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生活》作者：迈克尔·G·罗斯金-20

赤字：年度支出超出年度收入。欧元：从2002年开始的欧元货币开始在多数西欧国家使用，2010年1欧元可以兑换1.4美元。债务：过去多年的全部赤字总量。消费：购买产品。外包：美国工厂海外生产。泡沫：市场过热。狂热：欲望胜过恐惧的市场暴涨。恐慌：恐惧胜过欲望的市场崩溃。权利津贴：按照法律要求的美国联邦开支，比如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福利依赖：依靠福利但没有动力去摆脱。道德风险：保护公司免遭其行为带来的危险后果。第17章 政治暴力希腊抗议者对预算深渊和就业减少感到愤怒，2010年在雅典制造暴乱。（Pascal Rossignol/Corbis）思考题什么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失效？暴力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如今哪种类型的暴力最普遍？现代化是如何引起动荡的？你如何判定是否发生了一场革命？为什么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表现突出？布林顿的革命阶段有哪些？所有的革命都以严重后果收场吗？为什么？革命为何不再流行？政治学家们——受第2章讨论的“体制”方法的影响——经常讨论体制和稳定，一些人甚至将政治系统描绘成从不会发生故障的动力十足的机器。但20世纪60年代末，媒体上就充斥着暴力和革命的画面，此时政治学家开始批评其学科的静态取向，而代之以将注意力转向失效和剧变。有的人已忽略了发生在自己后院的冲突和暴力。1965—1968年的黑人暴乱使学术界突然发现了美国的暴力。以前将暴力视为反常的许多学者，最后同黑人激进分子H·拉普·布朗一样，认为“暴力跟草莓派一样都是美国的一大特征”。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原南斯拉夫爆发种族屠杀时，欧洲人也开始震惊，发现自己并未免于暴力。体制失效政治体制可以而且确实会失效。事实上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遭受过或正在遭受体制失效，这些失效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暴乱、内战、恐怖主义、军事政变及不同程度的独裁政府专制。独裁很少是一小撮阴谋家单独就能达到的，它们是体制失效的结果，从而允许规模虽小但却组织良好的群体——通常是军事组织——来接管政权。这就是为什么谴责一个残暴军人政权没什么用的原因。确实，一些政权会犯下很大的罪行，阿根廷、智利和危地马拉的军人政权仅因为对左派的轻微怀疑就杀害了上千人。但为什么这些政变会发生呢？为什么体制失效会在一些国家反复出现？如果我们要开始理解这些骇人事件的话，这都是必须提出的更深层次问题。失效之下是合法性的缺乏，合法性是国民对政权的一种感觉，认为政权的统治是公正且应受到普遍服从的。合法性高的地方，政府只需要少量的警察；合法性低的地方，政府就需要许多。例如在英格兰，人们大都遵守法律，警察很少且多数不携带武器。但在北爱尔兰，直到最近，恐怖分子还在用炸弹和子弹杀人，因为其一部分人口认为政府是非法的。在北爱尔兰，警察全副武装，而且直到最近英国军队还带着自动武器、坐着装甲车巡逻。北爱尔兰的内战已夺去了约3 600人的生命。合法性受到侵蚀的一个突出原因是政权在管理国家上的有效性缺失。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腐败横行、大量失业或者战争失败都表明了政府的无能。作为征兆的暴力暴力——骚乱、大规模的罢工、恐怖分子实施的爆炸以及政治暗杀——本身并不能说明革命即将来临。实际上，对严重的国内骚乱来说，其最通常的反应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军事接管。暴力可被看作政府有效性和合法性已销蚀的表现。也许骚乱并不会导致什么大事发生，新的领导人可能会使国家平静下来并鼓励它，随后开始应对引起骚乱的问题，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但如果政府很迟钝，只想试图简单的压制和平息不满的话，那它只能把事情变得更糟。1932年，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组成的“索取退伍补偿金大军”，要求支付前期的退伍军人津贴以帮助他们渡过经济萧条的难关，但他们被麦克阿瑟将军所领导的军队驱散。公众对退伍老兵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几乎决定性地使整个国家在那年秋天的选举中，一致反对赫伯特·胡佛总统当选。国内暴力既有令人绝望的一面也有其有益的一面。它说明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还有某些群体出于绝望或信念会愿意破坏法律以造成某种改变。当面对这些国内骚乱时，一个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压制它，并惩罚一小撮“激进分子和闹事者”。可以肯定，的确有一些煽动者会故意挑起事端，但一些人支持那些反对体制的团体的事实，告诉了当权者一些事情是错的。在1968年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中，芝加哥警察粗暴地攻击那些赶来反对越战的人——还有许多碰巧路过的人。大会没有理会那些抗议者，提名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为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但他失利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越战模棱两可的立场。那次骚乱表明民主党已经失去了与其选民最重要的联系，四年前他们曾投票给约翰逊，因为当时他发誓要使国家远离战争。民主党人应该倾听反对者而不是对其置之不理。我们几乎都谴责暴力，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有助于某种目的的实现。整个美国，特别是国会，对内陆城市黑人的困境极少关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系列的暴乱席卷了美国城市。死亡和破坏十分可怕，但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能引起媒体、公众和政府的关注了。这次暴乱“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它引发了一次巨大的——或者说是非常成功的——改善美国那些衰退的城市的努力。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忘记”了内陆城市时，新的暴动提醒我们那里依旧存在问题。南非的白人少数派政府过去常常得意于其对黑人游击队的俘获或杀害。南非的安全力量是很有效力的，但成千上万年轻的南非黑人愿意拿起武器来反对白人专制政权的事实，应该已向比勒陀利亚政府表明了某些东西。几十年来，白人独揽权力的国民党幻想黑人（占这个国家人口的75％）只能待在已有的空间（其国土的13％）上。比勒陀利亚政府不愿与该国的非洲人对话，希望他们只能服从。不断增加的暴力事件最终迫使政府开始对话，并释放监狱中的纳尔逊·曼德拉、对多数黑人进行政治解放，以及由全民普选产生政府。暴力的类型并非所有的暴力都是一样的。暴力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其中最好的分类之一是政治学家梅登（Fred R. von der Mehden）所做的，他将暴力分为五种一般的类型。原生型 原生型暴力产生于基本的社会群体冲突——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这些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如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战争，苏丹阿拉伯人和达尔富尔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末导致近 80万人死亡），都是原生型暴力的例子。但是，原生型暴力并不一定只局限于世界的发展中地区，这样的对抗也出现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以及北爱尔兰，这些地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冲突有点类似于宗族世仇。关键概念 ◇ 恐怖主义“9·11”袭击提醒我们恐怖主义依然存在。基本来看，恐怖主义是一种削弱某个憎恨的政治权威的策略。同游击队或秘密冲突相联系，它不算是一种新事物。爱尔兰共和军和国内的马其顿革命组织（IMRO）交恶已有一个多世纪。政治、道德、国家主义、宗教、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恩怨都会助长恐怖分子的活动。恐怖主义是有恩怨的各种集团的产物。恐怖分子憎恨那些腐败、高压的政府，遗憾的是，中东地区的政府具有这些特点。穆斯林恐怖分子仇视美国是因为它支持这些政府。由于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圣战分子们使用的策略都是令人震惊和骇人听闻的。他们把炸弹放在轿车、卡车和轮船上，以及绑在自己的身体上。在“9·11”事件之前，没人想到用成吨的飞机燃料来击落摩天大楼。唯一可以得到的建议是：“想到那些料想不到的。”恐怖分子并不愚蠢，他们高度精于算计。他们把行动放在使对手感到恐慌的目标上，以获得公开和征募新人，并让对手反应过激且使更多的人站到恐怖分子这一边。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追求打击那些被认为是错误和邪恶的局外人的政治目标时是镇定和理性的。正如一句古语所言，“某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人的自由战士”。巴斯克、库尔德、巴勒斯坦和泰米尔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国家。而西班牙、土耳其、以色列和斯里兰卡，分别都不希望这些人有自己的国家并镇压他们的运动。因此，他们也各自产生了埃塔、库尔德工人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猛虎组织。通常在恐怖分子的行动背后都隐藏着某个原因。在这些事例中，就是国家解放。“基地”组织目的不在于不同民族得到解放而在于统一所有伊斯兰社会，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是集体行动，由忠于某个政治事业的信徒来操作。单个的枪手，比如行刺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里（John Hinkley），一般是精神错乱的。目前，中东是滋生众多恐怖分子活动的地区。背后的原因既有物质也有精神的。高出生率产生了许多失业青年，他们被吸引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教育中，这使美国成为其首要憎恨的目标。“基地”组织到处招募穆斯林，并让他们结合一种宗教目的来使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变成极端主义者，从而消除美国在中东的影响，然后摧毁以色列。本·拉登把他的恐怖分子称为“兄弟们”，好像他们是宗教指挥者，不过他们几乎是了。最终，只有那些实现了现代化的穆斯林地区——现代化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所抵制——能够解决伊斯兰的恐怖主义。现在，很多专家担心，恐怖分子迟早会从朝鲜、巴基斯坦或俄罗斯等国家购买到核武器或者核原料。一旦他们获得核弹，他们会马上用于恐怖行动。全球已有超过30 000颗核弹头，另有240 000吨核燃料（高浓缩铀和钚）。大部分核燃料的安全守卫情况很差，很容易窃得然后联合腐败的官员走私出境，尤其是在原苏联地区。仅一颗核弹就能炸毁一座大城市，不需要最新或最强的型号。所有国家的官方都公开指责恐怖主义，但一些国家——如叙利亚、朝鲜以及伊朗——参与到“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虽未得到证实，但1981年试图刺杀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行动，明显可以追溯到克里姆林宫。那位土耳其枪手，从保加利亚安全警察那儿得到钱、假护照和枪后逃跑，而那些保加利亚安全警察则是原苏联的克格勃指导的。恐怖分子需要基地、金钱、武器和弹药，这些通常是由想要破坏另一国的某国情报组织来提供的。恐怖主义有用吗？很少，而且很少单独起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对顶层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压力的暴力冲击，迫使白人政府放弃其在南非的权力垄断。尽管如此，多数情况下，尤其在造成平民伤亡之后，恐怖主义反而会加强目标国家反抗的决心。以色列人被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后，更不愿意与巴勒斯坦谈判。“9·11”袭击使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在背后支持消灭“基地”组织、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对伊拉克的占领滋生了更多的恐怖主义，并使美国领略了在混乱区域中建立稳定的民主国家的艰难。美国的机构，即使有了新的国土安全部门，也未作好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恐怖主义。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依然在沟通上存在困难。打击恐怖主义十分棘手是因为它处在战争和犯罪之间。它像战争一样具有很大的风险，但它又和犯罪一样十分扩散，更像是一团迷雾。打击恐怖主义常常以“战争”的形式出现，但那样太简单了。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不能被另一国入侵。它需要一支介于军队和警察的力量，比如具有语言技巧的、运动极为灵活的SWAT团队。好消息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已经有了消退的趋势。现在，穆斯林神职人员开始谴责它的暴力行径，尤其是因为它的残杀行为使穆斯林成为主要的受害者。穆斯林内部产生分化：逊尼派鄙视什叶派。“基地”组织是一个严密的逊尼派穆斯林恐怖组织，杀害了众多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正如伊朗人所察觉到的，伊斯兰教没有经济计划来保证大家都有饭吃。一些以前支持基地组织的人转而反对和谴责基地组织的谎言与极端主义。时间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2001年“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坠毁客机在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图片视角是穿过布鲁克林大桥。（Reuters/ Sara K.Schwittek/Landov）分裂型 分裂型暴力——有时是原生型冲突的产物——目标是要实现相关群体的独立。从1983年到2009年，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人为分离而战斗，6万多人遭到杀害。20世纪60年代末，伊博人曾试图从尼日利亚分离出去建立他们的新国家比夫拉，但他们在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中被打败了。孟加拉人1971年成功地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建立了他们的新国家孟加拉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克罗地亚联合波斯尼亚攻打塞尔维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想要建立自己国家，这一举动加剧了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革命型 革命型暴力旨在推翻或取代现政权，例如伊斯兰教徒（见第3章）想要接管穆斯林国家并把他们变成信奉正统派的人。一些像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都受到地下伊斯兰运动的暴力威胁。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索摩查推翻，同年伊朗国王垮台，还有接着的哥伦比亚游击队战争，都是暴力型革命的例子。直到最近，中美洲和南非还有革命型暴力的情形。梅登将此归结为“反革命”暴力，即保守的群体对革命性努力的抵制——例如，哥伦比亚“自卫力量”制造的屠杀。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0年和1980年波兰对自由化运动的镇压，也应归于这一类。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地方，共产党成为反革命的保守力量。政变型 政变通常是为了反对革命、腐败和混乱。一般来说，政变几乎总是军事性的，尽管军队通常与关键的文官集团有联系并从它们那里获得支持，就像1964年巴西的政变那样。大多数政变并不卷入过多的暴力，至少在一开始时是这样的。军队的坦克包围总统官邸，总统被迫辞职并通常流亡，然后一位将军作为总统接管政权。但是，当军事力量仍感觉到反对时，它会在合法的屠杀上变得疯狂。约有3万阿根廷人在1976年的军事接管后“消失”，许多人被活生生投到海中喂鲨鱼。在1973年军事政变后，智利军方至少杀害了3 000人。自1954年的政变以来，小国危地马拉的军事统治者就因怀疑左派而杀害了近20万人。在拉丁美洲，政变之后的反革命恐怖行动比革命所进行的任何事情都要残忍。如果一个国家发生过政变，那么就存在下一次的可能性。一些国家陷入军人专制主义（praetorianism）之中。1932年至今，泰国发生过18次政变，有11次成功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发生过4次政变，最近的一次是在1999年。按照目前的动荡局势，新的政变很有可能在两国再度发生。政变的发生通常是因为政府的文官机构——政党、议会和行政部门——是软弱、腐败和无能的，从而给军队留下机会来接管或处理混乱。问题型 还有一些暴力不适合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由某一特定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是一种兼容的类型，并且常常不像其他类型的暴力那样具有致命性。反对全球化示威、2010年希腊和法国组织大罢工抗议紧缩政策以及警察殴打少数民族青年引发的骚乱，都是问题导向暴力的例子。一些失业和饥饿的巴西人有时会抢劫超市。1976年，南非索维托镇的黑人学生抗议在学校里必须学习南非荷兰语，警察为此枪杀了数百名学生。在问题型暴力和革命型暴力之间可能有一条细小的分界线——如果问题严重且警察残暴镇压的话，那么对某个问题的抗议就会演变为革命。所有这些类型——人们还会想到其他的——界限都是模糊的。有些情形不止符合一种类型。有些以一种类型开始，而后升级为另一种类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对其二等公民地位的抱怨成功地促使阿尔巴尼亚政党、抗议者、地下组织、暴力以及武装叛乱，使得科索沃在1999年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国家，能够完全免于某种暴力的侵扰。怎么做 ◇ 时事短评有时导师希望你留意想法而不是关注这些想法的证据及尾注。他们可能希望你考虑事情是如何有逻辑地展开的，然后预测事件。这被称为时事短评，它在政治科学中相当有用，尤其是在我们通常缺乏重要的数据但依然需要对可能将要发生什么作一个非正式评估的时候。时事短评通常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数据是有问题的。从第三世界来的数据大多是猜测。一些数据部分是主观的，例如腐败认知指数。即使在民主国家，高层的决定都是关起门来作出的，只给我们留下谁影响谁的趣闻逸事。所有的数据都是历史的，没有来自未来的数据。那么，我们如何讨论俄罗斯的独裁主义或者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呢？掌握了大量材料的苏联研究专家无法预测到苏联的垮台。为什么？因为它从未发生过，因此没有数据可供参考。为了抵消这种已知的无助，我们转向逻辑推理并构建一个假设（即“如果—那么”）的评论：如果A是不断重复的情况，那么在类似的情况下A在逻辑上是要出现的。例如，发展现代化并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 000美元的国家大部分都实行民主政治，如韩国。类比推理，常常出错，因为没有两种情况会完全一样，况且每个国家的情况差别非常大。如果类比错误我们就会陷入麻烦。一个声名狼藉的类比就是，把1938年在慕尼黑拱手将捷克斯洛伐克让给希特勒比作美国1965年在越南所面对的挑战。聪明的美国人一边说“不要再现慕尼黑”，一边投入越南战争。但一篇很好的时事短评通过指出这两种情况之间的不可比性而纠正了错误。如果政治学家不愿意去写时事短评，那么在面对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以及数据丢失、歪曲或残缺的问题时，我们有什么用处呢？难道我们非要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出现了之后，才作出这样的陈述“以色列和伊朗暗地里憎恨对方，而且伊朗在制造核武器，他们之间有可能爆发核战争”吗？时事短评不是武断的猜测，它是建立在没有回避地将证据引入一个有逻辑的结果之上的。一些有趣的政治科学文章都是时事短评。变革是引发暴力的一种原因许多作家发现，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变化是引发国内动荡的深层原因。具有古老的权威模式以及简单经济的纯传统社会相对不太受暴力的干扰。这些社会的人们像自己的祖先那样生活，没什么期望。同样，具有理性的权威类型与生产性经济的现代、发达的社会也相对少有暴力发生。正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当现代化冲击和颠覆传统社会时，暴力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社会已经脱离了一个具有传统稳定性的世界，但尚未达到具有现代稳定性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件事都在变化——经济、宗教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体系——使人们焦虑、困惑，并寻求动用暴力的时机。关键概念 ◇ 不断上升的期望人们考察经济增长对一个社会有什么影响的途径之一，就是用图表来表示。在下图中，实线代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所发生的实际经济变化——通常是向上攀升的。虚线代表人们的期望。在一个仍处于传统状态的社会中——在图的左边——实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期望都很低。然而，随着增长的开始，期望值开始上升并快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随后可能会出现某种情况导致经济下降——歉收、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过多的外债，同时，人们的期望受挫。这样，在人们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用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话说，就是“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从而产生一种由“不断增加的受挫感所引起的革命”。经济的变革是最令人不安的。奇怪的是，经济的发展可以同贫困一样危险。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观察道：“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为什么会这样？当人们一直很贫困并受到压制时，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生活悲惨但很平静。当事物改善时，他们开始想象一个更美好的将来，他们的渴望被唤醒了，不再满足于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想迅速地改善现状，甚至超过正在增长的经济所能提供的。更糟糕的是，在繁荣时期，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快致富，这就引起了嫉妒。某些群体会感觉到被经济变革抛弃了，由此变得极度怨恨，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阶级对抗”。然而，革命的情绪显然不是在穷人中，而是在那些被克兰·布林顿称之为“感到受政府限制、束缚和烦扰的不成功的人”中形成的，他们认为政府妨碍了自己取得更快发展的权利。这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极为微妙的时期。叛乱和革命都有可能会爆发。正如格尔（Ted Robert Gurr）所强调的，潜在的问题不是繁荣本身而是相对剥夺。那些非常贫困的人很少反抗，他们为养家糊口过于忙碌。但一旦人们吃饱后，就开始观察周围并注意到一些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好。这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进而寻求暴力，有时诉诸革命。格尔的发现同托克维尔和布林顿的判断一致：革命通常是发生在事物变得更好的时候，而不是在变得更糟的时候。其他经济变革也会引起不安。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R. Wolf）指出，从简单的自给自足农业向依赖于市场、地主、银行家的先进农业的转变，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从而将他们从平静的生活推入革命。按照沃尔夫的观点，正是农业经济的现代化，为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同样，内乱也与快速的人口增长有关。一项研究发现，1970—2000年，80％的国内冲突发生在那些60％的国民处于30岁以下的国家。失业的男性青年是天生焦躁不安的。基于世袭职位而没有大众参与机会的政治体系，同样也会过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诸如“自由民主”这样的抽象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会对统治国土的专制主义渐生一种愤怒。农民憎恨这种在经济上压榨他们的体制，城市的知识分子则憎恨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正是这两个因素的融合——农民的“数量”和知识分子的“大脑”——催生了革命。革命革命是一种快速、剧烈的系统变革，它意味着将旧体系及其精英一起抛弃。那种小规模或温和的、基本上使系统保持完好无损的变化是改革。一些政权为了平息大众的不满，声称它们要进行一场革命，但变化可能大部分只是装装门面而已。判断是否已经发生过真正的革命，应该看是否扫荡了旧时的精英。如果他们仍掌权，那么就没有革命。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新的精英利用断头台、行刑队和流放来消除旧精英。然而，革命并不一定都发生流血事件。1989年，大多数东欧国家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体制变革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罗马尼亚是个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通过磋商形成了一场革命。沮丧是一回事，革命是另一回事。人们可能会对这件事或那件事不满——农民对农产品价格不满、知识分子对缺乏自由不满、商人对腐败不满等。但如果没有组织将他们的不满集中起来，那就不会发生什么事。骚乱和不满本身并不会导致一个政权的颠覆，因为要使政权颠覆，组织是基本的。在一项关于军事专制下的巴西人的政治态度的研究中，彼得·麦克多诺（Peter McDonough）和安东尼奥·皮纳（Antonio Pina）发现存在着“大量对专制政权无法宣泄的不满”，但这是“自由流动”的怨恨，并未被特别地引导至对军管政府的反抗。他们指出由于缺乏组织性的替代方式，反抗更可能以冷淡和漠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前面我们考察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导向暴力——暴动和罢工，但如果没有组织就不会发展为革命。谁来提供组织？对此我们转向考察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对事物的现存状态几乎都不满，因为他们接受过高层次的教育，并熟悉各种各样的思想，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向往乌托邦。牧师、教师、律师、记者，以及其他一些和思想打交道的人，通常都与批评现行体制有一种职业上的利害关系。如果每件事都很完美，那就不会有太多可说可写的东西了。虽然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还不错，但他们很少是很富有的。他们通常憎恶那些比他们富有但却没他们聪明的人——比如商人和政府官员。这些因素使一些知识分子倾向于——但绝不是所有或是大多数——产生一种詹姆斯·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所称的“革命信念”，即相信目前的体制能够被某种更好的东西所取代。根据比林顿的观点，革命始于这种“人们思想中的火花”。平民、普通工人和农民，很少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感兴趣（见第3章），他们希望改善物质条件。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为革命运动提供了团结的黏合剂，以及奋斗目标和领导阶层。20世纪的大部分革命运动都是由受过教育的人发起并领导的。列宁是一个地方教育官员的儿子，是一名出色的法律专业毕业生。毛泽东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最初的游击队员，大部分都是法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中的一位——著名的切·格瓦拉，1967年试图在玻利维亚发动革命时被杀害——是一名医学博士。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的领导人是一位哲学教授。伊朗反对国王（沙阿）的革命领袖，也是宗教或学术上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关键概念 ◇ 越南的革命性政治战争很多人会提到“游击战”，但这是一种用词不当和冗余的说法，因为“游击”只是西班牙语中“小战争”的意思，是西班牙人对拿破仑采用的手段。它实际上不是指关于伏兵和尖竹钉的使用，而是一种与之相伴生的政治行动。这两者结合起来才算是革命性的政治战争，即伯纳德·福尔（Bernard Fall）所说的“建立一个控制民众的竞争性体系”的斗争。福尔是研究越南问题的专家，1967年在越南触雷身亡，他强调行政管理是革命性战争的关键。“当一个政府正在被推翻时，它并不是被打败了，它只是处于失去行政管理的状态之中。推翻从字面上来讲，其实是前面带有负号的行政管理。”福尔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处于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北部，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处于美国统治下的越南南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在全国的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在它们正在推翻的政权的鼻子底下征税。不管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占领势力，那种在装甲护卫下开过村庄的现象欺骗了它们。这并不表明行政上的控制，行政上的控制可能掌握在反抗者手里。福尔认为，对军事硬件的强调是个大错，因为这贬低了行政管理要素。越南的共产党能够革命胜利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能够和民众紧密地打成一片，这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从未做到的。确实，在两次越战中，反共派和外国白人联手，这注定了其努力的失败。法国或美国都没有现成的一揽子政治计划来兜售给当地，甚至西贡的统治者在其国民中也缺乏合法性。吴庭艳和后来的西贡政府是由越南中部和北部的城市天主教徒控制的，他们不喜欢越南南部农村的大部分佛教徒。西贡的官员居住在城市，他们讨厌被派往各省和农民一起工作，而这恰恰是共产党的长处。可以肯定的是，恐怖在革命性的政治战争中发挥着作用。越共谋杀了很多西贡的官员和政府任命的村庄领导人。但村民对这些恐怖事件的恐惧并不一样，因为谋杀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其目标是那些无论怎样都属于局外人的人。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越共的做法就是对那些同外国勾结者的法外惩罚。当美国人使整个村庄都消失时，那才叫恐怖。他们用炸弹进行轰炸，那可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性。反叛者正耐心地建构网络以取代现有政权，而占领者或政府则焦急地试图诉诸武力来获得合法性。对平民的杀害使更多的人同情游击队并加入其中。政府对武力的过分依赖，销蚀了它领导这个国家的脆弱的道义主张。一些批评家怀疑，美国民众及其领导人是否知道自己在越南要反对什么。美国在打一场军事战争而其对手在打一场政治战争，并且最后政治比军事更为重要。一位在调查仍在冒烟的村庄废墟的美国官员说：“遗憾的是，为了保护这个村庄我们不得不摧毁它。”革命的几个阶段在其1938年出版的一本经典著作《革命的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1898—1968）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所有的革命都要经过相似的阶段，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要经过一场疾病的几个阶段一样。在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布林顿发现了下述一些大致的共同点：旧政权的腐朽 政府瘫痪，税收增加。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事实上，政府也不相信自己。知识分子将他们对现政权的忠诚转向一种建设性的理想化体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经济通常处于上升态势的情形下，但这种态势却激起了不满和嫉妒。革命的初始阶段 委员会、网络组织、基层组织或阴谋集团形成，它们要为推翻旧政权而献身。人民拒绝缴税。政治僵局形成，并且由于隔阂太深而无法解决。政府调出军队，但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军队开小差，民众因此更加愤怒。最初取得权力很容易，因为旧政权已将自己置于无用的境地。民众因此欢呼雀跃。起初，温和派接管政权 那些反对旧政权但仍与之有联系的人，凭借背景或所受的训练掌控着支配权。他们开始进行温和的、中间道路的改革，这对革命分子中的极端主义者而言是不够的，极端主义者指责温和派胆小懦弱而同旧政权的力量妥协。温和派是“好人”，它们不够凶狠以致无法压制这些激进分子，而激进分子在平行政府中是同温和派站在一边的。极端主义者接管政权 比温和派更残忍、组织得更好并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极端主义者取代了温和派，将革命推向疯狂的顶点。每一样旧东西都被摧毁。人们被要求成为“好人”，并遵守极端主义者试图建立的新的、理想的社会标准。“坏人”在恐怖的统治下要受到惩罚。即使是革命同志，如果被认为要脱离正确的路线也要受到枪决：“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整个社会看起来好像疯了一样，布林顿将其比喻为“生病时的高烧状态”。“热月”结束恐怖统治 最终社会再也经受不住革命。民众，即使是极端主义者，也对革命感到了厌倦并渴望安顿下来，使经济重新运行，然后享受一些个人的安全与快乐。这时，“热月”开始了——这是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个月命名的，在那个月里，极端主义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布林顿将其描述为“高烧之后的渐愈”。通常会有一个独裁者，结束类似于旧政权的专制统治，然后接管政权以恢复大多数人希望的秩序。比较研究 ◇ 伊朗的革命周期伊朗革命同布林顿描述的模式极为相似。伊朗的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73—1974年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以后，但其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人迅速变富，这激起了嫉妒。腐败和通货膨胀蔓延。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开始反对国王（沙阿）的独裁，学生们尤其憎恶沙阿对自由的压制。同谋者的组织网络形成了，他们聚集在流亡海外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周围，以清真寺作为他们集会的场所。1978年，开始有大规模的暴动，动用军队镇压暴乱只会激怒更多的伊朗人。军队开始放弃。国王一直憎恶民主和大众的政治参与，他依靠其恐怖的萨瓦克（SAVAK）秘密警察来镇压，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再遏制革命。1979年1月，国王离开，霍梅尼回到伊朗。在离开之前，国王任命了一位温和的革命党人巴赫蒂亚尔（Bakhtiar）来领导政府。但被国王选中的这个事实却葬送了巴赫蒂亚尔，刚刚回国的阿亚图拉立即成为伊朗实际的权力拥有者，他用也属于温和派但从未和国王有过关联的巴扎尔甘（Bazargan）取代了巴赫蒂亚尔。不过巴扎尔甘的政府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实际的权力属于霍梅尼的革命委员会。1979年11月，激进的伊斯兰学生对国王被允许入境美国非常愤怒，他们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开始了持续一年多的著名的“人质危机”。巴扎尔甘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后辞职了。穆斯林的极端分子完全献身于霍梅尼，他们接管了政权并清除任何不受其控制的人。机枪队被一次次地动用来清除那些有嫌疑的“坏人”，包括一些已脱离革命的革命者。成千上万的年轻伊朗人，被允诺可以立即进入天堂，将他们的生命投入抵抗伊拉克入侵者的战斗中。严格的伊斯兰教道德标准被实行——禁酒、禁毒，妇女要戴面纱，对非伊斯兰宗教进行压制。1989年霍梅尼去世以后，伊斯革命逐渐平息并稳定下来。热月的标志并非是单一的事件，但在1997年温和派的默罕默德·卡塔米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后，他承诺要带来更大的自由和经济增长。但卡塔米的改革受阻了，因为实际的权力掌握在那些如今为多数伊朗人憎恨的宗教精英手中。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伊朗的最后一次巨变。另一位哈佛学者，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提出了关于革命的更新的经典理论，强调国家的作用。革命并非简单地由下至上显现，而是自上而下地发生的，起始于政府无法控制的局势，即“形势危机”。国际压力，如战争和财政的压力，能引起精英阶层（见第6章）的分裂和群众动员。一战中俄国被德国打败，沙皇的势力崩塌，这就给了列宁和当时规模很小的布尔什维克党一个获取权力的机会。没有战争，共产主义能否接管俄国值得怀疑。革命之后革命表现出一种持久的倾向，就是推翻一种形式的专制然后用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它。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法国国王被拿破仑取代，后者自己加冕称帝并掌握一个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全面的警察系统。俄国沙皇的不完全专制主义被斯大林的完全专制主义所取代。20世纪之初，在低效的沙皇体制下人们的生活、经济的增长比共产主义者统治下的还要自由、迅速。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了畸形的巴蒂斯塔政权，而古巴的自由和经济发展也因此大幅滑坡。革命有什么好处？听了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的观点，人们可能会对之深感失望。玻利瓦尔是南美的解放者，他曾说：“一个推动革命的人就如同在大海里跋涉。”一般而言，革命都会以糟糕收场。（一旦你接受了这一论断，你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但美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将1776—1781年同英国的斗争称为革命战争。有人说它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没有重塑美国社会。事实上，这次斗争中的一些最伟大的领导人都是殖民地社会中富有而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推翻英国的统治并保住自己的精英地位。有人认为，美国的斗争不过是一场独立战争而非革命，而且极端主义者从未取得过控制权。其他人指出，这次斗争中存在大量的革命暴力，尤其是直指美国保皇党和在英国人之前就定居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居民。约10万人在恐惧中逃到英国国王给他们的在加拿大的土地上。汉娜·阿伦特（1906—1975）认为，美国的斗争确实是一次革命，并且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的全面革命，因为只有它以一种新自由的建立而结束，而不像其他的革命那样以专制告终。按照阿伦特的观点，美国革命者是幸运的，他们不必像法国革命者那样被棘手的“社会问题”所烦扰。美国很繁荣，而且财富的分配相当平等。美国的斗争并未受到贫困问题的牵制，因而它能专注于建立含有权力制衡和政治自由的公平、持久的宪法。美国革命的优势——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运气——在于它是一次纯粹的政治事件而不是社会事件。美国不需要断头台，因为没有贵族阶级要被斩首。由于没有暴民可煽动，它也不需要罗伯斯庇尔那样的煽动者。法国革命试图要矫正社会的不公，成为一次以独裁告终的流血混战。在阿伦特看来，法国革命并不是一次真正成功的革命，因为它没有像美国革命那样以自由的建立结束。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它引起的争议依旧不断。很少有人不加批评地庆祝它，甚至许多法国保守主义者还憎恨它。多数法国人为其最初的思想动力——“自由、平等、博爱”——而骄傲，但很多人承认它走错了方向，变成了流血事件和独裁统治。这里存在的一大问题是，革命落入极端分子和狂热分子手中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革命过程所固有的东西使其不可避免。当今多数严肃的学者认同后者。在俄国，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涉及这个问题。于1924年逝世的列宁是一个聪明和老道的人。如果他还活着，苏联会选取一条更为人道、不那么残忍的道路吗？在某些顽固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斯大林是背叛革命的罪人，他把革命变成了个人的独裁。虽然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很流行，但在20世纪70年代却形成了一种坏名声。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激进的国家都试图退出它们的革命体系。还没有完全绝对的革命实例表明，革命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在1989年，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随后的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了。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革命的共产党国家也开始自由化并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请求援助。目前，已经很少有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进行。在哥伦比亚，可卡因贸易资助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正在减少。大部分哥伦比亚人痛恨这些人。在巴基斯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徒通过轰炸和暗杀来推翻腐败的独裁政府。强烈的热情和对不公平的极端愤怒驱使着伊斯兰教徒，但他们只有关于下一步什么将到来的幻想。注意革命前的国家和革命后的国家之间的区别。革命前，革命运动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并且坚信革命胜利后将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革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取得国家的权力，一个真正做事的政权能够改造社会，使它变得公正、公平和繁荣。这种感觉会在一个不公正和苦难的社会中产生。但在取得权力之后，革命政权会发现，使经济运行起来比它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幻灭和怨恨来临了，很多人宁愿放弃革命政体，后者依靠谴责帝国主义走狗维持政权。它们谴责帝国主义是怠工者。为了控制这些被称为阴谋者的人，它们赋予自己残酷的警察力量来捣毁私有的工业并压制批评。但事情变得更糟了。农民不愿耕作，除非他们的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工人不愿工作，因为没有东西可买。杀了这么多人，它们又不愿承认自己错了，因此革命政体就只能通过警察的控制，将自己封锁于权力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困苦和极差的发展后，新一代会获得权力并承认这种体制需要松动。大规模革命的经验说明了革命的结局很糟糕。革命的承诺是金色的，革命的结果却都声名狼藉。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就不会相信它。对几次革命的经历进行深思以后，很多将要成为革命者的人脱离了革命。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保守的年代：它回顾并审视了20世纪60年代革命的后果。比较研究 ◇ 暴力革命与“天鹅绒革命”纵观历史，大多数革命都是充满暴力和苦痛的，被激怒的阶层奋起抗击它们所憎恨的制度。它们夺走了旧政权的政治精英们所有的权力和财富。但学者注意到，从1989年东欧诸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倒台和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当代的新“天鹅绒革命”已经普遍化。这些革命大多是公众的非暴力发泄，抗议腐败、不能兑现承诺的政权。旧的精英们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是没受到处决或流放。'一些学者说“天鹅绒革命”根本不算革命，因为它缺少暴力革命凶猛的气势。但是，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革命意味着广泛的体制改变，尤其是统治精英的替换。实际上，苏联人一般说来享受着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但他们被党的宣传纲领所激发起来的期望值却上升得更快。一个真正具有爆发力的因素就是嫉妒。苏联人很清楚，拥有特权的共产党精英享受着特殊的公寓、食品商店、医疗保健以及度假的小型别墅。他们也清楚消费经济的大部分是以腐败为基础的。人们期望得到的产品从未摆到商店的货架上，它们通过“后门”被卖掉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非共产党国家里郁积的感情，同样也在共产党国家郁积着。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情况已变得很糟，但民众的不满直到戈尔巴乔夫进行重大改革时才爆发出来。通过承认事情出了问题，戈尔巴乔夫给难以控制的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众开了“绿灯”，他们要求的东西比几年前任何人胆敢提到的东西还要多。通过谋求民众的支持和耐心，戈尔巴乔夫也显示了自己的战战兢兢，这更刺激了革命的爆发。通过让更多的西方媒体进入，他向苏联人展示了美国和西欧的人民生活有“多好”。很快，要求大规模变革的压力开始爆发了。不彻底的改革是不够的，并通常使事情变得更糟。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试图通过许诺进行改革、更换年轻的新领袖来安抚愤怒的民众。但大多数东欧的民众不会再受愚弄了，他们认识到改革基本上还是使有缺陷的体制完好无损。例如，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论坛运动，将一个受到惊吓的新内阁轰下台。这个“新”内阁，看上去与那个旧的政权非常相似。经过大规模的上街游行抗议，公民论坛赢得了一个非共产党内阁的建立，他们中的一些人两周前还在监狱里。这就是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Vaclav Havel）所称的“天鹅绒革命”。当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开始推行“改革”时，它可能会以自己被扫地出门收场。革命思想的关键在于它能使人感到重构社会是可能的。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人愿意进行革命。当发现重构社会将导致可怕的困难和贫穷的后果时，革命的梦想就破灭了。这难道意味着我们再也看不到另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浪潮了吗？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量的不公正，这会引发愤怒。而愤怒，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将会导致革命。造成愤怒的最主要原因是普遍腐败，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政权一旦腐败就会失去合法性，在改造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过程中，美国人痛苦地发现了这一点。可以做哪些事情来阻止革命呢？答案很简单但很难实行：进行改革以消除滋生革命的不公正。秘鲁和菲律宾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波斯湾地区所进行的自由选举，都会消解或甚至终止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但地主并不愿放弃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并且他们在政治上是有权力的。波斯湾地区的统治者担心如果实行民主的话，他们会失去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并认为这个时候实现自由化只会让极端分子掌权。如果沙特阿拉伯实现自由化和平等的选举，那么像奥萨马·本·拉登那样的人就可能会获胜。解决的办法是缓慢和渐进的改革以消除腐败。很多第三世界的中央集权政府不愿承认它们的腐败官员直接将经济增长——尤其是石油收入——吸收进自己的口袋而不顾民众怨声载道。实际上，改革由于来自权力阶层的强烈反对而很难实行，这些权力阶层在改革中会失去很多。例如在越南南部，美国不断地敦促西贡政权进行大范围的土地改革，以将农民从共产党的游击队那里争取过来。但地主不会让土地改革的议案通过，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从佃农那里收取很高的地租。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他们可能还会挽救自己的国家，而事实与之相反，他们失去了全部。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应该在革命的情感被牢固树立以前进行改革，在问题变得危险以前阻止它的发展。关键术语体制失效 政变 原生型 恐怖主义 圣战分子 军人专制主义 时事短评 不可比性 相对剥夺 知识分子 革命 乌托邦 热月 沙阿 阿亚图拉 天鹅绒革命参考文献Bell-Fialkoff, Andrew. Ethnic Cleansing, rev. ed. New York: Palgrave, 1999.Benjamin, Daniel, and Steven Simon. The Next Attack: The Failure of the War on Terror and a Strategy for Getting It Righ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Goldstone, Jack A., ed. Revolutions: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2.Greene, Thomas H. Compar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0.Halliday, Fred.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xth Great Pow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Heymann, Philip B. Terrorism, Freedom, and Security: Winning Without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Katz, Mark N., ed.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0.Laqueur, Walter. No End to War: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2004.Parsa, Misagh. States,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ran, Nicaragua, and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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