”。正如罗家伦所言，当时有一种“学生万能”的观念，学生界奇军突起，仿佛成为一个特殊阶级，这个阶级似乎是什么都要过问的。(25)在此之前，知识分子深陷于共和政治失败和改造社会的无力感之中，而学运一发生，它的意义就立刻被认识到了。正如罗家伦在总结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所说：“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26)换言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五四运动”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指出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告别文化运动，走向政治参与。从五四运动本身的演化逻辑可以看出，一开始学生的口号是“只问外交、不问内政”，过不了几个月，全国学运则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和“打倒军阀、再造中国”为目标了。分析“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被提及的次数及意义发现，后者主要集中在1919至1920年，(27)主要为《新青年》作者群在反驳新文化批判者时所用；而“五四运动”则自1919年事件发生后不断被提及，并且明确地与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五四运动激起的政治参与意识高涨，其直接后果是革命观念的勃兴。再参照《新青年》中“革命”等关键词的使用次数即可看见，直至1919年以前，“革命”使用次数一直相当少；却是五四以后，才以井喷之势兴起（参见此处）。这表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告别革命情绪的逆转，是自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后沉寂了十几年的革命话语的复活。我们曾经论证过，“革命”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指改朝换代，它是在改革失败、清王朝丧失统治合法性时出现，并获得西方革命观念中进步和彻底改变的意义的。(28)1919年以后革命话语勃兴，是五四知识分子对共和主义改革的绝望，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达到目的，也是他们意识到学运和群众运动的结合可以成为改造中国力量的表征。1919年12月，陈独秀就很清楚地道明这一意义：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29)11.5　互动关系网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在表11.1中，排在第六位的重大事件是“新村运动”，这是当时国内备受关注的思潮和实践。从思想演变来看，如果说“一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弊病，以及对复辟事件的反思导致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两大事件引发了五四运动，是《新青年》知识群体思想变化的推力，那么，对新村运动乌托邦实验失败的思考，则是把激进青年推向接受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村运动在1919年前后迅速兴起，是五四运动激起政治参与热忱的另一种社会行动的表现。当时，周恩来在天津办觉悟社，要寻找“人”的生活，(30)把改造家庭、共同生活、工读主义作为经常讨论的题目。(31)毛泽东计划在岳麓山下建立半耕半读的新村。(32)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计划建立一个完全共产的“共同生活的模型”，并称之为“未来之梦”。(33)工读互助团遍及北京、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地。(34)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团试图以个人组织新生活模式来影响社会，但这种诉诸个人自愿组合的社会改良尝试，很快就由于无法在经济上维持而逐个宣告破产。1920年12月，陈独秀已经用唯物主义观点来总结新村运动的失败，他指出，自人类有社会以来，“试问物质上精神上那〔哪〕一点不是社会底产物？哪一点是纯粹的个人的？”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福利耶以来之新村运动及中国工读互助团便因此失败了”。(35)翌年，陈独秀又说：“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而新村运动者“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说：“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36)可见，新村运动失败对知识分子观念系统的冲击，乃是否定其个人主义以及那种自我改良式的社会再造梦想。新村运动的失败，使《新青年》知识群体认识到必须用大众的社会革命取代个人的社会改良；而要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就必须改造原有松散的政党及动员群众的方式，(37)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在《新青年》中，提及“辛亥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时，大多都视它们为不彻底的革命，是不可取的；未完成的使命应该由即将来临的彻底革命来实现，如二月革命后紧接着发生的、推翻帝俄政权的十月革命。而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选择共产革命，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由主义，转变为马列主义的信仰和实践者。1921至1924年，在由工读互助团演化而成的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组织中，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大大加强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新青年》中对此事件提及得并不多，只有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922年以后，“十月革命”这一事件才成为这一知识群体热切关注的焦点。以上，我们极为简略地分析了《新青年》提及的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是怎样与《新青年》知识群体的观念互动，以勾勒出他们从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到中国共产党建党者、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到马列主义实践者的转变。我们的分析表明，《新青年》知识群体放弃自由主义，与他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寄望的幻灭、中国学习西方共和政治的失败，以及对学生运动改造中国的期望都有关系；并分析揭示所涉及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观念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网。但是，一旦要研究事件与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网，就必须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第一个疑点是，是否可以说1919年以前这一知识群体是信奉自由主义？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大量传入中国时，是与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紧密相联的。事实上，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新青年》知识群体已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共和政治。新文化运动是用大无畏的理性精神来审视一切生活领域的，这种精神当然也包含着对作为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反思。那么，用信奉自由主义来概括五四运动前《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思想主流，显然是不准确的。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寄望虽尚未幻灭，但他们的理想和模仿对象已超出西方社会。第二个疑点是，能否说他们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源于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下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列宁主义本质上可归为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整合解体的产物，那么，我们认为，革命话语1919年以后在中国的兴起并转化为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则是和中国式革命观存在内在的联系。与列宁主义革命观不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一方面有改朝换代的隐结构，另一方面则是由全盘反传统主义主导下价值逆反的产物，其中国特色很鲜明。因此，那种指《新青年》知识群体拥抱马列主义亦是一种过分简化且不准确的说法。时至21世纪初，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一反1980年代注重思想和宏观研究的学风，沉入愈来愈琐碎的细节考证。历史研究的细化无疑有益于学术的进步，但是本文研究表明，要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变化，专注于细节研究并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无论是一个个观念，还是各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联；如果将其从整体的关联中抽离出来作细节研究，本身已偏离了真相。而事件与观念的互动，更是一幅广阔的历史图画。要了解它，就必须拓展研究视野，把新文化运动放到人类近现代社会变迁和中国近现代史甚至是几千年的王朝更替中，才能对其有深入的理解。五四运动唤醒了原本代表王朝更替的“革命”，赋予它现代含义，并使新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可以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社会，克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如果我们不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变迁和它之前与之后的历史整合起来、不把中国近现代思想和世界历史整合起来，就不可能理解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经济史研究中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但在观念史研究中，人们由于找不到类似于地理结构、经济发展长周期那样可以长程影响观念变化的因素，故一直缺乏对长时段变迁模式的研究兴趣。我们在本文中所做的尝试表明，历史事件往往只是在观念系统定位及其转化中被重视、记录和反复提及，因此历史记忆是由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构成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不仅包含着社会事件和观念变迁互动的记录，还是历史变迁长程模式研究的最重要根据，它可能与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所说的结构和长时段一样重要。社会事实通过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为中介与普遍观念互动的机制，或许可以使我们把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结合起来，提出社会思想和社会事实在互动中演化的新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方法论探讨。它包括对观念、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定义进行深入探究，并引入数据库方法，用系统演化论对历史真实性作出新理解。然而，这一切都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处理的了。————————————————————(1) 本文曾以“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为题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总第八十二期（2004年4月号），页24—35；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订。(2) 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上册（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1—9。(3) Joseph T. 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Modern Asian Studies 4，No. 1（1970）: 63-81.(4) 吕实强：“巴黎和会冲击下国人的反应（1919）——兼论五四运动的本质”，载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页457—97。(5) 这方面早期的论述可见Benjamin I.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7-27。(6)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三号（原第八十五号）（1906年8月20日），页3。(7) 如经常可见如下言论：“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吾人而沉沦于异族之下，宁有幸理，国力不振，人人可得而侮，孰为我亲孰为我疏，有强权无公理，此世界之公例。列强对我固无厚薄之可言，而意以为亲为疏者，乃真梦呓。”抚瑟：“青岛回顾记（续）”，《大中华》，第一卷第四期（1915年4月20日），页3。(8) 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第1版。(9) 除了表11.1中提及的事件外，按提及多寡还有如下事件：童工、二月革命、日俄战争谈判媾和密约、实业／工业革命／革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革命、普法战争／之战、宪法草案（含天坛宪法）、农奴解放、女权运动／女子革命／妇女革命、护国军、十字军、癸丑之役／革命／政变、戊戌政变／变法／变法维新、罢黜百家、日本／明治维新、中日战争／甲午战败／甲午之役／马关条约、日皇加冕、马赛大会、俄土战争、匈牙利革命、海牙会议、柔鲁会议、共产国际大会、禁酒运动、北美／美洲独立、英国革命；偶尔提及的有：护法之战、远东会议、斯托克霍摩会议、锡黑暴动、三教之争、汤武革命、田地运动等。(10) 原则上讲，一切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都应加以考察。当然，使用次数愈少愈不重要，故本文仅考察表11.1所列出的事件，而忽略其他事件。(11) 同样的分析定位适用于“华盛顿会议”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12) 关于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详见10.2节；关于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形成详见10.5节。(13) 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1月15日），页5—6。(14)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页2。蔡元培讲得更清楚：“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蔡元培：“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二）劳工神圣！”，《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15日），页438。(15) 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1日），页1。(16) 另外，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页31，图2。(17) 详见7.4节。(18) 详见7.3节。(19) 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15日），页450。(20) 转引自北京大学档案馆整理，陶英惠著：“蔡元培与五四爱国运动”，注释1，www.dag.pku.edu.cn/erjimb/pageshow.asp?articleid=594。(21) “学界风潮愈闹愈大”，《晨报》，1919年5月20日，第2版。(22)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1919年5月26日），第1版。(23) 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页414。(24)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页607。(25)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页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