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源流及其文化-3

板楯蛮巴人的形成时间可能较早，古籍上有“巴蛇”之称的，有凿齿、头颅人为使之变形、崇蛇等习俗和以木制盾牌为防御武器。由濮系民族先民构成的巴人，就是这一部分人。“巴”这个词也是他们首先使用的。这些人当中，生活在偏南的那一部分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至洞庭、鄱阳一带，生活在偏北的那一部分人，原先分布在黄河流域中游，西迁后他们自河南进入陕南、川北一带，这些人就是人的前身。廪君蛮即被称做“蛮蜒”的，有儋耳风习，崇尚白虎，嗜饮咂酒的那一支部落。他们在作自东而西的大迁移中，自陕南、渝东北、鄂西北、鄂西一带进入鄂西南清江流域。在其首领廪君率领下，屡战屡胜，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到达三峡地区后，建立了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的巴国。第一章巴人源流-巴人 四、蜒人《华阳国志校注》的注释中，有“古人与蛮属同一族系，与今苗瑶系等族的先民有关，则巴族似亦为苗瑶系”的推测。此后又有学者撰文提出相似见解，而且语气益发肯定。笔者则认为此说值得商榷。窃以为上述推测可能来自古籍上的记载。如同上书第30页引用《太平寰宇记》中的一段话“一说武溪蛮皆盘瓠子孙，古谓之蛮蜒聚落”。和《隋书地理志》有“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瑶”的语句，据此下断语称：“莫瑶即今瑶族先民，更可见人与今苗瑶等族有密切关系。”“唐宋以后（人）逐渐南迁到两广、福建一带。”“即近现代闽粤沿海所谓者也。今写做。”本来“蛮”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南方曰蛮”，是用以泛指南方、西南的众多古代少数民族，并非苗、瑶系民族专称，“蛮蜒”之称即其一例。原来“蜒”之称谓源于儋耳，是因有儋耳习俗而得名。“儋耳”之称并不是专指某一族，我国古代的儋耳之国南北各一，巫蜒、蛮蜒应是北方儋耳人，不能把他们误认做是闽粤沿海的蜒人。另外，《太平寰宇记》一书上的记载，多半是前代史书内容的转载，而《隋书》等古籍也并非毫无错误。由于撰写人主要是朝廷御用文人，且多为汉人，对边远少数民族情况不甚了解是常有的事情。而且历年民族迁徙频繁，民族的融合、分化加上统治阶级对弄不清族属的民族一概冠之以泛称，如越、濮、蛮、夷、僚等，更是混淆难辨错误百出。像《隋书》“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蜓、曰儴、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民所谓百越是也”之句，将好几个民族都划做“蛮”，或称做“百越”。蜒有二：一是北来的，其中有崇白虎习俗的廪君蛮，即巫蜒、蛮蜒，属藏缅语族民族；二是南方的有崇蛇习俗的“南方水上夷”，即蛋民，他们属壮侗语族的百越之民。是瑶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广东；僚则是包括越系民族和濮系民族在内的泛称。这些都被看成是“蛮”，草率地被划入百越。以这样的记载作为依据，其可靠性之差是可以想见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是说廪君蛮的先民源于蜒人。或者说巴人先民之一的廪君蛮，源自有儋耳习俗的北方蜒人。保留此俗并相沿至今的，除了住在泰国北部的被称做“大耳窿族”的东南亚民族和非洲的众多部族之外，我国氐羌系民族之一的基诺族也是比较典型的。据称，基诺族男女皆喜双耳穿孔，内塞小竹管、木塞，以耳孔大为美。这种做法就是儋耳。前面已经说过，儋耳有二，一在北荒，一在海南。《说文》也指出：“南方有瞻耳之国。”（“瞻”即“儋”）南方儋耳是指越系民族中的儋耳之民，他们本来生活在闽粤沿海一带，后迁至广西南部，海南东北、北部和西部以及广东西南部等地。海南古时曾设置儋耳郡（今之儋县），即其主要聚居地。儋耳人后裔有俚（今黎族前身），还有蜒（即儋）。儋耳不仅我国南北皆有，作为於越人和濮人后裔的倭人（即日本大和民族先民）之一的绳文人，也同样有此习俗。据日本东京堂出版的《风俗辞典》记载，绳文人的耳饰有臼状耳饰、玦状耳饰和棒状耳饰。臼状耳饰是一种短小而呈轮鼓状陶制饰物，能塞进耳垂孔中，用以扩大耳垂孔，便于儋耳。被称做“南方夷”、“海上水居蛮”的蜒人，除有儋耳习俗外，还有前面提到的祭祀蛇神之俗（巴人中虽亦有崇蛇之民，但其俗并非来自南方蜒人）。蜒人的后裔即今之蛋民。蜒人善水，能潜入水底。据《赤雅》记载：蜒人“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能没水探取。”《咸宾录》称：“蜒人以舟楫为家，或编篷为浒，谓之水栏，有三种，入海取鱼者为鱼蜒，取蚝者为蚝蜒，取木材者为木蜒，各相统率。鱼蜒、蚝蜒能入水二三日，亦谓之龙户。”被称做“巫蜒”、“巴蜒”、“蛮蜒”的，是有崇虎之俗的廪君蛮，他们同样善水，同样有儋耳习俗，但他们是北方蜒人。当他们与南来之蜒杂居，相互影响，风习融合难分彼此时，外族人则很容易将他们误认做是同一民族。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一书中称：“……是则蜒人之在两广者多水居，业渔，即鱼蜒、蚝蜒之类，但亦有居山洞者……现在四川、湖南等处之洞蜒，俱已同化，两广之蜒因其水居，故仍有蜒名。”这里的“四川、湖南等处之洞蜒”，显然是指廪君蛮后裔。与南北两路蜒人接触、融合的同时，又陆续迁来了儴、俚、共、且等濮、越系民族。此外还有称做“”的民族，一般都认为他们也是越系民族，但前面已经提及“，粤中瑶种”说他们是来自广东的瑶族。是否可靠尚待考证。到了三国时期，上述诸民族又与包括西南、南方其他濮、越系民族甚至连异域他国之民，如“天竺、僬侥”等民族也被汉族统治者统统划归“僚”这一族称中，并最后融合为一。巴国沦亡后，巴人大都被划做僚人或同化于汉人、楚人，一部分人则返回其祖居地渝、鄂、湘、黔交界一带及武陵山地，仍保持其本民族生活习俗，世代繁衍绵延至今，是为土家族。不容忽视的是，一个民族的形成、融合时，总不可避免地会有当地土着或其他民族的融入。巴人的构成亦不例外，只是这些民族在人数、力量和影响等方面，大大小于主体民族，且情况不甚明了，资料又甚匮乏，故略而未提。第一章巴人源流-巴人 五、濮人濮人源于大汶口人，然而其先民的发祥地，似乎还可以上溯到距今至少7000多年前的淮河上游乃至河南中部地区。这样说的依据是：（1）从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獐牙器。獐牙器即獐牙钩形器，是磨出凹刃的獐的獠牙，有的獐牙器在其根部还留有绑缚痕。而在距今5000～5500年的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出土的獐牙钩形器则有带柄和不带柄的。距今4500～5500年的大汶口遗址，除有獐牙钩形器外，还有猪门牙。此时的女性，流行一种用猪獠牙制成的头饰新月形束发器。（2）是贾湖遗址上发现身材高大的人骨架。据2001年6月24日《重庆晚报》报道的《舞阳贾湖遗址获重要考古发现罕见男女合葬古墓》一文称：“今年4月至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科大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县博物馆合作，对贾湖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在发掘现场，这座标号为419的合葬墓中的男女身高分别是1.9米和1.7米……据介绍，合葬墓为研究8000年前的贾湖先民的社会组织形式、婚姻形态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贾湖遗址是中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遗址，距今约7800～9000年。”上述考古发现合葬墓中的男骨架身高1.9米，女骨架1.7米。濮系民族体质特征主要是身材高大，头颅人为使之变形和凿齿。在贾湖遗址上发现的人骨，正是身材高大体型，它证实墓主人很可能是濮人先民。如果推测无误，那就说明古代濮文化的传播路线先是自西向东再往北，前后时间长达两三千年。按通常说法，濮人本来就是世居江汉平原至洞庭、鄱阳之间的土着民族。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其多数人与氐羌系先民一样，也是原本生活在东部，后来进行了自东向西的迁移，逐渐到达江汉平原乃至西南各地。濮人西迁是东夷西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迁，似乎是为了寻找更好、更理想的生存环境与扩充其生存地域，但濮人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楚之领土扩张。濮人的生存地域辽阔，西迁后遍及云贵川各地，往北则延伸到黄河和渭河流域，与华夏民族和苗瑶系先民等长期相处。殷商末，濮人也参加了武王伐纣。西周初，楚人势力开始南伸到江汉平原，与自古即在该地生息繁衍的濮人展开了地盘争夺战，由于濮人尚处于无国家组织、无统一君长的状态中，无法对付比自己强大且先进的入侵者，因此在公元前8世纪时，楚王蚡冒“始开濮地而有之”。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濮与麇人伐楚。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在楚的不断进攻下，濮人终于被迫撤退到“楚之西南”，即渝、鄂、湘、黔交界地区及川南、滇东北一带。武陵山区是其主要聚居地。西迁后，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是否仍有濮人呢？尽管史书从未提及，但根据考古发现的现象分析，肯定仍有不少濮系后人留在原地，他们为华夏文明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则于春秋战国时期渡海去了朝鲜、日本等地。第二章巴人源流-巴之继承者 一、僚人（一）僚的形成僚，读做“lɑo”，后世写做“佬”。僚人虽被看做是百越的一支，是“南蛮”的别种。但实际上他们是古代统治阶级对华南和西南地区濮、越系民族的泛称。在粤、桂等省区者，常以“僚俚”联称，至云贵，则为“僚濮”联称。自汉至唐，分布于桂、黔、川、滇等广大地域。西汉初，夜郎的牂牁郡（相当于今贵州的大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地区）曾聚居有众多的僚人。晋时，原居住在黔桂两地的部分南方越系僚人开始进入四川，分布在“自汉中以达邛笮”的广大地区。僚人喜住干栏，能卧水底持刀刺鱼，有口嚼而鼻饮之习，善于铸造铜爨。人死则竖棺埋葬。原川东的南平僚，女多男少，有妇人任役，男子左衽露发赤脚之习。其习俗与濮系民族以及倭人等极为相似，看来南平僚应属濮系僚人。虽说僚人主要包括濮系和越系两大部分，但似乎有越人（即骆越）血统者占多数，故其俗多近于越。据《魏书僚传》记载：僚人“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其丈夫称阿、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而鼻饮。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大狗一头，买一生口”。以上住干栏、珍犬、喜食狗肉等习俗显然与越系民族相似，而不同于上古时多住半地穴式住房，到后来才住干栏式住房，和有爱狗、不吃狗肉等风俗的濮系民族。尽管三峡地区原是濮系、氐羌系和包括上述两系民族在内的巴族等的居住地，但在秦灭巴时，巴人纷纷逃离巴郡，沿长江而东下返回祖居地湘鄂西和鄂东一带。魏晋时期，被迫迁入的僚人，填补了人口稀少的巴山蜀水，致使这一地区的僚人，达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的程度，从此巴蜀地区遂为僚人天下。僚人这个名称，不仅包括了濮、越系民族，也包括巴人，甚至还包括天竺、僬侥等外来民族。至于僰人则更不用说了。僰人悬棺，也可说成是僚人悬棺。悬棺中的僰人应是濮人后裔，故此说不谬。不过他们并非别有所指的所谓僰人。川滇一带有邛僰、滇僰，已如前述。下面再对所谓的“僰侥”作些推测。（二）僰侥、僬侥郑德坤先生撰写的《僰人考》称：“僰人棘，谓其人种之矮。而僰侥即僰。”“侥”是僬侥，“八蛮”之一。《说文》释：“南方有焦侥，人长三尺短之极也。”《广韵》：“侥，僬侥，国名。人长一尺五寸，一云三尺。”只有三尺身高的“僰侥”，显然不是前面所说的僰人，也不可能是邛僰、滇僰。这里的“僰侥”说不定就是“僬侥”的同音异写。《说文》释“僰”为“从人棘声”，正说明这个“僰”本应读做“ji”而不读做“bo”。《礼记王制》：“西方曰棘。注：棘，当为僰。”“僬侥”很可能是指古代分布在台湾山地的“矮黑人”，即来自菲律宾等地的尼格利陀人。有的学者推测，他们大概是从其聚居中心菲律宾漂来的。既然矮黑人能漂到台湾，那就同样有可能漂到南方沿海各省，甚至抵达北方沿海。《国语鲁语》有云：“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孔圣人若未亲眼目睹，恐怕不会发出“短之至也”的感叹吧。据《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9月号第76～87页的一篇题为《隐居在悬崖中的“神秘矮人”》的文章，报道了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境内的古崖居，说居住在那些崖居里的居民，可能是一群平均身高约1.5米的“矮人族”。该文称：“崖居洞室最低为1.45米，最高为1.90米，一般在1.65米至1.85米之间。”其火坑也普遍为1.6米左右。据说古崖居正式被发现是在1984年。当地老人们说，“洞沟”原本被山体遮挡着，不知哪年哪月山体坍塌了，“洞沟”就露出来了，至于古崖居的主人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看来这也许就是上面所讲的尼格利陀人。据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尼格利陀人”词条，得知其人男子平均身高1.50米，女子高1.42米，肤色褐黑，头发略带卷曲。其住所系用竹竿或树枝搭成的简陋窝棚，上面盖以树皮或兽皮。像延庆古崖居那样开凿石洞而居的做法不能不是一种为适应新环境而被迫的无奈之举，可是这些聪明而有毅力的古代黑矮人不仅开凿了单间房，也开凿有里外套间，甚至上下相连的楼房，有的房间还开有门、窗。在走廊两侧有石柱，室内有火炕、灶台、烟道、案台、马槽，还有唯一的一件文物——石碾。看来这些漂来的南洋黑矮人确实不易！到了川南的，被称做“僰人”的濮人后裔，其身材变矮，确与混血等因素有关。据称，自蜀汉到成汉，居住在贵州牂牁特别是黔西北的（包括濮、越系民族在内的）僚人，经过“引僚入蜀”，强制被迁徙到蜀地。《魏书僚传》称：“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华阳国志蜀志》也指出：“蜀土本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橦，布满山谷。”《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第128页记载得更为详尽：“魏晋时期，迁入今黔桂边境一带的越人与原来居住在这一带的濮人错居杂处，经济、文化逐步融合，各自民族特征逐渐淡化，以致被统治者称为僚人。这个时期的汉文资料中，往往濮僚连用或濮僚互称……”迁入蜀地的僚人实际上也是这些混血人种，故即使保留某些固有习俗，也很难改变混血后所产生的体质上的种种差异。入川僚人数量众多，“布满山谷”，成了巴蜀土地上的多数民族。但经受元、明两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数度“湖广填四川”的汉族大移民之后，僚人的处境每况愈下，最后被迫同化于苗族或汉族。从此，僚也像濮、巴一样，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剩下的苗裔即今人口不足45万的仡佬族，分散居住在黔桂一带。较为集中的是位于黔东北的务川、道真等少数几个县。（三）僚人留下的影响当僚人继巴濮之后踏上巴郡土地时，世代居住在渝州大地上的居民们，在生活习惯风俗民情方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据《旧唐书南蛮传》记载：“南平僚……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涪州接。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太平寰宇记渝州风俗》记载：“今渝州之山谷有狼柔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即干栏）。”“无夏风，有僚风，悉住丛箐，悬虚构屋，号阁阑。”以上说的是唐宋年间的重庆。然而直至重庆直辖之前，依旧能在人迹罕到之处或远郊农村见到干栏式建筑。所谓干栏，就是先用四根（也有用九根甚至更多的）竹、木等做桩，再在它上面铺上地板修建房舍的悬空式民居，即俗称“吊脚楼”式的房屋。这种建筑，西南各地都有，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常见。重庆辖区以及三峡地区的苗、土家等民族也习惯住这种简易、实用、经济、凉爽且隔潮的住房。干栏的首创者是越人，它是从（筑巢树上的）巢居演变过来的。《太平寰宇记渝州风俗》称：“狼柔乡人，高居树上……”“又俗构木为巢，以避瘴是……”这是在树上构木为巢。《临海水土志》：“安家之民（即瓯越、闽越人）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之上，似楼状。”这里则讲的是干栏。在衣着打扮方面，僚人椎髻凿齿，赤裤短褐，并左衽、露发、徒跣。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庆，着短上衣者虽屡见不鲜，但红裤却无人再穿。能见到的是身穿蓝布长衫，以白布或黑布缠头，赤脚，近乎仡佬族男子打扮的老农或船工。这大概也是“僚风”之流传吧。西南地区绝大多数人都离不了酸、辣和嗜食糍粑，这同样是源自僚人及其先民越人、濮人生活习惯的又一体现。另据介绍，直至前几年，重庆江北县统景区温泉和鄂西长阳县清江北岸的盐水温泉等地，其周围村民都有男女同泉沐浴的旧俗。毫无疑问，此习也应该是僚人留传下来的越人、濮人“交趾”古风的再现。据《中国少数民族禁忌大观》第260页介绍说，仡佬族人发现饭甑里的饭不够时，舀饭的人不能说“没有饭了”，只能说“发财了”。如果小孩子不懂事，叫嚷“没饭了”，大人要立刻补上一句“发财了”，以便相抵，图个吉利。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重庆的饭馆卖完饭菜，晚来的顾客吃不上饭时，饭馆伙计、老板都会对顾客说：“发财了，明天请早！”这岂不也是僚人旧俗的延续么？在本书导言的最后部分，曾提到重庆人常说的口头禅“老子”、“格老子”实为“僚子”、“仡僚子”的讹传。它本是对僚人的蔑称，后来成了骂人话、口头禅。西晋张华撰写的《博物志》，就有“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的记载，证实早在魏晋时期已有“僚子”一词。“葛僚”则是宋时对僚人的蔑称，后改为“仡佬”。重庆市辖区内的山乡僻野，到处都有葛老溪、仡佬坪、仡佬寨之类的地名，证实这些地方都曾是僚人住过的地方。第二章巴人源流-巴之继承者 二、土家族据文献记载，土家族先民着名首领廪君，死后化白虎而去，故该族有崇尚白虎风习，人称“廪君蛮”。又因其先民呼“赋”曰“”，遂以“人”称之（关于人，后面还将详述）。史籍将土家族先民划做“巴郡南郡蛮”，列为“武陵蛮”之一。此后又以地名做族名，称“酉溪蛮、娄中蛮、巴建蛮、信州蛮、酉阳蛮”等。宋代称“土民、土蛮、土兵”。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据说是“本地人”的意思。土家族起源有三说：（1）源自秦灭巴后原住在渝鄂湘黔交界地区的巴人。（2）据湘西龙山、泸溪、大庸等地发掘之新石器文化遗址及土家语地名考察，认为源于湘西土着及进入该地区的巴人、汉人等融合而成。（3）据《复溪州铜柱记》之有关记载以及土家族与云南部分彝族风习及语言相似等现象，推断源自唐中叶的乌蛮。看来分歧的主要点似乎在源于巴人或源于乌蛮。巴人和土家族族源，历来说法多歧，莫衷一是。它说明这个话题迄今仍是困扰人们的重大疑难。现就此谈些笔者的见解。（一）土家族源于巴人土家族史称“廪君蛮”。此称谓明确指出其先民是古时生活在鄂西一带有崇虎习俗的巴人。与廪君蛮巴人一样，土家族亦以虎为图腾，以虎之后裔自居，族内流行其人死后将化虎飞升的神话。该族土老司领头跳摆手舞时，手中持有旗，“旗上图案。纹样多绘虎形”。［明］陈继儒《虎荟》：（湖北）“房陵间有白虎神，好饮人血，每岁其民杀人祭之。”至近代，鄂西土家族尚有以人祭虎遗俗。有关土家族先民的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432页是这样写的：南北朝时，土家（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以下同）各部势力迅速发展，尤以冉、向、田氏发展最快，他们屯守三峡割据称雄。北周武成至天和（公元559—566年）年间，信州蛮首领冉令贤屯据水逻城，蛮帅向五子王屯守石墨城，向宝雄据守双城，以峡江为中心实行割据，势力范围达两千余里。《周书蛮传》指出：南北朝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善于用舟的蜒人势力强盛，“屯据三峡，断遏水路”，割据一方。信州蛮首领冉令贤所屯据的水逻城等峡江地区，据史籍记载应在今奉节县境内，旧属信州永安郡。《四川郡县志》第146页称：“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信州蛮冉令贤等据巴峡，攻白帝，于江南险要之地立十城，自率精锐守水逻城。周将陆腾讨之，兵至扬口，先拔其江南八城，因数道入攻水逻城，遂克之。”《资治通鉴》开皇九年注：“蜒亦蛮也。居巴中者为巴蜒。此水蜒之习用舟者也。”上述文献记载表明，土家族先民即信州蛮，他们应是被称做“蜒人”的廪君蛮巴人后裔。关于“屯据三峡，断遏水路”的锁江设防情形，1999年1月10日《重庆晚报》刊出的《铜锣峡——锁江遗迹何处寻》一文，引用宋代《太平寰宇记》等的记载称：先是在峡口坚硬的石壁山凿洞穴，再把铸造好的大铁柱固定在洞穴里，还要制造几条锁江铁链，铁链横过峡口，拦断江面。飞桥则于铁索上铺木板，架设火炮，打击对方。南北朝时还没有发明火药，当然谈不上架火炮，但以铁链过峡口，拦断江面和在铁索上铺木板，派弓弩手在飞桥上把守，禁止船只往来则无疑是办得到的。当时锁江主要是在蛮蜒（即信州蛮）聚居地，因此锁江地点很可能在瞿塘峡而不可能在重庆江北区的铜锣峡。据《读史方舆纪要》介绍，明代重庆大夏政权据守瞿塘抵御汤和时，“以铁索断关口，南倚南城寨，凿两岸壁，引索为桥。汤和至大溪，引兵攻飞桥，皆不利，引还”。看来南北朝时期信州蛮断遏水路也同样是用铁索拦江，阻止船只通行的手段来实施其割据的。关于人，《文献通考》解释说，“蜀李雄薄赋，其人口出钱四十文，巴人谓赋曰，因为名焉”。《华阳国志校注》称：“《舆地纪胜》卷一六二引《晋中兴书》：宗贝者，廪君之苗裔也。宗贝人虽或与廪君同源，然自秦汉以来，其风俗、语言、信仰、分布等等均与廪君蛮不同。秦汉时宗贝人主要居住于今四川嘉陵江、渠江及川东长江流域。汉末以后，有迁徙至关中、甘肃、陕南乃至江汉流域者。”秦汉时川北一带的巴人被称做“人”，据说是“谓赋曰”所致。蜀汉谯周在《三巴记》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夷人岁入钱，口四十，谓之民。”但也有对此持异议的学者，如《巴族史》认为人、国之称，早在巴人未进川以前，就已定居在以宕渠为中心的今川北一带。故《华阳国志巴志》称宕渠为“故国”，并指出在东晋时期尚有“城”遗迹可证明。到了后世，巴人、人的称呼又被“板蛮”所代替。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称：“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时有巴郡阆中夷人……乃登楼射杀白虎。”“高祖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全户乃岁入钱，口四十，世号板楯蛮夷。”为什么称巴人为人？如果说早在巴人进川之前就有了人、国之称，那么这些称呼作何解释？是怎样得来的呢？这些恐怕就难以回答了。其实当时巴人中的廪君蛮确实尚未入川，但作为人先民的濮系巴人却早已定居于斯。助武王伐纣、射杀白虎，助高祖定三秦都是他们建树的功绩，“歌舞以凌殷人”，迫使“前徒倒戈”的绝招，也正是他们创下的奇迹。武王伐纣时，可能是由于其族称尚不稳定，常以与“濮”、“巴”近似的“彭”、“蒲”的音作为族称，故较早的古籍上只见“彭、濮”而不见“巴、濮”。笔者认为，人也是濮系民族，他们在作自东往西的民族大迁徙中，取道豫、晋、鄂、陕，来到了鄂西北、陕南、渝东北、川北一带。坚持此说的依据是：（1）据文献记载，巴人、人的民族性格相近，习俗相同，且都是英勇猛锐，冲锋陷阵，善于在阵前用歌舞瓦解顽敌的奇特民族。这些怪异的秉性气质，很难在短期内以同化的方式求得一致，更不可能出现在两个毫不相干的民族身上。（2）古籍《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有“自巴西之宕渠迁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移居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之句，这说明人本来就是巴人，不称人称巴人，仅仅是“复号”而已，即恢复其原有称呼，并非改称。（3）“巴七姓”又称“七姓”。如《后汉书补注》卷二十引《风俗通》称：“巴有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复除目所发宗人卢、朴、沓、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华阳国志巴志》：“……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隋书地理志》：“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于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这说明他们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同宗民族，故称巴、称或板楯蛮都改变不了其民族实质。（4）从“巴人源于濮的依据”引用《山海经海外南经》的“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凿齿持盾”来看，人应该就是源自濮的有凿齿习俗和以木盾为防御武器的“板楯蛮”，他们属濮系巴人。（5）濮人属南亚人种。据考古资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的陕南宝鸡、半坡等遗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土过南亚人种头颅。如《文物考古研究》第7页指出：根据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测量，“多数与华南和现代南亚及印度尼西亚组接近”。“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半坡组相同。”这些南方人种的骨骼，为濮系民族先民曾生活在陕南、川北、鄂西北的推测，提供了最直接的有力证据。纵观上述，可得出如下认识：（1）巴人并不是单一民族。（2）土家族先民之一的，即人称“蛮蜒”的信州蛮，应是巴人中的廪君蛮而不是板楯蛮。巴人爱喝咂酒，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土家族也嗜咂酒，并用咂酒待友。是为土家族源于巴的又一佐证。再从语言文学上看。我们今天虽无法得知巴人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但巴人留下的文字符号——“巴蜀图语”却与纳西族的东巴文有相似之处，据说东巴文有二十个与巴蜀图语相同。因此有关专家认为：“其中应有承袭关系”。它们可能同出一源，但其分支远在殷商以前。这就是说，巴文与东巴文同出一源，巴人与纳西族先民应是同源民族。一种文字代表一种语言。纳西族属藏缅语族语言，那么巴人的语言则应是原始藏缅语的一种。而土家语也是藏缅语族语言，这不又一次证实土家族源于巴人么？（二）关于土家族源于乌蛮说土家族是否源于乌蛮，因未找到有力证据不能妄断。但若从巴人源于东夷之说推测，则该族与东夷后裔的氐羌系、濮系民族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说土家族源于乌蛮或许欠妥，但本质并不悖谬。在未探讨土家族源于乌蛮一说之前，须先弄清乌蛮的来龙去脉和他们与彝等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乌蛮是古代民族。唐时主要分布在滇、川南、黔西，为东爨、六诏和东蛮的主要居民。元、明时称“黑爨”或“罗罗”，与彝、纳西、傈僳等民族有渊源关系。关于彝族起源，也曾有过多种说法。如有说源于卢人、卢戎人的，也有说源于古濮人、马来人、僚人的。随着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认为彝族与古羌人的某些支系有渊源关系的见解，已被普遍接受。据《民族百科全书》第409页所谓“邛僰”、“滇僰”是古羌人与“当地土着部落”融合后形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僰人，汉时居滇池一带者称“滇僰”，居邛都（今四川西昌地区）者称“邛僰”。皆梳椎髻、种田、有邑落。在古羌人与“西南土着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僰人的融合，与彝族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上述“土着部落”实际上是较早到达西南的濮系先民。僰人梳椎髻、种田，有邑落，习俗与濮人同，而氐羌僰系先民则是辫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的游牧民族。说明僰人与濮人关系远较氐羌系先民为深。彝族虽属氐羌僰系，但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绵缠椎鬓、短褐、徒跣、戴笠、荷毡，显示出与濮人相似的体形特征和装束。其深目、长身、黑面的体形，接近于南亚人，难怪会有彝族源自古濮人、马来人、僚人之类的猜测。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分化为乌蛮与白蛮，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这就是说，乌蛮更接近于氐羌系民族。由此观之，彝族与濮人有血缘关系的推断是可信的。彝族既与濮人有血缘关系，又与氐羌僰系的昆明人有渊源关系，那么在语言、习俗上与巴人后裔的土家族相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毕兹、服孳”，源自“伏羲”据《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13页记载：“从语言学方面的证据看，服孳之服与伏同音，据潘光旦先生考证，伏通比、毕，孳为子之古文，子与兹同音，可见服孳即比兹。比兹为古代巴人之自称，又可知服孳正是巴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伏”的古音应读做“普、泼”，与“巴”的读音也基本相同。伏羲又作“伏戏、庖牺、宓羲、宓牺、宓戏、羲、牺、包牺、炮牺”等。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的伏羲，风姓。一说伏羲即太昊（太）。看来伏羲的“伏”和“服”，古音应读做“普”，“包、庖”系“普”的变音；“宓羲”的宓现今（与“秘”相同）读做“mi”，古音则作“bi”；“羲、牺”古音为“气、欺”。这样，“宓羲”古音应读做“biqi”，与“毕兹”的读音近似。还有，“兹、子”古音似应读做“ji”（广州话可佐证），宓羲的“羲”复古后作“qi”，读成不送气音就成了“ji”。经读音转换，毕兹与宓羲都读做“biji”，读音完全一致了（这也许就是东夷语的读音）。它证实“毕兹”就是伏羲。毕兹是民族名，伏羲大致是其最初的领袖，即太昊，为崇鸟之民（或说太昊崇龙，少昊崇鸟），原本居住在鲁豫一带。土家族巫师土老司作法时常用的一对木雕假面——傩公、傩婆，据说它们就是伏羲、女娲，被称做“东山圣公、南山圣母”。它暗示着伏羲是东夷中的鸟夷部族首领，风姓（风、凤古时相通，即凤凰，看来这个鸟夷可能就是风夷，可是凤凰极为稀少或根本就没有这种鸟，于是就用鸡来替代，这就是东夷人西迁后，凡是在葬礼、祭祀鬼神或巫师作法等场合，总离不了鸡的原因）；女娲是我国东南部的越系崇蛇之民的部族首领，可是到了后来，不知为什么硬把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传说人物扯到一起，把他们说成是人面蛇身的兄妹，为了繁衍人类而结为夫妻。试问：此时女娲为什么不采用她的用泥土捏人的绝活，而是一个一个地胎生呢？其实这不过是秦汉以后根据古代兄妹婚神话编造而成的神话传说罢了。值得注意的是巴人始祖是伏羲之说。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碑文中有“肇祖伏羲……”的文字，它恰与《山海经》的“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之句形成对照。不过又有一说，称太昊伏羲氏降生于陇西成纪，即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这与太昊伏羲氏原居山东河南之说矛盾。另外还有：少昊为白帝，在东方创立了鸟的王国，其职司也在东方；少昊的神职在西方，号金天氏，形象为白虎……这些错综复杂前后不一的说法，使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只要了解：“东夷人早在史前时期即已陆续有过不断西迁之举的长时期远距离的大移民，而且他们一向习惯用自己的族称、图腾等命名迁入地的山川土地”这两点，就全部清楚了。笔者认为：西迁东夷人原先居住在山东、苏北一带，本是崇鸟的海洋居民，西迁时大致是沿黄淮向西迁徙，途经河南、山西，抵达陕、甘，到了陇西成纪，于是就有了崇尚白虎的少昊金天氏之说。据《辞海》释义称：（少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名挚（一作质），一说号金天氏。东夷族的鸟为图腾，……”看来太昊大概是伏羲氏民族集团领袖，本是崇鸟之民，其崇龙蛇之说可能是后来在民族集团内部来了濮系民族徐夷人的“加盟”，图腾神也随之增加了龙蛇，接着又被人为地编成神话流传各地。少昊氏应是太昊氏后裔，故集团名称仍称为伏羲氏。西迁后又多了一支以白虎为图腾的支系（其人信仰廪君），南下到达湖北清江地区，形成了巴人廪君族先民。旋后溯长江而上，直抵巴渝地区。说到这里，不由想起了古代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百济古称“伯济”，其读音颇类比兹（biji）。朝鲜半岛与日本一样，古时也曾是东夷人东渡时的目的地，时间主要集中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那么，百济人先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是否与伏羲氏民族集团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很有可能。其依据主要有三：一是韩国国旗图样是太极，太极图的创始人是伏羲氏，这就与上面所说的“比兹”可能就是伏羲的推测取得了一致，说明百济人先民应是东夷，与巴人可能同源。二是百济与倭（日本）极为友善，这里面虽说有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但他们本是同源民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百济向倭示好，首先是遣僧传佛，派工匠艺人修寺院制佛像；委阿直歧为使，觐（jin）见日皇应神天皇，出任皇子之师，传播经书典籍；阿直歧还推荐了王仁，王携去《论语》、《千字文》，开创汉籍传日之先河。此外百济还陆续移民能工巧匠赴倭支援，使该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此日本就有了百济寺、百济神社，也有了百济川、百济桥、百济村。百济王室城员混伎王还成了日本飞鸟户神社的祭神，甚至连阿直歧、王仁等人也在日本有了神社，成了祭神。又一王室成员敬福王，还与日本皇家结为姻亲……凡此种种表现，显然已超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若无氏族血缘亲情，恐怕不至于如此。三是韩国人多卜、朴二姓，据说凡是姓卜的男女，即使不同家族，也无血缘关系，但只要双方都姓卜，就严禁结婚，理由是他们都源自同一祖先。这反映了卜、朴很可能都是濮系民族，即东夷中的徐夷人。“濮、卜、蒲、僰”应是同音异写，巴人当中也有此姓。杨铭先生在《巴渝文化》第4辑撰写《巴人源出东夷考》一文称：“《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郑氏、莒氏、终黎氏……‘终黎民条下，《集解》徐广曰：《世本》作钟离；而《太平寰宇记》引《世本》作终犁。可见钟离就是终黎或终犁。由于东夷族的分支终黎氏而得名的钟离，春秋战国之时，地望在今安徽凤阳县境内。《左传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叔孙侨如及诸侯之大夫会吴于钟离；又昭公四年（前538年），楚葳尹宜咎城钟离以备吴。汉置钟离县，故城在安徽凤阳县东北二十里。巴氏所出的原始地望应该就在今安徽的淮水流域，这与巴氏出于嬴姓，且与同属嬴姓而原始地望在今安徽凤阳的钟离氏、原始地望在今安徽涂山的徐氏附近的记载相符合。”“……已有学者据《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指出：武落就是巫落，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韦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郦道元《水经注涑水》下引巫咸国条等，认为其在今山西安邑县境内，而今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者，也多从此说。所以，武（巫）落的大致地望在晋南不成问题。也就是说，巴氏早期的居地是在今安徽淮北，其后又迁徙到了今山西的南部。”上文为巴源自东夷之说从历史文献中提供了又一很具说服力的证据。巴国沦亡后，巴人除同化于汉人、楚人或被划入僚人者之外，其余则返回其祖居地渝鄂湘黔交界地带及武陵山区，仍保持其本民族生活习俗，世代繁衍延续至今，是为土家族。有一点必须清楚的是：无论是巴人的形成还是土家族的形成，正像前面曾提及的那样，总不可避免地会有当地土着或其他外来民族的融入，不过这些人未能构成主体民族，影响也不大，故从略。到了南北朝，距巴之灭亡已途七百余载。巴人作为族称，亦随之逐渐被淡忘或为僚所取代，然而为时更早的“蛮蜒”之称却依然见诸史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巴人后裔即被称做“蛮蜒”之称却依然见诸史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巴人后裔即被称做“蜒”的土家族先民尚在，说不定其儋耳古风犹存，或者是因为巴人的民族成分复杂且多变化，其中尤其多濮族，较难专指某一民族，故在需要明确哪一支系时，就不能用“巴人”这一笼统名称表示，故“蛮蜒”之名无法废除，一直沿用至宋代。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第三章引言文化，大体上可分为表现在衣、食、住、行以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方面的物质文化和表现在语言、文艺、科学、哲学、宗教、风习等方面的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非毫不相干甚或彼此排斥，相反，它们实际上是互为影响，彼此渗透，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有着密切联系而不可偏废的同一个实体上的两个方面。巴文化源自巴渝地区，是古代巴渝人民通过不断努力创造、提高，逐渐积累而成的。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一枝独秀的奇葩，是人类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广义上讲，巴文化大致上包含巴文化和巴文化之后的土家族文化这样两个范畴，前者主要是古代巴国、巴郡时代的巴民族文化；后者则是巴以后的土家族对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土家族人民世代耕耘创造的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巴文化，可以使我们从巴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它与相邻文化的关系中，去了解它的发展轨迹，揭示它与相邻文化之间的彼此影响、融合等方方面面的现象，以加深人们对巴文化的悠久、精博及其丰厚底蕴的认识，进一步激发我们巴渝儿女爱家、爱乡、爱祖国的高尚情愫，为创建更理想、更美好的巴渝新天地作出更大的贡献。下面就按照巴文化、土家文化的顺序，依次进行探讨。我国史学界原本将巴文化的时限，界定在先秦及其以前这一段时期内，然而巴文化并非截止于秦，直到汉代，甚至更晚些时候，巴文化仍在发展、流传，若硬要按上述时限划分，势必造成秦以后的巴文化无所适从，故多数学者主张时限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以切合客观事实。基于此，笔者特将“巴文化”一词当做“巴族文化”或“巴人文化”含义使用，以免受时限桎梏之制约。关于巴文化的内涵，有人说，巴人的文化，仅能从有限的考古材料中加以判断。他们信奉白虎，有人祭风俗，死后用船棺葬。武器有铜剑、铜钺、铜矛。生活用具有铜甑、铜釜、铜鍪。乐器有于、编钟等。器物多轻薄，虎纹是常见的纹饰。此见解固然无误，但未免把已知或正在发现的巴文化说得过于贫乏。事实上，在（包括渝市少数民族在内的）重庆人的生活当中，巴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只是暂时还没有人去发现它、注意它和认识它而已。如像饮食方面的糍粑、魔芋、豆豉，居住方面的干栏（即吊脚楼式住房），文娱方面（如川剧等一唱众和式的）唱腔，劳动方面的背、滑竿和（劳动时的）喊号子，（筑堤护岸用的）石笼，（木船）舵笼子，（制盐等时所需的）钻井技术及其工具，冶金采矿技术及其工具，（细竹丝绕成圆圈，当做物品销售标志用的）草标，信仰方面的祭祀（或送葬）用鸡以及作为辟邪用的鸡血、鸡毛，（供在堂屋正上方墙上的）“天地君亲师”牌位，还有峡江两岸峭壁上的崖葬、悬棺葬……真是举不胜举。当务之急，应该是努力去发现、发掘、鉴别、整理，使它重新焕发出巴文化风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研究它。在开始讲巴文化之前，有必要先讲讲巴、巴国（郡）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经济状况、地理位置及其重要城镇，然后再谈巴文化千姿百态的表现形象和它的深刻含义。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一、巴的政治制度关于巴的社会性质与政治制度，学术界历来见解不一，如有人认为廪君时代巴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军事民主制阶段，到了春秋时期，才初步建成割据的奴隶制国家；有的则说，西周初，巴国大致已进入封建制社会，跟中原地区一样，建有完整的税收制度，估计它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的家长奴隶制阶段，直接向封建化过渡；还有人说，直到秦灭巴时，巴还处于奴隶制初期，或说廪君时，巴才正式确立父系制……但总的来看，认为当时的巴国是奴隶制国家的认识，比较一致。董其祥先生在《巴蜀社会性质》一文中，极力主张巴是奴隶制国家，并提出几点理由，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点：（1）有较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2）已出现互相对立的阶级，即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3）已具备国家的雏形；（4）统治阶级拥有一支较正规的军队；（5）建有一套官僚机构。秦灭巴后，则推行封建的郡县制度。那么，巴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在当时条件下所建成的城市，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就来谈谈巴和巴国疆域、军事力量及其城市的性质、面貌等方面的情况。第三章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巴文化 二、巴的疆域、军事力量及其重镇（一）疆域上古时期，人们的国家观念尚未形成，或较为淡薄。主宰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往往是村（部落）组织机构及其首领（多数部落都由其宗教领袖即巫师担任），部落之间缺乏联系，更无统一君长，因此无所谓国家与政治，也谈不上国境、边界，尤其是在人烟稀少的边缘地带更是如此。故所谓的疆域，只不过是个模糊的大致范围而已。巴始于何时？这个问题恐怕很少有人能圆满回答。《华阳国志巴志》有如下两段话，提及巴之立国及其沿革等简单情况：“《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国。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及武王克商，并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职方氏犹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贯利，迄于秦帝。汉兴，高祖籍之城业，乃改雍曰凉，革梁曰益，故巴、汉、庸、蜀属益州。”这是说巴国早在传说的“三皇”时代就已存在，历经夏、商、周几个朝代的漫长岁月，还是“职方氏犹掌其地”仍为一国。直至秦惠王时期才为秦所灭，始改国为郡，属梁州。到了汉代，巴郡因“革梁曰益”，即梁州更名益州而随之归属益州。虽说传说不足为证，但从考古资料看，巴之存在早在夏代，当无异议。巴国自始至终处于战事迭起、人口屡迁、社会极不稳定的历史时期，故对巴方巴方巴方之“方”根据古无唇音的实际情况，“方”应读做“pɑnɡ”即“邦”，邦是邦国，巴邦也就是巴国。民众来说，疆域变更已属茶饭寻常事，不值得一提了。据史料记载，巴之立国始于廪君。其最早疆域似应在今湖北省西南部的清江流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据《世本》称：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与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夷水即盐水（吴方言“盐”、“夷”音同，恐系古汉语读音）后改称“清江”。据《水经注》称：“夷水，即亻艮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扞关而王巴。”夷城据（巴西迁后的史料）考证，即今湖北恩施。根据以上记载，得知廪君为王巴所建的第一座城池当为夷城。要称王于巴，就必须增强国力，尤其需要增强武装力量，以提高抵御外侮的能力和防范内乱。因此，当时极为要紧的头等大事就是筑关建城，特别是修造扞关（在今湖北长阳县南，另外重庆市奉节县东还有一处扞关，又称“江关”），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与强化手中权力。巴人所设置的关隘有三。除扞关外，还有位于涪陵的阳关（在长寿县东南），《四川郡县志》第204～205页中有“延熙中，军骑邓芝以江都督治阳关于此。阳关者，巴子所置三关之一”的记载；还有一处系位于湖北秭归县的沔关。史书认为巴源自清江流域，其实不然。前面已多次说过，廪君蛮来自鲁、豫、晋、鄂西北至陕南一带，应是西迁东夷中有崇尚白虎习俗的一个支系。有的学者认为，巴“应在与春秋初年的邓（今河南邓县）、楚（今河南淅川西南）、申（在今河南南阳）、庸（在今湖北竹山县）等国接近，也就是在今湖北省西北部与豫、陕、川交界一带”。如果不承认巴源自西迁的东夷这一推断，那么不仅与《左传》记载相悖，而且也将无法解释巴人后裔土家族之语言、风俗与隔着川黔两省的云南彝族等相似的难解之谜。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故武王克殷后，即封巴为子爵。巴子国的疆域，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渝、黔交界地区）。”秦灭巴后，改国为郡，委派郡县长官，将其统一在秦的版图之内。汉时的三巴，疆域远及渝、陕、鄂、湘、黔诸省、市边界地区，西达嘉陵江、涪江至泸州，北抵米仓、大巴南麓，南至贵州思南，其实际控制范围还要比这大得多。当时巴郡被分成巴东、巴西、涪陵、宕渠四个郡。梁州改称益州，巴、汉、庸、蜀皆属益州。到了三国时期，“魏成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治汉中……”关于三巴，《华阳国志校注》第55～57页是这样说的：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征东中郎将赵韪提出从原郡中另外分设两个郡的建议。赵韪为了想将“巴”这一名称留给自己，在其致益州牧刘璋的设想方案上提出：（1）在自垫江（今合川）以北的嘉陵江、渠江流域设巴郡，任命庞羲为太守，治所就设在赵韪的驻在地安汉；（2）从江州（今江津）至临江（今忠县一带）设永宁郡；（3）朐忍（今万州地区）至鱼复（今奉节）设固陵郡。从此巴被分成三个郡。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为争回“巴”之名称，向刘璋提出了一项新建议，根据这个建议，永宁郡复名为巴郡；固陵郡易名巴东；庞羲所在的巴郡则改称“巴西”。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三巴”。旋后，涪陵谢本要求刘璋改丹兴、汉发二县为郡（最初称“巴东属国”，设都尉，后为涪陵郡）。据《沈志》注释，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将涪陵县分成丹兴、汉葭（即汉发）二县，建巴东属国，设都尉，后改为涪陵郡。所谓属国，是汉代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而设置的行政辖区，相当于郡而稍低，军政长官叫属国都尉，多由当地有影响或掌实权的少数民族头领出任此职。巴东属国辖涪陵、永宁、丹兴、汉发四县，治涪陵（今彭水）。故又称“涪陵属国”。巴郡属县本有七，它们是：江州、枳、临江、平都、垫江、乐城、常安。人口二万余户，其疆域东接朐忍，西接符县，南接涪陵，北接安汉、德阳。三巴分治后，垫江属巴西，巴郡只剩下六县。到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垫江重归巴郡管辖，始为七县。至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省去平都、乐城、常安三县，这样一来，巴郡实际上只剩下四个县的辖区了。所谓“巴汉七郡”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胡三省注：“梁州统汉中、梓橦、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至晋惠帝时，复置宕渠郡，这一改动，“巴汉七郡”中有宕渠而无广汉。（二）巴的军事力量关于巴人的军事力量，分别有氐羌系巴人廪君蛮的军事实力和濮系巴人板楯蛮的军事实力这样两个方面。有关廪君蛮的军事情况，前面已作了介绍，毋庸在此赘述，这里就专门来谈谈濮系巴人板楯蛮的军事状况。秦人侵蜀之前，居汉水上游的几乎全是濮系巴人。他们在汉中一带有较雄厚的军事实力。强秦崛起，楚人又连年兵戎相加，巴之疆域随之收缩，约占有大巴山以南、嘉陵江以东之狭长地带。直至西汉，巴人留在汉中之苗裔仍遥居当地人口之大半。刘邦占领蜀、巴、汉中时期，为平定三秦，巴人曾为之立下汗马功劳。据《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称：“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这里的“楚”是指西楚霸王项羽势力。刘邦定三秦灭楚之役中，濮系巴人板楯蛮首领范目为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宗贝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宗贝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目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目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看来巴人首领在刘邦夺取政权、平定天下的出谋划策和动员巴人积极参战中，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立下了丰功伟绩。有些学者认为人是巴境内之古老土着，早在巴人来到之前，就已在此。他们与巴人毫不相干，因人之名称古已有之，故汉时称其人口税为“钱”，以布代赋谓“布”。笔者则认为人并非土着，他们应是巴人形成之前即已从东部迁徙巴渝的濮系民族，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请参阅本书第二章土家族源于巴人中有关人的部分）。从历史上看，巴人拥护中央政权，听从调遣，为统治阶级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史实，前有在周武王伐纣中的冲锋陷阵和应募为秦杀虎，后有协助汉高祖定三秦、灭楚。在这以后也曾多次鞠躬尽瘁驰骋沙场，竭力为统治者卖命效劳。如《华阳国志巴志》有云：“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宗贝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殄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羌复入汉，牧守惶惶，复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椁颙以板楯平之。”《后汉书西羌传》称：“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春……零昌（羌酋）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椽程信率壮士与（板楯）蛮共击破之。”“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上述记载除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入汉寇广汉属国，益州刺史率板楯讨伐获胜之记载系重复外，其余几次均无重复。这些史实足以说明濮系巴人之忠勇，确实难能可贵。然而统治阶级对他们又是如何呢？请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益州计曹椽程苞对（灵帝）曰，板楯蛮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降于囚虏，乃至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廷遥远，不能自闻。含怒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以上是程苞面灵帝时所陈述的一番话，从字里行间透露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濮系巴人的血泪控诉。祖祖辈辈为统治阶级卖命的板楯蛮，到头来却被酷赋苦役和各种严刑所逼，不得不嫁妻卖子，甚至割喉刎颈！有的上诉州郡，可结果却置之不理，想去朝廷反映，又碍于“阙廷遥远”，因此民情无法上达。含冤茹辛的善良老百姓，只能呼天抢地以浊忿，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团结起来造反、斗争，争取生存权利！这就是巴人“反叛”的原因所在。为政者若能体察下情，为民做主，严办贪赃枉法之官，惩治坑害百姓之徒，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使家家丰衣足食，个个安居乐业，则巴人反叛难成，社会动乱自消。正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桓帝之世（公元147—167年在位），板楯蛮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巴郡板楯复叛。寇掠三蜀（即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灵帝）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濮系巴人自古即以剽悍尚武、英勇善战闻名。其战争的胜负，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武器，倒不如说取决于他们的民族气概和无畏斗志。即使在国家早已沦亡的数百乃至上千载，其锐利的战斗锋芒却依然使敌人闻之丧胆。这就是巴人在军事上的一个极为突出而显着的特点。（三）重镇自伐纣建勋，受周室分封，被列为南方屏障之一的巴国，又肩负起镇抚周之南土的重任，因此，其主要城镇的形成，有的不仅仅是为适应经济发展之需，更多的还是出于应军政要务之急，故此类城市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卫的色彩。与中原地区的都邑重镇一样，巴国的九座首府也是不论大小座座皆为城堡，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上，配置戒备森严的勇士，构成可攻可守坚不可摧的堡垒。江州、垫江、平都、阆中、枳等着名古城尤为突出。据史籍记载，巴之国都屡屡迁徙。《资治通鉴》称：“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不过若从汉时巴郡被划分为巴东、巴西和巴郡三个部分，并各有其治所来看，这个问题或许就能找出原因。现试作分析如下：至于巴之国都频繁迁移一事，有些人认为缘系受外族入侵战争使然。笔者则认为战争因素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些民族自古就是自立为王并无统一的国家和政权。较早到达陕南的是有崇蛇习俗的板楯蛮先民，他们在伐纣之战中，孤军深入敌阵，以前歌后舞以凌殷人的离奇战术而被载入史册。势力南伸后曾因射杀白虎（夷）而得到秦王的赏识。这一支巴人此时应已奠都阆中，被称为“人”。廪君蛮到达三峡地区后，则在丰都、涪陵、重庆、合川等沿江城池建都。不过这些“国都”不见得全都是同一民族所建，也不大可能都是为了受战争影响而屡屡“迁都”，它说不定是某几个实力较强的部族土王，各自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筑城盘踞。这是由于当时巴人内部尚未形成巩固的统一实体，而是各自为政的氏族集团执政。后人不知原委，误以为巴国有好几处“国都”。为解释这种罕见现象，人们就作了各种不同的猜想和推敲，但都欠缺说服力。（载《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巴国都城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江州。下面就来说说历史上的江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