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生活》作者：迈克尔·G·罗斯金-4

怎么做 ◇ 支持你的论题“哇，那是我想出来的”还不够好。写论文就像律师办案子，你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去说服法官。像法官一样，你的指导教师将决定你的论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支持你的观点。在一篇短文章中，你必须用三到五个支撑要素来支持你的论题。你可以在文中使用小标题来分解你的支撑性论据。小标题会帮助你建构你的想法，并让文章容易让人阅读和理解。如果你无法用事实、数据、引文或简单的推理来支持你的论题，那么就放弃或更换它，就如新闻界所说的：“支持或者后退。”加粗和居中你可以把你的小标题加粗和居中（像上面这个标题）以便突出它们。一个新的标题表明你正转向另一个支撑要素。一个段落是一个思想或观点。双倍行距的纸每页大约写三段。整页就一段的长篇大论让人难以卒读。每页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标题。例如，如果你的论题是差的经济会损害在任总统的选举，你必须用小标题列出每次选举：“2004年的选举”、“2008年的选举”等。五页的论文可以有三个小标题，表明你用三个要素来支持你的论题。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法西斯主义，这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法西斯运动的一个象征物，就是穿着统一制服的成员。一战以前，意大利记者墨索里尼还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部队服役的经历使他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当时，意大利充斥着不满的群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有开始革命的威胁。在那一混乱的岁月，墨索里尼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批古怪的身着黑衣的人群，梦想着清除民主制度、政党政治，建立起严酷的中央集权和纪律控制。这些法西斯分子——从古罗马有关权威的象征（一束树枝中间包着一把斧头）那里借用来的名词（fasces）——憎恨无序的社会状态，希望用强硬的领导来结束这一切。1922年，处于混乱包围之中的国王把权力交给了墨索里尼。1924年，他把意大利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自己则成为“元首”（Duce）。法西斯分子把自己人安插进每一关键领域，以实现对经济的监控。当时的意大利似乎给人以深刻印象：犯罪很少、涌现出诸多纪念性建筑、物价稳定，还有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火车正点运行”。然而在表象的背后，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混乱：隐性失业、可怜的经济成就和腐化。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崩溃，使某些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未来的潮流。德国的希特勒抄袭了许多法西斯主义做法，只是让其成员穿上褐色的制服，并且加上了种族主义的内容。对于希特勒来说，德意志民族的任务并不只限于反抗制裁性的、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处理魏玛共和国遗留下来的混乱，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高等民族。希特勒并不是德国种族主义的始作俑者，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好几代以前，但他超越了前人。德国的种族主义认为，只有一个特殊的白人群体——雅利安人，才是一切文明的卫士。其中的一支——诺曼人（包括德意志人）则更为优秀（实际上，同其他欧洲人一样，德意志人也是多民族的混合体）。希特勒认为，高等的诺曼人有被诸如犹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罗马天主教会等“邪恶”力量玷污的危险。这种教义是死亡集中营的源头。1933年，在一片喧闹声中，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像墨索里尼那样在两年时间里获得了完全的独裁权力。或许大部分德国人的确拥护希特勒。纳粹的“合作”经济使失业率下降，许多工人觉得，他们的境遇在国家提供的工作、职业和福利中得到很大改善。毕竟，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但是其中的“社会主义”是个幌子。希特勒的真实目的是战争，一场成就英雄的战争。在短短几年内，希特勒统治了欧洲，使东欧的斯拉夫国家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他称之为“生存空间”（Lebensraum）。在这一过程中，纳粹的死亡集中营杀害了近600万犹太人和相近数目的基督教徒。希特勒疯了吗？很难说。他的许多观念在德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他有上百万狂热的支持者。纳粹证明了民族主义走向狂暴而不仅是疯狂的危害性。“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名称常常被滥用、误用。一些左派分子把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都冠以这一头衔。比如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权威主义者”，因为他尽量减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而不是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样去广泛动员。巴西总统瓦格斯（Getulio Vargas）于1937年建立了一个貌似法西斯主义的“新国家”，但是他只是借用了正在欧洲时兴的某些法西斯主义陈词滥调。美国的三K党有时也被叫作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它强烈地反对政府的权力，而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则崇尚这种权力。在今天的欧洲，那些抵制移民的政党倒代表着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当代意识形态共产主义阵营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普遍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中国的极少数人、东欧甚至是苏联都不再相信它。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左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几个西欧的共产主义政党主张“欧洲共产主义”，不过那是一个大打折扣的意识形态，要求抛弃集权统治和企业国有化。被预言要走向崩溃的资本主义，在美国、西欧、东亚却得以复兴。许多社会主义领导人发现，自己国家的经济过于僵化、集中，只能削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使自由企业更好地发挥作用。一心进行改革的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在位）提出了复兴苏联共产主义的三条路径：公开化、经济重建和分权。犹豫不决和半心半意只是使改革加剧了不满，因为现在在苏联可以公开抱怨了。1989年，从东欧开始，非共产主义政党接管了政权。在苏联，选举产生了一个拥有部分自由的议会，开始就变革进行争论。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也出现了。事实上，共产主义者承认他们走错了。戈尔巴乔夫仍在犹豫，改革将走多远，走向何处。大幅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全面的通货膨胀。1991年，一场失败的政变后，苏联不复存在。新保守主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新保守主义。它主要来自充满幻灭感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正如其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所言，“新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为现实所蒙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民主党在不现实的国内改革与和平外交理念方面，已经往左翼走得太远了。新保守主义者尤其反对约翰逊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推行的“伟大社会运动”，它旨在消除美国的贫困和犯罪。某些自由派人士认为，“伟大社会运动”从未有过任何实现的机会，因为越战消耗了大部分资金。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却说，它运作得很糟，许多项目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城市变得更乱，教育标准下滑，医疗补助惊人的昂贵，产生了一个依赖福利的贫困阶层，人们缺乏工作的动力。新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这些用意良好的自由主义计划所产生的消极的“看不见的后果”。有一点特别使他们恼怒：“积极的歧视性政策”似乎给少数民族在工作方面以更优惠的待遇，有时甚至超过了训练有素的白人。特别是在学术职位的分配方面，“积极的歧视性政策”的确如此。自由主义者、白人、男性教授有时不得不品尝自己酿下的苦药，与黑人、西班牙后裔和妇女共同争夺教席。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极端相对主义感到恐惧。这些简单化的观念，比如“感觉好的就是对的”、“凡事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文化多元主义”，把许多自由派人士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是此前希望通过强调论点、文化的相对性来拓宽学生视野的大学教授。结果却是，学生变得比启蒙前更加空虚。在小布什政府中，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新保守主义者拥护伊拉克战争，既是为了保卫美国利益，也是想把穆斯林世界变成民主阵营，以消除恐怖主义。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保守主义者，虽然不喜欢远隔大洋的“十字军东征”，也与新保守主义者在此问题上取得部分的一致。自由至上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由于太过自由化而变成保守主义——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自由至上主义大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主张在任何方面都取消政府的干预。这或许只是在重复共和党的论调。他们指出，现代保守主义者主张自由经济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约束，而现代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有限制的经济和个人的自由。为什么在这两个领域不可能同时拥有自由呢？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补贴、官僚机构、税收、对国际贸易的干预以及“大政府”本身。就此而言，他们继承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国传统，并由此而获得声望。尽管目前还没有自由至上主义的候选人赢得选举，但他们在华盛顿的卡托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库（卡托的报告《有轨电车的渴望》对城市轻轨系统的建设进行了指责，主张发展更便捷、更便宜的公共汽车）。一些评论家指责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交易混乱的自由市场的崇拜导致了2008—2009年的金融灾难。女权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新生活产生了一批女性作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在美国和西欧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女权主义作家认为，妇女的报酬比男性要少，难以升到高级职位，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为男性所奴役，得不到银行贷款和保险，依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她们指出，问题的核心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是外部强加的，并没有生物意义上的关联。男孩子们被教导要坚强、主动、竞争、强壮，而女孩子们则被教导要温顺、从属、依附、有女人味。这种性别的差异几乎完全是后天习得的，是由父母、“父权社会”的学校教育强加的。这些能够被改变。通过在幼儿期的适当培养和教育，男性可以变得温顺，女性也可以更加有主见和自信。女权主义者发起了“意识觉醒”类的组织，强烈反对大男子主义。女性主义逐渐产生了影响力。不少老板能够给予女性一个较为公平的机会，有时比雇用的男性数量还多。妇女开始晋升到高层管理职位（尽管能到公司顶层的仍是极少数）。女性在结婚后仍然参加工作，这已经成为一种规范。丈夫们也经常帮着做家务，照看孩子。随着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许多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职业——制药、律师、商业，主导权逐渐被女性掌握。然而在政治上，女权主义者尚未达到她们的全部目标。关于两性平等的宪法修正案没能在国家中获得通过。在获得平等的对待方面，似乎不应考虑性别的因素。反女权主义者，有些还是保守的妇女，认为这一修正案会夺去妇女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特权与保护，会让女性成为应征入伍的对象，甚至可能带来不分性别的卫生间。尽管有这些阻力，妇女们还是知道有一个途径可以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利——选举。在1980年的大选中，出现了明显了“性别鸿沟”。现在，拥护民主党的妇女要比男性多。环保主义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也开始在发达工业国家广为流行。经济发展很少注意到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任何形式的增长都被认为是好的：“自然资源取之不竭。”煤矿、工厂，甚至农业生产都在污染水源；工业和汽车废气污染了空气；化学废料使土壤无法种植；核能源使辐射问题愈益突出。针对“增长”的信条，生态学家用“限制”来作出回应。他们宣传道：“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就会带来一场环境大灾难。”爱河、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件，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大量燃烧矿物燃料和雨林，可能会制造出“温室效应”，使热量保留在地球的大气层，改变整个地球的气候。197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只是使生态学家的需要部分得到满足。产业组织认为，环保局的规定限制了增长，侵蚀了利润；在共和党政府时期，环保局运作得毫无效率。在其看来，能源生产要优先于纯净的环境。管制只是环保主义理念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改变自己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保护地球的资源、自然风光，净化空气和水源。美国只有世界4％的人口，却消耗了1/4的工业产品和能源。无论是否打破了与穷国的平衡，这种过于浪费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利于健康。生态学家建议，让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代替汽车，全谷物食品和蔬菜代替肉类，用可以分解、再生的能源（如风力和太阳能）代替矿物或核能。一些环保主义者成立了政治党派，先是公民党，然后是绿党，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现有的两大政党内，这两个政党现在都无法忽视环保主义者的选票。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欧，特别是在德国和瑞典，绿党进入议会，下决心要消灭核能、有毒废料和战争。许多年轻的欧洲人发现，相对于老的、墨守成规的政党而言，绿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比较研究 ◇ 伊斯兰主义：一种“新瓶旧酒”的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表明，一种意识形态是怎样通过把已有意识形态的要素整合起来而迅速兴起。赛莱菲耶（Salafiyya），或称之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源于13世纪，号召人们回归先知的纯洁方式，它是沙特阿拉伯最原始和最普遍的信仰。基地组织是赛莱菲（Salafi）运动。随着1979年的伊朗革命（见第17章）和阿富汗战争，伊斯兰主义得到迅猛发展。伊斯兰主义是一股关于宗教、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反现代化”的愤怒潮流，很早以前就存在于穆斯林世界。伊斯兰主义者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腐蚀了伊斯兰道德和文化，使这一地区变得经济至上（石油），并窃走了伊斯兰圣地（耶路撒冷）。这种情况的起因部分可以追溯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长达千年的敌意，部分归因于现代化的挫折。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与快速增长的人口、庞大的失业人群有关，也是对穆斯林国家中的腐败和乱政的回应。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类似。但是在穆斯林国家，政治往往与宗教纠缠在一起。清真寺与政府是合而为一的。穆罕默德的教义使伊斯兰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umma），把国家作为崇拜的对象。因此，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们对巴勒斯坦或伊拉克的民族主义并不感兴趣，除非能使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成立穆斯林帝国的工具。伊斯兰主义者试图清除美国的影响，摧毁以色列，接管所有穆斯林国家政权，直至统治整个世界。到那时，将会出现一个纯洁的伊斯兰世界，共享那些现在高度集中在少数腐败统治者手中的财富，这似乎有点像社会主义。伴随着狂热和不妥协，伊斯兰主义者与恐怖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少数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对伊斯兰主义者感到恐惧，试图控制他们。伊斯兰主义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它被分离成逊尼派（Sunni）和什叶派（Shia）两个分支。逊尼派是伊斯兰教的主要流派，占全球穆斯林的90％，但是什叶派统治着伊朗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区。逊尼派轻视和怀疑什叶派。其次，伊斯兰主义对经济问题束手无策，难以提供足够的食物，2001年被美国清除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就是一个例证。许多穆斯林也反对伊斯兰主义，这是许多伊拉克人目前所抱怨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穆斯林极端分子任意地谋杀穆斯林教徒，也使许多穆斯林教徒开始对抗它，所以伊斯兰主义已经开始衰败。意识形态终结了吗？1960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将要走向结束。共产主义的瓦解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引发了贝尔所言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政治上的论争将主要关注于技术性的问题，即如何运转福利国家，比如在福利项目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1989年，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一个更为超前的理论：不仅意识形态的争论会随着资本主义民主的胜利而告结束，历史也将走向终结。福山的观点被广为误解，其实他说的不是“时间的静止”，而是黑格尔设想的人类最终生存境地——自由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现在已经进入视野。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斗争的历史也将终结（用福山的俏皮话来说，生活将会变得无聊）。贝尔和福山的论断准确吗？疑点很多。首先，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是错误的，尽管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的人必须小心地与原苏联式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福利主义，后者只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变异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仍具有生命力，一些人仍在辩论实现“仁慈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新的、危险的意识形态挑战正在出现：新法西斯主义、分裂型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也还有数不清的意识形态观点：自由市场还是政府干预？更多的还是更少的福利？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国家？是把民主传播到国外还是避免过多地卷入外部事务？福山不必担心生活会过于平静。关键术语意识形态 实用主义 理论家 古典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修正主义 共产主义 帝国主义 毛泽东主义 铁托主义 民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 新保守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 女权主义 环保主义 伊斯兰主义参考文献Baradat, Leo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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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思考题民族和国家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虚弱国家”和“失败国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政府的六种类型是什么？一种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单一制和联邦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两种主要的选举制度是什么？它们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社会主义和政府统制有什么不同？美国人对政府角色的看法被广泛接受吗？国家能够或者应当使它的社会现代化吗？民族是个具有自我意识、凝聚力、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并经常（但并非总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的人群。国家是一种政府结构，通常是独立自主的并有足够的权力来执行它的法令。（请注意我们是在原初意义上使用state一词，这和说美国有50个州不是同一个词意。）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93个国家。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孰先孰后？很多人会争论说民族一定是在国家之前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创造出了围绕着它的民族。例如，南非的祖鲁族是人为创造的民族，是由一位强大的武士谢卡（Shaka）在两个世纪以前通过聚集多个部族和部落而形成的。法国至今还包括几个语言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地区——大都是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武力得来的。巴黎通过教育、语言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来灌输一种法兰西意识。法兰西民族也是其国家创造出来的。美国是由一群来自不同殖民地的人在费城会议期间经过精心策划联结起来的。在融合同化千千万万个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移民的同时，美利坚合众国历经多年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开国文献中明确表达的理想的基础上的。民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由品性各异的能工巧匠们创造出来的。制度化的力量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是政府得以运作的结构，如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它可能会表现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但并非必定如此，即使没有这些建筑物，权威依然存在。美国最高法院，即便是在一个帐篷中办公，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因为它的决议必须被遵守。正如下文所要论述的，最初，最高法院的权力并不明晰，但是法院强有力的个性以及一些重要的案例逐渐赋予它以权力，和绝大多数机构一样，其重要性是经由逐步演化而成的。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的设立是为了平复银行的恐慌、抗击通胀和调配对金融巨头们的援助。国会不能完成这些工作，所以当面临这些新的挑战时，美联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稳定美国的经济。良好的机构是机动灵活并与时俱进的。在第1章中，我们将权威视为一种需要不断维持的流动的事物。政治制度也可视为凝固的或部分固化的权威，在长期的历史中，人们已经习惯于依靠政治制度来解决问题、裁定争端、确立方向。政治制度由许多人组成而且延续了很多代（如果它们是有效的），它们已超越了那些与其仅有暂时联系的人，并获得自身的价值。这赋予政治体系以稳定性，公民也知道谁在负责。制度大于单个的领导人。当尼克松总统1974年在公众的反对声中辞职时，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机构）并未受到丝毫损坏。但是如果连续出现一批这样的总统，而且他们都拒绝辞职的话，制度本身就会遭到严重损害。有时，独裁者试图将自己变成“制度”，但这从来没有成功过。无论他们在世时有多大权力，他们所力图建立的制度都随着他们的死亡而解体。铁托统治南斯拉夫35年，他试图确保他所构建的体系在死后仍能延续下去，但后者高度依赖于他本人的存在，在他死后的第11年，南斯拉夫在流血中瓦解了。独裁者很少能建立起持久的制度，也极少能将个人权力制度化。关键概念 ◇ 有效国家、虚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发挥其相应的职能，有些国家就名不副实。即使拥有国旗并且在联合国具有合法席位，这也不能证明它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目前，世界上不存在以国家实力作为依据的分类标准，但分析家们认为国家的类型还是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别：有效国家可以充分掌控自己的领土并收取赋税，法律被人民广泛认同并遵守。政府关心大众的福利和安全问题并且腐败情况很少。这些国家往往是富裕的，能够征收可观的税收（GDP的25％～50％）。有效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西欧。一些人也把这些国家归为“高效”的类别。在虚弱国家中，犯罪行为充斥于政治活动，以致无法判断出政府于何时衰败而犯罪行为何时大肆兴起。政府没有力量对抗违法、贩毒、腐败、贫穷和分离运动。司法被金钱控制，民主只停留于口头，选举也被随意操纵。政府只能获取少量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自然资源的买卖，比如墨西哥和尼日利亚大量出口的石油，这些最终也会落入私人的口袋。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是虚弱国家。失败国家根本就没有全国性的政府，尽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象征性地存在。军阀、民兵武装和鸦片种植者为所欲为。在这些国家中，枪支凌驾于法律之上。国家分裂的威胁随处可见。教育和卫生标准溃减（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增加）。阿富汗和索马里都属于失败国家。海盗以索马里为中心活动，这是因为没有国家权力去阻止他们（这里也没有工作给年轻人）。外部援助和国际上的压力成了阻止这两个国家完全消失的仅有原因。一些人担心作为伊斯兰武装分子大本营的也门，也可能成为下一个失败国家。政府机构中强有力的人物能够使该机构打上自己的烙印。华盛顿总统在两个任期退休后，直到罗斯福，没有哪一位总统试图干得更长。华盛顿使总统任期制度化，但是并没有诉诸法律。直到1951年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的出现，才有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在另一个例子中，联邦德国的首位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如此强势，使得总理这一职位从未拥有这么大的权力。经典论述 ◇ 亚里士多德论政府的六种类型最早和最著名的政府分类是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来的。他区分了三种合法的政府——统治当局为了全体利益而行事——和三种堕落的政府——政府只按自己的利益行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君主制是一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但君主制可能蜕化为它的堕落形式——暴君制，单个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权力。贵族制（aristocracy），希腊语意为最好的（aristos）统治，是少数人为了全体利益而统治。但这种精英的合法统治可以蜕变为它的堕落形式——寡头制，少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亚里士多德把共和制（我们应当把它叫作宪政民主）看作多数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并且是政府的最佳形式。所有的公民在选举领导和制定法律时都有发言权，但正式的宪法程序保护他们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警告说城邦会衰败为堕落形式即民主制，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统治，是政府的最糟形式。受人人平等的思想的迷惑，民主制下的群众盲目追随腐败和自私的鼓动家并掠夺那些依靠苦力和能力致富的人的财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体系盛行了近25个世纪，它依然有用并可以概括如下：谁统治 合法形式 腐化形式所有人的利益 少数人的利益一个人 君主制 暴君制少数人 贵族制 寡头制多数人 共和制 民主制研究政治制度的一个途径是确定政治体系中最有权力的职位：谁获得了权力？对宪法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给权力定位，但这并不能反映全部事实。美国宪法规定，行政权和立法权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处于平衡状态。但是两个多世纪后，权力已经明显地转移到了总统手里。1958年由戴高乐创立的法国宪法，看上去赋予总统近乎独裁的权力。但是法国的立法选举有时会使国会和总统分属不同的政党——一种在美国政坛很常见的“僵局”。法国总统通过调整自己的角色，并赋予身属反对党的总理更多的权力，使问题得以解决。法国人称之为“共处”。宪法本身便是制度，它在实践中逐步演化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阿卜杜拉国王在节日里同一名沙特太子党游戏。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君主制国家之一。（Saudi Press Agency/Reuters/Landov）政府种类的划分有很多方式。讨论“国家形式”即将一个国家称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已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大部分国家现在都是共和制了，但“共和”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好的”或“民主的”。绝大多数保留下来的君主已经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西班牙和荷兰，它们中的大部分还不存在改变目前这种状态的缘由。传统的并且仍在运行的君主制存在于阿拉伯世界——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除非它们能将自己变成有限的立宪君主制，否则也许会慢慢消亡。这种转变的失败已经使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的君主制被推翻，并代之以革命性政体。单一制或联邦制另一个基本的制度选择是关于国家的地域性结构。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单一制或联邦制。单一制赋予其组成地区的自主权很小或几乎没有，政府的治理由首都向周围辐射。其第一级行政单位——法国的省（departments）、中国的省（provinces）、瑞典的郡（counties）、日本的县（prefectures）——主要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管理，地方因素很小。而联邦制下的一级行政单位州——美国和巴西叫states，德国叫l?nder，瑞士叫cantons——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有很大的自由权，并且法律禁止中央政府随意取消或改变这些权力。单一制单一制政府直接控制地方，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途径要远远多于联邦制政府。法国的学校课程表就由在巴黎的教育部统一制定，目的是减少地区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在以前是非常强硬的。数十年前，法国的教育部长可以看看手表，然后自豪地对记者说，现在全国的学校正在教授哪些拉丁单词。单一制国家有全国统一的警察力量和一个司法系统，其司法人员由中央任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中央—外围紧张关系和地方主义。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经济因素是其中之一。地方的民族主义者声称自己的地区被中央政府剥削，变得越来越贫困。地方应该拥有当地居民想保留的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许多人感到，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不由地方决定，而是由远方的官僚机构作出。地方常常对很久以前被中央政府并吞怀有历史性的仇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就以这种心情仇视巴格达。单一制国家还在摸索解决地方问题的合适办法。英国的权力下放 几个世纪以前，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和威尔士人被入侵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赶到不列颠的外围，至今仍然保留着与英格兰有所区别的感受。许多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十分仇视伦敦的统治。在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政党成长起来，在国会中获得了好几个议席。1997年，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推出“权力下放”（devolution）政策，给予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更多的自治权力。从1999年首次选举产生的苏格兰议会，现在是“苏格兰民族党”的政府，拥有增加税收和管理苏格兰地区教育、医疗保障、司法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这有些像美国的州。有些人认为，英国已经成为准联邦制，但是从地方的正式规定看，它仍然是单一制国家。法国的地方分权 在历史上，法国比英国更倾向于单一制。一切都是——或者直到最近——由巴黎控制，这从15世纪路易十一建立起绝对统治时代就已经开始。在17世纪，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通过委派省级行政长官（intendants），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巴黎，向他本人负责。在法国大革命中，拿破仑和共和党人都遵循着单一制的路线。现在，各省省长都要向内政部报告当地的情况。法国的96个省中，绝大多数是根据河流的名字来命名的，力图抹去当地的历史记忆。但与英国一样，法国也有独特的地域结构：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几个世纪以前从英国分离出来，以逃避撒克逊人）；南部的米迪人（Midi），其发音仍然带有古代语言的味道；科西嘉人，仍然在说一种意大利方言。布列塔尼和科西嘉的民族分离运动经常为自己的目标而采取暴力行动。在1960年，为了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戴高乐总统下令成立22个大区，每个地区由2～8个省组成。从1981年开始，密特朗总统实施了真正的地方化分权（decentralization），给予大区以一定的经济规划权力，由巴黎任命的行政长官把部分权力转移给地方议会。法国就这样改变了实施了五个世纪的集权制。西班牙的自治 西班牙同样分解了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这里的问题显得尤为紧迫，由于地方仇恨长期以来一直受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压制（1939—1975），因此表现得非常激烈。西班牙的地区问题是欧洲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仅次于南斯拉夫。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说着非卡斯蒂利亚语系的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比如，巴斯克人的语言就与其他居民没有任何关系，巴斯克人对此还倍感自豪。另外，西班牙的很多地区在中世纪曾被赋予地方权力（fueros），它们将其珍藏了几个世纪。面对巨大的地域多样性，西班牙的集权者们试图移植法国的单一制模式。其结果是，无论西班牙试图建立何种民主制，都会有地区仇恨显露出来。分离运动在1874年和20世纪30年代非常集中，但都被视国家统一为神圣的西班牙军队所击溃。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当后弗朗哥的民主政府建立起17个被称为“自治体”（autonomías）的地方政府时，整个西班牙都屏住了呼吸。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西北部的巴斯克地区，那里的恐怖组织“埃塔”（ETA）为了巴斯克地区完全的独立而实行谋杀和爆炸。为了安抚以较温和的方式出现的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安达卢西亚及其他地区的分离主义者情绪，马德里政府把这些地区变成自治体，让他们拥有地区议会、征税的权力、语言的权利，并且控制了全部地方事务。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支持这种自治体，但中央—外围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持续存在于税收和资金调拨问题上。单一制的利弊 单一制下的政府有可能变得过度集权。没有中央政府的允许，地方政府或许连设立一个红绿灯、一个公交汽车站的权力都没有。这使得公民忽视地方事务，由此造成政治上的分离感。不过，集中化的权力有利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在政府系列中，清晰的权威层次使政府变得高效。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能够统一调配资源，协调计划和发展。税收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统一的，企业和个人无法像在美国那样，通过转移到低税收的地区来避税。像日本那样的国家还可以制定很高的教育标准和规范。日本给予某些地区以自治权，但只是一种联邦制的趋势。日本1871年建立的国家体系复制自法国，43个县、 3个大城市以及北方一些小岛都有选举出的行政长官和一院制的议会。他们的行动受到东京的内务省的监控和限制，只能收取大约30％的税收，这在日本叫作“30％自治”。那些有个性的、比较敢说话的地方行政长官现在逐步开始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力。联邦制联邦制国家给予地方行政机关以高度的自治权，同时也允许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持联邦各地区之间的平衡是困难的。美国是最早建立联邦制的国家之一，有时把联邦制强加于其他国家，比如伊拉克，但其并不能很好地运作。伊拉克国内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彻底失效。原苏联和墨西哥变得如此集权，以至于一些学者怀疑它们是否还算联邦制国家。联邦制的关键之处在于，其成员具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不能被中央政府轻易忽视。典型的情况是各州由上议院来代表，如美国的参议院和德国的联邦议会议员（单一制国家并不需要上院，虽然大多数保留这一机构）。在联邦制体系中，中央政府在外交、国防和货币政策上拥有垄断性权力，州一般负责教育、警察、高速公路和其他与民生相关的事务。由于这种权力的划分很少是清晰或持久的，联邦政府往往依赖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联邦制出现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国家安全。小而弱的州无法免遭其他强大国家的侵略（这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论点）。各州外交和军事资源的整合造就了俾斯麦德国的强大实力。联邦也可以用于经济目的。美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立了一个没有关税壁垒的横跨大陆的市场，现在欧盟也试图复制这一模式。联邦主义往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唯一途径。1947年美国从印度撤离后，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允许一些邦如孟加拉、旁遮普在加入印度时保留原有的文化，这些邦十分珍惜自己的地位，没有地方自治的保证就不会加入联邦国家。大部分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大国，认为联邦制是控制其广阔地域的唯一方式。1993年，比利时也从单一制转向联邦制，给予两种语言（法语和弗兰芒语）以同等的地位。但两部分人群仍然相互厌恶，比利时可能会分裂。联邦制的利弊 在联邦制下，公民与地方最接近，他们可以影响地方官员并且观察到政策是如何制定的。美国的各州被称为“民主的实验室”，它们可以推出各种各样的新项目。如果改革是成功的，就可以在全国推广；如果失败了，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或许缺乏财政项目的资金，他们的官员有时就会无力推行或走向腐败。地方政府的决策有时也会导致重复建设和缺乏协调。比较研究 ◇ 邦联的不稳定性从理论上说，除了单一制和联邦制之外，还有第三种选择：邦联。在单一制下，权力集中于国家的首都。在联邦制下，权力在中心与组成部分之间取得平衡。在邦联中，部分可能超越中心。邦联不会持续太久，不是分裂就是走向联邦制。这是《联邦党人文集》指引下美国的命运。如果美国各州像邦联制下那样保留高度的独立性，它们在内战中就不能协调彼此的行动。瑞士仍然称自己为“邦联”（赫尔维西亚联盟，Confederatio Helvetia）——这是瑞士人引以为豪的，从1291年开始——但它现在在实际上已经是联邦制。欧盟起初是邦联形式，但是随着设在布鲁塞尔（欧盟的总部）的领导机构权力的扩张，特别是在经济和货币联盟（新的欧元体系）形成后，它也会走向联邦制。在不同的联邦体系中，州、省及其以下层级的政府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在德国，16个州各有自己的宪法和负责地方事务的政府，州议会甚至可以影响外交政策，因为是通过它们选举产生联邦上院议员。在联邦制国家中，印度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当有些联邦发生骚乱后，新德里可以宣布实行“总统管辖”接管其权力。美国的50个州可以在任何领域进行立法，不必取得中央政府的批准。通常，教育、福利、民法、财产税和行业执照都属于州的权限。但是在20世纪里，联邦政府在民法、福利、经济管理制等领域扩张了权力。第43任总统乔治·布什就签署了一项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把教育标准集中到联邦层面，许多州和传统的共和党员对此表示反对。但由于依赖联邦政府的批准和财政份额，各州必须在许多领域不得不迎合联邦政府的标准。比如，如果哪个州不制定禁止21岁以下未成年人饮酒的法律，华盛顿就不会下拨高速公路的资金。绝大多数州会很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