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源流及其文化-4

江州简称巴或渝。“渝”之名称来自嘉陵江之别称“渝水”；称“巴”则是它曾为巴国（郡）首邑。江州于巴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自巴设置郡县，以江州为郡治之年代始，首邑江州其貌若何？且看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巴志》上的有关记载：“郡治江州时有温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二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通过常璩的描述，可窥见江州之大略。得知当时江州尚处于未开化阶段，境内瘟疫瘴疠施虐，外来者至此多因水土不服，罹瘴患疫。又因地处丘陵，山岳连绵，沟壑纵横，干栏式民居依山而筑，上下重叠，人烟密集，故火患不断，受损严重。巴人秉性刚直豪放，勇猛淳朴，但不谙礼仪人情，动辄口角斗殴，举止欠雅。而江州以东，因承楚风熏陶，人民温文尔雅、驯良敦厚，与巴渝之民形成强烈对比。除此之外，当时江州尚有水居蜒人（或为廪君蛮支系，或为南来越系蜒人，也可能是两者已开始融合，成了难分彼此的水上居民）五百余户，于两江之滨结舫而居。每年夏季洪水猛涨，舟船损毁，其人遭灾致残、溺水致死者无计其数。常璩对巴人的评语是“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风”。“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意为应对敏捷）之气。”若将上述种种对照今天的重庆民风，仍不难发现其质朴习俗与一脉相承的秉性。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巴人英勇善战，无所畏惧，故有“瞎巴”绰号。早在商周时期，巴人之劲勇即闻名遐迩。《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要想了解江州的变迁，还需通过史书记载，寻觅其沿革概况。巴及巴之首邑江州的沿革大致如下：《太平寰宇记》称，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若从现今的江河名称来看，岷江在四川，居西，汉水在湖北，居东，它们并不平行，根本谈不上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其实这些都是根据古代江河名称写就，故不能用现今江名来“对号”。原来古时人们误以为岷江是长江水系的主干道，故将四川境内的长江称做“岷江”。汉水除了指湖北的汉水之外，嘉陵江也曾被视之为汉水的又一支流，称“西汉水”，因此这里的汉水实际上是指嘉陵江。位于长江北、嘉陵江南的地段，恰好是古代巴城。有史记载的巴之大规模建城，应始于蜀汉时期的李严。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刘先主时“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亮将北征，召严汉中，故穿山不逮”。《蜀中名胜记》卷十七云：重庆府“治西十里佛图关，左右顾巴、岷二江，是李正平欲凿处，斧迹犹存”。民国《巴县志》卷一云：“佛图关控巴城之咽喉，环带两江，左右凭岩，俯瞰石城如龟，而自下望之若天半然……东下鹅项岭，山皆修茸，不绝如线，汉李严欲凿此通流，使全城如岛，诸葛武侯不可乃止。”关于巴，《元和郡县图志》云：“汉江州县，属巴郡。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即蜀将李严所筑古巴城。汉水北有一城，时人谓之北府城……”上面所说的“汉水北有一城”，即今江北老城。南北朝时期，南齐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以荆州之巴东、建平二郡，及益州之巴郡，梁时之涪陵四郡立巴州。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省巴州。这一变动为时甚短，故史家多略而不述。其时江州改称“垫江”。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江州县治迁至僰溪口（今江津），属巴郡。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为江津县，属渝州。对此，《舆地广记》称：江津“本汉江州县地，后既改江州为巴县，乃于此别置江州。西魏改曰江阳。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曰江津。唐因之”。《隋书地理志》也有类似记载：江津“旧曰江州，西魏改江阳，置七门郡。开皇十八年郡废，县改名”。从上述记载看，当时行政区划及其名称改动频繁，且所说的时间也有前后不符之处。巴郡始建于秦汉，历蜀汉、晋、宋、齐、梁、魏、周直至隋代开皇年间被废，前后历时近九百年之久。隋代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曾一度罢渝州，仍称“巴郡”。至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置渝州。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南朝梁武帝太清四年（公元550年），于巴郡置楚州；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改楚州为巴州。如果此记载无误，则此次从置楚州到改称巴州仅历时一年。又据《元和郡县图志》称：至周闵帝时（公元542—557年），巴州改称楚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再将楚州改做渝州。看来西魏大统十七年改楚州为巴州之决定，随着西魏政权仅只存续了16年的短暂时光而失效。故于隋开皇九年将楚州改为渝州时，绝不提及楚州曾有过改称巴州一事。渝州，据《太平寰宇记》云：开皇元年，改楚州为渝州。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罢州，改为巴郡。又据《四川郡县志》第285～286页记载：“渝州南平郡《旧唐书》：隋之巴郡。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渝州，因开皇旧名。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南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更名为渝州。”根据以上各记载分析，《太平寰宇记》所记的“开皇元年”很可能是“开皇九年”之误。原因之一是开皇元年隋灭后梁，开皇三年灭陈，至九年始统一天下，定都大兴（即长安），这才着手治理国家改革旧规。在此之前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不大可能去更动郡县名称。原因之二是“九”与“元”相似，抄写印刷易产生笔误。故笔者认为“开皇九年”之说比较可靠。定名渝州系以渝水（即嘉陵江）之“渝”字命名。至宋，渝州又两度易名。《宋史地理志》称：重庆府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改恭州。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以高宗潜藩，升为府。《元史地理志》记载：唐为渝州。宋崇宁元年，改恭州。淳熙十五年，以高宗藩邸，升重庆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立重庆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升上路，以忠、涪二州来属。二十二年，割泸、合二州来属……明代洪武中为府。清代仍为府。以上是自巴至重庆，历时数千载的江州沿革之大要。重庆历代疆域沿革一览：两汉——巴郡、江州县；蜀汉、晋、（南朝）宋、齐——巴郡、江州县；梁——楚州、巴郡、垫江县；魏周——巴州、巴郡、垫江县；隋——渝州、巴郡、巴县；唐、五代——渝州、巴县南平州、南平县；宋——重庆府、巴县；元、明、清——重庆府、巴县。枳位于巴郡郡治江州以东四百里，即今涪陵西部。原为巴国领地，战国时曾一度为楚所占。此举却成了秦国南侵的借口。《战国策》云：“楚得枳而亡。”枳曾是巴之别都，为巴人首领廪君之先王陵墓所在地。秦置县，属巴郡，西汉、三国、晋因之。晋时为涪陵郡郡治所在。辖有今涪陵、长寿、丰都等县。直至隋代，始更名为“涪陵”。元时入涪州（今合川）。1913年恢复“涪陵”之名。秦汉时涪陵县在今重庆市彭水县。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儴、蜒之民。有涪水（或称“涪陵水”），即今乌江。平都原巴国别都。秦、西汉时属枳县管辖，东汉和帝时置县。故城在今丰都县。蜀汉后主延熙十七年划归临江县。《说文》称：“，重衣也。”巴郡有江县。段注：“垫江县为嘉陵江、渠江、涪江会合之地，水如衣之重复，故曰江。”《汉志》江，颜注引孟康曰：“音重叠之叠。”江本应该做“diejiɑnɡ”，但现今以讹传讹，误读“diɑnjiɑnɡ”，并写成“垫”字。垫江原为巴国别都，今合川县南五里有巴子城，即巴国别都所在地。秦时已置县，西汉、东汉、蜀汉、晋均因之。原属巴郡，汉献帝兴平元年刘璋分三巴后，归属巴郡。建安六年，巴郡易名巴西、县亦随之归属巴西。至蜀汉刘禅建兴十五年，又划归巴郡，晋代因之。汉、晋时垫江故城在今合川县治所。辖有合川、铜梁二县地以及潼南、大足、武胜三县之一部。垫江于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改名“石镜县”。南朝时曾为东宕渠郡治所。宋代改名“石照县”，明代划归合州，直至1913年才改称“合川县”。今垫江县地汉时为临江县，西魏时置垫江县。县东北十里处有素负“撑半壁河山”美誉之钓鱼城，城址在钓鱼山顶端，系南宋四川主帅余玠所建。山高约300多米，周围20多平方公里，山顶平坦，可俯视自东北方滔滔流入之嘉陵江，另有渠江、涪江分别来自东北、西南两个方向，钓鱼城即位于此三江汇合处，三江汇合后又径自流向东南，形成北、西、南三面环水之势，为得天独厚之战略要地。钓鱼城又经合川前后任知州王之坚、张珏等人大力修筑、加固，建成周长6.5公里，高7～10米之易守难攻城墙，城中又凿有90多口井，水池两处，以及校场等附属建筑多处，总面积达380多万平方米，可供10多万军民长期驻守。在南宋抗元战役中，坚持抗敌长达36年，迫使威震欧亚、所向披靡的蒙古军，不得已改变其所擅长之平原作战方式，采取迂回包抄战略，对四川实行南北两路同时夹击。然而以钓鱼城为中流砥柱之山城防守战，仍毫不松懈长期坚持。直到公元1279年农历正月（亦即南宋王朝最后一支力量覆灭于海上之前一个月），因守将王立叛降，钓鱼城才告陷落，沦于敌手。明代建树牌坊一座，上书“独钓中原”四个大字。另有祭祀余玠、王之坚、张珏等人的忠义祠一所，该祠于清光绪年间重修。门柱上刻有对联一副，上联曰：“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下联曰：“把盏而绕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竞不国王立二心”。据史料记载，公元1259年，钓鱼城军民重创大汗蒙哥于城下，致使蒙哥因伤势过重，死于重庆北碚之北温泉。垫江（今合川）古代曾为濮人聚居地，至今合川尚保留着濮湖、濮湖乡、濮湖村等地名、遗址。《郡国志》上有“楚襄王封废子于濮江，号铜梁侯”之句，这个濮江是合川至北碚之间嘉陵江的旧称。合川旧志等籍称北崖在州北五里，或称“濮崖”。（参见本章“重镇”之开始部分）凡此种种都雄辩地证实：垫江曾是濮人的主要都邑。鱼复春秋时为庸国鱼邑。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师代庸，裨、鱼人逐楚师。”杜预注：“裨、、鱼，庸三邑。鱼，鱼复县。”大致在秦代，即已设鱼复县治，西汉为县，隶属于巴郡。蜀汉刘璋时改属巴东郡，蜀、晋因循。西魏时称“人复”，唐贞观年间改做“奉节”。南北朝、隋、唐，先后为巴州、信州、夔州治所。鱼复故城在今奉节县东之白帝城，为当时郡守所在。原来白帝城东北二里，古时曾建有赤甲城，在赤甲山上。《后汉书张堪传》李贤注、《旧唐书地理》等古籍均称县治在赤甲城（即西汉鱼复故城），至公孙述筑白帝城后，方始将治所迁至白帝城。公孙述（公元？—36年）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子阳。新莽时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后起兵据益州称帝，号成家（意为起义于成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为汉军所破，被杀。据称，公孙述自谓得金德，尚白，故自号白帝，城亦以白帝城命之。据《元和志》载：“初，公孙殿前有井，白龙出焉，因号白帝城。”“白帝城周围七里，西南二面因江为池，东临氵襄溪（今草堂河），唯北面一小差逶迤，羊肠数转，然后得上。”章武二年改名永安，成熙初，恢复鱼复之名。但《沈志》却记载为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改永安为鱼复。白帝城形势险要，三国时蜀汉以此为防吴之重镇。刘备败于东吴后，即退到此城。城西有永安宫，即刘备临终托孤之处。宋以前，县治皆在白帝城，至宋真宗时，始迁至现今奉节县治。鱼复设置有橘官，唐代夔州柑橘被列为贡品。传说鱼复县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傍，即雨也”。左思《蜀都赋》称：“潜龙蟠（盘）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刘逵注：“巴东有泽水，人谓有神龙，不可鸣鼓。鸣鼓其傍，即便雨矣。”又据《水经注江水》记载：“广溪峡（即瞿塘峡）……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土人见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即降雨。”“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即降雨”究竟若何，尚未证实，然“鸣鼓而兴雨”则有可能。川南兴文县僰王山半山腰处，有一高约30米的唤雨岩，据说人只需对着此岩壁连续高呼三声，岩壁上的泉珠就会倾注如瀑，扬面而来的“雨”透凉冰沁，故有“唤雨岩”之称。估计这些现象是由于空气受震促使雾珠凝聚而落下的缘故，似与炮击云层造成人工降雨是同一个道理。上述“鸣鼓其傍，即便雨矣”、“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即降雨”的说法，若与后面“土家族的宗教信仰”中“自然崇拜”之“雨神、龙神、水神”部分所介绍的日本民间“求雨”做法，“在钟鼓声中祈雨”和“将千枝树枝堆上山顶点火焚烧”、“杀死动物投入涵中以污秽池水”等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同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相似却又有变化的表现，证实土家文化、倭文化均源自东夷文化（参阅后文“雨神、龙神、水神”部分）。白盐崖即白盐山，山在奉节东南十七里之长江南岸，其对岸为赤甲山。“赤甲白盐天下雄”即指此。《水经注江水》将白盐崖说成是江北岸，恐误。朐忍一作“朐月忍”，在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刘璋时属巴东郡，蜀、晋因循。《说文》朐，段注：“汉巴郡有朐忍县，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名。朐忍虫即丘蚓，今俗云曲虫亶也。汉碑、古书皆作朐忍，无异。不知何时朐伪月旬，忍伪月忍。”某些学者认为“朐忍”系巴语。“忍”读做（nin），“ɡunin”与蚯蚓的读音接近，似应是汉语蚯蚓之古代读音，但也不排除“蚯蚓”是巴语的音译之说，故蚯蚓也有可能是汉语中之外来语。《后汉书吴江传》李贤注称：朐忍“故城今夔州云安县（现今之云阳县）西万户故城是也”。［宋］李焘《朐忍记》：“闰月一日泊舟云安之西三十里万户驿下横石滩上，土人云今驿之左右朐忍故地也。”万户驿即今云阳县西之黄泥溪。汉时朐忍辖有云阳、开县及万县之一部乃至湖北利川县境。朐忍有水道通东阳滩、下瞿滩，山有大小石城。东阳滩在云阳县城东，汤溪河口下游。因江上有破石，故通常称做“破石滩”。咸丰《云阳县志》所述之县东三十里有东洋滩，即是此滩。下瞿滩，据《水经注江水》称：“江水又东，右迳朐忍故城南。江水又东，迳瞿巫滩，即下瞿滩也。又谓之博望滩。”《舆地纪胜》称：“下瞿滩在云安县（今云阳）东五里，以瞿村为名。”所谓大小石城即大石城山、小石城山。据《四川通志》所载：“石城山在云阳东二里，即大石城山。”《纪要》卷六九称：“天城山在万县西五里，四面峭立如堵，滩西北一径可登，又名天生城。常璩所云小石城也。”朐忍有大姓扶、先、徐氏，汉时有扶徐，即所谓“头白虎夷”。《隋书》称：“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种落号白虎蛮（虎原做兽，唐人避讳改做虎），世为渠帅。”黄土位于今陕西省旬阳县东，该地古时有巴人。《隋书地理志》载，扶氏系汉初自巴郡迁来者。扶猛之族应是朐忍扶氏分支。朐忍扶氏着称于古籍者，尚有汉初扶嘉（汉高祖定三秦的据《风俗通》等称，应是阆中人范目。扶嘉，范目是否同一人，有待考证），曾劝刘邦定三秦，刘邦嘉其志，在扶翼，赐姓扶氏，为廷尉，食邑朐忍县。咸丰《云阳县志》：“今惟（唯）有扶氏一族居治南岸，为秦汉时之遗民。”阆中原巴国别都，秦时置县。阆中之名寓意于地处阆水（即嘉陵江）包围之中。据《元和志》载，“阆水迂曲经县三面，县居其中，以此得名”。阆中是巴西郡郡治所在地，辖有阆中、苍溪、仪陇三县以及剑阁、盐亭二县部分地域。建安二年，刘璋改巴郡为巴西，并将郡治迁此。阆中三面环水，还有彭池大泽，自古水资源充沛，物产丰富，出产有稻、小麦、甘薯、蚕茧、油桐，远近驰名的“保宁醋”即产于此，此外尚有名产半夏曲等。据《汉志阆中县》记载，“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所谓彭池大泽即其合称。汉以来设堰贮水，引池水灌溉田地，至唐犹存。民国《阆中县志》称：彭道将池在县南十五里，即今七里坝。该坝为四周群山环绕，横涸七里。至唐朝末，堰坏未修，池水流失，池底干涸成平坝。县有灵台山，据《太平御览》引用《十道记》所载：“灵台山，在县北，一名天柱山，高四百丈，即汉张道陵升真之所。”《太平寰宇记》卷八六称：“灵台山一名天柱山，在苍溪县东南三十五里，高四百丈，上方百里，有亘池，宜五谷，又称云台山。”阆中自古即为人（即濮系巴人、板楯蛮）聚居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晋书乐志》：“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巴渝舞。”《汉书礼乐志》：“巴渝之人，刚勇好斗，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以上这些记载，都一再证实阆中确系板楯蛮故里，也是着名的《巴渝舞》的创始地。宕渠宕渠郡治所在地。古为国，筑有城、卢城，位于今渠县东北约八十里。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记载：“建安二十一年，先主置固陵郡。又以巴西郡所管宣汉、宕渠二县置宕渠郡。寻省。后立延熙中，又置，寻又省。晋惠帝又置。”《晋志》称：“惠帝复分巴西，置宕渠郡，绕宕渠、汉昌、宣汉三县，并以新城、魏兴、上庸合四郡以属梁州。”李特起义后，宕渠归属李氏，因而一度废郡。至李雄时，又重置宕渠郡。城为巴国时代人所建。据《元和志》称：“故城在流江县（今渠县）东北七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记载：“古国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国都也。”其故址在今渠县城约八十里，多汉代文物。卢城是人中的卢姓氏族人所筑。板楯蛮七姓中只有罗姓无卢姓，在《风俗通》中则称做“卢氏”。宕渠秦时已置县，西汉、蜀、晋因之。《后汉书吴江传》李贤注：“宕渠，山名，因以名县，故城在今流江县东北，俗名车骑城。”原来东汉时车骑将军冯绲曾增修该城，故有车骑城之名。西汉时宕渠县辖地大致包括现今达县地区及营山、广安、城口等县地。和帝时又分置汉昌、宣汉二县，宕渠县辖有今渠县、营山、广安、邻水、大竹等县地。据文献记载，宕渠有铁矿，古时设有铁官负责管理。《元和志》、《方舆纪要》等进一步指出，邻水县东、西山均产铁。该地区至今仍为四川重要铁矿产地，宣汉、南江等县储量也十分可观。宕渠除产铁外，还出产一种叫“石蜜”的野蜂蜜。《本草纲目》：“《别录》曰：石蜜生武都山谷、河源山谷及诸山石间，色白如膏者良。弘景曰：石蜜即崖蜜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色青，味少酸。”唐代巴州（今巴中县）石蜜被指定为贡品。据称涪州也产此物。关于国古时有长人一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十八年，《集解》引徐广曰：“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六尺。”《蛮书》卷十记载：“按《秦纪》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一夫两妻，号曰左右也。”古籍常有夸大事实或故意增添神秘色彩的记载，如《广韵》称：“侥，僬侥，国名，人长一尺五寸，一云三尺。”上述人长二十五丈及一尺五的说法，其可信程度几近于零。但不能就此认为古籍所载全是子虚乌有，不足为信，其实只要抽去其夸大或神话化了的部分，仍有不少可资参考的有用信息。笔者认为巴郡出大人且一夫两妻应是古代濮系民族标志之一。濮人或濮系巴人身材高大，已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濮人通常生女多于生男，古籍上也屡见不鲜，如《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对倭人先民习俗描述中，就有男少女多，故地位较高者动辄四五个妻子，其他则或两或三的记载。《唐书南蛮下》也有“南平僚……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的记载。倭人主要族源之一是东夷中的濮人。他们是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山东沿海东渡日本的。南平僚无疑属于濮僚或曰濮系巴人，是川东、川北一带的濮僚后裔。濮越本是同族，同属南亚人种，其语言习俗也大致相同。濮越系人的生理特征之一，就是生女多于生男。这种情况也多见于上一二代浙江、福建和两广人的家庭中。上述这些为阆中、宕渠一带人确系濮系巴人之说提供了人类体质学上的有力证据。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三、巴的经济概况巴在历史上曾是显赫一时的文明古国，位列西南诸侯之首。商周时期，巴国经济仍以渔猎、畜牧业为主，直到春秋时期，在蜀国的影响下，开始有了农业生产，并逐步推行余田田制。据《华阳国志蜀志》称：“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祀杜主君。”徐中舒先生在其《论巴蜀文化》一书中指出，春秋时期的蜀地已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鄂西、川东“巴”地仍然是一个以渔、猎为主的分散的联盟国。巴的主要谷物有水稻、黍、稷等。巴国时期江州已培育出优质水稻，汉时此稻被指定为贡米。直至今日，重庆市北部新区的人和大米，依旧远近闻名。“堕林粉”是江州的又一名特产品。这种用粮食配制成的化妆品在当地备受欢迎，它还远销楚国甚至中原，成了名噪京师享誉寰宇的畅销货。此外还有名酒“巴乡清”，茶叶、（药材）巴豆等的制造，也是深受各地青睐的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工业产品有盐、丹砂等。到了后期，青铜器铸造、制作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青铜器的合金比例与中原地区做法基本一致，器物造型美观，而且还掌握了“金银错”装饰工艺。从出土器物看，当时巴族正处在铜器向铁器过渡的时期。制陶业开始采用轮制技术。编织、纺织、竹木器、漆器等的制作工艺，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较高水平。基于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集市贸易也随之活跃起来，商人除货物交易外，还进行奴隶贩卖。商品在物物交换的同时，还普遍使用巴蜀货币“桥形币”，它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开始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当时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为商品流通而设的“市”（即所谓的“新市里”）和“关卡”，也纷纷建立起来。工业和商业的兴起，人口的集中，为城镇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条件，于是，一批批城镇也就随之兴起。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四、巴的物产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园有芳艹弱、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王贵者有桃支、灵寿。”看来自秦汉到魏晋，巴之物产丰盛，经济也较发达。上面所举的各种物产中，列为贡品的就有18种之多。不仅有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也都具相当规模，采矿、冶金、纺织、食品、药品的加工制造等工业随之兴起，经济的发展，势必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那么，巴的物产到底有哪些是值得一书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巴的物产吧。清酒巴渝名酒巴乡清是早已被载入史册的巴人酿制名扬寰宇的特产，是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名列《周礼》“三酒之一”。据记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伤害一千二百多人。有巴人朐忍夷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人应募除害，杀死白虎，受到秦王嘉奖。由于廖等人是夷人，不识封赏，于是改做刻石为盟，刻上了“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的碑文。黄龙可能是外形浇铸成，龙纹样的金条。尽管清酒的价值不能与金条作比较，但它应是当时极为名贵的酒，而且也是巴人拿得出手的、较为值钱的东西。这一估计，大致不会有什么问题。看来巴人的清酒连秦王也为之倾倒。那么，清酒到底是什么样的酒呢？原来清酒是经较长时间酿造、提炼而成的一种高档酒。据《水经注江水》载：“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荆州记》载：“永安宫（今奉节县白帝城）西（或说在云阳县东六十里的龙硐）有巴乡村，善酿酒，谓之巴乡清。”可惜的是，这种酒的酿造技术早已失传。所谓清酒，并不仅仅是指酒的名称，它还用以指与之相对的浊酒而言的一种酒，即经过沉淀分离的净酒。日本也有清酒，又叫“日本酒”，是用颗粒大而柔软的精白米做原料酿制而成，特点是五色透明，味甘，酒度在5～20度之间，其缺点是不能长时间贮存。一般是初春酿造出来的酒，当年秋季是其最佳饮用季节，如果跨到第二年秋天，其味即变，质量就差多了。日本清酒源自我国是毫无问题的，不过它到底是东夷人传过去的呢，还是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的，则因未作调查不敢妄下断语。酱一作“枸酱”。酱系用辛（又叫“扶留藤”）的果实和上盐、蜜渍做成，味辛香，是古代巴渝特产之一。《元和郡县志》卷三一称：涪州贡品有酱。《本草纲目》卷十四：“酱，今两广、滇南及川南、渝、泸、威、茂、施诸州皆有之。”辛属胡椒科，叶如桑，果实像桑葚。据《汉书音义》称：“枸木似毂树，其叶如桑叶。用其树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史记索隐》引刘德语：“树如桑，其葚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以上一说系用其叶作酱酢，一说则称取其实以为酱，到底是叶还是实，抑或两者皆可用做酱原料，就不得而知了。辛的叶还可以和着槟榔做嚼料。嚼料是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氐羌僰系民族普遍的嗜好品。嚼料配料大同小异，多以植物叶裹以槟榔、烟末、石灰等为之。巴人对酱的嗜好，当与藏缅语族民族的嚼料嗜好一脉相承。巴人生产酱，自古闻名。及至汉代，酱仍为巴蜀独有的美食。因名扬寰宇，备受珍惜，故远销南越。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因兵威使番（鄱）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唐）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原来酱南运，取道夜郎牂牁江直抵广州。但朝廷却是在汉武帝使臣唐蒙在南越见到此物后，经询问蜀商并核实后，才得知这一捷径的。芳艹弱即。天南星科，似芋，俗称“魔芋”。左思《蜀都赋》刘逵注：“艹弱草也，其根名艹弱头，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汁煮则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不仅是巴人、蜀人珍爱之物，也为日本人所垂青。据《日本を知る事典》称，古时制作魔芋多用脚踩，故从事此业的工匠们的腿脚上不长毛。由此看来，最早可能是东夷中的濮系民族爱食之物，并在其东渡时传入日本。给客橙又名卢橘、金橘，俗称“四季柑”。产地为江州（重庆）、朐忍（万州）、鱼复（奉节）等地，这种水果至今仍畅销不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今蜀中有给客橙，似橙而非，若柚而芳香，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即卢桔（橘）也。”《本草纲目金桔下》下云：“此桔（橘）生时青卢色，黄熟时则如金，故有金桔（橘）、卢桔（橘）之名，卢，黑色也。”所谓青卢色即墨绿色。荔枝多产于江州、垫江、枳县（即重庆、合川、涪陵）等地。涪陵城西十余里的长江南岸，有“荔枝园”，它足以证实古代该地曾是荔枝产地。杨贵妃爱吃荔枝是尽人皆知的，一说当时宫廷食用的荔枝即出自此处，又一说则认为唐代宫廷荔枝出自广东增城。荔枝极易腐烂，从当时以快马传递方式将荔枝运往长安，似乎从涪陵运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不过如今巴渝所产荔枝，不仅无法与广东所产的相比，即使川南产的荔枝，其质量也早已领先于巴渝所产，因此江州荔枝也就销声匿迹退出竞争了。葵冬葵，通称“冬苋菜”。巴戟中药巴戟天，属茜草科。根可补肾、固阳、壮筋骨、祛风湿。《名医别录》指出：“巴戟天生巴郡及下邳山谷。”邳县秦时称“下邳县”，在睢宁北，属苏北，是濮人先民大汶口人生息地。巴戟很可能是由东夷之一的濮人西迁时携往巴地种植的。天椒即花椒。因产于四川，故称“巴椒”或“蜀椒”。此物也产于秦晋一带，说不定也是东夷西迁时随身携去之物。桃支桃支一作“桃枝”，竹的一种，或说桃枝即椶竹。据《尔雅释草》称，桃枝四寸有节。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桃枝，竹属也，出垫江县（今合川），可作手杖。”道光《重庆府志》指出：“桃枝竹，铜梁县出。”灵寿即灵寿木。产于朐忍县（今万州云阳）龙硐溪谷中。一说出自涪陵县（今彭水）。《汉书孔光传》颜注：“木似竹，有枝节，长不过八九尺，围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需削制。”江州特产除上述荔枝等外，还有堕林粉、蒲艹弱蔺席。县北还出产“御米”，即“人和米”。据《华阳国志巴志》介绍江州县特产时称：“县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有荔芰园，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县北有稻田，出御米。陂池出蒲艹弱蔺席。”清水穴据《舆地纪胜》卷一七五记载：“清水穴在重庆府西三十步，水常清冷，味甘，亦名粉水井。”此处之清水穴一般认为是指巴县衙门内的“灵湫”。但据《蜀中名胜记》及王士祯撰《蜀道驿程记》等则称：清水穴即重庆南岸莲花山麓流经龙门浩注入长江的清水溪。据专家考证认为，后者可靠性较大。堕林粉是化妆用品，用以傅面，含有铅粉、米粉。以清水穴之水可调制出有名的堕林粉。惜早已失传。蒲是一种水草，指嫩蒲，可制席。蔺即灯芯草，也可制席。麻、产于涪陵郡、巴东郡。着名的细麻布黄润，即开州的白布。唐代夔州贡、黔州贡黄。涪陵的麻纺织业至今仍在生产，荣昌、隆昌一带的夏布，自古名闻遐迩。这都说明麻的生产与加工，一直是巴人及其后裔的专长。此外，渠江流域也是巴渝麻的产地。蚕桑蚕桑业主要集中在巴郡、巴西郡。嘉陵江中游之南充、西充、南部、阆中、苍溪等县市，至今仍是四川重要的丝绸纺织业中心，产量约占全省的一半。重庆的万州也同样是自古以来的重要丝纺工业基地。漆、茶、蜜、蜡均产于涪陵郡。但现今茶的产量不多，除十多年前曾行销重庆市场的山城沱茶外，很少听说巴渝地区产的其他茶。然而古代的巴山渝水之间，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茶的故乡之一，而且也曾出产闻名中原的名茶、贡茶。据陈椽《茶叶通史》称：“我国最早的茶事记载都在四川。”“四川茶树栽培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华阳国志巴志》介绍，巴人向周王朝所交纳的贡品中就有茶。古代巴地“园有香茗”。顾炎武《日知录》卷七的“茶”条上说，“自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这说明种茶、饮茶很可能是巴人（中的濮系民族）首创，当非无稽之谈。到了唐代，渝州狼猱山茶、涪陵宾化茶、夔州香山茶等是巴渝名茶。夔州（今奉节）除香山茶外，还产（唐代）贡茶香雨茶，宋以后改称“真香”，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夔州真香”就是这种茶。还有宋代合州（今合川）产水南茶，据说此茶质量上乘，可与当时的阳羡、日铸等相媲美，但产量很少。城口鸡鸣寺则有鸡鸣茶，是清代贡品。据《城口厅志》介绍：“古茶园在八堡鸡鸣寺后，相传自明以来，即为茶园。茶树皆明时植，所产之茶，较他处诸茶细嫩，又独早，其味清香，愈于凡品。”永川秀芽是1964年由四川省茶科所研制的名茶。它是以地方良种“早白尖”的幼芽叶为原料（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制成的茶叶，茶叶外形呈紧、直、细、秀，茶名以其原料及外形而得。巴山渝水，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茶叶品质自古闻名，迄今仍为我国主要茶叶产地之一，年产量逾万吨，且上市较江南一带早1～2个月。然而由于重庆茶叶加工企业受资金短缺、规模小、设备落后、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制约，长期生产不了够档次的品牌。目前，重庆九成成品茶只能在本地自行“消化”，而半数以上的茶坯却被外地茶商收购，供做高档茶原料。这种局面实在是令重庆人感到沮丧，脸上无光。不过，据可靠消息称，西农实验茶厂经多年努力，耗资百万，终于研制开发出“四君子”、“缙云毛”两款精品绿茶，填补了巴渝地区无优质名茶的空白。此外，重庆国渝酒类茶叶有限公司和重庆华霖（苗品记）茶叶发展有限公司等商家，也正在打造高端品牌名茶，相信不久的将来，重庆茶叶必将走出低谷，以全新的姿态面向市场，在茶叶这块“大蛋糕”中，占据自己应得的份额。漆产在黔江地区，酉阳、彭水、武隆等县至今仍为漆的主要产区。蜜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有涪陵贡白蜜之记载。蜡系压榨蜂巢制取，即蜜蜡。同上书还记载黔州贡黄蜡。丹丹即朱砂。涪陵郡出丹，主要产于涪陵、丹兴二县。丹兴县在蜀汉时期改建为酉阳县，属武陵郡。《新唐书》载，黔州贡丹砂。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涪陵、丹兴二县出丹砂。”丹兴之名即得于此。《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时，巴寡妇清，其祖先得丹穴，成为当地首富。巴寡妇之丹，应产于此。另据《秀山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4～5页杨通惠《秀山县建置沿革简史》一文称：“秀山在西汉时系涪陵县南境，《秀山县志》也载明县西北溪口山中，连岭通谷，旧饶丹穴。至于涪陵郡其他各县，历史上都没有产丹的记载。这些资料表明巴寡妇清所得的丹穴，应当是在秀山地区……”铜主要产于巴东郡垫江（今合川）一带。《元和郡县志》卷三三有“铜梁山在县南九里……山出铜”的语句。铜梁之名，早在汉代即已有之。铁主要产于宕渠县。西汉宕渠县包括整个达县地区及营山、广安、城口等县。和帝分置汉昌、宣汉二县后，宕渠辖有今渠县、营山、广安、邻水、大竹等地。邻水县东、西之山产铁，宣汉、南江等县的铁蕴藏量也很丰富。至今这一地区仍为四川的重要铁矿所在地。盐主产地为南充国、临江、朐忍、汉发等县，即今南部、阆中和巫山、云阳一带。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有：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的记载。南阆盐场至今盛产井盐，其数量仅次于自贡、犍为、乐山等地。临江郡即楚之巫郡，辖今巫山及湖北建始、恩施等县。据《水经注江水》称：“巫溪水（今巫山大宁河）……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今大昌镇西北）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北井县所辖区域在今巫山县北及巫溪县地。《文选蜀都赋》刘逵注：“盐池出巴东北井县，水出如涌泉，可煮以为盐。”大宁盐场即在此处。《水经注江水》又称：“汤溪水（今汤溪河）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这就是巴之特产伞子盐。唐宋时在此处置云安监，即云阳县北汤溪河边之云安场。此外汉发县（后改名汉葭，即今龚滩）也有盐井。今彭水县东郁山镇产盐，明、清时曾设置郁山盐课司。列为贡品的动物为灵龟、巨犀、山鸡、白雉等。灵龟，《尔雅释鱼》解释说：“龟俯者灵。”又据《雒书》载：“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水经注江水》称：朐忍灵龟产于将龟溪，即今万州境内江南一小溪。犀牛直至唐代尚贡犀角，以后即销声匿迹，可能是由于滥捕而灭绝。龟、山鸡、白雉等至今仍能见到。山鸡是夔州岁贡之物，产于鱼复（即夔州，今之奉节）一带，雄者色斑，雌者色黑。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五、巴文物（一）船棺说到具有巴文化特色的遗物，人们自然会联想起船棺、柳叶形青铜剑、于、钲、编钟等文物，其中尤以船棺最惹人注意。船棺并不是为了想美化葬具，别出心裁地将棺木做成船形，它实际上是以船为棺做法的演变。巴人行船棺（土）葬习俗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这段时间内。分布范围东起巴县，西及芦山，北至昭化，几及巴蜀地域之大半。船棺葬多以青铜兵器随葬，最多见的要数柳叶形巴式青铜短剑。有些人据此推测船棺的主人应是廪君蛮（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探讨），并指出该族是从鄂西一带沿长江进入巴蜀地区，先到重庆安营扎寨，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即往西发展，直至将触角伸进川西平原。他们携去了青铜器文化，奇异的丧葬习俗和至今仍无人能破译的“巴蜀图语”（或称“巴蜀符号”）。这一切对古代巴文化的发展及其与相邻文化的交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青铜兵器以成都平原出土为最丰，它的出土，为巴人可能曾一度主宰过开明王朝时代的蜀国的事实，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物证。以船为棺的葬俗，说明这些傍水而居的先民们是靠驾船捕鱼以船代步的民族。船舶不仅只用于捕鱼打捞、交通运输以及用来代替房屋供居住，它还是控制水域，执行水上巡逻、防卫任务和进攻敌人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船对于他们，比起马匹之于游牧民族来，其重要性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人笃信鬼神，认为人死后，其鬼魂同样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生存、生活，那里充满了各种可怕的灾祸和痛苦，又因生活在阴间鬼蜮，不得不时刻提防、躲避各种邪魔恶鬼，有时还得与之对抗、争斗，故葬俗中的随葬品也就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而成其为必不可少。诸如生活用陶器、石器、青铜器，供镇魔祛邪用的青铜兵器等，都成了随葬物中的必备品。依据上述信仰意识，以船为棺，也自然成其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蜀王本纪》有：秦欲伐楚，“为太白船万艘”的记载。又如《战国策楚策》称：“秦西有巴蜀，方船载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航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看来战国时期船只的利用已成了沿江河湖海各国平时运输和战时军需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巴人船棺的出现，也正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船只的普遍认识与重视程度。上文提及的“方船”即舫船。指由两艘船并排固定，使之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双体船（或称“双身船”）。这种船比单体船宽一倍，不仅载重量大增（有人估计可装载10吨以上），而且稳定性极好，能抵御大风大浪，适用于长时间远距离航行。远古时期马来人先民就曾利用（以独木舟联结成的）双体船，航行于南太平洋诸岛之间。船棺葬实际上并非始于巴人。据《武夷志》记载：福建“升真洞，又名仙蜕岩……又有四船俯仰相复，亦盛骨函，船皆圆木刳成，半枕于洞口”。“小藏峰，巍然竦立峭壁千寻，亦名仙船岩，东壁隙间纵横插虹桥，上阁二艇，半在隙内，半悬于空，历风雨不毁，所谓架壑船也。”“白云洞，内藏小艇及仙蜕。”“诸志云，大王峰之升真洞有五缸，皆盛蜕骨。又有四船相复以盛仙函……又一舟，楠木刳成，长丈余，阔三尺许……架壑船。船长约二丈许，中阔，首尾渐狭长，类梭形，传为圆木刳成”。经c-14测定，福建武夷山白岩船棺葬棺木的年代，约为距今3445±150年，观音岩船棺为距今3840±90年，大约相当商周时期，应早于巴人船棺。除福建外，湘鄂西及渝市也能见到零星船式悬棺。［清］许瓒在《东还纪程》中写道：湖南“泸溪县楠木洞。船稍前，见绝壁之上石缝中，有船长可八尺许，俗称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民国《泸溪续县志地理志》记载：“床机岩，与辛女岩隔江相对，有机床一具，乘船一支，悬吊在洞内。沉香船，又叫海船，在桐木坳，不知年月，船悬在陡岸半腰中，如今完好，我县十二景致内的石壁仙舟。”湖北西部也是至今尚能见到船棺的地区之一。据《中国悬棺葬》第63～64页记载，鄂西巴东县有龙船河，自巴东县城溯长江而上，在长江北岸有氵襄溪支流，此溪流即龙船河。原来在这一带的悬棺群中，有一称做“敝艇”的船形棺木，长期以来被认做是古代“龙船”。所谓龙船河之名，即源于此。重庆巫溪县大宁河上有一处“白龙过江”瀑布。就在此瀑布附近的大宁河西岸，由于水流湍急，过往船只很容易在此撞船沉没，故称“烂船湾”。在该地的悬崖上，有一岩石墩，墩上置有棺木，系用整棵楠木刳成，长约2米，棺盖略呈弧状，其长超过棺身，远望犹如篷船。上述由整木刳成的船棺，主要出现在福建武夷山一带。其特征是棺盖、棺身用子母榫上下套合，不用铁钉等物；棺盖头部朝前突出，较棺身长，形似篷船。其长度有的近5米，有的3米左右。以上这些地区的船棺，从其随葬品情况推测，得知奉节、巫山、巫溪等地的多为战国至东汉时期遗物；湘鄂西一带的船棺，则多为唐宋年间遗存；而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的均属战国时期船棺。由此得知，首创船棺和悬棺葬的民族，应是闽越或瓯越人。尽管船棺所在地东西遥隔数百乃至数千公里，且船棺有悬棺葬、土葬之别，然其取材、制作等都很相似，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联系。据《巴渝文化》第3辑第238～239页介绍：1975年浙江绍兴县城东部的凤凰山上，发现了两座一棺一椁土葬古墓，据称，木棺在椁内紧靠东北一侧，系用整段原木剖成两半刳成。棺木两头都有卯槽，插入两块圆木块做前后壁，棺盖、棺身接触处有榫，上下对缝弥合。棺、椁均用楠木制就。跟武夷山的和巴县、昭化等处出土的船棺一样，该棺亦是船形，用的也是整段楠木。根据这一考古发现，有的学者解释说，当越人在山居时，置先祖灵柩于崖隙洞穴中，随着经济发展，他们离开山区迁往城市，就逐渐改变葬法，将灵柩埋入土中。最初他们仍遵循传统做法，将棺木做成船形（独木舟式），随着传统习惯的消失，棺木也由船形改变为平原地区常见的棺材了。总的来说，这一推测基本上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故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是把悬棺葬习俗改变成土葬习俗这一过程说得过于简单化了些。诚如以上所述，悬棺葬早于土葬，但它并非必须早于土葬；其次是当土葬风习盛行全国（如唐宋年间）时，西南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先民们却仍按其本民族的传统做法，采用悬棺葬或崖葬等。因此笔者认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除了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本民族的传统信仰与习俗做法，仍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与传统信仰，必须在受到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刺激、吸引，才会导致观念的变换而更改；或者是在与外界交往接触中，不断受到包括精神压力乃至暴力镇压等手段在内的粗暴干涉或巨大冲击，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其原有习惯做法，进行必要的改变，直至被同化。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充分证实着这一点。如果不这样认识，那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过的船棺土葬，何以长期来未能替代船棺悬棺葬，直至一千多年之后的唐宋时期依然盛行，甚至延续至元明时期，仍有僰人悬棺葬之类的古代葬习出现这一现象了。巴人船棺土葬，有人经过分析推测，认为其墓主应是廪君蛮。但笔者则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其墓主很可能不是廪君蛮，而是濮系巴人，即板楯蛮。其理由是：（1）源于氐羌系的廪君蛮，其先民主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虽说他们祖祖辈辈长期生活在水边，但比起濮、越系民族来，则显得略逊一筹。濮、越系民族很可能同出一源，他们都是南亚人种。从远古时起，他们就已生活在我国东部至东南部沿海、沿江地带。濮人、越人水性好，善于驾舟航行，他们都有高超的造船本领。船只对于他们来说，不仅非常熟悉，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工具，生前需要它，死后也同样需要它。基于这种“以船为家”意识形态的支配，萌发了“以船为屋”，甚至发展到“以船为棺”的思想。逐渐形成用船做棺习俗，进而演变为造船为棺的船棺风习。（2）成都附近前不久又出土了一批船棺，有人推测说，它应是蜀人遗物。并称蜀人系氐羌系民族，然而氐羌系民族本是游牧民族，其丧葬做法主要是火葬，土葬、天葬只是它的补充。他们从不造船做棺，更无悬棺葬或船棺葬风习。（3）船棺出土地点不在廪君蛮的发祥地湘鄂西一带，而是在板楯蛮曾经占据和生活过的川北、川西乃至渝市。事实上考古发现早已证实濮人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即已在陕西宝鸡等地生活，而昭化宝轮院出土船棺，则更进一步证明川陕边区直至川西平原曾是濮系巴人的故土之一。（4）船棺中常见的随葬兵器青铜巴式柳叶剑和剑上的巴蜀图语，似乎是推断船棺主人是廪君蛮的重要依据，而且它确实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如果只是凭一时一事孤立地去看问题，而不是从全面出发，进行分析比较，那么这种推测就值得怀疑。况且以随葬品中有无巴式青铜柳叶剑等物下断语，认定墓中有青铜剑的就是廪君蛮之墓的做法，是否有失偏颇？比如像三峡地区的奉节、巫山、巫溪等地的悬棺中之随葬品，虽多为柳叶形青铜剑，但也时有楚式剑、楚式高背木梳等物出现，那么他们到底是廪君蛮呢？还是楚人？实际上作为辟邪驱魔之用的法器，不仅有青铜剑、黄铜剑，甚至还有木剑；同时这当中还有青铜剑的制造者固然可以是氐羌系巴人廪君蛮，但青铜剑的需求者则不见得全是廪君蛮。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青铜剑所浇铸的是手心纹，这种纹样有的学者认为它实际上是蛇头（当然还有以整条蛇做纹样的剑），此外，随葬物中还有长喙水鸟状和钩头蛇首状带钩等物，这些难道不正是濮人蛇崇拜、鸟崇拜的最好物证么？基于上述诸因，笔者认为：船棺的主人，是濮系巴人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船棺的主人是氐羌僰系巴人以及属于氐羌僰系的蜀人之说。其次是关于船棺的悬棺葬和土葬的问题。濮、越同源，习俗多同。他们本是崖葬、悬棺葬的首创者，也是船棺的最早使用者。但一旦到了平原地区或因战事频起，时局动荡，死伤较多，无法进行费时、费力又费钱的悬棺葬时，偶尔也不得不权且以土葬代替，这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不过，这只是在万不得已之时的临时举措，并非其民风习俗的变更。因此一旦进入山区和正值战祸消弭、生活稍为安定的时日，即使迟至唐宋甚至元明，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后裔，仍会竭尽全力毫不动摇地为其逝去的先人们在陡峭的山壁上凿洞开穴进行悬棺葬或崖葬。这已是人所共知之事，无须多说。（二）青铜器巴渝地区大致从商代中、晚期起，即次第进入青铜器时代。古代巴国青铜器有釜、甑、鍪等日用器具，有铜、铜壶等礼器，有剑、钺、戈、矛等兵器，还有于、钲、编钟之类的乐器。这些青铜器尽管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具很相似，但在器形、纹饰乃至制作方法上，都各具其自身的地方特色。总的来说，巴之青铜器体现了小而轻巧、朴实无华、喜用图腾标志或符号等特点。在造型设计、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上，都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如生活用具多为器壁薄，器表无纹饰，整个形体较小；礼器亦大体如此，只是饰有虎纹、云水纹等图案花纹；乐器、兵器则饰以图腾标志（如虎等）或简单的所谓“巴蜀图语”或称“巴蜀文字（符号）”的符号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