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住口！放屁！” 于是红革军和她对骂起来。此时，马英从人群里站出来。她双手捂着胸口，那样子似乎在忍着疼痛，忿恨地说： “白慧，你还不醒悟？郝建国都搞些什么？他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你充当他的帮凶、打手，还不及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你诬蔑！我们打的是阶级敌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 她的话被一片口号和起哄声压住。她使劲喊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耳朵里灌满了红革军的哄喊。 “打人凶手快快低头认罪！” “捉住她。拿她和‘浴血’换咱们的人！” 这时已有几个红革军朝她跑来。 情况不妙！她转身朝学校那边拚命地跑，渐渐把追赶者队脚步声甩在后边。跟随着她的只是一片愤怒的呼喊，还有几块砖头从她身边飞过，并有一块重重地打在小腿上。她不觉得疼，一直跑到学校门口。 学校大门紧闭。门两旁的墙上站着自己的人，手持木枪。脚跟旁还放着一堆堆砖头瓦片和空瓶子，以及原先上体育课用的铁头的假手榴弹。他们见白慧来了，开了一道门缝放她进去。 广场上的人极少。主席台那边挂一幅大红布的横标，写着“庆祝红岩中学革命造反派夺权胜利大会”。空荡荡、平光光的广场上，给斜阳印着十数面拉成几丈长的飘动的旗影。中间满是大大小小的砖头。还有军帽、废纸、一两支折断的木枪头；砖块在地上砸成许多小坑儿。显然，刚才红革军和她的“浴血”在这里发生过武斗。眼前的景象表明这场恶斗有多么激烈。 “白慧！” 她搜寻叫她的人。远处跑来一个姑娘，原来是杜莹莹。小歪辫在头上一扬一扬，挎包“啪、啪”拍着圆圆的后腰。杜莹莹跑到白慧的跟前，一边喘气一边说：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 “呵，是你呀！还有谁？最近郝建国叫我找了你三趟，每次都碰到你的大门锁，要不就叫不开门。你出门了吗？” “找我什么事？” “什么事？刚才还出大事了哪！”杜莹莹睁圆了眼睛说。左眼的斜视较平时更明显一些。 “怎么回事？” “这些天，咱‘浴血’的人分化出去不少，都叫马英的红革军拉过去了。郝建国急坏了，还以为你也跑过去了呢l我说你不会，他倒是挺相信你的。马英真不是东西，她剜心眼想把咱搞垮、吞掉。” “咱的人怎么会去加入红革军？” “还不是相信了马英那套鬼话。马英很会造舆论。她说郝建国搞资产阶级专政，打人，镇压群众；还有什么‘打击一大片’啦！破坏党的政策啦！纯粹胡说八道。居然有人相信她那套。人家郝建国为了革命，从运动开始就天天住在学校里。说他搞资产阶级专政，哼！他为什么搞资产阶级专政？难道为资本家吗？纯粹放屁！我看马英不单单恨郝建国、嫉妒郝建国，她有野心！你说对吗？” 白慧怔着，没说话。杜莹莹接着说： “刚才又发生一场武斗。可吓死人了！大砖头来回飞，差点出人命。前两天咱夺了学校的权，今儿请红革军来开会，红革军说咱单方面夺权，不承认。随即就大打起来。事先，郝建国布置好，马英要是反对就把她扣起来。咱人多，不怕他们闹事。几座大楼都布下埋伏。谁知马英很鬼，她本人没来开会。你没瞧见刚才那场面呢！好家伙，可把我吓死了！照这样下去，我心脏准出毛病。” “郝建国呢？” “在办公楼，二楼总部办公室里。你去吧！他见了你保管高兴。我回去了，还得给弟弟妹妹做饭呢！我爹支左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下班又晚。家里的事缠得我分不开身。我可走啦，过两天到你家玩去！” 两人分手，白慧进了办公楼。 搂道里挤了许多人，一片吵闹声，而且吵得相当厉害。这里光线暗，白晃晃的日光从楼道另一端的玻璃窗射进来，从这边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人影。白慧挤上去看，原来是些红革军的俘虏被围在中间。这些人大多和白慧不是同年级的，面熟但不认识。“浴血”的人正在用硬梆梆的拳头教训他们。他们不服，发出被激怒的抗议声。 “你们凭什么单方面夺权？我们就是不承认！你们用拳头棒子也不能使我们屈服！” “去你的！你们破坏会场，想保走资派的权，妄想！印把子在我们手里了！”一个“浴血”的人叫着。 “我们宣布：夺权无效！”被俘的红革军气咻咻地喊道。 “呵--你宣布无效，是吗？”另一个“浴血”的人用一种含着戏谑意味的怪腔调说，“你不过在这儿放了一个屁！” 人群中爆发一阵开心、胡闹和饥消的笑声，并夹杂着辱骂红革军的话和起哄声。有人把红革军的帽子摘下来扔在半空中。还有人上去动手动脚。这些红革军大叫： “你们这是耍流氓，有理可以辩论嘛！” 看来，这种场合毫无辨明是非的可能。 白慧一声没出，看了一会儿，从喧闹和扭打着的人群中挤过，上楼找到了郝建国。他在总部办公室，正与另一个学生研究大字报和标语的内容。 郝建国见白慧进来，只说一声“你坐！”然后扭过头继续对那学生摆着瘦长的胳膊说：“再加上一条‘红革军的坏头头马英是制造2·27反革命反夺权事件的罪魁祸首！’” 那学生的目光一亮，兴奋又赞佩地说： “好！这就带劲了！” “就是嘛！擒贼先擒王，箭头要对着靶心，目标要找准，打得还要狠！”郝建国一拍那同学的肩膀，用一种老练的指挥者干练的口气说：‘“你快去写。必须不出今天把这条标语贴到他们总部门口的大墙上。” “好！”那同学兴冲冲地走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郝建国没说话，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低着头，两只手玩弄着胸前的哨子。他对白慧的态度完全不象杜莹莹说的那样。他相当冷淡，明显表示出对白慧的不满。 屋角戳着几杆卷起来的旗子和一大堆木枪。靠墙排列几个档案柜，柜上的暗锁都撬去了，露着洞眼，却贴了交叉成十字形的封条；还有两张黄木桌，放着一架油印机和大堆白纸与印好的传单。墙上涂满毛笔写的各种各样的口号、漫画人头像和辱骂当权派的字句。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话。这儿原是校长办公室。郝建国坐在这里确实很神气。屋里没生炉火，空气很凉，依然飘着一股挺浓的油墨和墨汁的气味。 “你的政治态度如何？” 郝建国终于说话了。他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几乎是一种审问的口气--问白慧。他没听见对方回答，便抬起头用他敏锐的目光瞥了白慧一眼。这张白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是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好象有种莫解的、又确定了的含意。他刚要说话，白军已经站起来，走到桌前摘下了臂章，又折成两折放在桌面上。郝建国突然象被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椅子撞在身后的墙上。他双手按着桌面，朝她咆哮着； “叛徒！你果然向马英投降了！” 白慧从细巧的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板着面孔说： “不许你诬蔑我！谁是叛徒？” 郝建国抓起桌上的红臂章，在她面前用力地摇着，吼着： “你这是为了什么？” 白慧什么也没说，转身把小辫儿从胸前甩到背后，跟着在总部的门口消失了。 转天，杜莹莹来找白慧。她同白慧扯闲天，表面上没什么事，可是表情不大自然，显得挺费劲。然后，她好象把背着的一件什么重东西扔在地上似的，松了口气说： “算了，我不和你绕脖子了。郝永革不让我说是他叫我来找你的。我不费这份心思，照直对你说吧！他叫我来打听你为什么退出‘浴血’总部。” “不知道。”白慧说，眼睛一动不动盯着窗玻璃上闪烁的冰花。那是寒风奇妙的杰作。 “瞧你！还不说。是不是郝永革冷淡你了？你犯不上跟他生气。他这些日子心情不大好，脾气还见长了呢！这也不怪他。斗争太激烈，咱的人愈来愈少，马英那边愈来愈多，谁也沉不住气。郝永革说……我都告诉你吧！他昨天已经派人了解到你并没去参加红革军。他猜想你是因为你爸爸的事，怕人家揪你的辫子，对不对？” “我爸爸有什么事。现在我爸爸工厂里有一大半人支持他。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谁揪他我跟谁拚！揪我的辫子？哼，敢？！”她扭头对杜莹莹气冲冲地说。 “那为了什么？”杜莹莹见她火了，怕再刺激她而小声地问。 “不知道。”白慧仍面对冰窗。从那里透进来的银色的阳光，把她的脸映得雪白，象白雪。 “哎呀，白慧，你怎么有话还瞒着我？” “我真不知道……” 她好象确实有种说不清楚、不明确的原因。杜莹莹感到困惑了。 “莹莹，你说谁是咱们的敌人？”白慧转过脸，严肃地问。 “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弄明白？反革命呗！” “教师是不是都是反革命？” “当然不全是了。” “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把他们一概横扫了！” “触一触有什么不好？”杜莹莹轻松地反问道。 “我们是把他们当做敌人搞的，还是当做犯错误的同志搞的？” “哎呀！白慧，你真是没事找事。管它呢！革命一搞起来，谁还分这些？” “不对！毛主席说，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好，我再问你，《十六条》上明明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怎么做的？” “那可不好说。搞阶级斗争哪能客客气气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动嘴不管事，还不动武？” “不对！”白慧声音响亮地反驳道，“你好好看看那些书，你的说法不对！” 杜莹莹这才发现白慧床旁的小书桌上放着一堆书。她过去翻了翻，有马思选集、列宁和毛主席的书、党史，几本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小册子，还有一些文学书籍。她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本来看。这是本很旧的书。不灰不蓝的封面上印着“热爱生命”四个宇，已经磨得漫漶不清。书名下边有一行清晰的钢笔字，是白慧的字迹。“请注意，这不是坏书，是列宁爱看的书”。桌上还放着一个日记本，翻开的那页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杜莹莹毫无兴趣地把书放在书堆上，慢声慢气开着玩笑说： “你简直是个学者呀！要写什么文章吧：我看倒是你自己要成立一个总部，另拿出一种观点来。我猜得差不多吧！” 白慧黯然地： “不，我没有资格。我是有罪的人……” “你这是怎么了？阴阳怪气儿的！跟我捉什么迷藏呀！怎么说来说去又是个有罪的人了？你犯神经病了吧！” 白慧不说，杜莹莹偏想知道。后来白慧终于把打人那件事吐露出来。并非杜莹莹追得太紧，却因为此时此刻唯有杜莹莹是可以说话的人；而且这件事对于她说来，又大又沉，心里实在容纳不下，说出来或许好受些。她讲了那次打人的过程。 “我当时只是出于愤恨，不想真打在要害上了！我……” 杜莹莹略感吃惊。但她见白慧身上好象压了一块死重的大石板，快支持不住了，便安慰白慧说： “打牛鬼蛇神算什么错？郝永革他们审问当权派哪次不狠接一顿。不打，他们哪肯服气，哪肯承认呢？” “不，我准把那人打死了！”白慧缓缓地摇着脑袋说。她愁苦地闭上眼，白白的脸上好似蒙了一层灰色的阴云。 杜莹莹看着她，脑子里好象突然悟到了什么，圆圆的双眼象一对小灯那样闪出光亮。她问： “白慧，你说那挨打的女的是哪个学校的？” “不知道。我也没打听过。那天一共十多个学校在咱校开联合批斗会，谁知是哪个学校的。” “你怎么事后也不打听打听呢？” 白慧役回答。她的原因只是一种心理：怕打听来的消息太坏就会更受不了。 “你们打完她，她给拖着往哪个方向去了？” “花园路。怎么？” 杜莹莹抿着嘴神秘地笑了笑，说： “你等会儿。我先问你，那人长得什么样？” 白慧不假思索就说出来：“短发，花白头发，中等个，胖胖的。大眼睛挺黑，黑黄脸儿。嘴好象比较大。”她只要一闭眼，这个形象就能出现眼前。画家如果有这样好的形象记忆力，便是求之不得的呢！ “噢，是她听！她哪里死了，还活着哪！”杜莹莹说。 “怎么，你认识她。” “她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哎呀，我忘了。马英准知道，她初中是在第四中学上的。” “你怎么知道我打的就是她呢？” “那天开批判会，我在场呀！虽然没和你们在一起，可一直坐在台下。那人就站在台前。就是你说的那长相。” “哎呀，对呀！你怎么知道她没死？”她连呼吸都停住了，期待着杜莹莹的回答。 “人冬后的一天，我还看见她在大街上走，后面跟着两个学生。” “真的？”白慧的眼睫毛象扇子一样张开，喜悦地震颤着。 “我亲眼看见的嘛！那还有错！” 白慧的双眼顿时亮晶晶地包满了泪水。好象是她的什么亲人死而复活了似的。杜莹莹给她的好友失常的、近似于神经质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她不明白这件事怎么会如此严重，值得这样悲喜。白慧抹了一下眼，问她： “莹莹，你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吗？你那天在会场上，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你准听到了。” “她？”杜莹莹盯着屋顶一块地方，在记忆中寻找回答对方的内容，“她可能当过圣母军……还净讲些外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什么牛奶面包的，毒害学生。” “真是圣母军？” “唉，你不知道我记性不好。这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又开了多少次批斗会。哪还都记得。反正她不是好人！说不定你打她一下，教训了她，促使她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呢！” 白慧请杜莹莹好好回忆一下，杜莹莹再说的话就不大牢靠了。显然她为了安慰白慧而东拉西扯一些靠不住的情况。于是白慧请杜莹莹帮她再去打听一下。杜莹莹微笑地看看她。答应下来。随后杜莹莹起身告辞，答应明天打听到情况就来告诉她。杜莹莹走到门口站住了，问白慧：“怎么样？你还坚持退出‘浴血’吗？算了吧！你知道郝永革为了你这么做，急成什么样子？他昨晚到家找我。垂头丧气，眼圈还是红的呢！我还没见他红过眼圈呢！他求我来说服你，还后悔当时他太急躁了。样子也挺可怜的！都是老战友了，何苦闹翻了呢？再说你和马英也不是一个心气儿。”她完全是个和事佬。 “回头再说吧！我得和他谈谈。”白慧的话缓和了，脸上如解冻的大地那样舒朗。 杜莹莹因为完成了郝永革给她的使命，又帮助好友排难解纷，除却烦恼，心里也象扔掉小累赘那样轻松和高兴。她开着玩笑嗔怪地骂了白慧一句：“神经病！”同时拉着门把儿将自己关在门外。 自从白慧与常鸣发生了那场冲突之后，多少天来，她如同失足掉进了思想斗争的漩涡里。 几个月里深深印在她脑袋里的那些事物：激昂的、庄严的、亢奋的、奇异和怪诞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口号、观点、见解、豪言壮语、奇谈怪论，一下子都聚拥而来，锵锵锵锵碰撞一起，迸溅出光怪陆离的火花。弄得她头昏目眩。这些事物在突如其来的时候，来不及思考，全凭对它的表面印象确认它。现在不同了，事物愈来愈复杂。它分化，演变，不是清一色了。某些事物的表里也不是同一种颜色。需要认真辨一辨了。 她成了雄辩中的双方。争辩的中心就是启己。具体地说，也就是自己做的那件事情。 她设法肯定了自己，又不由自主地驳倒自己、否定自己。她是自己顽强的辩护士，又是无情的抨击者。反复地否定，否定了又否定。以致由于铁面无私地推翻了自己而陷入痛苦的漩涡之底…… 漩涡是疾转的。转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她不能自己，四肢张开随着某一个想法旋转而沉浮。一股汹涌的热流把她掀上来，又一个寒冷的浪头把她压下去……在深夜，她常常由于这种思想搏斗而彻夜不眠。有时，她光着脚丫下了床，走到妈妈的遗像前站住了；忽然她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因为她受不了妈妈冷静的目光；那目光似乎含着一种深深的谴责。 “妈妈，我对不起您，不配做您的女儿……” 常鸣的话那么有力地反复在她耳边响着： “你的思想是拿口号连缀成的，你却自信有了这些口号就足够了；而对你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并不多。……如果你不善于学习和思索，单凭热情和勇气，就会认为那些叫得愈响的口号愈革命……” 于是，她对爸爸说： “你把书柜的钥匙给我。” “没有什么可烧的了。都是经典著作。”爸爸说。 “我就是要看这些书！” 她把书抱到自己的房间，贪婪地读着，思考着。在大雾弥漫的海上的航船．会更感到罗盘的珍贵。书上的思想如同一把梳子，梳理着她那些纷乱的、纠缠绞结的思绪。当然，她不可能象大梦初醒那样，一下子明白了整个世界。但是她碰到了一些教给她认识周围事物和自己的、令人信眼而十分明晰的格 她朦胧地感觉到；郝建国曾经给她涂在伤口上的仅仅是一种麻醉剂，现在失效了，伤口剧烈地疼起来。颜色漂亮的油膏剥落下来，伤口暴露在眼前。她宁肯把那些油膏全刮得干干净净，看一看这伤口究竟有多深，有多么可怕和难看…… 在这期间，她见过常鸣几次；希望还能听到常鸣的见解，但见了面竟无话可说。两人都尽量躲闪着思想上的东西不谈，仿佛怕再加深分歧。她更没有勇气把自己的隐痛告诉常鸣。如’果常鸣知道了那件事会怎样看她呢？其实，她从上次两人的冲突中已经清楚地感到了。为此，她发愁和苦恼，似乎担心因此失去了常鸣…… 两人见面，好象关系变得冷淡的两国使者的会见，渐渐没什么内容了。她顶多是向常鸣借本书。常鸣连书也不谈，一般只说一句“别转借别人”而已。 两人都没多大必要见面了。不知为何还要见。 今天事情意外地发生变化。当杜莹莹告诉她有关那个一直误以为死掉了的女教师依然活着的情况之后，她就象从一个幽闭得密不透风、毫无希望的大铁罐子里突然蹦出来一样。一下子从漆黑的漩涡里浮到光明的水面上来；身上的重赘全都卸掉了。她感到自己如同一只倘佯天空中的鸟儿那样自由。 原来事情并不象想象的那么糟糕，完全可以挽救。一切都可以重新好好开始呢！ 她站在屋子中间，双手抱在胸前转着圈儿。由于她从小不会跳舞，转圈的姿态不美，很生硬，却完全可以把心中的喜悦表达出来。 她转着圈儿，看见了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的画像，口中喃喃地说。“毛主席，我要好好学习，一切照您的话做。”她又看见了镜框中妈妈的照片，喃喃地说：“妈妈，您可以原谅我吗？”她还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忽然对着镜子停住了，简直不认识自己了。 晚上，爸爸推门进来。花白的眉毛顿时惊讶地扬起来。他看见，放在过道的饭桌上摆满了丰富的饭莱，都是自己爱吃的；女儿容光焕发地坐在桌旁等着他。多少日子来，。家里清锅冷灶，常常到外边买着吃。女儿不是紧锁眉头，就是咬着下嘴唇，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他几次想和女儿谈谈，但女儿只报之以沉默。今天到底有什么变化？一时显得屋子都亮了。 “小慧，今天是什么日子……噢！”他恍然大悟似的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对女儿歉意地笑了笑说，“我又差点儿忘了。今天是二十八日，你过生日，对吧：” “您真糊涂，爸爸！我的生日是上月二十八日，早过去了！”六-------------------------------------------------------------------------------- 痛苦是一种秘密，高兴希望公开。无论谁有了高兴的事，都想叫亲人和知己快快知道。 白慧吃过饭就出来了，急渴渴奔往河口道。她走到新兴路和光荣大街的交口处，突然站住了。常鸣就站在对面。他穿一件深色的棉大衣，戴一顶灰兔皮帽。帽子在夜色里微微发白。他笑吟吟看着白慧，好象一直在这里等候她似的。 “你上哪儿去？”常鸣问。 “我？我……上前边买点东西。你呢？” “我要到那边找个人。”常鸣指着白慧走过来的方向，“不过，不是非去不可的。” 于是，不知从哪里伸来两只无形的手，扯着他俩的衣襟，轻轻拉进横着的一条小街。别看这条街很窄，几乎没有便道，象宽胡同，却又直又长，通向很远的地方。 刮了一天的寒风，傍晚时无声无息地停了下来，空气反而有些暖意。鞋底擦着地面的声音十分清晰。路灯下慢慢行走着的一对影子，一会儿变长了，一直拉成几丈长。一会儿缩小了，渐渐缩小了，缩到脚尖里，然后跑到身后去。当走过一盏灯下，影子重新从脚尖双双钻了出来……白慧看见他们的影子，心跳得象敲小鼓那么响。她不敢看，又忍不住偷着一眼 她本想把自己的秘密全部向他坦露出来。那件事也可以原原本本告诉他了。还有爸爸的情况，妈妈的历史，以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想法、疑问和这些天来精神上某些宝贵的收获。可是，不知是何原因，她现在一点儿也说不出来了。好象一只瓶子刚刚倒竖过来，又堵上一个塞子。她看了常鸣一眼，常鸣低头不语，脸这在黑影里。忽然她感到一种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悄悄来到身边。她害怕了，有如从冬眠中初醒的小树，在春潮将临时颤瑟了……她反而什么也不想说了，生怕打破这奇妙、不安又温馨的沉默。 他们走呵、走呵，一直沉默着。 一道大堤似的黑影横在面前，白慧才知道他们已经走到火车道旁了。喧闹的市声从耳边消失了。这儿有一片小槐树林，当下树叶尽脱，林间给月光照得雪亮。周围太静了，只有远处一家工厂的汽锤声，一下一下清楚地传来。一片灯光在那边闪烁。这里是月光世界。铁轨象两条银色、夺目的抛物线，伸进漆黑的夜雾里。头顶上充满寒气的淡绿色的天空，澄澈而透明。大圆月亮，散碎的星星都挂在上边…… 他们走进小树林，躲着月光。天空的月亮却死跟着他们。 白慧靠着一棵最粗的槐树干背光的一面，抬起眼睛看着常鸣。常鸣的脸浴着月光，朦胧而柔和。幽深的黑眼睛里把一切都表达得非常明确了。白慧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但她努力不使自己低下头，大胆地望着常鸣。常鸣对她说： “白慧，尽管我们在看法上有分歧，但……但我相信，我能理解你……” 这正是她需要和渴望的话呀！ 她突然离开粗糙的、冷冰冰的树干，投进常鸣温暖而有力的怀抱里。脑袋斜倚着常鸣的肩头，脸儿朝外，身子微微颤抖，一滴滴映着月光、永银似的泪珠儿，从眼角落下来。 她听见两颗心猛烈地跳动的声音，但分不出哪个声音是自己的了。常鸣抚弄她的小辫儿，嗫嚅着说： “你是好人……” 并且还说了一些象孩子感到幸福时说出来的那种傻话。 白慧什么也没说，一直流着泪…… 夜深了，他们往回走。走了许久，又回到刚才两人相遇的那个路口。当下四外没有一个人，只有远处传来的高音喇叭的声音。路灯显得分外明亮。他俩该分手了。 “白慧，你能对我说一句话吗？你一句话还没说呢！” “说什么……” “我最想听的。”常鸣期待着。 白慧没张嘴，却给了他一个难忘的、恐怕是终身难忘的目光，常鸣充满幸福地笑了。 “咱们该回去了，特别是你。你爸爸准不放心了，说不定还以为你参加武斗去了呢！明天见吗？明天正好是我的公休日。” “明天见！”她忽对常鸣说，“我明天再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一切。” “好。明天我也要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 白慧把手伸给常鸣。两人握住手。常鸣把她拉到身边，紧紧拥抱在一起。 “常鸣，如果我做过错事呢？” 常鸣陶醉在幸福里，他滚烫的嘴唇贴着她光滑而冰凉的前额上。 “只要是你，我一切都可以原谅……” 白慧无限感动地扬起她在爱的冲动中显得美丽动人的白白的脸儿。他要吻她。她使劲一推常鸣，摆脱了，随即蹦蹦跳跳地跑了。她甩动的小手在灯光下闪了一闪，整个身影便在夜的蓝色中隐没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白慧去找常鸣。 今儿，她穿一件轧了坚条子的绿棉袄，虽然很旧，颜色发白了，却洗得干干净净，又很合身，显出她苗条的身形。她脚上套一双黑条线面的肥头棉鞋，鞋面用棕刷刷过，乌黑如新。鞋带扎成一对一般大小的黑色的蝴蝶结。头发梳得光溜溜，辫子编得又紧又利落。不知因为天气好，还是怕弄乱头发，她没戴头巾。白慧向来不为博得旁人的好感而打扮自己。现在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她白晰的脸微微透出一些红晕，眼睛里仿佛藏着许多感受。这时，如果一个看惯了她往常那种缺乏表情的面孔的人，碰到了她，准会大吃一惊的。 她进了常鸣所住的大杂院。上了楼，敲敲门，没人应答。一推门，原来门是开着的，屋里没人，不知常鸣做什么去了。炉火暖烘烘地烧着，地面刚洒了水扫过；空气中有股湿尘和燃烧木柴的气味。屋内收拾得挺整洁。床上罩一条夫蓝色的新床单，象无风的水面那么平整和柔和。床上的小圆桌上放了几本书，还有一盆玉树，就是先前扔在屋门外边的那盆，积上已被冲洗掉，那肥厚、光滑、饱含汁水的叶子，给窗外射进的阳光照得湛绿湛绿，仿佛是翡翠微的；叶面上喷挂的水珠，象亮晶晶的露珠。 她第一次发现这间低矮的非正式的房间竟如此可爱与舒适，连竖在屋子中间几棵方柱子也显得挺别致。老槐树的枝丫在窗洞口交织成一幅美丽又生动的图案…… 门儿吱呀一声，她扭过头。眼睫毛扬起来，心也跟着提了起来。没见人进来。哟，原来是只小猫。小猫从下边的门角探进来一个白色的、毛茸茸而可爱的小脸。用它蓝玻璃球似的一双眼睛陌生又好奇地打量着白慧。白慧知道常鸣没养猫，多半是邻居家的。她朝小猫友善地打招呼。小猫走进来，通身雪白，后面翘起一条长长的非常好看的大尾巴。尾巴一卷一舒。 “你来找谁呀？”她小声、象逗弄孩子那样亲昵地对小猫说：“常鸣同志没在家。你怎么自己跑进来啦……”她说着，忽想到她也是自己跑进来的，感到挺不好意思，幸好对方是只猫。 小猫走到跟前，傻头傻脑地看着她，朝她柔声柔气地叫，随之用下巴蹭着她柔软的鞋面，表示友好。她弯下腰抱起小猫，轻轻抚摩小猫的光滑而蓬松的毛。白慧向来是不大喜欢动物的。前半年，她和郝建国去搜查一个被揪斗的教师的家，这教师爱养金鱼。他们曾把这种嗜好当做剥削者的闲情逸致，甚至当做逃避革命和厌恶革命的行为。对那教师狠批一顿，并亲手将一缸金鱼都倒进地沟里了。 小猫卧在她怀里，撒娇似地扭着身子，和她亲热地打着呼噜，又朝着小圆桌那边咪咪地叫。 “你是要吃的？噢，不是。你想看书，是吧？好，咱一齐看。” 她抱着小猫走到桌前拿起一本硬皮书。这是鲁迅的一本集子。她翻着，忽然不知从哪页里跑出一块硬纸片飘忽忽、打着旋儿掉落在地。她弯腰拾起来。原来是张四寸大小的照片。照片上是个中年女人。穿制眼，略胖的一张脸儿，黑黑一双眼睛温和又慈祥。深陷的嘴角里含着舒心的笑意。白慧觉得这女人特别面熟，尤其是这双黑眼睛。突然！照片上这双眼好象对她睁大了，睁得非常大。跟着额角涌出一股刺目的鲜血，顺面颊急流而下。双眼闭上了，目光在最后一瞬分外明亮，仿佛不甘于消失似的……紧接着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白慧耳边连续不断地响起来： “她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这声音象一只大锤，一下一下猛击着她；她摇晃着，简直站不住了。光啷一声，怀里的猫和手中的书一齐掉在地上。猫被砸在脊背上的书吓跑了。 白慧手里捏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还是那温和慈祥的样子。时间再一次在她身边停止了，她已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楼梯响了，有人走上来，并传来常鸣的声音： “你怎么这样惊慌张张？遇见生人了吗？那不是生人，是咱的老相识。她名叫白慧。” 显然，常鸣在和受了惊吓、逃下楼的小猫说话。他刚在楼下的盥洗室漱洗过，手端着脸盆走上来。他身穿一件褐色的粗线毛衣，饱满的胸脯把毛线编织的竖条图案全撑开了，里边的白衬衫领翻出来；才洗过的脸湿漉漉地散发着一种朝气，显得清爽又精神。他早听见白慧上楼的声音，知道白慧就在屋里。 “可以进来吗？”他站在门口开着玩笑说。 里边没有回答。他把屋里的白慧想象得幸福又腼腆。 “噢，原来有气派的将军都是这样默许他的部下的。”他笑着说，推开门走进去。白慧坐在圆桌旁的椅子上。他一看见她，立刻惊愕住了。白慧的脸白得可怕，只有眉毛显得分外黑；表情难以形容，好象各种最难受、最痛苦的心情都混在一起，从这张脸上表现出来。 “怎么？”他放下脸盆，问白慧：“你不舒服了？” 白慧直怔怔地看着常鸣。 “你怎么了，白慧。” 白慧依然直盯着常鸣，目光呆滞。她没有力量站起来了，坐在那里把手中的照片举到常鸣面前’问： “这是谁？” 常鸣的神色立刻变了。他把照片拿过去看着，痛苦的阴云顿时跑到脸上，眼里涌出泪水。他声音低沉地说： “这正是昨晚咱们分手时，我说准备要告诉你的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她是我的妈妈！” 白慧挨了致命的一击。她声音颤抖地： “她是做什么的……” “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 没错了，就是她！白慧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见了： “她现在在哪儿？” “死了，活活被那些极友分子折磨死、打死了！”常鸣身子一歪，一屁股重重坐在淡蓝色、铺得平平的床单上。床单的皱折向四边张开。他好象坐碎了一块玻璃。 一刹那，白慧心中的伤口猛烈地撕开了。她的心碎了！她觉得，命运偏偏在这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大陷讲：落进去了！没顶了！然而凭着生命的本能，她在绝望中挣扎，好似溺水的人拚命去抓漂在水面上的破碎的小木板。 “她一定有罪！” 陷人痛苦中的常鸣完全没有去注意白慧和她的话。常鸣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哀号着： “她哪里有罪？她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热爱生活、青年一代和她自己的事业……她哪里做过半点危害人民的事？有罪的不是她，是折磨死、打死她的那些人，那些凶手！” “不，不！”白慧拦住常鸣，生怕他说下去似的，“你了解她只是表面的。你不知道她的历史。她在旧社会难道没做过坏事？没当过圣母军？” “什么‘圣母军’，你胡说些什么。她的过去我全都知道。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受感情的激使，冲动地叫着：“你听，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但不能告诉那些打人凶手！他们也不想知道，不想承认。如果他们承认这一切，还有什么理由毒打人？他们必须否定一切……我妈妈和爸爸都是原北师大的学生，是穷学生。毕业后，每人只有一张文凭，两手空空地失业了！爸爸给一个报馆抄写稿子--对，现在他们会说这是抄写反动文章；妈妈给一个有钱人家洗衣服，看孩子--对，他们会说这是给资本家当奴才，为资本家服务。后来，爸爸和妈妈把积攒的不多的钱全花了，才托人谋到一个中学教书的差事做。妈妈教外语，爸爸教中文。爸爸痛恨旧社会。上课时宣传了进步思想，被人告了密，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给当做‘赤化分子’弄到警察局蹲了一年的监狱。在狱里挨打挨饿，受尽折磨，得了胃穿孔，差点死在狱里。出来后不成人样了。工作也丢了。那时我才两岁多，妈妈怎么能养活得了一家三口人。多亏解放了，救了我们一家。爸爸和妈妈一直没离开讲台，因为他俩都热爱教育工作，更因为热爱青年一代。妈妈说过‘总跟青年在一起，心也总是年轻的’。爸爸带病坚持工作。后来两人都先后评为‘一级教师’。妈妈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照的。五九年爸爸旧病复发，大吐血死了。爸爸临终时，手指着我就是不合眼。妈妈说她一定把我培养成材。爸爸摇头，表示妈妈错会了他的意思。妈妈明白了，哭了，说‘我一定为党、为祖国把象鸣鸣这样一代代的孩子们培养成材’。爸爸才含笑闹上眼……妈妈她……整天象牛一样工作着。下了课，就和同学们谈思想、谈学习和工作，做个别辅导，常常忘了吃饭，很晚才回家。吃过饭，又带着身上的粉笔末子趴在书桌上批改学生作业，有时到深夜……当然，现在他们会说这是‘不遗余力地毒害青年’，那就由他们说去吧！反正历史不是靠他们做结论的。妈妈是个多么忠诚、勤恳、善良的人呵！年复一年，她把多少批学生送上了大学，或者送到工农业战线上去。年年春节、我家都聚满了妈妈历年教出来的学生们，有的看上去和妈妈的年龄差不多了。他们在哪儿工作的都有。有的已经很有成绩了。但他们依然还是那样尊敬和热爱妈妈……你看，你看吧--”他跳起来，拉开柜子的抽屉拿出一包报纸裹的挺大的包儿，两只激动得抖颤的手从中撕开纸包。把一、二百张照片撒在圆桌上。照片上的人各式各样。有的是军人。有的是三三五五在一起照的。还有和常鸣的妈妈一同合影的。常鸣大把大把抓着这些照片，“看吧，这些就是所谓的妈妈毒害的人！难道这就是她的反革命罪证？凭这个来要她的命吗？妈妈的身体原来并不坏呀，她还能为革命做多少年工作呀！但被那些凶手关在学校的地下室里活活折磨死了，冤屈死了！一次次的毒打、酷刑、人格侮辱。他们揶揄人的尊严还不够，还要象法西斯一样，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那些自称为革命派、喊得最响最凶最漂亮的家伙们，他们的所做所为正是摧残革命的本身！我就是因为妈妈，给他们赶出家，到这里来的！不，不，不，白慧，你不要捂着耳朵，你不要怕听这些悲惨和残忍的事情。你应当了解我的妈妈……她临死的时候，两条腿全被打坏了，站不起来。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她肯定不满运动，仇恨运动！”白慧双手捂着耳朵大叫。 “不！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强大！她所恨的是那些背离党的政策而胡作非为的人，恨那些破坏运动的人！恨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妈妈临终时对我说……‘鸣鸣，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相信是非早晚会分明，到那一天，别忘了到我灵前告诉我一声……’一个人临终的话，往往是他心里最想说的话。白慧，你不要摆手，你听我说下去……” “不，你不要说了。这不是真的！”白慧紧闭着眼，激烈地摇着双手。 “是真的。没有一点虚假。”你听我说呀！” “不！”白慧突然张开眼睛，眼球通红，带着泪水，强硬而发狠似地说：“她不是这样一个人！” 常鸣呆了。他从迷乱的痛苦中惊醒过来，奇怪又困惑地望着白慧。白慧忽然站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拉开门跑下楼去。她的模样完全象个疯子。常鸣大叫： “白慧，白慧！．你这是怎么回事？” 常鸣一夜没睡。天亮时疲乏极了，昏昏沉沉刚合上眼，忽听门那边嚓嚓地响。他睁开眼，问： “谁？” 没有回答。只见从门缝底下一点点地塞进来一个白色的东西。 “谁？” 他下了床。这时他听到一个人跑下楼梯的脚步声。他开了门，从地上抬起那东西，原来是一张信纸，折成一个交叉成十字花儿的菱形小纸块。他急忙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楼下看去，只见一个围着头巾、穿浅绿色棉外衣的女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出大门去。那正是白慧。他想喊住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打开信笺看，顿时呆住了。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下面是信的原文。 常鸣： 你恨我吧！我打过你的妈妈，而且是狠狠地打的，打得头破血流！我是你的仇人！ 我昨天本想告诉你的正是这件事。谁知事情这么巧。这么残酷。她恰恰是你的妈妈。但我觉得这种巧合很好：它是对我最公道、最有力的惩罚。比我自己恨自己、自己打自己解气得多！ 虽然不见得是我把你妈妈打死的（这决不是为自己辩解。也决不想求得你的宽恕！）尽管你说过你能原谅我的一切（我知道，这里边决不包括这件事）。但我想把这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因此我想见你一面。今晚八点钟，我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等你。我知道，你恨我，不愿意再见到我，我却请求你来。这恐怕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 我等你。 你的仇人和罪人 白慧 常鸣捏着这张信纸，地面好象在脚底下液化了。周围一切可视的都虚幻了，化做无声的烟…… 当晚，阴了天。下了大雪，又起了大风。 大弯渡口平日人就不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又是夜晚，几乎渺无人迹。渡船不知停在岸哪边了。漆黑而空阔的河口上，大风雪好象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披发魔鬼，在远近发出一片凄厉的怪调的ao叫。开始时，不知哪儿还传来呼喊渡船的声音，跟着就消失了。 透过一阵阵飞卷而过、白茫茫的雪雾，隐约可见渡口处堤坡上的灯光大钟前，孤零零立着一个人影。钟上那根短粗的时针指着八点的地方。 这是一个女孩子，就是白慧。 雪花给风吹得有了力量，沙沙打在她的衣服上。大钟圆形的玻璃面上有大字报贴上又撕下来的痕迹。红色的秒针飞快地转动，时针渐渐移到九点、十点、十一点……她还是孤零零地站着。风雪愈来愈大，她却象一段锯断了的树干，一动不动地立着。浑身挂满雪，快变成白色的了。积雪已经盖住脚面，但她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闪着绝望而依然坚定的期待的光。第二卷一-------------------------------------------------------------------------------- “傻瓜！地道的傻瓜！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出息、保命、毫无作为的逍遥派。逍遥派就是对革命的颓废派。你同意我这么评价白慧吗？” 郝建国用他金属般嘹亮的嗓音说。他和前几年的样子有明显的变化。脸颊更瘦，颧骨突出了，下巴失了，轮廓也就更加清晰。由于长期处于严肃状态中，鼻唇沟过早地加深，和他的年龄，和他年轻的面孔很不调和。但那双距离过窄的大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敏感而犀利，锐气不减当年。他一方面，有种在复杂的斗争中养成的成熟、老练的劲儿；一方面还有种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还戴军帽，穿绿色军裤，上衣换成蓝华达呢制服。脚上不穿胶鞋了，穿的是厚底的黑牛皮鞋，鞋面象漆过那样亮，鞋底沾过水，走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当下他倒背手在屋子中间极慢地溜达着。仿佛有意欣赏鞋底发出的吱扭声。 他对面坐着的是杜莹莹，只是人胖了些，其它变化不大。孩子般的单纯气和温和的性情仍保留在她的圆脸上；左眼自然还是那样向外微微斜视的。她说： “我就不同意你这样议论白慧。你总骂她，好象和她有什么私仇似的。” “我和她有什么仇？我是说当年她不该当逃兵。不然的话，她也和我一样干出来了。不至于到一千里地以外‘修理地球’去！我没说她是‘坏蛋’，而说她是‘傻瓜’！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不，你不了解她。她是自己要求走的，怎么是傻瓜呢？” 郝建国咧嘴笑了笑，说：“好，我们撇开她，先说说什么样的人是傻瓜……”他正说着，外边有人敲门。“哦！你等等，有人给我送椅子来了。咱一会儿再接着说。”他到外边去开门。．当下他们是在郝建国的房间里。时间已过了五年。现在是春天”。屋内阳光明亮，窗外的树全绿了。 五年中，无论什么都有显著的变化，人更是如此t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动荡暂时平歇下来之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去支边支农。白慧走了；郝建国留了校，靠着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资本和拚力奋斗，飞黄腾达了；杜莹莹因心脏病，留在家中休养。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这些暂且不说，单说郝建国的名字，也从“郝永革”改回来了。 郝建国的皮鞋声从外边响了进来。他一边扭口头说： “放在过道就行了。” “不不！我给您放在屋里吧！”随着这声音走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矮粗、眼球发红的男人。他穿得破旧，形容猥琐；头发和肩膀上沾了几朵柳絮。他搬进两把亮闪闪的电镀折叠椅，靠墙放好。杜莹莹认出他是学校财务组的老张。老张看见她却没认出来。他对郝建国挤了挤红红的小眼睛，露出殷勤和讨好的笑容，说： “郝主任，我给您挑了半个多小时，差不多都有毛病。不是电镀有残，就是皮面颜色不鲜。就这对儿最好！” “嗯：”郝建国朝他满意地、嘉奖似地点点头说，“你倒挺能办事。不坐坐歇会儿吗？”他这句客气话，实际上是不客气的逐客令。 “不了，不了！”老张立刻领会到郝建国的意思，忙摆着手说，“您再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吧！您这儿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杜莹莹觉得不大好意思，站起身说。 “您歇歇吧，我没事。” 郝建国是背对杜莹莹站着的。他用背在屁股后面的手摇了摇，示意给杜莹莹，叫杜莹莹别再跟这人客气；同时对这位老张平淡地说： “好，你回去吧，回去好好歇一歇。” 老张非常知趣，转身已到门口，又回过头伸长脖子如杜莹莹使劲点点头，表示再见，随即被郝建国送出大门。 郝建国回来，向崭新的椅子高兴地膘了两眼，转而对杜莹莹说：“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噢，说到‘傻瓜’了。究竟何谓‘傻瓜’，何谓‘聪明人’呢？”他好象来了灵感似的，目光一闪，“我先问问你，你说，刚才送椅子这个人--他是原来咱学校财务组的会计老张。你还记得他吗？好，gA就说他吧：你说他是聪明人还是傻瓜呢？他费了很大劲给我买来椅子，还向我献殷勤，你准认为他是傻瓜吧！不，也许你还不知道老张的情况。他贪污过一千元。定为坏分子，已经调到后勤组监改去了。我呢？校领导，革委会副主任，专案组长。他拍我的马尼还算傻吗？当然，这只是想讨些好，早点给他摘去帽子。小聪明，算不得什么。但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道理--评价一个人聪明还是傻瓜，先要看看他所处的地位，再看他怎么去做。聪明人善于改变自己的处境，能够发现和抓住他周围的有利因素、有利时机，设法变被动为主动。傻瓜则恰恰相反。尤其在处于逆境和劣势时，傻瓜总是听其自然，束手无策，坐守待毙。聪明人却要调动起全部的主观能动性，所有脑细胞都处在最活跃的状态中。现在，该轮到评价白慧了。她表面挺聪明，在运动初期积极能干，可是她老子一出问题，她就象蜗牛一样缩回去了，不敢干了。其实那时也有人给我爸爸贴大字报，攻得也挺凶。当然他的职位比不上白慧的爸爸，也比不上你爸爸，仅仅是个车间主任。可是我根本没对别人讲过。自己顶着干，比谁干得都猛。怎么样？杀出来了！现在我的职位反比我爸爸的高。我可不是夸耀自己。有些道理，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运动开始时，我还有些简单、幼稚、狂热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挺可笑。在政治斗争中，不能动私人感情；所谓的’正义感’也轻易不能用。你单纯，就容易被利用。你只有好心，那你准倒霉。没有权，你的好心又顶个屁用？权又是怎么来的？人家白送给你吗？不……哎，这些话你可别跑出去乱说。我从来还没对别人讲过，仅对你。当然不单因为你可靠，更重要的原因，我不说你也明白……”他用目光表达着另一种语言。 杜莹莹低下头，圆胖的脸蛋涨得鲜红。郝建国正在追求她。近半年，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和明朗化了。郝建国又敏锐地、不大放心地瞅了她一眼，半开玩笑地说： “你可别出卖我呀！出卖我的人决没有好下场。马英怎么样？闹了一通也没留校。滚蛋了，和白慧一块儿耍锄头去了！” “去你的！谁出卖你？我不懂你那些什么聪明呀，傻瓜呀。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傻瓜，听其自然，束手无策；我没你那么大能耐，一辈子也聪明不起来了！我只想快点把病养好，早点工作。至于白慧，你说的还是不对。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当时退出‘浴血’并不是因为她爸爸；她去支边，一是她愿意去，二是她非去不可的！” 杜莹莹给郝建国刚才那几句话气急了，一不留神把一件秘密暴露出来。这件秘密正是郝建国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到底白慧当初为什么退出“浴血”？到底她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去支边，而且还要求“愈远愈好”？现在，郝建国好象忽然从杜莹莹身上发现了一根拴着这秘密的绳头。他要牢牢抓住绳头，把那件百思不解的秘密拉出来。 “莹莹，这些话你以前从没对我说过。我反正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了。要是有一点隐瞒，你查出来，可以把我弄死！我一直以为你对我毫无保留，原来并不是这样。”郝建国看了看杜莹莹迟疑的神色，改换一种不满的口气说，“告不告由你吧，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现在想加人‘浴血’也没地方加入去了。‘浴血’对于我，也早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你以后要是有话不想告诉我，就一点儿也别露；别露半句、留半旬的。我就怕人这样，好象不信任我，我自尊心受不了！” “你真能逼人。她不过因为打了人！”杜莹莹说。 “打人？打谁？” “她说是一个女教师。在校门口打的，还是运动初期的事呢。那个女教师姓徐……” 郝建国恍然大悟。他想起五六年前的那件事。他的记忆力极好。 “噢！我还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其实这件事发生时我也在场。当时我就察觉到她害怕了，畏缩不前。事后她向我承认了。我还给她打了气儿哪，哪知道她还当做一回事。那时，哪个牛鬼蛇神没换过接！白慧不过打了一棒子，见点血，就疑神疑鬼的。我看她的神经不大健全。怕事的人更怕死，她要上战场打仗准是个逃兵。”随后，他又好笑地说，“你还说我刚才判断得不对呢。我说她不是傻瓜就是懦夫，现在看来两样全说对了！”他声音嘹亮地笑了起来。 “不，她说她打死了那个女教师，叫我去替她打听。我一打听，那女教师还确实死了！” “哦？！”郝建国脸上的笑顿时没了。 “但不是白慧当场打死的。是后来叫第四中学的几个人折腾死的。” “哦！”郝建国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他问：“那有白慧什么事呢？又不会有人找到她头上来。” “是呀，我告诉了她，可是她还说自己有罪。后来我才知道……”杜莹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口，好象遇到什么障碍来个急刹车。 郝建国飞了她一眼，沉吟一下说：“你现在说的这些事，过去可都没对我说过。”这话中有责怨杜莹莹对自己不够忠实的意思。他先用这句话刺激一下杜莹莹，然后追问道：“后来你知道什么？”他的口气似乎非要知道不可。 “她，她因为和一个青年要好……” “噢？谁？” “就是那年十月二日咱们在公园庆祝国庆，我们在船上打闹，白慧掉进湖里，那个把白慧救上来的人。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记得听！你还借给那人一件军上衣穿。对吧！又怎么回事？” “那人恰恰是白慧打过的那个女教师的儿子。” 郝建国呆住了。一瞬间，这意外的情况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妒嫉、恼恨、幸灾乐祸的心理，杜莹莹是根本不会知道的。他从鼻孔里冷冷哼出两声，撒着嘴挖苦地说： “好妙，好妙！谁说生活中没有小说。这也称得上‘今古奇观’呢！那小子知道白慧打了他妈妈吗？” “她向他承认了……” “真混蛋！后来怎么样？你能不能痛快点儿，别这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就别告我！” “后来两人决裂了！那青年不能原谅她。她去支边，也为了不在这里再碰上那人。” “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在屋中间来回踱着步，皮鞋吱扭吱扭地响着，明亮的黑眼珠在眼眶里来回游动。突然他站住了。目光闪闪地死盯着杜莹莹问：“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不大清楚。我想不会有吧！” “那小子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 杜莹莹见他的模样有些狠巴巴的，心里挺怕。 “你问这个做什么？” “有用：这事关系到我。白慧打那女教师时，我也打了。打得比她厉害！” “你不是说，这不算什么事吗？” “你真糊涂！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形势吗？现在不算事，将来不见得不算事。造反派现在是大爷，没人敢碰，因为上边支持。明天将怎么样，你敢担保？你笑什么？你以为我胆小吗？我的胆才大哪。胆大不是胡来，细心不算胆小。你没看到目前有人想翻运动初期的案，在搞落实政策。那死鬼说不定也会落实。虽然她不是我们打死的，但死鬼的儿子要是恨白慧，万一说出白慧打过他母亲，事情再一追究，难免我也要受牵累。这事和学校里的事不一样。学校的事我说了算，外边的事就由不得我了。到那时，我的仇人也会借故搞我。我必须设法防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杜莹莹心里役了主意，郝建国恼火了： “你这人真怪！告诉我怕什么，又牵扯不上白慧。要牵上她就得牵上我。在这件事上，我俩利害相关。莹莹，我明白告诉你，将来如果我要在这件事上倒霉，我本人倒没什么。就怕你受不了。我可预先都向你交代清楚了！” 杜莹莹担心地看着郝建国，说： “我记得那人住在河口道三十六号；名字，名字，记不得了……” 郝建国听了，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这就行了，有线索就好办。谢谢你呀，莹莹！”同时，他给社莹莹一个温存的眼色，使杜莹莹害羞地埋下头来。 郝建国很快就打听到这青年叫常鸣，是红旗拖拉机厂的工人。他立即带专案组里的一个心腹，以专案调查的名义去找常鸣。 红旗拖拉机厂很大，当前正搞学大庆运动，厂内外大墙上贴满红色标语。一进大门，道旁竖着两排很大的玻璃展窗。窗内挂满先进人物的大照片，作为表彰。每张照片下都写着他们平凡而感人的事迹。 郝建国往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从这些照片上扫视而过。他眼里所感兴趣的不是旁人的光荣，而是过错，因为后者对自己有用。但这时他的目光却在一张照片上停住了。照片上是一张青年人喜气洋洋的脸。照片下端用红毛笔端端正正写了两个字：常鸣。他扭头对随来的人冷冷地说：“就是他！”同时，狠狠地咬了一下嘴角。 到了党委接待室，接待他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厂领导。人矮，不胖，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满头稀疏松软的头发，有一两绺总滑落到额前来。他很热情。当他看过调查介绍信，得知郝建国他们来找常鸣了解情况。便主动而情不自禁地喷喷夸赞这个青年的工作和品行；一边不住地把滑到额前的头发推到脑顶上去。郝建国厌烦地截住他的话，问道： “他的政治表现怎么样？” “很好。他是我们厂一连三年的厂级先进工作者。学习刻苦，能结合实际，很有成效。” “我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是积极的，在运动中表现很好。” “对他母亲死的问题呢？能不能正确对待？有没有抵触情绪？”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看着郝建国冷冰冰的目光，皱起眉头。他对对方问话的内容和审问式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不满。他把这在额前的一组头发推上去，回答得冷淡又简捷： “他的母亲正要被平反。” 郝建国听了这消息一怔，暗中庆幸自己来得正是时机。他不想和这位总去弄头发、不大对味道的厂领导多费唇舌，便说： “我见见常鸣本人吧！”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走出去。不多时，一个高高的、结实的青年走进来，说： “我就是常鸣。” 郝建国一眼盯住他，上上下下打量他，目光显得挺忙碌，好象要从对方身上寻找出来什么似的。他丝毫没有因为眼前这个青年曾是他凶狠棒打过的已经死去的女教师的骨肉，而有任何感触和不安，反倒非常仇视他。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桩隐秘--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白慧，就是白慧自己也不知道。在恋爱没发生之前，往往是单方面的钟情、痴情、或自我安慰。那时他还小，不会表白，只想接近她并引以为快慰。从校团总支、红卫兵连部到“浴血”兵团，他一直和她在一起。他所感到的幸福唯有自己懂得。可是自从白慧突然退出“浴血”兵团到坚决奔赴“愈远愈好”的边疆，她好象一只给风卷去的风筝，愈飞愈远，拉也拉不住。他曾几次找到白慧，先是请她回到“浴血”兵团，后是请她留在城市，却遭到白慧的拒绝。他曾猜想过这里边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缘故，但无从得知。白慧和杜莹莹不一样，她不想叫你知真的，你休想知道。这也是他喜欢白慧的原因之一。 在白慧走后一段时间里，他曾给白慧写过一些很热情的信，但他一共只收到两封口信，平平淡淡地回绝了他；此后连张明信片也没再寄给过他。自尊心和感情受到挫伤；爱就渐渐变成恨；这便是杜莹莹说他总是驾白慧的根由。虽然现在他不那样对待爱情了，对这种东西有了新的概念和理解，但他对这个少年时代所爱慕的人却有一定程度的例外。直到今天他才明白，他不能求好于白慧的一个最关键的障碍，原来就是坐在他对面这个陌生的青年…… 今天他来找常鸣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与杜莹莹谈过的，要设法使常鸣出证证明他不知道白慧打过他母亲，免除后患；二是要在常鸣与白慧已然破裂的关系中，再切下一刀、彻底搞散了。 他用自己事先想好的办法，先兜着圈儿问常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琐事。常鸣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些话题对他们有何用处，尤其是郝建国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同他谈他的私事．这做法把常鸣搞糊涂了，哪知郝建国在故布迷阵，麻痹他。就在这时，郝建国骤然扭转了话题，非常迅速地问道：“你认得白慧吗？”然后，一双距离很窄的黑眼睛死盯着常鸣。同时，与郝建国同来的那个人打开一个小本子，准备记录常鸣的回答。 常鸣遭到意外的袭击，如同挨了一枪，全身震栗般地一颤。一瞬间，他眼中流露出的全部心理，都给郝建国敏锐的目光捕捉去了。 “我认得。”常鸣说，极力恢复平静。 “你怎么和她认得的？”郝建国要乘对方混乱之际多弄出一些实情，所以追问得很紧。 “我救过她。那次在公园，她掉进湖里……” “不用说了，我们全知道。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偶然相识。” “后来发展成什么关系？” “熟识。”说到这里，常呜已经平静下来，思路也清楚了。 “她找过你几次？”郝建国问。旁边一个飞快地记录着，钢笔尖在纸上嚓嚓响。 “十来次。” “你找过她几次？” “我没去过她家。” “真的吗？” “真的！我不认识她家。” “你们什么时候中断的联系。” “认识后的两三个月。” “为什么？” “因为--”常鸣想了一下，说，“因为她不来找我，就中断了。” 其实，郝建国已经知道事情的底细，不是他不想揭露，而是不能揭露。他所需要的回答恰恰不该是事情的真相。他脸上没有一点反应，问话转到另一个内容上： “你们都谈些什么？” “很少谈话。我们的关系一直到中断的时候还是陌生的。她来找我，只是出于感激而来看望看望，因为我救了她。”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 “不详细。” “你听说她打过人吗？” 常鸣听到这个问题，他的表情变得很难正确描述出来。大概因为他这一瞬间反映出的心理活动太复杂，他低下头沉默了，没有及时回答。郝建国怕常鸣由于憎恨白慧而说出事实，便改变了问话方式： “她说她没打过人。” 常鸣抬起头来。他的脸色灰白而难看，终于这样回答： “这个……我不知道。” 郝建国露出笑容，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回答。由此他也猜到了直到现在白慧在常鸣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他要借此，把得到的回答落实得再具体一些。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被……被打死的！” “被谁打死的？” “第四中学的几个人。这件事军管会和第四中学的革委会都知道，正在调查。” “她没在别处挨过打吗？” “我不知道。” “白慧没打过吗？”郝建国又一次突如其来地问道。 “没，没有” 郝建国立即站起来，从同来的那人手中要过记录，逐字逐句看过一遍后交给常鸣，口气变得缓和又客气： “你看一遍，如果属实，就请你签名并按个手印。” 常鸣看过后放在桌上，垂下头没有说话，仿佛他心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郝建国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个圆形的红印盒，打开盖儿，咔嚓一声放在常鸣面前的桌上。常鸣迟疑地伸出手指，指尖微微发抖，在印盒里一个劲儿地按着，好象下不了决心把手指抬起来似的，直把整个指尖都沾满了粘糊糊的红印油。 “怎么？你的话不属实吗？你如果听说白慧有什么问题就揭发吧！” 常鸣忽然冲动地、神经质地把血红的手指猛抬起来，在记录纸上狠狠按下，又好象咬住了似的，手指按在上边停了半天才拿开，纸上便留下他清晰的指印。他做了一个违背事实的、对不起死去的妈妈却有利于白慧的证明。他扬起头来。郝建国看到他前额全是汗水，神情痛苦，泪水在眼眶里晃动。郝建国完全明自他是什么心情，只装没看见。 “请问你们，她在哪里？”常鸣沉了一会儿，问道。 “谁？” “……白慧。” 郝建国膘了他一眼，问：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否则就不会问你们了。” 郝建国停顿片刻，眼珠移到眼角上，跟着又移回来，反问常鸣。 “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有目的。” “那你就没必要知道了。” 屋里静了一下。常鸣又问： “再请问你们，要我证明这个做什么？” “对不起，这是专案工作，性质是保密的，也不能告诉你。我们只是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相信你的话，相信经你盖手印作证的全是事实。刚才你的领导赞扬你对党很忠诚，在我们短短的接触中已经深有所感，你是不会对党说瞎话的。希望你始终如一。至于白慧--”郝建国换了一种关心的口吻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和她接触了。” “她……怎么了？” “我们不好告诉你。不过请你相信，我们是爱护你，为了你好。” 说到这儿，郝建国从常鸣脸上表情的变化看出自己的目的和期望的效果都已经达到了，便站起身，表示常鸣可以走了。常鸣走后，他便找来那个花白头发的厂领导，办好取证的手续。在回去的路上，郝建国嘱咐同来的人不要把今天的事对任何人讲，然后跑回家，趴在桌上，给白慧写了长长的一封信。二-------------------------------------------------------------------------------- 在张家口正北数百里的地方，是一片干燥、平荡荡、浩茫无涯的高原。高原上没有突兀的大山和幽深的峡谷，最多是些碟子样的浅浅的盆地。到处铺着黄橙橙的细沙，长满丰茂的绿草；大片大片乳白色的羊群在上面蠕动。晨曦中，草原是蓝色的，远看就象反映着蓝天的巨大的湖泊；羊群便是飘曳的云影。还有一群群馒头状毡房和积木似的新房舍点缀其间，充满高原草原所特有的空阔、清新和恬美的诗意。 锡林郭勒盟包括的十来个旗县就散布在这儿。盟的繁华中心叫做锡林浩特，是个有新兴气象的小城市，却也有着悠长的历史。市区正北有座三四百米高的小山，形状如毡房。因此得名叫做敖包山。它在平得象绿色的大纸板似的草原上乳头般地凸出来，非常惹目。早在远古，人们从漫无边际的草原上到这儿来，就以它为标志。山上有座古庙，庙院内保留着一株盘根错节、生长于唐代的古槐。凡是在草凉上生活了三四十年以上的人，没有没见过它的。 五月在这里，很象内地的阳春天气。阳光把空气晒得暖融融。到处那么透亮、干净，好象都用清水洗过、罩了一层玻璃似的；草原早就绿了。百灵鸟在很高很高的空中鸣啭，根本看不见它们；只有一阵阵银铃般动听的鸣唱洒下来。敖包山开满了杏花与桃花。这些花香混同高原上青草的气息，给风吹得到处飘散。虽然气味变得淡薄了，但此地人对这种气味非常敏感，一当闻到它，便油然生发一种对珍贵的往事深沉的眷恋……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来登山，站在山顶放目远眺，伸向天边的草原的绿色，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得一样远。离人遥远的事情总是属于将来的，或者是过去的。连外地来的客人仁立山顶欣赏这种景色时，也会引起联想，唤起记忆或幻想中的形象而流连忘返…… 常鸣在山顶上足足站了两个小时。他在暮色中走下来，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的感觉。短外衣的袖筒里带着些草原醉人的气息。 他回到市区大街的一家招待所里，进了自己的房间。多日里对面的床一直是空的，现在却放了一个褐色的大手提包，肯定新来了一位客人。再一看，桌上摆了许多点心水果，还有一张便条裹着一张长途汽车票。他看过便条才知道本地拖拉机修配厂的同志们已经替他把明天返回去的汽车票买好，约他明天在车站上见；桌上的点心和水果是留给他吃的。 前几个月，这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去到常鸣的工厂请一名技术员，工作期限半年，帮助解决些技术问题。常鸣虽然不是专职的技术员，但他很刻苦钻研，对于解决非一般性的技术问题都能胜任。领导很信任他，就派他来了。他在这儿工作不到三个月，一切进行得挺顺利，问题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他打算明天离开这里返回去。敖包山是草原上的名胜古迹，他来后工作很紧张，一直未能去玩玩。所以今天下午抽暇去一趟，又怕修配厂的同志们知道了要陪他去而耽误工作，便没有声张，自己俏悄去了。 他吃了一点东西。只听屋门“哐”地一响，走进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斜背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两步就走到常鸣面前，简直可以说是闯进来的。这人的脸通红通红，显然喝了酒。他的鼻子、眼睛、嘴、耳朵都是大号的，伸过来的一只大手紧握常鸣的手。这手又热又肥厚又柔软，象个胶皮的热水袋。 “我叫马长春，就是长春市的‘长春’那两个字，你就叫我老马好了。我是独唱演员，在沈阳工作。” 他的嗓音明亮、圆润、柔和，底气很足，显然在发音和用气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常鸣想起他曾经是位颇有些名气的歌唱家，不过近几年似乎销声匿迹了，听不到他的歌声了。常鸣摇了摇他握着的手，热情地说： “我叫常鸣。听过您的歌，您唱得很好。” 马长春先是兴奋地睁大眼，接着摆摆脑袋，叹口气说： “那是当年‘过五关’时候的事了，现在‘走麦城’了。不提那段儿啦！”他说着，把挎包摘下来扔在床上，又摘下帽子扔在一边，满头浓密的黑发立即象钢丝那样翘了起来，有几撮竖得直直的，那神气仿佛在说“你压不倒我：”他拿出烟递给常鸣一支，常鸣推回去，表示不会抽烟。 马长春极爱说话，说起来滔滔不绝。而且爱议论不平的事和谈论自己。不知是过量的酒精造成的，还是一种天性。 “我以前唱的都是抒情歌曲；现在呢？只要激情，不要抒情。歌儿不应该唱，而应当喊，拚命地喊，直嗓门，音量愈大愈好。最好是如雷贯耳，震聋观众的耳朵！因此，我来这儿，想调到这儿来工作。在草原上唱歌，你有多大音量也不够用的。哈哈，我这是笑话。我是给一群非常革命派挤得没饭吃了！哎，老弟，你说说看，凭我这几句话能定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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