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1月15日），页436—38。(93)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晨报》，1920年2月20日。(94) 胡适曾在文章中交替使用“民治主义”和“德先生”两词。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页5—12。后来，他在翻译杜威题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时，再次使用“民治主义”一词。参见高一涵记：“杜威博士讲演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1920年2月1日），页117—32。(95) 我们所谓的“价值取向”，是指作者在使用与民主相关的词汇时所持的态度（正面、中性或负面）。例如，陈独秀在反驳康有为的民主观时引用了康有为文章的说话。康氏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民主是持负面态度的，但陈独秀引康氏的说话去反驳他，因此在陈氏的批评文章中，对于与民主相关的词汇是持正面态度的。(9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页691。(9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页1364—66。八 从“富强”、“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1)一百五十年来，经济决定论的认识一直处于迷雾中，它或者被认为是科学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或者被理解为某种物质决定论。其实，经济决定论的兴起意味着人类对社会组织原则认识之改变，历史上它是对现代社会危机的一种响应。8.1 “经济”一词所包含的历史悖论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两个例子最能反映文化对翻译的巨大影响。一个例子是将science译为“格致”，另一个则是将economy译为“经济”。“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用于指涉science，明确表示将西方意义下的认知，纳入儒学修身八条目的轨道。“经济”一词的中文本意是经世之才干或经世济民，是儒生常用的词汇，用它来指涉economy，同样刻画了西方经济科学如何道德化、成为类似于儒学经世致用和道德理想国追求的一部分。然而，十分有趣的是，这两种译法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完全不同。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掀起了中国社会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在大规模引进西方制度的前提下，很多重要的价值和观念开始与儒家伦理划清界线，如“个人”、“权利”、“社会”、“公理”等词的普遍使用。正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不再使用“格致”而改用“科学”来指称science。(2)但是，“经济”这个词的用法的变迁过程，恰恰与“格致”相反。早在洋务运动初期，西方现代经济学已经传入中国，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就是一本鼓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在这本书中，economy音译为“伊哥挪谜”。(3)1895年之前，“经济”主要沿袭了传统的用法，如1883年王韬在一篇文章中说：“王君述撰等身，于文多经济之作，生平尤邃于经学，大抵皆从阅历忧患中来。”(4)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系统地论述中国为了达到富强的目标，就必须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是该书讨论得最多的议题，但郑观应在使用“经济”这个词时，其意义仍是传统的经世济民，他宁可将学习西方经济事务归纳在“商战”和“商务”的名目之下。(5)在甲午后汹涌澎湃的戊戌维新运动中，1896至1902年间，严复开始着手翻译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他把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书名译为《原富》，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地抓住该书的实质。在1896年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中，他并没有将economy译为“经济”，而是创造了“计学”这个词。严复认为日本用“经济”译economy过于笼统概括，而儒学的经世济民是不能用来指涉西方经济科学的。(6)梁启超也曾明确指出：“惟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混学者之目。”(7)但是，严复和梁启超的批评，并未能抵挡住用“经济”译economy的潮流。确实，早在日本江户时代，“经济”一词在使用时就已经淡化了道德色彩；最早用“经济”来翻译economy的，是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8)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留日学生把“经济”一词带回中国之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已用“西学经济”来泛指现代工商军事等才干。(9)1901年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宣布开设“经济特科”，在科举考试中选拔精通中国和西方事务（包括经济学）的人才。(10)在1905年“经济”成为economy的固定译名前，我们曾看到“经济”一词频繁使用。为什么就在“格致”演变为“科学”的同时，“伊哥挪谜”和“计学”却被“经济学”取代了？表面上看，这正好证明了在这一段时间日本著作的翻译，对中国知识分子使用的现代用语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中国文化接受外来观念的思想史内部因素，就可以发现两者的意义是不同的。由“格致”变为“科学”，意味着有关自然界的学术研究和儒家伦理脱离关系，它是一个译名非道德化之过程。“经济”一词的情况则不同。甲午前，“经济学”的中文译名十分多样化，而大多并不具备道德含义，如“伊哥挪谜”、“理财学”、“富国学”等；但随着现代化的展开，带有浓厚道德含义的“经济”一词逐渐取代了“富国学”，成为economy的译名，这个译名反映了某种观念的道德化过程。为什么在清廷新政实行的过程中，以上两者会呈相反的趋势？显然，这涉及思想史内部未曾注意的问题。本文通过“数据库”考察economy的中文译名术语的变化，以及相关词汇的计量分析，并对照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兴起的过程，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组织原则的几番转变，进而解读现代汉语用“经济”译economy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制。8.2 生计与“经济学”在探讨社会组织原则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传入中国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花少许笔墨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兴起的思想史过程。首先必须指出，在西方传统思想中长期存在经济生活和政治活动无关的看法，这是19世纪经济决定论兴起后难以想象的。考察economy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西方，economy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是指家计（oeconomia）。亚里士多德在《家政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它是与城邦政治学不同的另一门学问——oikonomika。在该书一开头，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家政学和政治学的不同。他认为这个不同首先表现为“家政学先于政治学而产生”，而且“家政学有别于政治学，正如家庭之别于城邦”。他进一步指出：“政治学涉及众多的统治者，家政学只涉及唯一的管理者。”(11)既然家政学先于政治学，似乎很容易得出经济是政治活动之前提的看法；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十分明确地将家计限定在家庭之内，把家庭生计活动与家庭以外的政治活动划分为两个不相干的领域。亚里士多德指出：“财产是家庭的一个部分，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家务管理技术的一个部分。”(12)与此同时，他否定家庭以外的经济活动的正当性。他这样论证：有两种致富方法，如前所述，一种为家务管理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是零售贸易；前者是必须的、体面的，而由交换构成的后者则应受到指责，因为它是不自然的，而且它采用的是一种从他人处获利的方式。(13)可见，亚里士多德把正当的经济活动严格限定在家庭范围内，其功能是维系家庭存在；超出家庭之外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不自然，甚至是不道德的，它自然也不可能与政治活动有什么关系。这正是古希腊时代被普遍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阿伦特曾将这种社会组织原则概括如下：“根据希腊人的思想，人类的政治组织能力不仅不同于家（oika）和家庭为轴心的自然关系，而且还直接地与之相对立。城邦的兴起意味着除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外，还接受了第二种生活，即政治生活（biospolitikos）。”(14)到了中世纪，虽然希腊罗马式的城邦政治生活已不再存在，但政治领域和家庭生计领域仍是互不关涉的。众所周知，与西方明显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将国家看作家庭的放大，家庭和国家（政治）从未被明确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在这种社会组织方式中，人们清楚意识到政治文化和家庭生计的互相依赖关系。梁启超早就注意到，在众多学科中，唯独生计（经济）学这门学科在古代中国比西方发达。他认为早在秦汉时期，关于税收、理财、盐铁和货币，中国就有比古希腊罗马更丰富的论述。(15)我们考察一下中文里“经济”这个词的来源和意义，也很容易发现它和西方指涉的家政不同。历代“经济之学”、“经济”等词，或用于指涉经世济民，或用于指涉治国才干，如《朱子语类》中有如下句子：“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16)又如沈涛所云：“〔施彦士〕……著有《海运刍言》，论海运始末利害甚悉，儒生之有真实经济者。”(17)“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干，都包含着如下环节：首先是“经世”，它的意思是落实儒家伦常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建立一种与之相符的、整合社会各层次的秩序；“济民”则指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解决百姓生计。在传统中国，政府应推行仁政，以解决亿万家庭的生计问题，而这又取决于社会是否建立了正常的道德秩序。任何生计危机和民众的流离失所，都可以归结为理想道德秩序被破坏。上述道德政治笼罩下的经济观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挥作用，是由于儒学提供了颇为独特的社会组织原则：一个正当的社会必须是根据伦常等级和相应道德规范组织而成的。我们曾论证过，自秦汉帝国建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上层是以王权为核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中层是县以下绅士乡村自治，下层为宗法家族组织。这三个层次能够良好整合，则是依靠儒家意识形态的功能。(18)儒家伦理将“忠”看作“孝”的延伸，“国”是“家”的同构放大，并主张由信奉儒家伦理的知识精英对乡村实行统治。这种社会整合方式使得整个社会被理解为一个根据君臣、父子等纲常等级组成的有秩序结构。只要人人依照儒家伦理原则行动（即做到所谓“理分”），就能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而要维系这种伦常等级秩序，就必须人为地创造或维系一系列经济条件，如自耕农为国家提供足够的税源，地主经济保证绅士对乡村的自治，族田提供宗族家庭教育和公共活动的种种费用等。在这种由伦常等级组成的社会图像中，只要纲常等级规定的道德秩序良好存在，经济活动就能自动运行并维系社会的稳定。(19)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出现社会生计问题，但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和家族通常都能有效地运用调控手段解决这些困难。(20)这些调控手段的失灵，大多发生在一个王朝末期。那时，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腐败、农业凋敝、商业和城市病态繁荣；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维生，终于爆发改朝换代的大动乱。(21)根据由儒家伦理提供的社会组织原则，正常的秩序等同于道德规范之实现；而社会危机特别是民众生计出现困境的原因，则是由于君王失德、官僚机构腐败和政府没有实行仁政，即社会秩序偏离了儒家理想的道德伦理秩序。(22)因此，解决生计问题的方法必定是经世济民，它是一种重整社会道德秩序的手段。这里，道德伦理始终是“因”，而生计问题是“果”；经济生活由道德政治决定。8.3 在经济决定论的背后：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从思想史上讲，西方要到17世纪前后才发现经济和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它与现代社会兴起同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现代社会被视为由独立的个人根据契约而组成，我们称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权利（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核心价值之上。随着17世纪个人权利观念在西方兴起，社会组织逐渐被想象为由独立自主的个人根据契约组成。个人让渡部分权利形成政府的公共权力，这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而独立的个人以自己拥有的产品（或劳动力）与他人交换，以解决生计问题，构成了市场经济的正当性。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到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这一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在这种组织原则中，社会是由人根据某种目的（商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自行组织起来的系统，需要注意的是，这正是“社会”这个词的本来意义。(23)这恰好可以解释，阿伦特指出的经济学作为生计之科学的诞生，与“社会”的兴起是同时发生的原因。(24)这时，经济学的内容就不再是如同家政学那样，仅仅探讨家庭式的管理和分配财富，而需要首先说明整个社会如何分工，个人向社会提供的物质和劳务与个人需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使得社会分工和交换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阿伦特曾这样论证经济学从家计学中脱胎出来之过程：现在家庭的日常事务必须由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家政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与这一新发展相应的科学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学，而是“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或volkswirtschaft，所有这一切都意指一种“集体家政管理”。众多的家庭按照经济的要求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超人的家庭。我们把这个家庭的集合称之为“社会”。(25)18世纪西方现代社会形成，经济学亦随之成熟。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被公认为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在谈到如何读这部经济学专著时说，千万不要忘记斯密是将其经济学建立在那个时代普遍认同的哲学基础上的，他指出斯密认为自己是天赋自由原则的最早发现者。(26)确实，《国富论》的整个哲学基础是个人权利和契约论，它的迅速普及，是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如何孕育现代经济学的最佳例证。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中，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均从个人权利推出，人的政治和经济乃至文化关系都来自于个人权利和契约，其表现形式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里，经济、政治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三者虽然互相关联，但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作为一种应然社会之蓝图，在应然世界中讲经济生活决定政治、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中，并不存在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是19世纪的意识。为什么要到19世纪经济决定论才出现？历史上，经济决定论是和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日益严重的社会生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博兰尼（Karl Polanyi）指出，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社会贫富两极化的现象，财富快速增长与大量贫民出现同步。1785年，英国公布了保护贫民最低生存权的《斯宾翰连法》（Speenham land Act）。但这一济贫法不仅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因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致使贫困化更趋严重。19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家都被以下悖论所困惑：为什么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大部分人却会贫困到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呢？(27)正是在对贫困根源的考察以及提出不同的理论解释和对策的背景下，产生了西方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两种互相对立的学说。对贫困问题的反思，迫使人们思考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合理性。如果在这一层面上回答为什么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难以维持自己生计的问题，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认为因没有彻底贯彻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所致，即工人贫困化是自由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结果；另一种则是从批判市场经济出发，质疑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博兰尼详细地讨论了第一种可能性。他指出，自汤生（William Townsend）的《济贫法研究》（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开始，到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再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经济学的市场法则逐渐被看作类似于生物学界那样的自然规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万能的。这样一来，《斯宾翰连法》被废除，终于形成劳动力市场。(28)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力图不断细化和完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博兰尼还指出，19世纪贫困问题的出现，使得“李嘉图与黑格尔从相对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society）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之法律支配的，反而是国家受到社会本身之律则的支配”。(29)贫困问题的出现，促使马克思发展出经济学的另一个方向，这就是把贫困根源归为市场机制本身，即市场实现的分配是不公正的。马克思指出，在市场出卖劳力的工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这就是剩余价值论。一旦剩余价值论成立，它就会如此质疑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的正当性：当自由的个人在市场中难以维持生计时，个人自主性还能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来源吗？本来，在启蒙思想中，平等包含在权利之中，它与个人自主性并不对立。而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府废除济贫法，用强硬的政治手段来建立劳动力市场，维护自由经济，正好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上层建筑无非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被认为是一切政治制度和价值系统（包括个人权利观念）产生之基础，这就自然而然地推出经济决定论。由经济决定论出发，可进一步推导出历史唯物论，即历史上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不同形式的不合理剥削制度。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唯物论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强调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和生活）是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只是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实然关系的描绘，尚未涉及合理社会的组织原则；二是剩余价值论，它否定了自17世纪以来被公认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一旦不承认个人权利（自主性）是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的最后根据，把平等价值视为应该高于个人自主性，那就必须重新界定什么是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了。西方思想史有上述发展过程，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是否也有类似于西方思想史这样的前提？如果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条件又有什么关系？本文正是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翻译economy一词的历史考察中，试图从这个特殊角度勾勒出这一思想演变的线索。8.4 从“富强”、“经世”到“经济”当1860年代中国开展洋务运动时，正值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力如日中天，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形成的时候，但当时两者对中国士大夫似乎都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如前所述，1885年西方传教士将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Political Economy译成中文版《佐治刍言》。该书使用了大量有关经济学的词汇，如“合同”、“资本”、“公司”、“银行”、“股份”等，今天仍在使用；(30)并将西方现代经济学音译为“伊哥挪谜”。但是甲午前，很少有人知晓“伊哥挪谜”为何物。(31)正如熊月之指出的，《佐治刍言》的广泛传阅是在甲午之后，在此之前并没有对操办洋务的官员产生思想冲击。(32)有学者统计，1898年前中国出版的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书有十二种二十六册，其中直接谈经济学原理的译本只有两种四册，它们的确没有引起国人太多重视。(33)洋务运动时期朝野对西方经济学的冷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仍然固守由儒家伦理规定的组成社会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以市场、经商和兴利为主要内容的洋务经济活动，是与儒家经济观（如不与民争利、重农轻商）互相对立的。洋务运动被大多数儒臣和士大夫称为“自强”。(34)“自强”一词很明确地揭示出士大夫向西方学习的目的，这就是不反对引进西方器物和发展国防现代化，但它不能与儒学的基本价值相矛盾。洋务运动除了重视国防现代化之外，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与民休息，以恢复太平天国动乱中被破坏的农业生产。当时清议派对办洋务的批评，大多指向其急于施行富国强兵之策，指其可能会加重民众负担和干扰传统社会秩序。在当时有关富强和商战的议论中，也可以看到有少数士大夫已经意识到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不足以抵抗西方冲击。他们主张将经商、兴利作为国策，加入经世致用之中，但仍未将其提高到社会组织原则层面。在洋务运动中，强调与economy有关事务时，仅是指富强而已。“富强”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但因与儒家社会组织原则相矛盾，故时有贬义。(35)明末出现的经世思潮中，已经有正面使用“富强”一词的例子。(36)直至晚清西方冲击真正来临时，“富强”作为一个常用关键词出现在对西方现代国力的描绘中，富强观念才开始获得正面意义。如在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中都提及西方的富强。(37)1861年，似乎是冯桂芬最早把“富强之术”纳入经世致用之中，认为它也应是“经济”的一部分。(38)迨至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已明确提出“富强”的目标。(39)王韬是最早到过西方游历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明确认识到富强与经世的差别，也意识到儒家的经世致用不足以应付西方的冲击。他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上曾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变法，变法的内容有“除弊、兴利、尚简、设领使、练水师、设电线、制战舰、办铁路”等。但王韬并未使用“经济”一词指涉这些经济活动，而是在频频提及这些洋务事项时，不断论证“富强”之道理。(40)王韬之所以这样用词，原因很清楚：“富强”作为富国强兵的简称，它和经世济民不同，是把学习西方放到重要位置，包括发展工商和市场经济，不再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与民休息政策等。虽然王韬的主张对洋务运动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他的著作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甲午后对戊戌变法及维新思潮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王韬还是郑观应，都没有将富强提高到社会组织原则层面。因为一旦在社会组织原则层面讨论富强，立即就会碰到它与儒家伦理是什么关系的问题。王韬似乎意识到这种冲突，但他用对中国政府并未实行重农而只知征赋的批评，巧妙地回避开了这一问题。(41)郑观应很清楚富与强之间的关系，他说：“国非富不足以致强，亦非强不足以保富。富与强固互相维系者也。”(42)他提出的“商战”只不过是在肯定儒家伦理为社会组织蓝图前提下的一种与西方国家相处的国策，他还援用西学中源说和符合三代法度来证明富强在中国的正当性。(43)因此，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士大夫之所以用“富国策”来指涉economy的具体内容，而不采用“经济”一词，一方面有译名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缘于在中文里“经济”的本来含义与economy有重大差异并互相排斥。也就是说，当洋务被纳入经世致用时，士大夫所提倡的经济活动和重视工商与西方市场意义的“经济”并不完全一致。《皇朝经世文编》是晚清儒学经世致用的典型文献，我们统计了其中四种文献中“自强”、“富强”、“经济”和“生计”四词的用法和使用次数，作出表8.1。由其中例句可见，19世纪上半叶文献中的“富强”尚有负面意义；大约自1888年起，《皇朝经世文续编》开始用“富强”指涉洋务中有关现代economy方面的事务；一直到1901年出版《皇朝经世文统编》中，“经济”一词在使用中一直保持其儒学经世济民的原意；而1897年以前“富强”一词的使用次数都比“生计”少。由此可见，在以儒学社会组织原则为主导的文化中，富强始终和经世不那么协调，亦不可能将economy译为“经济”。表8.1 四种清代经世文编中“自强”、“富强”、“经济”和“生计”的使用次数及典型例句* 详细出版资料参见本论文集附录一。1895年甲午战败后，广大儒生惊觉中国已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不把建立现代国家放在首位，就有亡国亡种的危机。这时，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蓝图才首次受到冲击。要成为一个能抵御西方冲击的现代国家，就必须富国强兵，学习西方现代工业，发展商品经济，这些思想开始成为社会共识。一旦社会组织蓝图发生改变，富强也就不再与经世致用互相矛盾了。从表8.1可见，1901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统编》中，“富强”的使用次数高达507次，大大高于“生计”和“自强”。在“富强”高度凸显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找另一个词代替“富强”来指涉economy。甲午以后，“经世”这个词的使用次数开始快速增加，表明经世致用有了新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节再展开有关讨论。在19、20世纪之交，“经济”这个词也开始作为economy的译名出现了。从思想观念转变来看，这一方面是由于甲午后中国人重视学习日本经验；(44)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与economy有关的学问，到这时才进入包含社会组织原则的意识形态层面。从谭嗣同和张之洞如何使用“经济”一词，我们可以看到该词的过渡形态及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含义。1896年，谭嗣同描述了“各国经济家”的活动时，说他们孜孜然于商务，但都“卒莫得其要领”；在谭嗣同看来，这个要领就是“均贫富”。显然，他是用儒家经世思想来解读西方各国经济家的活动，而不是从求利来分析的。(45)可见他使用“经济家”一词仍有传统经世的含义。我们再看看洋务重臣张之洞是如何使用“经济”一词，他在《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中频频论证“经济”，文中这样写道：“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接着，他针对时弊，谈到科举制度改革，他将“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称为“中学经济”，而将“各国之政”（包括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和“专门之艺”（包括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统称为“西学经济”。张之洞将此项建议比作当年欧阳文忠以策论代诗赋，谓“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但他还强调，在考试中，“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46)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教”，就是儒学。由谭、张二氏的用法可见，“经济”一词的内涵较前扩大了很多，但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内核未变。“经济”一词与儒学的内在关联，是与明清以来的学问分类相连系的。“经济”有时和“学术”并列，包括经学和天道等内容，“学术”则为器物衣食等日用；有时以“经济”与“经学”作为二门。(47)这两种分类表明“经济”除了包含实践知识和才能外，还必须和天道（社会组织原则）有关。显然，张之洞这种“中学经济”、“西学经济”的用法不是来自日本，而是对明清以来儒学中“经济”这个词的意义的创造性发挥。而张之洞特意要区分“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隐含着把儒家伦理和西方价值分割为两个层面的思想萌芽。(48)在张之洞看来，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社会虽然是根据儒家伦常道德组织起来的，纲常名教是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有为的儒臣要在当时的大变局之下施展经世济民的抱负，就必须具有中西兼通的知识技能和治国才干。这里，学习西方现代知识和事务亦是和社会组织原则有关的某种“经济”。我们认为，“经济”一词内涵的扩大并包含了大部分西学，是该词成为economy最后译名的过渡状态。与张之洞明确划开“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的分界，以及在科举中纳入西学内容的做法不同，康有为提出的三世说有意识地改变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原则，但他仍使用“经济”一词的传统用法来为变法找根据。例如，他说：“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此中外谈经济者异口而同词，亦老于交涉之劳臣所百虑而莫易。”(49)康有为在这里把主张变法的人称为“经济者”。1898年，何启、胡礼垣连续写了《劝学篇书后》和《康说书后》两文批判张之洞和康有为，他们指出：“今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经济，西学为富强，皆于其理有未明也”。(50)我们感兴趣的是这句话中“经济”和“富强”二词的用法。显然，从句中若干对举中可见，“经济”对应着“为体”和“为本”的中学。梁启超又是如何使用“经济”一词的呢？他中西兼通，同时在传统意义和现代意义上使用该词。例如，1898年他在《读孟子界说》一文中这样说：“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井田之意，真治天下第一义矣。故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51)这里，“经济”仍是沿用传统用法，但他已把井田提高到“治天下第一义”，“经济”是实现大同理想的方法。梁启超对“经济”一词的这种用法，代表了改革派用今文经学的公羊春秋重构社会组织原则的尝试。也许，正是这种修改传统“经济”一词背后道德价值内容的做法，才使日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日本用“经济”来翻译economy。同时，他也了解日本如何使用“经济”一词。1899年梁启超在展望新世纪时说：“二十世纪，为经济上竞争革命之时代”，但他同时认为，“而经济上竞争之大权，实握于劳力工人之手”。(52)这里，“经济”一词背后的大同价值已开始指向提倡劳工阶层掌握经济大权的社会主义了。8.5 “民生主义”和“经济学”上面，我们列举并分析了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如何使用“经济”一词，但是如果想要分析当时人们选择用什么新名词来指涉economy，与他们心目中社会组织原则的关联，也就是说，要揭示译名与思想演变的关系，仅仅考察个别人士如何翻译economy是不够的。为此，我们就需要去统计较长时段、覆盖面较广的文献中人们普遍使用的术语的转化情况。图8.1是根据“数据库”作出的“富强”、“经世”和“经济”三词按年代的使用次数消长图。图8.1 “富强”、“经世”和“经济”的使用次数（1860～1915）从图8.1可见，1895年之前虽然“富强”一词的使用次数一直远多于“经世”和“经济”，但整体来看，这三个词的使用次数都不算太多；突变发生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三个词的使用次数都突然增加。其中，“富强”使用最多，反映其获得高度重视。接着，我们可以看到“经世”一词凸显，这或许反映了人们追求对经世致用的新理解。随着“经世”一词在1897年的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经济”一词使用次数急增，终于在1898年后和“富强”相当；在1902年当该词明确与economy对应后，使用次数就大大超过“富强”。以上趋势表明，当士大夫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为儒家意识形态所规定时，人们只能用“富强”来指涉与西方economy有关的活动，并将富强视为与儒学经世济民不矛盾的国家政策。只有儒家意识形态受到普遍质疑，使用与新社会组织原则相关的“经济”一词来指涉economy，才会成为普遍潮流。“经济”通过“经世”取代“富强”，就是这种思想大转向的语言学证据；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转向背景下，经济学开始兴起。图8.1只是为思想转变和术语使用关系提供了宏观图像，我们还需要具体分析推动新政和立宪的绅士以及革命派在接受“经济”所代表的新观念时的不同途径，这样才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当时会采用“经济”来指涉economy。1900年的庚子事变使清廷意识到利用义和团式的人民战争，去抵抗西方冲击是虚妄的；而为了保国、保种、保教，中国就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儒家意识形态中，宇宙论和社会制度都是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现在既要引进西方价值，又要维护清廷和儒臣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儒家伦理，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将西学与中学划分为两个不相干的领域的办法：(53)儒家纲常名教属于中学是“体”，西学是“用”，学习西方不能损害中学这个“体”。上述中学西学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是清廷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思想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的思想代表了1900年后清廷和从事新政及推动立宪的士大夫的观念，即他们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出于对经世济民的新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张之洞“西学经济”的延伸。早在1899年，报刊上就有这样的议论：“按中国地大人众，而岁之所入，乃不能与日本相敌。由于不通西人经济之学、理财之法也；罗掘无术，乃至卖官鬻爵，卒亦饱虎狼之腹，无政甚矣。”(54)1901年清廷宣布开设“经济特科”，选拔具有“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两方面才干的儒生。(55)当时“经济”的内容极广，为什么最后“经济”这个词会作为economy的代名词呢？首先，新政是从奖励现代工商开始的。广大绅士办商会成为绅士公共空间勃兴的最初阶段，故新式经济一开始就以economy作为其主要内容。另一个原因在于推行新政必然导致很多专门领域从“经济”中分化出来。例如人们很快便发现，属于传统科举变种的“经济特科”，并不能解决现代化急需大量人才的问题。1905年，清廷不得不废科举，从新学堂和在西方留学生中选拔官吏。这样，新式学堂、西式练兵等就从广义的“经济”中划分出来。随着人们普遍接受中学与西学互不干扰的二元论观念，那些专业领域明确的事务也就不断从广义的“经世济民”中脱离出来。“经济”从庞杂的“经世”剥离，很类似于“科学”从“格致”脱胎而出。这一时期，大量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19世纪，西方科学长时间被归为“格致”，而在20世纪初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中，再把有关自然现象的学问归为儒学修身“八条目”中就显得十分可笑了。1905年以后，“格致”一词终于被指涉分科之学的“科学”一词取代，后来“科学”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同一年，具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也开始被广泛采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清廷和广大儒臣目睹俄国败给日本，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君主制不敌君主立宪制的铁证。随着预备立宪成为清廷政治改革的目标，西方政治学和宪法也成为必须专门考察的项目，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背景。本来“经济”经创造性诠释后，包括了“整肃吏治、改科举、办学堂、练新军、译西书、整顿税制、节财政、鼓励工商”这些内容，用今天的话讲，可以归为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和科技改革五大类。到1905年，政治、军事、教育和科技四大类都变成专门领域，从广义的“经济”中独立出去，这样就只剩下“理财、税收、节用、奖励工商业”等属于“经济”一类了。当然，严格说来“设电线、建铁路、办私人公司”等现代经济活动与儒家伦理（中学）关系不大，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社会公益经济事务一向也属于“经世济民”的一部分。对照当年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属于今天我们所谓经济类的文章（如户政和工政）多达909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四十。(56)也就是说，在二元论意识形态中，现代工商和广义的“经世济民”可以有某种对应关系。随着二元论意识形态的普及和现代化的推行，“经世济民”包含的内容不断狭窄化，最后，国内那些积极参与清廷各项新政活动的绅士们接受“经济”作为economy的译名，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激进改良派和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以及反清革命团体使用“经济”一词的情况，他们主要是采用了前述日本的翻译，用“经济”指涉economy。但如前述谭嗣同最先使用“经济家”、梁启超用“经济”一词来谈孟子和井田的大同理想来看，二人在使用“经济”一词时，都带有很强的道德色彩；只不过是其道德内涵有所变化。1900年以后，知识分子频频使用“经济”一词，与谭嗣同一脉相承，“经济”的意义中也包含向往平等和大同道德境界，以及推崇分配平等，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如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篇文章中说：“二十世纪世界之三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之问题”，并对“经济革命”特别作了注解：“曰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57)又如雨尘子在文章中说：“经济社会，非以多数劳动者，供少数资本家之使役乎？”他主张把“平等”用于“人的生计”，这就是反对资本家的“经济革命”。(58)他还用平等价值考察国与国的关系，就是指控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因经济之竞争而行于列国也”。(59)在这些例句中，“经济”这个词似乎是中性词汇，用于指涉西方现代经济观，但同样包含着把分配平等作为理想经济制度的新价值取向。我们在第五篇文章中，分析“社会”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时曾指出，“社会”这个词是在1902年反清革命思潮兴起时盛行，该词一开始使用就与向往平等的社会主义有关，甚至“社会”一词有时就用于表达“社会主义”。(60)恰好也是在1902年，“经济”和“社会”两个词，几乎是同时开始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并广泛流行的。与“社会”一开始就有追求平等价值的社会主义意义类似，革命派知识分子接受日译名词“经济”也有追求经济平等的潜在价值。例如，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用民生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他指出：“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61)从此，“经济”一词的使用与有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论述密切相联，频频出现在《民报》的各种议论之中。这说明，如果我们看到代表革命派社会观的“社会”一词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那么，代表革命派经济观的“经济”一词的价值，也可以说是“民生主义”。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清廷和办新政的绅士用“经济”指涉现代工商，还是革命派和改良派接受日本用“经济”翻译economy，二者的价值取向虽然并不一致，但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就是，在接受外来观念时，仍然把道德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这正表明中国在接受现代西方各种观念时，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分析即使儒家意识形态转型甚至解体，这种把社会生计和分配视为道德延长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制约着20世纪中国对经济活动的定位。8.6 绅士公共空间和“生计学”我们曾提出1900年后正是中学西学二分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促使清廷和城市化绅士在家族内部和原有社会整合架构中坚持儒家伦理，而在公共领域引进现代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中国由是出现了公共空间。我们将这种以家族为单元的公共空间称为绅士公共空间。(62)人们或许会问：在中学西学二分的意识形态中，与economy有关的活动大多属于与儒家伦理无关的西学，那么将西方economy仍归为扩大了的经世济民，使用“经济”一词也只不过是语言学的历史惯性，似乎和推行新政的士大夫所信奉的社会组织原则没有紧密的联系。我们认为，在中西二分的意识形态中，社会组织原则也根据中学和西学分裂为不同形态。儒家意识形态（中学）维护着绅士在家族内的权力和原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故在家族内部以及旧有社会组织架构中，社会组织原则仍为儒家伦理所主导。在绅士公共空间的实践中，大多数城市化绅士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是公德，仍将道德作为社会组织原则，这样，家族生意和城市化绅士办公司这类活动，也可以用传统的“经济”来指称。另一方面，在家族和原有权力关系之外的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原则由西学规定，采取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组织原则，新型经济活动是按西方式的管理来经营。当时，绅士公共空间也是分为家族内外有别的两个领域，对内仍然是以儒家伦理为准则；在家族以外的领域，这时社会组织原则可以有两种取向：一种仍是基于道德（它是不同于儒家伦理的公德），另一种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第二种取向十分类似于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在第二种倾向支配下，有关社会分工、现代市场制度研究的学问，就不能归为作为道德延长的“经济学”了。事实上，不少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太接受“经济”作为economy的译名。当时，对应economy的中文术语五花八门，如“计学”、“生计学”、“平准”、“食货”、“富国策”、“理财学”等。相对于“经济”一词，这些词在中文里更少含道德色彩。最早于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就明确用“计学”与economics相对应，他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63)并且从词源上说明为什么要用“计学”来译economics。(64)而梁启超爱用“生计学”，并写有《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文。(65)如前所述，严复因嫌“经济”太笼统而一直用“计学”来翻译economics；又如《东方杂志》在一些经济类的书籍广告中，为了怕引起读者的误解，不得不对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的“经济”一词另作说明。(66)后来，高一涵和杨昌济将economics称为“生计学”。(67)直到1918年傅斯年仍然把economics称为“计学”。(68)很多人这样用词，正是想力图避免“经济”一词在中文里原有的经世道德含义。由于在使用“经济”一词时受制于其原有的经世道德含义，而“生计”或“计学”则较少含道德色彩，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传入，特别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传入，展现出一幅由具有天赋权利的自主之个人根据契约组成社会的蓝图，那些接受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或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便更愿意用“生计”这个中性名词来指涉economy，用“生计学”译“经济学”。梁启超的思想经常摇摆，分析他如何使用“经济学”和“生计学”这两个术语，很能说明上述现象。我们前面已引述，梁启超曾用大同解释孟子的井田制，一度采用日本翻译而使用“经济”一词。但是，1902年梁启超突然反对用“经济”一词，主张将economics译为“生计学”，而将economy称为“生计”，“国民经济”被称为“国计”和“国民生计”。但过了不久，他又转而采用“经济”一词，再后来又放弃之。整个过程反反复复，梁启超的用词似乎混乱不堪。森时彦的研究发现，梁启超翻译economy一词有以下几个阶段：1902年5月前为摸索期，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为使用“生计”时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为使用“经济”时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1912年10月以后为“经济”、“生计”二词并用时期。(69)我们检索了“数据库”所收梁启超的著述，证实了森时彦对梁启超在不同阶段使用economy的中文译名的变化大致是成立的。而我们通过统计分析认识梁启超几次转变术语的原因，则有助于从economy中文的翻译角度，解析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所认同的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原则的两种不同思想取向。梁启超第一次转换用词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他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发生了变化。1902年梁启超承认个人权利意义，他在《卢梭学案》一文中，曾高度赞扬国家应是由具有独立自主个人组成这一原则。(70)《新民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在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中，社会生计与道德关系不大，用“经济”指涉economy就不合适了。这时，他大量使用“生计学”来谈economics。那么，为什么到1906年梁启超几乎又完全放弃“生计学”这个译名？从历史上看，当时梁启超与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发生了就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大论战，他最早大量使用“经济”这个词，正是《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71)《民报》在表达土地国有化、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等主张时，经济平等是一项重要内容。梁启超则在反驳文章中，系统阐述了不同意土地国有化和民生主义的主张。显然，梁启超为了令辩论中双方使用语言统一的需要而采用“经济”一词，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梁启超从1902到1906年的思想变化脉络，则可以看到更深层的原因。就在梁启超与《民报》辩论要不要推行民生主义之前，他曾在《新民丛报》（1906年1月25日、2月8日、2月25日、3月25日）发表《开明专制论》长文，力图论证《民报》所主张的社会革命、民权立宪统统行不通，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其整个论述的根据是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不切实际，指出它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行，更无法在中国当前推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明专制论》的发表意味着梁启超已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们认为，从主张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原则而言，这无疑意味着梁启超回到和推行新政绅士一致的立场，即社会权力架构被认为是依靠道德精英组成，西方工商也被归为经创造性诠释的“经济”。梁启超是否因为对社会组织模式看法的改变而放弃“生计学”，并接受流行的以“经济”翻译economy，这还需进一步证明。但梁启超采纳“经济学”这一用法，是在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之后，恰恰反映出以“经济”取代“生计”是与他的思想转变有密切的关系。1910年以后，梁启超又放弃使用“经济”，重新将economy译为“生计”。这次转变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他的立宪主张与清廷再次发生分歧。这一时期，他在社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立场较为鲜明，介绍西方政党、宪法，并从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来论证国家税收、借款、公债和市场机制等问题，再一次影响到他对economy的译名的使用，舍“经济”而用“生计”。梁启超作为20世纪前十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舆论界的言论骄子，他在不同时期交替使用“生计”或“经济”两个词，可以反映出以下两个要点：第一，在中国思想剧烈变动的时期，中文词汇使用的变化是以深刻的内在思想变化理路为根据的；第二，辛亥前，大多数从事公共空间实践、信奉中学西学二分意识形态的绅士和士大夫，仍将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原则归为道德（如公德），这也许是现代汉语中用“经济”译economy的思想史原因。8.7 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组织蓝图的巨变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组织蓝图。运动开始之时，最早受到冲击和扫荡的，正是把社会视为由儒家伦理组织起来的思想。两千年来，科举制是以农村户籍为单位的，这一制度培育了在外居官的政府官员和在乡的士绅阶层，他们是把政府运作延伸到基层的纽带。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从新学堂中选拔官吏后，数以千计的新学堂兴起，成为大量培育新知识分子的生产基地。到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新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士绅，而受新式教育影响的人数迅速增长到以百万计。(72)新知识分子因其成长经历与在传统大家庭里受教育的旧士绅不同，个人和个人独立成为他们认同的基本价值。根据“数据库”统计，“个人”这个词在《新青年》中一共出现了1600多次，与“科学”、“权利”、“自由”等几个词的使用次数大致相当，个人独立更是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在个人独立这种价值取向下，社会被设想成由独立个人组成的组织。当时个人独立不仅是各种文章论述的主题，也是翻译和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根据“数据库”统计，《新青年》第一卷共有296,000字，其中与个人独立、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有关的文章就有约96,000字，占了32％。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新青年》第一、二卷中，高一涵写了多篇介绍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章。这些政治哲学文章均围绕着一个中心：强调社会由独立个人根据契约组成，政府国家的权力来自于自主个人自愿交出的部分权利。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受到点名批判。虽然，《新青年》所提倡的自由并不等同于英美经验主义的自由，而是卢梭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公共意志以及社会契约论，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像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如此明确地展现并得到广泛认同。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20世纪前十年，“经济”一词往往带有道德含义，其意义大多是指涉与政治、宗教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社会行动类别。但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经济”一词的含义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差别，这就是“经济”这个词不再具有明显的道德含义。我们抽取了《新青年》杂志中三千多个有关“经济”一词的例句，经分析它们大致可以分成十一种意义类型，分别为：经济独立、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经济原理、国民经济、经济力、经济领域、个人经济、经世济民、生计状况、对经济主义的批判。表8.2显示了这十一种意义类型在各卷的使用次数。从表8.2明确可见，1915至1918年（即《新青年》前五卷），作者使用“经济”一词时，其所反映的经济观所具有的传统道德文化色彩相当少。例如，其中明确指涉“经世济民”传统含义的只有4次，表达经济平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观的亦不多。这一时期，“经济”一词绝大多数指涉人和社会的生计，或生产能力以及节俭之意，它是一个有别于政治、文化、宗教的另一种社会行动类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新知识分子认同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不久，经济决定论也开始兴起了，它代表着新文化运动中社会主流思潮的转向。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从表8.2可见，1919年以后（即《新青年》第六卷开始），“经济”一词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文章中。毫无疑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但如果我们从思想史内部分析，就可以看到经济决定论的兴起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这样，我们自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究竟和他们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变迁有没有关系？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在西方兴起的思想史过程，其重要原因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市场社会无法维持生计，它导致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及否定。那么，新文化运动中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的思想转变呢？表8.2 《新青年》中“经济”的意义分类统计* 表8.2由戚立煌先生作出，谨此说明并致谢。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西方现代社会危机的思想产物，那么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则就可以归为对于由清末新政开启的社会现代转型失败的反思。从政治实践看，袁世凯称帝是学习西方共和政体失败之象征；从经济上看，20世纪头十余年间现代经济的高速成长，特别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居乡绅士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活动重心向城市转移，人才和资金向城市聚集。我们曾把这一现象称为绅士城市化。从社会结构来看，这一变化非同小可。它致使中国传统社会三层次组织结构发生断裂，农村随着社会精英的退出而逐渐失序；地主在农村拥有的资金财富也流向城市，造成了城乡的断裂和农村的日益贫困化。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整合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已沦为饥饿之邦。(73)新文化运动后期，不仅工农大众无法维持生计，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也碰到生计困难。正如19世纪西方工人的生计困境促使理论家反思个人自主性是否失去意义一样，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19世纪发生过的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否定，其表现是《新青年》由法国式启蒙思想转向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十分有趣的是，用“经济”译economy的过程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认识；分析新文化运动中“经济”一词使用的语境，同样可以有助于找到人们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变迁的证据。这说明，虽然甲午后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由于士大夫将道德作为社会组织原则，但即使这种翻译被人们普遍接受，只要社会组织原则发生变化，原有译名的意义也必定不同了。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经济”一词与道德脱离关系，具备了今天中文里“经济”这个词的基本内涵。8.8 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一：共和尝试失败和对民主的再定义为了宏观考察《新青年》知识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过程，我们选择了“经济”、“社会”、“社会主义”、“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五个词，统计它们在《新青年》各卷中的使用情况，得到图8.2。图8.2 《新青年》中“经济”、“社会”、“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使用次数首先，从图8.2可见，1919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可将《新青年》杂志分为两大阶段。1919年前的五卷，上述五个词的使用次数都不多，而且除“社会”外，其余各词的使用次数均变化不大。《新青年》思想转向发生在1919年后的六卷，从这时开始这五个词的使用次数不仅大为增加，而且变化幅度也极大。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阶级”这三个词在《新青年》早期的使用次数不多，正好说明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并无太大影响，知识分子大多认同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虽然《新青年》创刊时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帝国主义”一词使用次数一直相当少。直到1919年后，特别是《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之后，这个词的使用次数才迅速增加。这表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在巴黎和会后，特别是在接受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之后。“阶级”一词也是在《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之后，使用次数才大幅增加。我们再回到“经济”一词在《新青年》杂志中使用情况的分析。从图8.2可以看到，“经济”一词使用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前五卷（1915年9月至1918年12月），该词使用次数很少；第二个时期为第六、七、八卷（1919年1月至1921年4月），它是“经济”出现次数第一个高峰之呈现；第三阶段为第九卷、季刊和不定期刊（1921年5月至1926年7月），是使用“经济”一词的第二个高峰。再对照表8.2可以看到“经济”一词在这三个时期使用时上下文的意义也有明显不同。第一个时期谈“经济”时，大多指一个与政治、文化不同的领域。而在第二个时期用“经济”一词时，有308次是在讨论历史唯物论时使用的，其中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有105次，谈社会主义经济有100次。特别在第六卷，使用“经济”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达220次，占总数的45.8％。到第三个时期，使用“经济”一词时，用于批判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的约有867次，大大超过谈历史唯物论时使用该词的395次。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两个高峰）正好刻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并可以揭示否定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与经济决定论兴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如前所说，第一阶段知识分子主要认同法国启蒙思想，经济决定论尚未兴起。但在这同一时期，介绍唯物论也是《新青年》前五卷的重要内容。如前五卷有大量篇幅连载翻译和介绍赫克尔（Ernst Haeckel）的《宇宙之谜》（Die Weltr?thsel，在《新青年》中译为《世界之谜》）。我们曾论证过唯物论与中国近代传统中的气论有着深层联系，(74)并认为应该重视以下两个要点，第一，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西方唯物主义观念，是由于自明清以来形成的近代传统发挥了潜在的巨大作用；第二，唯物论并不一定逻辑地指向唯物史观。长期以来，思想史研究者往往把经济决定论等同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来自唯物论，即经济决定论被归为某种物质决定论。但从《新青年》前五卷所反映的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与唯物论并存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并不一定是将唯物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认同物质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信徒，但他们一直拒绝唯物史观。这说明，唯物论必须与另一个要素结合，才能导致唯物史观，这就是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的否定。新文化运动中，最先冲击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的是民初西方共和主义的失败。我们在第七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反省共和主义失败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关系。共和一直为民初城市化绅士所提倡，共和主义因强调参政者的精英资格，一直具有精英政治色彩，它与绅士公共空间繁荣同步，而民初政局日益混乱意味着引进西方共和主义的失败，其后果是导致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怀疑。我们曾论证过，“民主”取代“共和”不仅意味着民主与共和的对立，也是重新界定民主的含义。(75)参照图7.3对“共和”、“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等有关民主词汇的使用统计可见，《新青年》前五卷中“共和”的使用次数多于“民主”，而1919年正好是“共和”衰落和“民主”兴起的转折点。我们也曾分析了图7.3中“民主”使用的三个高峰，刻画了民主意义的如下变化：“民主”在第一个高峰的主要意义是与“君主”对立，代表了西方代议制政治；在1919年后的第二个高峰中，“民主”的主要意义不再是西方代议制政治制度，而其内容多是“民治主义”甚至是“工人政治”；表明平等成为《新青年》知识群体最普遍的道德追求。“民主”的第二个高峰，正对应着前述《新青年》中“经济”一词在1919年后出现的第一个使用高峰；“经济”一词又大多是用于谈历史唯物论，可见，《新青年》知识群体对平等的追求，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之间的某种联系。“民主”第三个高峰的出现时间和“经济”第二个高峰同时，这时“民主”的主要含义已是批判资产阶级，主张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了。(76)以上分析表明，引进西方共和主义失败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改变了对民主价值内涵的认识，原代表西方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民主”，变为以追求平等价值为主导的民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在对民主再定义的过程中，否定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关键年代，认同经济决定论的条件成熟了。8.9 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二：社会生计困境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上一节中，我们指出《新青年》中“经济”一词的使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并讨论了1919年是一个转折点。现在，我们再来分析第二阶段，也即《新青年》第六、七、八三卷中，该词的使用情况。在第二阶段出现了“经济”使用次数的第一个高峰。再对照表8.2可以看到，“经济”一词大多出现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论述中。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包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个部分。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使用“经济”一词时，主要限于讨论唯物史观，而不是剩余价值论。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是先接受唯物史观，到第三阶段才认同剩余价值论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是中国早期系统评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著名文献。在该文中，李大钊全盘肯定唯物史观，但对剩余价值论则持怀疑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他这样写道：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77)为了揭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李大钊分析了“平均利润率之谜”。最后他得出如下结论：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78)李大钊的观察相当敏锐，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部分，但出于理论逻辑一致性的要求而对剩余价值论尚有保留。令人遗憾的是，自1922年之后，再也没有人重视李大钊发现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卷和第一卷存在着自我矛盾的论断了。李大钊的见解还表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缺乏剩余价值论，它就无法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有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不可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正是在这第二阶段，中国民众生活日益贫困，社会普遍出现生计危机，受到新知识分子的关注。从表8.2可见，正是从《新青年》第六卷开始，人们在描述社会生计状况、家庭处境时使用“经济”一词大大增加。从内容上看，《新青年》第六、七、八三卷中，有关中国工人生计的社会调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反映出这一知识群体重视并关注工农群众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1920年3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是关于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专号。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大不相同，但也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19世纪贫困问题的一种解释。《新青年》出版关于人口论的专号，意味着该知识群体的理论视野拓宽到对西方19世纪如何讨论贫困问题。另外，从19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是如何从探讨社会生计困境，一步步走向认同剩余价值论理论的。这场论战由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引起，(79)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张东荪与梁启超的立场一样，主张用基尔特式的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即在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然后以平等这种价值来规定社会分配原则，纠正资本主义弊病。这种见解只是发现并承认社会的贫困和不公，但并没追究现代社会出现贫困问题的原因。当时，知识界正在热烈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社会主义讨论立即引起《新青年》作者群的热烈响应，(80)接着就对贫困原因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观念大清理。就当时的形势和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而论，最能对所有有关贫困问题作出全面解答，并可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似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1921年陈独秀在总结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正是应用了剩余价值论来解释上述难题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之榨取，既可以解释工人的贫困；剩余价值变为国际资本，也说明了为何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81)今天当我们读到陈独秀这篇不长的分析文章时，会惊叹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解释力，由此可以想象这种解释对已经信仰唯物史观的知识分子的震撼。陈独秀本人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1920年前，陈独秀虽然接受唯物论，认同唯物史观，但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从他接受上述解释后，立即投身到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82)此外，《新青年》第六、七、八卷的思想趋势，还揭示出知识界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这就是讨论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20世纪初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十分盛行。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由平等、自主、自律的个人根据契约，组成社会团体乃至于自我管理社会。他们坐言起行，纷纷实践这一组织原则，模仿日本新村运动的各种小团体和自助新村，一时蔚为风气。从研究各种青年新村和工读互助团的组织章程可以发现，一方面，工读互助团规定每个成员都是独立自主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每人必须参加劳动，将其工资收入或劳动所得平均分配给其他成员。参加工读互助团的青年过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生活。但是，实验的结果是所有工读互助团都因各种原因、特别是经济入不敷出，而不能维持下去。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工读互助团会失败？像陈独秀等较有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般工人和小职员尚能靠自己劳动维持家计，而比他们知识更多、能力更强的青年学生却不能？通晓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戴季陶，在一开始就断定工读互助团必定失败。他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的工资比他实际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要低得多，而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学生即使在单位时间中创造出较多价值，但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无法与工人竞争的。学生被迫根据工人劳动力的市价出卖自己劳动和产品，这样，半工半读的学生当然无法维持自己的生计。(83)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这种解释可谓无懈可击，迅速被青年学生接受。从图8.2也可以看到，《新青年》第八卷“经济”一词的使用次数比第七卷少，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这些词汇的使用次数都远远多于第七卷。这一趋势也印证了我们上面的分析，即《新青年》知识群体反思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和参与社会主义大论战是第八卷的重要内容，反思的结果是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对五四青年产生巨大刺激，使他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靠个人组织理想平等的小社会是行不通的，如果想使这种用独立个人平等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维持下去，就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换言之，不是他们的道德理想出现问题，而是这种理想无法在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中实现。正因为这种思想渊源，1920年后工读互助团的个人主义得以彻底地改造，变成共产党组织的温床。8.10 剩余价值论、列宁主义和唯生产力论从《新青年》第九卷开始，“经济”一词的使用次数再度出现新的高峰，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由第九卷、季刊和不定期刊组成的第三阶段，是《新青年》知识群体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和列宁主义的时期。《新青年》第九卷的内容，有关剩余价值论的论说和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文字占了极大比例。在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列宁的观点被大量引用，革命知识分子从认同马克思主义走向接受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主要区别在于如下两方面：第一，列宁根据剩余价值论来论证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垄断，推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和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必然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第二个要点是共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强调列宁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中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办的刊物，其宗旨是宣传中国列宁主义政党夺取和掌握政权的理论、方针和政策，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所规定的社会组织蓝图开始转化为实践。季刊和不定期刊在用剩余价值论来论证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列宁著名论断的同时，开始宣传世界革命和列宁主义政党建党的组织原则，对苏联政治和经济作了大量介绍。由上述分析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是从批判市场不能实现公平分配开始，并以平等分配为价值核心，来重构合理的经济制度，然后再来论证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配合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在行动上，则要以俄为师，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实施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这种新型社会模式，迅速取代了20世纪头20年代议制政治和市场经济，成为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在苏联，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党专政造就了政治学者所谓的集权主义政体，这是西方近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事物。在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对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是学习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又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全新苏俄模式，可以实现中国人大半个世纪以来追求中华民族富强、自立于现代世界强国之林的理想；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塑造的社会组织模式又有点像回到了大传统的政治模式，即由道德精英掌握政治权力，按照某种理想社会组织蓝图提供的道德规范来组成社会。除了否定市场机制，用平等这种新道德取代传统道德之外，只不过传统社会的道德精英绅士阶层由中国共产党先锋队代替，儒家的大同理想变为共产主义。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理据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论》的影子。只有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认清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实行新民主主义以迄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前，类似于经世济民的深层结构会再次支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应该承认，无论从具体内容上看，或是从计划经济的实践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与传统的经世济民两者都有极大差别，这也是我们在谈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用了“类似”和“深层结构”两个重点词的原因。众所周知，马列主义中的道德决定论是隐形的，道德决定论不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在意识形态上，马列主义高度强调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政治、道德和文化。要改造旧中国，建立新社会，就必须先从经济上彻底打倒旧结构，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但是在打倒和破坏了旧结构之后，又如何建立新的经济分配制度呢？这时，平等这一道德价值成为经济分配的核心。由于建立全新的经济制度（包括分配原则），是由列宁主义政党的国家各级官员来安排和实现的，这样列宁主义政党成员的利益必定卷入其中。因此，在苏联这种隐形的价值决定论转化为党对经济利益的支配，其实行过程中造就了“新阶级”，与马克思一开始的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在中国，道德决定论有着比西方和苏联更为强大的传统，隐形的道德决定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可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纳入传统经世济民的基本结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又回到传统社会。中国现代社会是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我们说回到传统经世济民的结构，只是就经济分配和道德价值关系而言。经世济民的现代展开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行为不仅与集权主义不同，也与苏联大相径庭。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曾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但是很快就被放弃了。(84)因为与共产党建立深入农村基层的超级官僚机构相一致的经济结构，已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而是干部控制农业生产和党支部深入工厂中间的合作化和社会主义经济。(85)此后，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种不同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群众运动式经济活动，其结果是大跃进导致的灾难以及意识形态对其失败的反应把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在这整个过程中，经济分配是严格地根据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规定的。当时中国的分配已相当平均，但在意识形态道德价值看来，分工所导致的等级差别仍属资产阶级法权。一直要到文革后革命乌托邦解体，支配经济观的意识形态消失之后，隐形的道德决定论就很容易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决定论。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唯生产力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由那时到现在的三十年中，执政党一心发展经济，意识形态问题被悬置；经济发展和增长速度成为考察各级干部的最主要指针。本文不可能详细展开中国经世济民式的道德决定论大传统，是如何在中共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起作用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有关论文，(86)我们想指出的是，直至今天为止，现代人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宗教文化的关系，仍然取决于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以及从这一蓝图来分析生计危机的原因及寻找解决办法。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从这一万花筒中折射出来的图像。而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基于唯生产力论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那种认为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即首先确立市场制度不可动摇的地位使中产阶级充分壮大）才能搞民主的观点，都不过是印入中国现代人思想深处的经济决定论的新翻版。这表明，中国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认识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与如何理解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是以关键词“富强”、“经世”再到“经济”为中心，分析讨论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如何演变为经济决定论，揭示其背后社会组织蓝图如何起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正是寻找中国社会组织原则变化在语言学中留下的轨迹，为思想史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经验证据。如何从思想史上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不仅对中国思想有意义，而且有助于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关键词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1) 本文曾以“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为题发表在《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二期（2003），页138—87；收入本论文集时作了较大修订。(2) 详见9.5节。(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4) 王韬：“《普法战纪》代序”，载《弢园文录外编》，卷八，页197。(5) 郑观应：《盛世危言》，页238—66。(6) 严复指出，日本将economy译为“经济”，中国译为“理财”，“……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斯密（Adam Smith）著，严复译：“译事例言”，载《原富》，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7。(7) 梁启超：“问答”，《新民丛报》，第八号（1902年5月22日），页2。(8)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早在太宰春台的《经济录》中，经济这一观念虽然仍带有少量的儒家道德实践意义，但已具有重商主义内容，与近代西方economy的内涵相当接近。参见武部善人：《太宰春台》（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太宰春台是徂徕的学生，我们知道早在徂徕学中已具备将国家政治和道德分离之构想，因此在日本最先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完全可以理解的。(9)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页128。(10) 《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卷四百八十二，第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页4439。(11) 亚里士多德：“家政学”，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九，页289。(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页8。(1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页22—23。(14) 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页57。(15) 梁启超比较先秦与希腊两者思想时，把“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视为中国先秦学术优于希腊之长处。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载《饮冰室文集之七》，第三册，页32。(16)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页5216。(17) 参见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一千一百五十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571。(18)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27—32。(19) 金观涛：“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页7—13。(20) 例如政府在粮荒出现时进行救济，或在丰年时收购粮食在荒年时低价卖出，并通过绅士和家族组织、义仓等民间自助方式救济。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35、51、54。(21)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页92—96、115—18。(22)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32—40。(23) 参见本论文集第五篇文章：“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24) 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页74。(25) 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页62。(26)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著，朱泱、孙鸿敞等译：《经济分析史》，卷一（台北：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页194—95。(27) 博兰尼（Karl Polanyi）著，黄树民等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169—201。(28) 博兰尼：《巨变》，页203—53。(29) 博兰尼：《巨变》，页203。(30) 参见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七十五至一百七十七节，等等。(31) 1880年代，王韬的变法议论中频频出现“公司”、“保险公司”等词，可以想见这些词在当时香港和上海的商界已经在使用。但在王韬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用过“伊哥挪谜”。(3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517—19。(33) 参见李竞能：“论清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入中国”，《经济研究》，第二期（1979），页68—75。(34) 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531。(35) 如在《周官新义》提要云：“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永瑢等总裁，纪昀等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九，经部，礼类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页366；又如“民众财丰，则反擅其富强益为不顺。是小人大有则为害，又大有为小人之害也”。程颐：《伊川易传》，卷一，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九册，页211。(36) 如《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编辑者之一陈子龙即认为当时“天下之大患在于国贫”，故须“修兵农而极富强”。参见陈子龙：“凡例”，载徐光启：《农政全书》，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页345。(37) 如下述例句：“是时英商船通行四海，日益富强。与佛郎西交兵，屡战胜。”参见徐继畬：“英吉利国”，《瀛寰志略》，卷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页231；又如：“英吉利不产鸦片，亦不食鸦片，而坐享鸦片烟之利，富强甲西域。”参见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下”，《海国图志》，卷五十三，中册，页1464。(38) 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这样论证：“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本荀子），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页151—52。(39) 如薛福成谓：“为中国今日计，宜因其机而导之，师老子‘善胜不争’之训，守孙武‘知彼知己’之谋，略细故而昭大信，使之无隙可乘，中国乃得以其暇讲求一切富强之具，事固大可为也，时亦大可乘也。”薛福成：《筹洋刍议·边防》，收入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531。(40) 我们考察了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的用词，可以发现其中“洋务”一词出现了26次，“富强”出现了37次。而“经济”在全书只出现过10次，均为经世济民或有关能力的传统含义。(41) 王韬曾这样为“富强”与“重农轻商”的矛盾作辩护：“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王韬：“兴利”，载《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页36。(4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10。(43) 郑观应有相关言论如下：“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参见郑观应：“西学”，载《盛世危言》，页29。“颇与三代法度相符”一说，另见《易言·论议政》，收入《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103。(44) 1896年，日本人古城贞吉在《时务报》上撰文用到“经济学”，其含义为economics。参见古城贞吉译：“日本名士论经济学”，《时务报》，第十四册（1896年12月15日），页27。同年，梁启超也在论著中提到日本人的“经济学”或“经济书”。(45) 1896年谭嗣同曾这样写道：“环地球各国之经济家，朝夕皇皇然，孜孜然，讲求处置此事之法，而卒莫得其要领。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不惟做不到，兼恐贫富均，无复大有力者出而与外国争商务，亦无复贫者肯效死力，国势顿弱矣。然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故嗣同于此矿不欲令一二家龙〔垄〕断其利，亦不欲分入于官，而归诸一县之公事，亦隐寓均贫富意矣。”谭嗣同：“报唐才常书”，载《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页250。(46)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页127—28。(47) 《五经总类》提要曰：“明张云鸾撰。云鸾字羽臣，号泰岩，无锡人。崇祯初尝以所辑《经书讲义》献之阙下。此编复取五经及《周礼》、《孝经》之语，分门排比，共为七十二类，厘上下二集。自跋谓大要不外经济、学术两端，上集为经济，下集为学术。今案其目次，以天道、地道、君德、臣德、圣学等为经济，而以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草木、鸟兽等皆入之学术。未为允协。然云鸾此书，不过为举业之用，本不为经义立言，亦无足深论。今退置类书类中，庶核其实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页2866。这种将学问分类的作法似乎相当普遍，例如同卷的《古今好议论》提要又云：“明吕一经编。一经字子传，号非庵，吴县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河南提学副使。是书辑汉、唐以下迄于明季诸儒议论，分经学、经济二门。经学为类二十有二，经济为类二十有四，共五百五十六则，盖以备场屋策论之用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页2866。(48) 长期以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简单地理解为以“体用”关系来分中西。实际上张之洞明确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参见张之洞：《劝学篇·篇》，会通第十三，页159。这里把“内”和“外”、“道德”与“富国强兵”分成两个层面，与“体用”具（外）有的一元论结构已有不同了。(49)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1898年1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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