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2

“男儿沙场百战死，壮士马革裹尸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这首诗作于1929年5月，是红军早期将领伍中豪生前的铮铮誓言，也是伍中豪壮烈一生的真实写照。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伍中豪英勇善战，善打胜仗。毛泽东多次在根据地干部会上，表扬伍中豪能打仗，会做群众工作，是文武全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全才，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三位杰出的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残酷的牺牲让我们知道，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一个失败连着一个失败，摔打和筛选出一批优秀的红军战将。战将林彪是共产党与革命的产物（上）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就写过，他说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把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抬到了陕北。一军团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一、三军团是你开路我殿后，或者你左位我右位，或者你右位我左位，担负着护卫中央纵队前进最关键的任务。当然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要讲到这位卓越战将，不能简单地一丑遮百俊，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林彪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那些杰出的指挥作战的战例。林彪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他能够指挥作战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没有工农红军就没有他。他指挥作战的成功是工农红军的一部分，是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他后来出了问题了，我们就把战史全部抹杀，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林彪当年黄埔四期的资格，如果在国民党军队中，最后当个军长都很困难。一直到解放战争，黄埔四期担任军长的人都不是很多。像张灵甫这样算黄埔四期很好的了——七十四师整编师师长，相当于军长。国民党军队中大量执掌实权的人都是黄埔一期的。所以最近台湾地区前军事大员郝伯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总结蒋介石在大陆为什么失败，军事溃败为什么这么快。郝伯村在书中讲，一个大的弊病是蒋介石把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黄埔一期，而黄埔一期的这些人指挥训练的素质都不是很好，部队训练指挥放手交给下面人去干，下面人也不是很明白，就弄得满盘皆输。郝伯村总结的这个理由也不是全部理由，是一些面上的理由。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一点，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大员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的指挥官是黄埔四期的。前面说过，如果林彪不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干，在国民党队伍里顶多干个军长就了不得了，但是军长这个职务，在共产党队伍中，林彪在24岁就达到了。那么林彪在红军作战中最后之所以这么有特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江西苏区的红土地给了他一张最新最美的白纸，他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将领指挥作战的一些杰出战例。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给了林彪空前广阔的天地，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有这一点他也做不到。所以我们在讲到林彪的功绩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他是一个党的产物，一个事业的产物。林彪在红军时期指挥作战与抗日战争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指挥了两个战役，取得这么多突出的军事成就，我觉得就是因为个人融入中国革命这个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去了，使他的个人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给他个人提供的巨大空间而形成的结果。战将林彪是共产党与革命的产物（下）林彪因为打过很多胜仗，也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军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直到1930年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也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的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被抽出的，就是林彪率领的连队。耒阳被一举攻克，我军损失很小，缴获却很大。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作战指挥能力。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王尔琢牺牲后，朱德代了几个月团长，很快就推荐林彪接替。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哪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毛泽东发现林彪，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朱、毛红军会师后，一日军长朱德与党代表毛泽东相伴而行，见路边一个年轻指挥员正给部队讲话：“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听了一怔，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回答：一营营长林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青年指挥员。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凭借关系就能提升的年代。一切都需要经过战争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虽然没有人明确这么讲，却一切都是按照这个做的。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林彪非凡的野战才华。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张辉瓒的十八师，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余里，红军五战五捷，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缴枪2万余。第四次反“围剿”，首创大兵团山地伏击的范例。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央红军最大规模的伏击战斗。从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至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到三年时间，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红一军团战功卓著，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的声望迅速上升，达到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程度。前面讲过，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四分之一兵力伤亡，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说：“我要骂，我知道我回去大不了杀头，我准备好了。”彭德怀非常硬气。林彪则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认为多次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一、决心迟缓丧失取胜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二、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使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三、对任务及执行手段的规定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四、于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林彪以冷静的剖析对李德的批判，其力度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精谋善战枭将林彪经历过怎样的失败林彪在早年指挥作战时，吃过两次很大的亏，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战将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这时林彪刚刚担任二十八团的团长，下山初战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随后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江西大余。但部队很快便在小胜后露出破绽。在大余，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后，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林彪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最为致命的是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林彪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他所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这一次他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以出事了。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迅速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是这样成了“机会主义者”，这无疑是幽默地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与教训。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兵败如山倒”。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时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的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一阵，才勉强把撤退的人收拢了起来。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这使得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雪上加霜。摆脱追兵，部队日夜行军，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触碰，造成损失。最危险的是圳下之战，红四军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第二天早上林彪带领后卫率先开拔了，没有通知军部，当时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震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800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毛泽东是利用拂晓黑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朱德差一点儿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毛泽覃腿部中弹。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林彪不是命运的幸运儿。他卓越的指挥作战能力是从一个个失败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他在黄埔军校也不是学习成绩好的，当时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二团预备军官团，都是成绩不太好的人才编为预备军官团。当然，林彪这个人是个悟性很好的人，凡作战吃过亏的，他没有忘记，一笔一笔记下来，把吃亏作为他下次指挥作战的基础，这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过人之处。林彪对自己的作战特点怎样总结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共有九条：第一条，要勤快。他说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更不能当指挥员，凡是自己能亲手干的事，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他说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会带来失败。第二条，要摸清上级意图。林彪说，这个摸清上级意图，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说叫你摸清上级的意图，你就只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他说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才能有大用，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第三条，要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部队要做到心中有数，他讲要天天琢磨不能间断。第四条，他说要有一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熟记地图，要经常地读地图，最好的办法是把地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形全貌到某一个地段、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最后用红、蓝铅笔把主要山脉、河流、城镇、村庄全部标下来，边标边画，边画边记。他说把战场的情景、地形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第五条，要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够想透，就是每一次战役战斗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方面来找答案。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第六条，要及时下决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林彪讲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一旦有70%左右的把握就是很不错的机会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第七条，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一致，行动才能协调合拍；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第八条，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第九条，他说要重视政治，要亲自做政治工作。他说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立好，建立好支部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会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我觉得要研究林彪作战指挥的人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林彪讲过的这九点。这些东西是林彪作战经验的典型经验，他这个总结是对他在红土地上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过程中个人的真切体会。这些体会对于林彪指挥作战，对于提高红军作战效能具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形成了后来红一军团这种特殊的作战方略和他后来的辉煌战绩。现在大家知道，林彪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了问题。此后有的人在文学作品中把他描绘成潜伏于革命队伍的坏人，甚至连平型关战役都加以否定。20世纪90年代初，一份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一篇关于介绍平型关战役的报告文学，作者将平型关战役描绘成是林彪个人野心的产物，在林彪与板垣征四郎之间进行反复比较，说两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个头都不高，都秃顶，指挥的部队都带“五”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日军第五师团），都心怀鬼胎，“想借内长城隘口平型关创一个惊世之举”，“一心想震惊世界”，如此等等。这种描述竟然不顾林彪与板垣征四郎之间的本质区别：一个是侵略者，一个是反侵略者。像这种批判彭德怀就否定百团大战，批判林彪就否定平型关战役，不仅仅是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且我党我军光荣的历史也会被糟蹋得所剩无几。20世纪80年代陈云同志讲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杨尚昆同志说，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黄克诚同志说，林彪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核心一句话：要爱惜我们的历史，要爱惜我们的军队，要爱惜我们的事业。美国最著名的西点军校有四大偶像：罗伯特·李、格兰特、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罗伯特·李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总司令，格兰特是北军总司令。我曾经问过许多人：“罗伯特·李是分裂美国的南军总司令，他怎么也是西点军校的楷模？”一个老西点军校校史馆的解说员解释：罗伯特·李之所以成为西点军校的楷模，是因为他在指挥南军作战中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军事造诣，我们以罗伯特·李的军事造诣为荣，无关政治上的立场。这就是美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在革命战争时期，林彪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后人不能否认。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批判了彭德怀，把百团大战否定了；批判了林彪，再把平型关战役否定了。200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建军八十周年成就展上，林彪以“十大开国元帅”之一赫然在列，明确以“出色的作战指挥才能”描述他早年的军事贡献。浴血荣光 第三部分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李德当时有一个翻译叫王智涛。王智涛讲过，李德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共产国际真正的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弗雷德，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而在苏区的这个顾问李德，共产国际从来不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驻江西苏区的顾问，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请的一个顾问。如果李德是假顾问，弗雷德就是真顾问。那么弗雷德来了，中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好一些呢？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更好一些呢？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到达上海，他在中国的时间虽然短，但是3个月之后就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得苏联可能的武器援助。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约尔特，还没有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弗雷德刚到中国想法太不切实际。李德到苏区之后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实际，你说连李德都认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实际，可见这种顾问的意见荒谬到什么地步！弗雷德当时还给苏区中央局去电，非常严厉的电报，电报里写：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方式来浪费我们任何时间。口气多么强硬！有一个正式顾问头衔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强硬了多少倍。但不管是弗雷德还是李德，中国革命如果不寻找自己的办法，只听别人的意见，确实搞不成。真的顾问弗雷德是这样，“假”的顾问李德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缺的不是顾问，缺的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方针路线有没有切实的把握，有没有自身能得出的东西来，否则是不行的。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靠请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指导，希望从他那儿获得灵丹妙药，获得伟大的胜利，结局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这些外国顾问的指导之下，我们付出了一个比一个更惨重的代价。当然，如果简单地把革命损失都归结于这些顾问的指导，也不尽公平。因为从这些顾问的不成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志。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对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忆。他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人本身。伍修权同志这句话讲得很对。当然以博古与李德的关系，军事上不懂向别人请教无可厚非，哪怕请教的是个外国人，都可以。如果仅仅局限于请教，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如果是想借着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着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把李德变成钟馗，用他来打鬼——用李德这个形象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立战法的人，那么这本身就有问题了。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中国同志如果出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中国革命的不幸的话，李德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如果公平地认识李德的话，现在也能作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李德还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分裂的时候，李德在德国写了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写的《中国纪事》，对中国充满了怨言，对中国同志充满了怨恨。经过了这么一个历史时段，我们再来看，怎样公正地认识李德，是我们党能不能真正成熟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唯一一个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1）张浩出发的时候，中共中央派来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陈云还没有到达莫斯科。这是个巧合，莫斯科派出了张浩代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传递密码、建立联系，而中共中央派出了陈云到莫斯科汇报情况，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是张浩与陈云两个人没有见面，两人在路上交错而过了。阎红彦是从新疆方向进入中国的，张浩是从蒙古方向进来的，他回来也是扮作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了副货筐，风餐露宿，穿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于1935年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在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张浩在瓦窑堡见到中共中央相关人员之后，立即传达共产国际一系列新的决定：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把中间力量看做是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等，而核心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张浩也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从这一点看，也不能说王明一点儿好事都没有干。《八一宣言》是中共党内一份重要文件，这一文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有相当的贡献。张浩虽然是共产国际派出的第二个人，但他比阎红彦到得早，阎红彦是1935年12月份到的，张浩1935年11月份就到了。但是张浩带回来的密码，也没有完成与共产国际的沟通，非常遗憾。当然，张浩后来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因为他后来在某件事情上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处理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件事情上。张国焘的分裂，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因内部分裂而覆辙的危险。毛泽东甚至作了被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打算。张国焘掌控7个军，8万余人。而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7000余人。就算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有13 000余人。论实力，完全无法与张国焘相比。而且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原来一直由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力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由于张国焘实力强大，当时很多情况又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称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南下作战失败。张国焘赤化川西北的方针，整个没有实现。可以说，张国焘为南下赤化川西北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张国焘这一次实惠到了庸俗的地步。唯一一个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2）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偏巧还遇上个不惜同归于尽的刘湘。南下失败。如果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但他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军阀刘湘，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时，便不惜同归于尽；蒋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增兵。最后四方面军面对的敌军迅速增加至20余万人，四方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第二个就是张浩的功劳。张浩反复以自己的身份，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做这样一个斡旋，当中共内部发生争论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作为中间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了。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形势很严峻，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1935年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坍塌。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这一点上，张浩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张浩去世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生死攸关时刻在毛泽东同志一生之中，有三个9月9日深深地嵌入他的生命。一个同样的日子三次嵌入他的生命，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多见的。毛泽东的第一个9月9日是1927年9月9日。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实践他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就在这一天，他被清乡队抓住了。当时他是与一个叫潘心源的战友在返回浏阳的途中，被清乡队抓住的。潘心源的身份不明，清乡队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主要把毛泽东绑起来了，要押送到团防局去处死。如果这时事情不出现转机，我们可以想见，最后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后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的毛泽东，当年就栽在民团的清乡队手里了。1936年斯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这一段。他在尚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说：“押解我的士兵都是普通的募兵，枪毙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当时，毛泽东贿赂这个士兵，士兵同意释放他，可是押解队的队长却不允许。后来没有办法，只能伺机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机会，突然一下子挣脱出来，挣脱了绑缚，甩开士兵，往田野里跑。毛泽东身材比较高大，腿也比较长，跑得比较快。后面清乡队在追，他在前边跑，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知道光跑是跑不脱的，一下子就跳到草丛里面，躲了起来。士兵们追到水塘，觉得他有可能藏在这个地方，当时还强迫周围的一些农民过来搜寻。毛泽东后来回忆，有好多次，搜寻的人走得很近。他说，“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碰到他们”，情况已经惊险到这种程度。有五六次他已经决定放弃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有被他们发现。清乡队搜了几遍，没有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这才从水塘边的草丛中钻出来，翻山越岭，彻夜赶路。当时他没有穿鞋，脚伤得很厉害。幸亏在路上遇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给毛泽东提供了住处，又带着毛泽东到了邻近的县城。当时毛泽东身上只有7块钱，他用这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食物。最后，当毛泽东到达秋收起义的农民武装那个地方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后来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之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后来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领导人）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问他怎么回事。毛泽东回答，就是从路上跑回来给扎的。这就是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第一个9月9日。这个9月9日是在革命最初爆发的时候，是在毛泽东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在播点革命火种的时候。星星之火，要掐灭它是比较简单的；当火已成燎原之势，再要扑灭它就几乎不可能了。当毛泽东到陕北的时候，胡宗南占领延安，在陕北到处围剿，那个时候中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了，要抓住毛泽东是很困难的。而在这一次，在最初播点火种的这个时候是多么危险啊！毛泽东被人抓住，五花大绑，还要押到团防局去处决。抓他的人不是什么主力部队，就是一些民团、清乡队，就这些人，差点儿把毛泽东同志给解决了。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最为险峻的时刻。当然，这个火种没有被扑灭，由此以后要势成燎原就不可阻挡了。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毛泽东生命中的第二个难忘的9月9日，是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有很多的原因：当时一、四方面军是长期分离作战的两个力量，会师之后双方互相不太了解，而且双方对各自领军作战方法都不太习惯，在处置的时候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刚开始抱着很大的期望，最后看到一方面军的装备差、人数少，再加上一方面军当时也有一些人过分地追究了四方面军。比如说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放弃通南巴根据地等问题，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产生的一些矛盾。任何长期分离作战的两支军队在会师之后产生矛盾，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矛盾达到了分裂的地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矛盾了，就达到了白热化。这个白热化，最初的触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最终造成这样的分裂，可能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这是造成分裂的最大的原因。有些著作描述一、四方面军分裂，往往讲得比较轻易，比如说“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这种概括是很简单的，而且这种概括完全没有体现当时一、四方面军分裂带来的严重性。张国焘带领83 000红军南下，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看到这种严重的分裂，起码当时毛泽东不会感觉到一点儿光明。毛泽东讲，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毛泽东当时作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地方以求生存，因为没有办法了，就7000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搞不了多大的。毛泽东甚至作出了7000红军被打散，到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准备。这已经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了。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在红军总部，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朱德后来也回忆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一起的时候，红军力量分裂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当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有争论，但是“共同革命，共同战胜蒋介石集团，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当时，一、四方面军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四方面军先失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又失去了通南巴根据地；一方面军失去了中央苏区。这两支部队都被蒋介石压向西北一隅，也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大家既不知道外界的变化，而又集中评判过去的谁是谁非的问题时，有些原本并不重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原本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争论也变得非常激烈。而在这个时候，张国焘钻了一个空子，反复强调自己的人多，有8万红军，中央红军只剩1万人。8万人和1万人，要显示比例，要显示出领导的比例，像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都要显示出比例来。而且遵义会议是在四方面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开的，那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的呢？甚至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样的问题背后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实力。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一天成为毛泽东自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他生命中难忘的第二个9月9日。东北汉奸之父如何策动九一八事变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尤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叛徒比比皆是，汉奸众多。曾经看过一个抗日战争的统计，就八路军方面的统计，八路军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因为当时抓一个活的鬼子是很难的，活捉汉奸44万。汉奸是什么人？汉奸就是跟着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当然有外因，也有内因。这里先剖析一下外因。剖析外因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两个所谓的中国汉奸之父，一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板垣身材矮小，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他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他曾经在关东军的大本营对关东军演说时，分析了一遍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少，关东军在整个东北地区才有一万八九千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这一万八九千人怎么战胜19万东北军，取得整个东北的权力，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仅仅是赋税的关系，而赋税交给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他们（中国）兵力很多，领土很广，人口很多，但能够分而制之，一个一个对付他们。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中国近代史的灾难和革命几乎都与日本有关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比如甲午战争，那是日本对中国非常大的一次侵害。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王朝战败，割让台湾，赔偿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而日本依靠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确立了金本位制，由一个潜在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跟西方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帝国主义掠夺资本还有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而日本主要靠发战争财，而且主要是在中国身上发战争财。甲午战争是第一次。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军来兵最多，所以在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日本也攫取了最大的份额；然后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可以看得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有关。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像1898年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主张、一些思想，有一部分来自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双双跑到日本，去政治避难。再看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中，其实有当时日本政治人物的身影，而且很多的日本浪人也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取消袁世凯与日本达成的《二十一条》秘密协议，同时提出“还我青岛”，阻止“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是五四运动中两个主要的口号。1915年，袁世凯政府跟日本人秘密签订《二十一条》，它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期权的延长。根据中俄之间的协议，大连、旅顺的租借期是到1923年，但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大连、旅顺的全部权益。之后，日本又和袁世凯交涉，要求延长租借期，大连、旅顺的租期要延长到1997年，南满铁路的租期要延长到2002年。这些日本侵略者做梦做得有多长！他们的胃口太大了，他们想在中国攫取的利益，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以百年为单位的。面对侵略中印选择抵抗道路为何有别1840年，中国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而在将近100年前，印度在1757年，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到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了印度。当时英国人曾经有过一句豪言，叫“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这句话说得非常绅士，我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英国大文豪、世界级大文豪，给英国思想、文化、艺术带来多么辉煌的东西。但是话说得绅士，实际上英国人是绝对不能容忍印度的丢失。这种语言行动，实际上就是“宁愿失去莎士比亚，也不愿失去印度”。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巨大差异，话能说得非常漂亮，但实际上不一定能做得如此漂亮。印度的革命跟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印度民族解放领袖甘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其中的典型，他跟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一样。甘地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导致他反对一切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甘地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不要反抗法西斯纳粹，只要不合作就行，因为他在印度推行的就是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怎么打我都行，反正我就是不合作，我也不反抗。他的这种理论在印度可能行得通，但拿去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万万不行。1936年，甘地曾经还接受过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访问。当时在中国，局部的抗日已经开始，甘地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抗日作战，违背非暴力主张。甘地当时这么说：“从一个非暴力者的角度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对付一个开化的日本，还不得不以与日本人同样的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他还说，“假如中国人有了我这样非暴力的概念，就不需要用日本一样的毁灭手段。”当然，我们非常尊重甘地的伟大人格，非常尊重甘地那种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的美德，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真理往前再多迈一步，就是谬误。当甘地把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绝对化，认为是世间解决一切矛盾、纷争、战争、屠杀的灵丹妙药时，另一种谬误也就产生了。实际上，甘地这样的人物，大英帝国的殖民者也是难以容忍的，尽管他主张“非暴力不合作”。在3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把甘地12次抓进监狱，他几乎就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后半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的整个民族解放中，实际上作用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么重大。再回过头来看，英国哪有一点儿“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的绅士风度？他们一点儿风度都没有。把这么一个“非暴力”分子在监狱里几乎关了后半生，这是莎士比亚的风度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印度追求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中，它的选择跟中国是不一样的。日本选择脱亚入欧，区别中国抵抗运动当中国正在不停地尝试选择道路的时候，印度在民族英雄甘地的领导下，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而日本，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最初跟中国和印度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1840年中国遭鸦片战争入侵，日本晚了13年。1853年，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强行闯入日本浦贺港，要求谈判通商，否则动武，日本没有办法。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即《安政条约》。此后，日本与中国一样，一发而不可收。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1860年以后，英国也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日本的命运最初与中国完全一样，从这一点看，东方的整个革命所发生的背景，印度、日本、中国这些国家民族最初遭遇的命运都一样，从当时的东方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入侵，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走的方法、道路完全不一样。当中国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印度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则选择了“脱亚入欧”。日本在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条约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经验：绝对不能跟亚洲这些国家再混在一起，不能跟朝鲜，不能跟中国，不能跟东南亚，不能跟菲律宾，跟谁都不行，要自己走。“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国，同它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这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日本遭到殖民抢掠，在完成自己的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完成了明治维新，然后通过战争掠夺，压榨比它更弱的国家，完成自己的发达。它走了一条战争和军阀的道路，走上一条法西斯道路。当中国正在开展抵抗运动，印度正在开展不合作运动时，日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先顺从，再效仿，最后脱亚入欧”。强权来了，我打不过，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荷兰也好，俄国也好，反正打不过，我就顺从，然后我再效仿，学会用西方的方法来对付东方的国家。日本最直接的侵略对象是谁？第一是朝鲜，第二是中国。通过对朝鲜的占领、击败中国获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完成日本的现代化。印度是怎么走上一条“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中国是怎么走上一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日本是怎么走上一条所谓“脱亚入欧”的法西斯道路，都是在今天观察中国革命的时候，不能不思考的。中国革命绝对不是单独在真空中发生的，是在东方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发生的。20世纪，风起云涌，各个国家民族都在进行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效果完全不一样。当年选择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显，今天印度的状态是印度当年选择的结果，今天中国的状态是中国当年选择的结果，今天日本的状态也是日本当年选择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跟一个人一样，历史进程中大的十字路口并没有几个，一旦选择过去，影响重大。从今天来看，我们都能看清这些重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革命胜利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赢得政权，回顾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很多次都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中国革命的闪光之处正在于无数共产党人艰苦卓绝、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即使到了抗日战争形成统一战线之后，又有皖南事变使得新四军严重损失，1945年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翻脸，想在几个月内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消灭，共产党人多次濒临危急，多次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共产党不是命运的幸运儿，它是最英勇、最顽强、最能奋斗、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一支队伍，所以从1921年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28年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的生命力来源值得探讨。这支军队从1927年建军，八一南昌起义到最后仅剩800多人，但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中国革命的闪光点。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给中华民族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的精神面貌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讲的那句话：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就是新中国的心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是多少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多少代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就像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所付出的牺牲，几百万人的牺牲，几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牺牲。这是新中国最为稳固的基础。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中国共产党内所出的叛徒，向忠发，党中央总书记最后都叛变；张国焘，资深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长期主要领导者之一，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叛变之前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偶然，如果这些曾经担任过党的领导人的人知道这个党1949年要夺取胜利，在未来一定要夺取胜利，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不一定会做。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从林则徐的“禁烟”以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获得的胜利是把“民族救亡”的百年命题最终打了个结。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洗礼，这是任何说教、任何精神财富都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